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茶节11月18日开幕，现场盛况空前
紧随武夷山茶博会的热潮，2020年天心村斗茶节，今日开幕。盛况一如往届赛事，现场“斗势”激昂，众多知名茶界人士、行业大咖、媒体朋友、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友，齐聚天心村，参与天心斗茶节。
斗茶节开幕式盛况一览
赛事从11月18日持续至20日，包含大红袍、水仙和肉桂，总数高达百余份的参赛茶样，均出产自天心村岩茶核心产区，百分百正岩茶。
有着800年斗茶文化的“天心村斗茶节”始终坚守公平、严谨的态度，对赛事全程监督。赛事评委级别之重，多位中国业界权威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用严苛的标准对所有参赛茶逐一品鉴审核，确保最终的“出彩茶王”实至名归。
今年，是武夷星和天心村联合并成功举办斗茶节的第五个年头，武夷星茶业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是 “天心村斗茶节活动参赛茶专营权唯一合作伙伴”。经过多年的合作和推广，武夷星助力天心村斗茶节成为了斗茶领域的标杆。武夷星的大力推广，更是让获奖茶成为明星产品，备受茶友们热捧，影响力扩展到世界。
斗茶赛系列产品，全新亮相
今年，武夷星又一次升级了斗茶赛系列产品。在天心村斗茶节的开幕式现场，武夷星茶业副总经理陈实村先生上台致辞，并为现场的嘉宾来客诠释介绍产品。
全新斗茶赛系列茶，多种规格的变化，让包装更加精致，提升了使用体验感;调整过后的价格也更具性价比与行业竞争力;整体在品质和口感上，更是在历经层层筛选评比后，对比往年有了飞跃蜕变。全新推出的10款产品、囊括大红袍、水仙、肉桂三大类茶品，包含金奖茶、银奖茶、状元茶，共9款，以及尊享级别的状元茶1款。
两大活动，助推茶业
此次“天心村斗茶节”恰逢茶博会，武夷星创新推出“星动武夷、出彩茶王”两大趣味茶事，组合出击，多重福利引爆全城，吸引了众多茶客。
茶博会的热潮还未退散，斗茶节的攻势又霸气来袭，斗茶节现场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打卡、猜茶王、领茶杯、品茶的氛围高涨。茶客在不同的茶空间，打卡更为合适的茶品，感受道地武夷岩茶文化。
在天心村斗茶节期间，每一位参加的观众都能参与其中，竞猜茶王，与专家一同见证2020天心村茶王的诞生。趣味茶事不仅为活动助力，更进一步促进了茶旅、茶文化的发展，助推旅游业带动茶产业，振兴茶业经济。
提醒广大茶友：
武夷星作为2020天心村斗茶节“活动参赛茶专营权唯一合作伙伴”，独家享有所有获奖茶及参赛茶的专营权。即天心村斗茶节的状元茶、金奖茶、银奖茶及参赛茶，全部由武夷星出品发行。请大家在购买时认准品牌认准包装，查询获奖编号，以确保正品。
武夷山茶博会由11月18日延长至11月22日，请各位茶友注意!
