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龙井茶厂现采鲜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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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史篇 | 盘点中国近代十大知名茶商

中国近代茶庄、茶号以零售业为主，遍布全国各城镇，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影响极大。一般茶庄经营者皆与茶山相熟，道途通晓。在近代中国茶叶品牌史中，尤以粤商、徽商居多。盘点一下民国以来，中国排名十大的知名茶叶商人：

1、华茶公司——唐季珊
唐季珊，东南亚著名的富商，经营茶叶生意。之后加入阮玲玉电影制片厂，是联华公司大股东。唐季珊曾先后任上海市输出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市茶行商业同业公会监事、中国茶叶协会常务理事，中华造纸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民国5年（1916年）回到国内后，即以其父名义邀集亲属集资10万，设立华茶公司，由唐季珊为实际主持人。是为中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华商茶叶出口行。并由其父串连卓镜澄、陈翊周、朱葆元等加入，几乎集当时这个行业的全部实力做后盾。最初运美的“天坛牌”、“美女牌”小包装茶叶，两三年一直未打开销路，10万资本亏损殆尽。
民国9年左右，华茶公司由唐翘卿独自投入资金经营，唐季珊在美虽与一家专营茶叶的大进口商卡特建立了关系，但因无推销机构，销售渠道不畅，仍然敌不过洋行势力。
民国12年华茶公司再次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10万元，唐氏家族占80%。其余由上海茶栈商人投资。唐季珊任总经理。在华商同业的全力支持下，华茶公司先后在平水、福州、屯溪、杭州、肖山、诸暨等茶叶产地自设茶号，收购毛茶，在上海开设茶厂进行加工。自产自销，产销合一，减少了流通环节，节省了开支，降低了成本，以质高、价低的优势与洋行竞争，逐渐打开了外销局面。
五卅运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制英商、英货，洋行进货与装运发生困难。华茶公司趁机大做出口生意，这一年华茶公司出口额高达8万多箱。
值得一提的是，华茶公司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与汾酒、茅台等一道参加世博，获得一等奖章。

2、龙德记茶庄——池秉德
池秉德（又叫池阅龙），生于19世纪七十年代。其祖上世代制作乌龙，父亲曾在当年的“茶都”鹤山同时担任三大茶庄的制茶师，后更是出任当时茶叶贸易量位于全国一位的美珍茶庄的首席（当年称为“大师傅”）。美珍茶庄在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当时能够出任大师傅的，必定是制茶造诣极高的茶人。
受环境影响，池秉德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学习制作乌龙茶。14岁便已在美珍茶庄担任制茶师，17岁时随父落户广州，21岁时已成为茶行业内闻名遐迩的制茶大师傅。年纪轻轻，便在制茶届与父亲地位相近，池氏父子的名声也早已在行业内有了制茶世家的美名。
当年美珍茶庄曾邀请池秉德接替年迈父亲的职位，但是池秉德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由于家庭世代传承的关系，他有了开自己的茶庄的想法，之后选择了专注于乌龙茶的经营。
1898年，池秉德在亲友的支持下，于广州创办了“德记茶行”，后改名“德记茶庄”，主要经营乌龙茶生意。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自身对茶的敏锐触觉和过人的商业才能，很快德记茶庄名气起来了。那时候坊间流传着，到广州十三行采购乌龙茶，一定要去“德记茶庄”——优秀的工艺水平，严谨锐利的选材，多年制茶经验，让德记茶庄的乌龙茶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内脱颖而出，店面内每日门庭若市，甚至一度作为进贡给皇上的贡品。
时任广州知府赠予德记茶庄一块“乌龙世家”的牌匾，大红“德”字包装、专精而全面的乌龙茶商品，成为那个年代十三行里的一项乌龙传奇。
在1939年芝加哥世博会上，德记茶庄凭着自产的“贡品乌龙”，包装精美、茶香四溢，顿时成了各国参展商、参观者关注的焦点，并一举拿下世博的进步奖章，被誉为“一个世纪的进步”。

