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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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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之源管窥:唐代茶圣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浅析

摘要:本文的要义在于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从水文化视角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认为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论述了陆羽的水学思想、茶学思想与大禹治水精神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子的水思想、孔孟儒家的水思想和老庄道家的水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对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极为重视,首创鉴水分类和优劣标准,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此外,中茶文化对外传播,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

关键词:茶文化;水文化;陆羽水思想;水质资源优化;鉴水分类和标准;文化传播

本文的要义是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唐宋以后,阐述水与茶或水文化与茶文化之关系可抵要端者,当以自诩“余斋居无事,颇有鸿渐之癖”的浙江钱塘著名茶人、明代茶文化家许次纾所论最为至要,他在《茶疏·择水》中明确提出:“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许氏又言:“余尝言有名山则有佳茶,兹又言有名山必有佳泉。……吾两浙、两都、齐鲁、楚粤、豫章、滇、黔,皆尝稍涉其山川,味其水泉,发源长远,而潭此澄澈者,水必甘美。” 许氏“无水不可与论茶”之论,发人所未言,或可从不同视角有助于我们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实质上,茶产于山水之间,山水之自然地质属性决定茶之品位与品性,而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

在以往的中华茶文化研究中,鲜有透过水文化史视角,将水文化作为茶文化之源的系统论述。我们都知道,水、阳光和空气——自然资源三大元素构成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生命赖以生存繁衍的根本所在。水作为一种自然元素,不仅是人之生命永恒依托的物质资源,更是人达至超然于物外的精神资源。人类文化学者认为,水文化是人类文明初始的母体文化,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水文化发展史。人类文明生产史和生活史最早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是水,人类古代文明的起源也大都发源于江河湖海水流域一带。例如,世界文明史上所言的五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发源于今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今西亚的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发源于今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古希腊文明发源于今欧洲的爱琴海诸岛,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中国是茶文明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唐人陆羽《茶经》记叙中国西南部的原生茶树为乔木,直径可达“一尺两尺乃至数十尺”,而其中“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这是世界茶文明史上有关野生茶树最早的明文记载。中国西南部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多样,水资源极其丰富,雨水充沛,也是史书记载的中国先民种茶、饮茶与艺茶的起始地,以及中国茶业、茶经济最早的起始地。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这说明,此地此时所产之茶已纳贡王室。

茶文明从西南部的山水之间走出来,汇入中华文明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千百年来茶水待客、邀友品茗、无茶不席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风民俗和礼仪礼俗,茶水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心性、精神与性格,“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并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学术研究结论。以往我们谈茶文化,谈水文化,谈中华民族发展史,谈中华文明发展史,往往都是各自作为一个单独命题来论述的,很少讲“茶水文化”、“茶水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而这关系到我们怎样重写中华茶文明史,怎样更好地把中华茶文明写入中华文明史。

这是诱发笔者思考和重点考察“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这一命题的起因之一。

起因之二,陆羽《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地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他认为,凡用山水,最好选取乳泉或石池漫流之水,至于湍急的山水最好勿饮,如长喝此水,几可使人患颈疾(先秦时,即已知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土地、水质等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左传·成公六年》:“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而由几处溪流汇合后积蓄于山谷之水,虽看上去澄清,但因水不流动,从暑热之日到霜降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即水质可能已被污染,故用此水,必须要先挖开缺口,流放掉那些沉积多日的污水,引来上游下泄的新鲜泉水,然后才可取之饮用。凡用江河之水,须到距离有人居住的远处去取水。凡用井水,则要从人们日常汲水的井中去打水。与陆羽生活于同时代的唐诗人刘长卿在《送崔处士先适越》诗中有言:“小江潮易满,万井水相通。”这很能说明此一时代唐人对水的有关认识已很深刻。

从中我们也可以窥知,陆羽对唐代的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可谓极为重视,知晓水品之优劣与水资源环境、人体健康的关系密不可分,并形成了其关于水质评价的认定标准,其中包含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初步科学认识,以及引导人们开始重视对水资源、水品质的科学认识和环保理性意识。当代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丁文在《唐人品水重山泉》一文中曾指出,品水标准系自“陆羽首创”,其“鉴水总分三类:山水、江水、井水”,其“鉴水优劣的标准有二:一是流动,‘流水不腐’;二是无污染”。

以今天的现代水质科学技术知识来分析山泉水矿物质成分和测定天然饮用水技术标准,十分容易。但在唐代陆羽所提出的鉴水品水标准,却是首创性的,它开创和确立了中国古代饮用水之标准。更为重要的是,“陆羽的品水标准为后世人所认同”,“自宋元以后直到近代,出现了以卖水为业者,所卖之水皆为山泉水”(丁文:《唐人品水重山泉》)。这是我们认识陆羽水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相比而言,在数百年后的明代,许次纾《茶疏·择水》云:“江河溪涧之水,遇澄潭大泽,味咸甘洌。唯波涛湍急,瀑布飞泉,或舟楫多处,则苦浊不堪。盖云伤劳,岂其恒性。凡春夏水长则减,秋冬水落则美。” 陆树声《煎茶七类》云:“井取多汲者,汲多则水活。”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直言:“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水遇十分之茶,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得八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水部》云“水为万化之源”,“井泉地脉也,人之经血象之,须取其土浓水深,源远而质洁者,食用可也”;“贪淫有泉,仙寿有井,载在往牒,必不我欺”;“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气味俱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显然,明人对唐人陆羽关于水质的优劣和纯净与污染评定标准以及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认识基础之上,有了一定继承和发展。以此略考明代的饮用水认知与评定标准和方法,无疑带有新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特点。此与明代城乡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条件相对等,也说明相比唐代而言,明代的茶产业和茶饮对水质、水资源、水环境影响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因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诱导因素或许更为复杂和多样。这是茶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此不赘。

起因之三,《唐全文·陆文学自传》记载:“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今之接舆也。”陆羽的一生与山水相伴,其知水、识水、亲水、爱水颇深。他遍游天下名山大川,品鉴天下名泉佳水,对水质之优劣对茶味的影响颇有心得体会,故其煮茶时极重所选之水,曾依次将天下名泉划分为二十等级。

据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载:

卷末又一题云《煮茶记》,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 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勺扬其水曰:“江则江矣。 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勺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 舟荡覆半,惧其鲜,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 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是,所经历处之水,优劣精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笔,口授而次第之: 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 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 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泄水独清冷,状如龟形,俗云虾蟆口水,第四; 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 扬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 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淮水亦佳; 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 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 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 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武关西洛水第十五,未尝泥; 吴松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圆泉水第十八; 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 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

此乃唐大历元年(766年)陆羽游扬州大明寺时所发生之事,因陆羽品水时识破军士取水不实,而引出李季卿命人把陆羽口授的茶水品第依次记下之事。此即后世所传的陆羽所排定二十等次的宜茶之水。不过, 一生嗜茶的唐代才子张又新《煎茶水记》言:“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由此恰可证明,陆羽排定的二十等次宜茶之水曾经后人一一品鉴,或勘定无误。唐人对与茶学、茶艺、茶饮有关的问题,从不轻信所谓权威定论,而是要事必躬亲,去实践,去亲历。这是唐代茶文化极为可贵的品质。也正因此,《煎茶水记》又称《水经》,文虽不足千字,但对陆羽《茶经·五之煮》内容却是有所突破的,张氏更重水品,其文对水品的记载也更详、更清晰。这似可表明,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在陆羽的引导下开始走向自觉。