“缘聚武夷，茶和天下”，茶博会缔造了一个“永不落幕”的茶业盛世，天心村斗茶节也在严苛的标准中成为了行业的权威代表。在今后的发展中，武夷星将延续权威性，发挥岩茶品类代表的带头作用，用一杯放心好茶和聚天下茶友，用创新力、带动力，引领中国茶产业发展。
原标题：斗茶节今日开战，茶博会火热继续
2019年2月13日上午，由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福建省茶业协会主办的“‘生态闽茶 流芳五洲，中国白茶 溢香全球’2019福建茶界新春茶话会暨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理事会”在福州举办。会上，武夷山市茶业局荣获“闽茶发展最佳服务奖”。
一年来，在武夷山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省、市茶行业协会的精心指导下，武夷山市茶业局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署，坚持以质量为核心、品牌建设为重点、技术创新为驱动、茶农增收为目标，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创新工作方式，推动武夷山市茶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至目前，全市共有茶山面积14.8万亩，开采面积14.2万亩，有注册茶业经营主体1.3万家，规模茶企38家，通过SC认证企业620家，市级以上茶叶龙头企业15家，茶叶合作社200家，茶类证明商标9件，驰名商标3件，著名商标44件，知名商标167件。2018年干毛茶总产量21000吨，其中：岩茶产量19600吨，红茶1300吨，茶业总产值21.42亿元。主要服务工作情况如下。
1
抓生态保护，保持产业平稳发展
全力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全力配合林业等部门，以《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试行）》实施为契机，大力开展大规模“退茶还林”“生态修复”专项行动，构建“严防控、重查处、强保障”的长效管控格局。
开展第二次茶业资源普查。全面掌握全市茶业生产、加工、销售及茶山、茶企建设情况，为科学规划茶业发展提供基础数据，截止目前已开展3个乡镇23个村，110333亩外业登记，完成3个村企业登记普查。
结合茶普委托开发茶产业大数据管理系统，建立茶产业基础数据动态化管控指挥平台，采用科技手段，保护好武夷山良好生态环境，茶业数据管理软件已完成设计初稿。同时依托项目带动，落实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以发展产业融合项目及茶园安装物联网可视系统、智慧茶园观测点为重点，全力做好生态茶园改造建设。
2
抓质量兴茶，加强渠道监督管理
加强全产业链质量监管。
深入开展“质量兴茶、绿色发展”行动，落实职能部门分工合作，综合管理。做好从茶园到茶杯，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等各环节管理。
一是配合农业部门加强农资产品购销监管平台管理，推行“凭证存药”制度，严禁高毒高残留农药、除草剂、生物调节剂等农药在茶园使用，建立产前、产中、产后使用监管处罚机制；
二是建立茶叶产品监管机制，配合市场监督部门，加大茶叶产品市场监督检查联合执法力度，严厉抵制和打击制假售假、质价不符等损害武夷茶品牌形象的行为；
三是实施“黑名单”制度和加强行业自律监督，倡导诚信企业带头亮身份、亮价格，并联合倡议护生态、讲诚信、做好茶；
四是开展茶叶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加强茶企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企业14家，发放宣传单1200多份。
3
抓基础工作，强化技术指导
每年春、秋两季定期邀请农林大学等地专家开展质量技术安全培训班，深入开展送技术下乡行动中，将全市主产茶区实施分片管理，根据茶叶生长季节深入各乡镇、企业开展茶园管理、病虫害治理、茶叶品种研究等技术指导培训，一年来，共派出技术干部300人次，指导茶企茶农1000人次，解决茶叶各类困难问题200多个。
2018年以来，武夷山市茶业局还重点开展“百千万”培训工程，针对师资力量、企业专业管理人员、普及茶农培训和茶文化传播者等不同群体开展培训工程，完成一期茶叶专家库专家培训26人；争取资金50万元，委托3家培训机构，完成茶园管理师、茶艺师、茶叶加工工技能培训人数245人；发挥政企校优势，分别与武夷星、武夷学院联合办学，开展茶叶生产技术、有机肥替代化肥知识培训，参训茶企茶农800多人次，并在武夷学院开设“武夷茶大讲堂”。全年发布六期《武夷茶事咨情讯息》，分别对春茶种植、防冻、采摘、加工等进行专业技术指导。
4
抓标准建设，提高茶叶管理能力
在基础建设方面，委托福建农林大学负责，对武夷山市茶产业发展进行五年发展规划编制，指导和规范产业发展；
