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中国普洱茶网 整体品牌升级,更名为「茶友网」

日本的茶道是中国唐代的吗

找到约59条结果 (用时 0.017 秒)

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文化——故宫“茶·世界”策展访谈

故宫博物院“茶·世界”大展于9月1日至11月31日对外展出。

本次访谈就故宫此次展览的策展预与目标、茶与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从中国走出去的茶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与影响,乃至茶与当代世界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等,与策展人王光尧进行了对话。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茶(一)展览主题张然思:这个展览是以“茶·世界”这样大的一个命题来命名,我从展览大纲注意到,展览以发现茶之“神农氏”为缘起,这是否表明您在本次展览中既想纵深探索茶在中国的历史,又想横向探索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呢?

王光尧:谈“茶”和办“茶”的展览,想的时候觉得容易,办的时候则很难。展览的名称、内容都特别难定。仅展览的名称,策展团队想了很多。办这个茶的展览不仅仅涉及茶叶,也不仅仅是喝茶的艺术和茶具,我们还想在物质文化史上探讨以茶为关注点的“文化现象”。茶在中国有几千年的饮用历程,并带动茶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点并不是茶叶本身的变化。茶叶本身有变化没有?肯定有,不同时期制茶的方法不一样。制茶技术的改进,因制造方法导致茶叶形状、味道的变化,等等,这种茶叶本身的内容,只是我们关注的点之一。展览关注的茶文化包括更多:为什么要喝茶?喝茶对人有哪些好处?喝茶的习俗是怎么从原产地向其他地区传播的?各历史时期中国不同阶层的人怎么喝茶?茶器何如?以及茶对人民的生活习俗、政治经济乃至国家外交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这些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是我想的展览的内容。这也就决定了这个展览是既不同于办一个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喝茶的“雅事”展览,也不同于讲述如何把茶从中国卖到外国去、茶叶从中国向海外影响的一个展览。更多的是关注刚才说这些内容。是要从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等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喝茶行为本身找到文化的发展模式和变化的内容及原因。对于国内的关注点如此,对于海外茶文化的关注点也同样如此,所以展览关注点既有茶叶本身,又有茶器,还有喝茶人的习俗,以及茶在不同时代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于这个展览用什么题目,既要包含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又要包含从茶叶原产地到中国各地,以及从中国到海外。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不仅仅是当下的,在古代也是如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断面上也具有传播和影响,传播的远近可能又不一样。

除了形而下的茶及相关的物外,还有与茶相关的形而上的内容,我们也想在展览中表现出来。基于此,最后用“茶·世界”作为展览的名称,是因为展览最关键的内容是茶,是人,是全世界内所有关乎茶的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就是世界。通过茶反映这个世界,这里面既蕴含了茶本身构建的世界,也要通过茶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等等,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命名。而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是学习很多年前的一部电影《未来水世界》,以水资源为一个关注点进入到叙事,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用茶叙事的想法,就把这个展览的名字定为“茶·世界”,也就是既关注茶文化本身发展历史,也关注它在不同断面上的普及程度、传播及文化影响等,并思考未来。


“茶出中国”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所以说您对茶的定义是扩大至茶文化层面的,即透过展览讲述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如何看待茶,又将其认识推广至不同历史时期整个横向的世界,针对不同时间同一地区或者同一时间不同地区,探讨人们对于“茶文化”的定义和认识,是这样的吗?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就是茶表现的人文历史和世界的关系,这就是“茶·世界”的内容。不仅仅是怎么喝茶,“怎么喝茶”当然是关键的内容。怎么种茶,同一个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种茶的方法有没有变化?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受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是否有种茶和不种茶的差别?种茶又有哪些变化?怎么把茶从小区域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去种植?这些变化都是我们关注的内容。

这仅仅是说“种”,还包括以此类推的喝茶、卖茶、讲茶,把茶和自己的思想、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放在一起,这才是我们要想展示的,意在通过展览讲透茶和世界的关系。展览是一个既有纵的线,即各种各样的纵叙述,又有横断面的表现,若以年为单位的话,千万年中的每一个年都会是一个断面。

张然思:那么,您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多条纵线和上百个横断面的主题,对于一个展览来说过于宏大了?

王光尧:所以呀,做这种大型的综合性的展览就比较难,看你怎么选择叙事的线条,一个展览可以是一个叙事主线,也可以是几个叙事主线,通过人为的物理空间的分割把它区分开来,可以在某一个空间讲历史,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空间去讲别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如果线条清晰、明白晓畅的话,不怕大,而且大的展览有大的叙事方法,有大的文化内涵,有大的好处!

张然思:您认为“不怕大”这样一种展览形式,或者说以不同空间和不同主题来进行分割叙事,是展览受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形式吗?

王光尧:我想,在文化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的今天,社会和参观者都渴望有更大、更好和更美的展览呈现出来,以便于每一个观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信息化也为参观展览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具有时代特性的便捷:通过现场的观看,加上经由网络提前获取、搜寻相关的知识,是很容易理解大型展览的。换句话说,时代需要宏大的展览,需要精深的展览。

张然思:那么就像您提及的,如果把茶放大到一个文化概念,您认为“茶文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王光尧:这个要先讲清什么是文化。经纬天地谓之文,使人(物)趋同谓之化。简单地说,就是在某一方面或综合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人群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知识影响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在这种影响带动下使其提高到一个与自己(高者)相同的境界,即以自己的文(人为的规划程度)去化(提升)别人。具体到茶文化,指的是种茶、有茶、喝茶的人群用其所形成的文化行为去带动和影响其他人群。即以茶为观察点的饮的文化。

人们发现茶对人的好处以后,作为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成了古代中国人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在这七件事中如果非要分个等级的话,柴和米是人们生存的根本,吃饱、吃熟的东西;油盐酱醋提高到吃香的层面。在吃饱、吃香之后,茶使生活进入了一个保养的阶段,即吃好。

关于茶对人体的好处,上古时期已为人们认识到。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古代文献说茶能止渴、消食,明目、益思,解牛羊毒,饮茶能达到涤烦、致和的效果,即我们现在说的对人有保健作用,而且这是经过现代科学证明的内容,茶叶含茶多酚等,对人体有好处。尽管古人没有能力去化验,但他们通过千百年的实践知道喝茶能解毒。于是人们在吃饱、吃香之后,又利用茶可以“解毒”的功能对生活加以改进,使之更好。

人们认识到茶的好处并不断总结,再制茶、喝茶乃至教人喝茶,把喝茶传播推广到更远的地方,让不同地区的人都能喝茶、了解茶,这也是喝茶的内容。此外,“茶文化”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制茶、种茶的全套内容,以及喝茶的茶具和茶器的改进,对喝茶场景的关注。政府对茶业种植的态度,在茶叶品种开发中的作用,还有历史上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进行的“茶马贸易”,这种制约性的交换又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有关,同样也是“茶文化”要关注的内容。至于从唐代开始茶被运往世界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茶马贸易的扩大化。

张然思:所以说您所指的“茶文化”,实际上包含了以茶为中心的各个层面的知识,不管是经济基础的还是上层建筑的,只要是与茶相关的生活生产活动,或者是文化活动,都在您所谓的“茶文化”里,对吗?

王光尧:对,茶文化包括所有古人和今人与茶相关的一切活动。

(二)展品陈列和展线设计

张然思:那我们回到展品和设计部分。我发现展览开头背板很有特色:展柜中呈现了茶株标本,而背板则是关于茶之“异名”的解释(如来自《茶经》《说文解字》的内容),同时叙述了我国历代茶政。策展团队这样的设计,是否有意将观众引入物质与文化,以引发观众思考茶叶背后的经济或政治因素呢?


茶叶遗存(左下)汉阳陵外藏坑K15出土陕西汉阳陵博物馆藏王光尧: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展览是一种语言,通过“物”的表现辅助一些文字图片,让人看到策展人的思想。大家都知道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茶是怎么和国家政治经济相关的,人们想的更多是种茶、卖茶和收税,很少会去想国家政治、外交、军事与茶的关系等,因为不是专门搞这个研究的。所以需要策展者去启发。张然思:展览中有很多纸质文物,包括茶书或者是有关茶的字画,这些展品需要中途休息,我发现您在策划中也准备了相应的替换品。请问您认为替换品能否给予观众同样的观展感受呢?

王光尧:这个问题特别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按《文物法》规定,宋元书法、绘画展期只能是一个月,不可能几个月一直展下去,文物保护是重中之重。如我们展出宋人录蔡襄的《茶录》,是研究宋代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作为代表宋代茶文化的标志性文物是不能不展出的,但受展览时间制约,又不可能展三个月。所以我们先展出《茶录》原件,而后替换成乾隆皇帝临的《茶录》。虽有真本与摹本的不同,但却从另一个方面让观众了解到真本的影响深远和文化的传承。说明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清代,都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了。


《宋人书蔡襄茶录》卷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的确,您特别注意了替代品与首选文物的承接关系,是否可以说,通过替换品,我们同样可以知道一些深刻的、并未在展览中呈现的茶的知识呢?王光尧:像我们要把宋人《春宴图》撤下去时候,替换了故宫博物院藏明人临的《清明上河图》和今人摹《清明上河图》。为什么拿明朝人临的《清明上河图》与今人摹本对比?有一个茶饮方式对比的问题。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并没有很多喝茶的内容,因为那个时候是点茶、斗茶的时代。明朝则进入泡茶的时代。把两个本子放在一起,早期是《春宴图》上宋人怎么喝酒、怎么喝茶,《清明上河图》中有很多喝酒的描绘。但替换展品之后,还是以宋为切入点,看看宋、明都市生活的对比。通过明人临本《清明上河图》,可以知道明人表现的喝茶,有饮茶风俗的变化,有器物的变化。所以换一个展品,并不是说随便拿一个同时期的文物或同性质的就行,而是有原因的。换下去哪个内容,替补出来哪一件文物,是有思考的。希望这里面传递的是一个对比性的、发展的、让人可以直接看到的变化的历史。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我注意到“茶人茶书”板块内容设计非常丰富,背板中既有产茶地区的文物图片,又有“黑石号”等打捞出水的与茶有关的文物。这样的呈现方式是否也暗含了您“茶·世界”的思考?告诉观众茶叶在当时的中国是“内成规模,外有出口”的?王光尧:展览本来就是想在不同层面说“茶的世界”和“世界的茶”。所以说在每一个板块,明线、暗线上都在做这样的内容。像我们知道长沙窑,是唐代外销瓷器的代表性窑场,长沙窑产品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出口的瓷器,“黑石号”出水几万件长沙窑瓷器里面,有茶器,有酒器,有些瓶子直接上面写着“酒”,还有的瓷器上写着“荼盏子”等。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瓷器的时代是9世纪初(或者是9世纪第一个25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不管是在社会上层还是在市井,在中国内地还是向外输出商品时,茶和酒都是非常普及的内容。产品表现出的各种茶酒器,也和敦煌文书中的《茶酒论》叙述的内容相符,是该时代茶文化普及的反映。


