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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叶采摘记录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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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茶的相遇,相知,相爱,始于数万年前的西南先民

数万年前,在西南地区的莽莽丛林中,原始人类采集食用植物中,发现了一种咀嚼时苦涩,但咽下后又能解渴、回甜的“美味树叶”,更妙的是,这种树叶片常绿,四季不秃,是很好的食物来源,由此人类开始利用茶叶,最早的原始生食茶叶时代开始了。

“茶类简史”专题第二篇,我们来聊聊人类与茶的“相遇,相知,相爱”。


初步驯化茶树的几大族群

上篇文章我们说到,在距今约1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代,残酷的气候使得大部份地区的茶组植物灭绝,唯有四川盆地、云南高原,以及缅北、越北等东南亚地区的茶组植物得以幸存。

灾难过后,茶树开始借助江河水流,原始人类活动和鸟禽动物等形式完成了早期扩散,点状的野生茶起源地也逐渐向外扩展,形成了片状的人类初步驯化茶树起源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茶树的利用与起源上,茶学界有所谓的“中国唯一论”观点,其认为中国云南地区的先民,是初步驯化茶树的唯一参与者,但从真实的历史来看,在传播野生茶种子,初步驯化茶树的道路上,我国西南先民虽是主力,但并不孤单,属于孟-高棉语族团的“高棉人”也是同行者之一。

(注:高棉人一词从“ខ្មែរ”中音译而来,早在栽培型茶树出现之前,高棉人就已经是在东南亚各地跨境生活的大族群,也是最早进入滇西南、滇南一带的族群之一,后迁入的傣族、布朗族称其为“本地人”,简称为“本人”。)


滇西南与其相邻的东南亚,直到元朝初年才真正被纳入中原版图,本就是山川物候一衣带水,民族传统形态相似的天然整体,而高棉人以采摘游猎为生,自然不可能会对茶叶这种有利用价值且唾手可得的食物视而不见,这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自然发生的结果。

千百年后,当农耕文明取代了采集文明,定居生活取代了迁徙游猎,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栽培型古树,才有了诞生的条件。

不过这一次,文明发展缓慢的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掉队现象,而取代其地位,在充分驯化茶树道路上与云南一同前行,甚至后而居上的,其实是古巴蜀文明。


巴蜀文明代表文化——三星堆

不过,在展开古巴蜀种茶篇之前,还有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说包含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亚洲西南地区都是初步驯化茶树的起源地,而到了充分驯化茶树时,中国西南(包括四川盆地,澜沧江中游山区等)却成了唯一的起源地?

这里,陆离分别从自然学角度的古树茶资源分布,民族学角度的西南地区茶叶利用史,语言学角度的“世界范围内茶词根起源”这三个方面来和大家一起探究。

西南古茶树资源分布差异

前文中我们有提到生物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将类群内原始种类最集中和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测为这个类群的起源中心。而中国的西南地区尚存的茶组植物占到了世界现存茶组植物的85%,尤其以云南地区的保存最完整,最全面,而与之相邻的东南亚地区,则始终缺乏500年以上的茶树栽培史和过渡型茶树物证留存。

这里插几句题外话,上次谈论这个问题时,有位在老挝丰沙里做茶的茶友不太信服:我们这有很多好几百年的古茶树啊,都被采摘好多年了,肯定也是栽培型茶树啊。

实际上这些茶区都属于“边境茶”范畴,数百年来,中国云南段的国境线处于一个变动的状态,在法国占领越南、老挝前,边境一带的古茶树都属于很好的茶叶资源。


越南地区也曾出品过“普洱茶”

在猛乌、乌德被割让给法属老挝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边境一带加强控制,清代茶人在得知割地条约后,也曾发出一句叹息:“查茶山自庚子辛五中外交涉划界,割去数山,生理只有一半”。

缅北、越北等边境地区有栽培型古树茶园的村寨,大多紧邻云南边境,边境内外,山水相连,气候、土壤、人民相似,茶树没有理由按照人为划定的国境线生长,种子是会随着风、随着水四处扩散的。

更何况,人与传统从未发生变化。古时,这里的人民有时归车里宣慰司管理,有的归掸邦(傣族)土王管理,后来,土司们也经常变换祖国,有时归附中国,有时倒向缅甸,有时倒向老挝。国界在变,土地不变,人民不变,茶树亦不会变。

云南地区茶叶利用史

回到正题,先民对茶叶的利用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但受限于社会发展与生产力,并没有文献史实留存,好在身为濮人后裔的布朗族,至今都保留着非常完整的茶俗文化和口耳相传的史诗,亦能够让我们窥见在采集文明时期,茶山先民对茶的利用史。

史前时期,分布在大西南地区,尚未学会用火的原始人类在丛林中遇到了野生茶树,并认识到茶树的鲜叶,是一种食用后解渴、回甜(源自茶叶里含有氨基酸、糖分等成分)的“美味树叶”。

这种生食茶叶的习惯,在如今一些古老的茶山民族中的饮食中依然能看到,比如基诺族就有先将鲜嫩茶叶搓揉入盆,再拌入黄果叶、辣椒、大蒜、酸笋、酸蚂蚁、白生等调料后食用的“凉拌茶”,再比如拉祜族的糟茶,布朗族的酸茶等等。

距今约170万年前(一说73万年前),云南的元谋人已经学会了简单用火,火的利用是人类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经过炙烤后的茶叶,草腥气和苦涩味等低沸点芳香物质已经蒸发,更加香甜可口,于是做熟的茶叶很快就取代了生食茶叶。

在熟吃茶叶的最初阶段,人类虽学会了用火,但并不会制作和使用容器,这一时期主要为使用天然器具烧食,这一习俗也流传至今,成为了云南佤族的“铁板烧茶”,拉祜族、傣族、哈尼族的“竹筒茶“,后来又陆续诞生了烤罐茶,土锅茶等特色茶俗。

