(《吃茶去》杂志)了解茶和茶文化，不能仅仅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五四以来中国人抛弃的儒道禅等国粹、国学重新拾起，这样很容易成为文化沙文主义，应该视野开阔一点，或者毒辣一点，认清楚当下的社会生活现实和茶本身的现实。
一、社会生活现实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同于以往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大审美经济时代，信息与知识已成为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甚至有人对物质生产公然宣战，提出精神经济的概念。人们购买产品除看使用功能之外，还十分重视其审美功能。如果农业经济时代主要靠体力取胜，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被视为偶像，工业经济时代的大机械化生产已经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击得溃败，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将科技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人的物质力量、体力已经异化为火车、挖掘机和生产流水线上永不停息的机械运动。人的耐力、毅力、体力、持续工作能力比不上机器。但是目前，知识已经不再是万人追捧的皇冠，人的知识已经异化为计算机、电脑，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计算速度、储存容量远远比不上电脑。大审美经济时代的人还剩下什么，人们面对那些永不停息的固定的物质性活动和刻板的逻辑思维活动，痛定思痛之后，才开始觉悟，才开始回到人的核心竞争力上，不再去和机器比力量，和电脑比速度，回到精神和情感本身，于是精神和情感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标识。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还乡。还到何处?何处是乡?其实是精神之乡，目前世界人口流动迅速，人类已经没有传统农耕时代一般意义上的故乡。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社会已然不再，市场经济大潮将世界上的每一种存在都变成可交换的商品，人也是一种商品，商品需要流动才能实现价值，人类再也无法于同一个地方封闭起来，终老一生。海德格尔生活的时代面临着技术大爆炸，他将诗人的目的定义成还乡，其实是还精神之乡，灵魂之乡。尼采大呼“上帝死了”之后，诗人就承担起填补上帝空缺的重任，为人类寻找另一种寄托，另一种超越技术主义和欲望主义的精神归属。
服务业、休闲产业的崛起将精神消费、心理消费和情感消费提至前台。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文化含量、注重自身的精神生活。这种优雅生活不是曾被建国初期人们所嘲讽的小资情调。小资情调建立在剥削劳苦大众血汗的基础上，大审美经济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意识形态越来越趋同化，阶级对立的鸿沟逐渐抹平。公共政治比庙堂政治更有影响力。精神体验和情感体验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追求。我曾经问一个朋友，你觉得什么是安逸的生活，她说，安逸就是幸福快乐的感觉。我又问，什么是幸福快乐，你又怎么能保证你的感觉不出问题。她说，幸福快乐就是真心地笑，笑过之后，觉得充实有能量，而不是空虚无着落，这就是一种安逸的，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们的精神始终没有着落，灵魂依然四处游荡。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当你舍弃一切世俗烦扰，独自面对灵魂时，还能问心无愧地说，我尊崇了我的自由意志，我很幸福。我始终固执地相信茶是一个可以寄放灵魂的场所。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纯精神的物质来平衡社会上大行其道的纯物质的精神，不止一人将精神比作灯的火焰，我也曾相信人死如灯灭，只要灭掉肉体，精神也随之消亡。但是物质不灭定律早已宣称，精神也有永存不朽的品格，这是一个从信仰精神向消费精神转换的时代，实在不该再对其大加鞭挞。从杯中一片片起落浮动的茶叶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转型，这是茶的荣幸。
二、茶本身的现实
茶作为一个文化元素，是自然人化的一种表征，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完美展现，茶已经超越了完全客观的植物性，成为一个庞然大物，没人能撂倒它，没人能完全忽视它。当我们坐下来沏上一壶茶和三五知己谈天交心的时候，当日本茶道师毕恭毕敬、谨小慎微地点上一碗茶的时候，当滇桂地区土著居民在高耸入云的大茶树下焚香祭拜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茶已非一片叶子这么简单，它是一个承负文明的载体，一种表达情感的语言，一个抵达智慧的通道，一个最草根，也最精英的文化元素，甚至可以连贯整个人类文明史，从茶叶这条线索出发，能够深入历史的腠理，探寻民族的兴旺与衰朽，追溯文明的起源和流向。从南方嘉木到灵魂之饮，茶叶经历了无数次蜕变，终于从一片叶子跃升为一片人的叶子，当茶进入人的审美视野，茶也就开始承负某种专属于人的意义。陆羽写下“南方有嘉木”的时候，茶第一次与山野间屈从于自然规律的其他植物相区别，获得了道德意义。千利休将冰冷的武士刀刺入腹部的那一刻，茶开始与信仰称兄道弟。目前，茶成为休闲产业的助推器之一，成为一种优雅生活的象征，当精神也成为商品的时候，道德和信仰也就扯下陆羽和千利休时代的神秘面纱，和生活本身一同起舞。
对于茶人来说，茶就是生活，是存在，是一切可见与不可见。茶是一个与我们生活密切关联的，无限延展，并继续膨胀的文化符号。可以明确地说，不了解茶，不知茶为何物，我们可以生活，并且能够生活得很好，但是如果深入了解茶之后，我们则可以更加容易抵达生活的幸福之域，智慧的澄明之境。在日益注重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的今天，茶也许是一条捷径。茶是精神化最成功的物质符号，是一条通向优雅生活的可资选择之路。
无论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是中国人，要弘扬国粹，认祖归宗，还是因为我们生在21世纪，一个科技发达，物质财富空前膨胀，灵魂急需安顿的时代。我们都应该认识茶，了解茶，认识茶文化，了解茶文化。茶是什么?有人说它是一片叶子，叶落归根，腐烂成朽，有人说它一次修行，平凡的生活因茶而充满高蹈的意义，还有人将其当作神灵，视为祖先。茶究竟是什么?