唐长沙窑“茶埦”铭文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黑石号沉船的瓷器是要卖出去的,别人买这些瓷器是干什么用呢?从中怎么传播茶文化,这个值得思考。唐人煎茶的时候,经过烤、碾成粉,过箩筛、育华等步聚,制成一碗茶。确切地说就是一碗茶末煮的稀粥,再加上姜、盐等。我们在印度喀拉拉邦、阿联酋拉斯海马地区考古时候发现:喀拉拉邦、拉斯海马两地人请我们喝茶,都说“chaaya”,发的还是茶(chá)的音,我在印度喝的茶,可以肯定是稀茶煮,里面也可能加入姜和香料;在阿联酋拉斯海马喝茶同样是稀茶粥,加有糖、可可粉(可能有?)和香料。而这样的茶粥,很难不让我们想到唐人喝的茶,如果把这条线连起来,会理解为什么在唐代有茶器出口。因为唐朝和阿拉伯世界的交往、甚至之前和波斯世界的交往,是很多的。这个时期,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中的茶器,是不是可以表明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南亚的斯里兰卡人、印度人等,在进口中国茶器的同时,也把这些茶器和茶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学习并传播呢?被他们称为“chaaya”的稀茶粥是不是更多地保留了唐代茶的原貌和喝法?中国有句话“礼失而求诸野”,那么从南亚到西亚,印度、阿拉伯人喝的茶粥是不是属于此类呢?那里面应该是唐人的茶法。而日本的茶道中,基本是抹茶、点茶,那是宋人的茶法,同样可以说明传播。所以这就是刚才提到的,通过器物应该看到的是“茶文化”的一次世界性普及,是一个历史的断面。虽然我们对印度的茶、对西亚的茶还没有搞清楚,但它们一定有引入、发展的逻辑,这个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能把印度称为“chaaya”的这种茶和阿拉伯世界的茶搞清楚,弄明白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煮这种茶粥,是不是在唐代?如果能搞清这一点,我想就证明了展览中暗含的一个线条和一个断面。


“茶道尚和”单元说明张然思:第二板块的“茶道尚和”,主流展品既有器,也有表现喝茶方法的图画,这和第一单元的茶事有什么区别?您想如何从中表现茶道?王光尧:茶事讲的与喝茶相关的内容,形而下的更多。而茶道讲的理、法、真谛。展览中说的茶道,不同于日本的茶道,后者是从中国引进茶之后重于表现茶事规程的仪式之法。中国的茶道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从认识茶开始,逐步让茶更多、更好、更便捷地服务于人,并追求茶与水、与器的协调,追求在生活必须之中茶事意境代表的天人合一、人文和自然的和合。这种和合既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协调,也讲以茶饮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趣同。

考古发现宣化辽代墓葬壁画显示的辽人在饮茶习俗中表现出的辽人茶事,既有承自唐人的文化因素,也有辽人与五代、宋不同时期的汉人交流互动中发展的内容,最后表现着辽人的茶事与宋代基本相同,这种茶文化的相同正说明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和以汉人为主体的宋分别在继承唐和五代旧有文化、在相互学习过程中最终走向文化统一的过程,如此可以肯定无论是辽还是宋,都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主体,二者并不能区分出法统与否,辽、宋是在自有法统和传承中又因共存和互动而实现文化的统一。关于这一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论及宣化辽墓壁画所见茶事图像的价值时所说:茶虽小事,但反映的是历史大端,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茶文化在各民族之间的普及、交流和发展,由此带动的融合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还有我们的展品中有描绘乾隆皇帝喝茶的《是一是二图》,关于该图,以往研究者很多,研究的关注点也不同,当我们把它作为茶文化展的展品,即以茶、饮茶和饮茶环境为关注点思考,我们发现该画构图是学习宋人画法,乾隆皇帝汉装像,喝茶的杯子是宋代的定窑,装茶的壶是明代青花军持,周边陈设的器物从早到晚有新石器代的玉璧、商代的青铜觚、王莽的嘉量、宣德时期的青花梵文“大德吉祥场”出戟盖罐、受西洋家具影响的圆桌,等等。喝一杯茶,用宋明时代的名瓷可以理解,但其陈设全用历代礼祭器、佛教法物和从西洋来的文化内容,极有可能是要表现乾隆皇帝代表的清朝对中华文化的法统性继承、典守,代表清代中央对佛教的支持,对西洋文化的吸收与了解。如果我们再把乾隆编纂《四库全书》、西清诸鉴和收集典藏历代文物的文化活动统一思考,就会发现这是清代康雍乾三帝百年文化、政治建树的内容,是作为满族的乾隆皇帝实现了由满洲的汗到大清——中华皇帝转变的政治、文化追求和表现。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展览现场至于茶事,则是通过各种形而下的内容表现。考古最新发现战国时期邾国墓地出土原始青瓷碗和茶叶,因为有原形的茶叶团在碗内,让我们知道战国时期饮茶可能是通过煮或泡来实现。至于这碗茶是药用还是食用?现在一概不知。但是可以确定喝茶的这个原始青瓷碗,是“天下第一茶盏”,最早的饮茶器。同时,在该单元重点推出的还有唐代的《托盏侍女图》,是新疆出土的,保存了1000多年了。这个画上有一个关于茶盏和盏托组合的细节——用托端着盏喝茶。为什么用盏托?因为盏太热,烫手。文献记载茶盏托是唐朝崔宁的闺女发明的。可是考古发现茶盏在南北朝时期都已经流行了,这个线条也就通了:战国时期就拿一个碗喝茶,没有托,不晚于南北朝有了茶盏、盏托的组合,到唐朝茶盏和盏托的组合已见于文献和图像,新疆出土这幅画说明当时在大唐疆域内茶文化的普及程度。


原始青瓷碗战国邾国墓地出土



唐《托盏侍女图》阿斯塔纳墓地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张然思:展览第一板块和第二板块的文物各成线条,而展品的时代则有穿插或交错,比如先展示明清再展示宋,请问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王光尧:这都是根据展场空间和展示内容设计,有时候是要选一个或几个点,让展览叙事有起伏感。像“茶道尚和”板块,从早期喝茶的方法,如战国时期怎么喝茶,汉代至六朝开始有记载,战国时期没记载,仅靠考古发现。到唐朝煎茶、宋代点茶,时代特点很明显,但是煎茶也往后传很远,点茶在前面也有,往后也传很远。现在日本人喝抹茶,也是传承了。至于元代喝茶,有煎有煮、有抹茶,还有一般泡茶法,很乱也很随意。随意与协调本身也是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故宫院内办展览既受古建筑场地的制约,也受故宫建筑群大美的降维式压制。所以我们在思考时既要考虑到展览本身的内容,又要与故宫建筑和环境的协调,展览的实际需要因展场的条件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小的变化。这一次的我们设计的展线,进了第一展室看到茶、生产茶和喝茶,在第二单元讲2000多年间喝茶方法的时代性,以及对茶文化的发展,从中的感悟,和人们喝茶时的心灵追求,以及心灵追求在茶器、茶场景上的体现,喝茶之中传达的中华文明的内涵,等等。但这个时代性是没办法按时间线分期的,它是有交叉的。

张然思:所以说您想要展示的是某类茶饮(点茶或煮茶)的流动,比如说从宋朝传至明清,一直有一部分在保存和传承,您想以一个线条为主来展现一个完整的时期,然后再考虑整体的大时期,是这样的吗?

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展览里面有两个线条:一个线条是历史逻辑;另一个线条是以备茶方法为根据——煎茶的时代、点茶的时代、煮茶的时代和泡茶的时代。再接着下面是因为喝茶带来了哪些不同。人们在早期喝茶时可能对意境没那么多追求,宋人开始把茶上升到生活美学层面;明代开始,人们一定要讲茶的空间,要么是融于自然,在山间林下,要么是在自己家里营造专门的饮茶空间。实现陆象山所说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所以展览设计中前面讲备茶方法,后面通过场景讲茶的意趣,讲喝茶时的心性,相对来说是讲人怎么融入茶,茶怎么引导人融入自然,茶怎么和不同群体的人共处在一个和谐的世界里。从中体悟茶道的精髓:和、统、同,思考从扫一屋直至扫天下、烹小鲜而悟治大国之道。在这方面茶与酒表现的“杯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又异曲同工。

张然思:在“茶道尚和”板块中,还呈现了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南宋《五百罗汉图》之《备茶图》《吃茶图》,在此我还想岔出去提个问题,展览中并没有提到饮茶与佛家的关系,请问您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或者有所研究吗?可否给我们深入讲讲饮茶与佛家的渊源?

王光尧:考虑肯定有。但我对佛教不仅说不上研究,而且是基本上一点也不了解。不过有一句话“茶禅一味”,以我的理解,没有佛教,也会有茶的发展。茶并没有因为佛教而决定它有无,反过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把茶事和参禅结合在一起,是佛教引入了中国的茶。佛教徒的修行与中国士人追求的茶境、意趣结合,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我们讲佛教华化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造像上从薄纱透体到褒衣博带的变化,更要看它的法器,看其经典的转变如何更加符合儒教和中国伦理,看它和我们生活习俗的结合。茶正是我们观察佛教中国化的切入点之一。当然,“天下名山僧占多”,茶大都产在南方山地,佛家弟子自然有得到茶的便利,传说最有名的大红袍茶和佛教徒有关。但我个人认为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佛家虽有贡献的,但并非居功至伟、不可替代。茶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优秀内容之一,把茶引入佛教只是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三)展示与互动

张然思:所以说您是想通过陈列形式将观众带入到与茶相关的文化中来?

王光尧:就是这样。博物馆的展览应该是以可能的最大量的文物,通过不同的线条让观众从中理解、获取自己想获取的内容;而不是把一个美术的线条放在这里,突出展示某一个东西的美与历程。不需要过度强调要关注哪些东西,反而应该让观者顺着线条自己去观察文物,自己去发现历史,在历史中获取自己要获取的内容。

张然思:在“点茶成画”这个板块,通过背板和器物的组合呈现了宋代点茶艺术。对于想要更具体了解点茶的观众来说,策展团队是否考虑使用视频、三维成像或是装置的方式,使观众在展览空间获得沉浸式体验呢?

王光尧:对,我们努力办成一个沉浸式的展览,有制茶、喝茶的一些场景出现。我们拍摄了很多种视频,企图通过各种现代的影视和三维效果,让观众看到更多情形。

张然思:也就是说,本次展览充分考虑到了与观众的互动,那展览设置与观众互动的点是随机性的还是刻意的?或者观众可以因为一个偶然的思考,进入一种交互体验?

王光尧:我们这里面展示说到茶,有哪些点,例如什么时候开始种茶?考古发现最早的茶是什么?有没有传世的老茶?古人怎么喝茶?喝茶时用什么样的器物,有没有改进?喝茶时是否追求一种由场景表现的意境?是否追求一种形而上的感受?历史上最有名的茶人是谁?判断茶人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但凡能发散想到的问题,我们尽可能通过实物和其他展览语言把它们拿来放在这。

张然思:就是说,您在替观众想到尽可能多的点去呈现,以展览语言或文物的呈现去为观众的思考,并且提前预想到观众可能会产生兴趣的点?


“点茶成画”板块说明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想法肯定不是说能够包罗所有观众的所有问题,但我们尽可能地用现有的文物来更多地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又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把文物展示出来,让观众在不同的线条中看到答案,从而有一种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伊人的喜悦!观众来参观时候,一般都会预设几个问题或多个问题,会在展览中找到答案,或尽可能多地得到解答,但我想肯定不会是全部,我们没有能力通过展览解答参观者的所有问题,但我们会争取去做好展览。张然思:那么作为一个博物馆人,您认为一个不能找到全部答案,或者说不能让观众知道预期的所有答案的展览,是成功的吗?

