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但不是茶叶种植文明的发祥地，云南先民利用茶树的方式很原始，世界茶叶种植文明是诞生在巴蜀大地。世界茶树的原产地是云南的澜沧江流域。在史前云南的野生型茶树中的阿萨姆卡种，本来是只适应在比较湿热的地区生长，通过基因变异有个别茶树能适应温凉的气候，于是这些变异的茶树就能迁徙到巴蜀大地大量繁殖，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逐渐演变成了中小叶种。而四川的先民们对这些中小叶种野生茶树进行人工驯化，培育出了先进的中小叶良种，逐渐形成先进的茶叶种植文明。云南茶叶种植文明源自巴蜀大地，云南遍布小叶种茶是茶叶文明不断南传的结果。二无量山多小叶种茶，是因为历史上其充当了茶叶种植文明南传的主要通道，二无量山在银生茶时代向普洱茶时代演进的数百年过渡时期，扮演了传播的关键角色。二无量山遍布小叶种茶，就是云南茶叶种植文明源自四川的活见证。
巴蜀大地的小叶茶良种传入云南，大大提升了云南茶叶种植水平，激发了当地原住民培育大叶茶良种的热情，经过上千年的不断选育，终于在普洱茶时代培育出了勐库大叶种、勐海大叶种、凤庆大叶种三大国家级良种。大叶良种的兴起，让小叶良种逐渐边缘化，让现代人误以为普洱茶都是云南大叶种茶加工而成的，这显然与历史不符，也漠视了大量的小叶种茶加工成普洱茶的事实。
云南也存在大叶种变异型的小叶茶，主流的观点将小叶种归为大叶种变异型。如果是大叶种变异的话，茶树的叶子会变小，叶形始终是圆形与椭圆形，而小叶种的叶子是奇特的细长柳叶形，由此可见小叶种茶不属于大叶种变异。
——文章提要
在“银生茶”向南传播，演化为“普洱茶”的数百年历史进程中，无量山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无量山源自南涧，最高峰在景东，来到景东与镇沅交界处，分为沿澜沧江边南下景谷民乐、永平的大无量山，另一条就是穿越镇沅、景谷、宁洱直到江城、勐腊的二无量山。通过山形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从北逶迤南下的二无量山长达数百公里，北边的一头连着景东永秀，南边的一头连着古六大茶山，这中间就盛满了从银生茶到普洱茶数百年的传播史。
这次随行到困鹿山、黄草坝考察的普洱市资深茶人李琨先生，多年前就对“二无量”这条被忽视的山脉进行深入考察，其认为从北到南该山脉的东西两麓分布有一系列的著名茶山，从景东无量山主脉的金鼎古茶山开始，往下就进入了二无量山的北部，在镇沅分布有老乌山、老海棠、茶山箐，在景谷分布有苦竹山、凤山、南板、黄草坝；而到了二无量的南部，在宁洱有困鹿山、板山，在勐腊有著名的六大茶山。而且其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相对于澜沧江东岸的哀牢山、大无量山，澜沧江西岸的临沧大雪山、邦马大雪山，二无量山系的小叶形茶特别多。关于这种叶子如细长柳叶的小叶茶，云南茶界的主流说法是，其是云南大叶种的变异，还有一种观点是，倚邦的小叶种来自四川。
李琨通过多年的实地观察认为，小叶形茶分为两种，一种是叶片椭圆形的小叶茶，其是云南大叶种的自然变异；而柳叶形小叶茶，叶片细长，其经过人工选育，已进化为小叶种。这些小叶种茶树来自哪里？李琨认为，可能跟南迁民族有关，这些不断南迁的种茶民族，数百年间将小叶种茶沿着二无量山的山脉走势不断南下，从景东带到镇沅，然后是景谷、宁洱，最后是种在六大茶山的倚邦。
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说，但也与我们设想的云南茶叶种植文明源自四川一致，也就是更先进的小叶种茶从巴蜀大地传播到云南，先是在银生茶时代一路向南传播，然后在普洱茶时代再向北传播，由西双版纳地区反哺到澜沧江中游两岸地区。
这次茶马史诗编辑部考察的困鹿山与黄草坝，茶叶种植历史久远，在困鹿山留下的数百年大单株很多，而在黄草坝则是规模化连片种植茶园的典范。就现存茶树树围推测，困鹿山小叶种茶树种植年限可能会早于倚邦小叶种，小叶种存在经镇沅、景谷、宁洱传到倚邦的可能。
从困鹿山、黄草坝考察归来，2015年12月3日上午在普洱市的巴塞罗酒店白马非马与李琨就小叶种茶之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白马非马：大家都知道无量山，但对于二无量是陌生的，请介绍一下二无量山。
李琨：无量山从南涧到景东，在勐统河谷分为大无量、二无量两支。大无量沿澜沧江边从景谷县永平、民乐下来，海拔低，宜开发热区农业、规模化农业，植茶不多。二无量位于川河（把边江）与威远江之间，一路南下，直到勐腊，出名的茶山有凤山南板、正兴黄草坝、镇沅田坝茶山箐与老海棠、凤阳困鹿山、勐先板山、易武茶山，以及一些不太出名待开发的古茶区。二无量南段的主脉，东边是宁洱，东北边是镇沅，西边是景谷（凤山、正兴）。老乌山、苦竹山介于大无量与二无量之间。大无量与二无量的分界，东边以景东芹菜塘形成的勐统河为源头，西边以景东永秀为源头的景谷河为源头。二无量许多地区，茶叶种植海拔高，1900米左右，多中小叶种。整个二无量的茶树都很杂，红梗茶多，大叶、中叶、小叶种都有，分细叶子茶（柳叶）、大叶子、紫茶、红梗茶、勐库茶等品种。当地许多原生茶种品质好，比如中小叶红梗茶加工出来品质比勐库种好。红梗茶芳香物质更多，喝起来更润口；勐库茶易成活，易生长，产量高，外形好看，劲头足，但不够香润。倚邦小叶种多，当地人称为细叶子茶，种植年代跟黄草坝接近。小叶种以困鹿山最为古老，倚邦面积最广，黄草坝连片种植，镇沅零星分布，景东漫湾也有发现，整个二无量都有小叶种。
白马非马：请谈谈考察小叶种茶的经历。
李琨：小叶种跟南迁民族有关。2003年、2004年我做太和甜茶，发现有些茶树树形半开展，多数往上张，叶形细长，老叶长1.5—2㎝，这类茶做出来，香型、口感很特殊。主流的观点将之归为大叶种变异型。我走了一些茶山后，认真对比发现，如果是大叶种变异的话，叶子会变小，叶形始终是圆形与椭圆形，不是这种奇特的细长柳叶形。当时交通条件不是很好，都是走路，或骑摩托去，考察范围不是很大。就镇沅而言，在二无量发现的细叶子茶更多，在哀牢山系基本没发现。
我后来开茶楼，就有机会走更多地方。2005年左右，我发现景谷凤山、南板、黄草坝一带有大规模连片种植的小叶种茶，它的性状更为典型。它的种植方式不开沟，不开台，顺山坡按传统的满天星方式种植。许多茶树高大，甚至可达七八米高。在黄草坝外寨这边，土层浅，没有松土深翻，茶树长得不漂亮，但也有一定树龄，反而在以寨小叶种不多，多为大叶种。整个南板、黄草坝片区，可以看出是茶种混杂片区，以小叶种为主。，