三、茶成为茶本身
这种说法来源于一个朋友，我后来思忖良久，发现它已经完全超越质料之茶和精神之茶。我是在一场茶文化讲座之后向他抛去这个问题的。“你认为茶是什么?”
他当时有些迟疑，稍微酝酿一下说道，“茶就是茶本身”。
听了之后，我立马笑喷，好像他说了一句废话敷衍我。其实不是，仔细辨别就会发现，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并且有至理名言的潜质，茶应该成为茶本身。真正的至理名言通常是些无关痛痒的说辞，它们舍弃现实之中非此即彼的价值思维模式，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本体世界，本体可以诞生价值，价值却无法回到本体。一般意义上的名言都是某些二流知识分子站在本体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一次划界，并很快受到追捧，比如《你不懂我，我不怪你》这篇享誉网络的文字，当年余秋雨大红大紫之时，其作者就是余秋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名声大噪，于是网上又流传出几个署名莫言的版本。他们希望在灰暗的现实中画出一些线，让黑成为黑，让白坚守白，为大众也为自己指明道路，当然这种工作很重要，这样的文本语言确实具有蛊惑力和实践力，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之言是坚守概念本身，为事物本身划出界限，不是盲目去断言，将事物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
《道德经》有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看来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下士。几乎所有的作家对茶都十分热爱，觉得茶不应该是叶子这么简单。著名学者葛红兵的新书《上海地王》出版后，有一个篇访谈，他说到：
饮茶，是一种修炼。写官场、情场、钱场，我都用茶来做暗喻，有人习惯铁观音，救世度人的感觉，有人习惯大红袍，红袍加身的感觉，茶道里有真正的人生道理。我现在也到了这样的年龄，说话不愿意说满，读者能体会多少，是多少。所以，有的读者看了网上或者报上的连载版，就说，我看完了。我说，不对，小说是文字，是禅悟，真正的曼妙在这些被“情节”连载删掉的部分。越是写茶，我就越佩服庄子，他的行文方式，用树、鸟、水等为材料，构筑一个丰满的哲学世界，我写茶，写藏族少年等，都是这个意思。
意识繁盛的作家和文人是爱茶的物质性，精神领域工作的以臧否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将茶当成一种语言。他们觉得茶应该是一种修炼，一种特殊的语言，能言人不能言，道人不能道。但是，茶毕竟不是神，也不是叶子，茶就是生活本身，存在本身，茶就是茶本身。李曙韵说，茶之谓道，无非生活。这里的生活并不是物质生活，也不是精神生活，而是一种超越精神与物质二元对立模式的一种更为本质的生活，就是存在本身。
茶具体是什么应该取决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你说茶是一种信仰，其实和当下的启蒙潮流相悖逆，你说茶只是一片叶子，也与目前社会上甚嚣尘上的国学热，茶文化热格格不入。总之，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你既可以将茶当成一片叶子，也可以将其视为神灵，顶礼膜拜。自由、多元是时代的主题。无法为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只好用一种批判的姿态去姑且为其划定范围。茶是茶本身，这句话本身包含着批判思维，隐含着另外两句话，即茶不是神灵，茶也不只是叶子。茶就是生活本身。就像这么一句话一样，人不会上天堂，也不会下地狱，人只会在人间，因为人间本身已经包含地狱和天堂。
【摘自2015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陈升毕(湖南长沙)，系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茶学系】
刘小华，永兴人，高级农艺师，国家一级评茶技师;先后主持省人社厅、省教育厅“茶事”“茶叶生产加工”“制茶技能”大师工作室。
刘大师爱老大老实地摆点龙门阵，摆龙门阵不用文本参考，好比收割稻谷，随手堆垛，自有稻谷飘香。不像北溟三写作文，像打麻将，码放得整整齐齐，小心地一张一张打出来，却常常打出一铺烂牌。