从最原始的鲜叶生吃,到炙烤后添加盐、香料、食物的食饮的混用,到稍加复杂,周期更长的发酵酸茶,再到煮、泡清饮,如今云南许多茶山民族仍传承着的古老饮、食茶叶,正是一部展现了早期人类茶叶利用的活历史。


烤罐茶并非布朗族原创,推测是向彝族等氏羌族团借鉴而来的

世界范围内的茶字演变

聊完了古树茶现存分布与早期茶叶利用史,我们再来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以最早接触中国茶叶的东亚,西欧,东欧这三个地区为例,看看世界范围内茶词根的起源。

东亚地区最早记载茶的,是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长永齐”写就的《种茶法》一书;东欧地区最早记载茶的,出自公元1507年俄国彼得洛夫和雅里谢夫介绍中国茶的新闻;西欧地区则来自公元1559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拉摩晓著有的《中国茶摘记》。

陈椽院士也在《茶业通史》写道:“华茶陆续出口,世界各国亦依买茶先后创立茶字”,也就是说,对于各个不产茶的国家来说,创立“茶”字的原因,正是因为从中国认识到了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树叶,并与中国进行了首次茶叶贸易,有了书写记录的必要。


世界各国对“茶”的读音也能证明这点,正如陈椽院士指出的“各国语言中与茶相等的字,都是我国茶字的译音。”不过看到这里,可能有茶友马上想起到”茶“的英文是”tea“,并不读作”查“,两者在读音上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我们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去看,古代中国有七大方言区,包括汉民族共同的北方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方言、以广东话为代表的粤方言、以广东省梅县话为代表、跨越闽、粤、浙、台四省的闽方言等等,直到解放后,国家才开始推广以北方方言中的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

而最早进行通商外贸的这些城市基本都在南方,尤以讲粤语的广州和讲闽南语的厦门为中心,其中,粤语称“茶”为“查”,受其这一读音影响的国家语言有日语、泰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俄语、古代英语。

闽南语则称“茶”为“退”,受其影响的有现代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越南语和韩语对茶的读音中,还存在“查”“退”并用的现象,在众多语言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英语。

由于中英茶叶贸易时间跨度长、范围广,厦门和广州都曾负责对英茶叶出口,因此英语中对“茶”的读音也呈现“查”“退”并用的局面,比如18世纪古英语“tea”的发音就很接近“退”,二战时期的英国军队中仍有“Chah”的俚语发音,在英国一些古老的乡村地区,当地的老人们称呼茶叶也依然保留着近似于“退”的发音。

看到这里,云南的茶友可能又会想到“我们这里的茶叶读音普遍都为“la”(腊),这又该怎么解释呢?”这其实是因为“查”和“退”的发音,都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族,代表了滇外小叶种在世界的传播过程,而“腊”源自濮人,属于孟-高棉语系布朗语支中指谓叶子的共同词根,已经不属于汉文化圈了。

此外,布朗族与佤族还习惯将经过厌氧湿发酵的酸茶称为“mian”(缅),比较接近古汉语中“茗”的发音,二者是否存在授受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而“la”和“mian”的发音,在缅北、越北等与云南相接的东南亚地区也一样适用,这也再次证明了云南与其接壤的东南亚地区,有着古老的整体茶文化,其源头正是云南的濮人种茶。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在茶树驯化史和茶叶利用史都占据重要地位的世界茶源云南,都在以“腊”为茶叶的发音,而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盛行的发音依然是“查”或“退”?——最根本的原因是,最早驯化出茶种,和最早向中原传播茶叶的,不是云南的濮人部落,而是四川的巴蜀文明。

篇幅受限,下篇专题文章,我们接着来聊聊为什么说巴蜀文明最早驯化出了茶种,以及四川是如何将世界茶源的身份拱手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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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学起源:一文看懂我国茶学教育百年坎坷发展之路,附现代中国十大茶学教育家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陆羽《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而根据《神农本草经》记载,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古老先民已经开始发现并利用茶叶来进行解毒。所谓“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是最好的证明。几千年来,茶叶随着历朝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转移,从巴蜀之地向全国传播扩展,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发展,最终形成了现在全国20多个省份1000多个县市种植茶树的格局。

但是,不管是茶叶的种植生产和加工制作技术,还是销售和品饮知识及茶文化相关体系的传承和发展,从有记载以来,大多依靠师傅带徒弟的口口相传和文献资料的记载流传及在历史长河中交流融合而成,并没有一整套完整的学科体系教育。当然,这与古代中国教育理念和学科设置有很大的关系。古人认为读书才是正途,茶叶种植属于农业生产的一部分,茶叶加工工艺最多算得上是一门手艺而不是一门学科。直到近现代以来的西学东渐,西方学科教育体系传入中国以后,茶学才慢慢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茶学教育的内容有哪些?

茶学是一门特色鲜明的传统学科,追根溯源历史悠久,包含内容非常丰富,既涉及自然科学,同时又兼顾人文科学。从大类上来讲,可以分为茶科学和茶文化学两类。具体来说,茶科学里包含茶树学、茶树栽培学、茶叶加工学、茶叶检验学等,茶文化学包含茶史学、茶艺、茶道、民族茶艺学等等。现代茶学交易已经分门别类,深入细化到每一个专业类别了,形成了完整的茶学教育体系。

茶的历史十分久远,自从茶圣陆羽撰写《茶经》开始,世界茶叶史上第一部茶学专著就此面世。但真正形成茶学学科则是20世纪初的事情,根据现代文献资料和历史记载,我国最早设置茶学课程的大学是上世纪30年代的广州中山大学。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发以来,我国茶学交易事业蓬勃发展,目前全国大部门农林院校和部分综合性大学都开设了茶学专业,比如浙江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和云南农业大学等等。另外,部分大中专类院校也纷纷开始茶艺、茶道和茶文化专业,向社会培养和输送专门人才。

二、茶学教育的起源于何时?