关于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的无锡惠山寺石泉水,陆羽游无锡惠山时曾作《游慧山寺记》(《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

慧山,古华山也。……梁大同中,有青莲花育于此山,因以古华山精舍为慧山寺。

寺在无锡县西七里……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马亭,以备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罛甓,渊沦潺湲,濯漱移日。……从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阁,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长洲,东泊江阴,北淹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苍苍渺渺,迫于轩户。……

夫江南山浅土薄,不自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余顷。此山又当太湖之西北隅,萦耸四十余里,唯中峰有丛篁灌木,余尽古石嵌崒而已。……叵以鹤林望江,天竺观海,虎丘平眺郡国以为雄,则曷若兹山绝顶,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开邃宇,飞檐眺槛,凌烟架日,则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为最也。……苟无其源,流将安发?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营立,为后之洪注云。

“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寺石泉水,因了陆羽《游慧山寺记》洋洋洒洒和绘声绘色的激扬文字而名扬天下,天下嗜茶品泉者接踵而至,历代不衰。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泉水最多的国度之一,与人文和旅游记忆有关的名泉大大小小以千数计,遍布全国各地的泉水之甘美、之纯洁,名闻遐迩;另一方面,在唐代茶饮和茶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自陆羽评定名泉之后,人们对天下名泉的认知度和喜爱度超越前代,以名泉水沏佳茗,无形中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逐渐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然仍不免有好事者,他们对名泉的喜好达到超出人之正常理性约束的癫痴程度。例如,据唐代无名氏《玉泉子》记载,唐宰相李德裕因最爱饮惠山泉水,竟命人千里“铺递”至京师,供其品饮。此事虽然荒唐奢侈,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名泉意识以及名泉文化已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普及开来,并带动唐代饮茶须以佳水配之的风尚。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在陆羽《茶经》问世之前,年长陆羽五十岁的唐代著名中医药学家、浙江宁波人陈藏器通过刻苦研习各类本草医书和中医药理论及诊治方法,撰著《本草拾遗》十卷,其中他从“本草茶疗”之概念出发,提出“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著名论断,并动手调配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秘方为人治病。据《三秦志》所言,当时“病家云集,门庭若市”。而且,陈藏器曾以药茶为唐玄宗十八子李瑁治好了旁者无法治愈的怪病。为此,唐玄宗昭告天下,赐陈藏器为“茶疗鼻祖”。更为重要的是,陈藏器在《本草拾遗》特别指出,从山地溢出的矿泉水为“玉井水”,此水“味甘平,无毒”,而且久服可“令人体润,毛发不白”。所谓“玉井水”,陈藏器《本草拾遗》言:“诸有玉处山谷水泉皆是也。”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十《昆仑山》载:“昆仑山有柰,冬生子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可见古人对玉井水的水质有清醒认识,对其保健功效颇为推崇。

陆羽一生博学多能,除茶学之外,于诗文、音韵、小学、书法、戏曲、史志、旅游、地理、考古、水学、农学、工学、医药、饮食等方面多有涉猎,成就不俗,在唐代文坛活跃一时,而且曾流寓浙江,他撰写《茶经》时,对浙江宁波人士、著名中医药学家陈藏器的学问与卓识,不可能未有所闻,亦不可能未有所习所得。例如,《茶经·七之事》引用与茶食、茶疗和茶药有关的古籍药典计有《神农食经》、《晋书》、《搜神记》(干宝)、《食檄》(弘君举)、《食论》(华佗)、《食忌》(壶居士)、《尔雅注》(郭璞)、《杂录》(陶弘景)、《后魏录》、《本草》、《枕中方》、《孺子方》等等。

在陆羽《茶经》问世后,唐人竞相传抄,推动唐朝饮茶之风遍及各地。《新唐书·隐逸·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在如此“尚茶成风”的影响下,文人墨客鉴于陆羽对山泉水的品鉴和推崇,特别是他对水质资源优化标准的界定以及水质特性的高度概括,让唐代士子和茶人从中感受到与此前不同的更值得称道的茶饮审美享受。这期间,更有推波助澜者,如唐常州刺史独孤及撰《慧山寺新泉记》:

此寺居吴西神山之足。山多小泉,其高可凭而上。山下灵池异花,载在方志。山上有真增隐客遗事故迹,而披胜录异者,贱近不书。无锡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鸡之余,考古案图,葺而筑之,乃饰乃圬。有客意陵陆羽,多识名山大川之名,与此峰白云相与为宾主。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胜掩他境。

其泉伏涌潜泄,潗漝舍下,无沚无窦,蓄而不注。深源困地势以顺水性,始双垦袤丈之沼,疏为悬流,使瀑布下钟。甘溜湍激,若酾醴乳。喷发于禅床,周流于僧房,灌注于德地,经营于法堂。瀑潺有声,聆之耳清。濯其源,饮其泉,能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道,道者坚固,境净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发于自然,非夫人疏之凿之之功,则水之时用不广。亦犹无锡之政烦民贫,深源导之,则千室褥裤。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功若响答,其揆一也。予饮其泉而悦之,乃志美于石。

因了唐代文人墨客的交口相赞,名泉以诗文褒扬而驰名天下,所以,唐代咏茶与山泉佳水的名诗名文不绝于口,在唐山水田园诗之外,别具一格。例如,储光羲《咏山泉》:“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陆龟蒙《谢山泉》:“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皇甫冉《无锡惠山寺流泉歌》:“寺有泉兮泉在山,锵金鸣玉兮长潺潺。作潭镜兮澄寺内,泛岩花兮到人间。土膏脉动知春早,隈隩阴深长苔草。处处萦回石磴喧,朝朝盥漱山僧老。僧自老,松自新。流活活,无冬春。任疏凿兮与汲引,若有意兮山中人。偏依佛界通仙境,明灭玲珑媚林岭。宛如太室临九潭,讵减天台望三井。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且复迟回犹未去,此心只为灵泉留。”

唐人尚山尚水、尚茶尚艺,所作咏山泉诗文虽不免仍有仿效陶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的影子,但此时的唐人笔墨之下更多地是凸显隋唐大一统文明时代新气象,他们尽情讴歌的山泉直抵唐山水文化和唐茶文化精神之魂魄——有泉水流动不止“年年长自清”的生命回响,有流泉潺潺“此心只为灵泉留”的生命观照,唐人的水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了质的飞跃与升华。这正是唐代茶文化横空出世的根基所在。

起因之四,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将所考的唐代茶区总括为山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大主产区,并一一辨析各地所产茶叶之优劣等级。

那么,从陆羽水学思想形成基点出发,我们如何对唐代茶区的形成以及唐茶文化的奠基作出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合理、科学地解读?

