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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茶经中没有陈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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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珍珠”熙春茶

在中国近代的茶叶历史上,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产量之大,质量之好,价格之高,出口之多,畅销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她的踪迹并留下了美好的声誉;也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在中国茶叶的出口外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茶叶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中,还是在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茶叶发展、竞争与变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说,“熙春”茶不仅仅是“绿色珍珠”,更可以说她是璀璨明珠;因为“熙春”茶走南闯北,飘洋出海,不仅成为欧洲贵族争相拥有的珍品并行销各地;同时,“熙春”茶更是以其优异的品质风靡世界、桂冠叠戴并谱写了中国近代茶叶外销史的辉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说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绿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称贡熙茶(Hyson)。“熙春”这个名字,源于晋代文学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闲居赋》中有“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来、茶芽初发于早春采制而成。人们用形容春天的词语来描写熙春茶,是因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节,更因为春天的新绿也是“熙春”茶的颜色。至于后来“熙春”茶被称为“贡熙”茶,是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贵,也是因为“熙春”茶是进贡给皇室的“贡品”。还有一种附会的说法是,“熙春”茶曾进贡给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贡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绿”茶的一种,而“屯绿”茶则是来源于松萝茶;也就是说,“屯绿”茶的前身是松萝茶,当“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的的时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头筹。道理很简单,当用毛茶原料进行精制或精加工处理并提取出整齐匀净的成品茶(精制茶)时;无论是提取出长形或圆形的成品茶,在“屯绿”茶的产品结构中,都有“熙春”、“贡熙”等花色品类;这就是“熙春”、“贡熙”茶出类拔萃的先决条件。当然,“熙春”、“贡熙”茶和松萝茶不同的是,松萝茶问世后被人们誉为“绿色金子”,而“熙春”、“贡熙”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后,却被人们誉为“绿色珍珠”。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著名茶学专家陈宗懋先生主编的《中国茶经》记载:松萝茶的采茶技术,早在三四百年前就达到精湛的程度,明代闻龙《茶笺》记载:“茶初摘时须拣去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予所亲试,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于入焙,盖揉则其津上浮,点时香味易出”。“屯绿”茶的炒制技术,就是在这种规范的基础上而发展完善的。

“屯绿”茶属眉茶,有珍眉、凤眉、特贡、熙春、贡熙等品名,主产地是安徽休宁、歙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历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输出而得名;也是中国外贸出口之极品名茶。

茶叶专家陈宗懋先生在其主编的《茶叶大辞典》中对“屯绿”茶亦有介绍:屯绿,原产安徽省黄山市休宁、歙县、黟县、祁门东乡和屯溪区的长条形炒青绿茶,因历史上与本区相邻的婺源等地生产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销售,故统称“屯绿”。据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明末清初松萝制法已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成为一大宗茶品。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发明了松萝茶特别技术并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

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多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结成不规则块状;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清道光年间的“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间的“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府何润生在《徽属茶各条陈》中对屯绿茶也有介绍:“绿茶内分三总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内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内分五等:珍眉、凤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内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实珠、芝珠。皆为洋庄(外销)。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很多的花色品种,但基本制法与拼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而变化,在精制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进行花色品种的变化。而“屯绿”茶各花色品种,都是在反复的炒、筛分、风选、拣剔中产生,尤其是通过严格的筛选(园筛、转筛、扣筛、抖筛)、扇、撼等工艺后,才提取出各种花色品种茶,其长短、精细、轻重、形态、整齐匀称,甚至可以称为纯净。

二、熙春演变

“屯绿”茶为什么要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呢?茶叶专家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在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而外销绿茶产品的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而收购的毛茶,顾名思义,是很复杂的,有香气滋味内质优次悬殊的,有形态大小不齐的,有烟焦劣变夹杂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视各类毛茶原料,在分别内质品次、汰除劣异的基础上,整饬形态,提取相应产品,使之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这就是茶叶业内人士所说的,要“看茶做茶”;而内质特优的茶叶,为使外形整饬并能更好地衬托出产品的优美,就要特别细致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状粗壮的茶,内质不一定差,就要所谓“粗茶细做”。总之,都是为了发挥毛茶的自然品质优势,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创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经营理念的体现;从茶叶销售角度来看,也是徽州茶商坚持诚心为质、以义为利的销售理念的体现。如徽州茶商吴荣寿,在茶业经营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进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请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源)、歙(县)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贡熙”茶,从而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并誉满沪港等地。徽州茶商在经营茶叶时还注意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根据消费者的不同口味,不断地提高品位,这不仅体现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经营思路之清晰和经营手腕之灵活。

据中国茶叶专家傅宏镇先生考证:“屯绿”全面创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当时徽州婺源东乡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龙泰等多家茶号,他们精心创制1000多箱高级绿眉茶,直运香港销给东印度公司;因为质量优、销路好、利润高,所以屯溪各家茶号立即仿效并全面经营、精制绿茶外销。

清光绪二十二年,黟县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长干坊设立“福和昌茶号”,以眉茶的制法为基础,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运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欧洲消费者交口称赞。而屯溪的一些茶号也在这一启发之下,在茶叶精加工时提取特等“贡熙”茶;而这些“贡熙”茶特别适合俄国消费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销西欧,“贡熙”茶行销俄国,都成为了世界茶叶市场的畅销品。于是,在全国茶叶生产开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审时度势,并根据市场需求来不断地改进茶叶制作方法,从而给徽州的茶叶生产和贸易带来了新的生机,而那些大茶商们也从中获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孙友樵,他继承祖业后在屯溪观音山扩大“怡新祥”茶号的规模,他尊重制茶师傅技艺的发挥和创新,他收购优质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贡、贡熙等外销茶出口,所以,他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成为了茶界巨商。

据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关资料记载,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缵,在歙县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赁厅屋数间收购初加工后的毛茶,经过抖筛、减簸、拣茶、焙茶、风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萝”、“雨前”、“圆珠”以及“熙春”、“贡熙”茶等品种,将成品茶装入锡罐并密封,外面还用彩画板进行包装,每箱装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担茶叶通过广州销往世界各地并获利颇丰。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书识理,有较高文化素质,因此使他们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在拥有品质优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时还具有十分灵活的经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萝茶和“熙春”茶的创新;从而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徽州茶畅销世界各地的历史,并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开创了称雄世界茶叶市场的黄金时代。

清代是徽州茶叶辉煌的年代,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是在松萝茶制作工艺和贸易兴盛的影响下,徽州遂成名茶荟萃之地;而祁门红茶、黄山毛峰、金山时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致出现了祁红屯绿、毛峰称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则是独树一帜,它以其美好的传说,优异的品质以及适合外国人的口味而畅销世界各地并风靡世界茶坛。有专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贸易中一度执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种种的优势,如有着悠久丰富的从商经验,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并讲究商业道德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血缘纽带与地域纽带在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业活动促使了地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促进了徽州茶叶的兴盛和茶叶品种的增多以及茶叶品质的不断提高;所以,“松萝”、“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中频频崭露头角,最终得以行销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诞生后很快就声名远播,她不仅为世人所重,争先恐后地购销于国内外市场,同时也成为世界闻名的茶叶之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我国绿茶中的珍眉、珠茶等还没有问世前,“熙春”茶就已经与松萝茶、武夷茶先后出现在欧洲并风靡世界。当时,出口的茶叶还没有经过后来称之为“精制”的工艺过程,但全都是国内已有盛名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所以,如同在国外文献上的松萝茶名被称作(singlo)一样,熙春被称为(Hyson);尤其是在中国茶叶风靡英国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关中国各种名茶的名称,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萝茶 (singlo)等;也就不断被英语借用;而tea 被英语借用后,就构成复合词如:green tea(绿茶)、black tea(红茶)等多达190 余个。

1610年,荷兰人首先从中国运茶到欧洲,而当地人对中国茶叶惊叹不已,认为茶叶是“灵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药”,甚至把茶叶看成是“贡熙”(进贡给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萝茶和“熙春”、“贡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1660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版的《茶叶和种植质量和品德》一书说:“茶是很珍贵的一种饮料,价格昂贵,只有王公贵族把它用作赠送客人的礼品”。尽管出口到欧洲的茶叶价钱昂贵,但是当地人只要能买到中国茶叶,也是“其价几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贡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欧美的商人将这种浑圆如珠的茶叶意译为GunPOwd(意为火药枪的子弹);也就是这种形似“枪弹”的茶叶,屡屡成为东印度公司采购单上的紧俏商品,成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时髦饮品;所以说“熙春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传播到国外的名茶。

18世纪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输往国外并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当时,广州销到欧洲的茶叶,有红茶和绿茶两大类,其下名目繁多,常见的有松萝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当时,“熙春”和“贡熙”茶在伦敦市场上售价甚高,“熙春茶”每磅卖价高达10先令6便士,因其茶价之高不亚于珠宝,所以曾被人们美誉为“绿色珍珠”。到了19世纪中后期,“熙春”茶出口达到鼎盛时期,年输出量约1万吨;输出初期以销欧、美为主,20世纪20年代起,以销西、北非为主。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中指出;清代以松萝茶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绪年间其出口量约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90%;而早期输入欧洲的中国茶,是以绿茶为主。

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1702年的订单来看,其中松萝绿茶占了三分之二。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的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贡熙”茶等。