3、红顶茶叶商人——伍秉鉴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当时广州的世界首富。伍秉鉴的先祖在福建是从事种茶叶的，在康熙初年由福建泉州迁至广东广州，家族从事的还是广东与福建之间茶叶的买卖。到了第五代的伍国莹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曾在广州首富潘振承家中做账房。1783年，伍国莹就开始参与经营的商行叫做元顺行。1792年，伍国莹把业务交给了儿子伍秉钧，伍秉钧接过这个行务以后就正式创办了怡和行，伍秉钧在35岁的时候病逝，他的弟弟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
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
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是惊人的。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且，伍家在珠江岸边的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这六个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4、丝茶买办大王——唐廷枢
唐廷枢（1832年5月19日－1892年10月7日），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清末洋行买办、洋务企业活动家。1851年起，先后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译员10年。1863年进入上海怡和洋行充当买办，经理库款，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开展航运，扩大洋行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的势力。同时，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大量附股洋行经营的保险、航运企业，并为洋行企业吸引大量的华商资本。1873年任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任职期间，招商局的营业状况颇有起色。1876年受李鸿章委托筹办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开平煤矿的组成或附属部分，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5、谢裕大茶庄——谢正安
谢正安，安徽徽州歙县人，黄山毛峰创始人，其创办的“谢裕大”茶行居徽州五大茶行之首。
1875年，谢正安在歙县漕溪（今徽州区富溪乡）选采肥壮的新鲜嫩叶，在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亲自动手，大胆改进，经过“下锅炒（五桶杀青）、轻滚转（手轻揉）、焙生胚（毛火）、盖上圆簸复老烘（足火、显毫）”等工序精心制作，形成“外形似雀舌均齐壮实，锋显毫露，色为象牙，鱼叶金黄。冲泡后，清香高长，汤色清澈，滋味鲜浓，醇厚、甘甜。叶底嫩黄，肥壮成朵”的独特新茶。由于该茶白毫披身，芽尖锋芒，又因其产地邻近黄山，谢正安遂给它取名为“黄山毛峰”。
19世纪60年代末期，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清朝又开始“商务奋兴”，外销“洋庄”茶叶生意由低谷发展到高潮。当时“五口通商”的外贸出口格局已经形成。东方明珠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我国茶叶外销的第一大口岸。上海外贸的兴起，在地理空间为徽商的振兴提供了条件。过去徽商的茶叶出口须经广州“洋庄”输出，而徽州到广州行程千里，产品从屯溪运至广州，历时近2个月，而从徽州到上海，只不过2~3天功夫，减少了损耗，加速了资金周转，使徽州茶叶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徽州茶的销量不断攀升，有力地促进了徽州地区的茶叶生产。此时，种粮兴茶的谢正安当机立断，决定重操旧业，每年春季在漕溪挂秤收购春茶，经加工后，肩挑至皖东运漕、柘皋设店销售。因亲叔谢光荪在江苏靖江县新沟司衙内任职，他又将茶叶从长江水路运到靖江，再到上海闯市场，与“洋庄”做贸易，经过多年的经营，谢正安于光绪元年在漕溪开办“谢裕大茶行”。不久，又在屯溪、歙县等地开办茶行和茶厂。把茶行业务扩展到上海、运漕、东北营口等地，在吞并了休宁的吴家茶庄后，成为徽州六大茶庄之首，古歙北方四大财主之一。据《祥字阄书》记载：除去未作价产业甚多外，家积有价产业和英银洋计达49100元，宝银3400两。谢正安在上海闯荡时，上海市场茶庄林立，各庄普有名茶、名品，常品茶竞争相当激烈，谢正安用其敏锐的商业眼光看到了徽茶的不足，当时徽茶大宗是炒青“屯绿”，销量一直居全国绿茶领先地位。但一些地名茶如西湖龙井、庐山云雾、云南普洱等争相入市，并且上市早、外形美、香味清醇，为达官贵人所器重，为内外茶商所青睐。由于这些茶上市早、产量少、做工精致，因而价格高、利润大。
建国后，黄山毛峰一直为全国名茶中的佼佼者。改革开放后，"谢裕大"茶庄改名为"天茗庄"，经原国家内贸部核准，成为安徽茶业唯一"中华老字号"茶庄。

