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人总有多重身份，往往，隐秘的身份比外显的身份更有趣。说远一点，那个叫做嵇康的铁匠，还能写一手不错的文章；那个叫黄公望的卜者，还能画几笔淡雅的水墨。说近一点，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其实是一流厨师；一个天天上街买菜的邻居大妈居然是投资高手。
辛卯年秋日的一天，深圳举办“新生代普洱茶”品鉴会，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各家著名茶场、茶厂、茶庄、茶商提供的入围产品经过多次筛选，今天要接受一批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专家的终极评判。一排排茶艺师已经端坐在铁壶、电炉、瓷杯前准备一展冲泡手艺，一本本品鉴书也已安置在专家们的空位之前。品鉴书上项目不少，从汤色、纯度、厚度、口感、余津、香型、气蕴、力度等等方面都需要一一打分。众多媒体记者都举起了镜头，只等待着那些品鉴专家在主持人读出名字后，一个个依次登场。
品鉴专家不多，他们的名字，记者们未必熟悉，但普洱茶的老茶客们一听都知道。突然，记者们听到一个十分疑惑的名字，头衔很肯定：“普洱老茶品鉴专家”，却奇怪地与我同名。仔细一看，站出来的人竟然也长得与我一模一样。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身份的无奈“漏风”。本来，我是想一直秘而不宣偷着乐的，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界外记者”。这次和我一起“漏风”的，还有我的妻子马兰，她在文件上标出的头衔也是“普洱老茶品鉴专家”，但她觉得我们两人既然一起“漏风”就不必一起亮相了，便躲在茶桌、茶客的丛林中低头暗笑。其实，几乎所有的高层专家都知道，她在普洱茶的品鉴上，座次还应该排在我的前面。
人们一旦沉浸于自己的某一身份，常常会忘了其他身份。每当我进入普洱茶江湖，全然忘了自己是一个能写文章的人。当然也会看一些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那也只是看看罢了，从来没有以文章的标准去要求。这次在深圳“漏风”之后，就有朋友希望我以自己的文笔来写写普洱茶。
这就要我把两个身份交叠了，自己也感到有点唐突。我说，本人对文章的要求极高，动笔是一件隆重的事。但是，隆重并不是艰深。文章之道恰如哲学之道，至高与至低“首尾相啣”，终点必定潜伏于起点。如果谈普洱茶谈得半文半白、故弄玄虚、云遮雾罩，那就坏了，禅宗大师就会朗声劝阻，说出那句只有三个字的经典老话：“吃茶去。”这就是让半途迷失的人回到起点。因此，如果由我来写一篇谈普洱茶的文章，一定从零开始，而且全是大白话。
二
很多人初喝普洱茶，总有一点障碍。
障碍来自对比。最强大的对比者，是绿茶。
一杯上好的绿茶，能把漫山遍野的浩荡清香，递送到唇齿之间。茶叶仍然保持着绿色，挺拔舒展地在开水中浮沉悠游，看着就已经满眼舒服。凑嘴喝上一口，有一点草本的微涩，更多的却是一种只属于今年春天的芬芳，新鲜得可以让你听到山岙白云间燕雀的鸣叫。
我的家乡出产上品的龙井，马兰的家乡出产更好的猴魁，因此我们深知绿茶的魔力。后来喝到乌龙茶里的“铁观音”和岩茶“大红袍”，就觉得绿茶虽好，却显得过于轻盈，刚咂出味来便淡然远去，很快连影儿也找不到了。乌龙茶就深厚得多，虽然没有绿茶的鲜活清芬，却把香气藏在里边，让喝的人年岁陡长。相比之下，“铁观音”浓郁清奇，“大红袍”饱满沉着，我们更喜欢后者。与它们生长得不远的红茶“金骏眉”，也展现出一种很高的格调，平日喝得不少。
正这么品评着呢，猛然遇到了普洱茶。一看样子就不对，一团黑乎乎的“粗枝大叶”，横七竖八地压成了一个饼型，放到鼻子底下闻一闻，也没有明显的清香。扣下来一撮泡在开水里，有浅棕色漾出，喝一口，却有一种陈旧的味道。人们对食物，已经习惯于挑选新鲜，因此对陈旧的味道往往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防范。更何况，市面上确实有一些制作低劣、存放不良的普洱茶带着近似“霉锅盖”的气息，让试图深入的茶客扭身而走。
但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又停步犹豫了，因为他们知道，世间有不少热爱普洱茶的人，生活品质很高。难道，他们都在盲目地热爱“霉锅盖”？而且，这些人各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不存在“炒作”和“忽悠”普洱茶的动机。于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开始怀疑自己，重新回头，试着找一些懂行的人，跟着喝一些正经的普洱茶。
这一回头，性命交关。如果他们还具备着拓展自身饮食习惯的生理弹性，如果他们还保留着发现至高口舌感觉的生命惊喜，那么，事态就会变得比较严重。这些一度犹豫的茶客很快就喝上了，再也放不下。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是功效。
几乎所有的茶客都有这样的经验：几杯上等的普洱茶入口，口感还说不明白呢，后背脊已经微微出汗了。随即腹中蠕动，胸间通畅，舌下生津。我在上文曾以“轻盈”二字来形容绿茶，而对普洱茶而言，则以自己不轻盈的外貌，换得了茶客身体的“轻盈”。
这可了不得。想当年，清代帝王们跨下马背过起宫廷生活，最大的负担便是越来越肥硕的身体。因此，当他们不经意地一喝普洱茶，便欣喜莫名。雍正时期普洱茶已经有不少数量进贡朝廷，乾隆皇帝喝了这种让自己轻松的棕色茎叶，就到《茶经》中查找，没查明白，便嘲笑陆羽也“拙”了。据说他为此还写了诗：“点成一碗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他的诗向来写得不好，我当然不会去考证，但如果真用“金茎露”来指称普洱茶，还算说得过去。
《红楼梦》里倒是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宫廷回忆录里也提到：“敬茶的先敬上一盏普洱茶，因为它又暖又能解油腻。”由京城想到茶马古道，那一条条从普洱府出发的长路，大多通向肉食很多、蔬菜很少的高寒地区。那里本该发生较多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疾病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终于从马帮驮送的茶饼、茶砖上找到了原因：“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当今中国，食物充裕，越来越多的人遇到了清王室和高原山民同样的问题。因此，普洱茶风行，理由充分。
其次，是口味。
如果普洱茶的好处仅仅是让身体轻盈健康，那它也就成了保健药物了。但它最吸引茶客的地方，还是口感。要写普洱茶的口感很难，一般所说的樟香、兰香、荷香等等，只是一种比拟，而且是借着嗅觉来比拟味觉。
世上那几种最基本的味觉类型，与普洱茶都对不上，即使在茶的天地里，那一些比较稳定的味觉公认，如绿茶、乌龙茶、红茶、花茶系列所体现出来的味道，与普洱茶也不对路。总之，与这一些类型化、准类型化的味觉定型相比，普洱茶显得暧昧、含糊、内敛，因此也难以言表。
人是被严重“类型化”了的动物，离开了类型就不知如何来安顿自己的感觉了。经常看到一些文人以“好茶至淡”“真茶无味”等句子来描写普洱茶，其实是把感觉的失落当作了哲理，有点误人。不管怎么说，普洱茶绝非“至淡”“无味”，它是有“大味”的。如果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表述，比较合适的是两个词：陈酽、透润。
普洱茶在陈酽、透润的基调下变幻无穷，而且，每种重要的变换都会进入茶客的感觉记忆，慢慢聚集成一个安静的“心理仓贮”。
在这个“心理仓贮”中，普洱茶的各种口味都获得了安排，但仍然不能准确描述，只能用比喻和联想予以定位。我曾做过一个文学性的实验，看看能用什么样的比喻和联想，把自己心中不同普洱茶的口味勉强道出。
于是有了：
这一种，是秋天落叶被太阳晒了半个月之后躺在香茅丛边的干爽呼吸，而一阵轻风又从土墙边的果园吹来；
那一种，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当归、二分冬枣用文火熬了三个时辰后在一箭之遥处闻到的药香。闻到的人，正在磐钹声中轻轻诵经；
这一种，是寒山小屋被炉火连续熏烤了好几个冬季后木窗木壁散发出来的松香气息。木壁上挂着弓箭马鞍，充满着草野霸气；
那一种，不是气息了，是一位慈目老者的纯净笑容和难懂语言，虽然不知意思却让你身心安顿，滤净尘嚣，不再漂泊；
这一种，是两位素颜淑女静静地打开了一座整洁的檀木厅堂，而廊外的灿烂银杏正开始由黄变褐；
……
这些比喻和联想是那样的“无厘头”，但只要遇到近似的信号，便能立即被检索出来，完成对接。