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就将进口的茶叶分为武夷、小种、松萝和“熙春”、“贡熙”茶等10种;而与松萝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声名鹊起并风靡世界。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我们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 商船来华,随船牧师为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他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在书中提到了十余种茶叶,并详细地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如武夷茶(红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种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资料可见,当时瑞典商船的运输货品中,茶叶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1778年各船舱货合约中,购茶情况如下:从广州“十三行”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国市场上所售出的茶叶进行了统计;屯溪茶、松萝茶1832474磅,贡熙茶218839磅。当时,英国市场的茶叶销售价格是:属于红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属于绿茶的熙春茶售价为每磅36先令,珠茶售价为每磅18先令,普通绿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国对茶叶的需求较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茶叶价格也开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时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当时英国伦敦的市场上,松萝、“熙春”茶每磅售价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屯绿”茶自明末开始产生后,就成为主要的外销茶,至1821年至1850年时,“屯绿”茶每岁外销至五、六百万引(每引旧秤120斤),这还不包括走私茶和贡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

1751年,广州出口茶叶的价格为松萝每担20.66担,贡熙每担41.13两。至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两艘商船所购的贡熙茶竟然高达每担58两白银。

而到了1790年,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大街212号售茶价格表明,红茶价格已经明显低于绿茶,所售价格最低的“绿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红茶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质量最优的绿茶为极品熙春茶,标价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国也有销售。美国华茶输入早期多为低级的茶,后来发展到输入较高级的茶;尤其是19世纪后,品类高的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输入量开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绿茶占进口茶总数的4/5以上。中美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叶贸易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并制定了有利于茶叶输美的税收政策。1789年,美国开征茶税,红茶每磅15分,圆茶及珠茶22分,贡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广州尚有一部分“贡熙”及副熙茶输运出口。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箱分三名:二五双箱、连罐计重不过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二斛有奇;大方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阔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码,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码。胥有准式,每箱可装细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

四、熙春美誉

“熙春”茶叶底嫩匀,卷曲嫩绿,茶叶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涩;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汤色金亮,色泽绿润,香味醇浓;其内质与相应品级的绿茶相比,具备味厚汤清,汁浓耐泡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风味和良好的品质,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国外以后,不仅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其身影和名声也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以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录。

“精艳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诗人浸润玉液里,华堂满飘习习香”。这是爱尔兰每年举行的盛大“诗节”中无名氏的一首“品茶”诗,辑在1752年刊行的诗集中。这首诗出自于美国威廉•乌克斯所著的《茶叶全书》第488页(中译本漏译,是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翻译的)。从那以后,英国名诗人如霍谷森、拜伦及荷美思等诗人,都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留下了关于“熙春茶”的吟诵和赞美。

1773年,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费格森在赞誉熙春与武夷名茶时,写道“爱神永其微笑兮,举天国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风雨而不厉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盖为神致尔虔崇兮,彼因胜之甘液,唯熙春与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诺芬尼》第一节中,也有关于“熙春茶”的记载。

1785年,美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记载:英国保守党政客Rolle为英国自由党员数人所作的(《THE ROLLIAD》鲁里之流)诗中有一首云:“茶叶本多色,何舌犹能穷?熙春与武夷,此绿彼又红;松萝与工夫,白毫和小种,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浓。”由此可知“熙春”茶在国外的影响。当然,“熙春”茶能作为外国诗人吟咏的对象,可以想见在它们成诗之前,已经是在当地社会流行得相当普遍和久远了。

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当时,英国文化艺术界以茶为题材写了许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饮茶皇后卡特琳祝寿时写的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雅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 1771年,英国爱丁堡发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茶”条下有这样的记载:“经营茶的商人根据茶的颜色、香味、叶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种类。一般分为普通绿茶、优质绿茶和武夷茶3种。其它品种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这3种。……“熙春”茶和珠茶等高价优质绿茶都属于此类。武夷茶比以上两种叶子都小,颜色比其它品种更深,有时发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涩中带甜,绿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则带有蔷薇花香。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绿”,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绿茶和优质绿茶,应该是指“屯绿”茶和松萝茶。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茶叶的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当松萝和“熙春”茶进入美国市场后,同样也是留下了值得我们回味、重视并研究的茶叶文献史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名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17年,清朝廷命官蒋攸锬在奏折中说;“闽、皖南人贩运武夷、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禁止“出洋贩运”。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文中的“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美国医生、作家赫漠兹在《波士顿茶会谣》中,也写道了“熙春”茶;他说“……犹辨得熙春香气,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满常新之奠灵甘醴……。”

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以至历史学家普里查德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而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获得了博览会金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熙春”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

五、专家阐述

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论贡熙》(兼论外销绿茶的产品结构和发扬品质优势问题)文中,专门介绍了“贡熙”茶的溯源、演变以及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国茶叶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钱樑先生《论贡熙》这篇文章作为学会提供大会的论文之一;1984年,这篇文章还载于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全国茶叶加工科技情报中心站第2期的《中国茶叶加工》杂志。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为上海接近产茶省区,就成为了茶叶对外贸易中心,出现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发展。经过长期积累的产销实践经验,外销绿茶已大都在生产集散地设立复制茶厂(茶号或称内栈)收购茶农毛茶,通过分类分档装箱后运到口岸,经过洋庄茶栈卖给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外销绿茶的货源已基本形成两大系列:一是路庄系列,称为路庄茶,另一是土庄系列,称作土庄茶,不论是路庄茶或土庄茶,长形茶或圆形条的产品结构中,都有贡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类。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一文中还阐述了“贡熙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他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钱樑先生还明确指出:“贡熙或熙春这个花色,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地区的毛茶,不论是圆茶或是长茶地区,毛茶总是毛的,不可能纯净的。为整饬好长茶必须分离出团曲的原料;同样做圆茶也必须分离出长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这个环节了”。“例如产制眉茶的皖南地区1938~1939年的路庄大帮构成,整个屯绿为抽珍(特别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贡(特别贡熙)和普通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8%。祁门枭溪口大帮的构成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贡和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6%;歙县大帮为抽珍21%、珍眉41%、抽贡和贡熙16%、正副针眉20%、虾目2%;婺源大帮为抽珍14%、珍眉22%、抽贡和贡熙38%、正副针眉26%”。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因为钱樑先生认为:“解放前的这段时期,因没有上海土庄茶的干扰,茶批最正常,且是钱樑先生在1938~1939年间亲自参加收购评价和在港主持外销的情况。成品茶品质较好的屯婺祁大帮,抽贡、贡熙产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较差的歙县大帮、抽贡、贡熙则只占16%。这说明抽贡、贡熙提取多的,眉茶质量也随之提高,而在总的价格上也有裨益。当时各花色收购价格都分五等九级,抽珍按品质高低中准价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还可降低;珍眉中准价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贡中准价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准价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内质好的大帮中的抽贡、熙春价格比内质差的大帮中的抽珍、珍眉价格还要高”。

钱樑先生还根据自己保存的资料,披露了熙春茶在当时的卖价;他说:据我手中存有的资料,“贡熙中上级(抽贡)每50公斤111.25元,中级80.20元、中下级59.50元、普通级42.25元,而珍眉上级140元、中上级111.25元(以上为抽珍价)、中级82.50元(包括部分内质差的抽珍)、中下级71元、普通级53.75元,价格基本与抽珍、珍眉差不多。而当时的平水一号珠茶为60~82.5元,二号、三号珠茶为38~50元,就是说比平水珠茶的价格要高得多”。

钱樑先生说,“贡熙类产品50年代的价格也是最有利的,当时眉茶出口换汇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为2.7元左右,但贡熙类产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贡不到2元,是经济效益最高的出口绿茶品类”。

后 记:

“熙春”茶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身价不菲,并和“松萝”、“屯绿”茶一起创造了风靡世界的奇迹。也正是“松萝”和“熙春”茶厚重的历史积淀,让“松萝”和“熙春”茶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茶叶品类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这无疑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 对于时今的茶人来说,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让国饮成为世界之饮,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综观“熙春”茶风靡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巨大荣誉,我们应该从“熙春”茶中传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扬什么?想来,一方面是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和敬畏之心,恢复、保护和尊重传统的中国茶叶;另一方面是应该利用人类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瞄准现代生活需求,打开创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让茶叶这个天地灵物致富茶农、造福人类!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 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茶的文化:浅谈唐代渠江落薄片产地及安化宋代以前茶叶历史

前言


“渠江薄片”茶最早记载在唐代(856)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 


公元935年五代十国时期,蜀毛文锡《茶谱》载:“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再次记录了“渠江薄片”这种唐代名茶。这也是以后各种书籍引用“渠江薄片”这一唐代名茶的出处所在。


“渠江”为地理名,明末哲学家方以智所著《通雅》中记载:“渠江之薄片……此唐宋时产茶地及名也。”


但是渠江薄片产地是四川还是湖南?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五代毛文锡《茶谱》虽载有产地,但因是唐代地名,由于时代的变迁,后人在解读方面多有歧义,这为以后“渠江薄片”产地之争埋下了伏笔。


▲图3:引用“原乡山人”先生《膳夫经手録·茶》截图


▲图6:引用“原乡山人”先生《毛文锡·茶谱》截图


02

四川、湖南两地三县“渠江薄片”之说的由来


1、 四川渠江薄片之说。


 宋代吴淑的《茶赋》事类赋卷十七·饮食部·茶:“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该书写于北宋初期,吴淑认为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州即今渠县。


明朝末年诸生刘源长,大约在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著有《茶史》一书,书端题名称“八十老人刘源长介祉著”。《茶史》中记载:“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1987年薛德炳在《茶叶通报》上发表的《渠江薄片产何处》上说:"1984年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和1985年著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渠县广安一带'(分别见原书末253页和35页)"。


陈椽教授沿袭了吴淑《茶赋》与刘源长《茶史》关于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县的观点。不过,陈缘教授在这之前的1977年关于渠江薄片产地的观点完全不一样。


