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印圆茶”“铁饼”是自“普洱茶热”兴起以来倍受关注的两款茶品。关于它的生产时间、生产厂家、包装、工艺等等，市场上有很多说法。据汤仁良、黄方文、冯炎培、杜启凤等老茶人回忆，“红印圆茶”的生产最初是在下关茶厂，时间是从1953年至1957年止，1973年恢复生产；20世纪50年代中叶，在下关茶厂的帮助下，勐海茶厂也开始生产。下关茶厂的“铁饼”在2000年前共生产过两批：7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共约15吨。
现将由云南省茶业协会承办、2004年11月24日～26日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首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与上述历史背景和生产情形相关的论文汇辑如下，供广大茶友参考。
图片南糯山茶厂一隅（郭红军2019年摄）
第一篇解放前后车（里）、佛（海）、南（峤）的点滴茶叶情况
作者：汤仁良（退休前为凤庆茶厂茶科所初制部带头人）
我于1950年5月，受思茅边防军副司令余为民命令，去西双版纳建设“小上海”。并由宁洱行政督察公署委以技师茶叶股长，到思普垦殖场着手武装接收中茶佛海茶厂、省财经委南糯山茶厂（场）、曼真茶厂。在当地政府的热情支持下，顺利完成接收任务。可惜国民党军队败走后，所有茶厂（场）可搬运的东西，荡然无存，一时无法重组生产。就责令各厂未走的外地员工1～2人保持现状（不久，中茶派唐庆阳同志接收了佛海茶厂）。我以南糯山茶厂为驻地着手恢复生产。当时，不但机器没有动力设备，200多人的垦殖人员中，只有我懂得点茶叶知识。我一面用脚踏鼓风机使一部斯里兰卡进口的烘干机可以工作，并拆掉减速装置，用人工推动两部60型揉捻机。在生产人员使用上，场领导极端重视，包括党委书记陶明、场主任秘书杨振家、唯一的高中毕业生赵晋南和一批游击队里担任过连排领导的同志汇集茶厂，于1951年，开始生产红茶，用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制成了2.5吨成品并统一样茶，送上海商检局审评。1952年初接该局报告单，评语出乎意料：“该样茶超过本年度（即1951年）英伦茶叶市场高档祁红”。我将报告亲送省农业厅厅长张天放，他看后非常高兴地说：“云南有这种宝贝。你将报告留下，我马上找省经委研究如何开发。”我在昆明等了十余天，省里拨款十万元，得到垦殖场领导同意并派行政股长孙子系协助，在昆明和去函上海购买必需仪器共十余驮回来，成立西双版纳茶叶试验场。是年8月，成立了省茶叶科学研究站。我于1952年3月调到凤庆农技站。
在西双版纳了解的一些茶叶情况：
1950年前后，在佛南的茶树均处于免耕状态，生长在香樟树和草丛中。南糯茶场到茶厂的路边竹丛里有一棵茶树要用梯子上去采摘茶叶，一次可采80市斤鲜叶。其中一棵胸径40Cm的茶树横断锯成4Cm砧状的标本（树龄竟达500年）分送全国有关茶叶的院校和研究所，从此开展了大叶种的原产地之争（过去都说印度的阿萨姆）。
当时只有国营、省营的几个茶厂生产红茶和少量绿茶，民间都生产晒青茶。藏销稳定时多数加工成心形紧压茶，否则多以散茶出售。一部分经越南河内转香港，销往南洋群岛；大部分到普洱集中，经景东运到下关加工成“关沱茶”，内销四川等地。
心形紧茶是藏销茶，供藏民制酥油茶。有时藏族茶商会长途跋涉到车佛南采购茶叶，只要他们一来，农民的茶叶（紧压散茶）一扫而光，坏茶、有夹杂物的茶都卖得出去，而且价钱也好。当时用的是国币，一个紧茶（约三市两）可卖一块钱。到西藏可卖四块钱。
茶农最困难是抗战时期，茶叶很难卖掉。据说，有一个茶商在战前买了许多沱茶运到河内，抗战爆发，运不出去，存放到抗战胜利时十余年，运到香港，消费者赞不绝口，变成的陈年普洱茶，声誉大振，发了财。
心形紧茶的做法，据介绍，先将晒青茶蒸透，用白布将蒸好的茶趋热绞成心形，去布保留裹绞时形成的尖口，然后排放在通风的竹楼上，让其自行风干。日子一长，内部就产生松花霉（民众对这种霉形象的说法。我们也没有鉴定过，但嗅着有冰片味）。
云南大叶种的后发酵，无论紧茶、关沱茶，通风是关键。我于1952年遇见祁增培同志，问起四川人最喜欢关沱茶的原因。他说：“下关风大，我们厂做成的沱茶，摆在篮子里是风吹干的。”
那时车佛南没有公路，只有山间铃响马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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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回忆到佛海茶厂经过
作者：黄方文（退休前任凤庆茶厂副厂长、凤庆县外贸局局长）
1952年3月，我们在西南茶叶公司的30余人由总公司派来的祁增培、谷应两位技师带队，由重庆出发，坐汽车到达昆明。到昆明后祁增培继续到凤庆。我们在省公司住了近一星期后，又有云南省商业贸易干部训练班学员20余人加入，一共60余人，由唐庆阳、谷应两人带队，由昆明乘火车到石屏。在石屏雇了马帮（70多匹骡马），驮运行李、药品以及恢复佛海茶厂所需的办公用品，由石屏赶到宝秀。在宝秀住了近5天，等待昆明军区派部队来护送过土匪区。在离宝秀约60华里的三台坡，部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护送。同行的还有普洱专署工作人员10多人，普洱医院医生、护士10多人。我们茶叶公司60多人及70多匹骡马安全到达墨江，又从墨江走路到普洱。在普洱休息一星期后继续往前走，经过思茅到景洪、勐海，一路全是住马店。人员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轮流做一天饭。因当时车里、佛海、南峤（景洪、勐海、勐遮）三县是紧急战备，因此，我们只许每人带一套换洗衣服被盖进去，其他衣物全部留在小勐养，由厂内派人保管。我们历经一个月时间到达佛海茶厂。当时厂内只有5人在看守厂房及设备。我们到厂后，领导组织我们学习民族政策。一周后，人员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做行政管理工作；一部分分赴车、佛、南三县重点茶区收购青毛茶；一部分会同茶科所抽调的人员组成红茶推广大队，到勐海重点产茶（保）（佛）建立红茶初制所。在6月下旬有少量红茶送交茶厂。我们去时厂内没有生产什么茶叶。1952年下半年，厂房开始修理，所收的青毛茶是调往普洱支公司再转调下关。当时昆明茶厂的军代表是王兴、杨秉奎。
图片勐海茶厂样茶展柜（郭红军2019年摄）
我们在1952年到勐海时，除机关干部及解放军外，老百姓当中基本没有汉族，全是少数民族。社会上就没有私商生产收贮茶叶卖，也从没见街上有什么紧茶、饼茶及其他花色的茶叶。街子天也只有少数民族卖点晒青茶。当地也没有地主，只有民族头人，农村寨子中的头人名称“保长”，要做什么事情，只要保长说一下，人人到齐。在1953年以后才实行和平土改。在我们离开佛海茶厂之前，厂内未生产什么紧茶、饼茶、烘青茶和其他花色的茶叶，当时只是收购少数的晒青毛茶及红毛茶。