首先,水文明是华夏民族建立夏国家文明体的母体记忆,《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理天下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修建排灌水利工程,以利民垦田种植。此为古史传说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水利治理工程,中国古代水思想和水资源的治理、开发及利用起步于此。大禹是中华民族水治理和水思想的先行者,其无私奉献精神和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代代相传,这无疑是陆羽水学思想形成的基点之一。

其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中,《管子·水地》提出,地者和水者都是万物之重要思想,强调:“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 孔子从社会历史和伦理教化出发,将水之形态和性能与人之精神和道德相联系,开创儒家水思想体系。他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等发人深省的睿智思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世代传承的宝贵思想资源。老子和庄子建构了道家水思想体系。老子《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对水之种种境界的无限延伸和提升,包含着无比深刻的思想,也奠基了中国水文化得以破除水功利唯一性的超然品质。《庄子·天地》篇提出,“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内化了中国人从水思想中自觉升华人生境界的通路。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水利的利用和开发从防洪排涝转向农田灌溉——修建大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兼有防洪和航运的双重功效,带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理当是构成陆羽水思想形成的另一个基点。

再者,魏晋南北朝以来,农田水利的重点开发和利用向江淮流域转移。在南朝,太湖流域已是天下闻名的富饶地区,“亩值一金”。至唐代农田水利建设又达至一个兴盛阶段,据《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唐代修建的水利工程达1130多项,“安史之乱”后在江淮流域的水利建设更是取得了新的大发展,长江流域一跃取代黄河中下游而成为全国农业经济优势区位地带,先进的水利开发和利用造就出江南鱼米之乡。这是构成陆羽水思想的又一基点。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况下,历经历朝历代的水利与水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和治理,至唐代,在世界上领先的中国先进水生产力终于花开花落,形成了《茶经》上所说的八大茶产区(涵盖今川、鄂、湘、赣、皖、苏、浙、闽、桂、粤、黔、豫、陕等省域)。由此,大唐茶叶种植业获得迅速发展,手工制茶作坊日渐发达,推动茶叶流通商品化和茶饮普及化程度日益加深,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唐代茶产业区域化和茶加工制作与保存专业化,茶业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经济门类,唐中期之后随着茶叶生产及流通的规模化,征收茶业赋税渐成定制。茶在唐代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饮料,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品茶饮茶渐成风俗,茶事日盛。据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列入唐代贡茶的计有十四品目名茶。其中,产于吴越之地的“顾渚紫笋”和西蜀之地的“蒙山紫笋”甚为唐皇室所喜爱,命在顾渚山和蒙山监制督造贡茶。顾渚山和蒙山均有泉水,可谓顾渚贡茶和蒙山贡茶成为唐代贡茶佼佼者的立身之本——好山好水产好茶。

同时,陆羽在《茶经·一之源》提出饮茶者应作“精行俭德之人”,他将自己的水学思想与茶学思想与管子思想、孔孟儒家思想和老庄道家思想相融合,开启唐茶文化精神内核,一方面预示唐茶文化正式奠基,另一方面自《茶经》问世亦标志茶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此后,唐人抄茶书、著茶书、读茶书、谈茶书,蔚成风气。

中茶文化相继传到海外,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外传播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例如,中国茶传至朝鲜半岛,韩国茶道对水质、水量、水温和泡茶时间也有相当的讲究与要求。高丽王朝时的文学家、哲学家、茶人李奎报(1169—1241)所作茶诗云:“活水香茶真味道,白云明月是家风。”“评茶品水是家风,不要养生于世荣。”可见唐人的评茶品水之风亦传入朝鲜半岛,以“活水香茶”为品鉴标准。唐茶传至日本后,日本饮茶效仿唐朝饼茶煎饮法,讲究取水要汲取清流。日本茶道尤为重视煮水器茶釜,并视其为可登大雅之堂的茶仪礼具,日本人认为用茶釜所煮之水,其水质明显要优于一般壶所煮之水。

古来谦谦君子均以水德自居,水生万物,德行天下。故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德含和,变通在我。”东坡君子尝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茶者而言,则不可饮无茶。竹,无水不生;茶,无水不生。故君子之道,无水,不可与言竹;茶人之道,无水,不可与论茶!斯言诚哉!

【摘自2018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胡克夫(石家庄),系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副会长】

先生驾鹤西归去,天国增添一茶仙丨深切怀念著名茶专家曾云荣

中国著名茶人曾云荣先生于2021年4月5日凌晨一点二十五分不幸逝世,享年79岁,他一生为云南茶产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勐海县劳动模范、西双版纳州劳动模范、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觉农勋章获得者,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他的去世,是我国茶业界一个重大损失。

在中国普洱茶第一县——勐海,人们经常见到一位活跃在勐海重大茶事活动中的茶界闻名、精神矍铄、年逾七旬的老茶人,他就是人称老茶树的曾云荣研究员。


曾云荣这位生于1942年9月澜沧拉枯族汉子,1961年从云南大理农校茶叶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勐海这个“普洱茶之乡”从事茶叶科技推广、研究工作数十年。长期担任勐海县茶办主任,兼任国家级、省级茶叶协会顾问、副会长、理事等职,几十年辛勤耕耘、事茶不倦,为勐海的茶叶发展、财政增收、茶农脱贫致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后被评为云南省 “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人文科学优秀专家学者”和“西双版纳科技带头人”,2000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7年被评为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获茶马奖,2013年获得了“吴觉农思想贡献奖”和吴觉农勋章。2019年8月,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茶是我的灵魂,茶汤浸透了我的每个细胞;我崇尚茶树带给人类健康的自然属性,崇尚茶叶所蕴含和折射出来的人生哲理”。这是老茶树曾云荣对茶的诠释,践行着他对茶的热爱和执着,谱写了他绚丽多彩的茶叶人生。

一、推广茶园丰产栽培技术,铸就云南第一产茶大县建功勋

1961年中秋,毕业于云南大理农校茶叶班的曾云荣,身背简单行李和茶叶书籍,只身来到勐海县农科所报到,被分配做技术员工作。为了摸清勐海县的茶叶历史、古茶山分布,茶叶品种和传统种植等情况,他利用上山下乡的机会深入古茶山调查研究,获得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并被勐海悠久的茶叶生产贸易历史和独特丰富的民族茶文化深深吸引。同时他看到由于历史和科技等原因,群众在茶树种植管理上还沿袭着刀耕火种、粗放经营,让茶树靠自然地力生长,重种轻管、重采轻养,造成茶树长势差,茶叶单位产量很低的现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和目标:要恢复茶山的生机,大面积发展茶叶,造福社会,造福茶农。首先要从发展新茶园,改造老茶园,提高茶叶产量入手。拉祜汉子说干就干,他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制定周密计划,克服重重困难,投入到茶园改造实践中。为了给勐海发展新茶园建立样板,他连续八年亲自到景真村蹲点,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属社队企业的茶山“勐遮公社景真大队茶山”,茶山面积达521亩,实施了规格化育苗和新茶园开挖种植沟新技术等,并依托景真茶山试点为全县培养了56个茶叶辅导员和大批农民技术人员,带动全县发展了74个大队茶山,6个公社茶山,共种植3.2万亩茶园,成为全县的主要茶园。78年到81年,在勐阿公社南朗河进行了茶树丰产栽培试验,经过三年时间,使茶园单产由原来的60斤增到10亩平均单产333.8~521.3斤。82年利用该技术对勐海公社景竜大队近于荒芜的164亩茶园进行改造,投产后单产由9斤提高到174.1斤,取得了明显的增产增收效果。


他的努力使人们看到了勐海茶叶发展的潜力和希望, 1986年,国家农业部、外贸部给勐海下达了改造万亩低产茶园、建成出口基地的建设任务,他被任命为出口基地建设办公室主任兼技术总指挥,经过三年的努力,在该县8个乡20个村,共改造10248.8亩,超额完成了改造1万亩的任务指标,单产由原来的42斤提高到138.96斤,5年共增产2.7万担,茶农增收696.8万元,县财政增收218.9万元。