6、汪裕泰茶号——汪立政
汪立政(1827～1895)，绩溪八都余川人(今上庄邻村)，字以德。1840年赴上海茶叶店为徒，勤劳忠厚，深得业主信任；1850年自办汪裕泰茶叶店于沪南，督工精制四方名茶，薄利多销，声誉鹊起而在业内独占鳌头，此后在上海、奉贤、苏州、杭州等地设分号9处。汪裕泰经营有方，业务发达，驰誉中外，盈利丰厚，执沪上业内之牛耳，为旅外绩溪人中的富商巨贾之一。
汪立政富而有道，急公好义，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多有资助。余川村口的环秀桥毁于道光癸酉(1873)，当时死难者无数，沿河良田皆废为沙滩，对此他一直牵挂在心。晚年，他捐金二千数百元，并派专人监工重建，虽未亲眼目睹夙愿的实现，但其子完成了此项义举。汪立政子汪惕予因致力于悬壶济世，只能勉力维系汪裕泰店业；其孙振寰1919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继承汪裕泰店业，刻苦钻研，善于革新，几经努力，于1927年在上海西藏路开设汪裕泰总号、辟有5个门市部，接着又在浙江路和福履路分设2个门市部，以批发兼零售，销售新制的绿茶、红茶、花茶和茶砖而驰骋沪上。抗日战争初期，他又悄悄地将资产转移美国和日本，在国外开设分销部，挽救了经济上的损夫，且及时地将汪裕泰茶叶打入国际市场，1949年离开大陆后，仍在海外维系店业。

7、吴鼎裕茶庄——吴锡卿
吴锡卿，安徽歙县昌溪村人，生于1876年春，祖上为安徽茶商世家，兄弟6人，吴锡卿排行老四，1887年举家前往北京，初夏创办吴裕泰茶栈，由吴锡卿出任总管，几十年后才改号吴裕泰茶庄。吴家先后在城里城外开了8家大小茶庄，后来发展到11家，他们是：崇文门内“乾泰聚”、“福盛”、“吴鼎裕”茶庄，“吴鼎裕”即今崇文门菜市场旧址，专门经营高档茶叶，供豪门显贵享用。
吴裕泰茶庄，自创建之日起至今，一直坐落在东四北大街44号。其时占地20多亩，高门大院，能同时进三辆大车，共有8个院落，100多间房子，为花园式建筑，分为客房，库房，加工拼配室，营业店堂等。那时，茶庄主要从安徽、福建、浙江等地进茶，一般是经大运河到通县，再用大车进东直门，到北新桥。那时吴裕泰茶栈的电话是：北局，1928。现为64041928，历经百年，主号未变，现在王府井吴裕泰茶文化馆，展有一老顾客捐献的早年吴裕泰茶栈茶叶筒可作证明。
吴裕泰最早的牌匾是吴锡卿用五块银圆，请清末老秀才祝春年写的，称《吴裕泰茶栈》，书法不俗。这块匾在北京挂了几十年，公司合营时，吴裕泰茶栈改为《吴裕泰茶庄》，文革时北新桥地名被改为红日路，吴裕泰也更名为“红日茶店”（为竖牌），直到1985年才恢复老字号，是请中央民革委员冯亦吾老先生题写的，黑地金字的横式牌匾，沿用至今。
1994年，茶庄进行翻扩建，营业场所由原来的50平方米增加到80多平方米，店堂宽敞明亮，店内悬挂着天津炎黄画院赠送的大幅国画，《陆羽品茶图》。次年，建成与茶庄一壁之隔的《吴裕泰茶社》，著名书法家刘炳森，欣然命笔题写匾额，1995年金秋时节，茶社开笔会，刘炳森、胡洁青老人、李滨声，苏适、米南阳，留下了墨宝。
当时的吴裕泰茶栈，就以拼配花茶为经营特色，开始是自己窨制，后一律在产地窨。安徽的名茶不少，祁门红茶，安徽屯绿，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等享誉中外，但那时北京的老百姓喝不起这些名茶，大多喝花茶，吴裕泰拼配的茶基本上是大众化的，所以生意一直很兴隆，在北京茶行中独树一帜。
新中国成立后，吴裕泰这个百年老店又获新生，1955年底，公私合营后，更名“吴裕泰茶庄”。1995年被国内贸易部授以“中华老字号”称号。