王光尧:任何一个展览都有它成功的地方和闪光的亮点,但是所有的展览都不能让所有观众满意、让所有观众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说一个展览只要能做到线条明确、主题思想突出、能把想说的问题说明白了,同时在学术层面,展览内容在办展览的历史时期内,能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都算是成功的展览。

张然思:我发现展厅的多个部分都设置了方便观众自行学习的“二维码扫描区域”,您认为针对不同知识层面的观众,这些链接能够达到您所期望的关于茶文化的教育或传播吗?

王光尧:办展览本身就是基于教育或传播知识的目的,这一点是通过欣赏完成。按展览的逻辑来说,展览的语言就三个要素:第一是文物,第二是主题说明(包括单元说明和文物说明),第三则是辅助性的说明即展览中所用的背板。现在的辅助性说明,借助二维码可以在背板文字外多层次地实现,这些是过去技术手段所不能完成的。至于说能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观众来看了,评价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实现传播了。观众关注到这个展览,来或者不来,或者从网上查到这个展览,从中找自己关注的某一个点,也是达到传播的目的了。但不同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关注的程度也不一样。

张然思:就是说策展人在设置这些二维码的时候,是尽可能多地把相关知识提供给观众,或者像您说的,尽可能提前想到观众感兴趣的点?

王光尧:是这样,二维码的设置是刚才我说的展览辅助性内容。所谓展览的语言就是文物、主题说明和辅助性说明,三者间是一个组合性说明关系。例如,文物本身的标签,出土墓葬的说明,相关背景知识,这在过去传统的展览中就够了。因为现在有信息化的二维码扫描,可以辅助更多的知识,注入更多的展览以外的链接点,包括展品上游和下游的关联、存在的历史背景等。所以我们是在尽可能把相关的知识点连接起来。

张然思:除了影视频的这种形式,还有可以让观众亲手操作的这样的设计场合吗?

王光尧:在展室内、外的互动的空间里面都有。

张然思:那么您可以具体谈谈给观众的互动空间是怎样设计的吗?

王光尧:互动空间我们初步设计在午门东雁翅楼展厅最南端即展览的第四板块,以及北边的东北崇楼,既可以在里面看到不同的茶和茶具,也能体验到坐着喝茶的方法,还能通过展示了解不同茶、不同的饮茶方法。我们的初衷是定期地讲不同的茶,不同备茶方法,茶的理论和今人研究茶的成果,对茶的发展等等。大家既有知识上的交流,也有备茶、制茶方法的互动。故宫博物院相关单位还准备开辟几个可以体验的茶空间,欢迎大家参与其中。

张然思:就是说一边喝茶一边来学习和体验这样的互动形式?

王光尧:对。因为喝茶的方法有很多,一个地方是讲不清的,所以就希望通过更多场所让观众了解这个展览、了解茶文化。单独开辟茶文化的互动空间是故宫博物院这次“茶·世界”展览实现展场外溢的一个实践,也可以说是一个亮点。

(四)关于展览其他的思考

张然思:在展览最后一个板块“茶香绵长”中,您特别提到了我们今天茶叶的饮用和生产,那么,您希望通过展览带给观众对于当代茶文化怎样的新的理解呢?


“茶韵绵长”单元说明王光尧:千百年的发展使喝茶越来越便利了:从煎茶、点茶、煮茶到泡茶、袋茶,发展茶文化的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茶的种植面积更大,茶的品种更多。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很多地方种茶,南茶北移是科学技术支撑的结果,全世界种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希望科学技术的介入,让茶对人体的好处达到极致。通过世界范围内对茶的历史、茶的作用的研究,让茶更好地成为全世界广域文化的内容。我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茶会更多更好更便利于走进人们的生活,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张然思:我发现2023年与茶叶相关的展览比较多,前半年的就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饮食文化展”中将茶作为传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展出;还有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茶和天下典籍里的茶”,侧重于茶叶相关的著作。故宫博物院此次“茶·世界”展似乎是主题范围最大、囊括历史最长的一个展览,可以请您说说本次展览相较于上述展览不同的特点吗?

王光尧:茶,这么美好的东西,是大自然的赐与和中国古人智慧创造相结合的产物,可以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个代表,是世界的三大饮品之一。现在有一个契机,在2022年中国的制茶工艺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习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茶场考察时指出要从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个方面讲好茶。这给我们研究古代文化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指导:文化是讲传统,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讲好,用现代科学技术让茶更多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让茶的产业更大。更大才能更好,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所以,更多人来办茶展览,宣传茶文化是应该的。

我们想办这个展览,屈指算来也有快10年了!到现在才能办成。能办成“茶·世界”展览这不仅得益于故宫博物院领导的支持,也得益于故宫博物院珍藏了大量和茶相关的文物,除器物外,还有大量的书画类的文物、图书和老茶叶,甚至有清代宫廷的茶室建筑,这是故宫博物院办展览时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们通过展览关注了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明代也好,清代也好,甚至更早的唐宋时期,中国人喝茶,再把茶卖出去。中国以茶影响他国文化的同时,跟茶相关的外来文物也开始进入到中国宫廷,如明末清初来自琉球王国的茶器。到清代,乾隆宫廷里有来自英国的茶器,也有来自俄罗斯宫廷的茶炊等,还有来自琉球王国和日本王国的器物。这些东西都反映着当年茶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亮点。要把一个文物的展览办出很多线条,首先是要有文物支撑,如果没文物全写成文字,那就是一本书,那就不是展览了。展览还是要有物的,和写书不同,让人能看到东西,可以更直观地来解读这些内容。


明唐寅《事茗图》卷展览现场



铜雕花卉纹茶和咖啡用器俄罗斯19世纪中期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张然思:茶与世界的关系的确是近年博物馆比较偏好的主题。比如2021年茶叶博物馆的《绿色黄金——17-19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海上茶叶贸易》展览,注重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交流;再早如20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院的“芳名远播:亚洲茶文化”常设展,侧重的是亚洲范围的茶文化。这些展览都关注到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那么“茶·世界”展览对于展现茶叶在中西方交流与贸易上有什么特别之处?王光尧:这次展览第三单元就叫“茶路万里”,讲茶怎么让外国人喜欢上,讲历史上有哪些贸易路线输出茶叶,不同地区“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反过来说就是,历史上其他国家地区与中国的互动是什么?“丝绸之路”上的商品流动并不是谁家施舍给另外一家,文明互鉴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共同交流的结果,试图以自己有的东西去易换别人有的东西,以物易物获取能更加美化自己生活的内容,这是人与人交流的本质和原始目的。所以通过“丝绸之路”也好,“茶马古道”也好,不管你讲茶、讲茶马、讲丝绸,都是拿自己优秀于别人的东西出去换钱换物。像茶叶是天生具有这种特性的东西,所以别人就买,中国也不停地在买别人的东西,就是在以物易物的过程中让所有人的生活都更加美好。毫无疑问,茶和丝绸、瓷器一样,代表着当年中国人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辛劳把这种美推向世界,也有可能是我们主推,也有可能是别人来了买走的,这个无关紧要。美美与共,实现了以茶为美好的世界大同。


“茶路万里”单元说明



“茶路万里”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好像您的意思是说茶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共赢的效果?王光尧:是这样的,所以说美美与共。我们在“茶路万里”里面既讲从原产地从内地往边陲地区走,就是水乳/茶乳交融。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奶茶、酥油茶等,就是茶与乳交融。茶从中国走出去,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到欧洲、美洲甚至非洲,他们怎么看待茶和我们怎么理解茶,是不一样的,但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Tea,来自中国方言的闽南话,另一种是茶、chaaya,来自我们中国官话,都源自中国的茶。所以说历史上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别人也接受了,就是因为茶对人的身体好。我们输出茶叶,然后买回别人家的玻璃器等商品,双方都是在得到美化我们自己生活的物品。

张然思:那么您在展览中是如何体现站在他国角度看待中国茶呢?

王光尧:在展览的“茶路万里”板块,关于俄罗斯人怎么喝茶,英国人怎么喝茶,并没有强调是我们怎么传给别人,而是把他们喝茶的风格放在这里。我们还在同一单元列出“宫廷洋茶风”展出了清朝皇帝使用的来自俄罗斯的器物、来自英国、来自日本、来自琉球等不同国家的茶器,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展现的文化互动。


黑漆描金山水图海棠式盘日本故宫博物院藏



蓝釉描金寿字纹茶具法国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所以说它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和交流互惠,而不是一者强加给另一者,是一种茶传播史的客观呈现。张然思:茶的问题已经问了很多,那么策划定义如此广泛、规模如此宏大的展览,而且在我国最重要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展出,是出于怎样的特殊考虑呢?

王光尧: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展览呢?这也是我做展览多年慢慢思考、发展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们办一些小的瓷器展,后来因为在景德镇搞考古,发现景德镇御窑场出土的瓷器和故宫传世的瓷器有完全一样的,也有故宫有收藏而景德镇没发现的,还有故宫的藏品中没有而景德镇烧造却没烧好的实验性的产品??我想做一个对比展才好,于是在2002年就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江建新先生一起,策划了一个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明代御窑瓷器和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御窑瓷器的对比展。最初还想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拿来,并与南京功臣墓的东西放在一起,实现在明代语境中产、用和赏的多维合一,但有一些难度,最后只能做到把故宫和景德镇的东西放在一起对比了。有一个跳出物的思考,不满足于只展一个小点。同时,因为我们参加了“指南针”课题“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影响”,要把课题成果转化成以龙泉窑青瓷为观察点筹办了“天下龙泉”展。为什么叫“天下龙泉”呢?以龙泉青瓷和全球化为关注点,不仅龙泉青瓷走出去了,而且以13到15世纪为观察点,还可以看到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影响的深度和远度。海外的消费者虽然买了龙泉瓷器,但他们对龙泉青瓷的认识和中国人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同时别人也在仿龙泉窑瓷器,不会烧瓷器的人用其他材质仿。而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我们的瓷器学习了别人的器物造型,也为了当地人的生活方便烧造了当地人专用的一些器物。像越南、泰国等国的窑工不仅仿烧了龙泉青瓷还把产品投向世界市场,这种交流是深远的,不仅仅是卖几个产品,而是包含了广泛的文化互通互鉴,龙泉瓷器只是透视“天下”一个观察点。

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是“天下龙泉”展的观察还是聚焦在瓷器本身。然而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这个时候我就想找一个生活必不可少的点来观察,以它的流变作为主线,纵向观察其几千年的变化,和对生活美学的引领,横切面观察同一个时代世界人民的生活与我们的聚焦点表现出的不同。也就是观察一个点,看看历史上几千年的变化,同一个断面上不同区域有哪些差别,怎么去互相影响,怎么传播,怎么共同发展?最后就发现“茶”太切合这个点,能不能办一个茶的展览呢?茶又是我们常说的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世界性的饮料,现在世界上三大健康饮料之一。茶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人民最好的内容之一,所以我们能不能把有关茶的物放在一起办这个展览,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关注的点。

作生活的必需品,不仅汉族饮茶,其他民族生活也离不开茶,要不是怎么会有“茶马贸易”和中央王朝的以茶治边呢。不光中国人喝茶,外国人也喝茶,人们太关注茶了,都需要茶,于是就想以茶为关注点,看至少6000年之内其在中国的一个变化情况:喝茶引起的哪些变化?影响了国家军事政治哪些内容?人民的生活和审美习俗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在世界传播的一个情况,不同时期的传播的情况,对于世界产生了哪些深入的影响?现在能不能抛弃茶?以后又会如何发展?所以就想抓住“茶”。

张然思:不能抛弃茶,就是说茶很符合您刚才说的想要的一个点——一个日常生活的点,切入整个纵向的世界史,并产生一个丰满的横切面这样的条件?