2、湖南安化渠江薄片之说。


毛文锡《茶谱》:“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 


有专家学者认为, 潭、邵之间有“渠州”是抄录有误,“渠州”应该是渠江。渠江为安化资江一级支流。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6·木部》介绍安化茶中说:《湘潭县志》载∶《茶谱》有“潭州铁色茶”,即安化县茶也,今京师皆称“湘潭茶”。有专家学者认为,渠江薄片就是“潭州铁色茶”,即安化茶。


1977年陈缘于安微农学院编写,并于1982年再改的《茶叶通史》255页上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湖南新化、溆浦、安化一带"。


1983年《茶叶通讯》04期,王威廉的《湖南资水流域  唐代的产茶地_益阳团茶校订》,论证了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


中的“潭州茶阳团茶”即为“益阳团茶”,文中引用并认同了周靖民关于“渠江薄片茶”产地即为安化渠江的观点。


周靖民是一位从事茶叶事业及其研究几十年的老专家,1987年,周靖民编《陆羽茶经校注》,他认为唐代渠江薄片产地就是今安化渠江。“渠江主要流经安化县的渠江镇,源于新化县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在安化县渠江镇流入资江”。


199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程启坤、姚国坤教授,在当年《农业考古》第二期杂志上发表了《论唐代茶区与名茶》,认为“安化、新化为唐代重点产茶地,渠江薄片在今湖南安化、新化”。

2010年,刘祖生、刘岳耘主编的《中国茶知识千题解》,依据了周靖民、程启坤、姚国坤对渠江薄片产地确定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渠江,即今湖南省安化县连里乡的渠江,源于新化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而安化入资江,唐五代时,安化地属潭州,新化地属邵州,均未建县,故谓谭邵之间”。


3、湖南新化渠江薄片之说。


2008年,新化蒋幸东、陈晓阳、陈建华、陈建明的《唐代名茶——渠江薄片原产地之考证》认为渠江薄片产于新化县境内“奉家、双林、长峰、古台山一带”。 


杨晔《膳夫经手录》及毛文锡《茶谱》中“渠江薄片”,要么是四川渠县,要么是湖南安化或新化(新化与安化,唐末五代都称梅山,在此不再单列说明),只能是一处产地!目前,二地三县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已有的证据常被人诟病。


03

      为什么否认四川“渠江薄片”说之理由              


先说宋代吴淑的《茶赋》对渠江薄片介绍:“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

     

▲渠江薄片


《茶赋》所说的《茶谱》,就是毛文锡撰写的《茶谱》。 查毛文锡《茶谱》所有版本,仅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并单列一条。


而《茶赋》所说“渠州薄片”的依据从何而来?原来《茶谱》中有另一条“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


《茶赋》引用了潭、邵之间有“渠州”这地名,认为这“渠州”就是四川渠州,而渠州下属的渠县在唐代又称渠江县。


唐末五代时期,“ 潭、邵之间”是指古梅山地区。

毛文锡《茶谱》中“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的铁色茶,其范围是“ 潭、邵之间”,即唐代的潭州和邵州之间。 而后唐至五代时期,“潭、邵之间”是指梅山地区。安化、新化二县在建县(1072)以前称“梅山”。


《忠肃集》卷《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肇域志》、道光《宝庆府志》载:“潭、邵间所谓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马氏以来,瑶人据之,号莫瑶。”因而《茶谱》中这个潭邵之间有“渠州”一定不是四川渠州!更不是四川渠江!

 

毛文锡《茶谱》中潭、邵间的“铁色茶”(铁色茶为安化另一种唐代名茶,另会撰文介绍)是一种茶名,这种茶的特点:其色如铁,少而精,食之无滓,为一种散茶芽尖类,产量少而质上乘。


而《茶谱》中的“渠江薄片”这种茶的特点,在《膳夫经手录》中的介绍为:产量多且贵(多和贵),有油、苦、硬,为一种紧压团茶类。 毛文锡在介绍这二种茶名时,中间还介绍了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茶,以及容州(黄家洞有竹茶,叶如嫩竹,土人作饮,甚甘美。)茶。

  

另《膳夫经手录》与《茶谱》二本典籍中,根本没有“渠州薄片”这种茶名。而吴淑《茶赋》将《茶谱》中的潭、邵之间“渠州”铁色茶与“渠江薄片”茶,二者合二为—,组成“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这显然篡改了原作。


 由此知之,吴淑《茶赋》认定渠江薄片就是“渠州薄片”,是引用有误!


再说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对渠江薄片产地介绍是“神泉、兽目、小团、绿昌明(名亦见建茶内载原始),产东川,今顺庆府,元曰:‘东川’;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神泉

 

四川渠江,是长江支流嘉陵江左岸最大支流,也称渠河,古称“潜水”,又名宕渠水。


两晋(266-420)时称巴江、巴水。据郦道元(466或472—527)《水经》记载:“潜水出巴郡宕渠县,南入(长)江”,《汉志》亦记:巴郡宕渠县“潜水西南入江”。宋以后定名为渠江。

刘源长本人一定清楚这条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的河,宋以后才定名为渠江。因此刘源长在《茶史》中特载明“疑是渠江”,“疑”就是怀疑!这就是说刘源长本人也不敢肯定渠江薄片产自四川顺庆府。


杨晔《膳夫经手录》是一部记载宫廷膳食的书籍,在茶叶一章节中,是按照消费群体及饮茶口味、适宜人群分别归类介绍各种产地名茶。


“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由油苦硬)、江陵南木香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已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其他不足记也”。

 

江陵,又名荆州城。唐上元元年(760)设置南都,以荆州为江陵府,治所在江陵,今湖北荆州。辖地相当今湖北荆州、枝江、潜江、荆门、当阳县部分地区。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唐武德四年(621),改郡为州。贞观初年置山南道,治所在襄阳城内。五代时期属山南道(实即山南东道)襄州。 


▲唐代十道图


施州在北周建德三年(574年)设置,治沙渠县(隋改清江县,今湖北恩施市)。唐朝辖区约今湖北省建始、五峰等县以西地。五峰县与湖南常德石门县相邻。


从唐代“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这一茶叶消费群体区域来看,当时的渠江薄片属一种本地产销。  


199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茶学家陈宗懋任主编,程启坤教授、俞永明教授和王存礼副编审任副主编的 《中国茶经》中认为渠江薄片等四种茶名:“惟江陵、襄阳,皆数千里食之。”是一种本地产销,即包括今长沙周围和湘 、 鄂、川 、黔接壤区域,即湖南、湖北范围,从而排除了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县的可能性。


▲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


《膳夫经手录》中 “潭州茶……,以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这一句,高度概括了“潭州益阳团茶、渠江薄片茶、江陵南木香茶、施州方茶”四种唐代茶名的相同特点。


这是一方山水的人们,因地域条件类似、制法相同、饮茶习俗相近,而形成相同口感的茶。由此,进一步说明了渠江薄片产地只可能在两湖之间。

 

陈宗懋主编的 《中国茶经》又说:“神泉小团,产于东川(现在云南东川); 昌明茶、兽目茶产于绵州四剑阁以南、西昌昌 明神泉县西山(现四川绵阳安县、江油)” 。


这不仅否定了刘源长《茶史》中关于渠江薄片产于渠州之说法,而且也否定了“神泉小团、昌明茶、兽目茶”产于四川顺庆府东川的说法。


《茶史》成书于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该书公开刊行不到四十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永瑢、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就对该书有评价:“卷端题名自称曰八十翁,盖暮年颐养,故以寄意而已,不足言著书也”。


查遍四川渠县产茶历史, 宋、元、明、清到民国再到现在,一直都不是茶叶的主产区,历史上四川渠县也无茶叶特产之记载,又岂能在唐末五代时期突然出现盛产茶叶呢?


综上所述, 渠江薄片并非由四川渠州所产!


04

在明嘉靖年间,崔桐《崔东洲集》最早记载安化渠江茶


明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1477-1556),征剿平定安化山寇后,从安化回溆浦途中,乘舟沿资江逆流而上,进入渠江(连里),并在当地一舒姓农家中寄宿一晚,写有一首《连里道中》:


渠江舍舟趋莲里,草间深入依山岻;


登登渐高路盈尺,飞藤丛棘刺人耳;


喷泉淙淙乱石斑,突兀卧木横道间;


失脚愁落溪百丈,夹面仰看天一弯;


有时下舆度危磴,苔滑仍防踏不正;


左持右翼步蹜蹜,一险百虑心始定;


日落聊宿舒老家,觧衣张榻烹新茶;


摘柑侑酒问风土,面热顿失天之涯;


明朝更发岂辞苦,百里崎岖入溆浦。


呜呼!吾辈乘轩食肉尚艰辛,奔逐更有尘下人。


《连里道中》收集在崔桐《崔东洲集》中, 安化县志中对崔桐及平定山寇之事有记载。同治《安化县志·卷之未·杂说》介绍崔桐:“《江南通志》:崔桐海门人,正德中湖广参议,备兵辰沅,平安化山寇,赐金币”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十二·宦绩》又载:“李继祖,临安人,嘉靖间任,才精练,政宽平。巢冠李万尧,劫掠横行,督兵擒捕,反致谗诬,词白当道,即解祖而去”


当时,崔桐在渠江烹的新茶是一种散茶,或为一种芽尖。为什么不是渠江薄片?这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废除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唐、宋时期,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安化也不列外。 


刘源长《茶史》载:“独行灵草、铁色茶、绿芽、片含、金名产潭州,今长沙府,唐曰:“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


▲独行灵草


清人江昱(1706~1775)《潇湘听雨录》说“湘中产茶,不一其地,安化售茶湘潭,即名湘潭(京师称为湘潭茶),极为行远。邑土产推此为第一”


江昱《潇湘听雨录》说,安化茶就是湘潭茶;刘源长《茶史》说,唐代湘潭产茶,湘潭茶就是潭州茶!综合他们俩人之观点,安化茶就是潭州茶。安化在唐代就产茶!