在制度建设方面，规范茶事举办，落实茶叶活动申报管理制度，保证茶赛等活动的含金量；规范诚信茶企的评选工作，完成第三届诚信茶企的评选，注重发挥诚信企业在武夷茶叶价格体系建设上的示范作用，组织诚信企业对外公布企业茶叶产品价格体系，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加强武夷岩茶国家标准和武夷红茶地方标准建设，委派专家做好第六轮武夷岩茶和首轮武夷红茶标准样品制作，指导企业严格按照武夷茶国家标准样生产茶叶，指导和协助企业、协会制作紧压茶、陈茶的团体标准建设，逐步完善武夷茶标准体系；
在茶叶科研方面。积极与科研院校、茶企合作，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做好茶叶品种的科研、保护与利用，重点与武夷学院茶学院建立战略合作协议，完成茶产业6.18虚拟学院建院，重点在茶叶科研项目上加强合作。同时加强母树大红袍管理。建立管理登记制度和管护方案，联合农林大学课题组进行DNA指纹图谱课题研究；
在人才建设方面，全面实施市里关于人才引进的政策，注重发挥本土专家的作用，注重茶叶生产技艺传承人、工艺大师等专业人才队伍的管理，注重发挥好传承和培养的作用，着手启动生产加工型茶叶专家人才库建库工作。
5
抓品牌建设，拓宽茶叶营销渠道
规范品牌创建与保护，积极开展武夷茶品牌注册和保护，一年多来，新增注册“武夷山岩茶”等7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武夷山大红袍”顺利通过马德里续展。完成“正山小种”证明商标品牌价值申报。武夷岩茶被评为“福建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入选“2017年度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同时，启动武夷岩茶及茶文化系统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武夷岩茶“农产品地理标志”申报。
持续开展茶旅营销活动，今年来，共组织40余家茶企，分别参加杭州、西安、沈阳、厦门、广州、深圳等地做武夷茶品牌推广活动。顺利承办好第十四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武夷山市荣获“2018中国茶旅融合竞争力全国十强县（市）”、“2018中国茶业百强县”称号，完成第十二届海岸两岸茶业博览会承办任务。参与“魅力中国城”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全力做好茶叶节目组织表演，充分展现武夷茶文化品牌魅力。
持续开展“互联网+斗茶”活动，提高武夷茶品牌影响力。举办“首届传承者·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技艺制茶大会”，首播启动仪式网络浏览量达400万人次。
此外，武夷山市茶业局还利用天猫 “武夷山大红袍”官方旗舰店、武夷山电视台《武夷茶天下》专栏、“武夷山茶产业”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广泛传播产业资讯、茶专业知识，不断提升武夷茶品牌文化渗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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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项目带动，保障茶业发展质量
全力落实“四比六促”工作，按期、按要求抓好项目申报。全面推进中国茶旅小镇项目建设，重点推进茶检中心、会展中心和交易中心建设。会展中心目前桩基施工已完成，C区局部已施工至顶板，B区正在进行封底、砌砖胎模、绑扎钢筋，抗浮锚杆及砍桩作业正在进行。茶检中心已完成便道、办公区和生活区建设，钢材、砼料已进场，底板及一层墙柱钢筋已制作完成，并开始安装。
落实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共争取省上投资1000万元，目前，已完成1个茶庄园，4个茶叶文化休闲体验馆，3套茶园安装物联网可视系统，智慧茶园观测点9个，扶持购买乌龙茶制作包装机（56台）及做青程控仪（330台），已拨付项目资金720万元。
落实农业绿色高产高效项目，项目资金400万元，已完成7家8000亩太阳杀虫灯安装，正在验收。启动“2018年茶园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县”项目，结合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全面推行生态茶园农药化肥零增长减量化行动，已落实30个监测点，1000亩示范点，争取2019年实现1.57万亩示范有机茶园（无化学农药无化肥茶园）建设。完成南平市省级资金4家企业验收，已拨付项目资金61.6万元。同时做好涉茶项目的服务，协助茶博物馆前期布展策划工作；配合香江茶人小镇、星河湾等重点项目开工前服务工作。
（来源：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