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

张然思:那么进入到本次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按理是属于第二部分的,但我还是想把它留在最后,请问本次展线设计的亮点是什么呢?

王光尧:展览团队在形式设计上尽了最大努力。如果我们在展室里面不能体现美的茶饮空间,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个一个小的茶饮空间,也是我们的失败,等于我们开了一大堆小茶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通过形式设计,通过空间的分割,通过文物的摆放,让观众既能看到每一个空间的美,又能看到一个历史的贯穿和美的演变,一个美的、协和的、茶文化发展、传播历程。以茶为代表的,在展示空间突出美的发展与转变,这就是本次展线设计的一大亮点。

此外,我们希望通过展览,既让观众看到茶的历史,看到茶的形,也能闻到茶的味,甚至你可以去摸一摸茶叶,闻一闻它的香。具有真实性和体验感。文物展览向来都给人以冷冰冰的面孔,隔着玻璃,而我们这一次看文物,你去观察文物美的同时,还有现代茶叶让你去闻,感受不同茶叶的不同香味,你甚至可以在展室里面捏一点、嗅一下,没问题。在展室之外的互致动空间,还可以喝到茶,体验历史上不同的备茶方法,通过视频了解制茶的过程。

我们展览结语的最后三个字是“喫茶去”,是闽南方言,意思就是“吃茶去”!这一方面是想突出闽南方言的人群在茶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想带动观者一起去喝茶、去亲自体验。扫一下这三个字旁边二维码,既可以到故宫博物院为配合这次展览开创的多个茶空间去互动,又可以真正地品味不同的茶,参与到体验茶文化和发展茶文化的行列之中。

最后,谢谢你的采访。

(本文作者单位:张然思,英国约克大学文学硕士;王光尧,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图片摄影:王琎;原标题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文化——“茶·世界”展览策展访谈》,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

来源:澎湃新w,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 滕军

正文共: 15589 字 12 图

预计阅读时间: 45 分钟 

第一节:南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

 

北宋的亡国皇帝宋徽宗(1100-1126在位)曾多次主动与日本官方联系,催促建立国交。但均由于日本政府的不称臣政策而被搁置。致使北宋期间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终未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北宋末期,日本政府对中国商船采取限额政策,致使许多中国商船避开官营港口,直接驶入由私家庄园管制的港口,直接与庄园领主进行私贸易。所以111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商船在日本史料上几乎绝迹。而南宋初期,中国朝野不安,中国方面也没能继续进行与日本的外交活动。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南宋才与金达成和议,双方休战,南宋政权始得稍安。其后,南宋渐次展开与周围各国的交往。

其间,日本新兴的武士势力--平氏集团崛起于政坛。而平氏集团的起家与成功与日宋贸易有密切的关联。其代表人物平清盛(1118-1181)的父亲平忠盛(1069-1153)曾任现佐贺、冈山、兵库地区的知事,1129年和1135年又两次担任濑户及四国地区海域的清剿海盗的总指挥。所谓海盗是指有水军活动能力的沿海豪族。他们首先要劫持的就是从中国来的商船或唐物。身为清剿海盗总指明挥的平忠盛终于没能抵挡住唐物的诱惑,于1133年在他担任肥前国神崎庄园的总代管时染指了私贸易。肥前国即现在的佐贺县,神崎庄园位于临海,面对着宋船出没的对马海峡,是鸟羽上皇(1103-1156)的私有庄园。平忠盛与皇族关系甚密才获此要职。据记载,1133年平忠盛假传圣旨,将南宋商船的唐物攫为己有。平忠盛的儿子平清盛继承了父亲在西日本的种种要职,曾担任现熊本、广岛、兵库地区的知事,并在1156年的保元之战和1159年的平治之战中大胜源氏,赢得了皇族的信赖。1160年被破格提升为宰相助理,1167年又被任命为宰相,统揽了国政大权。

平氏一族早就尝到了进行日宋贸易的甜头,平清盛上任后便迫不急待地把私贸易变成了公贸易。在平清盛上任宰相的三年前,即1164年,恰巧南宋一方也与金议和,政局转入安稳期,正谋求与周边国的交往。于是一拍即和,一场规模浩大,以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侣大量来华为主要方式的中日交流高潮便拉开了序幕。

平清盛为了使宋商船停泊在离京都最近的海域,以减少唐物运输中的损耗,特地修建了大轮田泊港(即现在的神户港的前身)。为了疏通宋商船通过的濑户海道,平清盛还特别开凿整治了音户水道。平清盛在神户港附近修建了福原离宫,专门用于监理日宋贸易。1170年,在平清盛的安排下,后白河法皇(1127-1192)亲临福原离宫接见了南宋商人。平清盛以此大造舆论,扩大对宋贸易交往之声势。

1172年,南宋明州(现宁波)地方政府派人给日本政府送去牒状和礼品,牒文中有“赐日本国王” 提法。对此,日本朝野多有议论。有人提出应立即返却牒状,辞退礼品。而平清盛却出于扩大日宋贸易,以此来支撑虚空的国库的考虑。于1173年3月毅然给中方发了复牒,并以后白河法皇(注1)和他本人的名义分别还礼。其礼品有:砂金、剑、泥金工艺盒等。《宋史·日本传》中记载道:“乾道九年(1173)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平清盛以屈尊的代价换取了日宋贸易的莫大利润。平清盛的嗣子平重盛(1138-1179)曾任四国地区的伊予国(现爱媛县)的知事及清剿海贼的军事指挥。子继父业,平重盛也是一位热衷于日宋贸易的武将。1177-1179年间,平重盛派部下妙典7次入宋进行贸易。所获利润不可计数。

就这样,新兴的武士集团--平氏通过日宋贸易稳定了国库的支出,攫取了积山的财富。《平家物语》在描写平氏家族的财产情况时说:“日本全土共有66国,而平氏一族就占了30多个,其外另有无数的田庄。他家里绮罗充室、花锦酒堂、轩骑群集,门前若市。家中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有缺漏。”其中所云扬州、荆州、吴郡、蜀江等地名无疑都指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其金、珠、绫、锦等宝物也无疑是来自中国的物产。

平清盛不仅自己热衷于日宋贸易,还废除了二百年来的国人不许私自下海的政令,引得豪族、平民、僧侣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南宋。一时间,入宋的日本船只“轴舻相衔”。这从南宋期间120人的来华日僧及南宋15人的东渡僧均是利用来往商船这一史实中可得知其频度。但其中有不少设备不佳的商船遇难海原,漂泊至中国东南沿海。《宋史·日本传》中就记载:“(淳熙)三年(1176),风泊日本船至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据《宋史》载,1183年、1193年、1200年、1202年均有类似事件发生。至1254年,日本政府畏惧西日本地方豪族的经济实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强,便下令其后每年驶宋日船限为五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宋末期日船来华的频度。

1271年元朝建都北京,版图空前。忽必烈在六次遣使通谕日本臣服而遭拒绝的情况之下,于1273年、1281年两次征伐日本。但由于蒙古族军人不习水战,雇佣来的南宋降兵和高丽降兵无心作战,及日本全国上下的奋起抵抗等原因,两次征伐均遭惨败。由此,整个元代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间没有正式来往。但民间商船的往来却频繁异常。据统计: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中有42队日本商船入元进行贸易,元朝商船也有一队到达日本。几乎两年便有一队商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其中1279年入元的四艘日本商船上竟载有2000余日本人。来往的僧侣的人数也创下了中日交流史上最高记录,自1296年至1368年这70余年中,名留史册的入元僧就达220人,另有13位东渡的中国僧人在录。

虽说日本与元朝没能建立官方关系,但日本政府却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日元贸易。除了借嫡系商人之名参与民间贸易之外,还设立了一种以筹集某项政府工程资金为名而派送的半官方性质的商贸船。1325年,日本政府为筹建整修建长寺的费用而派出了“建长寺船”、1332年以同样的名义派出了“住吉神社船”、1341年又派出出“天龙寺船”。自天龙寺船以后,这种半官方性质的贸易船被统称为天龙寺船而每年来往于中日之间,成为了日本国家财政的补充渠道。这种船出海时有禁卫军护航,装载优质的金砂、泥金漆器、刀剑等日本高档商品。自然,换回的唐物也是最上等的,可卖出高价的。这些贸易船名义上属于民间商人,回来后必须向日本政府缴纳3000-5000贯的铜钱及一定的财物。勿庸说,利润是极其丰厚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南宋至元末的这一段时期里会形成如上所述的大量的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国的历史现象呢?笔者认为:

其一,由于平清盛解除了海禁。在此之前,日本人前往中国之事全由日本政府包办,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文物的热望只能从某些人咀嚼过的东西中得到一点慰籍。这种望梅止渴的煎熬早以难以忍受。所以当平清盛允许私人渡海以后,大批日商、日僧便争先恐后地登陆中国。并且经一些亲眼领略过大陆风情的人的宣传,来华的日本人就更多了。这是元时期的平均年来华日本人的数量几乎是南宋时期的四倍的主要原因。

其二,由于中国禅学进入烂熟昌盛时期。禅学主张“不立文字、立即成佛”,重视坐禅、作务等实践性的修行,这对于有汉学障碍的日本人来说较易接受。又加之,这一时期包括了由新兴武士阶层--源氏家族掌权的镰仓时代(1185-1333)的整个时期。源氏政权为在文化上独树一帜,积极地引进中国禅学,其实力派首领北条时赖(1227-1263)、北条时宗(1251、1284)等都归依禅门,并把禅学做为武士阶层的思想支柱和必修课。这就引得日本各地禅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僧人们纷纷涌进中国禅寺。为求得中国制造的禅院用品(经书、香炉、木鱼、文房四宝等等)各路商船指向中国。

其三,由于武士阶层的兴起扩大了唐物的需求。在这个时期以前,日本的高层次文化只集中在皇宫及皇宫所在的京都,唐物的追慕及享用者是有限的。而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政中心在镰仓,许多没落贵族也从京都逃离,散在地方,又加之出身于农民的武士们的身份的提高,高层次文化的享用人群成倍增长,这就使中国的文化用品在日本一路畅销。一些日本人通过唐物认识了中国,又通过亲自去中国而更加喜爱唐物,就这样,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续了200多年的中国热,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唐物市场。而中国的商人们坐在家里便可行商,不必漂洋过海,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中方的商船几乎没有东渡的史实。

由于大量的日本人能亲自来华,日常性、实践性极强的中国饮茶文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较深入的理解。许多来华日商、日僧从中国带回了茶具、茶、茶书,并积极传播饮茶方法和饮茶情趣,由此,这一时期,饮茶在日本获得了大范围的普及。

 