因此,王存(1023~1101)、曾肇等共同编修的《元丰九域志》,其中介绍荆湖路·南路·潭州土贡,有“葛三十匹,茶末一百斤”


潭州包括当时长沙县、衡山县、安化县、醴陵县、攸县、湘乡县、湘潭县、益阳县、浏阳县、湘阴县、宁乡县。该书于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成书,安化土贡茶末当属其中。这种土贡茶末就是一种凤团茶!


▲荆湖路·南路


茶末一百斤,是指凤团茶一百斤。 “茶末” 或  “ 末 茶 ”之名, 元朝王祯《 农 书 》解释为: “ 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 。”


另明朱权著《茶谱》中也有解释:“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


“渠江薄片”是一种片茶。


片茶在唐代称为腊面茶或凤团茶 ,有的地方称为研膏,属团茶和饼茶一类。宋欧阳修 《 归田录》卷二:“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 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


“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比“一斤二十饼”的小片龙团茶,还要小而薄,按常理应该行销上层社会, 为什么在元代及以后就消失了呢?这是因为渠江薄片造法不精,其茶“由油、苦、硬,味短而韵卑。”


最终没有成为朝庭贡品或为朝庭所弃,仅“江陵、襄阳,皆数千(有人认为是‘十’字之误)里食之”。同时,渠江薄片因生产成本高,在宋以后就不再生产了,而改制叶茶即散茶。


【潇湘茶史】《考证》一文说:“渠江薄片产于唐朝时期至宋代,此后未见有关渠江薄片的记载,渠江薄片从此失传”。


元代以后,渠江薄片茶因味短而韵卑,无法进入上层消费群体而遭淘汰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到了元代,蒸青工艺技术进一步完整,其产品从唐、宋的大饼茶到小龙团,由团茶到叶茶已成为社会时尚,渠江薄片改为了散茶或其它品种。


元代王祯在《农书》中对当时制蒸青叶茶工序,说得很具体。他说:“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略揉之,入焙,匀布,火焙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裹蒻复之,以收火气。茶性畏湿,故宜蒻收藏者,必以蒻笼剪蒻杂贮之,则久而不浥。宜置顿高处,令常近火为佳”(见卷十《百谷谱》)。


元代这个蒸青茶的工艺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黑茶制作,其中仅少了“杀青”和“发酵”的工艺,就是安化农村偏远山区的老农自家制作挂在火坑上的烟熏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完全废除了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明代何孟春(1474-1536)《 馀 冬 序 录 摘 抄 内 外 篇 》 记载 :  “ 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 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 ,如宋蔡君谟所贡茶例, 太祖(朱元璋)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 。 ”


这里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在明代以前,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到了明代,朱元璋认为太“ 重劳民力 ”,才下令 “ 罢造龙团 ”,改造芽茶以进贡。

      

据明嘉靖《安化县志》和谈迁《枣林杂俎》中记载,明代安化贡茶的详细名目:“御芽二十二斤”“长沙府安化县芽茶二十二斤 ”


自明代开始,安化除了制作贡茶外,广大茶农改进以前制茶工艺,重新大量使用粗老叶,生产价廉物美的黑茶,以此增加广大人们群众收入。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十一·风俗·七载录:“至于后乡,长江大河,上通宝庆、下通资江各都,产茶最多,远招引客”。到明万历年间,资江沿岸的渠江(神湾)、马辔市、东坪、江南等地,其大的茶厂每天拣茶工(捡去茶梗)上千人,小的茶厂也有数百人”(引自明代林之兰《明禁碑录》)。

  
至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到渠江,而渠江薄片早已经一、二百年没有生产了。


05

安化资江(萸江)段为古时通溆浦要道


明代崔桐从安化资江舍舟入渠江去溆浦,途中并落宿在一舒姓农家。那么唐代资江、渠江、溆浦一带是否有舒姓?资江沿线一带是否有茶的记载?特别是资江到渠江通溆浦,在唐代是不是一条古道?


1、安化地处荆楚腹地,称荆湖之间,又称荆巴之间。


宋熙宁五年建县以前,安化称梅山。古梅山地处在辰、鼎、邵、潭之间,又称为“溪洞”之间。《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 


所谓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说白了就是古代梅山,其地即属潭州,也属鼎州、辰州、邵州等。


《全宋文·卷六三》中《宋大诏令集》:“勅潭邵等州管界梅山洞主首等:省本人奏……”这是公元977年翟守素征伐梅山时,其圣旨对梅山蛮的开头称谓。梅山为“潭邵等州管界”,这“管界”显然就是割地。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 》进一步对梅山其地来源进行了细说:“今一、二都原割自益阳之资江乡为之;三、四、五都割自益阳之东坪乡为之。而《王志》(康熙县志)、《赵志》(嘉庆县志)乃云:北割益阳、武陵地为后五都。若以武陵与后乡接壤即以为有割地,则桃源、沅陵、溆浦亦皆有割地矣。” 


一都即为今安化县江南、龙塘(乡)、冷市、小淹镇。其中冷市、龙塘连桃源县;二都为今安化县羊角塘镇,连常德市(朗州、鼎州、武陵为旧时称谓);三都为今安化县东坪、田庄、柘溪镇。其中东坪、柘溪镇连桃源县;四都为今安化县马路、奎溪,通桃源,溆浦;五都为今安化县渠江、烟溪、南金、古楼、平口。其中渠江、烟溪与溆浦接址。


小淹长乐(今属滔溪镇)李氏族谱中载:“宋熙宁六年朝廷置安化(县)废资江(乡)隶焉,故吾族为安化人”。这句话的意思,开梅山之前,安化属潭州益阳,长乐属益阳资江乡。


李氏族谱进一步佐证了县志关于安化割地之说的可靠性,这与江南镇资福寺创建者、沩山密印寺三十三任主持智广禅师(1023年密印持主持)碑上的记载相同。


▲李称之宋熙宁六年


综上所述,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今小淹、滔溪、江南三镇,原属益阳资江乡;东坪、马路、渠江等库区乡镇,属东坪乡无疑!东坪乡割辰州地。


2、萸江为安化资江代名词,古时为通义陵(漵浦)要道 。


资江又称资水,在今湖南省中部。《水经· 资水》:“东北过邵陵县之北。” 郦道元注: “县治郡下南临大溪,水径其北,谓之邵陵水……自下东北出益阳县,其间径流山峡,名之为茱萸江,盖水变名也。”《太平御览》 卷65引 《湘州记》 曰: “资水一名茱萸江”。


茱萸江包含新化、安化县段,旧时也称“萸江”。康熙年陶之典编辑《大沩山古密印寺志》时,宁乡密印寺当家主持大梅与峰智禅师(曾任安化大福浮山寺主持,“大梅”俗指安化),写了一首《萸江远侄和尚同订沩志一日假还凤林赠之以诗嘱早就业》的诗,赠送参与修订《沩志》的远侄和尚。


萸江远侄和尚这个称呼,表明远侄和尚供职的地方为“萸江”,萸江为安化资江的代名词。另清代诗人,学者陶必铨(1755-1805),因自己居住在安化小淹资江边,就以萸江为号,称萸江陶必铨。


远侄和尚回资江寺庙时,陶之典有可能一同陪来。陶之典有首《舟至麻溪》作于同一时期,诗中云:


有客上扁舟,晓发资江浒;


双桨远烟鬟,江气豁天宇;


回听北塔钟,随风落遥浦;


沿岩补苍云,明镜流青薮;


曲邃入溪阿,山深面墙堵;


水逼无峰阴,雾近多细雨;


长汉泻怀间,双壁开云户;


沙尽石巉巉,疏凿劳神斧。


麻溪处于现时的江南镇,为资江一级支流,从资江进麻溪可直通舟筏到洞市,沿水而上风景如画。


麻溪注入资江,其出口处在江南镇下约2公里处。江南镇对岸寺门口为原资福寺所在地,五代时期由智广禅师在此创建,宋代颖诠禅师(1033年密印寺主持)也曾在该寺院当过主持。陶之典应该是为了编辑《大沩山古密印寺志》来此考察。


远侄和尚具体在安化资江河边哪座寺庙供职,今无可考,但“萸江”作为资江的代名词已是久远,以致有些人认为《膳夫经手录》中的“渠江”就是“萸江”,这并不是说没有道理。


渠江是资江一级支流,渠江发源于雪峰山余脉,源头分别是安化县的敷溪村和溆浦县的羊角山村,经渠江镇晏家村流入安化县境内。


清·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渠江溪左源界溆浦,右源界新邵至大塘湾敷溪口,入五都五十余里,西入资。”又载:“渠江渡在县西北三百里。”
        

安化的渠江、烟溪、奎溪、马路等镇,宋代以前属武陵地,也曾属衡阳郡。相传大禹治水经过安化的渠江和资江。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禹履洪,在县西北三百里虎口崖下,石险而穿,相传禹治水履此,洪下四十里有禹庙。” 禹庙在神湾,今属柘溪林场范围。大禹治水在衡山南岳立有“禹碑”。