普洱茶的“心理仓贮”一旦建立，就容不得同一领域的低劣产品了。这对人生实在有一点麻烦，例如我这么一个豁达大度的人，外出各地几乎可以接受任何饮料，却已经不能随意接受普洱茶。因为“心理仓贮”产生了敏锐的警觉，错喝一口，就像对不起整个潜在系统，全身心都会抱怨。
这种拒绝，说大一点，是在人品结构边缘衍伸了一个小小的“茶品”结构，在人格形态外沿拖拽出了一个小小的“茶格”形态。不管是“品”是“格”，都是通过否定和删削，来求得等级自守。这对茶事来说，虽然无关精神道德，却是有涉生活素质。
第三，是深度。
与人们对其他美好饮食的记忆不同，普洱茶的“心理仓贮”，空间幽深、曲巷繁密、风味精微。这就有了徜徉、探寻的余地，有了千言万语的对象，有了玩得下去的可能。相比之下，只有法国的红酒，才有类似的情形。
你看，在最大分类上，普洱茶有“号级茶”“印级茶”“七子饼”等等代际区分，有老茶、熟茶、生茶等等制作贮存区分，有大叶种、古树茶、台地茶等等原料区分，又有易武山、景迈山、南糯山等等产地区分。其中，即使仅仅取出“号级茶”来，里边又隐藏着一大批茶号和品牌。哪怕是同一个茶号里的同一种品牌，也还包含着很多重大差别，谁也无法一言道尽。
在我的交往中，最早筚路蓝缕地试着用文字写出这些区别的，是台湾的邓时海先生；最早拿出真实茶品在一次次深夜冲泡中让我们从感性上懂得什么是顶级普洱老茶的，是菲律宾的何作如先生；最早以自己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经验传授各种分辨诀窍的，是香港的白水清先生。我与他们，一起不知道喝过了多少茶。年年月月茶桌边的轻声品评，让大家一次次感叹杯壶间的天地实在是无比深远。
其实，连冲泡也大有文章。有一次在上海张奇明先生的大可堂，被我戏称为“北方第一泡”的唐山王家平先生、“南方第一泡”的中山苏荣新先生和其他几位杰出茶艺师一起泡着同一款茶，一盅盅端到另一个房间，我一喝便知是谁泡的。茶量、水量、速度、热度、节奏组成了一种韵律，上口便知其人。
这么复杂的差别与一个个朋友的生命形态连在一起了，那个天地就有了一种让人舍不得离开的人文深度。
以上这三个方面，大体概括了普洱茶那么吸引人的原因。但是，要真正说清楚普洱茶，不能仅仅停留在感觉范畴。普洱茶的“核心机密”，应该在人们的感觉之外。
三
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能由过于痴迷的茶客来回答。这正如，只要是“戏迷”，就一定说不清楚所迷剧种存在的根本意义。能够把事情看得比较明白的，大多是保持距离的客观目光。
在我认识的范围内，两位离云南普洱很远的东北科学家，盛军先生和陈杰先生，对普洱茶所作的科学研究令人钦佩。这一点，就连云南籍的普洱茶专家沈培平先生，也赞誉有加。
因此，我希望茶客们也能听听有关普洱茶研究的当代科学话语。即便遇到一些不熟悉的概念，仍然不妨暂时搁下杯壶，硬着头皮听下去。中国的饮食研究，不能老是停留在浅层分类和外相表述上。
为了沟通的方便，我们可以先在科学思维和一般思维之间找一个共同的入口，那就是发酵。谁都知道，普洱茶和其他茶种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发酵。绿茶可称为“不发酵茶”，乌龙茶、红茶可称为“轻发酵茶”“半发酵茶”或“单发酵茶”，普洱茶则可以称为“后发酵茶”“长发酵茶”。在普洱茶里边，生茶又可以称为“自然发酵茶”，熟茶又可称为“人工发酵茶”。你看，一说“发酵”，几乎把所有的茶种都涵盖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发酵”呢？简单说来，那是人类利用微生物来改变和提升食物细胞的质地，使之产生独特风味的过程。平日我们老在暗中惦念的那些食物，大多与发酵有关，例如各种美酒、酸奶、干酪，豆腐乳、泡菜、纳豆、酱油、醋等等。即便是粮食，发酵过的馒头、面包也比没有发酵过的面粉制品更香软、更营养。在医学上，要生产维生素、氨基酸、胰岛素、抗生素、疫苗、激素等等，也离不开发酵过程。
发酵的主角，是微生物。
一说微生物，题目就大了。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才几百万年，而微生物已存在三十五亿年。世界上的生命，除了动物、植物这“两域”外，“第三域”就是微生物，由此建立了“生命三域”的学说。这些无限微小又无限繁密、无比长寿又无比神秘的“小东西”，我们至今仍然了解得很少，却已经逼得当代各国科学家建立了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等等分支组成的生物工程学来研究。尽管研究还刚开始，奇迹已叹为观止。听说连开采石油这样的重力活儿，迟早也可以让微生物来完成。真不知道再过多少年，这些“小东西”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
在我们还没有动用科技设备折腾它们之前，这些
“小东西”一直在自然的乐园里忙碌着。而云南，则以特殊的方位、地形、气候和生态，成了它们乐园中的乐园。就说云南的普洱茶吧，那些在原始山林中生长了千百年的乔木大叶种古茶树，始终被一大批种类繁多的微生物菌群陪伴着，呵护着，喂养着。从茶树的根，到茎、叶、花，一处也不曾懈怠。否则，哪会存活得那么健康又那么久远？
微生物菌群天天摄取着太阳能，裂解着细胞壁，分解着有机物，分泌着氨基酸，激活着生物酶，合成着茶氨酸，这就是发酵。结果，激活的生物酶有利于消食，茶多酚有利于降低胆固醇，汀类物质有利于降脂，茶色素有利于减少血粘度，泛酸、胱氨酸有利于解酒护肝，果胶物质有利于除毒，而种种综合因素又能抑制糖尿病的“靶标”，有利于降低血糖，减少尿酸，防止老年痴呆……
当地的茶农凭着经验知道，普洱茶的好坏，决定因素是一批用肉眼看不到的小生命。陈杰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地茶农发现自己家的茶叶出现了大问题，便会诊断道：“茶虫子”病了。他们所说的“茶虫子”，就是微生物菌群。
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普洱茶移植到经纬度近似的其他省份生长就不对了？为什么云南茶区相隔不远的每一座山，出品都不一样？这些问题，就像问茅台酒为什么只能出在贵州仁怀一个特定的小地方而不能四处酿造一样，答案是共通的：只因微生物菌群有异，又不愿意整体迁移，因而构不成同样的发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凭着发酵方式的不同，来具体划分普洱茶与其他茶种的基本区别了。绿茶在制作时需要把鲜叶放在铁锅中连续翻炒杀青，达到提香、定型、保绿的效果，为此必须用高温剥夺微生物活性，阻止茶多酚氧化，因而也就不存在发酵。乌龙茶就不一样了，制作时先鼓励生物酶的活性，也就是用轻度发酵提升香气和口味后，随即用高温炒青烘干，让发酵停止。红茶则把发酵的程度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比较充分地待香待色，然后同样用高温快速阻止发酵。这就是说，乌龙茶和红茶虽然也曾与发酵邂逅，但很快洒泪诀别于炉边，不再往来。至于清清纯纯的绿茶，则从未与发酵约会。
普洱茶也会有一个翻炒杀青的过程，但时间很短，翻炒时茶叶被不断抛离锅壁，在空气中冷却，因此叶片的温度不会超过60℃的界限，微生物也就不会被杀死，发酵过程延续下去了。即使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通过人工发酵来制作的熟茶，也不让“渥堆”的温度超过界限。更重要的是，在普洱茶的制作过程中，先要经过一次次重力揉捻，使微生物进入茶叶，然后又要用紧压的方式变成饼、团、沱、砖的形状，使今后的长期发酵获得一个稳定的温床。
照理，在普洱茶的各种发酵温床中，砖形更便于密集存放和搬运，但是，为了微生物菌群在发酵过程中能够流畅运行，还是让饼形的数量大大超过砖形。这让我联想到田径运动场、摩天大转轮。
普洱茶在制作完成后的这种发酵，被专家们命名为“第二次自然接种”，又被茶客们俗称为“后发酵”或“长发酵”。如果温度、湿度和贮存环境适当，这种发酵就在长年累月之间无声无息地让茶品天天升级。因此，即便是上了年纪的老茶品，也会在微生物菌群的辛勤劳作下，成为永久的半成品、不息的变动者、活着的生命体。发酵过程可以延续十几年、几十年，形成一个从今天走回古典的“陈化”历程。这一历程的彼岸，便是渐入化境，妙不可言，让一切青涩之辈只能远远仰望，歆慕不已。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美学上的有趣对比。
按照正常的审美标准，漂亮的还是绿茶、乌龙茶、红茶，不仅色、香、味都显而易见，而且从制作到包装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打理得美轮美奂。而普洱茶就像很多发酵产品，既然离不开微生物菌群，就很难“坚壁清野”、整洁亮丽。从原始森林出发的每一步，它都离不开草叶纷乱、林木杂陈、虫飞禽行、踏泥扬尘、老箕旧篓、粗手粗脚的鲁莽遭遇，正符合现在常说的“野蛮生长”。直到最后压制茶饼时，也不能为了脱净蛮气而一味选用上等嫩芽，因为过于绵密不利于发酵转化，而必须反过来用普通的“粗枝大叶”构成一个有梗有隙的支撑形骨架，营造出原生态的发酵空间。这看上去，仍然是一种野而不文、糙而不精的土著面貌，仍然是一派不登大雅之堂的泥昧习性。