第二节:南宋·元时期的中国制茶及饮茶法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接触到的是怎样一些茶?怎样一些饮茶法呢?为叙述方便,笔者必须再解释一下上一章已涉及到的北宋时期的两种固形茶:

(1)北宋时期的宫廷用精制龙凤团茶。它在制茶技术上虽处于尖端地位,但产量是极少的,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粉、将少量茶粉放入茶碗、点入少量热水、用茶筅(竹制茶刷)搅拌出沫后品饮。

(2)北宋时期的民用粗制饼茶。它在制作技术上承袭唐代的做法,是主流产品。这类茶易于运输、保管,适于大众饮用。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细颗粒状、投入煮沸的茶釜、煎煮出茶花后饮用。

把茶的鲜叶捣碎做成固体形状,本是因为茶最初被起用于药,并列入各类药饼所致。后又因运输(特别是由产茶的江南运至西藏、塞外)、保管之便,一直有固形茶的存在。但在茶的主要作用转向饮用并被大量栽培以后,特别是在自产自销的茶产地,固形茶的延续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进入南宋以后,散茶的生产日渐繁盛,且极品叠出。其极品散茶的采摘、制造、收藏的方法是这样的:

(1)采来嫩叶。叶梦得《避暑录话》(1135)中谈到:“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难得也。”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中亦强调:“茶至于一寸长,则其芽蘖大矣,非佳品也。”

(2)蒸熟焙干。朱翌《猗觉寮杂记》(12世纪中期)中说:“得芽即蒸熟焙干。”即茶摘来之后,马上就上锅用热气杀死活性酵素,尔后焙干。

(3)装坛封藏。装茶时,先将一般茶叶装至坛的七、八分,然后将盛有极品茶叶的4个小袋子插到坛中,再用一般茶叶将坛填满,最后,用木盖塞紧,周口边贴上三层纸以防暑湿之气。陈鹄《耆旧续闻》(13世纪初)中说:“自景佑(1034--)以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中所言“囊红纱”的做法在日本茶道里尤存。)(图1、2)

      

     图1 日本现今用茶坛                     

 图2  茶坛中的特级茶

关于用红纱囊裹茶陆游也曾屡次提到。如在他的〈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二首〉中有:‘雪芽近于峨嵋得,不减红囊顾渚春’之句。意思是说,峨嵋雪芽茶非常好喝,比得上用红囊包装的顾渚春茶。

 

看来,只供民间饮用的散茶经过唐、北宋、南宋的提炼,质量提高了,档次也拉开了。那么,这种蒸青散茶的饮用法又是如何呢?概括起来为三种方法:

(1)点饮法。(用极品散茶)

(2)煎饮法。(用一般散茶)

(3)泡饮法。(用上等散茶)

关于‘点饮法’,即将极品散茶磨成茶粉,放入碗中,点入热水,用茶筅搅拌出沫,趁热饮之。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卷八《茶诗》中说:“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茶之极品,其色白。……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可多得,……茶之佳品,皆点啜之。”这里清楚地叙述了南宋初年的极品散茶的利用情况。陆游(1125-1210)〈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中也有“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硙破旗枪”之句。其中的“小硙”指小石磨,“旗枪”便指茶芽。毫无疑问,陆游是在把茶芽直接磨成茶粉,以备点啜。

关于‘煎饮法’,即将一般级别的散茶直接放进开水里煎煮,趁热饮之。杨万里(1127-1206)是与陆游同时代的人。他在〈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一诗中就记述了煎饮散茶的情景。其中写到:“鹰爪新芽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即:嫩细的茶芽在茶釜中翻滚,茶釜发出松风般的鸣声,茶汤面上呈现雪一样的饽沫。在当时,人们根据茶的粗细程度,时而点、时而煎,有时还二者同时进行。(注2)但点茶的情况要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点茶比煎茶方便。《山家清供》(13世纪)就提出,“以汤点之损脾胃,煎服则去滞化食,有利健康。”的观点,但人们“多怠于煎服。”作者林洪只得叹息:“有害也。”(注3)但其实,无论是点饮还是煎饮,都是受到了传统饮茶法的束缚。在茶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饮茶日常化的进程中,人们必然去寻找更简便的饮茶方法,于是,泡茶法就普及开了。

关于‘泡茶法’,即将上等的好茶放进茶瓯里,冲入热水,趁热饮之。罗大经《鹤林玉露》(13世纪)中写到:“然近世瀹茶(泡茶),鲜以鼎镬(锅釜),用瓶煮水。……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今汤就茶瓯瀹之。……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瓶去火,稍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这里明确指出了陆羽古法煎茶是将茶末投入茶釜的沸水中,而罗大经所生活的13世纪的新法泡茶是将热水直接冲入装有散茶的茶瓯中。

 

以上,叙述了南宋,元时期散茶的生产及利用获得大大发展的情况。但是,由北宋延续下来的龙风团茶的生产也并没有停止。直至元末,龙风团茶一直在小规模地生产并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人们每得龙团必赋诗称颂,因此,有关诗篇亦随手可拾。陆游有〈喜得建茶〉一诗,诗中曰:“玉食何由到草来,重奁初喜坼封开。”陆游又有〈饭罢碾茶戏书〉一诗,诗中曰:“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分别写出了他偶获龙团的喜悦。但从整体的情况来看,龙团已不象北宋时期那样受到人们的醉心的青睐,人们开始认识到散茶不仅节省人力,而且味道清香纯正。

南宋、元时期是中国茶生产的转折期。各种茶的产品形式都有表现,茶产品的多样化带来了饮茶法的多样化。元末的王祯在《农书》(1313年)〈茶〉中对其做了总结。其中曰:

 

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

凡茗,煎者择嫩芽,洗以汤泡,去薰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比。

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者甚少。

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箩,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和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翼,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

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

 

王祯的这一段记述可归纳为:

(1)散茶:泡饮,煎饮,流行于南方。

(2)散茶:磨成粉,点饮,流传于北方。

(3)龙风团茶:磨成粉,点饮,惟充贡。

 王祯告诉我们:茶叶的盛产地--两浙地区帅先放弃了复杂的点茶法,而采用了散茶的直接泡饮法、煎饮法。这需要有大量新鲜的散茶供给,以致使饮茶者不用为丢掉大量的茶渣而感到可惜。相反,处于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因龙风团茶的保证供给和由远离产地所造成的昂贵的茶价,仍励行着末茶点饮法。,这从宣化元墓及赤峰元墓壁画中的点茶场景中可见史迹,(图4-3)而在元末时期的南方,已找不到点饮的史料。

 

第三节:荣西的《吃茶养生法》及对南宋新茶法的传播


在众多的南宋、元时期的日本来华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便是荣西。他将南宋的禅和南宋的茶传至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荣西生于1141年。他11岁出家,14岁到京都的比睿山登坛受戒、修持密教,后又到大山寺学习天台宗。1168年4月,荣西第一次来华,参拜了天台山和阿育王山,并在此地区活动了5个月之后,携带天台宗新章疏30部60多卷回国。本为求天台宗教义而来华的荣西,在逗留中国期间又接触到了南宋时期蓬勃兴盛的南禅宗。回日本后他仍潜心钻研禅宗的奥秘。为明察禅理,追本溯源,他决心第二次来华学习。1187年,46岁的荣西再次来到天台山,从师天台山万年寺临济宗黄龙派八世法孙虚庵怀敞,在万年寺修禅两年五个月。后又随虚庵怀敞到宁波天童寺服侍老师两年多,于1191年7月回国。

回国后的荣西成为了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日本的茶祖。

他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他曾被宋孝宗封为“千光法师”,从黄龙慧南八世孙--虚庵怀敞处获得印可及法系嗣承权,被后鸟羽天皇赐与“叶上大师”号。他曾接受了源赖朝将军(1147-1149)的妻子--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其施与,在幕府所在地—镰仓、朝廷所在地京都各获一地,修建了寿福寺和建仁寺。他于1241年最终定稿著述《吃茶养生记》,成为了日本的茶祖。其《吃茶养生记》亦被称作“日本的《茶经》”。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对茶的功效、南宋制茶法、饮茶法做了较详细的叙述。

《吃茶养生记》从五味养五脏,苦味养心脏的观点出发,导论出日本人‘恒生病、皮肉色恶’的原因是不喝茶的缘。,文中道:“但大国独吃茶,故心脏无病亦长命也,我国多有疲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文中还写到南宋人十分珍重茶:“贵重于茶如眼,(用于)赐忠臣,施高僧”。荣西还在文中批驳了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对茶的认识不足,道:“抑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是则不知茶德之所致也。”文中除了以上荣西阐明自己的观点的部分之外,荣西还从《太平御览》第867卷〈茗〉一项中援引了26条中国茶史资料,解释了茶的名称、外形、功效、采摘、制作。(注4)

《吃茶养生记》中有两处记述了南宋的制茶工序。一处是有关腊面茶的制法,其文如下:

 

天子上苑中有茶园,元三之间多集下人令入其中,言语高声徘徊往来,则次日茶芽萌一分二分,乃以银镊子采之,而后做蜡茶,一匙之值至千贯矣。

 

荣西所记述的是武夷山御茶园在每年惊蛰后一两日进山采茶时的一个仪典活动。这在南宋胡仔编纂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多有记载。为让茶芽早发,以便早制茶、早献天子,当地茶农往往在惊蛰时节的夜里举火把上茶山,口喊 :“早发茶、茶早发!”之类的口号,一边喊还一边击鼓。从目前的科学视角来看,这样做恐怕有利于新发的茶芽免遭冷冻的危害。但在宋代,难以涉足武夷的两浙文人把这个茶俗当做奇闻传播,并赋予了诗的色彩。欧阳修(1007-1072)在〈尝茶诗〉中就诵道:“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晗呀,万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如此采摘制做出来的茶价格昂贵(注5),荣西称“一匙之值至千贯”。但“千贯”之说只是一个概数,荣西并没有亲自到过武夷山的御茶园,(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腊面茶,所以,荣西对腊面茶的记述只不过是对道听途说的整理。然而,荣西对蒸青散茶的记述就不同了。其有关原文如下:

 

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从上文的“见”字中,可知是荣西在南宋亲眼所见之记述。其对制茶过程叙述详细的程度也非前者所能比拟的。其记录也佐证了我国南宋时期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蒸青散的制做过程。其后,经荣西鼓吹而重兴的日本制茶业,也均采用后者的方法。

《吃茶养生记》还介绍了南宋的吃茶法。文中曰:

 

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用极热汤服之,但汤少为好,其亦随意,殊以浓为美。

 

荣西所描述的吃茶法与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些茶史资料上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是当时最时尚的饮茶法。总之,荣西通过《吃茶养生记》把南宋的最新制茶法和饮茶法传达给了日本人。

在荣西传播南宋新茶法以前,(从遣留下来的饮茶记录推测)日本的制茶法与饮茶法和唐陆羽时代的情况大体相同。即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焙干收藏、费时费工。饮用时再烤软、碾碎、煎煮,味道苦涩。又加之茶树品种的老化和制做工艺的简陋,致使其饮茶活动难以普及。而荣西所传播的南宋新茶法讲究旋摘旋制、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简便省时,相对保持了茶的鲜度,迎合了日本人偏爱生鲜食品的嗜好,又加之末茶点服,不留茶滓,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茶青等,致使南宋新茶法一经荣西传播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