如果从茶学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茶学的起源追溯到唐朝时期。陆羽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对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等进行了综合性论述。虽然当时没有茶学的概念,但《茶经》却是我国茶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是茶叶的“百科全书”。

此后,宋代皇帝赵佶的《大观茶论》、赵汝砺的《北苑别录》、明朝朱权的《茶谱》以及清代刘源长的《茶史》等著作,都是有关中国茶叶生产、加工和品饮方面的专著,可以看做是历史茶学的传承和发展。当然,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现代教育意义上的茶学萌芽出现在晚清时期。

19世纪末,伴随着清政府的衰落腐败,中国茶叶发展进入到历史的低谷,当时社会上的洋务派有识之士,意识到传统的教育观念已经无法挽救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和维新,向西方世界学习。为了振兴中国茶叶,必须建立学校、培养专门茶叶人才。清末台湾巡抚刘铭传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提出建立学校培养茶叶人才的官员,他在1887年计划“再立茶艺学堂一所,教授艺童,恒常习学。”1891年,当时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计划开设专门学校,设置商务学专业,招收茶商子弟50名来接受茶学教育学习。

根据《农学报·萧主政补救丝茶折》和《光绪朝东华录》等资料记载,1898年,光绪皇帝批准刑部主事萧文昭“设立茶务学堂”来拯救中国茶叶的建议,“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产丝茶省份,迅速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1899年,清政府创办农务学堂,根据《农务学堂招考农学示》记载,当时一共招收7个学科,分别是:方言、算学、电化、种植、畜牧、茶务、蚕茶。从这里可以看出,7个学科中至少有两个(茶务和蚕茶)与茶学强关联,另外种植学科也会涉及到茶叶种植技术。因此,这是现有资料中最早设置茶学课程的记载。

而1907年,清政府在四川创办的“四川通省茶务讲习所”,是我国茶学历史上第一所专门学校。民国建立后,该校改名为四川省立高等茶叶学校,一直办到了1935年,学制3年,总共毕业18个班学生。1909年,湖北和四川峨嵋县分别设立“湖北省茶务讲习所”和“四川蚕桑茶业传习所”。除此之外,清末还有更多的“茶务讲习所”在各地筹办,至此,中国茶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三、茶学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1.民国时期茶学教育的发展

辛亥革命以后,旧式学堂改为新式学校,各地纷纷兴教育,开学堂。在1912年~1924年间,全国多地设置有茶学学校,比如1915年湖南茶业讲习所、1918年安徽休宁茶务讲习所、1920年的云南茶务讲习所和1923年安徽六安省立第三农业学校茶科专业等等。但是由于北伐战争和军阀混战,各地学校开办时间均不长就因为经费、政治和战争影响而被迫关闭。从1924年到1935年前后十多年间,我国茶学教育培训陷入了一段时间的低潮。

1934年,福建设立“福安县立初级职业学校”,专设茶叶班,开福建茶学教育先河。1939年,福建省教育厅创办“福安县初级茶业职业学校”,招收茶业和农艺新生。1942年,贵州省立湄潭实用职业学校开设茶叶科和制茶科。同年,贵州省教育厅与国民党中央茶叶实验场合办制茶科1个班。1947年扩大到2个茶叶班。1940 年江西创办婺源茶业职业学校。除此之外,各地还根据自身需要,开办了很多短期培训班。比如1937~1941年,浙江省三界茶叶改良场曾举办过3期茶叶技术训练班,1938~1941年,安徽祁门茶叶改良场也举办了2期茶叶高级技术人员训练班等。这些初级和职业教育的出现,为我国茶叶发展培养了一批急需专业人才。

除此之外,茶学高等教育也在这一时期出现。1931年,广东中山大学开设茶作课,这是有记载以来的茶学高等教育记录。1940年,复旦大学成立了茶业组和茶叶专修科,第一次成规模的招收茶学新生,著名茶学专家吴觉农担任茶叶组主任。另外,在这一时期,浙江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等都开设茶叶相关专业。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一期间,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茶学教育虽然有所发展,但因经费或战争关系,却无法持续深入推动。

2.建国后茶学教育的繁荣

新中国建立以后,非常重视茶叶生产种植,针对茶学专业人才的培训十分普遍。其中茶学高等教育是伴随我国高等学府院校调整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比如民国时期设立的复旦大学茶业组,在1952年整体划归安徽大学农学院,后来演变成今天的安徽农业大学茶学专业。武汉大学茶叶专修科划归华中农学院等等。目前,安徽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湖南农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 、西南农业大学 、福建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都开设茶学专业。并且,很多学校的茶学专业成为全国重点学科,茶叶专业教授导师成为两院院士。这些都表明茶学教育的受重视程度和普及程度。

当然,建国后茶学的中等职业教育也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像浙江、安徽、福建、四川、云南等产茶大省,都开设了茶叶专科类职业学校,培养茶叶生产、加工、销售和茶艺专业人才队伍。民间各种茶叶专门学校同样十分兴盛,尤其是近几年来,茶叶在全国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刺激了茶学教育的兴盛。各种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 、不同类型的茶叶技术训练班是中国茶学教育的又一重要形式。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有近30所大专院校设立茶学系科,中专类和社会民办职业茶叶学校更是不胜其数。在高中低不同层次茶学教育的全覆盖下,为我国茶叶发展培育了大量的专业性人才,在茶叶的生产、加工、销售、管理和审评及茶文化传播方面,做着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贡献,促进我国茶叶事业的整体腾飞和更好发展。(本文作者许小河,来源予言茶事。)