但是，漫长的时间也能让美学展现出一种深刻的逆反。青春芳香的绿茶只能浅笑一年，笑容就完全消失了。老练一点的乌龙茶和红茶也只能神气地挺立三年，便颓然神伤。这时，反倒是看上去蓬头垢面的普洱茶越来越光鲜。原来让人耽心的不洁不净，经过微生物菌群多年的吞食、转化、分泌、释放，反而变成了大洁大净。你看清代宫廷仓库里存茶的那个角落，当年各地上贡的繁多茶品都已化为齑粉，沦为尘土，不可收拾，唯独普洱茶，虽百余年仍筋骨疏朗，容光焕发。二七年春天从北京故宫回归普洱的那个光绪年间出品的“万寿龙团贡茶”，很多人都见到了，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形象。
这就是赖到最后才登场的“微生物美学”，一登场，全部不起眼的前史终于翻案。这就是隐潜于万象深处的“大自然美学”，一展露，连人类也成了其间一个小小的环节。于是，千年古茶树——无形微生物——当今饮茶人，构成了一组似远实近的生命链，融会贯通。
说到这里，我想读者诸君已经明白我所说的普洱茶的“核心机密”是什么了。
四
细算起来，人类每一次闯入微生物世界都非常偶然。开始总以为一种食品馊了，霉了，变质了，不知道扔掉多少次而终于有一次没有扔掉。于是，由惊讶而兴奋，由贪嘴而摸索。
中国茶的历史很长，而由微生物发酵而成的普洱茶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什么时候进入历史的？
那么，就让我把普洱茶的历史稍稍勾勒一下吧。
中国古代，素来重视朝廷兴亡史，轻忽全民生态史，更何况云南地处边陲，几乎不会有重要文人来及时记录普洱茶的动静。唐代《蛮书》、宋代《续博物志》、明代《滇略》中都提到过普洱一带出茶，但从记述来看，采摘煮饮方式还相当原始，或语焉不详，并不能看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普洱茶。这就像，并不是昆山一带的民间唱曲都可以叫昆曲，广东地区的所有餐食都可以叫粤菜。普洱茶的正式成立并进入历史视野，在清代。
我在上文曾写到清代帝王为了消食而喝普洱茶的事情。由于他们爱喝，也就成了贡品，既然成了贡品，那就会风行于官场仕绅之间，还要严选品质和茶号，精益求精。普洱茶，由此实现了高等级的生命合成。从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道光、咸丰，这些年代都茶事兴盛，而我特别看重的，则是光绪年间（1875年-1909年）。主要标志，是诸多“号级茶”的出现。
“号级茶”，是指为了进贡或外销而形成的一批茶号和品牌。品牌意识的觉醒，使普洱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经典时代”，以后的一切活动也都有了基准坐标。
早在光绪之前，乾隆年间就有了同庆号，道光年间就有了车顺号，同治年间就有了福昌号，都是气象不凡的开山门庭，但我无缘尝到它们当时的产品。我们今天还能够“叫得应”的那些古典茶号，像宋云号、元昌号，以及大名赫赫的宋聘号，都创立于光绪元年。由此带动，一大批茶庄、茶号纷纷出现。说像雨后春笋，并不为过。
我很想随手开列一批茶号出来让读者诸君嚇一跳，看看即便在交通艰难、信息滞塞的时代，一旦契合某种生态需求，也会喷涌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商市气势。但是，我拿出来的一张白纸很快就写满了，想从里边选出几个重要的茶号来，也不容易。刚勾出几个，一批自认为比它们更重要的名字就在云南山区的老屋间嗷嗷大叫。我隐约听到了，便仓皇收笔。
只想带着点儿私心特别一提：元昌号在光绪元年创立后，又在光绪中期到易武大街开设分号而建立了福元昌号，延绵到二十世纪还生气勃勃，成为普洱茶的“王者一族”。这个茶庄后来出过一个著名的庄主，恰是我的本家余福生先生。
就像我曾经很艰苦地抗议自己的书籍被盗版一样，余福生先生也曾借着茶饼上的“内票”发表打假宣言：“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号……”，我一看便笑了，原来书茶同仇，一家同声，百年呼应。
茶号打假，说明市场之大，竞争之烈，茶号之多，品牌之珍。品牌的名声，本来应由品质决定，但是由于普洱茶的品质大半取决于微生物菌群的微观生态，恰恰最难说得清。因此，可怜的打假者们不得不借用一般的“好茶印象”来涂饰自己的品牌。例如，这家说自己是“阳春细嫩白尖”，那家说自己是“细嫩茗芽精工揉造”，甚至还自称“提炼雨前春蕊细嫩尖叶，绝无参杂冲抵”云云，其实是以绿茶的坐标扬己之短，避己之
不得不注意光绪和茶业的宿命。
浩劫过去，茶香又起。只要茶盅在手，再苦难的日子也过得下去。毕竟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就有人试图按照现代实业的规程来筹建茶厂。一九二三年到勐海计划筹建茶厂的几个人中间，领头的那个人正好也是我的本家余敬诚先生。
后来在一九四年真正把勐海的佛海茶厂建立起来的，是从欧洲回来的范和钧先生和冯绍裘先生。他们背靠中国茶业公司的优势，开始试行现代制作方式和包装方式，可惜在兵荒马乱之中，厂房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毁，重建又千难万难。他们到底有没有投入批量生产？产了多少？销往何方？至今还说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十年后战争结束，政局稳定，一些新兴的茶厂才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制作。从此，大批由包装纸上所印的字迹颜色而定名的“红印”“绿印”“蓝印”“黄印”等等品牌陆续上市，五彩斑斓地开启了“印级茶”的时代。
那又是一个车马喧腾、旌旗猎猎、高手如云的热闹天地。“号级茶”就此不再站在第一线，而是退居后面，安享尊荣。如果说，“号级茶”在今天是难得一见的老长辈，那么，“印级茶”则还体力雄健，经常可以见面。
无奈海内外的需求越来越大，“印级茶”也撑不住了。普洱茶要增加产量，关键在于缩短发酵时间，这就产生了一个也是从偶然错误开始的故事。有一个叫卢铸勋的先生在香港做红茶，那次由于火候掌握不好，做坏了，发现了某种奇特的发酵效果。急于缩短普洱茶发酵时间的茶商们从中看出了一点端倪，便在香港、广东一带做了一些实验。终于，一九七三年，由昆明茶厂厂长吴启英女士带领，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以发水渥堆的方法成功制造出了熟茶。熟茶中，陆续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品牌。
当然，也有不少茶人依然寄情于自然发酵的生茶，于是，熟茶的爆红也刺激了生茶的发展。在后来统称“云南七子饼”的现代普洱系列中，就有很多可以称赞的生茶产品。从此之后，生、熟两道，并驾齐驱。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普洱茶还严重缺少科学测试、生化分析、品牌认证、质量鉴定，因此虽然风行天下，生存基点还非常脆弱，经受不住滥竽充数、行情反转、舆情质询。日本二十几年前由痴迷到冷落的滑坡，中国在二七年的疯涨和疯跌，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二八年由沈培平先生召集众多生物科学家和其他学者集中投入研究，开启了“科学普洱”的时代。
我用如此简约的方式闲聊着普洱茶的历史，还是觉得没有落到实处，就像游离了一个个作品来讲美术史，才几句就心慌了。然而普洱茶那么多品牌，有哪几个是广大读者都应该知道的呢？它们的等级如何划分？我们有没有可能从一些“经典品牌”的排序中，把握住普洱茶的历史魂魄？
五
为口感排序，非常冒险。
尤其是，任何顶级形态都达到了足够的高度，而每种高度都自成峰峦，自享春秋，更不易断其名次。为普洱茶的峰峦排序，还遇到了特殊的困难，那就是，抵达者实在太少，难以构成广泛舆论。大家甚至都知道哪几位老兄藏有哪几种品牌，说高说低，都有“挟藏品而自重”“隐私心而待沽”之嫌。因此，大家往往只默默地排序于心底，悄声地嘀咕于壶边。说大声了，怕遇冷眼。
好像都在等我。
因为我嫌疑很小，胆子很大。
那么，就让我来吧。
我对“号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宋聘”；
第二名：“福元昌”；
第三名：“向质卿”；
第四名：“双狮同庆”；
第五名：“陈云号”。
我对“印级茶”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大红印”；
第二名：“甲乙级蓝印”；
第三名：“红印铁饼”；
第四名：“无纸红印”；
第五名：“蓝印铁饼”。
我对“七子饼”排序的前五名为——
第一名：“七子黄印”；
第二名：“七五七二”；
第三名：“雪印青饼”；