▲禹履洪


安化资江通渠江,渠江通溆浦县至酉阳,是古代安化人经“川盐古道”到巴国采购食盐之路。巴国,周朝时期位处今中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姬姓国家,子爵,国都为江州,即今重庆市江北区。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曰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安化苍场(与溆浦、沅陵接壤)出土的一件汉代青铜錞于(收藏于中国黑茶文化馆),这是巴人的一种乐器。


1992年,益阳地区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安化出土的青铜短剑,剑柄上装饰有高浮雕的几何纹图案,十分精美,这种风格的短剑是典型的濮人遗物。由此可以断定上古的安化有濮人生息过。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


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国或是巴文化从那时就深深影响安化 。


宋代开梅山置安化县以前,舒、向二姓在资江、渠江、溆浦一带为常居民。《连里道中》 “日落聊宿舒老家”中舒姓为古老姓氏。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 ·列传·第二百五十二·蛮夷》载:“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使之比内地为王民。北江彭氏已见前。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又载:“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难制,异时数侵夺舒、向二族地”。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载:“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潭州阅琐、衡州周岳、邵州邓处纳互相攻伐,石门峒酋向瑰趁机率武陵蛮(自称“朗北团”)攻占州县,陷澧洲,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召梅山十峒獠断邵州道,梅山遂为梅山蛮所据”。


06

   安化山涯水畔、不种自生,自古以来就产茶


安化位于资水中游,湘中偏北,雪峰山北段主干带,东与桃江、宁乡接壤,南与涟源,新化毗邻,西与溆浦、沅陵交界,北与常德、桃源相连。总面积4950平方公里,是湖南省面积第三大的县。


宋熙宁五年(1072年)开梅山置安化县,取归安德化之义,隶属潭州。北宋启疆之初,安化茶叶“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唯茶甲诸州县”。


1安化萸江,宋代就产茶!


《宋史地理志》载:“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说明安化宋代就产茶。


▲土宜


嘉靖《安化县志》、淸《天下郡国利病书》:宋茶法严甚,邑伊溪(在安化县北三十里仙溪)、中山、资江、东坪产茶,不种而生,味稍佳,民趋其利,奸者乗间啸聚至抗,廵尉习不黎、虎将赖文政,因而为乱,杀掠为患,大帅王侍郎奏于资江龙塘建寨,命将统之一易戍,民赖以安。宋诸寨栅皆险要地寨有团保守御,以备盗贼。
    
赖文政其人在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巻十二中有记载:“淳熈间(1174-1189),江湖茶商相挺为盗,推荆南茶驵赖文政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


“茶驵”即茶马交易的经纪人,宋代荆湖路·南路,包括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邵州、郴州、全州、桂阳。


安化县于元佑三年(1088)在今龙塘乡资江边置博易场,这时的安化,刚建县还不到16年,说明茶叶在安化经济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位置。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朝廷派遣章惇(1093年,出将入相)、蔡奕、郭正祥等人开梅山。


在沩山密印寺三十四任主持颖诠长老(曾在今安化江南镇查里滩资福寺、仙溪镇芙蓉广化寺担任过主持,并创建冷市马桥观音寺,后改名桃梵寺)、兴化绍铣、宝理二禅师的协助下,与梅山峒主苏甘进行谈判。


▲桃梵寺


同治《安化县志》中说:“颖诠携营中二官先入见峒主,绐以从者。主一见遽曰: ‘此官人也。’颖诠曰:‘主眼高,认之不差,此官人之子。’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


“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说明当时苏甘峒主就是用梅山特产茶招待朝廷官方代表,这充分证明了安化产茶在建县之前。


 

▲遗事


因开梅山有功,湖南转运使副蔡奕升太常丞、直集贤院。蔡奕深感梅山瑶民茶税太重,请求朝庭减免。宋刘挚《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述蔡奕开梅山之功绩说:“长沙诸邑,负茶租田税,积为缗钱四万,请如赦蠲除”。


2安化萸江,唐代就产茶


山西祁县晋商文化博物馆内,有本长裕川茶庄的手抄本,其中就说到安化唐代就产茶。


该手抄本后收录为《平、祁、太经济社会文献丛录·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其中“预启,贵境(安化)智慧董事君子雅鉴:窃思近来世道,人心大变,不学孔孟,尽效墨翟。尝闻茶出唐朝贵地,宋属中国,产出茶叶,秦国原定引地。晋省历代谕旨招商,而两省商人来安采办黑茶”。


长裕川茶庄于清嘉庆年间来安化办茶,寄寓在江南镇边江刘进吉之生记茶行。


前面已经提到刘源长《茶史》、江昱《潇湘听雨录》、《本草纲目拾遗·卷6·木部》及《湘潭县志》的记载:说唐代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湘潭茶就是安化茶!


▲安化茶


安化唐代产茶无疑!但唐末至五代,渠江属东坪乡,东坪乡在唐代是否有具体案例记载产茶呢?这须从神山(辰山)白云寺僧密禅师佛事活动中找答案。


清同治《安化县志》十四卷十二、十三页载:“白云寺,在县西北六十里三都辰山,唐僧密(‘密印’为误)禅师所建,明宣德间,谌三台(召)僧善明重修,后僧问石有‘深入白云根’之句,崇祯壬午挂锡于此,人以为谶语云”。


《赵志》,《周志》:“知县吴兆庆《白云寺记》:辰山去县治西北六十里,由东坪、桥口而上,高远可四十里许。山经幽邃,涧道逶迤,中多怪石,嘉树茂草。昔汪真人尝炼丹于此,盖仙灵窟宅也。上有寺,曰‘白云’,创自唐僧密(印)禅师,中有田可耕,寺僧咸仰給焉”。


▲白云寺


辰山又名“神山”。县志又云:“熊山之西十里有小支焉,曰‘长岭界’(在县西北百五十里一都),西十里曰‘辰山’,一名‘神山’,一名‘白云山’(在县西北一百六十里三都,《一統志》作在县北百八十里,誤)。县西北有辰山,高四十里,上有白云寺,有田产、药材,春夏蟒蛇毒物出沒于中”。 

                      

熊鱼山在《鱼山剩稿》里,有篇《潭州神山白云寺问石乘禅师塔院碑记》,介绍了僧密禅师于唐咸通(860-873)间来辰山。“过去,世不可考。自唐咸通间,僧密禅师行道于此,载在传灯,迄今垂千禩……”。


僧密禅师为何方人氏,已无从可考。但他的师父云岩昙晟禅师 (781-841),师祖药山惟俨禅师(751-834),及师弟洞山良价禅师(807-869)都为唐代高僧。其中洞山良价禅师与弟子曹山本寂(840-901)创立的曹洞宗,为中国佛教禅宗五大家之一。

       

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他们师兄俩关系特别密切,经常结伴游方参学,《景德传灯录》卷十五、《五灯会元》卷五皆有其传。


僧密本是洞山的师兄,但洞山却称僧密为师伯(《五灯会元》中洞山亦称僧密为师伯,《传灯录》则改)。师伯也指师兄,是对同门中年老有德者的尊称,足见神山僧密禅师其学问有多高。

       

辰山白云寺创建于唐代860年至873年间,与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的撰写时间相差只有几年。


神山僧密禅师有许多著名语录,《五灯会元》均有载。其中一则涉及茶事:神山僧密,一日,与洞山锄茶园,山掷下镢头曰:“我今日一点气力也无。”师(僧密)曰:“若无气力,争解恁么道?”山曰:“汝将谓有气力底是”。

      

茶禅一味,大道至简。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佛教也极为盛行。


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的高度。僧人广游天下,寺院随他们携带的那一包包茶叶声名鹊起。众多流传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出自于寺院僧人亲手种植、炒制。


从《五灯会元》中的记录看,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师兄二人一同去过南泉寺(常德)、沩山寺(宁乡)等寺庙参禅悟道。


那时,采茶、锄草、种菜放牛、煮茶等劳作是寺庙僧人禅修的一种重要方式。而神山作为僧密禅师开基创业的地方,怎么可能缺茶?(神山最早名可能是“钟山”,而钟山又可能是“无射山”。)


唐代安化东坪乡属辰州地,《湖广图经志·湖广通志卷之十五·长沙》“辰山:在县西北一百三十里,其山盘旋起伏,远接辰沅界,故名”。而辰山又名“神山”,僧密禅师来神山之前,为汪真人炼丹于此。


▲辰山


宋朝开梅山以前,安化为蛮人所据,安化第一任县令毛渐(1036--1094)在《梅山颂》中“惟此南方,夷俗杂处”;又宋吴致尧《开远桥记》中描述梅山蛮:“衣制斑斓(颜色错杂灿烂),言语侏离(形容语言难辨)”。 “无射”在汉语释义中为钟名,无射山就是钟山,而钟山之名也许因蛮人言语侏离而发音读成“神山”。

       

唐朝陆羽《茶经》“七之事”章节引《坤元录》“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合于山上,山多茶树”。


《坤元录》为隋唐年间所著,已失传。除《坤元录》外,史籍没有“无射山”的记载。同治《溆浦县志》也以“无射山”不可考,否定了此事。


既然溆浦没有“无射山”,那《坤元录》中“无射山”也许就是指的隋唐属辰州的安化神山。至于方位,古人常常搞错,陆羽《茶经》中,也有多处方位的错误。


《辰州府志》载:“沅陵与安化交界处,地名‘界亭’产茶!岁以充贡”。界亭在今沅陵官庄镇与安化马路镇交界处,宋代以前属潭州益阳东坪乡辰山山脉。


3安化萸江,三国时代就产茶!  

