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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文化寻源

在尘封的历史中寻找茶香


      谈到普洱茶文化,地理位置靠近古六大茶山的勐海似乎更有影响。西双版纳茶区,过去以澜沧江为界,分江北和江南茶区。江北的六大茶山,曾经在普洱茶的发展历史上各领风骚,此后渐渐形成了以易武为中心,江南的六大茶山,除了景迈之外,其余的南糯、佛海、勐宋、南峤和巴达,都属今天的勐海,而且由于气候及环境更适合茶叶的生长,勐海在普洱茶界的影响,渐渐超越了江北的易武,成为普洱茶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地方。


      著名学者李拂一先生曾在《佛海茶业概况》中说道:“普洱茶叶,驰名天下……而普洱府志载,距今数十年前,十二版纳出产茶叶,概集中普洱制造,同时普洱又为普思沿边一带茶叶之集散地。后制造逐渐南移,接近茶山。今则大部集中佛海制造矣。”最初,在江北安营扎寨的茶商认为佛海一带所产之茶为“坝茶”,品质不如易武和倚邦一带优良。其实,在勐海出现大量生产性茶庄以前,勐海每年都有数千担散茶运往思茅压制成饼茶或“紧茶”分销给商人,其实,即使是资深的普洱茶品饮者,也很难辨别出谁是“山茶”,谁又是“坝茶”。


      为了求证佛海茶叶的品质,李拂一先生曾在1934年前后,以佛海附近所产茶叶,制成“红茶”寄请汉口兴商砖茶公司黄诰君代为化验,结果是佛海所产茶叶“品质优良,气味醇厚。”而运销到西藏后,当地的藏胞认为和酥油加盐饮用,足以御寒、壮精神,由幼而老,不可一日或缺。


      在李拂一先生完成《佛海茶业概况》一文的1939年,勐海产茶数量,在十二版纳各县区已经是首屈一指的了:“佛海、车里(今景洪市)、南峤及宁江(今勐海县)等县区,凡海拔四千尺左右之山地,或原野附近之小丘陵,皆滋生茶树。尤以佛海一县之产区最广。”


李拂一

     

      勐海在普洱茶界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茶庄的出现大约在1908年前后,勐海出现了制作普洱紧茶的茶庄,此后的几年,茶庄发展到20多家,它们借茶叶产地的优势,迅速壮大,于是先前运往他处加工的茶叶,留在了勐海本地,促进了勐海普洱茶生产企业的发展。尤其是1938年佛海茶厂和南糯山茶厂的兴办,勐海县在很短的时间声名鹊起。佛海茶厂借普洱茶扬名海外,而勐海因拥有佛海茶厂,成为普洱茶版图中众人瞩目的地方。


勐海茶厂(原佛海茶厂)


      在勐海的普洱茶庄如雨后春笋出现的时候,在澜沧江另一面的凤庆,却还老老实实担当着原料供给大县的角色。谁也说不清楚凤庆丰厚的历史文化为什么没有在普洱茶的生产上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大理喜洲严子祯在下关建立永昌祥商号,开始大量生产沱茶和藏销紧茶。严子祯的生意做得很大,他的产品不但通过缅甸、印度入藏,而且他还在宜宾、重庆、汉口、上海和缅甸的瓦城设分号。可以发现,严子祯不仅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一个有着眼光的营销战略家,借助长江水道,严子祯将他的产品营销到了全国各地,这在交通不便的旧时,水道的确是一个地方与外界相连的动脉,严的沱茶和紧茶生意顺着茶马古道和水道迅速做大了。而大量的沱茶和紧茶生产是需要原料基地来支撑的,凤庆就历史地扮演了原料基地的角色。


严子祯


      当时严子祯所生产的沱茶,凤庆晒青毛茶是必不可少的原料,因此民国17年(1928),“永昌祥”在凤庆设立了商号,不过生意兴隆的严子祯并没有打算在凤庆建生产基地,他在凤庆设商号,主要是为了竞购毛茶,并有效地控制沱茶原料。民国21年,又有外地人看好凤庆的原料,在凤庆建立了福利和、复协和、复和春三个茶叶商号,到了30年代末,虽然凤庆的茶叶商号发展到了20多家,较有名的除了以上四家以外,还有文运记、宝丰祥、顺天昌、升记、时泰兴、裕德兴、协兴利、士宝源、益友店、永利记、驷兴店、协庆兴、合兴昌、陆盛昌,这些商号大部分由下关茶号分支于此,但他们几乎都只是做收购毛茶的买卖,然后运到下关改造成紧茶或圆茶。在这些茶叶商号中,严子祯的“永昌祥”是最有实力的一家,当时凤庆的茶叶产量已经达到1250多吨,但半数以上被严子祯收购,其实力足以左右顺宁的茶叶。