乡村在当下成为一个热词，乡建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建筑学展现出的一个新挑战。在过去几十年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化建设中，全国各地的城市呈现出“千城一面”的现象。如今，全球化、现代化浪潮正无可避免地从城市向乡村席卷而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重新理解传统？在城乡一体化的大势所趋下如何安置传统乡土建筑？在巨变中的当代乡村将以何留住乡愁？2020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茶村生计—一个福建茶村的空间与社会变迁》[1]一书，试图以一个“地区建筑学”[2]范例去回应处于新时代背景下的乡建所面临的困境。
该书是作者黄华青是在地区建筑学研究路径下，对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研究所开展的一次可贵探索，通过对武夷山G村当代乡土建筑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当地在茶产业发展影响下的空间与社会变迁。作者通过对25座厂宅空间的“深描”和165个厂宅样本进行梳理，提取产业量化因子，并建立起可视化图表模型，由此归纳出G村于当代所形成的“宅”“厂”“店”三位一体的乡土建筑模式，即融家庭、生产和经营空间多功能于一体的“厂宅”空间模式。其中，不同时代茶产业发展的需求是推动空间变迁的主导因子。
全书共7章，第一、第二章为田野点铺陈和方法论介绍，第三至第六章为全书主体分析，第七章为结论。第三章历时性展现出武夷山茶村空间结构及G村厂宅空间模式在全球茶叶贸易和地方制度变迁中的成型和重建过程。第四章从地方社会结构层面出发，探讨茶农“身份”认知变化给当代家庭关系造成的变化，以及对家庭空间结构的重构。第五章以“技艺”变迁为线索，探讨以菁楼为代表的传统生产空间与现代茶厂生产空间之间的斗争与调适。第六章进一步追问随茶旅经济而产生的“他者”凝视对当地建筑风格的符号化[3]影响，并从空间符号化现象切入，研究茶村社区分化现象及其在厂宅经营空间上的表征。第七章中，作者总结G村的“宅”“厂”“店”3种建筑基本语素于3个历史时期的贯穿交融，并在此基础上对“何为传统”进行反思。
从观察视角来看，作者首先从地方史与世界史“内外交织”的大历史角度出发，将G村这一小茶村的空间结构变迁置于宏大的近代全球茶叶贸易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及当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脉络中进行分析；又以微观视角进入建筑空间内部，观察在商品经济和茶旅发展的影响下，G村民家中正在发生的“堂屋茶室化”“卧室宾馆化”等空间功能转向现象，以及新的“厂宅”空间与传统的家庭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作者身为建筑学博士，在方法论上却深受人类学影响，将地志学引入建筑学研究，并在“地势民族志”[4]的启发下引出“空间志”这一研究路径，作者称之为“spatialethnography”（空间民族志）[1]。将“空间志”作为全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试图从主客一体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景观、空间的时间维度3个层面出发，探索一条沟通物质与感知、精英与大众、历史与现实的研究路径。
空间志方法对建筑学领域的一大显著贡献是：实现了建筑学从传统的静态视角向动态视角的转变。“针对乡土建筑学者所面对的乡土建筑研究对象，主张关注空间的本质—不断变化、消亡、重建的空间。其中作为主体的使用者和作为客体的物质空间、作为文本的建筑空间和作为非文本的建造及栖居过程都是动态性的”[1]。这一研究在瞬息万变、乡土建筑不断陷入“拆—建”循坏怪圈的当下农村社会尤显重要。与一般的人类学民族志相比，该书提出的“空间志”在文本呈现上体现了建筑学的学科优势：在描述房屋空间的文字旁，基本都附有作者实地测绘的“建筑空间结构图”，令人一目了然。社科学者在讨论“空间”议题时，往往会因拙于绘图而使论证乏力，该书恰恰弥补了社科领域“空间研究”在文本呈现上的不足，令读者常有“一图胜千言”之感。如第五章“菁楼中的传统技艺空间模式”，通过图示清晰地展现出菁楼各层在萎凋、捻揉、发酵、熏焙环节中的具体功能，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菁楼“高效、合作、劳作”的特点。