    

唐、宋时代或更早,安化又称“荆湖”之间或“两湖”之间,两湖之间又处在“荆巴”之间 。三国时代,安化有段时期属蜀国,有段时期属东吴荆州,正夹杂在荆巴间。


三国魏时张揖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西晋的《荆州土地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荆巴间也好,荆州也好,安化当属之。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苏益馨、梅峰纂修的《石门县志·茶法》记载:“盖邑人所饮,半仰给于鹤峰各溪洞,而雀舌、龙团……悉购自他乡。安化佳品(指茶),下裕民生者之克擅美利于无穷也。哉!此石邑茶法所由不设也”。


▲茶法


道光三年(1823年),谭震、方堃纂修的《桃源县志·物产》载:“惟南乡近安化界产者(茶)颇佳”。

石门、桃源为古代武陵七县之一,一千多年后还在说安化茶好,还从安化购雀舌、龙团茶!


4安化萸江,两汉时代就产茶   


安化资江、渠江是古代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的要道 。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其道取资江入沅陵、溆浦。《马援传》载:“初,军次下隽(今湖北通城西),有两道可人,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今桑植)则涂夷而运远。“当时耿舒主张从“充”道,而马援主张从“壶头”。


按耿舒的主张,应该是沿澧水而上,首先攻打五溪蛮首领相单程的老巢“充”,(相单程为桑植人);马援则主张逆资水而上,首先在沅陵、辰溪一带,打掉五溪蛮的主力,然后直捣溆浦,收复被五溪蛮所占领的武陵郡治义陵县城。


唐人李贤,李延寿注五溪蛮时说,当时的五溪蛮多在辰州界。汉代时期,今江南、东坪资江沿线等地属潭州管控,因此,马援选择从安化资江进入,是为上策。


马援将军取道资江进沅陵、溆浦,征战五溪蛮,必过马路溪(今属马路镇)、马辔市、圭溪坪,因此县志有多处记载。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三·山川》载录:“试刀崖在县北二百里马路溪,有石如笋,高二丈,上有刀痕,相传马伏波平五溪蛮试刀于此。”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又载:“马辔市,东汉马援征五溪蛮,由此舍舟操辔踰沅故名”。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十二·壇庙》载:“伏波庙在县西二百五十里四都圭溪坪,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蛮驻兵于此,居民立庙以祀,康熙五十年重修”。


 ▲神禹庙、伏波庙


 宋代推官吴居厚(1037—1113)《梅山绝句十首》中云:


板屋依崖不记时,裹头今已就招携;


可憐马援贪残杀,空有虚名在五溪。


(嘉靖《安化县志卷之六》)。


以上县志记载,足以说明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是逆资江而上,取道与桃源、沅陵、溆浦接壤的马路、奎溪方向进攻溆浦,并病死于壶头山。


相传擂茶为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时所发明,用来解毒消病。清嘉庆《常德府志》记载:“乡俗以茗叶、芝麻、姜合阴阳水饮之,名擂茶”。


《桃源县志》名“五味汤,云:伏波将军所制,用御瘴疠”。 擂茶是历史,也是传说。与安化相近的桃源、桃江、新化等县都有喝擂茶的风俗。
      

5、安化萸江,虞夏时代就产茶


安化古时为禹贡荆州之域。《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 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 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 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 


1791年,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父亲陶必铨,是一位学者。他在主修旧治梅城南宝塔期间,往返小淹居地,夜宿洞市鹞子尖茶亭而作《鹞子尖茶引》。《鹞子尖茶引》中有“禹贡荆州之域,三邦底厥贡名,李安溪以为名茶类。”陶必铨认为贡厥名中“名”为茗,即茶类。同时陶必铨引用了清康熙年朝庭重臣李光地(又名李安溪)对“名”为“茗”的考究。陶澍在他的《试安化茶诗》中:


我闻虞夏时,三邦列荆境;


包匦旅菁茅,厥贡名即茗。


其见解与父亲的《茶引》观点一致,认为安化在虞夏时期就产茶。


▲甘露茶亭


武夷岩茶的“三坑两涧”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众所周知,“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最核心的产区,因其独特的山场环境和气候土壤导致此区域出产的岩茶品质优异。那么,作为对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高度概括的这个词“三坑两涧”最早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

01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三坑两涧”最早见于记载是,张天福老师1989年主编的《福建乌龙茶》。其书中明确记载:“武夷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二涧)”。

但是,“三坑两涧”作为武夷岩茶正岩的核心产区这个概念总结,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而且还只是在这本书对岩茶分类的备注中给予补充说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坑两涧”是姚月明老师归纳出来的,只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记载。

其实我在《姚月明论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

对于姚月明老师的关于三坑两涧的这段记载,除了他的论文集,还曾经在两个地方姚老有过记述。一个就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协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就是1985年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本书,也就说姚老对于“三坑两涧”的记载是在1985年之前。

图1:《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记载“三坑二涧”

但是,这个时间依然很晚。

我们再往前寻找,发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期刊,在第6期林瑞勋的一篇《福建茶产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

林瑞勋此文在介绍福建各种茶类中,介绍“闽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涧”。原文是:

“武夷岩茶久负盛名,产于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岩茶,洲茶之分,靠山为岩,沼(沿)溪为洲,洲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的茶叶品质绝顶,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中,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种……”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三坑二涧”,还提出了“八大名岩”。

林瑞勋会不会是“三坑两涧”的首个提出者呢?

不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复旦农学院茶叶系的史料的时候就有关注过林瑞勋这个人,他是1950年由复旦茶叶专修科毕业分配到福州商检局负责茶叶的检验工作。可以想象,一个刚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岗位的学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两涧”这个武夷岩茶核心山场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且林瑞勋分配地是福州商检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顺便说下,姚月明也是复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毕业(毕业的时候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已经院校调整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姚老是1953年毕业,1951年才入的学,算起来林瑞勋是姚老的学长了。按时间推算,林瑞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姚老才刚刚上大学。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业生产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三坑两涧”这种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总结和概括应该是在一个武夷茶产业高度繁荣的时间段,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

而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在民国的早期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当时的名枞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种,可见当时岩茶之繁盛。

图2:林瑞勋1951年《福建茶产概述》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国的一些资料当中再去寻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发表在《茶叶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我们找到了对应。他在文章中介绍闽北青茶的一章节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第岩茶反不甚细,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者更为绝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兰……”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林瑞勋1951年发表在《中国茶讯》中关于“三坑二涧”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这段文字一致的,就连廖文中“沿溪为洲”因为排版原因,错把“沿”误写成“沼”都错得一模一样。说明廖文是原版出处,值得我们认真去剖析的。

廖存仁是闽北浦城县人,当时受雇于中茶公司,在技术处担任茶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并协助当时的茶叶研究所的试验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瓯的出差途中遇难。所以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遗稿,在这点,《茶叶研究》当期的卷头语有详细说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这段时期里,对武夷茶叶的记载颇多,并在当时东南茶叶改良总厂的刊物《万川通讯》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的刊物《茶叶研究》中都有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和专业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对于武夷岩茶是比较了解的。

在1943年廖存仁还出版过《武夷岩茶》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作为当时吴觉农先生领导的茶叶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号丛刊。遗憾的是《武夷岩茶》一文并没有对“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有做记载,只提到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说明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记载是廖存仁后期才补充的。

我们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体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对于武夷茶的记载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结合廖存仁先生的经历在武夷山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也并非茶农或贩茶茶商,当年他是受雇于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岩茶》一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这次行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理解应该是调查所得,而并非其提出和概括。


图3:廖存仁1944年《闽茶种类及特征》

同时,我们再看同样在这个时期由林其瑞先生发表在1943年的《茶叶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闽浙皖三省各种内销茶之制造及其特征》。这篇文章是吕增耕,林其瑞,尹在继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写一个地区,其中闽省之内销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涧”整体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产茶叶,谓之武夷岩茶……成茶品质香味特佳,其产于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二涧(悟源涧、流香涧)者,更称绝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所产之茶,称正岩茶;在武夷山范围以外如黄柏大安小浆等地所产者,曰半岩茶。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在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写到了“三坑二涧”,还把武夷岩茶的正岩和半岩,大岩和小岩做了描述。当然还是不够详尽具体。考证林其瑞先生的经历,他是民国时期在福州茶训班毕业,这个时期在闽北茶区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样都应该是属于调查所得。

图4:林其瑞1943年《茶叶研究》

那在更早的资料中,三坑二涧是否有过记载呢?