2006年，我来到宁洱困鹿山。听说这里古茶树比较老，我就想去看看藤条茶的传播路线，结果发现当地分布有柳叶形小叶种古茶。这种古茶长得特别高大，有的达10米有余。有的树体年久，受到伤害，但生命状态依然旺盛。这又让我对大叶种、小叶种的传统界定方法有点怀疑起来。传统观点认为，云南大叶种属乔木型，树形高大，主干突出，芽叶肥壮，丰产期长，生命力旺盛，千年之树也会有。而这种柳叶形小叶茶，传统认为属灌木型茶树，分枝低矮，芽叶细小，生命力不是很旺盛，百年之树难找。但是眼前的困鹿山细叶子茶，明显树龄超过百年，甚至高达数百年，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我就想，这类茶树在无量山一带广泛分布，肯定有它的原因，那么往南边是否还有传播？2010年，我到普洱市茶源广场开店以后，又沿无量山脉往南走了江城、勐腊一带的茶区。在易武茶区的倚邦茶山又发现了大面积的小叶茶。这种茶已经被当地老百姓称为细叶子茶。其特点是叶子细长，它的口感、香型与在镇沅、景谷、宁洱发现的基本属一种类型。在太和甜茶总结提升为晒红，并大力推广晒红技术的过程中，我又走了更多的山，在无量山主脉景东漫湾发现大树型小叶子茶。
这十多年来，我走了澜沧江两岸的无量山、哀牢山、临沧大雪山、邦马大雪山，发现这种细叶子茶沿无量山集中分布。
白马非马：你的结论是细叶子茶不是大叶种的变异，而是典型的小叶种茶？在历史上，小叶种沿着二无量山由北向南传播，导致细叶子茶在无量山集中分布？
李琨：细叶子茶属于小叶种茶。我的推断是，这种细叶子茶能长成百年古树，从而颠覆了“小叶种为灌木型茶树”的传统观点。它的形成，应该是随中原农耕民族南迁带来的。有些地方的人，不叫它细叶子茶，而称之为“南宋茶”。但这个“南宋茶”是否跟历史上的南宋王朝有关，有待考证。有种说法是，一些老百姓将这种叶间距短，芽头细，茶毫少，老叶细长，很难生长发芽的茶，称为“难耸茶”，意为茶叶难以发芽生长，耸为向上耸立出来之意。“南宋茶”可能是“难耸茶”的讹传。
这类茶叶做出来的好的晒青毛茶，相比勐库大叶种更为润口、爽滑，香气更为内敛悠长（水含香），即便是当初加工不好的茶，储存隔年之后香型比较明显，会体现这种细叶子茶的品种香。这种细叶子茶花果香更显，干毛茶颜色更黑，有的是黄带黑，有的时候是乌黑，茶毫很少。细叶子茶带有一点红梗，红得不太明显，属于红梗茶的一种。红梗茶属于各个茶种的变异茶，大叶、中叶与小叶都会变异出红梗茶。
白马非马：在清代以前，云南作为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主要有两条。据万历《云南通志》记载，其一为上路，或称北路，自永昌（保山）直达麓川（瑞丽）边境而抵于海边（孟加拉湾）。其二为下路，或称南路，由景东南下至车里（西双版纳）和八百（泰国清迈）。万历《云南通志》具体地记载了下路交通路线情况：“由者乐甸（今镇沅恩乐）行一日至镇源府，……行三日至普耳（普洱）……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又四日至车里宣慰司（驻今景洪）……。”
由此可见，以景东核心区的银生茶文化就沿着“下路”这条主要的交通干道南传，从景东传到镇沅、景谷，然后是宁洱，最后到勐腊的古六大茶山，演变成为普洱茶。其传播路线是沿着二无量山一路南下，带来了许多源自巴蜀大地的小叶种茶，这就是如今二无量多中小叶种茶的原因。
李琨：你提出来的“云南茶叶种植文明传播路线：由北向南传播，再向北反哺”，我非常赞同。为什么说云南茶叶种植文明源自巴蜀大地？
白马非马：二无量山遍布小叶种茶，就是云南茶叶种植文明源自四川的活见证。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但不是茶叶种植文明的发祥地，云南先民利用茶树的方式很原始，世界茶叶种植文明是诞生在巴蜀大地。世界茶树的原产地是云南的澜沧江流域。在史前云南的野生型茶树中的阿萨姆卡种，本来是只适应在比较湿热的地区生长，通过基因变异有个别茶树能适应温凉的气候，于是这些变异的茶树就能迁徙到巴蜀大地大量繁殖，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逐渐演变成了中小叶种。而四川的先民们对这些中小叶种野生茶树进行人工驯化，培育出了先进的中小叶良种，逐渐形成先进的茶叶种植文明。云南茶叶种植文明源自巴蜀大地，云南遍布小叶种茶是茶叶文明不断南传的结果。二无量山多小叶种茶，是因为历史上其充当了茶叶种植文明南传的主要通道，二无量山在银生茶时代向普洱茶时代演进的数百年过渡时期，扮演了传播的关键角色。
到困鹿山、黄草坝考察的前一天下午，我与天下普洱茶国公司董事长包忠华先生共同探讨了云南茶叶种植文明的传播路径，一致认为：云南虽然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也是最早栽培与利用茶树的地方，但是云南土著先民的茶树培育与种植水平长期停留在原始阶段，茶叶种植文明真正的兴起应该是在巴蜀大地，因为其在远古与中古拥有远比云南先进的农耕文化。秦开五尺道，汉武帝征服西南夷，云南这个化外之邦第一次与中原文明的联系变得紧密。而“孔明兴茶”的传说，不过反映了诸葛亮七擒孟获，深入大规模治理南中，巴蜀大地的茶种与种植模式开始传入云南的史实。中国茶源自神农氏的新石器采集农业阶段，到了汉代走出了蒙昧，在巴蜀大地开出了农耕文化璀璨的花，又经魏晋南北朝的僧侣阶层与士大夫的推崇，终于在唐代上升为“国饮”，以陆羽《茶经》的诞生为标志，茶成为了中国引车卖浆者流的日常饮品，也是文人与贵族的精神饮品。
在中原茶文化不断进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云南茶也在原住民的驯化下不断茁壮成长，加上自秦汉以来中原文化的不断渗透，洱海与滇池地区成了云南文化的发展高地，其邻近这两个地区的蒙舍蛮在南涧、景东一带也发出了云南茶的第一缕声音。就在陆羽《茶经》问世的唐代，在樊绰的《蛮书》里第一次出现了云南人种茶，利用茶叶的正式记载，其指的银生城界诸山，据后人考证就在景东、南涧一带，至今这一无量山主脉地区多生长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茶树就是明证。在南诏国时期，应该是继“孔明兴茶”之后云南茶叶的第二个蓬勃发展期。南诏是个奴隶制国家，经常发动对外战争抢夺人口为奴。天宝年间，乃至其后的一百多年，南诏与唐朝的战争频仍，大量战败被俘的中原士兵以及四川被掳的居民被迫为奴，其中有许多人是种植经验丰富的农民、手艺高超的工匠。这数十万人及其繁衍的后代，就在南诏与大理国生生不息，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手工业、农耕文化，当然也带来先进的茶种、种茶模式与制茶技艺，推动了云南茶叶的进步。
李琨：请详细介绍一下云南茶叶由银生茶到普洱茶的演变过程。
白马非马：我们的观点是，云南茶叶发展史上有三个时期，一是“孔明兴茶”的神话传说时期，其在于南诏国兴起之前，由于其缺乏足够的史料来佐证，对之我们只能发出“濮人种茶”的感叹，只能留下了除了猜想还是猜想的遗憾。云南茶叶第一次走入信史是南诏、大理国的“茶出银生”时期。继之兴起的是“普洱茶”时期。