1990年,勐海县人民政府根据出口基地建设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制定了10万亩单产100斤的“101”基本茶园建设工程计划,他“一人设计,带领多人施工”,到2000年为止,完成了100648亩的改造,超额完成计划,全县产量达24万担,使勐海县茶叶生产登上新台阶,成为云南省第一产茶大县,这一项目被省政府评为出口创汇一等奖,为茶农增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 茶树品种繁育多样化、优化茶叶产业结构,提升科技服务质量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勐海茶叶品种混杂和品质不佳的问题亟待解决。曾云荣跑省上,去州上争取项目,1992年创建了西双版纳州茶树良种场,基地面积达400亩。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思茅、临沧等地引进云抗十号、云抗十四号、长叶白毫、矮丰、云梅、云瑰等10多个国家级、省级茶树良种。定植了53亩母本园,建立了20亩苗圃,每年繁育扦插苗百万株,逐渐替换了产量和效益偏低的老化品种。为了加快全县茶叶产业发展,他组织建立了茶叶技术辅导站、茶叶技术推广站、茶叶生产示范站等示范推广机构,健全了全县茶叶技术推广服务网络,提升了全县茶叶科技服务质量和水平。他设计和组织了实施“茶樟间作”、“茶园综合技术栽培实验示范”等科研课题。培训了一批农民技术员,培养了95名职业中学茶业专业毕业生及38名茶叶辅导员,为勐海茶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输送了大批茶叶科技骨干和基层技术人员,使勐海茶叶的品种、品质、制茶工艺有了质的飞跃,提升了勐海茶叶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为该县后期打造中国普洱茶第一县和全国普洱茶知名品牌创建区建设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三、非洲植茶 播撒友谊 为国争光

中国是世界茶树的故乡,世界各国的茶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国,茶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又一重大贡献,是连接世界各国的纽带和桥梁。上世纪60年代,党和政府播撒友谊,援助非洲。1969年8月至1972年5月,曾云荣被国家农垦部选派到非洲参加中国援助马里共和国专家组,承担建设100公顷法拉果茶场任务。出征前他激动的说:“能被国家选派到非洲去帮助种茶,承担这么光荣重大的任务,能代表国家去尽一点国际主义义务,我感到非常荣幸!请党和政府放心,我一定努力工作,为中国人争光争气!”。

马里气候酷热,由于长期受殖民地统治影响,这里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在马里法拉果茶场,他主要负责茶苗繁育和协助管理20公顷生产茶园,这里本来不是茶树繁育生长最适宜区,在这里种茶需要克服许多技术难题。马里气候条件能不能育出优良的茶苗,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怀着为国争光的政治责任感和发展中马友谊的历史使命感,克服气候环境不适、生活习惯迥异、语言不通、交流不畅、思念家人等重重困难,积极迎接挑战,直面压力,不辞辛劳,一心一意扑在援助马里种茶这项伟大事业上。经过反复推敲设计、测算实验,他选择搭棚遮荫以降低温度,改良土壤以保持水分,采用茶枝条扦插繁殖办法累计育苗500余万株,在当地创造了历史奇迹,受到了马里政府和中国驻马大使馆经济参赞的肯定和赞扬。


在非洲的第二年,有关方面又把定植80公顷面积所需300万株茶苗的任务交给了曾云荣,他带领当地黑人员工一起从事茶苗繁育工作,在实践中他言传身教、手把手传授当地员工技术和要领,不但如期超额完成了300万株茶苗的繁育任务,而且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为当地茶树栽培种植储备了人才。19 71年,非洲遭遇大旱,流进马里锡卡索的东法拉果和西法拉果两条河的水流量锐减,马里恶劣的沙漠气候立刻加剧,严重影响着已经移栽成活茶苗的生长,出现了成片的枯萎濒临死亡,眼看着自己和马里兄弟一年多的辛劳将被无情的恶劣气候所摧毁,曾云荣感到心如刀绞一样难过,他寝食难安,焦躁万分,个人荣辱事小,祖国和人民的荣辱事大,不行!他骨子里拉祜族那种坚韧刚毅、不服输的个性迸发了,他决定用自己的智慧与恶劣气候搏一搏!他急匆匆到河边去勘察,查看河水流量,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河里一小股水流,使他产生了智慧的亮光,他决定堵坝蓄水,引水灌溉茶苗。他立即带领当地兄弟砍伐木料、下水堵坝,把河水积存起来导引到茶园,久旱的茶苗得到了水的滋润,渐渐地复活,并重现了勃勃的生机。

曾云荣在非洲种茶的故事,充满着辛勤智慧和传奇,也是他人生最光彩的一笔。中国专家的身体力行、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作风,令受援国的官员专家和民众刮目相看,深为敬佩。我国驻马里大使馆经济参赞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久他积劳成疾,祖国和人民关心他的健康,决定让他提前离开非洲回国治疗。当听到他要回国的消息,那些与他一起共同为茶叶事业流血汗的马里朋友,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依依不舍地欢送这位为他们繁育茶苗、教他们茶叶科技的中国专家,至今当地人还在传颂着中国专家教他们种茶的故事。这是令他永远难以忘却的一段异域情怀,他的工作得到受援国肯定,为祖国和人民争光添彩。

四、替代种植,以茶代罂驱毒魔

毒品是全人类社会公敌,禁毒斗争是世界人民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少仁人志士为之付出了可贵生命,毒品一日不除,世界难得安宁。为此,联合国制定了帮助毒品产地实施替代种植,发展当地经济,驱除毒魔的战略。


一提到“金三角”,让人不由自主想到毒品,它成为了毒品、毒源和罪恶的代名词。1992年受缅甸禅帮东部第四特区政府的邀请,曾云荣一行到离勐海县边境不远的缅甸边境地区进行考察,寻找以农业种植替代罂粟的办法,看到一片片美丽妖娆的罂粟花,他们的心里都沉甸甸的。深知毒品危害的曾云荣住在色勒县政府铁皮瓦房招待所里彻夜难眠。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把用种植茶叶来替代罂粟的设想提了出来,他认为缅甸的色勒、大勐养、帮角等地适宜种茶。考察完毕,勐海县与禅帮东部第四特区政府签订了《合作建设百亩茶园协议书》,协议规定:由勐海县出专家、技术、种籽、工具等,帮助缅甸东部禅帮第四特区种植建设茶园100亩,产量指标每亩达到100斤,3年投产。协议签订后,曾云荣奉命率领茶叶科技工作者,带着茶树种籽出境,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出国种茶之旅。


在缅甸色勒山区的一片罂粟地,他和他的同伴在那里安营扎寨,带领当地“烟民”开垦种植示范茶园。为了验证茶叶替代罂粟种植在色勒地区的可行性,他们根据不同地形、土壤、气候特征,分别在勐养种了3亩,帮角种21.6亩,色勒种近100亩,并对三个试点茶园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规划,制定了技术规程。茶苗种下后,曾云荣安排技术人员负责茶园和茶树幼苗的日常管理,自己每隔一两个月都要到境外去看一次,亲自到三个试验点细心的查看茶苗的生长情况,与缅方人员会晤交流,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中国工作组的辛勤工作及缅方的积极配合,小茶树一天比一天长高长大,不满三年就成园了。1996年投入开采,按照当时茶叶价测算,1亩茶叶鲜叶收入达到700元,比种植一年生的罂粟经济收益要高出许多,项目取得成功,“烟民”转为“茶农”,再不想种那害人、被诅咒的“罂粟”了。中缅双方认为:茶园建设过程中,密切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此后这种替代种植方式被广泛推广到西双版纳州与周边国家传统毒源区的各类农业技术合作中,出现了“水稻替代”、“甘蔗替代”等模式,被联合国和中国政府定为“中国云南勐海禁毒模式”,为人类社会最终驱除毒魔奠定了基础。