      这一现状直至1939年顺宁实验茶厂建立以后才得以改善。事实上,在生产“红茶”之前,凤庆与云南全省各茶区一样,千百年来只生产绿茶类的晒青茶,或以晒青茶为原料的砖茶、沱茶、饼茶,或以晒青茶为原料的普洱散茶。而在勐海茶厂、凤庆茶厂和下关茶厂建厂初期,彼此的主打产品并没有决定下来,勐海茶厂除生产紧茶和饼茶外,也生产红茶;而顺宁茶厂在生产红茶外,也生产砖茶和饼茶。他们与下关茶厂、昆明茶厂同属于中茶公司,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人员的往来交换也比较密切,使得三家茶厂彼此没有什么秘密。


      顺宁茶厂建厂初期,日子并不好过,大理的永昌祥显然不愿意自己的原料基地出现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茶厂,它的办法就是抬价抢购晒青毛茶,顺宁茶厂为了能收购到满足自己生产需要的原料,除在城郊直接收购鲜叶加工红湿毛茶外,还先后到云县、博尚等地设收购站收购供“一母同胞”康藏茶厂(今下关茶厂)、复兴茶厂(今昆明茶厂)生产沱茶和砖茶的原料,由于顺宁茶厂是以生产红茶为主,因此,凤庆尽管是作为优质大叶种的原料基地,但却没有像当年的易武与勐海那样,涌现出许许多多普洱茶庄来。据《凤庆茶叶志》介绍,当年顺宁茶厂收购的原料,在完成调拨后,也有部分用来加工成沱茶和砖茶行销,但毕竟不是其主打的产品。因此作为一个茶叶之乡,凤庆对普洱茶最大的贡献是它扮演的幕后角色,今天,除了凤庆茶厂生产“凤牌七子饼茶”、“凤牌甲沱”和临沧茶厂生产银毫沱茶有影响之外,并没有留下许多传诸后世的普洱茶产品。


60年代制茶机器


      与严子祯在凤庆只收购原料不同,佛海(今勐海)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小茶庄不仅将勐海作为原料基地,更将它作为一个生产基地和集散地。当然,尽管西双版纳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但其最大的产茶区勐海成长为今天普洱茶最富盛名的重镇,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渐穿过时间的帷幔,呈现出来的。如果说陆羽在著《茶经》时,或因见识、或因高山阻隔,没有认识到云南在中国茶叶版图上的重要地位还可谅解的话,那么清代学者檀萃在其得意之作《滇海虞衡志》中,把勐海排除在普洱茶的主产区之外,不能不说是一叶障目的败笔。檀萃在书中写道:“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绮邦、四曰莽枝、五曰曼端、六曰慢撒,周八百余里。”他只知江北有六大茶山,而不知江南也有六大茶山,分别是南糯茶山、勐海茶山、巴达茶山、景迈茶山、南峤茶山、勐宋茶山。其实,勐海产茶的又何止才是这几座茶山,由于天赐的地理、气候以及环境,勐海土地上,可以说是山山皆锦秀,峰峰出妙茶。导致檀萃这一失误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的道路难行,他没有涉足西双版纳,没有到过勐海见识地球上这块生机盎然的土地上那一望无际绵延铺陈的茶园,否则,《滇海虞衡志》对普洱茶的产区,一定会有新的阐述。


树龄1800年勐海野生茶树王


      相比较起来,唐代的学者樊绰的视野就要开阔得多,盛唐气象的潜移默化,拓展了这位学者的胸襟,使他能够超越地理和历史的局限,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来看待那些还处在蒙昧之中的事物,因此他所著的《蛮书》中这样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指的是唐代地方政权南诏所设的“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包括今天的景东、景谷及其以南的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当然也包括临沧的云县、临翔区和凤庆的一些地方,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区域。而且与檀萃相比,樊绰也要聪明得多,他不像檀那样,将普洱茶的区域确指在六山,这样很可能挂一漏万。而是用了一个“诸”字,将茶叶的生长地都概括进去了。