我们认为，云南茶叶种植文明的传播路径，是从四川向南传播的，其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巴蜀大地先进的农耕文化与云南原始的茶叶种植文化相融合，终于在唐宋时期于南涧、景东、景谷、镇沅一带催生了璀璨的“银生茶”。接着是银生茶在元代与明代前期一路向南，经宁洱困鹿山、板山一路向南传播，再加上中央政府在西南边疆推行土司政策及其后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并大规模推广军屯、民屯与商屯，以及将内地数百万汉族人口迁入云南，使得汉人先进的农耕文化深入车里宣慰司，于是诞生了兴起在明清两朝并于当代复兴的普洱茶。
随着车里宣慰司六大茶山茶事的勃兴，一路向南传播的云南茶叶种植文化开始向北反哺。其先声就是明代成化年间，双江勐勐土司派人到西双版纳取茶籽种于冰岛，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勐库大叶种之来源。杜文秀、李文学起义被镇压之后，云南茶叶的北上运输通道被重新打通，继瑞贡京城、边销藏区之外，云南茶叶的南洋市场也被开辟，四川、重庆人也爱上了沱茶，清末民国云南茶产业迎来了继雍正、乾隆、嘉庆与道光之后的第二个兴盛期，其显著的标志就是江南六大茶山——勐海茶的强势崛起，以及澜沧江中游两岸的双江、凤庆、临翔、景谷、景东、镇沅茶事的勃兴。澜沧江两岸的新茶区的兴起，享受的是盛极一时的普洱茶文化向北反哺之恩泽。大量新辟的，采取满天星方式种植的商品化茶园，其茶籽大多来自双江的勐库与邦协，而勐库种又源自西双版纳。
白马非马：通过系统深入地梳理云南茶叶种植文明的传播史和传播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云南茶叶品种资源。就你多年的考察，云南栽培型古树茶该怎么分类？
李琨：从驯化与培育程度来看，大叶种分为野生驯化型、过渡型的大叶种、人工栽培型的原始大叶种等。从叶片大小来分，有大叶形、中叶形与小叶形。一个品种形成后，其性状会趋于成熟稳定，虽然在不同的地方种植，外观上会有差异，但在稳定的遗传物质作用下保证了其独特的外观特性，因此不管用何种方法加工制作，其特有的物质会形成近似的“品种香”。
野生驯化型：在哀牢山、无量山都有分布，老百姓称之为“大山茶”。老百姓会讲其是由野生茶驯化过来的。其叶片大，茶气强，苦显，化得开，但化得慢，入口苦，不是那么叮嘴，干茶色泽乌黑，无毫。
过渡型的大叶种：它的干毛茶跟栽培型大叶种基本一样，香气稍显特殊，吸水后香气很容易飘荡出来，显得香气张扬。
人工栽培型的原始大叶种，就是我们称的古树茶。其性状不统一，各个片区有自己的性状：有的是颜色深蓝，老叶肥厚，蜡质层致密、油亮、反光，叶形平直；有的是果绿色的，叶片相对较薄，叶面凹凸不平，叶形半曲，气孔粗大；有的在新芽时长出浓密的茶毫；有的在春天时新芽易带紫色，叶子长老后变深绿色；有的长老后带暗红色、紫色；有的只是在茶梗部分带点紫色。各地的叶片大小不尽相同，但叶形都为椭圆形。在西双版纳、临沧发现的大叶茶，外形近似，品性稳定。普洱茶区的小景谷、老乌山的茶叶，叶形大，一致性好，性状稳定，各地都有成熟的种植管护与采摘模式，虽然它们都有差别，但看得出来，都是经过人工多代选育的。
中叶形茶感觉更为复杂，地方差异多，性状更为多样，但叶片多为椭圆形。
小叶形茶总体分两类：一为叶片椭圆的小叶形茶；另一类为叶片细长，近似柳叶的小叶形茶。两者的共同特点为叶间距短，很难发芽。但它们的干茶形状有明显差别，香型、滋味不同。前者为云南大叶种变异的小叶形茶树，后者是经人工选育后性状稳定的品种型小叶形茶树。即前者自然变异，后者人工选育造成的。
无量山、哀牢山乃至整个云南茶区都有这种大叶种变异的小叶茶，很多茶园都是大叶、中叶、小叶共生，但品种型小叶茶多分布在无量山，其种植相对集中连片，不会在整个云南产茶区分布。
白马非马：讲得很好，非常详细，我看能不能再优化一下，将之总结为：
云南栽培型古树茶的分类与断代：
分为大叶种、小叶种两大类。
一、大叶种：
第一代为野生驯化型茶树：云南土著民族将野生茶树简单地从山林里移栽过来，性状接近野生型。‘
第二代为过渡型：野生型茶种经长期自然进化，加上不多的人工干预，兼有野生型与栽培型的性状。
第三代为栽培型大叶茶原生种：经过人为选育而得到的品性稳定的大叶茶。各地不尽相同，都为大叶，虽然叶片色泽不同，形状会有差别，叶面蜡质厚度不一样，叶背面气孔分布密度不同，嫩芽的茶毫致密性不一样，但它们都是肥芽大叶，树形高大，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主干突出，顶端生长优势明显，人工干预后的采摘蓬面宽大，丰产，盛产。
第四代为大叶良种：比如勐海大叶茶、勐库大叶茶、凤庆大叶茶。其选育代数多，性状稳定，各地取向不同，风格不尽相同。
二、小叶种（品种型小叶茶）：
叶片细长，以困鹿山品种最为久远，树形最为高大；倚邦茶区面积最大，小叶性状最为突出；景谷南板、黄草坝茶区连片种植，大中小叶茶共生；镇沅茶区偶有分布；无量山主脉的景东漫湾茶山也有品种型小叶茶发现。它是普洱晒青毛茶中比较另类的品种。其他茶山可能也有，因时间关系尚未考察。
除品种型小叶茶之外，云南还大量生长有叶片椭圆的小叶形茶，其是大叶种的变异。中叶形茶更为复杂，地方差异多，性状更为多样，但叶片多为椭圆形，也属于大叶种的变异。
李琨：总结得很好。
白马非马：巴蜀大地的小叶茶良种传入云南，大大提升了云南茶叶种植水平，激发了当地原住民培育大叶茶良种的热情，经过上千年的不断选育，终于在普洱茶时代培育出了勐库大叶种、勐海大叶种、凤庆大叶种三大国家级良种。大叶良种的兴起，让小叶良种逐渐边缘化，让现代人误以为普洱茶都是云南大叶种茶加工而成的，这显然与历史不符，也漠视了大量的小叶种茶加工成普洱茶的事实。
李琨：我们要为云南小叶种正名，小叶种茶是理解云南茶叶种植传播史的一把钥匙。我们提出的只是一种猜想与假说，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人参与小叶种与云南茶叶种植传播路径的讨论。
文/白马非马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
——为田茂旺新书《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序文丨石硕
田茂旺教授曾是我指导的博士生，是一位谦虚厚道又不乏灵气，做事踏实认真的“实诚”之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是他在其201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补充形成的一本专著。本书出版之前，他嘱我写个序。因为是其论文的指导老师，且我对汉藏茶马贸易也一些感想，便十分乐意地答应了。其实，为别人的书写序，很大程度是一个“无话找话说”的差事。因为要“无话找话说”，说的很多话乃是无关痛痒、可有可无的话。但因我在藏族历史与汉藏关系方面做过一些研究，在汉藏茶马贸易及由此形成的茶马古道方面确有一些想要说的话，于是，藉写这篇序的机会，随便谈谈我对汉藏茶马贸易及茶马古道的一些理解与认识。