五、资源普查立新功,言传身教育后人

澜沧江中下游是茶树的源产地中心地带,这里曾经生长着闻名世界的野生茶树王和栽培型茶王树,它们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化石和悠久产茶历史的见证,勐海是当之无愧的茶的老家,历经千年,一直在中国茶史、世界茶史上默默的书写着厚重的民族茶文化传奇。


为加强古茶树保护利用,1991年曾云荣被勐海县任命为古茶树保护委员会主任,具体负责实施对古茶树的保护工作,为古茶树保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促进了古茶树保护利用开发,造福茶区各族群众。2002年6月,在州茶业协会与他的积极协调下,西双版纳州政府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云南省茶业协会在景洪联合成功举办了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80多名茶界专家学者出席,为中国普洱茶产业的复兴起到了“正名”和极大推动作用。


为了挖掘西双版纳州资源优势,做强做大普洱茶产业。2004年3月至7月,西双版纳率先组织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州古茶园古茶树资源普查工作,他作为该项工作的领导小组成员兼任勐腊普查组组长,他虽然年逾六旬,但带领年轻组员一起翻山涉水考察、征集古茶树资源,圆满完成了目标任务,他与人合作编写出版了《历览西双版纳古茶山》一书,成为人们了解西双版纳古茶树资源、茶叶发展史和茶文化的工具性书籍,同年该项目被评定为西双版纳州科技进步二等奖;2014年10月,年逾古稀的他依然被西双版纳州古茶树资源普查保护领导小组聘请为专家顾问,他走进古茶园、见到古茶树似乎变年轻了,高山陡坡均被他踩在脚下,雄姿勃发,精神抖擞。


曾云荣常常回忆起自己为茶叶事业奋斗走过的历程,有苦有乐,有悲有喜,然而他想得更多的是把一生积累的茶叶科技知识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多年来他不仅积极实践,他还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成果书写下来,供茶叶科技工作者参考学习,先后在《云南茶叶》、《普洱茶论文专辑》等书刊上发表了《澜沧江茶山论古今》、《缅甸掸邦东部的春天》、《发展茶樟间作园,振兴勐海茶业》、《浅析勐海的茶叶生产发展》、《建立南糯山万亩茶场的初步设想》、《勐海县茶园生产栽培试验示范》、《勐海茶叶四十年》和《普洱茶的功效作用》等。2003年前后,他先后创建了茶樟间作示范基地和曾氏老茶树茶厂,在他的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下,一大批年轻科技人员迅速成长起来,有的已经成为省厅领导,有的已经成为茶叶产业发展带头人和高级专家,儿子、儿媳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茶叶行业,并成为行业专家和科技骨干。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勐海县从事茶叶科研生产、加工销售的100余名茶叶专业人员获得了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技术职称,大大增强了各茶企技术骨干的信心,提高了大家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使普洱茶加工工艺不断得到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增加,勐海普洱茶在市场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得到提高,勐海茶叶产业得到了发展,据统计,截至2020年,勐海县共有茶园总面积90.7万亩,干毛茶总产量 3.17万吨,精制茶产量1.58万吨,综合产值超百亿元,使勐海成为名副其实中国普洱茶第一县和全国普洱茶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2008年,在勐海茶办岗位上奋斗了近半世纪的曾云荣光荣退休了,但这匹立志终生为普洱茶事业而奋斗的老马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市场经济发展给普洱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他更是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茶叶的文化交流、科普宣传及品牌推介上来,把自己的生活和茶叶紧紧联系在一起,一刻也不能分离。


随着科技和检测手段的发展,优质、生态普洱茶的保健功效越来越被世人所接受、认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在追崇着普洱茶,普洱茶蕴育着无限商机,有些有战略眼光的商家和爱茶人士接踵而至来到云南考察,寻求发展机遇。勐海因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丰富的茶树资源吸引了行家眼球,纷纷组团来这里考察,他们到勐海首先想到的是拜访老茶树曾云荣,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指点和建议。对来访者,曾云荣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热情接待他们,对他们的问题一一作答,从他谦和的态度和淳朴的话语中,人们悟出了普洱茶的真谛,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一些到访者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场拜他为师。


2007年在广东从事茶叶生产经营近40年的老茶人陈升河率领自己的团队到云南各主产茶区考察,最后听取老茶树曾云荣的建议,决定扎根勐海发展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在勐海建立了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2008年曾云荣和著名茶企陈升茶厂的陈升河董事长、时任西双版纳州茶业协会会长彭哲、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汪云刚研究员联手发起成立了老班章茶研究会,以一个村茶叶成立研究会的,这在全世界是一个创举,聚集了全国茶叶界知名专家和茶叶爱好者,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一下声名远播,稳坐勐海数千家茶叶企业第二交椅,年销售额达数亿元,茶厂基地老班章村茶农收入从2010年户均收入20万元,到2014年人均收入达20万元,成为全国少有的以茶扬名的古茶村,在陈升茶业有限公司的支持下,老班章村容村貌发生面目一新的改变,户户建起了小洋楼,人人买起了小汽车。几年来,作为专职副会长的曾云荣带领他的专家团队深入老班章开展生境调查和品质形成机制研究,指导当地茶农对老茶树进行科学管理,努力维护老班章这个普洱茶品牌和普洱茶标杆,持久造福当地茶农群众。如今,勐海各个古茶村争相要求与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合作,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与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合作,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才有希望。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初制加工基地建到哪里,那里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弘扬民族茶文化,助推勐海茶产业发展,老茶树曾云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参加勐海茶叶茶文化协会活动。几年来他热心于茶叶协会工作,不顾自己年高多病,有时在医院输液,他刚拔掉吊针就走进茶山为茶农授课,普及茶叶知识和茶文化,在勐海的西定、苏湖、南糯山、勐宋、勐满及澜沧的景迈等古茶山多次留下他活跃的足迹,中国国际普洱茶节、勐海茶王节、茶叶品鉴会等重大茶事活动留下他矫健的身影。同时,他深知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撰写了珍贵史料“勐海茶叶百年”和“中国普洱茶第一县——勐海”等,还把多年来从事茶叶推广研究的经历经验整理发表在相关报刊杂志上,被广大读者广为传颂和学习。2015年他被中国茶叶学会评为“全国学会工作积极分子”。


围绕云南省打造千亿元茶产业,让云茶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老茶树曾云荣老当益壮不仅到广东、北京、上海及省内茶叶展销会宣传茶文化、推销茶品牌,还亲自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宣传、推广普洱茶文化,提高普洱茶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影响力、知名度,促进云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老茶树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201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曾云荣获得这一至高荣誉。纪念章使用铜胎镀金材质,通径为50毫米,主要元素为五星、“70”飘带、团锦结、如意祥云和光芒,主色调为红色和金色。核心部分为五星,代表国家荣誉。


老茶树曾云荣是茶叶界的旗帜和标杆,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我们永远怀念他!


以上内容转至勐海县茶业协会。


2020年10月22日,我们在考察南糯山之际,到勐海县城曾云荣家中,现场采访了曾老师,当时曾老师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身体虚弱,腿脚不灵便,还一直在咳嗽。在我们表明来意之后,曾老师仍是强打精神,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我们感动之余,内疚万分。




 今天惊闻曾老师噩耗,不胜悲恸和惋惜,刚刚还在收听采访他的录音,呜呼!音容尚留,斯人已去!从此人间少了一位专家,天国多了一位茶仙。相信有茶相伴,天国不会寂寞,惟愿曾云荣老师一路走好!