第四名：“八五八二”；
第五名：“八八青饼”。
写完这些排序，我在大胆之后突然产生了谦虚，觉得应该拜访几位老朋友，听听他们的说法。
先到香港，叩开了柴湾一个巨大茶叶仓库的大门，出来迎接的正是白水清先生。在堆积如山的茶包下喝茶，就像在惊天瀑布下戏水，非常痛快，因此每次都会逗留到午夜之后。今天一看，喝茶处已经装修一新。
白先生对普洱茶的见识，广泛而又细致。原因是做了几十年的普洱茶贸易，当初很多场合是不能“试泡试喝”的，只凭两眼一扫，就要判断一切，并由此决定祸福。这种长年训练，使他的眼光老辣、迅捷而又全面。我甚至建议他编一部《白水清普洱茶词典》出版，因为他有这种知识贮备。说起“号级茶”，他首先推崇当年的四个茶庄：同庆号、同兴号、同昌号、宋聘号。在品牌上，他认为最高的是“红标宋聘”，口味浓稠而质量稳定。其次他喜欢“向质卿”的高雅、鲜爽，“双狮同庆”的异香、霸气。“福元昌”和“车顺号”，好是好，但存世太少，呈现得不完整，不方便进入队列。此外，他还欣赏几个茶庄，例如江城号、敬昌号等等。
何作如先生在普洱茶上，是很多高人的“师傅”。很多年前我只要和金庸先生、白先勇先生聊天，他每次都来泡茶，我们三人不知道他拿出来的茶是何等珍贵，现在想来还十分惭愧。他坚守茶的等级，并以此展现身份。对于低等级，他一见扭头就走，理也不理。他把“号级茶”分了“四线”，这是我迄今见过对“号级茶”的最精细划分。一线三名，“宋聘”“双狮同庆”“福元昌”；二线两名，“陈云号”“仁和祥”；三线三名，“本记”“敬昌”“同兴”；四线也是三名，“江城号”“黄文兴”“同昌号”。除了这“四线”外，他直陈自己所要求的普洱茶境界，那就是一喝便产生“直坠丹田”的强烈体感。要达到这一境界，他主张以原生态的制作方式走生茶之路，不做太多加法。他还非常重视冲泡技术，讲究水质、水温、投量、壶型、间歇等等关键细节。
沈培平先生对现代普洱茶发展的贡献，人所共知。那天我在飞机上正好与他邻座，就聊了起来。他是一位宏观的管理者，既有科学思维，又有敏锐口感，因此对各种品牌都有一种鸟瞰的高度。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一口气列了十名：“宋聘”“福元昌”“向质卿”“双狮同庆”“陈云号”“大票敬昌”“同昌号（黄文兴）”“江城号”“元昌号”“兴顺祥”。他对“印级茶”排了六名：“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蓝印铁饼”“广云贡饼”。他对“七子饼”排了九名：“七子小黄印”“七五七二（青饼）”“雪印”“月印”“八六五三”“七五八二”“八五八二”“七五四二”“八八青（七五四二）”。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自己对熟茶的排名：“紫天”“八中熟”“南宝砖”“文革后期砖”以及对“新生代普洱茶”的排名：“易武春尖”、“橙中橙”“紫大衣”“九九易昌”等等。他的目光，童叟无欺。
张奇明先生开设的大可堂茶馆，专供普洱茶，早已成了上海极重要的一个文化会所。有的茶客甚至摹仿西方人着迷星巴克的语言，说自己平日“如果不在大可堂，就在去大可堂的路上”。很多朋友看到那里有一方由我书写的碑刻，以为是我开的。其实，我只是一名常去的茶客。张奇明先生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向质卿”“大票敬昌”；对“印级茶”的排序为：“大红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甲乙级蓝印”“大字绿印”“蓝印铁饼”；对“七子饼”的排序为：“黄印”“七五七二”“雪印”“八五八二”“八八青饼”。
王家平先生在网络微博上的署名是“茶人王心”，据说投情颇深，读者也不少，可惜我不上网，看不到。算起来，只要我在北京期间，与他喝茶的次数特别多。每次看到他胖胖的手居然能灵巧地泡出一壶壶好茶，深感惊讶。他对“号级茶”的排序为：“宋聘”“陈云号”“双狮同庆”“向质卿”；他对“印级茶”的排序为：“红印”“蓝印铁饼”“甲乙级蓝印”“无纸红印”；他对“七子饼”的排序为：“八五八二”“雪印”“八八青饼”。
另外，我还分头询问了一些优秀茶艺师如姚丽虹、黄娟、海霞她们的排序，几乎也都大同小异。可见，在口味等级上，高手们分歧不多。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六
虽然说得如此痛快淋漓，但是，“号级茶”已经越来越少，谁也不能经常喝到了。“福元昌”现在存世大概也就二、三十小桶吧？“车顺号”据说只存世四片，我已侦知被哪四个人收藏了。都是我的好友，但他们互相不说，更不对外宣扬。怕被窃，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怕的是，一番重大的人情，或一笔巨大的贸易，如果提出要以尝一口这片老茶作条件，该如何拒绝？
珍贵，不仅是因为稀少。“号级茶”的经典口味，借着时间的默默厮磨，借着微生物菌群的多年调理，确实高妙得难以言表。
邓时海先生说，福元昌磅礡雄厚，同庆号幽雅内敛，一阳一阴，一皇一后，构成终端对比。在我的品尝经验里，福元昌柔中带刚，果然气象不凡，同庆号里我只中意“双狮”，陈云号药香浓郁，也让我欣喜，但真正征服我的，还是宋聘。宋聘，尤其是红标宋聘而不是蓝标宋聘，可以兼得磅礡、幽雅两端，奇妙地合成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冲击力，弥漫于口腔胸腔。
我喝到的宋聘，当然不是光绪年间的，而是民国初年宋家与袁家联姻后所合并的“乾利贞宋聘”茶庄的产品。那时，这个茶庄也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每次喝宋聘，总是多一次坚信，它绝非浪得虚名。与其他茶庄相比，宋、袁两家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这当然很重要，但据我判断，必有一个真正的顶级大师一直在默默地执掌着一部至高的品质法律，不容有半点疏漏。
照理，堪与宋聘一比的还有同兴号的“向质卿”——一个由人物真名标识的品牌，据说连慈禧太后也喜欢。但奇怪的是，多次喝“向质卿”，总觉得它太淡、太薄、太寡味，便怀疑慈禧太后老而口钝，或者向家后辈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代衰退”。到后来，不管到哪一个茶室，一听这个品牌就兴味索然。没想到有一天夜晚在深圳，白水清先生拿出了家藏的“向质卿”，又亲自执壶冲泡，我和马兰才喝第一口就不由得站起身来。那口感，是一种充分柔爽中的充分堂皇。而且，还有一种大空间的洁净，就像一个老庭院被仆役们洒扫过很久很久。无疑，这是典型的贡品风范。但是，如果要我把它与宋聘作对比，我还会选择宋聘，理由是力度。
我对“印级茶”的喜欢，也与力度有关。即使是其中比较普及的“无纸红印”“蓝印铁饼”，虽都还只是中年，却已有大将风度。在京城初冬微雨的小巷茶馆，不奢想“号级茶”了，只掰下那一小角“红印”或“蓝印”，再把泉水煮沸，就足以满意得闭目无语。当然也会试喝几种“新生代”普洱，一般总有一些杂味、涩味，如果去掉了，多数也是清新有余，力度薄弱。那就只能耐心地等待，慢慢让时间给它们加持了。
七
说到力度，我不能不表述一种很深的遗憾。普洱茶的口感，最珍贵、最艰深之处，就是气韵和力度。但是，科学家们研究至今，还无法说明气韵和力度的成因。有人说，茶中之气，可能来自于一种叫“锗”的成分，对此我颇有怀疑。我想，锗，很可能是增加了某些口味，或提升了某些口味吧？应该与最难捉摸的气韵和力度关系不大。虽然最难捉摸，但一上口就能立即感知，而且是一切老茶人的共同感知，这是何因？依我看，秘密还在那群微生物身上。天下一切可以即时爆发的气势，必由群体生命营造，可惜我们对这种群体生命，还那么无知。把原因归之于锗，好像是以化学替代了微生物学。
除了气韵和力度，普洱茶的特殊香型也还是一个谜。过去有一种幼稚的解释，以为茶树边上种了某一种果树就会传染到某种香型，这种说法已被实践否定。据现在的研究，普洱茶的香气，是芳樟醇（也即沉香醇及其氧化物）在起作用。这种说法可能比较靠谱。但是，普洱茶除了樟香之外的其他香型如兰香、荷香、枣香、青香，那是芳樟醇范围里边的不同类别，还是出现了其他什么别的醇？
还有，科学家认为，普洱茶的防癌作用主要是靠茶红素，但是，我们对茶红素又了解多少？它究竟是什么？何时能分解出来？
又有科学家设想，普洱茶的最好原料是千年古茶树，那些茶树为什么千年不凋，仍有产出？除了微生物的辛劳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长寿基因”？如果是，那么，这种“长寿基因”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方式存在着、转换着？
这样的问题，可以无休无止地问下去。
很快我们发现，有关普洱茶的很多重大问题，大家都还没有找到答案。因此，最好不要轻言自己已经把普洱茶“彻底整明白”了。记住，就在我们随手可触的某个角落，那群微生物正交头接耳地在嘲笑我们。而且，它们确实也有足够的资格嘲笑。