8、张一元茶庄——张文卿
张文卿，安徽歙县人，张一元茶庄的创办人。张文卿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花市大街摆设茶摊，光绪二十六年开设“张玉元”茶庄。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文卿在前门外观音寺街路南购房开设了一间门脸的店铺，取名为“张一元”茶庄。取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亦即“开市大吉、日新月异”之意。不久迁至观音寺街路北一处三间门脸的店铺营业。1912年张文卿又在大栅栏开设“张一元文记茶庄”。以“文”字表示为张文卿所开，三个茶庄以张一元文记为主。茶庄开业后，由于店址优越、经营得法，以质量上乘而声名远扬。
张一元茶庄茶叶质量上乘、色味醇正，茶庄的业务好、发展快，得益于创业者张文卿经营有方。1925年张文卿亲自到福建开办茶场，在福州郊外半山坡盖了几十间房，雇佣当地工人按季节收购新摘的茶叶，并选最好的茉莉花自己薰制，再依北方人的口味就地窨制、拼配，形成具有特色的小叶花茶。以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被京城百姓认可，并广为传颂。张文卿自己办茶厂不仅可以熏制特味的茶叶，而且要比在北京从茶叶批发商手中买货价钱要便宜得多。所以，同等级的茶叶张一元比别的字号茶庄卖得便宜。张一元茶庄还经常派人到一些茶庄了解售价，掌握商品行情，并且买回别人销售的茶叶与自家同级茶叶比较，不断使自家茶叶质量优于同行。当时，该茶庄就设有电话和函购业务。凡买2.5公斤以上茶叶者，均送货上门。尽管生意好，可茶庄仍很重视广告宣传。北京的商店，用高音喇叭播放歌曲、戏剧来招徕顾客，张一元茶庄是第一家。抗战前夕，张一元茶庄播放彭素海用西河大鼓演唱的“三下南唐”，每次播放时，门前总是围着许多听众，为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

9、近代中国茶王——徐润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县北岭村（今珠海市北岭乡）人。父亲徐宝亭曾任清朝官吏，叔伯皆为洋行买办。清咸丰二年（1852），14岁时随叔父徐荣村经澳门抵达上海，在英商开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起直至工作16年。勤奋刻苦，悟性颇高，得洋行主管器重，成为领管各分行的总买办。其预见到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购置江轮、船坞，将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作为洋行的主要业务，并将出口贸易拓展到日本，使洋行的进出口总值每年达数千万两白银，很快成为巨富。
早在宝顺洋行上堂帮账时，徐润就自己经营茶叶等生意。他与人合作开过一家“绍祥”商号，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转卖给上海各洋行，这既为宝顺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又为自己赚取了差价。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后，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产茶区增设了多处茶栈，并选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从而形成一个茶业网络。由此，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茶区的收成，掌握多条供货渠道，并针对英、美、俄等国消费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断地向各国洋行提供合适的出口货源，而且根据行情随时调整茶价，谋取高额利润。徐润和唐廷枢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对上海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茶叶贸易进行控制。
茶叶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出口产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国茶叶输出最兴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输出量达268万担，创茶叶出口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个纪录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986年才被突破。当时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3以上，而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因此，有人将徐润誉为“近代中国的茶王”。

10、吴怡和茶号——吴荣寿
吴荣寿(1873—1934)，字永柏，号俊德。近现代著名茶商，著名徽商。又名俊德，字永柏。安徽歙县岔口乡人。吴荣寿童年时代随同父亲来到屯溪，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1901年父亲病故后，他大胆拓展业务，在屯溪阳湖开办吴怡和茶号，专门制作外销高档茶。数年后，又创立吴怡春、吴永源、华胜等茶号，进一步扩大外销精品茶的产量，每年制销高档屯绿数千担，最多年份高达2万担，占屯绿外销半数以上，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吴荣寿决心对茶业经营进行革新，企望创出新品名牌茶叶，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贡"等茶，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叶价格狂跌，加上朱富润火烧屯溪商业街，几度大损失使吴怡和等茶号一蹶不振。
吴荣寿独立经营茶号之后，非常重视技术和工艺改进，他重金聘请婺源制茶技术高手汪汉梁为洋庄总管，将婺、歙两地“屯绿”制作工艺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他还对雇佣的工人亲自传授操作技术，并相对固定地雇佣他们。因此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如父母使用的茶锅、拣板，可以传给其子女使用，称为子孙锅、子孙板，既保证了工人工作稳定无忧，又体现了商家延续有继。有《茶庄竹枝词》这样评说道：“急明论暗肆咆哮，坐了编成莫混淆。还是旧年原板好，学他燕子各归巢。”由于吴荣寿经营茶叶注重质量，又讲求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洋庄越开越多，先后在屯溪阳湖开设了吴怡春、吴永源、华胜、公胜等18家洋庄茶号；每年雇佣工人多达1000余人；年加工销售“屯绿”二三万箱，占“屯绿”总产量的1/3以上；巨大的规模使他成为徽州外销茶商中的巨擘，吴荣寿被理所当然地推举为休宁县商会首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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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人类非遗，给金华茶产业带来什么