大师摆龙门阵，方言如影随形，明白的会心一笑，不明白也就罢了。方言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出现，一直是常态，最近的比如作家王朔新作《起初·纪年》系列，略远点的比如作家何顿《我们像葵花》，经典的比如《西游记》……不胜枚举。在方言的表达上，和本文一样，大都从音不从形。
摆龙门阵，不就是自由么?把壳子吹起，葵花子嗑起。
永兴，是黔北四大商业古镇之一，素有“一打鼓，二永兴，三鸭溪，四茅台”之说。数百年的时间里，经商是永兴人不变的主题。后来浙大西迁办学七年，而后又有抗战时期的“民国十七临教院”荣军官兵常驻于此，到处弥漫着那种铜臭中带点儒雅，儒雅中带点匪气，站着时争强好胜，坐下来那样又息事宁人的风气。市井如此，茶馆自然就不甘落后了。
本人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从记事起，目睹了带着浓厚市井文化的永兴茶馆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摄影：岳龙)
那些年代里，坐茶馆就是喝茶听书、听戏;偶有茶客茶友之间面红耳赤地争论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谁胜谁负;茶馆文化经历了从京剧折子戏《失、空、斩》到“造反派”宣讲会等一系列转变。茶馆的功能从躺椅上喝茶打瞌睡到黑市交易;从公开的休闲娱乐，转入地下打牌赌钱。茶客从捡“过龙茶”吃的“二齁”变成戴“红袖章”的“造反司令”;又从造反司令沦落到装疯卖傻的神汉。体制上也经历了从私人老板到“合作化高潮”，从集体所有制改制转为个体经营等一系列的变化。数十年的茶馆文化演变就是永兴社会历史的缩影，成为了那种“怀书+古装戏”杂交出来的特色文化——“口头文学”的滋生地。每每回忆起这些，犹如一幕幕的电影蒙太奇在我的脑海里重现。于是，我觉得永兴应该有一篇“永兴味”的文章把这些故事记载下来，不写出来心中总有一种堵塞的感觉。
“一街”的江家茶馆及后来的牛马店茶馆
上世纪60年代初，因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高潮，全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农村有了土地下户，乡镇集市允许少量的粮食、种子及部分生产资料自由交换。省重点水利工程杨家坪水库和湄江东西二干渠，主要建设地在永兴，省水电厅设“湄江水利指挥部”于此。在水库建设进入高潮时，就有指挥部、设计室、工程处、施工队、突击队数百人常驻;外来的“209地质队”也入驻永兴;铜仁汞矿、务川汞矿车队也必经此地，给古镇带来了一点商机，乡镇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各种服务业如茶馆、饭店、旅社应运而生。供销社成立了饮食服务总店，把开照相馆、理发店、牛马板车店、饭店的所有人作“过渡商”，让他们出资投劳，联合办店，自负盈亏。所谓“过渡商”就是把私营小商、小贩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当时永兴镇有一、二、三、四大街的格局。一街就有江(方言读音“冈ɡānɡ”)家茶馆，位于永兴镇政府附近;牛马店茶馆(含牛马板车住宿)位于牛马市场下面，投资者用张家民房开办。主要服务过路的牛马板车，包括“骡马占槽”和人宿栈房。茶馆当然就是附属设施了。
这个茶馆后堂有七星排灶一座，顺墙而建，石水缸一口，可容二十挑水(一吨左右);大堂两侧有折叠式竹椅近三十张;一丈二的茶凳数条。最多时这个茶馆前后堂总共坐上四五十人。当时茶叶是国家二类物资，对生产方实行“统购统销，购九留一”的政策，其实就是农民生产的茶叶必须全部售给国家，留下的所谓的“一”也要由当地供销社按计划分配。茶馆就免不了要买点“黑市茶叶”补充了。
茶馆主堂上坐着的收银员是实质上的老板娘，人称“冈(江)二娘”，有客人来到时，就喊“二娘，发碗叶子!”这里讲的“发”是“浸润”的意思。当客人落座，掏出五分硬币放在茶凳上，跑堂的应一声“来了!”就在柜上领一副放了茶叶的“三套件”盖碗，左手放碗提盖，右手长嘴壶冲满并盖上，道一声“慢用”。跑堂的一般身兼两职，除了提壶掺水，还要挑水和煤，烧火加煤管灶上的事。记得“牛马店茶馆”挑水的是一名抗战老兵，驼背瘦高个，八字胡、缺牙巴，不善言语。挑水、管灶、跑堂本来是他的基本工作，但是由于和煤封灶是技术活只能自己干，至于提壶掺水的活，则经常由一些没茶钱又要混茶馆，收“过龙茶”喝的人代劳。谈到“过龙茶”，在永兴是有说法的，原意是被冲过一两开或是喝过已没味又被回收再次冲泡的茶渣，后来也泛指被他人用过或被抛弃的事和物。