1941年5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记录,该书是属于调查统计丛书类,主编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绍青茶的一章中描述道:

“岩茶产于武夷山,武夷山周围几百二十余里,以环境优良,制茶品质特佳,尤以产于三坑、二涧、二祠者更为绝品。武夷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称曰正岩,与其相对而称者曰偏岩,产茶品质较差,此外产于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岩,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图5:1941《福建之茶》关于“三坑二涧”记载

在这里,“三坑”是哪三坑,“二涧”是哪二涧,作者并没有说明。还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们先来探讨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关的山场目前仅有两处,一个是“文公祠”,还有一个是“纯阳祠”。“文公祠”在林馥泉和张天福的报告统计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国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缉齐,当时一年产茶量是850斤,应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山场。而“纯阳祠”虽历史也有产茶记载,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这里不好下结论。况且,“文公祠”和“纯阳祠”都已经脱离我们熟悉三坑二涧的核心范围。

图6:民国时期岩厂产量图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段话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惊人相似,按时间先后来看,林文应该是有研习《福建之茶》。当然,对于三坑二涧是哪个坑涧,相比较《福建之茶》的记载,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涧特地括号加以说明,并删除了“二祠”,而且对于半岩的描述,内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补充,也就描写的更加完整。

对于《福建之茶》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部分写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编成福州茶业概况,翌年唐永基更补充全省材料编为福建之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左右。

那么关于“三坑二涧”的记载,我们综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当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调查丛书,其中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编者分赴各地,广收资料,足成此书”,说明该书对于“三坑二涧”也是调查所得,并非提出。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提出的呢?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份茶叶资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一份是张天福先生1941年编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

《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是一份报告总结,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名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写。该书是张天福先生对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来在武夷山兴办的示范茶厂的一份完备的工作汇报和总结。

张天福先生办事能力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来的福安茶业的改良》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天福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非常完整的记录了武夷岩茶品种,产地,工艺。其中在《崇安之茶业》一章,记录了:

“正岩,亦称大岩茶,指武夷山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范围内所产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宾……”。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手上参照的是复印资料,剩下原书文字已经漫漶不清晰。但这里所提出的正岩茶产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们下面分析),即都是产自三大坑或者说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节中还写到“山中茶岩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在这里也提到了“八大岩”,而之后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八大名岩”,说明“八大名岩”的说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还很普遍。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我们现在只听过三坑二涧,而不知有八大岩。

但是,《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所提出的“八大岩”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岩”对比下有三处是有出入的,这个我们在下文中再另外重点分析下。

有点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提到武夷产茶区域,多处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点纷乱,同时有不同说法。由此可见,这些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张天福很有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是汇编了很多人的资料,或者本身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还有一份最重要的资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这份资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的人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本资料,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对武夷岩茶的研究集大成者和一部最完备的资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范茶厂时任武夷制茶所主任,同事也是该厂技师(在该厂技术级别里面算比较高的职位,下面还有设有技术员和技术助理员),办公场所在桂林岩,所以他对武夷岩茶整体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也有幸于林馥泉先生当年的整理,而让我们更够详细的清楚武夷岩茶在这个时期乃至于之前的整个栽培、制作、山场、历史和商贸往来。

林馥泉书中在武夷茶园分布情形一段中,很详细的提到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由于该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原文全段摘录如下:

“武夷重要之产茶地多在山坑岩壑之间,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所产之茶称为大岩茶。为品茶家所重视,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岭脚岩,幔陀上下厂,霞宾上下厂,水濂洞内中外三厂,慧苑岩东西厂,竹窠岩、景云岩、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栏坑,坑宽而短,兰谷岩、宝国岩等属之。大坑口主要岩厂有神通岩、宝珠岩、天心岩之九龙窠等,其他岩厂垦辟茶园在此三坑亦属不少,惟茶厂厂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

此外岩厂分布于九曲溪者,计有庆云岩、御茶园、文公祠、天游、桃源洞、品石岩、鼓子岩、白云岩等。分布在三涧坑者有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产称为中岩茶,除此而外沿黄柏溪及崇溪属武夷范围内,如会仙、蜂窠、双凤等厂茶园尚不少,利用山脚溪边砂洲种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视。

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芜。属于山岭或平坡土质稍逊或地域较偏远者几全荒弃。兹就三十年各岩产茶量为根据以估茶山分布情形如下:属三大坑者占48%,三涧坑占18%,九曲溪占14%,其他岩山占12%,洲茶占8%。以茶树品种而言,水仙、乌龙以及较名贵者均产于山凹岩心之间,其他多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这段几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岩茶的产区划分为大岩茶(三大坑)、中岩茶(三涧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岩山、洲茶等五个部分,详细记录了这几个区域的范围和岩厂,并统计了这五个部分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产茶量。

图8:民国时期各岩产茶图(资料来源网络)

首先,他提到“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从这句的描述语气,一个“号”字及后面的“是也”,可以很显然看出,林馥泉先生这里是在复述前人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号”“是也”,说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经是很有名了,才会“为品茶家所重视。”

从“三大坑”岩厂所覆盖的区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说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区域是基本重合的。当然“三大坑”的描述会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这里提到了“三涧坑”。“三涧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资料有这样去提及,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因为原书和我们手上复印版资料的打字输入错误才误写成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所以我特地找了该文的其他版本来核对,发现原书确认是“三涧坑”三字无疑。

那么“三涧坑”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根据林文的描述,“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画出来的三涧坑范畴,当我再对比地质学家黄进在其书《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中的武夷景区图的时候,才有所恍然感悟。

我们可以推测,三涧坑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广陵坑所夹含的中间这个区域部分,所谓“三涧、坑”有可能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这三条大涧及广陵坑构成(区域中间还有“玉华涧、九井涧”等两条分支小涧,也有可能)。

又或者“涧坑”在他的描述用词中就是一个连词,而没有把“涧”和“坑”区分出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坑涧”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三涧坑”就是对田厂涧、碧石涧及广陵坑中间的这段区域的统称。


图7:资料来源: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

林馥泉先生把这部分划分为中岩茶。而这个“中岩茶”在其他专家的笔触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岩里面的“小岩”。(1945年朱龙文在《今年的崇安茶叶》一文,统计正岩茶区产量,把佛国岩、弥陀岩、三仰峰、刘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见当时的正岩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说的“大岩茶”和“中岩茶”。)后期我们争取写篇文章来论述民国时期“正岩”的范围变迁。

在林文中,这个广阔的茶山区域在1941年产茶才占了18%,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受到19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影响,茶山荒芜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单从岩茶产区划分来看,林馥泉先生对武夷岩茶产茶区这五个区域的划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对正岩以外的产区划分很模糊。

02

现在,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关于三坑二涧的资料罗列,有几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深入探讨下。

01

八大名岩究竟是哪八大岩?

在张天福先生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记录的“八大岩”分别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记录的,“八大名岩”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

两文对比,发现有三岩是存在差入的,张文中说的是“磊石”、“景云”、“霞宾”三岩,廖文中说的是“三仰”、“天游”、“兰谷”三岩。但是既然这八大名岩按廖文所说是在三坑二涧之中的,那我认为张天福的版本更加准确,廖存仁记录的三仰、天游都已经脱离开了三坑二涧的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八大名岩”或者“八大岩”只是当时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的版本,毕竟每个山户或者岩厂都夸自家山场最好,名枞众多。

非常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转述和变迁,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两涧”而不知道岩茶在辉煌的时候曾经有“八大名岩”的说法了。

02

到底是“三坑两涧”还是“三坑二涧”?

首先,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资料都是说“三坑二涧”,而没有说“三坑两涧”,“二”和“两”虽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样的表达,但是在发音上却有不同。

这种细微改变我们通过追述发现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中即写道“三坑两涧”,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写“三坑二涧”。

但同样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却写作“三坑二涧”,这里很显然是一种细微的笔误或者出版错误导致了这个流传了近百年的词语被改变。

至于《武夷岩茶姚月明选集》出版之后继续沿用的“三坑两涧”更加大了这个词的传播,而后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涧”这个原生词,都误作“三坑两涧”。

03

究竟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关于“三坑两涧”的说法一直流转两个版本,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还有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按照之后这个大坑口的版本之说,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倒水坑为慧苑坑的支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大的坑涧。这种说法的源头我认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一句解释,原文是“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

这个争议一直围绕着我们,我在翻阅1975年由安徽农业大学过来进修的卢福娣老师的笔记时候,当时卢老师在武夷山进修学习,笔记中就记录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并在大坑口的后面特地加括号说明“倒水坑实际属于大坑口内的,实际产茶少,不算是坑”。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记述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明在1975年关于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并延续至今。仿似成为了武夷岩茶关于山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国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涧”这四个字的文章,无论是廖存仁还是林其瑞的记述,无一例外的记录的是“倒水坑”,而没有提到过“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发1986年表在《茶叶科学技术》第1期的《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涧”说的版本也还是“倒水坑”。

这种变化直到1985年,还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在《武夷岩茶与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对武夷茶产地之转移,从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二涧”发展(三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二涧为流香、悟源两涧,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占总产48%,二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它山岩占12%,洲茶仅占8%)。”

姚老的这段文字后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复著述,这个在我们这篇文章开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和2005年的《姚月明论文集》。

这段文字很显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资料。

但是姚老在这里犯了一个引述上的错误,林馥泉文中说的是“三大坑”和“三涧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则把“三涧坑”误以为是“二涧”(从对产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并直接描述为“三坑二涧”。

图9:姚老1985年关于“三坑二涧”文章

其实林馥泉说“三涧坑”的范围是在福龙岩、佛国岩、碧石岩一带,是他所说的“中岩茶”,而非三坑两涧的范围;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们描述的“三坑二涧”中的三坑,而姚老在这里却做了一个“改编整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解错误,以至于后期被以讹传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两涧范围,这两个山场从我们可以翻阅到的资料以来都是武夷岩茶正岩产区的核心山场。从民国开始,在“三大坑”的这个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们引申出下一个问题。

04

“三坑二涧”和“三大坑”究竟哪种说法来描述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更合适?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武夷岩茶最核心的大岩茶产区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为“三坑二涧”,而林馥泉还有张天福先生的报告中都概括为“三大坑”或者“三条坑”。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准确。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们所说的“三坑二涧”和“八大名岩”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只是做了记录。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很有可能是岩主、包头或者茶商对于岩茶核心产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种名词是当时的生产经验总结,不一定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倒水坑划入慧苑坑的划分更科学,还是划分入牛栏坑更科学。

在历史资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独立在“三坑二涧”中占有一个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强调逻辑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涧坑”在我们前文中已经分析了,从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并对此作出范围诠释,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条坑”或者“三大坑”这种提法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描述,非经过慎重排列概括。这种描述相比较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来形容岩茶大岩核心产区会更加粗放些。