荣西作为一代宗教界领袖,在写下了不少禅释理论著作之余还能撰写出《吃茶养生记》一文是与他的恢宏睿智分不开的,但更得力于他在天台山万年寺所获得的宝贵的制茶、饮茶体验。虽然难免有冗长之嫌,但笔者还是想叙述一下哺育了《吃茶养生记》的天台山茶史并描述一下荣西在万年寺的生活景象。

天台山植茶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葛玄(164-244)入天台山修炼时,便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开辟了“葛仙茶圃”,后又有智者佛师(538-597)在天台山创天台宗时,积极植茶,使得天台山茶园遍布四周,形成了华顶、万年、石梁三大产茶区。而荣西驻锡过的万年寺,就在万年茶区。

万年山离天台县25公里,由明月、婆罗、香炉、大舍、铜鱼、藏象、烟霞、应泽八峰组成。万年寺的地理位置为八峰回抱,双涧合流,寺前有一宽阔平坦之坪,称之平田,因而万年寺也称平田寺。寺的周围有小鳌坑、天灯盏、高墙头、大竹湖等历史名茶产地。南宋时期的万年茶区以开始生产蒸青散茶。茶的品质细腻,嫩绿清纯。有的被制成圆,称‘麦颗’,有的被制成细条型,称‘紧手’。荣西两次来华均挂锡在万年寺,他就是寓居在这样一个为绿色茶园环抱的山坪之中的。荣西在万年寺一边随虚庵怀敞禅师参禅习佛,一边在此处考察植茶,制茶技术,为撰写《吃茶养生记》奠定了基础。《吃茶养生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荣西从佛典和《太平御览》上抄录整理而成的,而唯独在谈到制茶法和饮茶法时露出了生动的笔致。《吃茶养生记》是荣西回国20年之后,也是在他临终前74岁那一年写成的。年越古稀的荣西仍可清晰地回忆起他在万年寺时参与采茶、制茶、饮茶的情景,这恐怕是由于万年寺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寓居万年寺时期的荣西已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来华僧。尤其是他47岁再次来华时,他已写下了《出家大纲》等多部著作,到日本各地讲经,并创建了清和寺、誓愿寺,还受到后鸟羽天皇的重托,在神泉苑祈雨成功而获‘叶上大师’号,甚至得到了平清盛的异母弟平赖盛所赐的紫衣。对于这样一位资深的日本来华僧,南宋朝廷给与了特别的关照。

荣西所寓居的天台年万年寺兴于东晋,建于中唐,南宋时极盛。曾一度被列入五山十刹,成为饮誉海内外的禅宗道场。荣西挂锡万年寺时,正值万年寺的最盛期。其伽蓝规模宏伟、殿宇宏敞。寺院建筑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房舍数千间,其规模列天台山各大寺院之首。尤其是大雄宝殿内巨柱林立,需二人合抱。古人将‘万年柱’与‘国清松’、‘塔头风’、‘华顶雾’、‘高明钟’并列称之为天台五绝。

万年寺曾得到历代皇帝的丰厚赏赐,宋仁宗、宋真宗多次赏赐朱衣、宝盖、御袍以及各种珍玩。宋仁宗赐衣予寺僧时,上制有“如朕亲到”之语,寺内特建有“亲到堂”来供奉。据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宋孝宗(1162-1189在位)曾问学士宋子瑞:“天下名刹何处最佳?宋子瑞答曰:“以万年国清”(即万年寺、国清寺为最)。晚于荣西72年来华的日僧彻通义介于1259年绘下了《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图3)》佐证了万年寺在南宋时的盛况。

 

             图3 《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

荣西能在万年寺挂锡修禅,是南宋朝廷对这位资深日僧的特别安排。据载,当地政府还特地请他祈雨,成功之后报请宋孝宗特赐‘千光佛师’称号。荣西也没有辜负周围人的重望,他在万年寺期间,出资修建了放生池,人们称之为‘荣西莲池’。他还出资为万年寺修建了山门的两庑。当他随虚庵怀敞禅师挂锡宁波天童寺时,为重修千佛阁与老师约定回国后即送优质木材与天童寺,果然,在荣西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192年,荣西即将一批木材发运至宁波,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荣西因撰写《吃茶养生记》而被推崇为日本茶祖,《吃茶养生记》被公认为日本的第一部茶书。荣西之举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除以上所述理由之外,还因为《吃茶养生记》一诞生就受到了日本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注目。据《吾妻镜》记载:1214年2月4日,赖实朝将军因昨夜饮酒过量感到周身不适,众人奔走操劳但无济于事。这天,正值荣西和尚因做法事来到将军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从寿福寺取来茶,为将军点了一碗,将军服后感到酒意驱散、精神爽快。将军问荣西:此为何物,荣西便答曰:茶,还献上了刚定稿的《吃荣养生记》。就这样,经将军的推举,荣西在书中传播的南宋新茶法在日本迅速普及开来。

荣西不仅著有茶书,尽力传播南宋新茶法,而且还躬身实践,播种植茶。据记载:1911年,荣西乘船归抵日本九州西北部的平户港后,便将茶籽播种在了平户富春院(禅寺)的后山上,至今在那里仍留有一小块茶园,并立有写着〈荣西禅师遗迹之茶园〉的石碑。同年,荣西又在离平户不远的东背振山的灵仙寺播种植茶,至今在其废址旁仍留有茶园和写有〈日本最初之茶树栽培地〉的石碑(图4)。

 

图4荣西植茶遗迹

1195年,荣西在九州的博多(即现福冈)创建圣福寺并在寺院植茶,至今,寺内仍留有茶园。1199年荣西受镰仓幕府的邀请而转赴镰仓。在那里,荣西受到将军源赖家及其母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地在镰仓开创万寿禅寺。从此由荣西所承传的中国南禅宗成为新兴的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热源点。1204年,荣西被准在京都创立建仁寺,此后荣西便来往于镰仓与京都之间,其宗教活动受到了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的双重认可,并向将军荐茶。又据传:在1207年前后,荣西在京都邂逅名僧明惠上人(1173-1232)。两位高僧相见恨晚,阔谈宗义。其间荣西向明惠推荐茶饮,明惠欣然接受并在其主持的京都母尾山的高山寺开辟茶园。就此《母尾明惠上人传》中有一段记载:(译文)

 

荣西劝明惠饮茶,明惠就此请教医师,医师云:茶叶可遣困、消食、健心。当时茶在日本尚不普及,明惠再三奔走才找来两三株茶树植下。饮后果然有驱困之验,于是明惠令众僧服茶并大量植茶。或有人曰:荣西自南宋携回茶籽并赠送给明惠,由明惠植在母尾山中。

 

于今,在京都母尾山高山寺旁确有一片茶园,(图5)其高山寺内还珍藏有一个黑釉小陶罐,传说为荣西送与明惠之物,当时罐中有五粒荣西从天台山带回的茶籽。(图6)当然,关于播种天台山茶籽之事有明显的传说成分。因为此时的荣西已从南宋回国近20年,茶籽的发育能力是不可能如此持久的。但若假设其茶籽是从以天台山茶籽为母的茶树上采集而来还是有可能的。总之,荣西向明惠荐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明惠十分热衰于茶的推广并成为荣西之后的日本茶界的领导人。

图5日本‘本茶’产地母尾            

 图6装过天台山茶籽的黑釉小茶罐

母尾山上有一条植被茂密的山谷,山谷的底部流淌着涓涓山泉,山泉蒸腾而形成浓雾,滋养着山涧两侧的母尾茶园,形成了最合适优质茶生长的小气候。由此母尾山的茶很快就名扬天下,成为其后的日本斗茶活动中的‘本茶’,即标本茶,并被移植到日本的各地。1217年,明惠和尚就将母尾茶苗赠与位于京都东南部郊区的宇治地区的人们,使宇治成为茶的名产地。尔后,人们又从宇治索取茶苗而使茶在静冈等地急速地普及开来。

自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推广南宋新茶法,一度衰退了日本饮茶走上了复兴之路。

 

第四节: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及饮茶的普及

荣西之后,随着南宋新茶法在日本的上层社会中普及开来,日本茶叶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荣西之后日本所植茶树均为荣西从天台山所携回的茶籽繁衍而成。事实上,在荣西之前,日本已存在一定规模的茶叶种植,而荣西的功绩主要在于介绍推广了新的制茶法和新的饮茶法。当然,他从天台山携回的茶种很有可能是新的优良茶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很有必要综述一下荣西以前的日本植茶情况。

在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地区就存在有少量的茶叶种植。这可以从东大寺的造佛所、抄经司的日常费用支出记录上得到佐证。例如,抄经司曾于740年的8月11日购入七把‘荼’,支出五文钱,造佛所曾于734年购入3736束‘荼’,支出1贯1百12文钱,专门抄写《一切经》的抄经组也曾于771年的5月、9月、12月购入了‘荼’。虽然‘荼’字比‘茶’多一划,其量词又是‘束’、‘把’,但笔者赞同此处的‘荼’便是‘茶’的见解。因为日本茶均属人工栽培的小叶种,加之日本奈良地区雨量丰沛、阳光充足,茶芽生长快、茶枝较软。采茶时不须用指甲掐,而用镰刀割下20-50公分的茶枝一并加工便可。(这种制茶法在1844年大藏永常撰写的《广益国产考》中仍有记载(图7))。将茶用‘束’、‘把’来数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在当时的奈良地区已有了一定规模的茶园。

 

图7 日本制茶法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日本茶不是由中唐以后的谴唐僧空海、最澄携回茶籽所繁衍的吗?(如同本著第二章所述)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物种的传播需要许多的传播者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获得成功。在空海、最澄来华(804年)以前已有15批遣隋、遣唐使回到日本,加之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交流,可以说,在空海与最澄之前,中国茶在日本的登陆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在陆羽撰写《茶经》(780年)之后回国的空海和最澄对中国饮茶之文化做了鼓吹并留下了传播饮茶文化之足迹罢了。

至9世纪以后,日本关西一带便有了茶园。据《日本后记》记载:嵯峨天皇于815年4月出游至梵释寺,留学唐朝32年刚刚回国的永忠和尚为之煎茶,嵯峨天皇大为感动。也许是从永忠处得知大唐有贡茶之事,嵯峨天皇于当年的6月下令在现在的京都、大阪、滋贺、兵库等地植茶,每年上贡之。可惜日本的皇权不及中国的强大,其命令没有完全奏效。但在皇宫的东北角却一直存在有一块茶园。(图4-9)这茶园属典药寮管辖,由造茶所具体负责采摘制做成茶饼,专贡国家的庆典仪式之用。那时,皇宫要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祈祷国泰民安的百僧诵经会。会后都要请百僧喝茶。除皇宫内的茶园之外,在关西还有一些地零散的私人或寺院属的茶园。比如在10世纪末的日本汉学家、诗人岛田忠臣(823-891)的诗文里就有“见我铫中失鱼眼,闻君园里成茗芽”之句此诗是写给一位叫滋十三的朋友,全诗的大意是求滋十三在其家的茶园里摘些茶送来,可见在当时的平安京(即现在的京都),一些爱好饮茶的贵族们在自家院子里植少量的茶以自给自足恐怕是一种时尚。又比如,在庆滋保胤(?--1002)的一篇游记〈药王寺访问记〉中记载道:

 

参河州碧海郡有一道场曰药王寺。为行基菩萨昔日建立之所。圣迹虽旧,风物惟新。前有碧琉璃之水,后有黄綊缬之林,有草堂、有茅屋、有藏经、有钟楼、有茶园、有药圃。

 

文中提到的行基(668-749)是一位热心于公众事业的僧人。他曾在各地建堂舍49处,并在其堂舍的周围植茶,只为挽救苦海里的众生。如果有关行基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当庆滋保胤造访药王寺时,其茶园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了。

到11世纪,日本的茶叶种植就扩大到了关西以外的地区。写于1069年至1074年之间的《总国风土记》中这样说:“后三条天皇(1068-1072在位)时,全国著名的茶产地有甲斐国(现山梨县)的八代郡、参河国(现爱知县)的八名郡、但马国(现兵库县)。”(注6)其中的山梨县和爱知县属日本的中部地区,说明日本的茶产地是以京都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的。至于各地茶园的规模及其产量,由于史料的匮乏而无法整理。但在荣西以前在日本确实有一定范围、一定规模的茶叶栽培之事是毫无疑问的。

难怪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也说:“我朝日本昔嗜爱之,不可不摘。”这就说明现成的茶树是有的,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荣西还说:“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这里所言的采茶法恐怕是荣西所提倡的蒸青散茶制法。另外,荣西将茶是作为养生之仙药来推广的,所以荣西对当时的日本医生不以茶为药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的地点是在镰仓,镰仓地处日本的关东地区,在荣西之前尚未发现有茶叶的栽培。加之《吃茶养生记》是为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而撰,(至少在形式上是献给实朝的)作为关东人的源实朝很有可能不知茶是怎么回事。所以《吃茶养生记》对茶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这很容易给后人类带来误会。

当然,在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发表之后,关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几乎就在那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镰仓附近就有了许多茶园。并且,镰仓是继京都之后的又一个茶园集中地区,这一方面说明了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之政治中心的转移,亦说明日本茶的消费层在古代只限于贵族及上级武士阶层的史实。

在谈及荣西之后的日本关东地区的茶叶生产情况时,有必要以一位人物为中心来整理有关的茶史资料,那就是金泽贞显(1278-1333)。金泽贞显的祖上是镰仓幕府的执权(摄政王),金泽贞显也曾任此职。金泽贞显的祖父北条实时(1224-1276)是个大学者,他爱好儒学,崇仰佛学并归依于日本当时的律宗名僧--睿尊。北条实时有一处庄园位于现横滨市金泽区,古亦称金泽,由此,其后代便改姓为金泽。北条实时在金泽庄园里修建了称名寺和金泽文库,其盛况至金泽贞显时达到顶点。金泽庄园仅离镰仓10公里左右,并且是镰仓的通海口。在金泽庄园内就控制着一个贸易港口--六浦津。如前所述,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对日宋贸易持放任政策,双方贸易频繁,1230年幕府甚至下令,其后以上缴宋钱为各地庄园的纳贡形式。1254年,镰仓幕府担心西南地区的势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长,决定每年驶宋日船为五艘。1264年竟命令大宰府(幕府设置在福冈的地方行政机关)停止派遣“御用贸易船。”在此形势下,作为金泽直系管理的六浦津进口了多少中国物品是可以想像的。金泽文库所收集到的大量的汉籍及中国文物无不与此有关。同时金泽庄园内的称名寺的茶园及爱茶至极的金泽贞显的出现亦绝非是偶然的。

在金泽文库所存的文献里有不少金泽贞显的书信,其中曾涉及到了饮茶及茶园之事。比如,在镰仓任职的金泽贞显写信给称名寺的住持剑阿。其中写道:(译文)“刑部人大近日要回京都,明日,我将举宴为之饯行,此刻,茶最为要事。但先日所送之茶早已用完。请将寺中最上等的茶速送一点来,明日恐怕有一些爱吃茶者到会,勿必千方百计。……我平日所用的京都产的茶全靠小儿显助(京都某寺院僧人)邮送,不巧显助近来回镰仓小住,因之,京都茶亦无法弄到。切求助于诸位,请多关照。”(注7)

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1)称名寺里有茶园,其茶提供给庄园主--金泽贞显用。(2)在镰仓有一些爱吃茶的人。(3)在京都寺院修行的儿子常给金泽贞显捎茶来。(4)在一些较正规的宴会上必须备茶。

金泽贞显身为执权(摄政王)如此地珍爱饮茶,这对于当时的武士阶层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至镰仓末年,关东地区的茶园已遍布四处。到了采茶的季节,新茶呈现出频繁流动的场面。金泽贞显在给镰仓极乐寺僧人顺忍的信中说“收到了贵寺捎来的新茶。近日正值采茶季节,处处有新茶流动,但贵寺的茶味道极佳,勘称为最。”(注8)可见当时的日本茶叶生产的规模与分布有很大的发展。据孙容成的研究:至14世纪末,在日本的各地区有从文献上可查找的33处茶园。其中当然以京都最多,镰仓居其次。这些茶园早期时集中于寺院,但后来随着饮茶的普及,在贵族的庄园里亦开始出现。(注9)1262年,当奈良西大寺的睿尊和尚受到北条实时之邀去镰仓传法时,在共23天的旅途中曾有过7次的“贮茶”的记录。(注10))“贮茶”一词可理解为众人施茶,也可理解为个人饮茶,其所用之茶也可能是由当地提供的,也可能是睿尊自己携带的。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了饮茶活动在日本的展开情况。更何况睿尊“贮茶”路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后来的茶叶盛产地,可见睿尊贮茶之事与各地的产茶情况是有联系的。更有,在睿尊主持的奈良西大寺,自1239年起就于每年的春季举行大型茶会。大茶会上用的茶碗极大,(图8)口径约30公分。所点的末茶可供15人共饮。(此茶会延续至今)试想用这么大的茶碗来款待众僧、施主的话,没有足够的茶叶生产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西大寺就有茶园的。据《西大寺文书》所记,1317年西大寺的茶园遭到歹徒的抢劫,数百棵茶树被砍。可见西大寺的茶园是有一定规模的。

 

图8日本西大寺巨瓯点茶

据孙容成考证,至15世纪下半,即1467年以前,有史料可查的日本各地茶园已有61处。除京都、镰仓两个茶叶集中产区之外,静冈的茶园也上升至显著的地位。这与晚于荣西50年的来华日僧圣一国师(1202-1280)的贡献有关。圣一国师曾于1235-1241年参禅于径山寺无准师范手下,他回国后将携回的径山茶籽播种于家乡静冈县,致使静冈逐渐成为日本的名茶产地。南宋、元时期,有数百名日僧来华学习考察,象荣西、圣一国师这样携中国茶籽回国者恐怕为数不少。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一个通过多种渠道,多方面交流、移植而形成的过程,这样说恐怕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谈及日本茶园的扩大问题之时,有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即茶园面积和茶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孙容成的研究。据其考证:当时的茶园面积都是很小的。据《临川寺重书案文》的记载,1354年时的临川寺的茶园面积为“东西6丈、南北11丈”,此例还算是大的。许多茶园只有“丈许”,每年的产茶量在十斤左右。如《金泽文库古文书》之〈随自意抄〉的第七纸背上就记载着一例:“制春茶4斤,后又采制2斤,又采制1斤,另有茶末子1斤多。”总共还不足10斤。当然也有个别产茶多的记录,比如位于奈良地区的兴福寺的茶园于1254年产茶100。,但总的来说,当时日本茶的产量是极少的。饮茶者的范围也只限于僧侣、贵族。为说明这一点,可举出一则史料如下。

写于1279-1283年的佛教启蒙书《沙石集》里收集了这样一段关于饮茶的趣闻:一个人放牛的路过寺院,看到和尚们在喝看什么好喝的东西,便问:“你喝的是什么?”和尚得意地回答说:“是茶。茶有三个功德。一是喝了茶不发困。”放牛的说:“我白天干活累得要死,只有晚上睡觉是我的享受。睡不着觉的话太痛苦,我不喝茶。”和尚又说:“二是喝茶可以助消化。”放牛人说:“我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很少,再增进食欲的话怎么得了。”和尚又说:“第三个功德是令人远房事。”放牛人说:“娶媳妇是我美好的愿望,看来这茶是与我无缘了。”可见荣西之后的日本植茶、饮茶之事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其规模和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

资料提供:杭州市余杭区茶文化研究会作者:北京大学   滕军 教授

从日本视角看茶道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今时今日追寻茶道?今日大陆,喝茶者众,寻访茶道者众,可是众说纷纭,缺乏常识,甚至连基本的何谓“茶道”都是一笔糊涂账。

回顾台湾茶道的发展路线,我们会发现,30年前的台湾茶道和今日大陆类似,中产阶层兴起,开始注重生活品质,大批富裕者不满足于过去流传台湾的半套工夫茶的样式,开始寻求自己的茶道。这不是一条顺利的追寻里程,台湾走过不少弯路:例如暴炒茶叶和器皿,以收藏来取代茶道;求新异时髦而大摆茶席,一段时间,曾几乎人人都摆茶席;直到30年后的今天,才走出了一条文人化的以造境、赏器、品茶、交友为内容的路径,隐约和明文人的茶道接上了脉。

所以,研究台湾,可以作为研究茶道的一个参考样本。但仅靠钻研台湾去寻找中国茶道是不够的,宋代流行的禅院的点茶方式通过日本僧侣的传播,一直在日本流传了下来。日本的宇治茶,是有明确谱系的,由在宋游学的僧人荣西禅师在天目山取种,之后带回日本,交给各处栽种。京都附近的高山寺的茶叶就此存活,后来又被宇治茶农移栽,成为今天日本最出名的茶叶产地。而宋点茶的方式,由荣西带回日本后,到了千利休时代,才逐渐结合日本的器物,用自己的禅宗思维和审美创造了一套茶道方式。千利休于1591年剖腹自杀,他死的那年也成为日本茶道确立的年份。

日本茶道之后的传承与中国不同,中国每出现一种新的饮茶方式,前朝的饮茶方式就被冲击消失,进而只留下少许痕迹。而保留了宋抹茶道饮用方式的日本茶道经千利休的孙子们和学生们的传播,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尽管后来也有明朝传过去的煎茶道在日本流行,可是也没有使千利休的草庵茶道消失,它甚至还影响到建筑、庭院、服装和烹饪各个方面。现在日本按照千利休审美做出来的事物众多,利休栏杆、利休灰色、利休牡丹等等,去日本,寻找千利休的痕迹,事实上就可以找到茶道的日本变体。

今天的中国,还是按照明初的散茶方式在进行自己的茶道构建,人们翻阅古书,试图重新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茶道。但是以中国历史看,南北方的差异、物种的差异,包括气候的差异,都使茶道的面貌呈多元化。尤其以今日中国的交通和物流便利,众多丰富品种都可以罗列在一个饮茶者的面前:以往销往边疆和海外,带有唐代遗风的饼茶——普洱、黑茶和安茶,长江流域的绿茶,福建和台湾的乌龙茶——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专门的饮用方式,更没有一种茶道能一统天下。但正因为这种多元,才使中国茶的饮用方式有了更多值得去探询的空间。

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条路径,去追寻中国茶道的轨迹,期待能给今天想恢复茶道的茶人们以一份扎实的材料。