      勐海的普洱茶生产,在上个世纪初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一份有关勐海茶庄的文献里,笔者见到这样的记载:民国3年(1914),思茅厘金总办玉溪人秦克廷,派办事员玉溪人周文卿到佛海经营盐茶生意,开设“广源利”商号,民国6年(1917),周文卿与朵云峰、刘华轩合伙成立“三益祥”商号,继续盐茶生意。民国14年(1925),周文卿开办“可以兴茶庄”。民国时期的“可以兴茶庄”,红色商标上绘有马鹿、白鹤松树图,印有“鹿鹤商标”字样,四个小圆圈内标以“云南猛海”四字,横行双线圈内印“可以兴茶庄”五字,中间直书六行字:“拣选上等尖芽,精工督造如法,诸君认明内票,请试非图自夸”。下方横书三行缅文,生产的茶砖很有名气。


      民国13年(1924),腾冲富商董耀廷派叶安年到勐海租赁城子脚那“恒春号”后面山上赵绍虞宅,成立“洪记”茶庄,专营紧茶销藏,并优礼高价聘请思茅制茶师傅到“洪记”制紧茶。“洪记”茶庄后到7灶时,年产茶量1.5万担,1949年生产500多驮,后来转移缅甸。 民国17年(1928),鹤庆富商张静波派缅甸景栋栈的经理傅孟康到佛海成立“恒盛公茶庄”。同年,云南回族苏兴元在城子脚设茶灶一盘,制造紧茶二三百驮,售予“洪记茶庄”,年产茶1000担。民国19年(1930),新开业的茶庄有腾冲人李云生的“云生祥茶庄”;石屏人王抹时的“时利和茶庄”;广西柳州人李拂一的“复兴茶庄”;勐海土司刀良臣集资傣族合股的“新民茶庄”;傣汉族合股以景谷人罕荣邦为经理的“利利茶庄”;蒙自回族马鼎臣的“鼎兴茶庄”,有蓝圆茶、红圆茶、紫圆茶3种内飞,其内票以一月一星的“月星”为注册商标,紧茶为有柄心脏形。另还有张敏然的“大同茶庄”;有回族纳成方、纳成俊合办的茶号1家。


      仅民国27年(1938),勐海开办的茶庄就有5家,它们是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曼 赛老叭双喜与利利茶庄合股开办的茶号;群众集资由石屏人梅植三开办的“大同茶庄”;普洱人张吉庵的“吉安茶庄”;傣族合资,由勐遮土司刀健刚开办设在曼洪的茶庄;由勐混傣族合股、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设在勐混的茶庄。民国27年(1938),李拂一主张小茶庄联合,得到支持,于是由“可以兴”、“时利和”、“大同”、“利利”、“复兴”等茶庄参加,成立了“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有紧茶2万多驮,实力增强,还办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民国28年(1939),当时的云南省财政厅在勐海创办思普企业公司所属思普茶叶试验厂,委任白孟愚为厂长。这年5月,中央经济部采纳李拂一先生建议,派中国茶叶专家范和钧率领一批技术人员,到佛海成立官办“中茶公司佛海茶厂”,机制红绿茶。 民国29年(1940),思茅“元信昌号”老板马子厚及中茶公司试验厂高价购买紧茶,茶号又增加勐宋区曼迈的石屏人陈玺、曼默的昆明人覃玉篇、佛海的大理人赵绍虞、思茅人刘肇炎四家茶庄,这时佛海的茶灶猛增至40盘,年产紧茶3.5万余担,圆茶7千余担,创佛海最高年产量,出口到香港等地的有“鼎兴茶庄”绘月星标记的紧茶。


茶厂旧照


      这是一份对勐海茶庄比较详细的记载,很难想象收集这些资料的人,是怎样透过历史的帷幕,将勐海尘封在时间里的一个个茶庄重新挖掘出来的,从这份极有历史价值的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勐海在上个世纪初期,普洱茶生产的兴旺景象。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在历来注重历史文献纪录、整理的文化大县凤庆,我们却很难在尘封的历史中寻找到像勐海当年生产普洱茶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景象。