由此想起几年前，闫希军先生领导的天士力集团听到了“科学普洱”的声音，便用现代生物发酵工艺萃取千年古茶树中有效无害的成分提炼成“帝泊洱”速溶饮品，为普洱茶的功能化、便捷化、国际化打开了新门户。在香港举行的发布会上得知，为了研究的可靠性，他们曾经一次次动用上百只白老鼠做生化实验。我随即在发布会上站起来说，自己是一百零一只白老鼠，无意中也接受了实验，而且还愿意实验下去。
但是，我更想在实验中把自己变小，小得不能再小，然后悄悄溶入那支微生物菌群的神秘大军，看它们如何从原始森林的古乔木大叶种开始，一步步把普洱茶闹腾得风起云涌。
当然，对我来说，普洱茶只是一个观察样本，只要进入了微生物的世界，那么，我对人类和地球的感受也就完全不一样了。于是，我再由小变大，甚至变成巨人，笑看茫茫三界。
对不起了，普洱茶，我所关切的事，毕竟要比你大得多。
深谷有幽兰，灵山出佳茗。谈到云南古“六大茶山”，谈到倚邦、易武，谈到普洱老茶，“乾利贞”及“宋聘号”是必提的话题。这是因为“乾利贞”商号的一个主要合伙人是袁嘉谷(云南科举第一人)家族的袁嘉璧，“宋聘号”在抗战前，是云南圆茶（七子饼茶）在香港销价最高的茶品。两个商号共同的商标“乾利贞宋聘号”留存了下来。
但做为私人茶号，它在过往的官府记载中实在稀少，这也如同历史上无数的私人商号一样，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人，特殊的事，官府一般不会留下记载。
“乾利贞”商号的往事，在书籍文章中多数的叙述均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后的采访加揣测。由于时间过久，直接当事人陈诉的缺失（新中国成立后无乾利贞、宋聘号直接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这些采访记录做为参考资料有一定的价值，但作为“可信史料”还需进行认真考证，以免以讹传讹。
乾利贞商号使用商标
历史对研究“乾利贞”商号的人们来说还是幸运的，毕竟它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官方的正式记录，有的是长篇，有的是只言片语，但就是些残存还是使我们在“乾利贞”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看出了端倪。而这些官方的正式记录，又往往被著者们遗漏。笔者将依据发现的可信史料以六篇文章来追溯这两个著名茶号的雪泥鸿爪。本文是关于乾利贞商号重要合伙人富氏家族的历史情况。
富鸿文——思茅与易武
在清代末期，乾利贞商号已有石屏袁、富、刘、宋四家合伙经营。民国时期，在思茅县、镇越县（县治于1930年设在易武）和元江县有“乾利贞”商号富氏家族的一些记录。这三处“乾利贞”的负责人分别是富鸿文（富逊修）和富鸿谟。据袁嘉谷的曾孙袁天聪所著《耕读世家——云南科举第一人百年家族史》载，袁嘉谷四哥袁嘉言（1890年去世，享年22岁）的夫人是富氏（1887年去世，未记享年）。嘉言及夫人去世时都很年轻，去世的时间也很早，无子嗣。富鸿文和富鸿谟是袁嘉言夫人富氏家族的人。
志书载：
“清宣统二年（1910年）思茅教场坝失火，“裕（豫）泰丰”、“乾利贞”等商号的棉花、茶叶等商品全部烧光，损失惨重。”
清末，“乾利贞”已在思茅设立，负责人是富鸿文。清末民初，思茅的商埠在南城外南门正街，距城不过数武（不远的意思），较大之商号均住此，另外还有省城、两广杂货商店。营门口下至教场坝多是土杂商店与摊贩，摊贩多盖草棚以蔽阳光阴雨。教场坝下段海关门前广场，就是报关验货之地。自庚戌年（1910年）南门外茶号和教场坝市场突遭火灾焚烧，损失惨重后，南门正街即改建瓦平房的铺面，菜市即在铺面门前。
1913年（民国二年）、思茅已由厅改为县。5月31日，思茅县商务分会改选总理及会董完毕。这次思茅改选商会的名称由原“思茅县商务局”改为“思茅县商务分会”，在上报的造具清册中列有会董：
富鸿文，现年四十岁，石屏县人。开设乾利贞牌号专办花茶实业，发往省城、四川销售。
1913年富鸿文担任思茅商会会董名册
1913年，石屏县修建小河底河铁索桥，在劝捐名单上列有”富逊修”名字，并注明其在“思茅”。
据富鸿文之子富美曾留下的口述官方记录文档，富鸿文于民国四年（1915年），因思茅发生“痒子病”离开了思茅。至此“乾利贞”茶号退出了思茅的历史舞台。对照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思茅茶叶商号呈请思茅县公署取消县议事会议提议加抽茶捐一案所列的十二家茶号名单，“乾利贞”商号确已在思茅消失。
据《勐腊县志》载：
民国十六年（1927年），镇越县成立，思茅邮政分局在易武设立邮政代办所，业务由海关代办。民国十九年（1930年），易武海关撤销，代办所交由“乾利贞”商号代管，只办理信函、报纸、印刷品、包裹、定额汇票等业务。
由此可见“乾利贞”商号当时在易武已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这是其他商号难以企及的。
1935年富鸿文任镇越县参议员文档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二月，富鸿文的名字出现在镇越县（县治已于1930年由勐腊搬至易武）的官方文档中，此时距富鸿文离开思茅已过了二十多年。1935年，镇越县举行县参议会议员选举。共七人当选，其中富鸿文、刘嗣曾（“同庆号”刘向阳之子刘鹤年）两人得票最多，当选为县参议员。除他二人为汉族外，其余汉族无一人当选。选举后刘、富二人已回原籍（原籍均为石屏）经商在外，并不在易武。县府照章通知两员等知照，县参议会的成立因此延期，拖到1937年县参议会也未能成立。从这份文档看富鸿文离开思茅后，来到易武，并在此活动过很长时间。富鸿文的人际关系及所经营乾利贞的情况都应不错，其影响力也在易武各商号中名列前茅，否则他不可能以最多票数当选县参议员。
解放后富美曾先生的口述官方记录
1988年6月14日，因一件落实政策的事情，石屏县政府工作人员对富鸿文之子富美曾进行了采访。富鸿文先生生有三子，老大富鉴曾、老二富美曾（如海）、老三富耀曾。此时，富家老大富鉴曾、老三富耀曾均已去世。老二富美曾先生对“乾利贞”商号早期的一些情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对照民国官方留下的一些档案，这些材料是大致准确可信。这也是“乾利贞”商号袁、富、刘、宋四家唯一一个第二代留下的口述材料。而且富美曾本人在解放前就在易武呆了近五年时间，其对当时易武及石屏“乾利贞”商号的情况了解较多。
富美曾先生照片，富源提供
下面是官方采访富美曾先生的部分记录文字：
付（应为“富”。下同）美珍同志生于1928年，1943年在石屏初中毕业，并继续读了两年高师，就去易武，1946年在易武中心小学教书，1949年回石屏县定居。
关于富美曾先生的年龄，其子富源先生告诉笔者：“父亲富美曾的实际出生年龄为1925年孟冬，属牛。其身份证上是1928年11月。政府工作人员采访记录时是用身份证上的年龄。”
付讲：
……这个“乾利贞”商号成立于光绪年间。刘子辉在石屏城“乾利贞”商号管号事。“乾利贞”商号原在思茅营门口有六格加两耳门面及房子，号事是我父亲富逊修管理。民国四年（1915年），思茅发生“痒子病”，“乾利贞”商号从思茅转入镇越县（今勐腊县）的易武街。我父亲1935年从易武回石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病故。哥哥富鉴曾从1935年开始在易武“乾利贞”号管号事，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把东西及账务交给刘幼清管理。
从这段记录中可看出，富鸿文在1915年离开思茅后，即来到易武，继续开办“乾利贞”茶号，直至1935年离开易武回到石屏。这与镇越县参议会选举记录可以相对。富鸿文于1937年病故。富美曾的哥哥富鉴曾在其父离开易武后继续管理易武“乾利贞”，直至1936年交由刘幼清管理。富家两代在易武经营、管理“乾利贞”商号长达二十多年。
另外一条官方的记录也可证实富鉴曾接替其父管理易武“乾利贞”商号。
1987年4月3日，易武张官寿向政府调查组说：
刘子辉和刘幼清在易武开始的”乾利贞”号的房屋……是他们向当时在易武开设商号的付建曾（富鉴曾）老板买的。
富美曾还说：
1946年，我和哥哥（富鉴曾）及刘子辉、刘志炎（刘子辉的儿子）等人去易武，我们从没有算过账。当时刘幼清在镇越县当县金库主任，参议会副议长。1948年，各人走各的路。
此处富美曾关于刘幼清解放前在镇越县的任职也是准确的（详见笔者《乾利贞商号之刘氏家族》一文）。
揣摩“1948年，各人走各的路”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算账分伙的意思了。包括石屏在内的“乾利贞”商号此时是否也到了分手散伙的时刻？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线索。
富美曾还提供了“乾利贞”经营的具体情况：