附:现代中国十大茶学教育家

二十世纪是中国茶业、茶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世纪,在二十世纪,实现了从传统茶业、茶学向现代茶业、茶学的转变并建立起现代茶业制度和现代茶学体系,茶叶生产、科技、教育、经济、文化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作为茶业、茶学基础的茶学教育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从职业中学、中等学校到大学乃至硕士、博士的完整的茶学教育体系,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涌现出了一大批献身茶学教育的教师、名师和教育家,而王泽农、吕允福、陈椽、庄晚芳、陈兴琰、陆松侯、张堂恒、莫强、王镇恒、刘祖生等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几乎都是终身站在茶学教育的讲坛上,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茶学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人才培养作出巨大贡献。

一、王泽农

王泽农(1907—1999),江西省婺源县人,茶学家、茶学教育家、茶叶生物化学专家。参与筹创中国高等学校第一个茶叶专业,培养了大批茶学人才。主编《茶叶生物化学》、《中国农百科全书·茶业卷》等,编译《关于茶叶生物化学的研究》,著作有《茶叶生化原理》等,是我国茶叶生物化学学科的创始人。

1925年9月,考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当时正值军阀混战,肄业北京农业大学。1928年2月,考入国立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1931年7月毕业。

1933年至1938年,先后在比利时颖布露国家农学院和颖布露国家农业试验场留学和工作,除钻研农业化学外,他还深入研究植物生理、生化、生物物理等生物学科。在比利时所从事的农业化学以及植物化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为他回国后创建我国茶叶生物化学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王泽农从比利时回国,协助李亮恭筹建复旦大学农学院。王泽农除担任教学工作外,还担任农场农产制造组主任兼技师。

1940年,吴觉农在重庆复旦大学农学院农艺系筹建茶叶组、茶叶研究室和茶叶专修科,王泽农参与筹建工作,并担任教师和研究人员。1946年,王泽农受聘为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任教授兼主任。因抗战原因停招两年的茶叶专修科恢复招生,王泽农为恢复茶叶教学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王泽农除继续在茶叶专修科任教外,筹建了复旦大学农业化学系,担任系主任。除教学工作外,他还担任复旦大学教学改革组副主任。但他始终坚持搞好教学工作,从没有放弃课堂讲授,为培养人才作贡献。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调至安徽大学农学院,王泽农也随着来到在芜湖的安徽大学。1954年安徽农学院在合肥独立建校,他又由芜湖调至合肥。一直在茶业系任教,先后担任过土壤农化教研室主任、茶叶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科研处处长、教务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王泽农在我国高等院校茶叶专业首先开设茶叶化学课,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创建和完善了茶叶生物化学学科课程体系,建立茶叶生物化学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培养了大批茶叶生物化学科技人才。

王泽农早期所讲授的茶叶化学,还局限于茶树栽培和茶叶加工过程中各种成分的变化研究,属于植物成分化学范畴。从廿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开始讲授茶叶生物化学课。1961年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全国第一部统编教材《茶叶生物化学》。他主编的全国第二部统编教材《茶叶生物化学》,1980年出版;增订的第二版,1988年出版,突出了该课程本身的系统性,加强了茶叶特征成分的论述,从而完善了茶叶生物化学课程体系。

1955年,安徽农学院茶业系在王泽农主持下成立了茶叶生物化学教研室,为了培养和加强师资力量,除了从本校吸收一些茶叶专业毕业生外,还从外校调来了学化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在王泽农的指导下,进修了有关茶叶生化学科的理论和技术,后来都已成为茶叶生化专业人才。

王泽农在三次主编国家统一教材《茶叶生物化学》,引导大家在广泛搜集专题资料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这为全国茶叶生物化学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扩大,起到了重大作用。他还为他校培养茶叶生化进修教师,向其他学校和单位输送攻读茶叶生物化学的研究生。他不遗余力,为培养茶叶生物化学人才作出重要贡献。

二、吕允福

吕允福(1907-1990),浙江省新昌县人,茶学家、茶树栽培专家,西南农业大学茶学专业创始人。长期从事茶学教育和科研工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筹建浙江茶业改良场,为浙江茶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建国后,赴重庆执教,培养了大批茶叶专业人才。

1927年,考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农艺系。1931年,毕业后留校在实验农场。1933年,回故乡浙江,由吴觉农介绍到金华农校任教。1934年,出任浙江省第五区农场技术主任。1935年,协助吴觉农创办浙江省农林改良场(1937年1月更名为浙江省茶业改良场,今三界茶场),吴觉农兼任场长,吕允福出任技术主任。同年5月,继任该场场长。

1949年10月,复旦大学聘请吕允福为茶叶系主任,并登报公告,却因茶场交接工作稽延未能到任。后调东北农林部农业处任稻麦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国茶叶总公司技师。1951年,调至西南贸易专科学校,任茶叶科主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西南贸易专科学校并入西南农学院,任西南农学院茶叶专修科主任、茶叶教研室主任、院学术委员等职。

参编《制茶学》(1961、1965)、《作物栽培学》(1963)、《四川茶叶》(1977)、《茶树栽培学》(1961、1979),并担任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茶树栽培学》1979年版副主编。

三、陈椽

陈椽(1908—1999),福建省惠安县人,茶学家、茶学教育家,制茶、茶史专家,是我国近代高等茶学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主编《制茶学》、《茶叶检验学》、《茶叶商品学》、《茶叶市场学》、《茶叶贸易学》、《茶叶经营管理》等教材,著作有《茶树栽培学》、《茶叶制造学与制茶管理》、《茶业通史》、《制茶技术理论》等。