在历史中探寻茶道

首先我们向历史寻找茶道。根据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巴蜀先民们以其边缘的优势,将茶叶原料利用传统和制药技术结合起来,为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茶叶饮料,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心理。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饼茶的加工已经成熟,而且有采茶早晚之别,甚至已经有意识地去苛求泡茶的水质,并且有相配合的茶果,也有了饮茶礼仪。虽然饮茶局限于江南诸地,但是魏晋南北朝是茶文化的创立期,与酝酿期的秦汉比,已经在短时间内成为可以与酒精饮料抗衡的最有影响力的饮料。

陆羽的《茶经》充分说明了唐时茶的流行。此书不仅使陆羽成为茶圣,更记载了完整的饮茶过程,包括茶树的天然性状、茶叶的采集、如何精制、茶具的使用和规制、泡茶法和饮用法。因为这本经典,使唐朝的饮茶脱离了早期不完善状态,成为风靡全国的饮料。当时的士人们以能辨别出陆羽所泡的茶为自豪。陆羽把饮茶从日常生活中提拔了出来,成为精神领域的享受。

唐朝时候,饮用茶有严格的步骤,这些通过陆羽的《茶经》就可以复原,随着从法门寺等处大量出土文物中的茶具的存在,使唐代饮茶方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到了宋代,抹茶饮用进入了黄金时代,按照冈仓天心的说法,茶饮不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消遣,而成为自我实现的方式,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在永恒的变化中追寻永生。苏东坡甚至说:茶的至美至纯好像一个道德卫士,可以使他抵御堕落的侵蚀。除了文人阶层,宋代的禅院也大量饮用末茶,他们认定这种饮料可以帮助他们修行,这和唐代寺庙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饮用的是散茶磨成末,并非用珍贵的团饼。这种方法直接流传到了日本,开启了日本的茶道之路。

尽管现在日本保存的主要抹茶道流派是以千利休为代表的千家流派,但是宋朝就传入的许多饮用茶的方式,还是可以在日本找到。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学长(校长)熊仓功夫告诉我,最开始流传到日本的团茶、砖茶可能被放弃了,因为可能不太适应岛国人民喜欢新鲜自然口味的习俗,但是散茶的绿色很快征服了日本。在静冈的东福寺,包括传说中荣西禅师的祖庭京都的建仁寺,都保留了传统自宋传入的饮茶方式,这些方式里,最能体现的是宋代僧人和文人是如何饮用抹茶的。“没有士大夫阶层的繁文缛节,但还是能从这里面能展现宋时风貌,这绝对不是日本的发明。”

而包括工艺品、艺术品在内的大量与茶有关的宋器物,更是被大量进口。据专家考证,南宋时期,宁波、杭州和福州都是运输宋茶器的重要港口,其中数目最多的是龙泉窑。现今日本各大美术馆、寺庙中都藏有丰富的中国书画、陶瓷,许多都是当时流去的。最近打捞的韩国沉船“新安号”上有上万件瓷器,不少是日本各寺庙在中国定做的瓷器。所以,在日本既可以从活的各个流派中看到宋茶道依稀的影子,也可以从文物中去细细钻研宋茶道的精华。

到了明代,中国茶的饮用方法随着散茶流行进入了新时代,制茶不再繁杂,饮茶却发展出新的要求,以文人为主的阶层创造了紫砂壶为主的饮茶器具,改变了茶碗大小,推出了小很多的茶杯与茶盅。现在福建人还是沿用了明旧习,称茶杯为茶瓯。

文人重雅趣,于是把饮茶空间尽量雅致化,花木、盆景、雅石、茶果等要求均出现,茶道的文艺复兴开始了,而这套饮用方式尽管有了朝代的数次更迭,但是并没有死亡,无论在清代贵族阶层的社会生活图景中,还是民国时期江南人家的品饮中,都顽固地存在下来。因为饮用散茶的茶制没有改变,这套饮茶方式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今天的我们已经没有明人的雅致文化,所以喝得更粗枝大叶罢了。

我们希望能完整地呈现出中国茶道宋与明两个盛世的状态,所以通过专家约稿和专访的方式,对这部分作充分述说。

向现实中寻找:日本与台湾

在日本的古董市场上搜寻茶器,是台湾茶人30年前就发起的,现在大陆茶人步其后尘,纷纷去日本扫货。我们的追寻路线并不如此,光靠物质积累,很难完成茶道的积累,我们变化了自己的寻访方向,去寺庙,去千家流派,包括现在著名的茶人那里寻访,呈现了一部分日本茶道的现状,其实是为完成回答这个问题:日本茶道与中国茶道的渊源,日本茶道如何自立,它对于今天中国茶道的借鉴意义。

我们采访了高山寺,这里是荣西带回茶种的分种地之一,现在是日本最古老、最著名的茶园,神奇的是,这里的茶园不用管理,只靠宇治的茶农每年六次来帮忙就可维持。这里的茶叶,现在是日本最重要的茶人的使用专利,基本不在市场流传,是最名贵的日本茶。这似乎再次验证了古老的中国茶道对外辐射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们在京都寻访了各个千家流派,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学生和弟子严格保持了他所传下的草庵茶道,虽然这是完全日本审美化的茶道,但其点茶方式,还是继承了宋茶道。熊仓功夫说,千利休在审美上,发展出日本自己的侘茶方式,将日本器物之美的概念推广到大众中,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点茶方式是日本的。“那里保存了大量的宋代点茶方式,还有宋代器物的翻版,并不是因为日本仿造了许多器物,这些器物就日本了,因为它的源流还在那里。”所以,当茶筅、建水、茶勺、水取等我们在宋代茶书中经常看到的名目以实物形态呈现的时候,中国茶道可借鉴的地方也就出现了。

除了茶器物,日本保存下来的大量茶室,包括当代建筑大师隈研吾创建的各个茶室都可以对中国茶道形成影响,环境的优美、饮茶时的心境、整个茶室空间的陈设,包括茶人应该如何插花,在日本都有固定的体系和完整的传承,我们采访了大量细节,不是希望国内茶人们照搬,而是希望这背后的美学观念和饮茶观念,可以影响到当下的国人。

除了日本,台湾地区是我们寻访的另一重要目的地。过去大陆茶人对台湾茶道多有误解,觉得是从日本抄袭的,事实绝非如此。台湾最初研习茶道的时候,并没有宗师可以寻找,他们的基础是潮汕工夫茶,那是明清茶道在中国边缘地区的留存。台湾茶人去日本寻找的是中国茶道的遗产,其中包括空间、茶具和喝茶的心境,明代大量出口日本的紫砂壶具轮珠大量回流台湾,成为茶人必备之物,而茶杯托等已经在大陆消失的茶具,也开始大量回购,重新出现在台湾茶人的茶席上。

这些是道具的完成,台湾茶人最大的努力,还在于他们努力翻阅中国古代茶书,寻找到自己的茶空间构造。一开始台湾的公共茶空间就走苏州园林风格,慢慢地,有舞台经验、画廊经验和深厚学养的茶人都进入改造过程中,使台湾呈现出多样化的、真正具备中国古老文化特点的新老茶空间。解致璋的清香斋、周瑜的紫藤庐、何健的冶堂、林炳辉的食养山房都是如此,结合了宋、明文人的审美,使它们已经成为台湾最具吸引力的新空间。拿食养山房为例,需要提前预订一个月,才能有机会去那里享受一杯茶。

台湾茶道的最大吸引力,在于这些茶道的钻研者都是文人出身,他们的兴趣在于建设台湾茶道,虽然现在以茶道为基业,但并不追求谋利,他们的风格影响了台湾茶界。在台湾,一位茶课老师,绝对不会出售茶具和茶叶给你,这是与目前大陆茶界的纷乱局面不同之处。

不过,台湾茶道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因为其基础,是以清香乌龙茶为根基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所钻研的泡法、器物的使用,很可能都只适合于那个体系,并不适应于大陆博大的茶叶世界。

台湾茶道的钻研者之一李曙韵去年到大陆发展,因为她觉得,未来的茶道,还是会在大陆崛起,因为这里有丰厚空间。“无论是与茶有关的物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都太广阔了。”她在大陆新开的茶空间还是叫“晚香”,想承载的是崭新变化中的大陆的茶道文化。

尾声:中国茶道的复兴?

曾经有学者研究过,日本茶道之所以留存,是因为日本人有恋物的习惯。因为国土资源的匮乏,所以在千利休时代人们就发现,无法在日本大规模使用“唐物”,也无法像丰臣秀吉一样用黄金去建造自己的茶室空间,而应该重新认识物,有意突出物的灵魂世界。千利休去世的时候,做了一柄竹茶勺送给他的弟子,这茶勺被取名为“泪”,物与人结合为一,迄今为止,许多日本茶道中人的器物是需要代代相传的,很多人一生中只使用一个茶碗。可是中国截然不同,我们并不珍惜自己的茶道具,总是随着饮茶方式的更迭而抛弃。

台湾茶人的做法是,开始重新建立对物的依赖。这种依赖,并不是去追寻古董,或者购买名物,你可以用自己的手和竹木碰撞,做一个茶匙,一柄茶则,甚至去烧一个自己的杯子,这种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物的喜爱,可以使人们更深地进入到茶的世界,这是一个人与物不分离的世界。

但是仅有对物的依靠还是不够,喝茶并不是独自一人的世界,即使是明代茶人拒绝众饮的情况下,还是要求二三人对酌。台湾的紫藤庐主人周瑜发明了自己的“正静清圆”的茶道,他说:“这是我个人对传统文化,对自然美学的体会实践,在闽南茶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有人格蕴涵的茶道。与日本的茶道‘和寂清静’相去甚远,我觉得这是很中国的茶道。”

周瑜对中国文化深入研究后觉得,中国茶道绝不应该照搬日本。就拿“寂”来说,他们要的是寂灭是佛教思想,中国茶道里其实没有这个东西。中国茶道,追求的是另一种愉悦,喝了茶,身体清了,精神松快了,茶友互相沟通,大家共同有机会享受这泡茶。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通过茶可以领悟到自然之美好,也能领悟到茶世界如何抵抗外界喧嚣,这是周瑜所追求的中国茶道境界。

事实上,每个茶人都可以创造中国自己的茶道。在日本,我们反复征询每一位茶人:中国的茶道能复兴吗?有两位的回答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一位是熊仓功夫,他说,日本茶道是从规矩到心,你每日要按时做各种事情,奉行茶道的时候要一丝不苟,最后可能修行成功,成就了自己的茶道。而中国正相反,中国茶道是从心到规矩,是心里想明白了,再随手做出各种动作,这个特别难。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复兴茶道,你们有大量的茶种、有无比丰富的茶器、有那么辉煌的历史,这个心的完成,只是时间的事情”。另一位回答我的,是京都建仁寺的方丈云林院宗硕,他说:“茶道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可能都是瞬间的,像你们唐、宋时期的茶道,我们的千利休茶道,但是樱花不也是这样吗?一年365天都不开放,只有10天灿烂无比。当然可以期待中国茶道的再次复兴,因为土壤在那里。”

来源:茶贵人

如涉及侵权请联系删除

找到约58条结果 (用时 0.006 秒)
没有匹配的结果
找到约1条结果 (用时 0.0 秒)
没有匹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