一个多月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就包含了来自金华市的绿茶制作技艺(婺州举岩)和庙会(赶茶场)。

金华茶非遗能够成功入选“人类非遗名录”十分可喜，值得骄傲，然喜悦之余，更多的是思考如何更进一步。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省委、市委也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相关精神，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向未来，申遗之后，我们应怎样写好、写深、写大茶文章呢?这样的问题，每一个茶企和茶非遗传承人一直在深思。

好茶需要好吆喝

金华自古盛产茶叶，历来是全省重要的优质名茶产区。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培育出了不少精品茶：婺州东白早在唐代就跻身贡品行列;同样是贡品的婺州举岩，其制作技艺第二批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兰溪毛峰被周恩来总理选为国礼茶馈赠访华的尼克松总统;上世纪80年代，金华茉莉花茶闻名全国;上世纪90年代，金华有机茶一直在全国占据领先地位。

细数下来，金华不缺名茶。但金华名茶的影响力和规模都比较小。以绿茶制作技艺(婺州举岩)为例，与它同时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黄山毛峰、太平猴魁、铁观音等茶的制作技艺。无论哪一种，都是被全国市场广泛熟悉的品牌，比婺州举岩要响亮得多。

还有婺州东白。磐安县是中国生态龙井茶之乡，金华是龙井茶的主要产区之一。但提起龙井茶，人们更多的是知道西湖龙井，知晓婺州东白者相对寥寥。这样的现象，不仅在全国范围普遍，在金华本地也存在。

在浙江武义骆驼九龙砖茶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斌凯看来，武义、磐安、浦江、东阳出产的茶在市场上的反馈都不错，缺的是茶的影响力。他说，除了确实存在名优茶产量低等客观因素，茶企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改变“过去太重视茶叶生产端，忽视了茶叶品牌培育”的困局。

这个困局带来的现状：一是茶叶卖不出高价格;二是人们不甚清楚本地茶叶品牌;三是在商业核心区绝大多数都是外来茶品。

不能一味低头干活，也要起身吆喝。国家制茶大师、浙江乡雨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祝凌平说，武阳春雨的成功离不开吆喝。

1994年，武阳春雨诞生于武义小城。这个年轻的品牌，短短20年间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知名度，成为武义的一张金名片。武阳春雨的成功，除本身质量有保证外，还在于不遗余力地宣传。当时，县政府每年投入100万元，用于广告宣传、参展茶博会，还开展了征文、形象代言人、茶故事编写等活动，使得武阳春雨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市场认可度大增。

“提升品牌知名度，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加大茶文化的挖掘和展示，让更多人了解茶，爱上茶。”祝斌凯说，金华茶文化底蕴深厚，仅茶非遗项目就有16种。而道茶文化、佛茶文化、儒茶文化、早茶文化，也有不少文章可以做。

此外，推进茶文旅深度融合，把茶与非遗旅游商品相结合，将茶非遗资源引入商场，打造“茶+旅游+”“茶+生态+”的新模式，让茶有更多的品读方式，同样值得期待。

好茶需要好茶市

作为与消费联系最紧密的环节，茶市活动对茶叶消费所起作用巨大。

从过去来看，金华是有着浓厚茶叶交易传统的。

本次入选人类非遗的44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庙会(赶茶场)是唯一一个以茶叶交易为中心的民俗活动。分春秋二会的赶茶场，除了纪念许逊而开展非遗表演外，每次都要持续几天，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茶农借此机会开展茶市交易活动。这也使得磐安成为古时江南榷茶场重要场所，玉山古茶场成为宋代以后各朝指定的茶叶贸易场所之一。