到1953年3月，接省公司通知，肖凌声、沈可珍和我三人调顺宁茶厂工作。我们又由勐海走路到普洱，在普洱坐货车，途经景谷、景东到下关。当时这条公路正在修，车子一天也只能走40～50公里。到下关后，在下关茶厂的帮助下，我们三人由下关骑马，经巍山犀牛、鲁史、金马、新村、鸡街，于4月4日到达顺宁茶厂（凤庆茶厂）。
图片冯炎培先生与夫人（郭红军2018年摄）
第三篇下关茶厂生产七子饼茶的过程
作者：冯炎培（退休前任下关茶厂厂长）
1941年康藏茶厂成立后，生产的产品为“宝焰牌”紧茶、饼茶。1950年7月，中国茶业公司报请外贸部批准，新康藏茶厂改名为“中国茶叶公司下关茶厂”。1952年7月，省茶叶分公司通知统一使用“中茶牌”商标。同年，省公司通知下关生产侨销圆茶（产品出口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故称侨销圆茶）。当时加工方法较为原始，采用布袋蒸揉，大理石墩压制成型。每块茶先用棉纸包装，包纸是自己印刷（木刻版），中茶商标图案全为红色，每圆茶压上中茶商标。1954年起，“中茶牌”统一商标中的“中”字是红色、“茶”字是绿色。七圆为一筒，用笋叶篾丝捆扎后再装入竹篮。包装纸样几经改动，分别为：印有“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圆茶”“云南省茶叶公司圆茶”“云南省茶叶公司七子饼茶”“云南七子饼茶”的字样。从1953年开始生产至1957年，每年都生产七子饼茶产品调省公司。1957年后停止生产。1973年省公司通知恢复七子饼茶生产，产品仍调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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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后期，茶厂选用饼茶成型的原理加工出七子饼茶的铝模甑（规格尺寸和七子饼大小一样），经过蒸压成型生产出的产品，茶片正面较为平滑紧结，背面平整还有蒸汽孔，没有布袋打结的凹孔，生产量近10吨左右。由于压制较紧，自然陈化慢，未受到市场消费者的青睐，我厂就没有再生产。90年代中期，应客户的要求，我厂又生产了一批铁饼（5吨）调省公司转口销售。这批储存近20年的茶，具有它特殊的品质，再面市自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两批茶是用模具压制成型，较为紧结，我厂把它称为“铁饼”。70年代生产的七子饼茶，改石墩压制为机器压制，由于机器压制的重量大，用布袋揉制成型的茶片仍较为紧结，所以客户把我厂生产的七子饼茶称为“铁饼”。因加工工艺不同，我们生产的七子饼称为“泡饼”“铁饼”两种，这就是下关茶厂生产侨销圆茶到七子饼茶的过程。
第四篇下关茶厂生产七子饼茶的最初情况
（讲述人：杜启凤，1960—1984年先后担任下关茶厂副厂长、厂长等职；记录人：李其康；2004年10月26日）
我是1938年进康藏茶厂的，当时主要是生产心型紧茶。下关茶厂建厂吸收了包括我们原先在新康藏茶厂工作的，还有在永昌祥、宝元通、恒昌等茶厂工作过的工人进入下关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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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勐海茶厂样茶展柜（郭红军2019年摄）
1952年，厂里开始生产侨销圆茶，也就是后来我们叫的“七子饼”茶。由李廷良、李显廷他们为主来做。李显廷做茶的时间比较长，1930年左右他曾经到佛海做过茶。李显廷对茶叶的拼配比较熟。当时生产出来的七子饼茶主要调中茶公司云南省公司出口。那时压七子饼茶是这样的：用布袋揉过之后，被放到一个木枋上的圆模中，放上一块大理楚石在上面，人再站在上面压。50年代中期，下关茶厂抽调一部分工人去勐海茶厂帮助他们生产紧茶和七了饼茶。我记得第一批进去的有大井盘村的周崇邑，从邑村的有杨以义，太和村太三的王子刚。那时七子饼茶的包纸是用白棉纸包，印边是厂里自己印。张玉莲（女）就是专门印七子饼茶包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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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擅于修史，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史官，然而普洱茶这个远在云南边地的小茶种，显然是不入史官法眼的，在清代以前的正史里难觅普洱茶的踪影。关于普洱茶的记录也只散见于一些文人的风物文章里，直到清代才有阮福的一篇小文《普洱茶记》为普洱茶命名。所以，我们很难系统地去学习普洱茶的历史，当然这并不妨碍大家热爱普洱茶。我们从普洱茶的历史长河里拎出一些关键词来，让大家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厘清普洱茶历史的脉络，当然这些脉络都是粗线条的，笔者在此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普洱茶的历史做出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明代：“普洱”两个字出现
普洱茶得到命名，是在明代。
普洱茶的出现，和普洱建制的设置直接相关。今普洱市中心地区思茅区、宁洱县一带，宋代大理国时期称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元代改“步日部”为“普日部”;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改“普日”为“普耳”，属元江军民府之车里宣慰司地，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称“普洱”。因普洱产茶，这里的茶，就被称为“普茶”或者“普洱茶”。
地理标识的出现，虽让普洱茶获得了最初的身份证，但仅仅凭借一个原产地的“普洱”名号，尚不足以让普洱茶成为名茶。明代是我国古代制茶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一个重要时代。这一时期，茶叶在技术革新、茶种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废止了过去的一些蔽制，在茶业上立诏置贡奉龙团，这对制茶技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明代，通过一系列统治制度的建设和大规模移民政策的实施，明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云南的直接统治，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在此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这一时期，也是云南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云南开始出现了一比较有名气的茶类，如昆明的太华茶、大理的感通茶和湾甸茶、永宁“剪刀粗茶”、车里的“普茶”和昭通的“乌蒙茶”。