2002年，受作家马丽华女士的邀请，我参加了由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联合组织发起的“茶马古道科学综合考察活动”。这是一次很盛大的活动，参加此次考察活动的有来自国内十余所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国内和香港主要新闻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报》、香港《中国旅游》、《中国国家地理》等也随队参与了考察和采访报道。此次考察活动分川藏、滇藏两路进行，川藏两路在昌都汇合后又分别从南、北两路抵达拉萨。我选择的是从川藏线入藏的考察。从成都坐车，经过川茶输藏重镇雅安，再一路西行，经过泸定、康定、新都桥，再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到昌都，在昌都稍作修整后，又经类乌齐、巴青、丁青、索县到那曲，再经当雄至拉萨。沿途考察了许多与汉藏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相关的遗址、遗迹，参观了不少寺院、村寨，并与沿线各地的藏族群众有许多交流与访谈。这次长距离考察对我触动很大，使我一方面对历史上的汉藏茶马贸易、茶马古道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让我深切体会到，来自汉地的小小茶叶与藏区民众生活是多么息息相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多么不可或缺的位置。
茶叶、丝绸、瓷器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三大物品。从一定意义上说，三者皆是奢侈品。它们可以提高生活品味，却并非日常生活所必需。茶叶现已成为与咖啡、可可并列的具有兴奋、提神功能的世界三大饮品。围绕三者不仅形成世界性的产业链，而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发展出了与之相关联的不同文化。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像茶叶这样的小小饮品，历史上却在沟通和联系不同地区、不同生活方式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连接作用。其中，典型例子即是延续千余年的汉藏茶马贸易。
由陆羽《茶经》可证明，唐朝时中原地区饮茶之风已颇为兴盛。但让人想不到的是，饮茶习俗从中原地区传入藏地，却与佛教有密切联系。在唐代，中原地区佛教禅宗颇为盛行。僧人坐禅时为了避免打瞌睡，需借助某种提神醒脑之物。当时人们选择的提神醒脑之物，即是茶。唐时佛教是从中原和印度两个方向传入吐蕃的，从中原传入吐蕃的佛教以禅宗为主，于是，坐禅的辅助之物——茶叶也随之传入。所以，茶叶从中原地区传入吐蕃，乃以佛教为桥梁。在藏文史籍《汉藏史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向那一面两臂、一手执宝剑一手执经函、双腿结跏趺坐、身姿威严、遍布珍宝的遍识一切之王文殊菩萨的塑像顶礼！然后写下这关于诸佛菩萨全都喜爱、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妙欲受用的甘露即茶叶的种类区分的文字。”这段记载充分说明，茶叶当时已成为藏地僧人“全都饮用、妙欲受用的甘露”。唐人李肇的《国史补》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说明当时吐蕃赞普已拥有来自唐朝各地的名茶。常鲁公为唐德宗建中二年奉使入吐蕃议盟的唐朝监察御史常鲁，系真实历史人物，故此记载可视为真实史料。可以断定，在吐蕃后期特别是墀松德赞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在吐蕃取得统治地位以后，茶显然已成为吐蕃僧人和赞普及贵族大臣的喜爱之物。8世纪末成书的《四部医典》中也有对茶的记载，记述了茶治疗热病的药用功能。从以上事实，我们可大体明白，茶叶至少在唐时已传入吐蕃。但当时传入吐蕃的茶叶主要有三个用途：一是作为僧人禅修的提神醒脑之物；二是作为吐蕃赞普及贵族大臣的一种时尚与奢侈饮品；三是作为治疗热病的药物。
但到宋代，饮茶习俗在藏地逐渐兴起，开始从社会上层向民间普及，茶叶逐渐成为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物品。这一转变导致了藏地对内地茶叶需要量的骤增。此时，恰逢宋朝因与辽、金、西夏之间战事频繁，急需战马，于是宋朝与藏地之间遂开启了“以茶易马”的大规模贸易。宋朝神宗时在雅安一带设“茶马司”，专门管理内地与藏区之间的茶马贸易。这造成了后世乃多将茶叶输藏的相关贸易活动及道路笼统称为“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事实上，这并不十分准确。“以茶易马”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宋代，明代有一点，但已大为减弱。而元、清两代则均以茶叶输藏为主，已基本不存在“以茶易马”的情况。所以，人们今天所说的汉藏“茶马贸易”“茶马古道”，已具有象征意义，主要内涵和意义是指千百年来茶叶由内地输藏，也是指茶叶这一物品自宋代以来就成为历代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内地与藏区以及汉、藏民族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
有关汉藏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有两点特别需要强调：