以下是我们采访曾云荣老师的部分内容:

作者:曾老师,您好,很荣幸来采访您,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南糯山的“南糯”是什么意思?

曾云荣:傣语中,“南”是水的意思,“糯”是竹笋的意思。之所以叫南糯山就是因为以前的哈尼人用山上产的竹笋招待傣王,傣王吃过后很满意,就用它来命名了。


作者:那棵800多年的茶树王,是您们最先发现的吗?

曾云荣:你说的是半坡老寨的开才家认养的2号树吧,是我们发现的,当时邹家驹、黄炳生一些专家还来鉴证,就住在山上,还搭了帐篷,记得他们还和寨子里的哈尼人一起唱歌跳舞。因为路比较难走,从寨子里到茶树王那里要1公里多,路宽也就1公尺左右,当时他们提出来要修路,我说不能修,如果小车、摩托车和拖拉机都进去,生态就完全被破坏了!


作者:那么1号树又是哪一棵?它的树龄又是怎样鉴定的呢?

曾云荣:1号树呢,就是沙归捌玛茶厂上去的那棵,也就是1995年死掉的那棵,这棵树的树龄争议很大。因为1953年专家们最先发现这棵1号树的时候,旁边还有一棵大茶树,就砍了一棵,经过数年轮测算出它的树龄为800年以上,再根据哈尼人父子连名制推算,按第一代栽种这棵茶树沙归,平均每一代按20岁估算,到当时正好是55代,作出1号树的树龄也在“800年以上”的结论。


作者:曾老师当了30多年的茶办主任,请您介绍一下勐海的茶资源。

曾云荣:我是1974年开始当的茶办主任,一直到2008年,干了33年的茶办主任。根据2008年的统计,勐海的茶资源共有24万多亩,现在已经有87.6万亩了。从1957年云南省茶叶工作会议在西双版纳召开,根据当时勐海茶科所的老所长蒋铨和勐海茶厂的厂长唐庆阳普查的古茶树资源,按每亩240株的密度统计,勐海的古茶园面积共有8.8万多亩,这个数据一直沿了好长时间。现在统计测量的勐海古茶园,共有4.8万亩。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在打洛曼夕到勐板这片,茶园跨度有几十公里,我估计至少也有1万亩。


作者:南糯山1号茶树王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曾云荣:天灾人祸,可以说是和人有关,虽然年老体衰是自然规律,但是我们为了延续它的生命,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用了水泥,在树下铺了水泥造成,可以说是好心办了坏事啊!千家寨那棵2700年的茶树王,也有这种情况,人们为了观赏方便,把它围起来,还修建了石埂和石碑。当年为了保护这棵树让我发言,我就讲了南糯山1号茶树王的教训,说人为使用了水泥保护不当,才让它过早死去。为这个事云南省茶叶协会的邹家驹还发了文,质疑台湾茶商建亭立碑伤害了茶树,结果人家还和他打了官司。


作者:南糯山上以前有没有茶马古道?

曾云荣:有的,在从多依寨到丫口老寨,往景洪嘎洒方向,这条古道现在还可以走,它的历史很久了,可以说和南糯山得名的时期相同,因为当年傣王命名南糯山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茶马古道。

从丫口老寨出发,有3个条路线:

一条是走嘎洒到景洪再到普洱。

一条是从南拉、小乎拉到佛海,从佛海又分2条,1条经糯扎渡往勐往方向到普洱。1条从打洛到景栋到缅甸仰光,从仰光一边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到尼泊尔最后到西藏;一边到香港和东南亚国家。

一条是从格朗和、帕沙、勐混到打洛。

作者:南糯山以前的南糯白毫为什么那么出名?用的是什么工艺?

曾云荣:关键是原料,做好的用捌玛的原料,采摘的时候必须用一芽一叶的半开叶,现在说南糯白毫是烘青绿茶,实际上还是用炒锅干燥的,应该属于炒青绿茶。


作者:南糯白毫是用机器做的还是手工做?

曾云荣:手工的,84年的时候我们用云南茶拿去评奖,因为是云南大叶种,苦涩味重都没有中奖,只有勐宋那卡的竹筒茶,因为形状独特,被评了一个造型奖。

作者:南糯山以前做的红茶是红碎茶还是红条茶?

曾云荣:红条茶。


作者:勐海这里有很多河流,有几条是从南糯山留下来的,由于这些河里的沙子闪闪发光,勐海的地下水也有这种情况,有人称之为白沙水,经过这种白沙水发酵的熟茶,滋味特别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曾云荣:这应该和勐海的地理特点有关,我怀疑南糯山上有矿石,才会形成这种白沙水,南糯山比较大的河就是流经多依寨、半坡老寨和石头寨那条河了,现在叫南糯河。

采访团队:今逸堂、企业外脑、新茶媒、勐海县茶业协会

记录、文字整理:刀哥

图:王磊

资料提供:勐海今逸堂茶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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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珍珠”熙春茶

在中国近代的茶叶历史上,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产量之大,质量之好,价格之高,出口之多,畅销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她的踪迹并留下了美好的声誉;也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在中国茶叶的出口外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茶叶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中,还是在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茶叶发展、竞争与变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说,“熙春”茶不仅仅是“绿色珍珠”,更可以说她是璀璨明珠;因为“熙春”茶走南闯北,飘洋出海,不仅成为欧洲贵族争相拥有的珍品并行销各地;同时,“熙春”茶更是以其优异的品质风靡世界、桂冠叠戴并谱写了中国近代茶叶外销史的辉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说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绿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称贡熙茶(Hyson)。“熙春”这个名字,源于晋代文学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闲居赋》中有“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来、茶芽初发于早春采制而成。人们用形容春天的词语来描写熙春茶,是因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节,更因为春天的新绿也是“熙春”茶的颜色。至于后来“熙春”茶被称为“贡熙”茶,是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贵,也是因为“熙春”茶是进贡给皇室的“贡品”。还有一种附会的说法是,“熙春”茶曾进贡给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贡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绿”茶的一种,而“屯绿”茶则是来源于松萝茶;也就是说,“屯绿”茶的前身是松萝茶,当“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的的时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头筹。道理很简单,当用毛茶原料进行精制或精加工处理并提取出整齐匀净的成品茶(精制茶)时;无论是提取出长形或圆形的成品茶,在“屯绿”茶的产品结构中,都有“熙春”、“贡熙”等花色品类;这就是“熙春”、“贡熙”茶出类拔萃的先决条件。当然,“熙春”、“贡熙”茶和松萝茶不同的是,松萝茶问世后被人们誉为“绿色金子”,而“熙春”、“贡熙”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后,却被人们誉为“绿色珍珠”。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著名茶学专家陈宗懋先生主编的《中国茶经》记载:松萝茶的采茶技术,早在三四百年前就达到精湛的程度,明代闻龙《茶笺》记载:“茶初摘时须拣去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予所亲试,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于入焙,盖揉则其津上浮,点时香味易出”。“屯绿”茶的炒制技术,就是在这种规范的基础上而发展完善的。

“屯绿”茶属眉茶,有珍眉、凤眉、特贡、熙春、贡熙等品名,主产地是安徽休宁、歙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历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输出而得名;也是中国外贸出口之极品名茶。

茶叶专家陈宗懋先生在其主编的《茶叶大辞典》中对“屯绿”茶亦有介绍:屯绿,原产安徽省黄山市休宁、歙县、黟县、祁门东乡和屯溪区的长条形炒青绿茶,因历史上与本区相邻的婺源等地生产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销售,故统称“屯绿”。据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明末清初松萝制法已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成为一大宗茶品。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发明了松萝茶特别技术并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