上世纪90年代，金华茶叶市场也有辉煌的时期。祝丰亭市场是当时全国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各地茶商云集金华。当时，市供销社下属的金华茶厂曾创下3天销售6亿元的纪录。

但从现在来看，金华是缺乏茶叶交易活动的。在祝斌凯印象里，他参加过金华地区规模较大的茶市活动有万人品尝大会、武阳春雨推介活动、武义茶旅融合座谈会、赶茶场，更多的是参与外地的展销会。

其实，金华并不缺乏打造专业市场和行业展会的能力。义乌小商品专业市场从无到有、从有到精，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由小到大再到强，成为全国最大的五金专业市场。义乌国际小商品(标准)博览会办了28届，永康五金博览会办了26届，无一不是各市场的风向标。在祝斌凯看来，金华有这样的底气再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茶叶专业市场和行业展会。

事实上，这几年，磐安正走在这条路上。“疫情防控前几年，我们曾在赶茶场活动期间尝试办过斗茶大赛，丰富赶茶场内容，做大赶茶场品牌。”磐安玉山古茶场文保所所长陈骥川说。只是受疫情影响，赶茶场活动这几年一直未举办，活动也暂停了。

好消息是，当前，磐安正在规划玉山古茶文化博览园项目，将以古茶场为核心，打造以古茶、古市、古道为文化底蕴，集古茶文化、品茶休闲、茶园观赏、茶疗康养、茶道体验、古茶贸易、茶艺研学于一体的一站式中国茶文化旅游目的地。

磐安古茶场

好茶需要好科技

“一片绿叶”富一方百姓。

绿叶如何变成金叶子?茶科技依然是突破点。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很有发言权。该公司副总经理徐欢说，2020年以来，公司以数字化改革的理念，建成1120亩的智慧茶园、数字化毛峰形茶叶生产线1条，完成武阳春雨针形绿茶和红茶数字化生产线各1条，生产线用工和同量加工时间双减少，茶叶制率提升6%，产品品质提升半个等级以上，同等加工面积利用率提高100%。2021年，新增订单1000多万元，推动有机茶售价上升10%，带动鲜叶收购价提升15%，实现企业和茶农双赢。

在浙江乡雨茶业有限公司，他们把摘下来的茶叶制作成抹茶后，出口利润高于传统茶叶。祝凌平说，抹茶可以实现茶叶精深加工利用率从5% 提高到20%。抹茶原料如果是机采的鲜叶，按照平均价格200元/公斤计算，理想状态下亩产可达万元以上，可极大提升茶园单产效益。

在科技的加持下，茶并非只有茶叶能使用。浙江武义骆驼九龙砖茶有限公司不仅收购茶叶，还收购茶树梗茎。梗茎，是制作黑茶与抹茶的原料之一。祝斌凯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茶叶综合利用率能提高，一个茶农每年能增加5万—10万元的收入。

当然，现在茶不仅只有茶叶一种形态。在上月举行的“婺风遗韵·人在草木间”茶生活系列体验活动里，茶还是做菜的佳肴，浦江红茶做成的茶疗猪猪乐，黑茶做成的佛手蜜火方引得路人惊叹。不止这些，如今，茶可以是泡的粉，也可以是吃的面，更可以是美白的牙膏、美容的面膜。“有赖于科技，茶可以制作成各类茶叶周边产品，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祝斌凯说。

近年来，金华茶企对茶科技的追求还在继续。金华市农业农村局经济特产站罗文文说，围绕“茶业强市”建设，金华市坚持创新驱动，逐步完善创新体系，搭平台育主体，通过弘扬茶文化、做强茶产业、创新茶科技的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全面破解茶业发展的诸多疑惑，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然，古树新芽，生生不息。金华茶这篇大文章还有太多的内容值得书写。比如金华在外的茶人才何时回归，茶非遗传承如何守正创新，茶技艺如何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三茶统筹如何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