“空间志”研究的另一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对社会空间概念的引入，从而使该书对G村空间变迁观察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房屋空间结构下的人伦亲属关系[5]成为作者“凝视”茶村的重要着眼点。作者对乡贤的精英社交、茶农的茶室营建、兄弟之间的分家与新家修建的描绘，生动地向读者展示出新的伦理观、社交原则、阶层分化等对村落景观和村落空间发展的影响，充分体现出空间乃是“社会关系的产物”[6]。例如第四章对潭溪洲胡氏大家族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家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出大家族的分家过程不仅影响兄弟间的新宅营建分布，甚至主导着其所在自然村的形态变迁。通过对比潭溪洲三代村落空间布局图，明显可见自然村的代际空间拓展受到分家影响，村落的空间增长也反映出大家族的继嗣与裂变。
“原真性”[7]这一在建筑学、国际遗产保护、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引起广泛讨论的概念，成为该书分析和反思“传统”的一个关键词。作者对“原真性”的思考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
（1）作者对茶叶产品的原真性的诘问。关于茶叶的“原真性”判断最重要的两个维度是“风土”和“技艺”，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地理原真性”和“技术原真性”两个范畴。对“地理原真性”的区分，使G村的空间产生“正山/外山”的空间划分[8]。但现实情况却是，由于正山茶青成本过高，“地理原真性”往往被当地大茶企把持。而大量涌入G村的“外山”茶青，虽缺乏“地理原真性”，却通过当地中小茶企代工，甚至通过利用G村的菁楼进行加工，而拥有了“技术原真性”。对这类没有正山“风土”，却拥有正山“技艺”的外山小种是“排斥”还是“接纳”，也成为当地茶农面临的两难选择，结果导致在同一茶企的建筑空间内产生“内/外”两分制。这种“内/外”区分一方面可被解释为自然环境上的“正山/外山”区分在建筑空间上的体现；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当代商品经济浪潮对乡村自然空间挤压的结果。
（2）作者对地方建筑原真性的诘问。作者大胆引入符号理论，揭示了当代乡村“建筑风格”从“超真实”到“现实真实”的动态裂变过程[3]。如果将传统乡土建筑视为“破败的真实”，那么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由建筑师设计和乡贤精英们引领的“现代乡土”建筑则是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而如今普通村民自发大量拙劣模仿的“新乡土”建筑则正成为当代乡村的“现实真实”（real-reality）。作者将当地乡土建筑风格的演变史置于G村的茶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试图去区分理解这些“风格”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产生的意涵，从而揭示了从“超真实”到“现实真实”的乡建风格迷局。
对武夷山制茶历史的探究虽非该书作者的主要研究目标，但相较于一般历史学者而言，作者特殊的知识背景结构，恰恰弥补了中文材料阙如造成的研究困难。通过对菁楼的物质文化进行考察，力图还原武夷山的红茶加工历史是该书“无心插柳”的一大贡献。以往对菁楼历史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当地茶农的口述历史，但作者通过对波尔（Ball）笔下19世纪初期星村周围的萎凋棚与同时期印度北部的大型萎凋楼进行对比，以及对使用中的菁楼在制茶各环节的功能进行实地田野考察，认为菁楼并不像当地茶企宣称的那样“见证正山小种红茶400余年的发展历史”，而极有可能是受到印度、锡兰等英国殖民地的大型茶厂影响下的“现代化产物”，最终成型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工业化实践中。
吊诡的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以“协作”和“高效”为特点的菁楼在以家户为制茶单位的今天却显得“大而无当”，尤其对小规模生产者而言，菁楼因“耗材”过高已经失去了实际使用价值，而成为企业产品宣传中一种象征“传统”的符号。但除了表面的“布景”作用，作者更为敏锐地指出，菁楼存在的建筑“合法性”（legitimacy）还在于其持续的社会性价值。“菁楼这个不可取代的、经过亲身的度量和肌肤的热感所体验的空间，赋予了茶农和品茶者一种独特的优越感。这种空间中的劳作，而非表面化的空间或材料布景，才是菁楼这一技艺空间的内核”。作者将主观的感官经验加入对菁楼的物质文化[9-10]考察当中，从而超越了一般建筑学意义上对“空间”的测量。正是这种“体物入微”的“进入”到空间中的研究，才能体察到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交织与建构[11]。