1934年,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先后在茶场、茶厂、茶叶检验和茶叶贸易机构工作。1940年,赴浙江英士大学农学院任教。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到处狂轰滥炸,英士大学数迁校址,教学与生活都十分艰难。但他照旧认真备课、讲课,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鼓励学生为发展祖国的茶叶科学而努力学习。没有教材,他就深入茶场、茶厂搜集资料,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高校茶学教材《茶作学讲义》。这本教材包括茶业通论、茶树栽培、茶叶制造、茶叶检验等方面的内容。抗日战争胜利后,受聘到复旦大学任教,继续为创立茶业教育体系而努力。先后编著了《茶叶制造学》、《制茶管理》、《茶叶检验》、《茶树栽培学》等4部教材,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在教学的同时,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充实教学内容。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自愿要求到工作、生活条件较艰苦而盛产茶叶的安徽工作,担任安徽农学院副教授兼茶业系主任,亲自抓教学大纲的制定、课程的设置和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为该系的创办、教学科研逐步走上正轨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7年晋升为教授。这期间他还致力于提高《制茶学》的教学水平,两次主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制茶学》以及《茶叶检验学》,出版了《茶树栽培技术》、《安徽茶经》等专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离开教学、科研岗位后,也从未中断过写作。

“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回到了教学、科研第一线,这时虽年事已高,但精神更加焕发。1977年,他还向国务院提出了茶业教育事业发展的设想。1978年,建议并参与在安徽农学院茶业系创办全国第一个机械制茶专业。1978年9月,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不畏路途遥远,带领9所院校茶叶专业的教师深入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茶区,历时1个多月,搜集有关茶叶生产的科研资料,以充实《制茶学》内容,按时完成了教育部、农业部交给的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制茶学》的主编任务。之后,他又编著《制茶技术理论》,作为研究生必修课的教材,主编《中国名茶选集》,作为制茶学的补充教材。在完成上述教材后,他又着手编写茶业经济专业的教材,主编了《茶叶商品学》,受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局委托编写了《茶业经营管理学》,还编写了《茶药学》、《茶叶市场学》、《茶叶贸易学》。

执教半个多世纪,除了2年制的专科生和4年制的本科生外,又先后招收了制茶、茶机、茶叶检验、茶史、茶叶贸易、茶叶市场学等方面的硕士研究生。为了加速高校的师资培养,1986年开办了全国制茶助教进修班,亲自编写教材并讲授《制茶技术理论》课程。并多次配合农业部、商业部等单位举办全国性制茶技术训练班,以及通过下场、下乡举办短期学习班等方式,培训基层技术力量。通过多层次的教学,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茶叶人才。

四、庄晚芳

庄晚芳(1908—1996),福建惠安人,茶学家、茶学教育家、茶树栽培专家,中国茶树栽培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毕生从事茶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培养了大批茶学人才。晚年致力于茶业的宏观研究,对茶历史以及茶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主编《茶树栽培学》,著有《茶作学》、《中国的茶叶》、《茶树生物学》、《中国茶史散论》等。

1924年,考取集美高等师范学校。1930年考入中央大学农学院。1934年毕业后,到安徽祁门茶叶改良场工作。1938年,在福建省福安农校讲授茶叶课。1939年,担任福建省茶叶管理局副局长,曾到崇安筹办福建省示范茶厂,并在武夷山下组织开辟了数千亩新茶园。不久,他转至浙江衢州协助吴觉农筹办东南改良总场。1943年,福建省农林公司聘为总经理。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安徽大学农学院、华中农学院和浙江农业大学从事茶学教育。1965年,他首次培养茶学研究生,成为我国茶学研究生教育的开端。

庄晚芳知识渊博,曾讲授过《茶作学》、《茶叶概论》、《茶树栽培学》、《茶叶加工学》、《茶叶经济》、《茶叶贸易学》、《茶叶审评》、《茶树生理》等课程。在教学中,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既重视课堂教学,又亲自带学生到茶区调查研究,参加栽茶、制茶等实践活动。他坚持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不断更新教材,采取启发式教学。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并言传身教。

在教学中,十分重视教材建设。1961年、1979年和1988年曾3次主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茶树栽培学》。每次编写,从提纲拟定,内容取舍,初稿讨论直到最后定稿,他都严格把关,从而提高了教材质量。

庄晚芳是茶树栽培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重视并善于总结群众丰富的茶树栽培经验,主持并参加茶树栽培基础理论研究。1956年,编著的《茶作学》,是中国现代茶树栽培学的一本重要专著,既系统总结了我国茶农的宝贵经验,又全面介绍了苏联种茶的先进技术,对我国茶树栽培的实践及理论,都有较大的影响。1957年,另一本关于茶树栽培的理论著作——《茶树生物学》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论述茶树生物学特性的专著。

庄晚芳学术论著数量多,内容广,有独特见解,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他编著的《茶作学》,早在1959年就被译为俄文,在苏联出版。他撰写的《中国的茶叶》及主编的《中国名茶》和《饮茶漫谈》均被译为日文,在国外发行。

五、陈兴琰

陈兴琰(1911-2001),广东省三水县人,茶学家、茶学教育家和茶树育种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茶学专业奠基人。长期从事茶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培养了大批茶学人才。主编《茶树育种学》,为中国茶树育种和茶学教育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1933年,考取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系农艺门本科学习,主修茶作学。1937年,大学毕业后,由吴觉农介绍,赴安徽省祁门茶叶改良场任技术员兼栽培组组长,之后相继任广州商品检验局和上海商品检验局技士、技正,主持出口茶叶的质量检验工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业处派驻香港富华公司和昆明复兴公司,负责茶叶生产技术训练班的教学和云南的茶叶出口工作;江苏南通学院茶业课讲师。

1952年,到湖南农学院任副教授、教授,是湖南省茶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学科带头人。历任湖南农学院茶叶教研室主任,园艺系副主任、主任,茶叶研究室主任,茶叶研究所所长,院务委员会委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为茶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茶树栽培学”、“茶树育种学”、“茶树生理生态”、“茶树高产优质理论与实践”、“茶树起源进化和分类”、“茶学专题”等课程。兼任农业部全国茶树品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农学院学报》编委会副主任、《茶叶通讯》主编等多项社会职务。