其一，如果说饮茶在内地尚有很大程度的享受、时尚与奢侈意味，是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增光添彩之物，那么传入藏区的茶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实用之路——茶日渐成为藏人日常生活不可缺的必需品。原因是高原地区环境高寒，人们必须食用高热量食物如肉、酥油、青稞等才能维持体能。但高热量食物易生烦热，而茶恰好能消解体内之烦热。即所谓“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藏人的语说：“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宁可三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喝上一碗茶，可以翻三座大山”。这些均反映了茶为藏人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特别是酥油与茶结合而成的酥油茶成为藏人日常生活饮品后，茶更成为藏人日常生活的必需之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茶叶传入藏区后对于藏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似乎要远大于茶叶产地。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也超越一般的商品贸易，而是与“政治”和“安边”相关联。诚如古人所言：“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大经。”（陈元龙：《格致镜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其二，延续千余年的茶叶输藏是汉藏民族交流、交往中蔚蔚大观的一个壮举。历史上输藏的茶主要源自今四川雅安和滇西地区。从两地通往藏区的路要翻越崇山峻岭、渡过大江大河，穿过青藏高原东部著名的横断山脉地区，沿途道路极为艰险难行。千百年来，汉、藏民族以及参与其中的其他各族人民是靠着人背马驮、牦牛驮运，络绎不绝地往来于川、滇、藏毗邻地带的高山深谷之中，把产自内地的茶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区各地。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靠着人背马驮、翻山越岭向藏地运送茶叶的景象持续了上千年，其中积淀着丰富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以及无数生动的民族间交往的故事，实为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同样值得后人景仰、珍视、挖掘与研究。据闻，国家文物局已考虑将延续达一千多年艰难卓绝的茶叶输藏壮举及所遗留下来的“茶马古道”作为世界“线性文化遗产”列入我国的申报名录。
毫无疑问，汉、藏之间延续千余年的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内涵十分丰富，意义重大，是汉、藏民族关系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2002年参加“茶马古道科学综合考察活动”回来以后，我翻阅了不少相关资料，曾撰写了两篇论文，一是《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发表于《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二是《昌都：茶马古道上的枢纽及其古代文化》，发表《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此后，我心中对汉藏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几年前，曾建议我指导的博士生——一位来自西藏大学的藏族老师去系统查阅一相有关汉藏茶马贸易、茶马古道的藏文史料，看能否就此撰写博士论文。尽管后来未遂愿，但只要有机会，我都积极致力推动对汉藏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的研究。
我很高兴，田茂旺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这本书即将出版。做老师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看到学生的成长。这本书有两个突出之点，一是史料做得很扎实，下了功夫；二是从藏人视角作了一些挖掘。其次，汉藏茶叶贸易一直分“官营”和“商营”（即“民营”）两种，清代民国，官营逐渐衰落，“商营”兴起并开始渐居主导地位，这本书主要研究汉藏茶叶的商营贸易，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此书究竟如何，相信读者读后自会做出判断，不需要我在这里绕舌。总之，我始终期待汉藏茶马贸易、茶马古道的研究能不断拓宽思路与视野，在深度、广度和研究角度上不断拓展，让这一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领域的不断迈向一个新台阶。
是为序。
石硕
2020年6月3日于川大江安花园
来源：坤冰观茶→文章来源于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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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启庆：让生活茶艺、茶文化，成为一门迷人的“科学”
文 | 郑博文
童启庆，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毕业于浙江农学院，一直从事茶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直至退休。曾任原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中国茶叶学会副秘书长和浙江省茶叶学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问等职。浙江省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浙江省“三八红旗手”。
童启庆教授长期从事茶学教学工作，先后主讲过《茶树栽培学》、《茶树高产优质原理》、《茶树栽培育种研究法》、《茶树显微技术》、《茶树生理生态》等10余门课程；她还重视课程教学改革，在全校首次提出“本科专业课程教学过程的优化”理念并撰写论文发表；承担全国统编教材《茶树栽培学》（第3版）主编职务，还参与编写《茶树生理》《中国茶树栽培学》等教学参考书。执教50余年来，先后培养出本（专）科生1400余名，协助和指导硕士研究生9名（其中一位是新中国第一位茶学专业的外国硕士生）以及4名博士生（其中一位是新中国茶产业经济领域的第一位博士生）。同时，她还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1970年代中期她与同事共同承担《茶树矮化密植速成高产栽培研究》课题，通过长达10余年的持续研究，荣获浙江省政府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