这些茶中，普洱茶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盖过了其它茶类，成为云南茶的代表。万历《云南通志》载：“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还只是简单说明车里的“普耳”一地产茶，而万历年间博学广识的谢肇淛在《滇略》一书中则已经提到云南“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说明当时在云南流通全省，销量最大的当属“普茶”。而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更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的重要记载。这里的“西番”就是指西藏。这说明在明代，普洱茶除了行销云南全省之外，主要销售地点就是藏区。此外，方以智的记载还值得留意——这是“普洱茶”一名最早见于文字的记录。
此外，在明代，普洱茶还形成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制作工艺——“蒸而成团”的团茶。也就是说，在明代，普洱茶工艺初步成型，成为压制茶。这一工艺，一举改变了明代以前普洱茶的粗糙样貌。而普洱茶的主要原料——大叶种茶，也是天然最适合制作紧压茶的茶种。普洱茶若以散茶、绿茶的形态出现，在早已被内地茶、江浙、福建茶定义了的中国茶谱系中，作为大叶种茶的云南茶毫无优势可言，不仅形态粗陋，而且霸气的味道也很难让人接受。而一旦蒸压成紧压茶，原先的劣势就成了优势，不仅形态美观，而且味道通过蒸压工艺和一定时间的陈放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始甘爽可口了。正是因为紧压团茶的制作工艺展示出了普洱茶的优点，普洱茶开始成为贡茶，受到朝廷赞赏，除了藏区之外，每年还有少量普洱茶销往内地，天启年间达到了每年400多担。
正是在明代，普洱茶得到命名，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证，惊艳亮相。但普洱茶得到命名后，直到清代，才进入自己古代时光里的黄金时代。
清代：“普洱府”的设置
清代在云南建立更加巩固的统治，茶叶市场进一步扩大，普洱茶获得了更大发展。清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同意五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在北胜州(今丽江永胜)建立茶叶市场。清乾隆十三年，丽江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丽江建立茶市，商人领引后赴普洱府买茶贩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其时，贩茶入藏，每驮抽税银四钱五分，年解银三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相当于八百四十三驮。藏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普洱茶开始作为大宗商品开始大量进入藏区，进入内地。为了规范市场，清政府规定云南藏销茶为七子饼茶，每七圆为一筒，重七七四十九两。据《清朝通典》记录，当时政府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卖茶一担，则每年卖茶3000担，每担是100斤。清代每斤重是596.82克，则每年由政府课税后销往内地和藏区的茶叶有179吨。普洱茶商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到六大茶山种茶、贩茶。其中石屏人很多到了易武茶区，他们的后裔现在仍在易武茶区种茶、制茶。
清代普洱府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普洱茶的生产和贸易，极大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背景下，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雍正同意，于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设立了普洱府。普洱府辖宁洱县、威远厅(今景谷)、他朗厅(今墨江)、思茅厅(管辖今思茅区及六大茶山)、车里宣慰司。车里宣慰司本来管辖十二版纳地，设普洱府时将江内六版纳归普洱府直接管辖，车里宣慰司辖区只剩下江外六版纳。普洱府成立的同年，还在思茅设茶叶总店负责管理六大茶山茶叶贸易及相关贡茶事宜。普洱府的设立，扩大了普洱茶产区，尤其是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江内六版纳，也就是今日版纳州勐腊县境内所谓的“古六大茶山”地区划归普洱府思茅厅，使普洱府成为茶叶的集中产区，也使普洱府的政治中心普洱府城(今宁洱县城)、思茅厅一带成为普洱茶最重要的集散地。
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的命名之作
在中国，一种真正的名茶，是离不开诗词歌赋的。一种茶，如果仅只停留在普通人的生活日用层面，而得不到社会上流阶层，尤其是文人雅士的认可和青睐，并进而将其镶嵌在诗文里面，是不可能获得精神文化的因子，真正成为名茶的。普洱茶成为名茶，同样走过了相似的道路。清朝中叶之前，虽然有过明代谢肇淛、方以智、清代檀萃、曹雪芹等著名文人的书写，但他们的书写是零散的，影响力尚较为有限。名重天下的普洱茶在期待着一位有心的著名文人，为它写下第一篇专门介绍的文字。道光六年丙戌(公元1826年)，25岁的阮福写下《普洱茶记》这篇800余字的小文，奠定了普洱茶成为名茶的基础。
普洱茶在当代复兴之后，各类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书籍大量出版，可谓汗牛充栋，阮福的《普洱茶记》一定是被引用最多的，尤其是开篇第一句“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既是为普洱茶定位，也是对普洱茶在清代中期时在中国茶格局中的真实地位进行描述。在清代，普洱茶已经以贡茶的身份跻身上流社会了，故宫博物院的仓库里保存上百年，至今仍然外观完好并具备品饮价值的人头贡茶、普洱茶膏等不仅真实见证了这段历史，而且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普洱茶是可以喝的古董的独特属性。
贡茶，普洱茶名重京师
