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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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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历史上武夷茶市的繁荣画卷

武夷茶市

历史上的繁荣与变迁

明清时期,有“金崇安(武夷山市)、银浦城”的说法。足见当时武夷山的商贸地位之发达。当时,茶市生意兴隆繁盛,茶庄林立,茶商云集,更有“竹筏百只、船只百艘”的盛况。

关于武夷茶市的早期记载

明晚期,徐火勃在《武夷茶考》中已记载武夷茶“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此时,武夷茶已开始集市贸易。

清康熙年间,崇安县令王梓在《茶说》中描述茶市:“即邻邑近多栽植,运至山中及星村墟市贾售,皆冒充武夷。”

清雍正年间,崇安知县刘埥在其《片刻余闲集》中记述茶市“民间挑卖,行铺收买,山之第九曲尽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之所。”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政和知县蒋周南作“咏茶”诗:“别饶灵草产东和”“小市盈筐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卖,楚才晋用怅如何。”

嘉庆十三年,《崇安县志》:“茶市之盛,星诸(注:星村)为最。初春后,筐盈于山,担属于地。”

星村

古时也称星诸。元至大四年(1311年)置巡检镇,明洪武初设巡检司,嘉靖时称星村市,清朝时曾设分县,民国时期设镇。

星村码头

明末,“环九曲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由于星村地处武夷山腹地,民众多以茶为业,星村水路可顺九曲而下,直抵建州,福州。沿九曲而上过桐木关,可直抵江南四大名镇之一的河口镇。向北有驿道,可经崇安城,过分水关,也可抵河口镇。茶汇集河口镇后,经水路南下达广州,北上达恰克图。星村茶市成为武夷山主要的茶叶集散地。由于商贾云集,繁华时星村建有五大会馆,华宇雕栋以江西会馆为最,此外还有福州、山西、广东及下府会馆。有幸保存至今是下府帮会馆,也称汀州会馆,后称“妈祖庙”,已被列为武夷山市文保单位。

星村“妈祖庙”

民国时期《崇安县新志·物产·茶》中记载:

“清初本县茶市在下梅、星村,道、咸间下梅废而赤石兴。红茶、青茶向由山西客(俗谓之西客)至县采办,运赴关外销售。乾、嘉间售于粤东。五口通商后,则由下府、潮州、广州三帮至县采办而转售于福州、汕头、香港。岩茶多销于厦门、晋江、潮阳、汕头及南洋各岛,其用途不仅待客,且以作医疗之良剂。”

下梅

武夷山古村落,公元1694年,下梅茶商邹氏家族以茶叶起家,主要依托晋商的贸易伙伴关系,使武夷茶溯溪北上,并与山西榆次车辋的常氏晋商帮结成强大的贸易关系,每年的茶叶交易量达百余万银两。

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下梅

此外,晋商“大玉川”茶庄在武夷山自置茶山,开办茶厂七座,形成生产、加工、运输、贸易一条龙的经营模式。

衷干(崇安人)《茶市杂咏》中记述:

“清初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赤石

衷干在《茶市杂咏》记述:“清初茶市,以下梅为盛,星村次之,福州通商后,始由下梅迁赤石,商贾云集,颇称繁盛”。据说昔日的赤石(有青茶号60余家),星村(有红茶号50余家),茶庄林立,茶商云集,茶香飘荡,茶市生意兴隆,往来船只,络绎不绝,分别被誉为“小上海”和“小苏州”,每当到了茶季,是“日有竹筏百条、船只百艘,运输茶叶”,呈现“竹筏连云上百张,一篙归去日沉西”的盛况。

到了清道光、咸丰年间,五口通商,海运开禁,武夷茶经建溪顺流而下到福州口岸直接销往欧美。在这有利的条件下,赤石、星村便成为乌龙茶、红茶、绿茶的集散地。

小镇赤石,当年岩韵飘香、舟筏泊岸、灯红酒绿、行人摩肩,因此而获得“金崇安”之美誉。由此可见,当年武夷茶区以茶叶交易的经贸活动十分活跃,众多茶庄的设立给武夷茶市带来火爆的场面。由于武夷茶叶畅销,供不应求,闽北一带的茶叶也都集于赤石、星村,待客而沽。武夷茶市的盛况一直延至1934年,后因战乱原因,茶路堵塞而走向萧条。

来源:武夷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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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茶业商会来岳西调研茶产业

11月9-10日,山西省太原市茶业商会会长朱晓华,副会长罗文良来安徽岳西调研,县人大副主任王德红、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业彬及相关人员参与调研活动。

朱晓华会长介绍说,山西省不产茶叶,但山西人爱喝茶,茶市、茶室很多,是一个茶叶消费大省,山西茶市包容性强,绿茶、红茶、普洱、白茶、黄茶都有消费。山西人选择茶叶时,受宣传影响较大,因此茶叶的宣传推介非常重要。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方再友介绍了岳西县情和岳西茶产业发展情况。农业农村局局长王业彬指出岳西茶产业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品牌影响力比较小、资源利用率不高,今后要加强与北方省市特别是山西、山东等地行业协会合作,把岳西优质茶叶推向北方市场。县人大副主任王德红要求农业农村局要把茶叶这个富民产业做大做强,要利用好太原茶业商会平台,把岳西茶叶推向山西,造福岳西茶农。