1980年和1989年两次主编全国高等农业教材《茶树育种学》,其中1989年版被国家教委评为“国家级优秀教材”。1987年他翻译的日本《茶树栽培与生理》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86年参编的《中国茶树栽培学》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是1988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叶卷》(农业出版社出版)编委、顾问兼育种篇主编。

六、陆松侯

陆松侯(1914-2005),浙江省湖州市人。茶学家,茶学教育、制茶和审评专家。长期从事茶学教育、制茶和茶叶审评工作。在创建感官审评理论,统一审评方法等方面,对全国各类茶叶的初精制加工及标准样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培养了大批茶学人才。主编《茶叶审评与检验》。

1932年秋至1935年春就读于上海博习外文学院(大专性质),主习英文。上海博习学院毕业时,恰逢当时上海商品检验局招考茶叶检验员,以优秀成绩录用为练习生,从事茶叶检验工作。

1938年,日本侵略军入侵广州,同年10月他随该局部分成员撤退到香港,任职于富华贸易公司茶叶部,从事茶叶检验工作。

1939年4月,到浙江油茶棉丝管理处茶叶部,先后任技士、产制股股长等职。为了规范和促进茶叶生产加工、管理等工作,他于1940年撰写了约20万字的《浙江茶叶管理》,用作培养茶叶干部之教材。

1941年,浙江油茶棉丝管理处撤销,移职于浙江茶叶公司并先后任技术科长、厂长等职。

1945年8月至1948年3月,供职于吴觉农与孙晓村开办的上海兴华制茶公司遂安茶厂,任厂长。

1949年10月,中国茶业总公司成立,农业部副部长吴觉农兼任总经理。1950年5月,吸收陆松侯为该公司职员,任二级技师、科长,具体负责全国茶叶生产的有关管理业务。

1953年3月,升为中国茶业公司技术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1956年,任国家农产品采购部副处长。1957年,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处长。1958年2月至1959年7月,任商业部副处长,主管茶叶生产、加工和采购工作。1958年,代表商业部茶叶总公司出口公司与湖南省茶叶公司、湖南农学院等有关专家组成分级红茶(即红碎茶)试制组,任组长。

1959年,经湖南农学院陈兴琰副教授提议,陆松侯从北京调往该院,参与刚设立的茶学专业的建设和教学工作,任茶学副教授和制茶教研组组长,具体负责茶叶加工、审评等课程的建设,并主讲这两门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组织编写了湖南农学院使用的《制茶学》和《茶叶审评》两门教材。此外,参编的校际协作讲义《制茶学》,于1961年9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参编的《制茶学》,于1965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1970年和1975年,两次参加《茶叶制造》编写工作。到1975年止,主编或参编的教材有85万余字。

1978~1979年,受命主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茶叶审评与检验》。该教材于1987年被国家教委评为首批国家级全国高校优秀教材。

1988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叶卷》,陆松侯主编其中的茶叶审评与检验篇。

七、张堂恒

张堂恒(1917-1996),浙江省平湖县人,茶学家、茶学教育、制茶与审评专家。茶学国家重点学科第一任学科带头人,中国茶学学科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大批茶学人才,为茶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茶叶加工、茶叶审评、茶业经济贸易以及茶叶标准化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基础性与开拓性研究工作,获得显著成就。主编《中国制茶工艺》、《茶叶贸易学》,翻译出版《印度茶的栽培和制造》、《茶树病虫害及其防治》等。

1934 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经济系。1938年,毕业之后,投身茶业,先后在香港、重庆、上海等地从事茶叶生产、贸易与调查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担任过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助教、中茶公司技术科长,兼任中央大学讲师。深入安徽的祁门、屯溪、浙江的嵊县(今嵊州)、绍兴等茶叶产地,对茶农的生产投入和产出作了细致的调查、统计与分析,发表了《茶农经济的改善》、《论茶叶专卖》和《祁红毛茶茶价之研究》等论文。1947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教育部留美研究生,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农产品经济贸易,后辗转到路易斯西来那大学、北卡罗米纳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张堂恒学成归国。首先在武汉大学农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前身)任教,后进入浙江省农业厅特产局担任高级工程师。1953年11月到浙江农学院任教,主讲“茶树栽培学”、“茶作学”、“茶叶审评与检验”、“制茶学”、“茶叶专业英语”等主干课程,还为研究生开设“茶叶加工原理”、“茶叶经营管理”、“茶叶贸易”等课程。翻译出版了《印度茶的栽培与制造》、《茶树病虫害及其防治》两书。同时,他与同事们一起克服经费与设备、试验条件等方面的困难,根据中国茶叶生产实际,与浙江省农业厅,各茶厂(场)合作,对武夷岩茶的采摘标准、晒青与凉青的方法对品质的影响、眉茶生叶摊放方法与程度对成品茶的影响、红茶鲜叶不萎凋对越红品质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在不同程度上改进和提高了乌龙茶、眉茶和红茶的品质,为茶学教育和生产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

20世纪50年代末,浙江农学院开始接收茶学外国留学生,张堂恒任茶叶加工方向的指导教授,开始指导培养外国留学生与进修生。1987年他被聘为中国茶学学科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并招收了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这标志着中国茶学教学进入了更高的层次。1989年,张堂恒被评为茶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

八、莫强

莫强(1919-1984),广东省广州市人,茶学家、茶学教育和茶树栽培专家。长期从事茶学教育和科研工作。创建华南农业大学茶叶专业,培养了大批茶叶技术人才。副主编《茶树栽培学》,著有《茶叶制造》等。

1944年,进入中山大学农学系学习。1948年,大学毕业后在台湾农业试验所农艺系水稻育种试验室任技士。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起一直在华南农业大学任教,从助教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曾担任农学系副主任等职。他在茶叶制造、茶树栽培和农产品加工方面造诣深厚,经常深入茶区调查,及时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为开发新茶区,指导茶叶生产做了大量工作。在教学上,他一丝不苟,把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莫强曾作为《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编委参加编写工作;是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茶树栽培学》副主编;著有《茶叶制造》、《野生资源从化白毫》、《茶树育种》、《农产品贮藏加工》等教材;平易近人,严谨治学,刻苦研究,为人表率,是广东茶叶界受人尊重的老专家。