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她积极从事茶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工作。1980年以来致力于茶文化领域的研究和开拓，在国内高校率先组建茶道教室，编创茶艺演示，通过新闻媒体开展茶文化宣传。曾担任中央电视台《中华茶文化》节目主持人，协助中央台举办“茶文化系列讲座”；出版《中国茶的品饮》、《习茶》、《生活茶艺》、《影像中国茶道》、《图释韩国茶道》等多部著作及茶文化影像制品，主编多种茶艺师培训教材，为新中国新时代茶文化复兴奠定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她积极开展茶文化的国际交流，曾多次率团出访日本、韩国、德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与地区。
退休之后，她依然持续投身于茶文化推广事业。2014年10月，在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整体策划推动下，联合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负责人王岳飞教授创建浙江大学“童一家”茶艺培训中心，秉承“名校名家、名师名课”的办学作风，迄今为止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学员近万人次，还对在华留学生和外国友人进行经常性的茶公益培训等，受到中外茶友的广泛好评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以此种种，童启庆教授于2016年荣获中华茶人联谊会“中华优秀茶教师终身成就奖”，2017年荣获第十届“陆羽杯”“中国茶行业终身成就奖”。
中华茶人：您主要从事茶的栽培及生理科学方面的科研和教育工作，是从何时、因何种机缘开始致力于茶文化的研究与教育的？
童启庆：1982年，我第一次去日本去考察，考察了30多个单位，积累了一些认识和见闻。次年，我又获得了一个到日本名城大学去做科研交流的机会。其实当时对方是来邀请庄晚芳先生的，但庄先生答复说他年纪大了，不便前去，让他的助手也就是我来代替他去吧。当时他们猜想这大概是位年纪轻轻的助手，但实际上我那时已经46岁了。我到了日本，和他们合作搞科研，主要研究茶叶起源问题。日本方面认为其皋芦种是他们国土自然生长的，是固有的而非外来于中国的。但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和我们福建的佛手品种很像，于是我就带了红芽佛手和绿芽佛手的芽叶跟花作为研究材料，与皋芦品种做比较形态学的研究，最后证明是相同的茶种。这个观点和结论的发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反响。这段在日本做科研的时间让我有机会了解到了日本茶道的发展现状。我看到日本茶道保留继承得很好，有很多专门的茶道教室，而且日本妇女在结婚之前几乎都要到茶道教室去学习过才行，否则成家之后就不懂以茶待客的礼仪。这些让我颇为感慨：茶道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人家当作宝贝很重视很珍惜，咱们自己却没有好好传承，导致茶文化有了断层，实在是太可惜了。
从日本回来以后，这种感慨和思考也没有停止。系里时常有外宾来做客交流，从丰富接待内容的角度，我想到咱们国家乌龙茶的泡法在程序上有很多环节，因为复杂些，所以就丰富些，仪式感也就强一些。所以我就张罗大家用那些方法泡茶给外宾喝，并演示那些流程给他们看。结果他们对此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接着，不光是我们茶学系了，学校别的部门的客人不知从何处听说了，也要来我们茶学系看看。慢慢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茶文化方面做些事情。
想是想做了，但我本身的教学科研工作本来就任务很多，没有多少闲暇，如果没有什么强大的动因，也很难正式花工夫着手。但一件把我们“逼上梁山”的事情就发生了。1989年，台湾首次提出要访问大陆，台北陆羽茶艺中心要跟大陆几个省的一些单位作交流，其中就包括我们系。我们从来没有用茶艺这种形式对外正式交流过，完全没有经验，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我们把自己选育的品种作为茶品，并围绕着它们设计出了一套泡法呈现给台湾来的客人。当时比不得现在，泡茶的用具五花八门，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这些，也很难买到。我们实验室里只有普通的玻璃杯，和一些搪瓷盘、不锈钢盘，只能这样将就完成了交流活动。但是没想到，台湾方面表示，在交流的这些地方之中，我们系里竟还是最像样子的，较为符合他们对茶艺的认识和要求。我们当然为此感到欣慰，但同时也开始“骑虎难下”了：别人一听说这种褒扬，都纷纷要来找你做交流了。怎么办？那就只好开始用心做了。当然，我本身的科研工作不能丢也不能懈怠，要两方面兼顾。
后来我们自己的学生也要学，但那时候课程体系中并没有茶文化的内容，连选修课都没有。我们就开展了相关的“业余”课程，学生纯属爱好学了也没有学分，老师教学没有报酬也不计工作量，彼此都是出于一腔热情来做这件事。不仅学生很爱来学，外校来进修的老师也钟爱我们的课程，他们说其他科目在很多学校都学得到，但我们这个很特别，别处没得学。一切处于初始阶段，连教材也全然没有，都是在摸索中进行，一边钻研开拓一边教学输出，就这样一点点构建起自己的教育体系。再后来，外单位提出希望能让有关人员来我们这里接受培训。这其中最关键的，是韩国相关团体的提议。他们来系里交流以后觉得我们的课程内容很丰富，就提出说要派送一个班到我们这里来培训茶艺。当时大家认为这个提议不可能实现，因为我们针对国内都还没开展过类似的工作，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办一个韩国班。不过，当时我任系主任，我却觉得这是件有意义的事，也是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所以就积极跟韩国方面沟通，反复商量确定培训计划，最后与对方顺利达成了一致。韩国班就建立起来了，培训内容是三门课程。一门是茶学概论，就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包括品种、栽培、加工、审评等等；一门是茶文化概论，是人文科学的内容，包括茶的历史、文化等等。这也正适应了当时的教学改革对“文理结合”的追求，我们正好借此迈出了这一步。另外一门就是茶道概论。每天上午是理论课，下午是实操课，学习的东西不难，但很详实。第一期韩国班就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国外培训从此连续办了好多年。所以，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正式茶艺培训，是从国外“业务”开始展开的。