清代，普洱贡茶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大大提高普洱茶制作工艺，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普洱茶的品牌档次，使普洱茶开始成为中国的著名茶类。普洱茶成为贡茶，开始于明代，但没有形成完善制度，影响力有限。清代康熙年间，普洱茶再次成为贡茶，到雍正年间普洱府设置之后，进贡普洱茶成为云南的“成例”，也就是云南总督府的一项固定的政治义务。由于长期进贡皇宫，普洱茶成为皇帝、王公大臣的喜爱之物。皇室除了自己品饮之外还将普洱茶赏赐功臣及外国使节等。宫廷的喜好，在京城时尚潮流中具有引领作用，于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普洱茶就开始“名重京师”了。
那重到了什么地步呢?重到了连皇室都要把普洱茶作为宝贝，赠送给外国使节，以显示皇恩和炫耀天朝地大物博，盛产各种珍奇玩好的地步。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噶尔尼勋爵和副使斯当东爵士为首的800多人的使团访问大清帝国。对普洱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重要插曲。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宴待英国使节团，并按照惯例在接见之后赠送了大批礼物，以显示天朝的富有和恩德。
在所赐礼物中，最多的就是普洱茶，其中有普洱女儿茶、圆茶、普洱茶膏等，由此可见普洱茶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到18世纪末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799年，清人檀萃撰写《滇海虞衡志》时提到普洱茶，这时的普洱茶已是“名重天下，……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的一种盛况了。此时的普洱府城，已经是一座砖砌的大城，清政府在城中设有茶局，专办“茶引”(茶的营业执照)、茶税及督办贡茶等事务。每年三千担的交易量(这只是官方法定的合法交易量，实际上交易量远不止此)，吸引着来自秦陕西、山西、两广、四川、江西、两湘，以及石屏、腾越、下关、玉溪、通海、思茅等地的茶商纷纷在普洱府署宁洱城建立茶庄和商业会馆，对普洱茶进行收购、加工、精制、包装、运输等业务。
普洱茶得名于明代，鼎盛于十八世纪的清代中叶，并在这个时期登上中国名茶的文化殿堂，繁荣了百年之久。十九世纪中叶后，近代中国开始衰败，到十九世纪末，曾是中国“茶瓷丝三位一体”，代表和象征着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地位之一的整个中国茶都开始衰落，消退了昔日的无限荣光，失去了在世界茶叶贸易上的主导地位。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普洱茶又何能幸免?光绪十三年(1908年)，云南地方混乱，盗匪蜂起，贡茶运至昆明附近被匪徒抢劫一空，而早已焦头烂额苟延残喘的朝廷也无暇追究，云南地方政府也因此借机停止了交纳普洱贡茶这一事项。从此，普洱贡茶绝。而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古代的普洱茶，开始成为一个必将日益远去的传说。
民国，老茶号的黄金时代
民国年间，云南的传统普洱茶商号在继承古老传统的同时，注入了崭新的现代商业意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国三年(1914)， 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为传统普洱茶产业的中心。据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仅在思茅城区就有雷永丰、同仁利、信和祥、裕泰丰、 乾利贞、李衡记、裕兴祥、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瑞丰号、谦益祥、复和园、钧义祥、鼎春利、同和祥、恒泰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1万担左右(旧衡制100老斤为一担)。众多茶庄商号中，“雷永丰”最负盛名，位列思茅八大茶号之首。
民国年间，普洱茶产区扩大，特别是今日所谓“江右(外)六大茶山”，也就是勐海茶区的崛起(那时叫“佛海”)，开始和传统的“江左(内)六大茶山”，也即勐腊易武倚邦茶区并驾齐驱，并大有超越之势，极大改变了普洱茶产区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变化，加上民国十五年(1926)，思茅暴发瘟疫，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众多商号茶庄也陆续迁往倚邦、易武、江城、勐海，开始把制茶场所设在原产地，只在思茅设置经营总部。
民国年间普洱传统制茶业的兴旺，还“制造”了一批著名的制茶师傅，当时最有名气的就有刘渭成、朱根林、燕益庆、余长福、周小舟等人。这些制茶师傅们，开始对茶叶分级，把晒青毛茶分为“春尖”“谷花”“细黑”“老黄叶”四个等级，再用各等级毛茶掺内飞揉制成专销藏区的紧茶、专销省内外各地的砖茶、圆茶，不经揉制的春尖、谷花两种散装生茶，则运往昆明代销的茶庄，再加精选，分别加入茉莉、菊花等，再销往省内外各地，是为一等茶。那时的普洱“一等茶”，竟然用来做花茶，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但却说明，那时的消费者心中，还是绿茶为王，只有最好的普洱茶才有资格做绿茶里的花茶。
四大茶厂
普洱茶现代产业之滥觞
民国年间，除了大批传统茶庄商号之外，一批现代机制茶厂的建立和运作，是普洱茶产业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1938年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成立，冯绍裘、范和均、郑鹤春等著名内地茶人来到云南，和云南地方政府一起建立了顺宁(凤庆茶厂前身)、佛海(勐海茶厂前身)、康藏(下关茶厂前身)和复兴(昆明茶厂前身)等云南中茶公司旗下的民国云南四大茶厂。四大茶厂和云南中茶公司近十年间的成功运作，极大推动和整合了云南的现代茶产业，也使普洱茶的现代产业意识相比民国之前有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而这批现代茶厂的建立和运作不是偶然的，这说明，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古老的普洱茶产业已经具备现代产业性的根基了。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产业物质根基，即原料基础初步建立了。