……当时易武经营的项目主要有：棉花、茶、大烟、洋靛、虎、鹿胶等等。其中，茶分方茶（主要销四川）、圆茶（到香港及泰国）。从3月（旱季）——8月（雨季），从迷赛（篾赛）到泰国首都曼谷，再下海去香港，主要是茶叶。在泰国没有商号，只是过路，就是人们常说的转运站。在香港金鱼巷2号，有叫袁肇云、袁肇南两个人代为经营（货物运到此地给其二人经营），因他俩是云南人。当时泰国又叫暹罗，在泰国经营的有一家叫“永吉安”。以前管事的人都不出去，一般都是马帮驮运。
这些关于“乾利贞”商号弥足珍贵第一手资料终于为我们今天真切了解这一著名商号，打开了大大的一扇窗门！
在富美曾先生的材料中第一次明确了“‘乾利贞’商号是袁嘉璧家，宋聘三家，刘照家（刘子辉的父亲），富逊修家（就是我家）。四家合股经营。”袁家的股东就是袁嘉璧，而不是别人，也不存在袁家其他人传给袁嘉璧一说（详见笔者《乾利贞商号之袁氏家族》一文）。在官方记录富美曾先生所述材料中还有一些关于刘家的情况，但是宋家的情况除知道了“宋聘三”外，再无片语。关于“宋聘号”还是留下了遗憾。但起码可肯定“宋聘三”是股东之一，并不是宋家无男，嫁女并入袁家。如果有这事，富美曾先生不会不知道。此外，在袁氏家谱中，查“嘉”、“丕”两代男子并无一人娶过“宋”姓女子（详见笔者《乾利贞宋聘号历史简述》一文）。坊间将传说当正史，毕竟捕风捉影。
袁嘉璧、宋聘三、刘照、富逊修四人做为“乾利贞”商号的第一代合伙人均未留下关于“乾利贞”商号的文字记录。而做为四家的第二代，也只有富逊修的儿子富美曾留下了口述记录，并且是官方的正式记录。到新中国成立时，富美曾已经21岁（按1925年出生则为24岁），“乾利贞”的合伙情况及富家解放前的情况，富美曾所述与笔者所掌握的民国史料比照没有大的出入。
当富鸿文先生去世后，其老大富鉴曾、老二富美曾（如海）和老三富耀曾都分别继承了“乾利贞”商号的股份。股份分为两种，一种为原始股（资本股），另一种为花红股。如此看来袁、富、刘、宋四家合股经营“乾利贞”商号的模式大体也应如此。
由于当时官方向富美曾先生调查的问题有特定指向，并不是对“乾利贞”、“宋聘号”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所以很多关于“乾利贞”、“宋聘号”的情况并没有涉及。例如“乾利贞”与“宋聘号”的商标合并使用究竟为何？等等，故富美曾先生的谈话中都未提及。
到目前为止，除民国档案记载有关乾利贞商号的文档外，解放后，富美曾先生的口述记录是唯一关于袁、宋、刘、富四家合伙经营“乾利贞”的官方文档。坊间各式各样的传说未见可信史料佐证。
富鸿文家族在乾利贞商号经营中的作用
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初十，昆明乾利贞茶号向省府呈请商标注册，呈文中写：“窃茶号在滇创办乾利贞及宋聘号普洱正山茶叶垂60年。”另在“乾利贞”和“宋聘号”的茶叶筒标上均写有“本号（铺）在云南易武山开张，拣提细嫩茶叶（加重尖芽精工）揉造”。易武是“乾利贞”、“宋聘号”制茶的最主要基地，也是对外主打的品牌。
易武茶山笔者拍摄于2020年12月
民国四年（1915年），富鸿文从思茅来到易武，经营管理易武“乾利贞”商号。1917年，昆明“乾利贞”茶号说其茶叶“售于云南、广东、各邦客号，运销香港，南洋及内地各省。选材之精，制造之善，久已为中外人士所称许。”名声鹊起，海内外皆知。而这一时期正是富鸿文在易武经营。
富鸿文在易武的经营至1935年，后，其儿子富鉴曾又管理至1936年。父子两代经营管理易武“乾利贞”茶号长达二十多年，占易武“乾利贞”茶号存续时间的三分之二。这一时期也是“乾利贞”商号发展的重要时刻。富鸿文家族在“乾利贞”经营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富鸿谟——恶劣的样本
富家参与“乾利贞”经营的人还有富鸿谟。但富鸿谟与富鸿文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查到任何资料，富鉴曾先生的口述记录中也只字未提。
富鸿谟在元江县不但负责经营“乾利贞”还担任县商会副会长。但他干的一些事却令人诟病。
1924年1月，思茅、普洱、墨江、元江县的一百家商号联名向省府要求撤销元江团防，免除团费。
1923年富鸿谟任元江县商会副会长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军阀派系战争不断，首脑更迭频繁，地方统治力薄弱，特别是对沿边一带缺乏兵力控制。山贼盗匪蜂起，时常出没在山区的驿道上对商旅、行人进行抢劫。抢劫商旅成为发财致富的最佳捷径。各地为了弥补军队驻防不足，纷纷成立“保商团”。可成立“保商团”要人、要枪，更主要要钱。钱从哪儿来，还是得落在商人头上。各地官府就向商人收取“团费”，解决“保商团”的经费问题。经费有了，保商的效果却不明显。商旅被抢，保商团赶来时往往成为马后炮，更有甚者是团匪勾结，专抢“肥猪”。而缴纳团费更成了敲诈勒索商号、马帮的好手段。
元江保商团自成立六年以来，土匪抢劫之案如故。如在县属界址坡抢劫元江商会会长宋荣陆，及在小庙河（即保商团驻扎之地）抢劫墨江商号顺兴昌洋一千八百余元。并在马鹿汛抢劫思茅商号慎德余，瑞丰号，恒丰号货驮。其抢劫匪首又即系保商团兵苏里文。虽经拿获到案，竟搁置不理，后擅行释放。1923年阴历三月，又在相见沟地方刧去思茅商号仁义信，中和祥，荣茂盛，联丰恒，日升昌，万应科等商货，损失数千计。其它大小刧案更是层出不穷。虽经呈报，竟未破获一起。名为保商，其实殃商。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团匪勾结，或土匪就是团丁，或团丁就是土匪。
元江保商团的种种劣行引起了滇南一带商号的集体抗议。思茅、普洱、墨江、元江县一百家商号在呈文中说：
“商等隐忍受痛於兹六载，早拟呼吁取消团防、团费，只因盗风未息，不免各任执事者有所籍口。商号揭露：元江所收团费以各县商民之血汗赀财而徒供一县之中饱私囊。前元江县知事萧学智到任后，收刮钱财更是变本加厉，竟将此项团费包给卸区长李春荣，商会副会长“乾利贞”商号老板富鸿谟，两人伙同经收团费每月计包款洋820元，比原收360元增加两倍还多。李春荣、富鸿谟则将旧悬城门之捐率牌私行收藏，肆意苛征，所遇商品不分等级，不按定章，不给票据，稍一拂意，则诬为隐瞒偷漏，滥行倍罚，并送县究治。此头一开，历任继之，团费抽收竟成元江发财得利的门径。李春荣、富鸿谟与元江县府上下舞弊，殃商害民，莫此为甚。”
元江团费在征收近六年后终于引起群情激愤、激烈抗争。
商号们在呈文的结尾留下这样的言辞：
“由来横征暴敛，实为元江保商团费，而尚无豁免之期，天下宁有是理。商等营业血本攸关，此团费万难再完，若不裁撒，誓不承认。”
一般来说商人这个团体是胆小怕事的，不到过不下去怎敢与官府叫板。这次一百家商号的言辞已经有造反的感觉。
元江的团防及团防费后来被唐继尧亲自下令撤销，估计富鸿谟在商会也干不下去，自然他负责的元江“乾利贞”商号肯定也不能独善其身。
此处要纠正的一个问题是有文章写“富鸿文与富鸿谟在元江经营‘乾利贞’。”该文章未见提供相应证据。据笔者掌握的民国相关档案，并没有发现富鸿文参与过元江“乾利贞”的经营。
拜访富美曾先生后人
2021年2月24日，笔者一行经王毅先生介绍，在石屏县拜访了富美曾先生的儿子富源先生。在古城环城东路的老宅中（属石屏历史建筑）见到了富源及其母亲、妻儿，笔者与富源先生交流了彼此掌握的情况。富源先生从老宅中拿出一幅珍藏的其爷爷富鸿文（富逊修）的画像。这是1935年富鸿文回石屏前，因身体有恙到昆明寻医期间到当时昆明著名的画馆留下的画像。当年虽已有照相技术，但大户人家品位高的追求的依然是“画像”。而此画馆内正有一高人替人画像，即“独眼画师”。“独眼画师”姓甚名谁已不可考，但“眼毒手神”在省城闻名遐迩。这儿的“眼毒”在昆明人的语境中是个褒义词，形容看人准，看人深。
富鸿文画像，2021年拍摄于富源家
时间虽然过去八十多年，富鸿文的画像依然保存十分完好，画像上人物栩栩如生，眼神犀利，看透人生，气度睿智，人物衣着，室内摆设反映了那个时代传统与现代的特点。每每看着富鸿文老先生的画像，时光仿佛穿越一般。西风烈、霜晨月，马蹄声碎、驮铃声咽。那石屏到普思沿边，到六大茶山的蛮烟瘴雨又出现在眼前。
富鸿文画像的落款是“生生美术馆”，这是当年云南昆明有名的“生生美术公司”的门点。1943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郑鹤春先生还委托“生生美术公司”设计“标准”盾牌型商标标识。设计费为法币100元，具体设计者是方岳先生。此后，“标准”盾牌型商标标识为云南所有中茶合股企业的使用商标。
盾牌型商标标识
每次到石屏县都会在富家的老宅中受到富源先生的热情款待，品尝众多石屏风味的美食，喝着小酒，聊着老一辈们的趣闻迷事。
富美曾先生留下的那些珍贵记录已成为“乾利贞”商号重要的历史雕痕。
作者基于历史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为大家呈现了云南普洱茶历史知名茶号乾利贞号的重要股东富氏家族，了解民国时期茶号的经营运作情况。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