两位会长品尝岳西翠兰后,大加赞赏,一致认为岳西翠兰外形可人,香高味爽,认为岳西翠兰肯定能在太原市场打开销路。两位会长还与岳西县碧涛农林有限公司负责人就进一步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朱晓华会长表示,岳西自然环境好,岳西茶叶品质好,通过宣传推介,会受到山西群众喜爱,他将为岳西茶叶宣传、与当地经销商和消费者精准对接提供大力支持,努力推进岳西茶叶成功北上山西。

(作者:程欢)

注:内容来源岳西县农业农村局,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中国最早的海外茶叶贸易,为何会发端于不产茶的山西?

“当时钟敲响四下,世间一切为茶而停下。”这是一首传唱了数百年的英国民谣。

然而,“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英国,历史上却不曾种过一片茶叶。

茶,被他们称为“神奇的东方树叶”。

而让这片东方树叶漂洋过海来到欧洲的,是一群同样蒙着神秘面纱的山西商人。

在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从前,山西商人是如何打破大半个地球的信息差,解开这一片茶叶的财富密码?

“三条扁担”

公元1696年,清朝第四位皇帝康熙御驾西征噶尔丹,山西右玉县的杀虎口,是内地通向蒙古大草原的必经之路。

王相卿与同乡张杰、史大学,三条扁担、六只货箱,挑起担子随军,为屯扎在蒙古的清军搞后勤,同时提供给养。

在向牧民采买牛羊、筹集草料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千里草原,虽然盛产牲畜、皮毛,但吃饭缺锅,穿衣少布。

来自中原的锅碗瓢盆、烟茶粮棉、盐铁制品等日用小百货,都是奇缺之物。

于是,这三个精明的山西商人,把目光转向了茫茫大草原。他们结伴走包串户、送货上门。

从柴米油盐针头线脑开始,山西商人把针尖大的小本生意做成了大商贸。

山西商人为了学习蒙语用汉语标注发音的“翻译手册”

“货郎担”变成了车马驼队,王相卿创办的“大盛魁”也成为响当当的“草原第一商号”,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不经营。

客户也从草原上的一个个蒙古包,拓展到新疆、恰克图,甚至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

善于紧盯需求侧动脑筋的山西商人,在和俄罗斯、蒙古商人做生意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以肉食为主的民族需要喝茶来化解油腻,而俄罗斯人尤其对中国的红茶情有独钟。

于是,大盛魁自设茶庄,把经营重点转向了茶叶贸易。

此刻,他们一边打听着武夷山销路不畅、茶源过剩、茶价低迷的消息,一边紧盯俄罗斯和蒙古草原茶叶需求增长、价格飙升的市场走势。

“来自东方的神奇树叶”

山西商人的商业触角甚至延伸到9000公里外的英吉利海峡。

在那里,有一位超级爱喝茶的葡萄牙公主,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也把饮茶文化传入了英国。

从皇家贵族到城市平民,家家户户的作息表上,从此多了一段雷打不动的“下午茶时间”。

茶叶公司国际交流专员

孙博

“在十七十八世纪,茶确实多见于欧洲的上流社会。在1722年,英国56%的进口产品都是茶。在18世纪中叶,茶叶的进口额有1200万英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一贯审时度势、务实经营的山西商人,此时,又笃定地做出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战略选择。

公元1755年、乾隆二十年,山西商人常万达远赴武夷山购买茶山,由此种出了一片枝繁叶茂的产业森林。

每逢收获季,采摘下来的散茶被加工成发酵茶,再经过7000多里水运、陆运和驼运,抵达恰克图买卖城,再卖到俄国腹地和其他欧洲国家。

“万里茶道起点”福建武夷山下梅村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副所长 刘成虎

“从空间上而言,万里茶道可以粗略分为四大功能区:第一是湖闽产茶地,是非常重要的茶叶的生产加工制作基地;第二是中北地区的茶贸区,它是货物的仓储集散的物流基地;第三是俄蒙茶市的交易基地。而我们晋商故里则是我们茶叶交易的非常重要的商务指挥中心,它已经组成了非常完整的产业链。”

“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早在260年以前,我们晋商已经拥有了这种产业链发展的思维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并且付诸经营实践之中。”

19世纪的中国,在世界商业版图上率先画一条完整的茶产业链。

而山西商帮也完成了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精彩一跃,并由此开启了他们在中国贸易史上的全盛时期。

公元1443年,葡萄牙的冒险家们乘着改装的三角帆船,穿越非洲西海岸,雄心勃勃地开辟着海上商路。

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东部,一支中国商队正一路向北向西,在草原与大漠中走出一条布满艰辛的陆上商路。

历史竟如此巧合,而撬动这两段历史的主角,竟都是我们今天看来毫不起眼的普通调味品。(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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