从晚清政府1908年大力倡导现代茶产业开始，云南各地开始了又一个茶叶种植的浪潮。1908年前，相比清中后期，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有极大缩减，但从1908年开始，特别是民国初年，不仅原来的普洱茶主产区普洱、版纳等地的茶叶种植面积开始回升与扩大，临沧的凤庆、云县、镇康等地区和保山腾冲等地区的茶叶种植也开始发轫壮大。正是在民国年间，今日普洱茶区的资源开始得到整合，开始逐渐恢复昔日的荣光;正是在民国年间，以勐海为中心的“江右(外)六大茶山”迅速崛起，超越传统的普洱“江左(内)六大茶山”，成为云南茶的重要主产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原来绝对边缘的江外临沧、缅甸边境范围茶区发展壮大为与普洱、版纳云南茶三大茶区并列的重要茶区之一。总之，民国年间云南现代种茶业的兴起，奠定了云南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原料基础。
正是在云南茶叶种植业极大扩张的基础之上，一批具有现代性的茶厂、茶业公司实体建立了。特别是云南中茶公司和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的成功建立和有效运作，使云南第一次具有了一个现代性的茶业公司和几个初步现代化生产的茶厂。现代茶业公司的建立，是现代性的资本、原料、设备等物质因素的聚集与整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说明这些因素都已成功聚合了。这在云南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而这一成就，成为了民国年间云南茶留给后人的巨大遗产。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现代管理、运作、技术基础，也就是人才基础初步奠定了。现代性茶业公司的建立，除了原料、资本、设备等物质因素的有效聚合外，离不开管理、运作、技术等智力资源的聚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是民国云南茶业具备开始现代性茶业智力资源的重要标志。虽然云南在现代茶产业的智力投入上起步较早，派出了朱文精、陈洪畴等最早的现代茶业留学生，并且，他们回国后也在云南地方政府支持下做了大量努力，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很少取得实绩。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方面的努力，为云南茶准备了一批技术上的人才。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范和均、冯绍裘、郑鹤春等一大批现代茶业技术和管理的著名专家来到云南。他们到来之后，又在内地招募了一大批成熟的技术工人来到云南。这批内地专家和成熟技术工人的到来并与云南本土的专家与技术人才相结合，使云南的现代茶业具备了人才智力上的初步基础，使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得以顺利运作。而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的顺利运作又促进了大批云南现代茶产业技术人才的产生，为日后云南的现代茶产业生存与发展打下了更加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
“八中茶”
普洱茶最经典的品牌LOGO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品牌意识开始觉醒。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品牌系列得以拓展。民国以前，云南茶的主要品牌是“圆茶”(今日所谓的传统“七子饼茶”)，民国年间，在“圆茶”的基础上，云南茶又出现了碗形紧压沱茶，并开始成为消费者广为认可的云南普洱茶又一种重要茶品。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云南红茶又以优异的质量获得极大声誉。与此同时，云南宝洪茶也有一定声誉。也就是说，民国年间，在1905年贡茶消逝之后，表面上，普洱茶走下宫廷的神坛，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更为广大的民间，云南茶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品牌系列也有极大扩展，走出了普洱“圆茶”单一系列的格局，成为普洱“圆茶”(七子饼)、普洱沱茶、滇红三大品牌系列并驾齐驱的格局，极大增强了云南茶的品牌实力。与此同时，云南中茶公司的建立和其对自己品牌的管理与维护，极大地提升了云南茶的品牌意识。
遗憾的是，民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一个时代，政局极不稳定，这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一系列事业的发展，普洱茶自然也不例外。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兼之疟疾流行，道路不靖，商旅裹足，通货膨胀，茶叶销售跟不上飞涨的货币，加上众多商号和茶厂为资金困扰，生产更为困难，导致普洱茶产业衰落，各种茶庄商号和茶厂公司纷纷歇业。1948年，苦苦挣扎的最后一家普洱茶传统商号——以何璞生为庄主的鼎春利茶庄也歇业，传统的普洱茶庄就这样拉上了最后的幕布。与此同时，民国云南四大茶厂的勉强经营也接近尾声，1950年3月，云南中国茶叶公司及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从此，云南中茶公司进入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时代，民国普洱茶时代正式终结。
1951年12月“中茶牌”商标注册成功，1952年7月，当时的中国茶叶总公司下发通知，启用“中茶牌”商标，也就是八个红色的“中”字围绕着一个绿色的“茶”字，俗称“八中茶”，这也是云南普洱茶最经典的商标。从1952年起所生产的茶叶包装的文字最上面是倒读的“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中间是“八中茶”商标，下方是倒读的“中茶牌圆茶”繁体字。由于“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是手工加盖，因印色之别而有红印、黄印、绿印之称，这期间所生产的茶俗称为“印级茶”。
从1972年起“中茶牌圆茶”停用，开始改称“云南七子饼茶”，上面文字为“云南七子饼茶”下有英文，中间仍是“八中茶”商标，下面文字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下面同样有英文，“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同样是手工加盖，因印色的不同有红印、黄印、绿印、水蓝印之分，从此开始了“饼级茶”时代。如今，“八中茶”商标是中粮集团下属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茶叶产品的专属商标。