这个茶馆有个特殊人物，是早期合作化高潮时“带资入店”的一个的孤寡老人，据说解放前他是“一贯道”，靠给人问卜占卦、“掐时”“看水碗”为生，由于揭发斗争地主私藏鸦片(有人说是他自己藏的)，立功后，“带资投劳”入店，现已年迈，生养死葬由集体负责。于是，他在店里占了茶馆后堂的一间阴暗的小屋，暗地里做起老本行来，小屋里供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还有忠义双全的关老爷，一旦有人带上粑粑豆腐香蜡纸烛前来问卦，就会从他那阴暗的小屋门缝里漏出一丝烛光和香火味，同时伴有打卦敲磬的声音，从门缝里偶尔看到老人口中念念有词作疯癫状，等老人醒来，双手合十面对香客：“恭喜，恭喜!灾星已过，紫气东来，东南方有财喜哟，今年不发明年都要发哟!”当香客谢过，问其报酬，老人总是满脸慈祥地重复一句话：“我就算了!我就算了!就是菩萨要点，菩萨替你消灾了，三两块随便拿。”其实就把保底价“两元”告诉你了，香客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张两元钞和带来的“粑粑豆腐”恭敬又不舍地递给老人。送走客人，老人随后就在集体的灶上将“贡果”加热处理，当他拿起一双筷子双手合一地对在座的茶客们细声细气地说：“各位，请，请”不等大家回话，又说，“对不起哈，各位，我吃点私饮食哈”。这一动作，有点像现在的茶艺师在舞台上“奉茶”。总之，老人的存在给茶馆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
(摄影：岳龙)
在那人性被扭曲年代，很多人没什么尊严可言。在永兴就有一些好吃懒做又喜欢坐茶馆收“过龙茶”闲聊之人。常有客人“发一碗叶子”喝一开或根本就没喝就有事离开了，这时“二娘”就将这碗茶收到柜台下面“待分配”，有踏半截鞋收“过龙茶”喝又愿帮忙的人来了，“二娘”便开口道：康二或二齁，“这碗茶还酽得很呢”“二齁”接过茶碗道一声“谢谢二娘”便找一个位置放下，到灶上提壶掺水顺便把满堂客人茶碗的水掺满，随后的半天，有客人喊“拿开来”，康二或二齁由于免了五分钱的茶钱，就自觉起身提壶掺水免费服务去了。
这个茶馆没有说书人，也没唱戏的。主要是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居多，如猪、牛贩子和牛马板车的车夫等等，客源复杂，信息量大，但文化不高，坐在茶馆胡吹一通。例如他“在哪里见到了有一根豇豆十八斤呀”“哪里食堂敞起吃呀”“火车上吃饭不收粮票呀”“哪里有个公公被儿媳妇杀了啊”“重庆又抓了个强盗，杀了两个人，能在长江上平步如飞呀!后来被“老派”(公安干警)制服了”，听客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听得胆战心惊。讲述人大都以“见多识广”自居。
其实这个茶馆的服务对象还有做猪、牛、骡马生意的贩子或中介人。中介人号称“偏耳”，他们对谈生意，一般是“偏耳客”坐中间，买卖双方一左一右，三人坐在一排，“偏耳”在长衫下拉着买卖方的手分别左右比画，说“这格的整，这格的零”，经“偏耳”左右几拉几扯就谈成一笔生意。最后是“偏耳”决定其中一方开茶钱，“人缘好”的“偏耳”有时示意把在场其他茶客的茶钱也一并开了。“偏耳”在收取中介费的同时，还随便打了点“秋风”，下次来茶馆就有人开茶钱了。
偶尔也有人在茶馆暗地里做一些布票、粮票的黑市交易，这就是当时茶馆里的商业行为了。
在那个年代，所有信息来源，如政策宣传、会议通知、物资供应、商贸往来，一是靠“夏大爷”鸣锣通知：“各家各户要注意呀!防火防贼，人人有责，水缸担懑，来客要报!”这是夏大爷每次提锣的开场白。二是街道召集的群众会，街、排长讲阶级斗争，讲忆苦思甜;三是看张贴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当时叫‘安民告示’如国庆节每户居民凭购粮证供应豆腐一块，猪肉一斤等);再就是在茶馆里听那些靠谱和不靠谱的“所见所闻”了。
二街的“群力社茶馆”
“群力社茶馆”顾名思义就是“群力社”办的茶馆。
在合作化高潮时，各行各业都有了行业的集体组织，如饮食业成立合作饭店;剃头的成立理发店;拉牛马板车的成立运输合作社，开栈房的成立合作旅社，有劳力的也成立了搬运合作社等等。最后还有大批无职无业“闲散劳动力”就由镇政府派干部组织成立群力社，组织劳动力对外劳动服务，如“挖土方”“开山放炮”“筛砂”“砌保坎”等技术要求不高的活路，这就是早期的劳务派出机构。