中华茶人：在公众眼里，似乎茶艺离日常生活还是有距离的。茶艺是一种“表演”，很难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请您谈谈您对茶艺的理解，以及其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关系。
童启庆：我们应该将茶艺分为专业培训和生活茶艺两类。专业培训，主要的培训对象是茶艺馆的从业人员。以我们的“童一家”为例吧，专业培训就是初、中、高级茶艺师培训，而生活茶艺或者叫非专业培训是以提高大众茶文化修养为目的的。学以致用嘛，无论是专业培训还是生活茶艺，都是为了他们学完能够很好地运用于实际，因此我们都会教最实用的东西。在基础知识方面，我们就按照六大茶类为他们详细梳理。比如四个产区的乌龙茶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台湾乌龙怎么泡，闽南闽北乌龙怎么泡，潮州工夫茶怎么泡，我们会对比着来教，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深入的理解。我们还有实训班，老师带着同学们亲自去到产区，如去云南的实训班，结业之前每个人都要自己动手完成采茶、炒茶、压饼等一整套普洱茶制作流程。这样学来的知识就不会是浮于表面的，是可以真正运用到工作和生活中的。
而我最为关注的，还是生活茶艺的普及问题。实际上，现在来参加培训的人中，专业茶企或者茶艺馆从业者其实很少，大多数都是发自于兴趣爱好。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在家在办公室或者三五好友闲来小聚时，能自己动手泡好一壶茶来享受，已经慢慢成为一种生活的情调和小追求。所以我们还在学校开设了免费培训班供老师和同学们来学习。尤其是老师的培训班，授课内容就以生活茶艺为主，教的都是最简单易学且实用的东西，比如玻璃杯或者盖碗怎么泡好各种茶。我们会教如何只用一套白瓷盖碗和三种泡法，就将六大茶类全部都泡好。生活茶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科学规范地泡好一杯茶，其核心还是饮茶的体验感，它并不以手法的精巧繁复和仪态的优雅美观为主旨。当然，美仍然是其中的一项追求，而且它并不与主旨存在矛盾，因为程式美观的，可能往往就是准确的。如果过程中有不美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某些要点没有做到位因而效果就差一些。美的形式中，常常有很实用的内容。
那么怎样才算泡好了一杯茶呢？这跟茶与器是否名贵就没什么关系了。泡好一杯茶，就是把这杯茶应有、可有的特点泡出来。专业审评是要找一泡茶的缺点，而生活茶艺则是要找其优点、掩盖缺点。本来这杯茶有某些不够好的地方，通过泡茶者科学的操作，缺点就会被规避掉，不让喝茶人感觉到。比如乌龙茶制作时的火工较高，就用温润泡法，茶汤弃之。再开始泡第一道，使火气不至于太彰显。
所以，不管是生活茶艺还是专业性茶艺，它仪式上的观赏性都应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高级阶段。初级的基础的目的，同样都应是泡好这杯茶，焕发其优点，规避其缺点。一为末一为本，本末不能倒置。不能说专业性茶艺就是为了美，只有生活才艺才是为了茶好喝，两者之间其实不存在截然的分界。先把茶泡好了，美学的东西再慢慢追求，这个提高的过程是熟能生巧、自然而然的，很多人还是没能把这其中关系理解得太深刻。
有些学生跟他们的老师学了一套流程和仪式，就会一直那样去操作，但常常可能从没问清过为什么要这么做，个中道理是怎样的。像我们的教法应该会被称为“学院派”吧，同校外社会上的一些老师以及民间一些先生们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我当然不排斥任何好的教育行为和智力资源，一定是各有可取之长处的，只是，老师做学问一定要过硬过关对得起“教书育人”四个字，学生学知识一定要善思好问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茶艺和茶文化，才能真正获得好的普及和发展。
中华茶人：“道”固然是个深奥和难以诠释的词，但因对茶道的讨论和实践方兴未艾，因此它又是个回避不得的字眼。在您看来，中华茶道的核心精神应当是什么？
童启庆：在类似问题上，我看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文字上面做文章。比如有人提出，要把“茶道”、“茶礼”、“茶艺”，分成三个层次，且三个层次是有高中低之分的。我个人是最反感这些的。我觉得作此论者，往往并没有多少泡茶的实践，所以体会不到更多实质，只能从字面上来下点工夫。我很早就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件事，如果单从字面上去解释，那么三个字三个意思，相互区别，肯定能分得出不同层次。即便如此，它们又有高低之分吗？其实，如果说这三者有区别的话，那么应该说是他们各自着眼的侧重点不同，比如茶艺更强调技艺和美学，茶礼更强调礼仪和社交，茶道更强调精神和内心。比起区别来，三者的共同点则更加突出：都要通过用心地泡好一杯茶来达成各自的目的、去往各自追求的境界。
从《茶经》来说，它所内涵的茶道精神可以提炼出一个俭朴的“俭”字。庄晚芳先生说中国茶德是“廉、美、和、敬”的。我们茶学系的师生，一直将这几个字的内涵作为我们努力实践和追求的茶道精神。当然，现在好多茶人都喜欢自己提炼自己总结，大陆、台湾、日本、韩国都有，有的是另出新意，有的是画蛇添足，我们就不去评价了。但在我看来当代目前没有人比庄先生归纳得更准确和深刻了。庄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提出“廉、美、和、敬”，将一个“廉”字放在首位，实际上是和整个社会现状结合在一起的，是对人们的一种警醒和规劝，是富有时代深意的。我们做茶，也要以“廉”为宗旨，做事合度适度，避免铺张浪费。我们国家借助春晚的平台提倡“一杯清茶”已经很久了，有句话讲得好：“座上清茶依旧，中国气象长新。”我们在进行茶文化传播和茶艺实践时，始终都谨记这个“廉”字，在方方面面提倡简单、质朴，例如我们教学的茶具始终都没有贵的奢侈的，我们只要用朴素的器具将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就好了。“廉”以外，“美”是贯穿始终的精神享受，“和”是以茶会友的古老传统与祥和气氛，“敬”则是礼仪上的互敬互爱以及个人内心的温和从容。这四个字都是可以贯穿历史和当下的，作为对当代茶道精神的总结提炼就非常恰切。