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多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结成不规则块状;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清道光年间的“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间的“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府何润生在《徽属茶各条陈》中对屯绿茶也有介绍:“绿茶内分三总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内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内分五等:珍眉、凤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内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实珠、芝珠。皆为洋庄(外销)。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很多的花色品种,但基本制法与拼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而变化,在精制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进行花色品种的变化。而“屯绿”茶各花色品种,都是在反复的炒、筛分、风选、拣剔中产生,尤其是通过严格的筛选(园筛、转筛、扣筛、抖筛)、扇、撼等工艺后,才提取出各种花色品种茶,其长短、精细、轻重、形态、整齐匀称,甚至可以称为纯净。

二、熙春演变

“屯绿”茶为什么要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呢?茶叶专家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在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而外销绿茶产品的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而收购的毛茶,顾名思义,是很复杂的,有香气滋味内质优次悬殊的,有形态大小不齐的,有烟焦劣变夹杂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视各类毛茶原料,在分别内质品次、汰除劣异的基础上,整饬形态,提取相应产品,使之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这就是茶叶业内人士所说的,要“看茶做茶”;而内质特优的茶叶,为使外形整饬并能更好地衬托出产品的优美,就要特别细致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状粗壮的茶,内质不一定差,就要所谓“粗茶细做”。总之,都是为了发挥毛茶的自然品质优势,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创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经营理念的体现;从茶叶销售角度来看,也是徽州茶商坚持诚心为质、以义为利的销售理念的体现。如徽州茶商吴荣寿,在茶业经营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进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请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源)、歙(县)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贡熙”茶,从而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并誉满沪港等地。徽州茶商在经营茶叶时还注意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根据消费者的不同口味,不断地提高品位,这不仅体现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经营思路之清晰和经营手腕之灵活。

据中国茶叶专家傅宏镇先生考证:“屯绿”全面创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当时徽州婺源东乡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龙泰等多家茶号,他们精心创制1000多箱高级绿眉茶,直运香港销给东印度公司;因为质量优、销路好、利润高,所以屯溪各家茶号立即仿效并全面经营、精制绿茶外销。

清光绪二十二年,黟县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长干坊设立“福和昌茶号”,以眉茶的制法为基础,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运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欧洲消费者交口称赞。而屯溪的一些茶号也在这一启发之下,在茶叶精加工时提取特等“贡熙”茶;而这些“贡熙”茶特别适合俄国消费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销西欧,“贡熙”茶行销俄国,都成为了世界茶叶市场的畅销品。于是,在全国茶叶生产开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审时度势,并根据市场需求来不断地改进茶叶制作方法,从而给徽州的茶叶生产和贸易带来了新的生机,而那些大茶商们也从中获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孙友樵,他继承祖业后在屯溪观音山扩大“怡新祥”茶号的规模,他尊重制茶师傅技艺的发挥和创新,他收购优质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贡、贡熙等外销茶出口,所以,他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成为了茶界巨商。

据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关资料记载,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缵,在歙县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赁厅屋数间收购初加工后的毛茶,经过抖筛、减簸、拣茶、焙茶、风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萝”、“雨前”、“圆珠”以及“熙春”、“贡熙”茶等品种,将成品茶装入锡罐并密封,外面还用彩画板进行包装,每箱装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担茶叶通过广州销往世界各地并获利颇丰。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书识理,有较高文化素质,因此使他们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在拥有品质优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时还具有十分灵活的经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萝茶和“熙春”茶的创新;从而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徽州茶畅销世界各地的历史,并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开创了称雄世界茶叶市场的黄金时代。

清代是徽州茶叶辉煌的年代,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是在松萝茶制作工艺和贸易兴盛的影响下,徽州遂成名茶荟萃之地;而祁门红茶、黄山毛峰、金山时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致出现了祁红屯绿、毛峰称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则是独树一帜,它以其美好的传说,优异的品质以及适合外国人的口味而畅销世界各地并风靡世界茶坛。有专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贸易中一度执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种种的优势,如有着悠久丰富的从商经验,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并讲究商业道德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血缘纽带与地域纽带在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业活动促使了地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促进了徽州茶叶的兴盛和茶叶品种的增多以及茶叶品质的不断提高;所以,“松萝”、“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中频频崭露头角,最终得以行销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诞生后很快就声名远播,她不仅为世人所重,争先恐后地购销于国内外市场,同时也成为世界闻名的茶叶之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我国绿茶中的珍眉、珠茶等还没有问世前,“熙春”茶就已经与松萝茶、武夷茶先后出现在欧洲并风靡世界。当时,出口的茶叶还没有经过后来称之为“精制”的工艺过程,但全都是国内已有盛名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所以,如同在国外文献上的松萝茶名被称作(singlo)一样,熙春被称为(Hyson);尤其是在中国茶叶风靡英国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关中国各种名茶的名称,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萝茶 (singlo)等;也就不断被英语借用;而tea 被英语借用后,就构成复合词如:green tea(绿茶)、black tea(红茶)等多达190 余个。

1610年,荷兰人首先从中国运茶到欧洲,而当地人对中国茶叶惊叹不已,认为茶叶是“灵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药”,甚至把茶叶看成是“贡熙”(进贡给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萝茶和“熙春”、“贡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1660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版的《茶叶和种植质量和品德》一书说:“茶是很珍贵的一种饮料,价格昂贵,只有王公贵族把它用作赠送客人的礼品”。尽管出口到欧洲的茶叶价钱昂贵,但是当地人只要能买到中国茶叶,也是“其价几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贡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欧美的商人将这种浑圆如珠的茶叶意译为GunPOwd(意为火药枪的子弹);也就是这种形似“枪弹”的茶叶,屡屡成为东印度公司采购单上的紧俏商品,成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时髦饮品;所以说“熙春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传播到国外的名茶。

18世纪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输往国外并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当时,广州销到欧洲的茶叶,有红茶和绿茶两大类,其下名目繁多,常见的有松萝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当时,“熙春”和“贡熙”茶在伦敦市场上售价甚高,“熙春茶”每磅卖价高达10先令6便士,因其茶价之高不亚于珠宝,所以曾被人们美誉为“绿色珍珠”。到了19世纪中后期,“熙春”茶出口达到鼎盛时期,年输出量约1万吨;输出初期以销欧、美为主,20世纪20年代起,以销西、北非为主。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中指出;清代以松萝茶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绪年间其出口量约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90%;而早期输入欧洲的中国茶,是以绿茶为主。

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1702年的订单来看,其中松萝绿茶占了三分之二。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的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贡熙”茶等。

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就将进口的茶叶分为武夷、小种、松萝和“熙春”、“贡熙”茶等10种;而与松萝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声名鹊起并风靡世界。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我们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 商船来华,随船牧师为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他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在书中提到了十余种茶叶,并详细地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如武夷茶(红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种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资料可见,当时瑞典商船的运输货品中,茶叶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1778年各船舱货合约中,购茶情况如下:从广州“十三行”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国市场上所售出的茶叶进行了统计;屯溪茶、松萝茶1832474磅,贡熙茶218839磅。当时,英国市场的茶叶销售价格是:属于红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属于绿茶的熙春茶售价为每磅36先令,珠茶售价为每磅18先令,普通绿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国对茶叶的需求较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茶叶价格也开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时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当时英国伦敦的市场上,松萝、“熙春”茶每磅售价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屯绿”茶自明末开始产生后,就成为主要的外销茶,至1821年至1850年时,“屯绿”茶每岁外销至五、六百万引(每引旧秤120斤),这还不包括走私茶和贡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