成立了“群力社”，大量闲散劳动力就聚集在一起等候安排活路，群力社大堂里经常是人满为患，为了解决大堂拥挤的问题，大家群策群力，想出了办一个茶馆的主意，提供给“闲散劳动力”们，花五分茶钱能够在这里边喝茶边等“活路”，这是开办群力社茶馆的初衷。一个叫郑香久的四川籍老人，属国家优抚对象，吃住都在社里，自然就成了茶馆的主管了，人称郑大爷。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这里因陋就简，“闲散劳动力”们从庙上抬来几条摆香炉的长凳作茶几，买了几十把竹折椅、长嘴壶，茶杯茶碗都是高台土窑烧制的“盖碗‘天、地、人’”三才杯;用集体食堂大灶改造为七眼排灶;地主家被没收的大水缸也派上用场。这里没有固定工，也没有什么“幺师”，除郑大爷外坐堂收钱“发叶子”外，提壶给水和煤封灶都是零时安排闲散劳动力们，报酬是免一碗茶钱，基本是义务，只有到“谢家井”挑水是每一挑五分随到随付。
(摄影：岳龙)
群力社茶馆很是热闹了一阵。“闲散劳动力”们坐茶馆可议论哪里有“活路”可以做，哪里挖土方可以得到两块钱，哪里有食堂吃得饱等等。除交流劳务信息，等活路做外，当然也吸引了一批被下放回原籍的“右派”“臭老九”和一些落魄文人。记得有遵义四中下放的老师“陈伯伯”、农业局下放的技术员“陈伯伯”，还有浙大附中的校友“覃叔叔”等;他们在一起经常闲聊《三国演义》“空城计”如何的精彩;诸葛亮三张“出师表”如何的文采飞扬;有时候还用指头在茶凳上敲打节奏，即兴来一段二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呐啊.....”。还有“饱读诗书”无所不知的“黄老师”，每次进茶馆不管身上有没有灰尘，进门之前先用手指弹一弹口吹一吹上衣，然后就双手抱拳操“北平腔”“各位老幼尊卑请了!”，当然也不乏附庸风雅之徒，同样抱拳回礼“请了!请了”。其实，永兴的这种“茶馆礼仪”大概就是“怀书”和“古装戏”的杂交出来的吧。
群力社茶馆人气不断上升，这些现象让经营者看到了商机，于是，就请来一个鸭青(公鸭)嗓的说“怀书”的“蒲堤大师”，蒲堤是四川人，何时来到永兴场已无法考证，他头戴一顶土黄色瓜皮毡帽，常年穿着一件蓝灰色土布长衫，随身除折扇、惊堂木和取暖的竹灰笼外，长衫下面还有一件法宝，是茶馆公开的秘密，就是夹在长衫下面有一个“猪尿包”。他一进场就有“粉丝”迎上去给他提灰笼并扶他上座，唯独一只手在长衫下面操纵“猪尿包”不要别人帮忙。所以他一晚上喝茶说书连场不下桌子，个中奥秘不言而喻。
“怀书”又称“评书”，受到地方戏曲影响，他用他那带磁性的老生鸭青(公鸭)嗓说本地方言。每当说到精彩之处，只见他从头上提起毡帽在空中画个圈，同时拖长腔调“只见那太上老君抛出乾～坤～圈～呼～正中大圣头上～”这时，大师便折扇一收，朝大堂画个圈，听众的目光随着他的折扇所指方向“要知后事如何?各位，我的豇豆钱”，蒲堤从来不明说收听书钱，眼示，板示，身示，手示，只要动作一出，“特粉”们心领神会，端着小簸箕，茶客们三分两分，每晚二次。这样表演韵味浓，不呆板而活泼，庄重而不轻浮，很接近听众。从《西游记》《三侠五义》《说岳全传》《济公传》，维持了很长时间。
也曾有过重庆、遵义、贵阳路过此地的说书人客串一场《烈火金钢》《红岩》之类，时时爆满。后来又有一个湄潭川剧团的“角”，剧团解散后在永兴定居，靠卖耗子药为生。茶馆里也有“星探”呀，就把他请来主场，配合当地原十七临教院培训过的京、川剧票友们，定期不定期在茶馆坐堂“打、唱”，当地称“围鼓”。后来，只要是永兴坐茶馆的人都知道京剧的“唱、念、做、打”四功或哼几句“西皮”“二黄”“道白”川剧“清音”。黄老师一进茶馆那一声“北平腔”“各位请了!”大概也来于此吧。
这个茶馆好景不长，因“踏半截鞋”吃“过龙茶”的“二齁”成长为戴红袖章的“造反司令”后，经常带着民兵来茶馆检查，看有没有地、富、反、坏、右“臭老九”坐茶馆并“放毒”，如果说书人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内容就被视为“放毒”，就要被抓。但一般说书人非常机智，本来书中说道：“只见得那少年，脚踏步云靴，身穿蟒子袍，呼!呼!呼!踏云而来……”有好心的茶客在门口报一声“司令将至!”这时说书人灵机一动，惊堂木一拍，话锋一转“各位革命群众听到!高高山上插红旗!全国人民大团结!防火防特要注意啊!”。“齁司令”一进门口就用他那带着“阶级仇恨”的眼神，警惕地环顾四周，看有没有“地、富、反、坏、右分子”在那里享受无产阶级的茶馆阵地，就将“造反派随员”递上的一杯还有点酽的“过龙茶”狠狠地吸了一口，说“就是要讲政治嘛!”于是就大讲：“地主张四爷，砍了我家莲花白，阶级仇民族恨，还欠我两挑牛粪!若是地主资产阶级复辟了!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之类的。茶客们听得目瞪口呆，这二遍苦，究竟有好苦呀?