我们如今借助谷歌地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坑两涧范围确实是三条非常完整,生态地貌很好的坑涧。所以“三大坑”这种说法也有其科学合理性。

另外,从林馥泉对三大坑各个岩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区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们记述“三坑二涧”的区域是一致重合的。(顺便说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三坑二涧”区域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三坑二涧”的区域范围是很广的,从林馥泉先生记录这个范围内的岩厂我们即可以看出来。单慧苑坑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慧苑里外,对内还包括了竹窠、景云等区域,对外还包括了桂林岩,幔陀岩、水帘洞等广阔的区域。)

在林馥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茶叶教科书对武夷岩茶产区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说法。

例如,陈椽1961年主编的《制茶学》和1961年福安农校主编的《茶叶制造学》。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教科书的普及,导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涧”。到了后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涧”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版本了,而且没有了“八大名岩”,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丢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数据资料,把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联,并去分析他们改变的路径。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还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三大坑、三涧坑”更能准确的描述武夷大岩茶的核心产区或者那个说法更为正统呢?可以确定是的,自民国以来,这两个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正统之说。

而在在此两个版本说法之外,还有没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简单提到,并非刻意论述,也非主流论断。例如:

1、1943年叶鸣高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枞之分布》一文,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记述

“武夷山产茶以北为上,著名产茶之区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栏坑及九龙窠诸地。名岩如慧苑岩、天心岩、天井岩、竹窠岩、兰谷岩之茶园,均在三坑之内。以三坑溪流贯川,云雾氤氲,岩石奇丽,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岩如水濂洞、马头岩、天游岩、清源岩、庆云岩、佛国岩则较次。故名枞亦以三坑为贵。”

图10:1943年《武夷通讯》

2、1943年张步声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级式茶园》:

“如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等均匀于慧苑坑、牛栏坑、大坑,三条坑附近,两边悬崖峭壁,日照时间不多……所以出产茶叶品质特佳,所谓正岩就是。可是能够具备这种优良条件的环境究竟不多……”

我们把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汇编:

03

最后,在引述了这么多资料后,我们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讨的主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我们发现,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三坑二涧”、“三大坑”这些词被茶叶专家们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却再也找不到记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个时期有大量的茶叶专家和著名茶师汇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张天福在武夷山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后是1942年吴觉农先生领导的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茶叶研究所。

当时,两个机构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张天福和吴觉农先生的号召力,带来大批的茶叶专家,几乎都是当时在茶叶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诸如研究茶树栽培的,茶树品种和杂交的,虫害的,茶区土壤的和制茶的茶师。

所以关于武夷茶区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个时期密集的出来,如武夷茶树品种、土壤调查、茶树杂交试验等等。但是这些茶叶专家来武夷山茶区的时间都不长,也很显然并不是“三坑二涧”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这段时期是武夷岩茶的生产恢复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武夷茶区由于战乱等因素,大部分的茶园荒芜,茶厂被废弃,沿海一带的茶商不敢上来从事茶叶贸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写到“武夷茶业全盛时期已过去……野草杂木竞相争长,茶丛已无生长余地,……昔时武夷茶山面积当在一万市亩以上。”

这点在陈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记述“岩茶虽尚能维持三百担左右,但较之最盛时期输出五万余担,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园听其荒芜,大半是正岩茶,因原岩主远在南洋,或因资金缺乏,大多是荒芜了、减产了,能够维持原状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岩茶的在这段时期和早期繁盛的时候有点断层。因为这种断层导致的后面这些茶叶专家关于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记载就有点纷乱和说法不一,大多都是采访询问所得。这也是我们看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对武夷岩茶山场的概括,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三坑二涧”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更早,在武夷岩茶更加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才会有诸如不见天、瓜子金、吊金龟等岩厂茶商推崇的各种“名枞”出现,而他们又分别分布在不同“名岩”。

聊到这里,在没有更多的史料情况下,我们提出三点关于“三坑二涧”可能出现的条件假设。

第一,“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岩茶工艺非常成熟的时期总结出来的

武夷岩茶的工艺,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清代康熙年间王草堂的《茶说》中,详细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

而在武夷早年盛产绿茶的时候,对山场的要求远不及武夷岩茶高,好的茶园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到了清代早期蓝陈略《武夷纪要》中提到“茶,诸山皆有,溪北为上,溪南次之。园洲为下。而溪北唯接笋峰、鼓子岩、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时初萌细芽为最。”很显然,在这里记录的是绿茶,所以他记录的山场佳者在九曲溪北边的接笋峰一带。

再到了雍正年间陆廷灿在《续茶经》所收录的随见录中记载“武夷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从这里陆廷灿的记载,我们明显可以看武夷茶从绿茶到工夫茶(岩茶)的转变,而最佳山场也从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转移到了“北山”。并且,从“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这句,我们看到武夷名枞早期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专门对武夷菜茶进行单株命名了。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则明确“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董天工在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图11:董天工《武夷山志.物产篇》

而后期的“三坑二涧”的提法显然是脱胎于“山南、山北”之别,并更加进一步的细致划分。

我们发现,随着武夷岩茶制茶工艺的进步,先人们对采制岩茶的山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涧”核心地带。

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三坑二涧”之说。真正对山场的划分更加细致,总结更加完善的时候,应该是武夷岩茶工艺进一步提高,对山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的时期。

如果工艺没有改进提高,做出来的成品岩茶品质一般,对山场的要求就远不可能那么细致,更没有必要去区分正岩、半岩,以及进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岩(三坑二涧)。

第二,“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工夫茶泡法兴起之后总结的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岩韵”滋味,在所有茶类中独占鳌头,是乌龙茶中的一颗明珠。品饮岩茶,细斟慢饮,所谓“啜英咀华”,品啜之间,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讲究才能够品味出武夷岩茶中真滋味。

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对武夷茶的冲泡日趋讲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潮汕和闽南地区日渐形成了诸如“工夫茶”等饮茶方式的高超手法和饮茶文化。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结合、相得益彰的佐证。

根据1762年《龙溪县志》记载“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贵,岁数千”。

在乾隆时期,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犹未荆,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风月记》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着又写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图12:梁章钜《归田琐记》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饮武夷茶的一步步提高。到了梁章钜所在的道光年间,对武夷岩茶品饮滋味已经总结的非常丰富。“香、清、甘、活”四字来形容武夷岩茶口感而一直留存至今。

工夫茶泡法与武夷岩茶之间,正是因为武夷岩茶品种众多,工艺精湛,其所带有的独特“岩韵”等山场气息,把工夫茶的品饮艺术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岩茶也因为工夫茶的冲泡技术,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的独特魅力所展示出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演绎的关系。

所以,工夫茶冲泡方法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武夷茶,但武夷岩茶的进一步工艺升华和山场要求的提高离不开工夫茶饮茶方式的出现。

第三,“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山中岩厂兴旺,商贸繁荣的时期总结的

武夷茶叶,在商贸的早期,主要通过江西铅山县河口等地汇聚,沿信江而西转入赣江,再翻阅梅岭到达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阅早年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的茶叶贸易史料,发现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类很杂,有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记录)。从现代考证来看,这里面有红茶有乌龙茶(岩茶)。

这个时期的茶叶外贸出口,茶叶虽有按等级标榜,但是并没有严格划分,所以对茶山产地当然就没有严苛要求。甚至还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如清初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到了嘉庆年间,在嘉庆版《崇安县志》中载“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绔,执事江西汀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夷茶市商贸兴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贩云集武夷。这个时候商贸发达,但是并没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买山设厂的记载。对武夷岩茶还只是停留在收购商贸层面,所以谈不上对核心产茶山场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仅只是当时的广州(其实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的福州、厦门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茶叶日盛,洋行采办,辏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带茶商纷纷在武夷,欧宁一带买山设置厂。“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辏辐”。

1851年蒋衡在《云寮山人文钞》中记载“……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另根据郭柏苍1886年《闽产录异》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厦门五口通商后,茶输出日渐增多,输出以南洋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采办”。

图13:武夷茶叶生产销售组织图

在当时,武夷山茶庄商号云集。出名的茶庄商号有厦门的杨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张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号纷纷在武夷买山设厂,或者和拥有茶园的僧道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订购买卖合同。

施集泉置办刘官寨,张泉苑购置青云、磊珠两个岩茶,后面还扩充了碧石、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1920),杨文圃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购置幔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每在春茶前大多亲自到武夷山“督制”岩茶。

图14:武夷山略图(各岩厂)

这些茶商,大多在厦漳泉设有茶栈(专营批发)、茶店,闽南沿海城镇,成了武夷岩茶外销茶的集散地,并同时销往南洋各地。

根据倪郑重先生记载,光林奇苑在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运装的武夷岩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担,合计十万斤),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就达到了三十万元。其创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铁罗汉”、“名色种”。

图15:民国时期林奇苑茶庄销售的茶品

在这个时期,武夷名岩和名枞众多,山户、茶商、僧庙皆巧立名目推销。根据1918年蒋希召的《武夷山游记》中,武夷名岩和名枞就已经很详细了:

“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货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白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

至于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名枞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枞八百多种。

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对名品、名枞,名岩的需求和定义,茶商们巧立名目,各表其岩厂名枞,并相互攀比,按优计价。自然催生出他们对武夷岩茶“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等优秀产区的划分和总结。

最后,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涧”最早提到的资料是1941年的《福建之茶》,但这肯定不是最早的。

而基于以上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初步判断,“三坑二涧”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甚至更早至乾嘉时期。

当然如果更准确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毕竟在历史事实面前推论只是推论本身。

本文:图文自茶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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