1972年,莫强开始筹建华南农业大学茶学专业。当时,学校的各项工作受到“文革”的冲击,困难重重。尽管如此,他还是克服种种困难,多次上访广东省农业厅,一次又一次找校领导、学校各负责部门,为茶学专业的创办奔波。最后,经过努力终于在1974年成立了华南农业大学茶叶教研室,莫强担起了教研室主任的重担。要尽快举办“茶叶技术培训班”及创办“茶叶专业”,首先需要的是充实人员,建立教师队伍。经他多方联系,从一些茶区和研究单位调来一批具有茶叶生产经验和科研能力的知识分子。他则亲自编写教材“茶树栽培”、“茶叶技术专题讲座”等。训练班自1974年起共办20多期,为广东、海南及广西、云南、江西等省的茶叶生产单位和有关部门输送了大批茶叶技术人才。在创办茶学专业和举办茶叶技术培训班的过程中,在人力、物力、基地建设等方面,都花费了大量精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华南农大茶叶专业从1977年起招收本科生,实行规范化的教学,为广东和其他省(市)培养高素质的茶叶技术人才。

九、王镇恒

王镇恒(1930- ),浙江省温州市人,茶学家、茶学教育家与茶树栽培专家。长期从事高等茶学教育,培养了大量茶学人才,为我国茶学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在茶树解剖、茶树生态研究、科技扶贫中,取得显著成绩。主编《茶树生态学》、《中国名茶志》、《中国茶文化大辞典》、《茶学知识读本》等。

1950年,进入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叶专修科学习。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省农业厅工作。适逢六安实验茶场筹建,遂被派去茶场担任技术员。

1956年,安徽农业院茶叶专修科改制为本科,王镇恒调到安徽农学院茶叶系从事茶树栽培学的教学工作。在执教的同时,他积极开展茶树栽培、解剖、生态、生理的研究。

1974年,担任安徽农学院茶叶系主任,1981年出任安徽农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科研及日常行政工作。1983年8月,作为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考察团”成员,赴美国考察高等教育。在美国考察期间,被任命为安徽农学院党委书记。在主持校党委工作期间,大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教学为中心,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稳步前进;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大力培养各级各类农林专门人才,使学校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自1983年起任研究导师,长期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任务。主讲茶树栽培学、茶树优质高产理论等课程。言传身教,以身作则,鼓励学生学农爱农,帮助学生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对学生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视同子弟。

从1960年起,担任安徽农学院茶业系副主任、主任长达20多年。在主持茶业系工作期间,力抓师资、学科、教材和教学基地建设。兢兢业业,作风踏实,工作有条不紊;实行管理民主,充分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致立于开拓茶学教育新局面。受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委托,创办机械制茶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茶业科技、教育、生产、经营人才。

王镇恒从事教学、教育40多年,为国家培养了众多英才,桃李满天下,为发展中国高等茶学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刘祖生

刘祖生(1931- ),湖南省安化县人,茶学家、茶学教育与茶树育种栽培专家。长期从事高等茶学教育与茶叶科学研究,培养了大批茶学人才。育成浙农12、浙农113、浙农21、浙农25等一批茶树新品种;在茶树矮化密植速成栽培和苦丁茶资源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为创建中国第一个茶学博士点和学科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主编《茶用香花栽培学》等。

1950年秋,考入武汉大学农学院创办茶叶专修科(后并入华中农学院)。1953年2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54年10月,华中农学院茶专科并入浙江农学院(1960年更名浙江农业大学),与庄晚芳教授等一道调来杭州,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茶学教学生涯。茶学是一门涉及农、工、商、文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刘祖生深感自己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为了适应教学、科研需要,他采取边工作、边学习的办法,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营养。几年中,他跟班听课,进修了十几门课程。1962~1963年,他又在本校遗传育种教研室脱产进修1年,与研究生一道听课、做实验,重点学习了遗传学、细胞学、生物统计学等方面的知识。1964年初夏,在蒋芸生引荐下,专程赴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单位短期进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刘祖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茶学教育与科学研究中去,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包括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项,省优秀教材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3项。1986年晋升教授,1990年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任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1984-1992)、浙江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1998-2001)、茶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1991-2001),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曾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主讲“茶树育种学”等8门课程,主编、副主编和参编全国统编教材各1本,即《茶用香花栽培学》、《茶树栽培学》和《茶树育种学》。主持创建中国第一个茶学博士点和茶学国家重点学科。(来源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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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事!安溪:以茶为名

以申遗成功为契机,安溪将继续健全管理保护机制,保护茶园生态系统,加强农遗宣传推介,并加快推动“三茶”即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促进安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得天独厚安溪被称为气净、水净、土净的“三净之地”,独特的地理元素使安溪铁观音从出生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摄影/晴子

福建省安溪县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2016年以来,安溪铁观音连续四次位居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价值茶叶类第一,荣获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由安溪铁观音衍生出来的生态系统、生产系统、文化系统,更是成为中国茶产业的突出代表和符号。

2022年5月20日,“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

同年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该项目包含安溪县乌龙茶制作技艺(铁观音制作技艺)等。

安溪铁观音再获世界级名片,成为全球性的“双料”文化遗产。

“安溪人真好客,入门就泡茶”

金秋十月,安溪铁观音迎来秋茶采摘季。B站纪录片《芳香是怎样炼成的——安溪铁观音36小时制作工艺流程》,记录了安溪铁观音从茶园里的一片树叶到茶桌上的一杯清茶的神奇旅程。