注：本文收集资料中得到云南省档案馆、石屏县档案馆和富源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李路
2021年7月6日第一稿
2022年1月5日（小寒）第四稿
来源：兴屏号，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石屏县现隶属云南省红河州，位于云南省南部。湖光山色，地杰人灵。明清两代石屏出过638个举人、77个进士、15个翰林，其中有云南唯一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有人赞石屏是“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石屏人不但重教兴文，其开拓蛮荒经商致富的精神也令人赞叹。
▲石屏文庙，图片由作者提供
石屏人很早就有“走西头”的说法。所谓“走西头”就是“走夷方”。由石屏去元江、去宁洱、去普洱、去六大茶山、去普思沿边，甚至去越、老、缅、泰等国。
康熙《石屏州志》载：“在州西八十里往元江路旁，万山中立一大石，广丈余，上有马迹数印”，称为“龙马古迹。”可见石屏人闯荡天下的精神寄托。
清代，属普洱府思茅厅管辖的“六大茶山”即早期记录的“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漫撒（后为易武取代）六茶山”是石屏人较早开发的一个区域。不迟于清雍正年间云南的普洱贡茶即由“六大茶山”采摘、制作，贡于皇家（关于六大茶山山头名字变化详见笔者《六大茶山文字记载之源起》一文）。
▲古六大茶山茶园，图片由作者提供
道光十八年（1838年），易武《断案碑文》记：“张应兆、吕文彩等均系隶籍石屏州。吕文彩等叔父辈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前由土官招到易武栽培茶园，代易武赔纳贡典，给有招牌已经多年。”这是较早记录石屏人在六大茶山种茶的记录，而去茶山贩运茶叶的经营活动应该更早。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大茶山的漫撒茶山石屏会馆建成。世袭管理茶山一带地方部厅曹氏土司，世袭管理易武一带地方司厅伍氏土司都捐银不少。赐进士出生蒙化厅郡人卢錞在碑文中记：“今圣德天威所到，过去荒陬僻壤，人迹罕至的茶山，现在已是“肩相摩，毂相击，趾相错也。”滇省僻处天末，石屏是其南郡，茶山又是其远郡，漫撒又是茶山之小者也。然而石屏人往来于兹如履坦途，无瘴疠之忧，无虎兽之患。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实在有不少这样的人。这不仅仅是圣治之德威，其中亦有神助吧。然而离乡背井出入于蛮烟瘴雨之乡，栖息无定，客舍未安，不能使同乡亲善和睦、共同发展。岁丁未，石屏人相聚而言，在内，石屏大商贾有商会，在外，远至普洱各县皆有会馆。漫撒虽然简陋，但怎可无之？今经各方捐金若干，会馆已初建成。会馆有大殿、陪殿、厢房、厅堂，巍然可观。大殿中供神武大帝，陪殿左为财神殿，右为山神土地祠和灶王爷，其他杂物陆续置备。今后石屏人往来可得憩息之所，而四时更换之时，祈祷、酬愿者，敬於斯、饮於斯，无异在乾山异水之间也。扬圣治之威，托神灵之佑，和睦乡谊而安旅人，一举而众善备焉。
漫撒石屏会馆建成标志着易武漫撒茶山兴盛的开始。
六大茶山道路艰难，自古是穷崖绝献，蛮烟瘴雨之乡。为兽蹄鸟迹之所经，其间山谷之溪间，成为崎岖险阻者。由易武至倚邦中间隔着磨者河。此处峰险谷深，每当夏秋雨季来临，连续五六个月的大雨、山溪河谷波涛泛滥，飞流迅湍。这时只能靠两岸的绳索将船拉过去，这是无奈之举。
▲石屏袁嘉谷旧居，陈云峰摄
道光十六年（1836年），磨者河上的永安桥经官绅集资终于建成。碑文中捐款的石屏人有：石屏王乃强捐银壹佰两；石屏贺策远捐银壹佰两；石屏何镛安捐银陆拾两；石屏何超地捐银拾伍两。
道光三十年（1850年），茶山又修圆功桥，并立碑记事。碑文为石屏人张理堂题，刻碑为石屏人武绍竟。
桥梁乃交通之咽喉，古往今来，架桥修路都为大功德。
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袁嘉猷等向云南都督府呈兴建石屏小河底河桥。袁嘉猷说：“石屏、建水往来元江、他郎、思普茶山的大道中隔一河，距城九十余里为小河底河。冬令水涸时褰（撩起的意思）裳可涉，一逢夏令大雨滂沱则山水暴发，行人到此惟有望洋兴叹。欲退则无旅店可投，欲进又无船支可渡。露宿风歺，染瘴而歿者时有所闻。间有情急势迫，刻不能待，冒险过渡飘流淹死者则又屡屡有之。以前屡经提议在此建筑铁桥以利行人，然一苦于无人牵头负责，再苦于无钱进行，议了又停，停了又议，建桥几已成为套话。我等念切家乡，责所难辞，因邀集同人筹商，仍按照前议，于此处建造铁桥一道，大致估计约需款二万余元。”
民国二年，蔡锷等刚刚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百废待兴，当然不可能为一个县的建桥进行拨款。袁嘉猷等提议建桥所需款额向个旧，石屏，建水及思茅等处凡于此桥有关系者，量力劝捐，虽非咄嗟（很快）可办，也不致落为空谈。
袁嘉猷为袁嘉谷的三哥，其书法称为袁家之最，可惜今已罕见。此时袁嘉谷已回到云南，在省城任参议员。
袁嘉猷等还提出，建桥之事若无一人总揽全权，则形同散沙，很难进行下去。他们建议，现任石屏县知事周汝釗热心公益，办事实在且又熟悉工程，由他充任总理，我等绅士再协同襄赞，则此桥之建成试目可待矣。伏乞充准即日加给委任令，俾得筹商一切。
袁嘉猷等的建议很快得到云南军都督府的批准。
云南民政长下达了指令第三百八十一号：“令石屏县知事兼建小河（底河）桥总理周汝釗；内务司案呈据石屏县绅士袁嘉猷等呈称为工艰费巨筹画需人，恳请委任总理以专责成事。……当经批准令委。应仰该总理会集正绅筹措款项，妥订办法，尅日兴工以期早日告成，是所厚望。切切此令。”
民政厅的内部办文中还有这样的批语：“即函驻省城个（旧）、蒙（自）各绅为协理，竭力劝捐，并请函建水、他朗（今墨江）、思普各茶帮捐助及呈请都督、民政长发起募捐事宜。”省里给的这个力度是空前了。
石屏县知事兼建小河底河桥总理周汝釗确实是个办实事的人。他首先在袁嘉猷等人的襄助下开出了在全省各地石屏绅商人士的劝捐名单，人数超过百人，可见这时石屏商帮的实力。
在此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在清末民初思茅及六大茶山最赫赫有名的几个大茶号。这些茶号的老板当然都是石屏人。
雷朗然——清末民初思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茶号“雷永丰”的老板。《思茅镇志》载，雷逢春（字朗然，号雨峰，石屏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雷永丰”号从石屏迁入思茅。雷逢春生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他的大部分经历是在清代。民国二年（1913年），他被选举为思茅商务分会总理。同年6月，雷辞去总理，告老还乡，回到石屏。1921年，雷逢春当选为云南省第三届议会议员，1926年去世，享年73岁。其长子雷恩溥曾任云南总商会公断处处长，1921年左右任过云南总商会副会长。“雷永丰”当时在思茅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从下一个文档中可窥见一斑。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十一日，思茅海关监督在给省财政厅厅长刘钧文中说：“三年公债全省认购者惟思茅一处，除息银339元已据思茅富滇分银行拨兑，于七月二十七日照数收訖外，现公债票已到省厅，相应备文，赍请贵厅烦将带到三年公债票点交，托雷永丰号给领，解回以便转发。”公债票的领取，本应由官方行为，海关委托“雷永丰”号到省城解回足见对其的信任，也可知其当时的社会地位。
▲“雷永丰”档案，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国十年（1921年）十二月，思茅县知事张舜镛向省府报送本地茶叶产销情况及样品时唯一上报的样品就是“雷永丰”加工的“元茶”和“紧团”。在民国二十年代前，思茅茶业以“雷永丰”为代表是没有疑问的。（详见笔者《雷永丰茶号的盛衰》一文）。
刘向阳——即易武“同庆号”的老板刘葵光，石屏宝秀吴家营人。“同庆号龙马商标”上的文字写“本庄向在云南久历百年字号，所制普洱督办易武正山阳春细嫩白尖。”以此结合刘氏家谱判断“同庆号”开办的历史大致可追溯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左右。刘向阳的父亲刘顺成不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已在易武做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刘向阳与杨吉三合伙后“同庆号”资产得到迅猛发展。到民国初，其“同庆号”茶品在香港及滇省已声名鹊起，成为假冒的重点。1917年六大茶山修筑磨者河上的承天桥，工程耗时两年，其建桥所需银两的一半为刘向阳所捐，这可看出“同庆号”资金的雄厚。刘向阳在易武经营茶庄几近五十年，1942年11月10日，刘向阳就任镇越县易武镇商会主席。其子刘鹤年石屏中学毕业，1942年任易武镇镇长，1944年底被选为镇越县临时参议会会长，1945年被评为镇越县公正绅士。