后来这段时光，茶馆的生存就可想而知了。
中街的合作茶舍
中街的合作茶舍是甘家茶馆和周家茶馆，这两家茶馆在永兴要算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了。两家茶馆起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周家茶馆”与“甘家茶馆”经合作化高潮合并后称为“合作茶舍”。茶馆由四个门面合并打开，有四十多套竹椅，十来张八仙桌，大水缸、七星灶、三套件的陶瓷茶碗、长嘴壶一应俱全。主管是人称“袁三孃”的不算太老的老太婆，主管经济财务和全面工作安排，官方称“袁经理”。一般不到大堂服务。挑水的是个“端公先生”(道士)，除挑水和煤外，经常“走穴”，给死人做道场“安灵开路”。要是在今天，他肯定是某协会会长了。
(摄影：岳龙)
几位出资人各有特点，甘家出资人“甘二婆”，主管坐堂“发叶子”，出资人周家也有一个老太婆，人称“周大婶”，传说“周大婶”是原“十七临教院”一个旧军官的太太，很是讲究，和“袁三㜳”“甘二婆”一样，一双穿尖尖鞋的细脚，经常是头上缠着一条白布帕子，但折叠有致，白净的皮肤在白色的帕子下露出饱经沧桑皱纹显得更加苍白。周大婶的工作是主管茶叶质量。凡从生产队或“黑市”买来的八九成干可以短期存放的“土茶叶”，茶馆有“一眼灶一口锅”，专供每天营业用茶“回锅提香”之用。所以“周大婶”每天早饭后从保管室领出未生香的茶叶，柴火烧水洗锅，等灶中柴火燃烧过后，明火转为炭火。只见那周大婶用手试锅温，炙手即可，再将茶叶倒入锅中，用“细火慢焙”之法，一只手扶在灶上，一只手慢慢地旋转锅中茶叶“回锅提香”。这一工作一般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所以经常是茶馆里“茶香四溢”，“周大婶”却由于疲倦，紧闭双眼，几分钟后，一个惊厥——手被烫了!回过神又把锅中茶叶又和它一转。直到茶叶焦脆，高香扑鼻，顾客闻香而至，“发碗叶子!”“周大婶”才将茶叶起锅迎客。每当回忆起“周大婶”的“回锅香”茶那晶莹剔透的汤色，豆香高扬，滋味甘爽，不觉两颌生津。
这个茶馆规模相对较大，位于中街，集中了较多的“落魄人”，特别是当地人被限制不能出外的“五类”分子和下放原籍的一些“臭老九”。例如，两个“李伯伯”都是茶馆的常客，“大李伯伯”是富家子弟，受过教育，风趣幽默，琴棋书画无所不晓。在“革命群众”眼里是一个游手好闲之人。“小李伯伯”姓李名绍成忠厚老实人称“李大爷”，是国民党的抗战老兵，穷苦出身属于革命派团结的对象，两人在一起故事就来了。
李大爷有件“狗屡黄”的呢子军大衣，在日光下油亮油亮的，四季不下身。关于它的来历有两个版本，一说它是战利品，是长沙保卫战战场上从日本死人身上剐(脱)下来没上缴的;一说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送给他的。有一天下午，李伯伯来茶馆坐下，沿街给人“箍水桶”的李大爷路过茶馆，两人见面一招呼就坐下来了，李伯伯问：“绍成，你这件大衣真好呢!”“嗯!罗斯福呢军大衣”“你好福气呀，怎么得到的呀?”