根据科学实验,安溪铁观音所含茶多酚、氨基酸、维生素等高于其他茶类。神奇、独特的“半发酵”制茶工艺,使它具备绿茶的鲜爽、红茶的甘醇、花果的芬芳。在浩瀚的茶故乡中,安溪是幸运儿:年平均气温16℃~21℃,年降雨量1800mm,相对湿度80%以上;千米以上的高山近3000座;红壤或沙质红壤,微酸性……这些独特的地理元素使安溪铁观音从出生开始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安溪被称为气净、水净、土净的“三净之地”。从1915年至今,在历次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的“十大名茶”评比中,安溪铁观音均榜上有名。

安溪县产茶历史悠久,始于唐末,兴于明清而盛于现代,至今已有千年历史。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因该县所产茶叶品质特异、乌润结实、沉重似铁、香韵形美、犹如观音,故此得名“铁观音”。

明成化年间,安溪县茶农结合实际,发明出一套半发酵的独特制茶工艺,并根据季节、气候等不同情况,采用“看青做青”和“看天做青”技术,制作出我国六大茶类之一的乌龙茶。

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包括采摘、初制、精制三部分。采摘工艺一般以人工手采,采摘标准以嫩梢芽叶形成驻芽时,采下驻芽二三叶。一年可采4至5季,即春茶、夏茶、暑茶、秋茶和冬片。

铁观音初制工艺包括晒青、晾青、摇青、炒青、揉捻、初烘、包揉、复烘、复包揉、烘干十道工序。其中,尤其关键的是“摇青”,既要考虑气温、湿度,又要密切留意茶青颜色、香气、柔韧度的变化,悉心调整摇青的力度、次数和时间。最终经过筛分、拣剔、拼堆、烘焙、摊凉、包装6道精制工艺流程,才能形成铁观音独特的色、香、韵,成就一杯香高韵足的铁观音。

讲究物候时令的工序,融通自然生机。在千年的产茶历史中,安溪逐渐形成了从传统铁观音品种选育、栽培、病虫害防治、茶园生态系统管理、茶叶采制工艺和茶的相关文化为核心要素的复合农业系统,并为中国茶业发展做出三大重要贡献:一是发明乌龙茶半发酵制作工艺;二是培育了铁观音茶树品种,至今仍保留有铁观音母树,丰富了世界茶树基因库;三是发明“短穗扦插”茶树无性繁殖技术,对我国茶树良种的选育、大面积茶树良种苗木的繁育做出巨大科学贡献。

“安溪人真好客,入门就泡茶”。在安溪县,亲朋见面斗茶、迎宾待客品茶、婚丧嫁娶敬茶、敬佛礼茶,茶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安溪人对铁观音的诚敬之心,氤氲出一方茶文化。

“茶文化仪式展现了当地人民对自然的尊崇,以及在大自然面前谦逊的态度和感恩的心情。”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主席八木信行认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保护能够惠及当代、造福后代。

“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在闽南方言中,“茶”发音为“TAY”,而英语中茶的发音为“TEA”,法语中为“THE”,非常相似。据传,英语“TEA”的发音就来自闽南方言。可见安溪茶对世界茶文化的影响之深由来已久。

安溪茶自古以来就是“一带一路”的中国符号。早在宋元时期,安溪茶就作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从泉州港出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近年来,泉州友城法国埃罗省与安溪的“茶酒对话”传为佳话;安溪茶企成功抱团登陆欧美茶叶高端市场,在法国巴黎开设安溪铁观音品牌营销中心;参加米兰世博会、匈牙利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等国际活动。安溪铁观音在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完成商标注册,成功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互认互保清单。

作为中华文化的展示元素,安溪铁观音茶艺还分别在厦门金砖会晤、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和中英会晤等重大外交活动上亮相,为茶叙外交增辉添彩。

“铁观音有了全球农遗、人类非遗这两张世界级名片,安溪茶产业更有底气了。借助这一世界级荣誉,安溪县铁观音将发挥巨大的品牌效应,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发展,促进国际交流,提升安溪茶业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形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良性循环。”安溪县农业区划中心主任张长水说。

“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2022年7月29日,在福建安溪举行的“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遗成功总结大会上,海内外专家学者、乡贤、茶农代表等共同回顾十年申遗历程,探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促进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助推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

“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后,该如何留根铸魂?”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副主席李先德指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具有重要的历史人文价值,让神奇的“东方树叶”闪耀世界。对之进行有效保护,可以更好地挖掘各方面价值,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实现遗产地的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

安溪县委书记吴毓舟表示,安溪将加快建设具有茶乡特色的现代化中等城市。“申遗对安溪而言,是再探索、再总结、再提升的过程,为进一步做好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保护利用积累了宝贵经验。”吴毓舟说。

“以申遗成功为契机,安溪将继续健全管理保护机制,保护茶园生态系统,加强农遗宣传推介,并加快推动‘三茶’(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促进安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安溪力量。”安溪县县长刘永强说。

“站在新的安溪茶业历史起点上,我们将把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助推乡村振兴。”安溪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县茶管委常务副主任肖印章说。

肖印章表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与发展具体行动上,将突出绿色发展、活态传承、多元融合、创新发展和强农惠农五个导向,进一步彰显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生态、文化、产业、科技和社会价值,全力做好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保护和传承。

肖印章强调,安溪将继续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传承中积极探索、主动作为,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贡献独特的“安溪样板”。

铁观音第十三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八马茶业董事长王文礼认为,应该“化繁为简,让喝茶更简单”。王文礼说,中国茶虽然历史悠久、在海外享有盛誉,但一直以来却难以解决茶品种多而散、茶企业多而小、有品类而无品牌的三大困境。只有化繁为简、返璞归真,将发展的重心聚焦到品牌打造,让生产者清楚生产什么,销售者清楚销售什么,消费者清楚消费什么,才能更好地树立中国茶叶品牌,助推中国茶产业进一步发展。

(《小康》·中国小康网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3年1月上旬刊

记者 苏枫

来源:《小康》杂志社,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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