该书稍显遗憾之处是:对当地茶农的身份转变分析缺乏对相应的“类型研究”的回应，从而局限了该书的研究贡献。武夷山的山区经济不同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地主”关系，当地几百年以来一直就以经济作物（cashcrop）生产为主，较早进入市场交换体系，且在17—19世纪达到高峰，被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民国”时期，武夷山就出现了包头、岩主、带山、制茶工、采茶工等高度发达的行业工种划分，种田者反而极少。因此，在家庭经济收入高度依赖于市场的武夷山区，并不适合从传统的农耕社会的“农民”身份出发去理解这种复杂的内部关系。笔者认为，当地茶农与茶工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由传统互惠式道义经济（moraleconomy）向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关系转变，而是有迹可循，植根于当地原本就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历史脉络之中。作者虽在该书中对武夷山“茶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转换进行了相应探讨，但仍较局限于“农民”这一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G村的部分“茶农”转变为领取工资的国家“工人”，这显然不同于绝大多数农村，如作者能再加强对G村地区的差异化分析，或许可为读者理解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另类乡土中国[4]提供一个范本。
“他者的凝视”正在成为塑造当代乡村建筑风格的动力马达，这种“凝视”并非同一水平线上的“互视结构”，而是一种城市资本高高在上的非对称结构，也是一种知识权力的生产过程。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由发达国家消费端所构筑的“第三世界农业幻想”[12]进一步加深了农产品原产地的社会危机；在中国，为满足城市精英们的乡土（vernacular）幻想，村民们不得不对其生活的空间进行一系列的传统“包装”，从而导致当代乡村建筑风格的“乱象”。
在该书结尾，作者针对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现状提出了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连问和反思：我们正在保护和建构的是怎样的传统？是何时的传统？又是谁的传统？对于这3个问题显然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成功经验可以照搬。但作者通过该书对“空间志”与“地区建筑学”进行结合研究，提出了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建筑学者对当代乡村，尤其是对各种号称回归“传统”的乡村营建的反思。“地区性是建筑的根本属性之一”，“空间志”强调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传统”，唯有将此二者结合，才有可能获得建立在本土文化自信之上的真实传统，而非从他乡借来的乡愁，而这也正是当下全国各地在“美丽乡村”建设热中应有的“冷思考”。
“夫沧桑变迁，则有终归无；而文字以久其传，则无可为有”。在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G村的乡土建筑再过10年应又是另一番模样。这正如笔者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并不意外地发现，10年前一位当地精英向笔者描绘的自家“徽派建筑”规划已然成为该书中描绘的现实。《茶村生计》一书以文本的“历时性穿梭”为读者留下了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当代G村乡土建筑范式。而终有一天，这一“纸上G村”也将成为被后来者继续拷问的“传统”。
作者简介
黄华青，2008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先后获得建筑学学士、工学博士学位。2017年至今在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任教。从事传统聚落及其当代变迁研究，曾赴米兰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巴黎伦佐·皮亚诺事务所实习半年，足迹遍布欧洲及世界各地30余国，广泛考察经典城镇及建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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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坤冰观茶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研究遗产》，2020年4月第5卷第2期，Pp143-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