1976年为出口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规范普洱茶商标号，饼茶用4位数字，头两位是该产品创制年份，第3位是毛茶等级，第4位是茶厂编号。当时1是昆明茶厂，2是勐海茶厂，3是下关茶厂。
当代
渥堆发酵技术，普洱熟茶诞生
从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普洱茶古茶园遭到破坏，产销量大幅下滑，最致命的是失去了普洱茶的品牌意识和价值，沦落为茶的原料产地，堪称普洱茶觉醒之后的迷失年代或者黑暗年代里。但事物的发展却是复杂而奇妙的，正所谓否极泰来，正是在这个所谓的黑暗年代里，现代普洱茶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技术突破——人工渥堆发酵技术诞生了。
为了满足香港人喝老茶的需求，1973年昆明茶厂在厂长、勐海茶厂、下关茶厂分别派出技术骨干组成考察小组赴广东学习发酵技术。后来在借鉴香港、广东做湿仓加速发酵方法的基础上，成功试制出了普洱熟茶。20世纪70年代末，云南终于实现了普洱熟茶的大规模批量生产。人工渥堆发酵技术的发明，是普洱茶黑暗年代里的巨大突破，它开创了普洱茶熟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不仅如此，在1979年2月，云南普洱茶界还由吴启英女士领衔，制定了《云南普洱茶制造工艺要求(试行办法)》，详细制定了普洱茶生产质量标准，生产工艺以及各大厂家的代码(现市场上广为流行的茶唛号都源于此。如：7581的含义为75年、8级茶，昆明茶厂出品的茶砖;7552的含义为75年、5级茶，勐海茶厂出品的饼茶;8653的含义为86年、5级茶、下关茶厂出品的沱茶。)，由省公司下发到各大茶厂，成为全省普洱茶试行生产的规范。从此，云南普洱茶产业在生产工艺上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为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复兴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21世纪初：四大国有茶厂改制，普洱茶全面复兴
普洱茶在1984年之前，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以外销为主，生产普洱茶的茶厂也都属于国营企业。改革开放后，沉寂多年的普洱茶开始缓慢苏醒，但前行的步履一直无比艰难。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正式确立。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营茶厂纷纷改制。现在普洱茶的四大茶厂，都是起身于原云南省茶叶公司，由国营茶厂改制而来的。2004年，下关茶厂、勐海茶厂和普洱茶厂相继完成改制，而中茶公司旗下生产普洱茶的企业只保留了昆明茶厂。昆明茶厂在1994年停产，直到2006年才恢复生产。改制后，这四家茶厂目前分别是：昆明茶厂(现名：云南中茶茶业)，下关茶厂(现名：下关沱茶集团)，勐海茶厂(现名：大益茶业集团)，普洱茶厂(现名：云南普洱茶集团)。
民营资本的强势注入，让这些曾经一度面临倒闭的茶厂获得了新的生机，同时，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民营茶企诞生，完全根据市场需要生产产品，普洱茶逐渐恢复生机活力，开始走上迅猛发展的道路。1996年，普洱茶年产量不到1万吨，2006年，已经扩展到8万吨左右。在短短10年里，普洱茶的年产量几乎年年翻番。2007年，狂飙突进的普洱茶经历一次价格大跳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之后直到2015年度的7年里，在全国茶市普遍不景气的背景里，普洱茶却逆势上扬，价格和产销量都大幅增长。据统计，2015年云南省茶园面积已经扩张到近600万亩，年茶叶总产量达36万吨，其中普洱茶12.9万吨，茶叶综合产值达600多亿元，其中普洱茶的产值也超过了100亿元。
也是乘着中国茶文化全面复兴的东风，普洱茶在21世纪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普洱茶这个特立独行的茶类，“越陈越香”“百年古树”“收藏投资”等等概念，不断颠覆着人们对茶叶的固有思维。在短短10多年间，普洱茶从一个鲜有人问津的小茶类，发展到如今产值过百亿的大茶类，在此过程中，也因普洱茶不断创造出一个个创富奇迹，云南数百万的茶农因为普洱茶实现了脱贫致富。
和产销量的增长相比，普洱茶品牌影响力的强势崛起更加引人瞩目，成为近十余年里中国茶叶界最热门的话题。如今的中国大地凡有茶台处，必饮普洱茶。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17年2月刊
作者|杂花生树
图|段兆顺 李一波 樊韦
“标号级”普洱茶，特指1993~2008年之间生产的普洱茶。15年的历史很短，但对普洱茶来说却是一段大历史。当旧有的购销体系逐渐瓦解，新的秩序体系尚未健全之际，普洱茶进入到一个看似混沌又百花齐放的时期。
希望往往在混沌中产生，在这15年间，普洱茶从籍籍无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
为什么要定义标号级
“标号级”普洱茶时代是我们反复讨论了多年，又策划了一年多的选题。2019年初，我们又邀请了茶界一些专家和茶人，一起探讨如何对七子饼之后的时代进行定义和命名。
早先，这一时期的产品被定义为“中期茶”或“新生代普洱茶”。越陈越香是普洱茶的魅力所在，随着普洱茶的全面复兴，市场对中老茶的认可和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这也使得近年来中期茶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实际上，早在2011年10月，《普洱》杂志就在深圳举办了首届新生代普洱茶高端论坛，对此进行了深度探讨。
不过，中期茶是个因时间推移而流动的动态概念，在一定时间段内用其来定义七子饼茶之后的时代是贴切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就不准确了，因为新茶会变成中期茶，中期茶会变成老茶。而中期茶，一般认为是陈期在10~15年的普洱茶。如果说我们在10年前定义中期茶的年份是1995~2000年，那么现在中期茶的年份是2005~2010年。时间不一样，中期茶对标的年份也不一样。
也因此，我们需要对七子饼后的确定年份，进行一个定义。经过《普洱》杂志内部的多次讨论与策划，并与茶界众多专家、茶人多番探讨后，最终我们将1993年至2008年的这15年，定义为普洱茶的标号级时代。
为什么是1993~2008年，又为什么命名为“标号级”呢?