1751年,广州出口茶叶的价格为松萝每担20.66担,贡熙每担41.13两。至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两艘商船所购的贡熙茶竟然高达每担58两白银。

而到了1790年,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大街212号售茶价格表明,红茶价格已经明显低于绿茶,所售价格最低的“绿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红茶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质量最优的绿茶为极品熙春茶,标价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国也有销售。美国华茶输入早期多为低级的茶,后来发展到输入较高级的茶;尤其是19世纪后,品类高的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输入量开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绿茶占进口茶总数的4/5以上。中美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叶贸易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并制定了有利于茶叶输美的税收政策。1789年,美国开征茶税,红茶每磅15分,圆茶及珠茶22分,贡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广州尚有一部分“贡熙”及副熙茶输运出口。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箱分三名:二五双箱、连罐计重不过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二斛有奇;大方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阔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码,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码。胥有准式,每箱可装细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

四、熙春美誉

“熙春”茶叶底嫩匀,卷曲嫩绿,茶叶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涩;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汤色金亮,色泽绿润,香味醇浓;其内质与相应品级的绿茶相比,具备味厚汤清,汁浓耐泡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风味和良好的品质,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国外以后,不仅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其身影和名声也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以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录。

“精艳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诗人浸润玉液里,华堂满飘习习香”。这是爱尔兰每年举行的盛大“诗节”中无名氏的一首“品茶”诗,辑在1752年刊行的诗集中。这首诗出自于美国威廉•乌克斯所著的《茶叶全书》第488页(中译本漏译,是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翻译的)。从那以后,英国名诗人如霍谷森、拜伦及荷美思等诗人,都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留下了关于“熙春茶”的吟诵和赞美。

1773年,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费格森在赞誉熙春与武夷名茶时,写道“爱神永其微笑兮,举天国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风雨而不厉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盖为神致尔虔崇兮,彼因胜之甘液,唯熙春与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诺芬尼》第一节中,也有关于“熙春茶”的记载。

1785年,美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记载:英国保守党政客Rolle为英国自由党员数人所作的(《THE ROLLIAD》鲁里之流)诗中有一首云:“茶叶本多色,何舌犹能穷?熙春与武夷,此绿彼又红;松萝与工夫,白毫和小种,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浓。”由此可知“熙春”茶在国外的影响。当然,“熙春”茶能作为外国诗人吟咏的对象,可以想见在它们成诗之前,已经是在当地社会流行得相当普遍和久远了。

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当时,英国文化艺术界以茶为题材写了许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饮茶皇后卡特琳祝寿时写的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雅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 1771年,英国爱丁堡发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茶”条下有这样的记载:“经营茶的商人根据茶的颜色、香味、叶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种类。一般分为普通绿茶、优质绿茶和武夷茶3种。其它品种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这3种。……“熙春”茶和珠茶等高价优质绿茶都属于此类。武夷茶比以上两种叶子都小,颜色比其它品种更深,有时发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涩中带甜,绿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则带有蔷薇花香。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绿”,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绿茶和优质绿茶,应该是指“屯绿”茶和松萝茶。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茶叶的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当松萝和“熙春”茶进入美国市场后,同样也是留下了值得我们回味、重视并研究的茶叶文献史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名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17年,清朝廷命官蒋攸锬在奏折中说;“闽、皖南人贩运武夷、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禁止“出洋贩运”。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文中的“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美国医生、作家赫漠兹在《波士顿茶会谣》中,也写道了“熙春”茶;他说“……犹辨得熙春香气,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满常新之奠灵甘醴……。”

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以至历史学家普里查德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而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获得了博览会金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熙春”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

五、专家阐述

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论贡熙》(兼论外销绿茶的产品结构和发扬品质优势问题)文中,专门介绍了“贡熙”茶的溯源、演变以及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国茶叶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钱樑先生《论贡熙》这篇文章作为学会提供大会的论文之一;1984年,这篇文章还载于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全国茶叶加工科技情报中心站第2期的《中国茶叶加工》杂志。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为上海接近产茶省区,就成为了茶叶对外贸易中心,出现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发展。经过长期积累的产销实践经验,外销绿茶已大都在生产集散地设立复制茶厂(茶号或称内栈)收购茶农毛茶,通过分类分档装箱后运到口岸,经过洋庄茶栈卖给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外销绿茶的货源已基本形成两大系列:一是路庄系列,称为路庄茶,另一是土庄系列,称作土庄茶,不论是路庄茶或土庄茶,长形茶或圆形条的产品结构中,都有贡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类。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一文中还阐述了“贡熙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他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钱樑先生还明确指出:“贡熙或熙春这个花色,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地区的毛茶,不论是圆茶或是长茶地区,毛茶总是毛的,不可能纯净的。为整饬好长茶必须分离出团曲的原料;同样做圆茶也必须分离出长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这个环节了”。“例如产制眉茶的皖南地区1938~1939年的路庄大帮构成,整个屯绿为抽珍(特别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贡(特别贡熙)和普通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8%。祁门枭溪口大帮的构成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贡和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6%;歙县大帮为抽珍21%、珍眉41%、抽贡和贡熙16%、正副针眉20%、虾目2%;婺源大帮为抽珍14%、珍眉22%、抽贡和贡熙38%、正副针眉26%”。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因为钱樑先生认为:“解放前的这段时期,因没有上海土庄茶的干扰,茶批最正常,且是钱樑先生在1938~1939年间亲自参加收购评价和在港主持外销的情况。成品茶品质较好的屯婺祁大帮,抽贡、贡熙产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较差的歙县大帮、抽贡、贡熙则只占16%。这说明抽贡、贡熙提取多的,眉茶质量也随之提高,而在总的价格上也有裨益。当时各花色收购价格都分五等九级,抽珍按品质高低中准价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还可降低;珍眉中准价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贡中准价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准价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内质好的大帮中的抽贡、熙春价格比内质差的大帮中的抽珍、珍眉价格还要高”。

钱樑先生还根据自己保存的资料,披露了熙春茶在当时的卖价;他说:据我手中存有的资料,“贡熙中上级(抽贡)每50公斤111.25元,中级80.20元、中下级59.50元、普通级42.25元,而珍眉上级140元、中上级111.25元(以上为抽珍价)、中级82.50元(包括部分内质差的抽珍)、中下级71元、普通级53.75元,价格基本与抽珍、珍眉差不多。而当时的平水一号珠茶为60~82.5元,二号、三号珠茶为38~50元,就是说比平水珠茶的价格要高得多”。

钱樑先生说,“贡熙类产品50年代的价格也是最有利的,当时眉茶出口换汇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为2.7元左右,但贡熙类产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贡不到2元,是经济效益最高的出口绿茶品类”。

后 记:

“熙春”茶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身价不菲,并和“松萝”、“屯绿”茶一起创造了风靡世界的奇迹。也正是“松萝”和“熙春”茶厚重的历史积淀,让“松萝”和“熙春”茶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茶叶品类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这无疑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 对于时今的茶人来说,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让国饮成为世界之饮,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综观“熙春”茶风靡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巨大荣誉,我们应该从“熙春”茶中传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扬什么?想来,一方面是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和敬畏之心,恢复、保护和尊重传统的中国茶叶;另一方面是应该利用人类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瞄准现代生活需求,打开创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让茶叶这个天地灵物致富茶农、造福人类!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 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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