这时李大爷的话匣子打开了：“长沙会战前几天。司令长官要检阅部队。我排在受阅部队前列，一声立正!枪上肩!敬礼!前方走来了一位身材魁梧，披挂全金板子的将军!我不看不要紧!那不是当年在我班上实习的士官生薛岳吗?忍不住一声‘薛岳’!从我口中蹦出来。长官一惊!回头，是谁!?我马上回答：‘上士班长，李绍成!’话音没落，就被长官的‘马弁’拖到后面一顿毒打哟。晚上我在营房里起不了床，外面喊“司令长官到!”，我刚挨打。更是被吓得起不来了，一看，还真是司令长官薛岳来看我来了。他一进来就问候了几句，老班长，让你受罪啦!然后叫‘马弁’给了我几块大洋，又把他身上那件呢子大衣盖在我的身上。”李伯伯听后连声叫好!旁边有好事者说：幸好是薛长官的马弁打的哈，要是被蒋委员长打的话，你怕脸都不洗哟。
李伯伯机智幽默，喜欢拿人开涮，在永兴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一个身穿“涤确凉”衬衣，又有点透明身材比较丰满的少妇从茶馆经过，男性茶客们眼神全被吸住了，李伯伯见状有些不雅，忙用指头搞打茶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娃儿!背得没有?”
这样的故事在周家茶馆发生太多，主要是听得多。
李伯伯还讲了一个解放前夕发生在茶馆里的关于我家“幺外公”的故事：外公家几弟兄都在经商，唯“幺外公”是个读书人，一家人供他在贵阳上学，据说与他一个地下党员的同学去过上海，也曾经被国民党县党部抓去过问，听说外公们几弟兄花了很多银子才把他弄出来。他每次回家，总是西装革履，出入于茶坊酒肆，坐在茶馆大谈其谈他的所见所闻，发一些对时局的牢骚，时不时抛出一句古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子在川上曰：斯者如斯乎!然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我。”这些，就是他的口头禅了。永兴茶馆哪里容得下他在那里咬文嚼字，于是，有一天正与他的一个“发小”谈得起劲，家里有人叫他就离开了。旁边有挑事之人问发小，“刚才‘曾老幺’骂你，你没听见吗?”发小说“哪里哟?”挑事之人说，他连骂你两句“然而!然而!‘燃’者，烧也，‘儿’者，子也，就是说你是‘烧火佬’的儿呀!”。发小立即起身。找到当时曾家的“当家人”二外公，曰：“二爷，我有什么对不起曾家没得?”二外公“没得!没得!”，发小又曰了“我有哪里对不起你家幺兄弟的没得?”二外公急了“没得!没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家曾老幺哟，在茶馆当众骂我是烧火佬的儿哟!叫人好不寒心哟。”二外公连声“对不起!对不起!家门不幸啊，出这个不昌盛的，等我把他找来，问证清楚!要真是这样，改日摆酒席赔罪”。便叫人把“幺外公”找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好一顿“家法侍候”。
茶馆的常客，还有饱读诗书的黄老师，也常来这里，不管哪个时候，黄老师的中山装都是一直扣到风领扣的。他喝茶不同于一般茶客，首先他是读书人，是不吃“过龙茶”的。早上五分钱“发碗叶子”，喝一开后，起身回家吃饭，将茶碗存放到“周大婶”柜台下面，中午来了，再拿来冲它一两开，就是一杯茶管早、中、晚。“提壶跑堂”的人也很现实，当你将早上“寄存”的那碗茶中午取出来再落座，就不会像“发叶子”时的“头开”那样快了。只能等到新来客人“发碗叶子”喊“拿开来!”才顺便给他冲水。所以，经常在他高谈阔论受冷落的时候，就喜欢把我们在茶馆玩的小朋友叫到身边，每人发好几颗葵瓜子，问问：学习遇见什么难题啦?喜欢看的什么书?听的什么戏?当时我家旁边就有一个出租连环画的图书摊，所以，我就实话实说，“‘花书’(连环画)!‘西游’孙悟空‘三国’”。黄老师说：“三国的故事也很好，我有空讲给你听。”有个大点的说“我喜欢三国《借东风》《包公传》”，这时黄老师发挥了，只见他摇了摇脑袋，“看来你还喜欢戏剧文学，好!好!我小时候就喜欢读‘关汉卿’，大学就读‘莎翁’”(黄老师读什么“大学”我们不得而知)小朋友说，“我晓得了，晓得了，‘莎翁’就是河沙坝堆的‘不倒翁’我也堆过的。”黄老师生气了，“孺子不可教也!你不懂，我是叫你读关汉卿的《窦娥冤》，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后来在茶馆里还给我们讲“王家花坟”“牌坊”哪年修，那年毁。反正永兴的事他无所不知。还讲了很多“包公传”“三国”“七侠五义”的故事。后来我们读了《三国演义》才知道，他讲的都是“古装戏”的“折子戏”。还是遵义四中下放的陈伯伯，农业局的陈伯伯给我从“曹冲称象”“孔融让梨”讲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还教我多看书，开卷有益呀，我似懂非懂，但为我后来喜欢读书打下了基础。
王家茶馆及一些背街的小茶馆