在中国茶文化体系中，普洱茶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如今我们能够见得到普洱茶实物中，按不同的年代进行断代，大致可以划分为号级茶、印级茶、七子饼三个时代，中期茶、新茶是个可流动的时间概念，并不能用来断代。
号级茶一般指1949年以前茶庄商号留下来的茶，存期迄今已70年以上，甚至有百年以上老茶。
印级茶指1952~1972年间，外包装纸印有“中茶牌圆茶”和“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繁体中文字样，中间是中茶商标的普洱茶。坊间根据“中茶”标中“茶”字的颜色来命名，比如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饼、无纸红印、蓝印铁饼、七子小黄印等。
七子饼茶，以1972年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茶叶分公司成立为标志。这一年云南省获得了茶叶出口权，所有出口茶品都有唛号，包装纸上都印有“云南七子饼茶”字样，因而被称为“七子饼茶时代”。
七子饼时代的终结，实际上并没有明晰的时间概念。1990年，中国茶叶公司通知各茶厂有偿使用“中茶”商标，七子饼时代开始走向分崩离析。但七子饼时代的终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便是来到重要时间节点的1993年，“唛号+云南七子饼茶+中茶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存在着的。
现在我们定义的“标号级”，是指1993年统购统销政策全面取消带来市场的蓬勃发展，到2008年普洱茶国家标准颁布实施期间所生产的普洱茶。对普洱茶来说，虽然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15年，但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时代。随着普洱茶市场的全面放开，民营资本、民营茶企纷纷涌现，新兴的品牌商标不断涌现，“中茶”标一统江湖的格局被打破并逐渐淡出中茶之外的体系。也是在这一时期，普洱茶文化得以蓬勃发展，传统工艺开始复原，新的理念、新的标准逐步成型并趋于完善，为普洱茶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定制吹响普洱茶复兴的号角
普洱茶的复兴，离不开港台茶商的推广，更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统购统销政策的全面取消。
东风吹来满眼春。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进行了最重要的一次“南巡”，以他的最后余力，将处在僵局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推进了一大步，清除了左的思维对改革的干扰，让处于艰难之中的改革开放继续向深水区迈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发[1993]11号文件)。至此，作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形态，统购统销最终结束。
计划经济体制下，茶叶也属于统购统销物资，普洱茶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勐海茶厂、下关茶厂和昆明茶厂三大国营茶厂。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茶叶生产经营开始放开搞活，我国茶叶经营由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但具体到云南和普洱茶，这种改革显然是滞后。首先是云南地处偏远，在当时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次是云南主产的普洱茶、红茶两大茶类主要用来出口;最后是普洱茶还兼顾有边销茶的任务，国家对边销茶实行统购统销、计划调拨，直至2001年7月才全面放开。
茶叶市场的全面取消“统购统销”，对计划经济下的传统国有茶企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旧有的购销体系逐渐瓦解，新的秩序体系尚未健全之际，普洱茶产业进入到一个短暂的混沌期。
现在我们回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可以说这段时期国营大厂正处于变革的阵痛中。七子饼时代已经走向末路，新的趋势却不是那么的明朗。如果我们将这看作是“黎明前的黑暗”，那么在黑暗中也有人点起了星星之火，形成了现如今的“燎原之势”，并最终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普洱茶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来临，肇始于定制茶的兴起。
计划经济时代，普洱茶是云南出口创汇的主要物资。当时茶叶的出口，茶厂和海外客商是不可能直接接触的，香港、国外的客商只能每年在广交会上与云南省茶叶公司签订单。而且不是想要多少就能给多少的，那时只有香港南天公司的订单云南省茶叶公司尽量满足，其他公司只能按照有限的配额订货。
定制茶的雏形，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的香港南天贸易公司，并为我们留下了诸如8582、8592这样的传奇茶饼。然而南天公司有其特殊性，真正意义上的定制茶是在1993年后，民营茶企的逐步兴起，以及香港头盘商、二盘商分销体系的瓦解渐次而出现的。
普洱茶实行出口配额时代，在主要出口市场港澳地区有着规矩的供销体系。当时在港澳地区，只有15家头盘商有资格面对中国内地从事茶叶进口贸易。普洱茶去到香港，由头盘商分销给二盘商，再由二盘商分销到各个茶庄、茶店，绝不可僭越。
但1993年茶叶市场的全面放开，让普洱茶的出口虽然依旧需要许可证，但出口配额制度已经被取消了，为定制茶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并打破了头盘商、二盘商体系。刚开始，一些“苦秦久矣”的二盘商，不甘再遭受头盘商的“盘剥”，开始绕过头盘商直接跟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甚至是茶厂订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也开始实行部门承包制，并在深圳设立富华公司拓展业务。
与此同时，以勐海茶厂为代表的原生产出口普洱茶的几大国营茶厂，由于来自省茶叶公司的订单锐减，只能自谋生路地接受各路茶商的订单。除常规产品，很多茶商还有个性化要求，自己选择原料、包装纸，或者在茶中夹一些东西，比如丝带、大叶片之类的作为记号，或者在包装纸上印个记号等。各种繁杂而不规范的定制产品，让普洱茶市场进入了混沌中。
当然这种混沌，并不是说这段时间生产的普洱茶品质不好，相反地有些茶品是应茶商要求进行生产的，品质甚至要比大厂的常规产品还要高。比如93小票(1993年7542)、94事业青饼(1994年7542)等。
标号的百花齐放
定制茶是普洱茶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但其对现代普洱茶的复兴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因为不少定制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商品茶，他们摒弃了七子饼茶时代的粗放与单调，在用料选择上开始追求产区，以及野生茶、野放茶、大树茶的概念，并尝试还原传统制作工艺，最终演变成了我们今天追捧的山头、古树、手工制茶、石磨压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定制茶是顺应市场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而出现的，并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对普洱茶的价值判断。
贯穿整个标号级时代的，是民营茶企的不断出现，以及中茶标的“后时代”，各类普洱茶品牌商标的不断出现。这也是我们将这一时期定义为“标号级”时代的主要原因。
遥想当年，在茶庄商号林立的时代，普洱茶也曾各种商标百花齐放。但1952年7月中茶总公司下发通知启用“中茶牌”商标后，普洱茶几乎只有一个品牌，那就是“中茶”。
1980年11月正式恢复全国商标注册后，全国各国营茶厂开始注册自己的商标。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也于1980年11月10日注册了“吉幸”牌商标。三大国营茶厂则几乎没有动静，直到1989年6月10日，“大益”牌商标由勐海茶厂成功注册。反倒是一些地方茶企注册了自己的商标，比如双江县茶厂于1982年注册了“勐库”;临沧市茶叶科学研究所健身茶厂于1984年注册了“健身”;南涧彝族自治县茶厂于1987年注册“土林”……