向质卿——即易武“同兴号”的老板，石屏定心寨人。其1935年后销香港茶叶的大票中有这样的文字“相传五世、历年壹百五十余载。”按这个推算，“同兴号”大约在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左右开办。向质卿1875年（光绪元年）生。清末，他所制的贡茶是迄今为止唯一仅见留存在宫廷中打有私人名号的贡茶。
现仅存唯一的一块向质卿制茶由故宫博物院调拨给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收藏。茶为方形，长宽均为12.3厘米，高3.5厘米，重约250克。茶的正面是汉文的“向质卿造”4个字，文字向上凸出，背面则盖着满文印戳，茶色已成栗红。
茶庄贡茶在历朝历代均有，不足为奇。但打有私人名号的贡茶确实罕见，这是皇家的认可和高度的荣耀。向质卿这样的底蕴确实是唯一。
袁嘉猷发起修建小河底铁桥的劝捐名单上还有：易武的黄荣发、朱平安、黄家珍（同昌号）；倚邦的宋慎安。由于历史的久远和史料的缺乏还无法将这些人物与相应茶号一一对应。
捐款到位后建桥也拉开了序幕。铁桥位置最终选择在距石屏县城40多公里的邑胡寨山与阿乔寨山之间，是石屏跨越小河底河进入元江、普洱、思茅等地的唯一通道。冬季水枯，铁索桥的建造开始动工。在河两边已砌好的岩石上，石匠们按照要求在两岸岩石上分别把十一个石洞凿好，并在北端固定死铁链。铁链另一端用棕绳牵引，由骡马拉至对岸。当十一根铁链都被连接好以后，再用绞盘绞紧铁链。为使铁链牢固，再在两扣铁链间用铁榭连接。最后，铺上坚硬如铁的黄杨木。铁索桥建成于1913年，跨度38.7米，由11条铁链，每条铁链299扣环联接而成。其中9条铁链平行作为桥道，2条铁链作桥道两边的扶手。桥面宽3米，上铺黄杨木板。西北向桥墩面阔22米，进深14米，高11.5米，全为青石所砌，并有暗榫联嵌。东南向桥墩面阔10米，进深11.8米，高8.7米，基础建于河畔巨岩之上。桥墩上建桥头堡，铁索桥上建木结构走廊，廊顶上铺青瓦。此桥中部拱起，两端下垂，状如长虹，人称"铁索锁狂蛟，长虹挂廊桥"。一九一三年，铁索桥正式使用。
▲石屏小河底铁索桥，陈云峰摄
铁桥建成，险水变为坦途，雨季也可通行，石屏与普思沿边的联系更加紧密，石屏商号在六大茶山和石屏两地制售茶叶的活动也进一步发展。
1917年10月，官方对石屏县茶业调查中记录：“仿普茶办法而经理者在（石）屏已有商十余号。”并说“茶叶一宗就屏揉造者填之，而普茶入境批发者未列。”这十余家在石屏仿普洱茶制法的石屏商号自然不包括那些已在六大茶山经营多年的商号。
仿普洱茶制法的石屏本地商号并不是仿冒别家的品牌，而是学习普洱茶制法，他们也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官府记载这时的石屏茶号商标名牌有“双燕”，“长春”，“同源祥”等
这些茶号就住址居屋招工揉造，就揉址批发或发归省茶行批发，代售。出名的经理人有何楚珩，余凌轩等。石屏所制茶叶计每担三十筒，又每筒七元重四觔。
▲石屏古建筑，图片由作者提供
此外，官府还记录了石屏茶商的一条重要信息，说：“近二十余年由普洱易武山传种于元江之猪羊街乡，其地与屏毗连，多为屏商做之，近已销出香港，百色等处。”从1917年前推二十余年大致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易武茶叶传种于元江猪羊街。石屏与元江毗邻，元江茶叶多为屏商做之，学习了普茶制法后，在1917年前已销出香港，广西百色等处。石屏茶商带动了元江茶叶的发展。
清代就在六大茶山开拓的著名茶号也同时在茶山及石屏两地制售茶叶。如：
向质卿的“同兴号”。在其筒茶的大票中有这样的文字：“(一)专办易武倚邦正山同兴向质卿上印茶庄元茶；(二)专办蛮松正山同兴上印荷花纸包凤尾茶；(三)兼办易武同顺祥向绳武茶庄元茶；(四)向庆记向寿山督造；总发行云南石屏同源利西正街。”
刘向阳和杨吉三的“同庆号”茶叶内票文字上曾有“总发行云南石屏同庆号制造厂易武同庆号刘向阳”。杨吉三与刘向阳在石屏总号的房屋占地800多平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米，五天井，至今留存。
1917年7月，“乾利贞”、“宋聘号”的商标申请书中提到其在“易武茶山”，“石屏太史巷等处”都设有茶号。
清末民初，“乾利贞”商号已由石屏袁嘉谷家族掌控。
民国六年十二月，蒙自道尹繆嘉寿给石屏县知事聂培煋的训令提到“奉省长公署第1066号指令，实业员袁丕训办理实业年限成绩一案呈悉，即经该道尹查明该袁丕训历办棉茶实业达八年之久，目充商会职员达三年以上，均克尽厥职。”袁丕训为袁嘉谷二哥袁嘉谟的儿子，省长公署下文对其评价为“历办棉茶实业达八年之久，目充商会职员达三年以上，均克尽厥职。”这是很高的荣耀了。
1917年7月，“乾利贞”的商标申请书附粘的商标纸样上加盖有“袁谦六”的印记。袁谦六即为袁嘉谷大弟袁嘉壁。直至1940年，袁嘉壁还以“乾利贞”负责人的身份代表茶业公会参加了石屏商会的改选。“乾利贞”在易武茶山的经营活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
1940年4月，“乾利贞”的袁嘉壁；“同庆号”的杨吉三（杨同庆）、刘向阳（刘同庆）；“同兴号”的向质卿和“协盛祥”的杨华庭代表石屏茶业公会四十八家茶号和个人出席商会改选。这是石屏茶业的鼎盛时期。一个县在同一时期有四十八家茶号和个人做茶，这在全省十分罕见。
民国时期从石屏到易武的路线大致为，石屏至杨武、元江、他朗（墨江）、通关、普洱（宁洱），由此转向江城方向。由普洱到江城勐烈街420华里，计6个马站：江城勐烈街一三家村一丫口寨一曼兴一铁厂河一草皮街一宁洱县城。由江城到镇越县易武镇350华里，计5个马站：江城勐烈街—阿树一漫滩一漫乃一漫撒一易武。
也有直接从墨江到江城县的路线。墨江——哪喊——三星街——龙塘街——曼心——半边寨——大路边宝藏乡——坡脚——江城。
靖国战争后，云南进入各派不断争夺的年代，对地方管控力大大削弱。三迆大地上不法宵小乘势集啸山林，结帮为匪，抢劫商旅。这时横行于滇南一带有名的土匪团伙已有禹发启、杨友堂、龚铁匠、小李自洪等十多伙，而吴学显匪帮更是显赫一时。滇南土匪抢劫商旅已成常态。
石屏商人“走西头”已成危途。这一时期我们看到残存史料中记载有：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宝秀吴家营商民刘兴宗（商号荣春和）因往易武贸易，随带有毛瑟枪二杆，子弹一百发。请县长发给护照。”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四日，商号乾利贞商民刘培元因赴元江进易武一带贸易，随带有一字改枪三杆，子弹三围，以图自卫。恳请发给护照而免沿途盘查阻滞。”
▲石屏商号进茶山带枪呈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国十八年四月一号，商号瑞和祥宝秀商民佘万清赶马往思茅茶山等处贸易，携带有九响枪二支，土造一字枪二支，土造五字枪一支，子弹各五拾颗。窃恐沿途关卡阻滞，特请发给护照，以便耑行。”
这些历经百年各种变动后残存的史料当然只是当初石屏商号进茶山的一角。
不管前面有深山激流，还是瘴烟蛮雨，匪患重重，民国时期，石屏人对普思沿边，对六大茶山的开拓始终没有放弃。
百年后当来到袁嘉猷倡建、周汝釗主修的小河底河铁桥时，十一根粗大的铁索依然静静地横亘在幽静的山谷中，而桥亭木廊早已灰飞烟灭。寂静的山林，人迹罕见，百年的等待难道是为你今日要留下一个印记？
山风袭来，百草丰茂，虫鸟争鸣，耳边突然响起石屏人王毅写的词句：“千余年普洱，成名尤记石屏邑。八百里云烟，老马梦回易武山。”
石屏古城，那一座座明清老宅里还尘封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传奇。
本文部分所引史料由石屏县档案馆提供，在此深表感谢！
2020年9月8日定稿
本文是关于石屏商号与古六大茶山的研究，对“袁嘉猷倡建小河底河桥”这一历史事件，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还原了当时石屏各大商号在六大茶山的经营情况。
文章对古六大茶山的发展历史，及石屏商号对古六大茶山开发的历史事实进行了阐述，也对石屏商帮开发古六山的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度还原，是一篇了解云南普洱茶古六大茶山历史的精彩文章。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
来源：兴屏号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