永兴上半截街的王家茶馆以及一些巷道小茶馆，是在“文大”后，百姓生活开始好转，市场开放而自发开办起来的。因开茶馆成本低，没有说书唱戏的，也没有“周大婶”的“回锅香”茶叶，技术含量就不说了。茶客喝茶的同时有黑白电视机可观看电视剧《霍元甲》等，除王家茶馆稍具规模外，其余的都是只有十来把竹椅，盖杯、铝壶这些是永兴人抹不去的记忆。记得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还是五分一碗的茶钱。因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在后期，这类茶馆发展五花八门麻将、大贰，还有简易“拉OK”，也可谓“功能齐全”。但这类茶馆在特殊的时期充当了特殊的角色。
时值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本地一些“下放”人员纷纷回到工作岗位。市场开放，市民们忙于全民经商，“三教九流”过往也少了。由于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的地位也相应提升，并且农产品可进入市场自由交易。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还没完全解体，农民的生活方式慢慢地开始转变。服务对象自然就转向近郊的农民了，如近郊的菜园生产队就以二街杨家茶馆为生产队会议的集中地，永兴桥就以周家茶馆为会议的集中地，高家湾生产队就在王家茶馆等等。他们在劳动之余，晚饭后，不约而同分别走进自己生产队的“专属”茶馆，讨论明天做什么活、用什么种子、怎么挞谷分配或哪家“红白喜事”咋整等。
“文革”期间的治安主任、造反司令也不甘落后，争相开起茶馆来了，据说，那个“齁司令”的跟班“治安主任”开起“地下茶馆”，为了满足他那个人欲望，除“睹博”外，还开的是“黑猫”旅社，在“严打”时被取缔，听说还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造反司令”“二齁”不会开茶馆，却当起神汉，在路边摆起“八字摊”给人算命去了。
当然，服务对象还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散淡的人”。他们留下了老茶馆“口头文学”的遗风。所以在茶馆里发生了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当年就有一个王氏家族中的单身汉，四十出头了，人称“花叔”。“文革”时忙于抓阶级斗争，没时间学文化，但在茶馆里听了好几段书和折子戏，更没时间谈媳妇，所以，一直单身，茶馆是用“街政府”的公房开的，因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以就理所当然地住在茶馆大堂的阁楼上。族里人都为他担心，经常给他提亲，一会是龙塘湾的张二嫂，丈夫出去做生意被狐狸精缠住离婚了，只有两个娃儿;一会是堡上的唐二娘，丈夫是饿死的，只有四个娃儿，本人想改嫁上街来住。最后花叔选定了相对年轻身体丰满的张二嫂。
看定年月定就期，在族人的张罗下，街里街坊帮忙，摆起酒席，好不热闹。有几个年轻人组成迎亲队伍，扛起花烛，抬着聘礼，鼓瑟吹笙，尔呐～尔呐～接个媳妇来烧茶!迎亲去了。
没去迎亲的人在家边座席边等待，两轮酒席摆过。只见迎亲队伍一个个垂头丧气，倒拖着花烛回来了。原来，迎亲队伍到了以后，说媒人介绍花叔的营生有误，说花叔没手艺，又没房子，又不会做生意，上街喝西北风呀!——不来了。大家愤愤不平，花叔媳妇没接成，又花钱办了酒席。议论起来，说：“过龙茶”哟!还看不起花叔。并将备好的饭菜处理完，忙完手边的活。劝花叔来日方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早点休息。
众人作鸟兽散，当夜无事。
第二天，大家担心花叔想不通，清早就来到茶馆，朝阁楼上喊“花叔!花叔!你还好哈!昨晚上啷格过的哟”，花叔虽然没读好多书，但在茶馆听了好多“怀书”和“折子戏”呀。所以他不紧不慢从楼上下来，坐在竹椅上，不等大家说话，就语惊四座：“有什么好不好的哟!有诗为证，诗曰：一盏孤灯～照～楼～台，上床脱去～袜～和～鞋”。
后来，由于人们生活好转，农村土地承包，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市场，开始创业。永兴茶馆由大变小，由集体转为个体。原有的一点文化气息没有了，茶馆大都成为老年人的棋牌娱乐室，书场变“赌”场，(其实就是麻将馆)。“天、地、人和”的三才盖碗杯换成了有把的盖杯，长嘴壶成了文物，“回锅香”的茶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元一杯也只能喝到普通绿茶甚至于“片末茶”。听不到古装戏的“西皮流水”“摇板”和“二黄”“清音”，更没有那说书人手提着毡帽“只见那少年脚踏步云靴，身穿蟒子袍，呼!呼!呼!踏云而来……”那种绘声绘色的“怀书”表演。只有一阵阵碰!碰!和!的声音。
唉!过去的时光过去了。
来源：贵州茶香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