1990年，中国茶叶公司通知各茶厂有偿使用“中茶”商标，此后茶企纷纷注册和使用自有商标。1990年11月30日，下关茶厂停止使用“中茶牌”并在紧茶、饼茶、砖茶产品上重新使用“宝焰牌”商标。1992年3月10日起开始在内销沱茶上使用“松鹤牌”商标。1992-1996年在甲级沱茶面上压制上一个“甲”字，1996年9月10日起以下关茶厂厂徽标志“G”字压制在甲级沱茶沱面上，以取代原来的“甲”字。1994年，云南普洱茶(集团)有限公司“普秀”牌商标注册成功。
就在各大茶厂开始启用自有商标的时候，普洱茶界也迎来了一股“老字号”的风潮。这股风是从台湾、香港吹过来的，由于有喝老茶的习惯，并且手上有实物样本的缘故，最开始是仿制同庆号、鸿泰昌，随后又仿制宋聘号、陈云号等老茶庄商号的包装。从仿制开始，很快地就开始了对老茶庄商号的商标抢注，宋聘号、车顺号、同庆号、可以兴、福元昌……历史上知名的不知名的老茶庄，纷纷被人们抢注。
与此同时，一些新创的民营茶企也开始尝试走私人商号的路子。1998年，曾为吕礼臻加工“真淳雅号”的张毅，创办了“顺时兴”茶庄，并生产出了如今无可替代的首批易武私人商号茶品“1998年易武顺时兴号(春尖)”。1999年，易武昌泰茶行成立，并推出了“99易昌号”……
不过私人商号模式俨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国营茶厂开始纷纷改制。2004年，下关茶厂和勐海茶厂相继完成改制，而中茶公司旗下生产普洱茶的企业只保留了昆明茶厂，并于1996年宣布停产。许多国营时期的技术骨干、员工，开始自己走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普洱茶品牌开始出现……
1998年，澜沧县茶厂改制为澜沧县古茶公司;1999年，邹炳良、卢国龄创办海湾茶业;2001年，黎明茶厂开始生产“八角亭”普洱茶;2002年，阮殿蓉创办云南六大茶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张建丽创办勐海县兴海茶厂;2002年，杨坚林创办勐海杨记天缘茶厂;2004年，董国艳创办勐海国艳茶厂;2004年，谭梅创办云南大境界茶业;2007年，林兴云创办云南土林茶叶有限公司;2007年，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创立;2007年，柏联普洱茶庄园开始打造……
越来越多普洱茶企业的创建，以及品牌商标的涌现，让普洱茶商标再次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时代，普洱茶进入了“标号级”时代，品牌的价值逐步在市场中得以展现。尽管如此，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普洱茶市场面临着许多变化，市场正处于厚积薄发的混沌期。这种混沌，来自旧秩序体系的瓦解和新秩序体系的消解和酝酿。
从混沌到澄明
许多时间点，其实是契合在一起的。1993年统购统销政策的全面取消，让民营茶企开始迎来春天的同时，也让过惯了舒服日子的国营茶厂逐渐衰落，使得一些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国营茶厂职工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
也就差不多这个时候，普洱茶在台湾扎下根来。1995年，邓时海的《普洱茶》在台湾正式出版。与此同时，香港的头盘商、二盘商体系走向瓦解，并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走向终结。这时期，港台茶商开始来到云南定制普洱茶。
当时普洱茶的出口配额虽然取消了，但仍然需要茶叶出口许可证才能出口，一直到2004年才取消。面对市场大环境的变化，1996年云南省茶叶公司也开始内部改革，实行部门承包经营责任制，很多部门开始自己找其他途径生产茶产品。而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普洱茶市场的混乱。
这个阶段云南省茶叶公司出品的普洱茶，既有“中茶”也有“吉幸”，主要由勐海、下关、普洱代为生产，一些小的茶厂也有为中茶代工。不过混沌中往往孕育着新的生机和希望。经过变革前期的阵痛之后，慢慢地整个普洱茶市场开始走向规范。
2003年3月1日，普洱茶地方标准DB53/T103-2003《普洱茶》，由云南省由云南省技术质量监督局发布实施，是普洱茶历史上有据可查第一份标准。在这份标准中，普洱茶被定义为熟茶：“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成的散茶和紧压茶。”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布了NY/T 779-2004《普洱茶》，并于6月1日开始实施。这个标准，基本上也是将普洱茶定义为熟茶。不过与DB53/T 103—2003《普洱茶》相比，农业部颁布的这个标准中，增加了一个“熟成”的术语，“熟成是指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及其压制茶在良好贮藏条件下长期贮存(10年以上)，或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经人工渥堆发酵，使茶多酚等生化成分经氧化聚合水解系列生化反应，最终形成普洱茶特定品质的加工工序。”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说的生茶也被归入到普洱茶中，但需要达到10年以上的陈期。
2006年，普洱茶的生产加工开始强制执行QS认证，极大遏制了普洱茶在生产环节出现的不规范行为，并开始标注明确的生产日期。
2006年10月1日，云南省地方标准DB53/103-2006《普洱茶》开始实施，并代替了DB53/T 103-2003《普洱茶》。与前一版的标准相比，新实施的省标将普洱茶的术语和定义修改为“普洱茶是云南特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是技特定的加工工艺生产具有独特品质特征的茶叶，普洱茶分为普洱茶(生茶)和普洱茶(熟茶)两大类型”，增加了普洱茶(生茶)和普洱茶(熟茶)的术语和定义，并对普洱茶的类型和等级划分、感官品质、理化指标、卫生指标进行了修改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我们看到，新标准在定义中增加了“普洱茶是云南特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此举是为以后申请普洱茶地理标志保护铺路。同时明确将普洱茶分为生茶、熟茶两大类别，为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至此，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茶，从定义、种植环境、分级、生产技术规程、卫生指标、存储到冲泡，有了一套完整的标准可以依循，这为普洱茶的市场化推广与普洱茶产业更好地发展与繁荣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2008年12月1日，GB/T 22111-2008普洱茶国家标准正式颁布实施。国家标准的出台，不但从种植、生产等层面有了明确而完整的标准，还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范围进行了严格划分，明确了普洱茶的概念，也即普洱茶必须以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并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艺制成。
1993~2008年，普洱茶标号级时代。这一时期，普洱茶在混沌中不断更新自我，在不断创建的企业和品牌中重新发掘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为普洱茶的全面复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12月1日，以普洱茶国家标准实施为重要节点，普洱茶开始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全面复兴。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20年10月刊
作者|段兆顺
摄影|Susan[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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