日本的茶道，从发展来说，传承做得好，但是创新不够。比如，里千家的规矩一是一二是二，你变动一点也不行，这不被允许和接受。表千家实际上只与里千家相差无几，但那一点点差别，就必须要那样。每个流派对自己的东西守得很牢，甚至可以说是“固守”，比如仪式中从这里到那里你要走几步，都是要求得很死不得有稍许更改的。总体而言，日本茶道追求这种极致的仪式感，极力地守护一种传统。但仪式感强，这杯茶却未必好喝，未必适合大家的口味。礼仪是贯穿始终的，但是你不懂它的规矩你就无所适从，所以这是一种会与大众之间有距离有隔阂的礼。相对来说，我们则要自由一点，不会像日本茶道那样将规矩定得太过牢固，我们更强调灵活，强调据情况而变，强调茶艺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总体而言，中国人的“仪式感”或者“礼仪”背后，都有更为实用的出发点，从实用再慢慢升华出美学和程式。这也许是我们祖先更为高明的地方。
中华茶人：大众普遍对茶艺的误解主要是什么又缘何而起，想要做到相应改善则应着重于哪些工作？
童启庆：沿着我们之前讲的茶艺与生活的关系来说，现在有很多“茶艺表演”，加上“表演”两个字，就有点把事情搞得糟糕了。表演就是表演，它不会是真的。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一再强调：茶艺本身不是表演，我们可以叫茶艺演示，或者茶艺示范。你不知道怎么规范科学地泡这杯茶，那么我示范出来、传达给你，着重点还是在于这套流程的实用价值，美只是一个辅助层面。当然，也有一些纯表演性的茶艺，比如仿古茶艺，是对历史文化形态的一种模拟和传播；带有宗教性质的，比如非佛教徒演示的禅茶道，是传达一种特殊的精神和美学形态；还有一些技艺精湛的茶艺演示，比如长嘴壶表演，就更类似杂技。表演性茶艺一直存在，有的甚至已经历史悠久，但要明白这不是主流，只是为满足社会特定需要而编创的。
因此在茶艺尤其是生活茶艺演示中，弱化“表演性质”，突出茶与生活、茶与健康的主题，让茶艺真正走向大家，是我们要着重去做的工作。我们就在浙江省大学联盟内组织了茶艺团，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支持下，通过茶与健康的主题，由浙大发起，逐步推动到其他高校。茶艺队也会编创很多优秀的茶艺演出，比如师生通力合作编、写、演，将校史与茶结合在一起，这既很中国，又很浙大；既很历史，又很现代。这样的演出总能获得一致好评，是一种非常好的茶文化传播与发扬方式。
中华茶人：文化诚然害怕不谈，却更加害怕空谈。当下，您认为我们应当怎样去谈、去推广茶文化？
童启庆：当初开始做茶艺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人们看一场歌舞演出总能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有很多作品会在喜爱它的人们的推动下，很快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大家对好的歌舞演出有真切的感受。茶文化也一样，我们不应该只凭空口去讲，而要传达真切的茶之体验。既有非常好的色香味，又有真实的健康作用，还可以有很赏心悦目的茶艺美学——如此丰富的层次，是很容易带给人们真切的体验、享受和印象的，继而就会被他们认同与接受，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只要我们用心做好每一个环节。
而为什么茶文化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但如今向大众普及却困难重重？因为现在许多茶文化工作者总是在行业内讲，在已经很懂茶的人群里讲，各种会议的议题都大同小异，这样就有些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意思了。这其实也是种偷懒：因为在业内讲，大家当然都是支持和拥护的，没有挑战自然就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这样不思进取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现在我们要走到大众之中，走到非茶人群体中去做这些工作，要跨界地做，向新的领域去宣传推广。
而跨界的尝试，在我看来，则需要我们有“主动出击”的勇气和行动力。在当初茶文化还很少有推广的时候，我就提出，我们应该去给科委的退休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去讲茶与健康，去演示茶艺。因为他们既有足够的闲暇也有适宜的心境，既有够高的理解力又有很强的号召力。意料之中，我们去讲了，效果很好。他们就介绍我们到人大常委会去讲，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得了。那一次，七位人大主任，来了六位。我们不仅做了茶艺演示，讲茶与健康，还讲到了当时没有人讲的“茶寿”，讲茶字笔画拆开来看是两个十加八十八，合计一百零八岁。这对他们来说太有意趣了，因此他们记得很牢。当时领导们还鼓励说，你们不应该局限在国内，还要走出国外去推广咱们的茶文化。有了领导的认可和建议，在组织的支持下，我们就开始参加一些国际茶会等文化活动，开始了国际茶文化的交流之旅。
当我还在浙江省茶叶学会当理事的时候，就最早开始在学会内开展茶文化活动，同时进行各种茶艺演出。那时候有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但还没有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开内部茶会的时候，我说我去把国际文化交流学会的领导请来吧，那么他们以后在搞文化交流的时候就用得到我们了。大家赞同，我便去请，一请这些领导都来了，我们就做了一场探新茶宴，规模不是很大，但反响非常好。领导们说他们正要搞一次国际的文化交流活动，但还没有内容，正好，就把内容定为茶文化交流吧，由我们茶叶学会来策划内容。只有我们学会力量还不足够，我们就联合了中茶所和中国茶叶学会，共同努力成功举办了第一次国际茶文化交流活动。这样，我们跨界做茶文化就跨出了一大步。就在这次活动中，会议建议建立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获得大家一致赞成通过。这样回忆起来，我们学会还是对今天的茶文化推广做出了一些踏实贡献的。包括茶与医学的结合，也是学会做的重要的事，从80年代开始做，到今年已是三十余年了。如果不去做，不想着尝试跨界、尝试开拓，就没有这些事件和贡献，茶文化的传播就走不这么快了。总结起来就是事在人为吧，要开阔思路，主动出击，抓住机遇。希望茶人们的勤奋努力、拼搏创造，能使我们中国茶业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本文刊载自《中华茶人》第8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