文/  选自阮殿蓉著《普洱茶再发现》

图/排版  六大茶山

部分图源网络

普洱茶再发现 普洱茶文化寻源

在尘封的历史中寻找茶香

谈到普洱茶文化,地理位置靠近古六大茶山的勐海似乎更有影响。西双版纳茶区,过去以澜沧江为界,分江北和江南茶区。江北的六大茶山,曾经在普洱茶的发展历史上各领风骚,此后渐渐形成了以易武为中心,江南的六大茶山,除了景迈之外,其余的南糯、佛海、勐宋、南峤和巴达,都属今天的勐海,而且由于气候及环境更适合茶叶的生长,勐海在普洱茶界的影响,渐渐超越了江北的易武,成为普洱茶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地方。


著名学者李拂一先生曾在《佛海茶业概况》中说道:“普洱茶叶,驰名天下……而普洱府志载,距今数十年前,十二版纳出产茶叶,概集中普洱制造,同时普洱又为普思沿边一带茶叶之集散地。后制造逐渐南移,接近茶山。今则大部集中佛海制造矣。”最初,在江北安营扎寨的茶商认为佛海一带所产之茶为“坝茶”,品质不如易武和倚邦一带优良。其实,在勐海出现大量生产性茶庄以前,勐海每年都有数千担散茶运往思茅压制成饼茶或“紧茶”分销给商人,其实,即使是资深的普洱茶品饮者,也很难辨别出谁是“山茶”,谁又是“坝茶”。


为了求证佛海茶叶的品质,李拂一先生曾在1934年前后,以佛海附近所产茶叶,制成“红茶”寄请汉口兴商砖茶公司黄诰君代为化验,结果是佛海所产茶叶“品质优良,气味醇厚。”而运销到西藏后,当地的藏胞认为和酥油加盐饮用,足以御寒、壮精神,由幼而老,不可一日或缺。


在李拂一先生完成《佛海茶业概况》一文的1939年,勐海产茶数量,在十二版纳各县区已经是首屈一指的了:“佛海、车里(今景洪市)、南峤及宁江(今勐海县)等县区,凡海拔四千尺左右之山地,或原野附近之小丘陵,皆滋生茶树。尤以佛海一县之产区最广。”


李拂一

     

勐海在普洱茶界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茶庄的出现大约在1908年前后,勐海出现了制作普洱紧茶的茶庄,此后的几年,茶庄发展到20多家,它们借茶叶产地的优势,迅速壮大,于是先前运往他处加工的茶叶,留在了勐海本地,促进了勐海普洱茶生产企业的发展。尤其是1938年佛海茶厂和南糯山茶厂的兴办,勐海县在很短的时间声名鹊起。佛海茶厂借普洱茶扬名海外,而勐海因拥有佛海茶厂,成为普洱茶版图中众人瞩目的地方。


勐海茶厂(原佛海茶厂)


在勐海的普洱茶庄如雨后春笋出现的时候,在澜沧江另一面的凤庆,却还老老实实担当着原料供给大县的角色。谁也说不清楚凤庆丰厚的历史文化为什么没有在普洱茶的生产上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大理喜洲严子祯在下关建立永昌祥商号,开始大量生产沱茶和藏销紧茶。严子祯的生意做得很大,他的产品不但通过缅甸、印度入藏,而且他还在宜宾、重庆、汉口、上海和缅甸的瓦城设分号。可以发现,严子祯不仅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一个有着眼光的营销战略家,借助长江水道,严子祯将他的产品营销到了全国各地,这在交通不便的旧时,水道的确是一个地方与外界相连的动脉,严的沱茶和紧茶生意顺着茶马古道和水道迅速做大了。而大量的沱茶和紧茶生产是需要原料基地来支撑的,凤庆就历史地扮演了原料基地的角色。


严子祯


当时严子祯所生产的沱茶,凤庆晒青毛茶是必不可少的原料,因此民国17年(1928),“永昌祥”在凤庆设立了商号,不过生意兴隆的严子祯并没有打算在凤庆建生产基地,他在凤庆设商号,主要是为了竞购毛茶,并有效地控制沱茶原料。民国21年,又有外地人看好凤庆的原料,在凤庆建立了福利和、复协和、复和春三个茶叶商号,到了30年代末,虽然凤庆的茶叶商号发展到了20多家,较有名的除了以上四家以外,还有文运记、宝丰祥、顺天昌、升记、时泰兴、裕德兴、协兴利、士宝源、益友店、永利记、驷兴店、协庆兴、合兴昌、陆盛昌,这些商号大部分由下关茶号分支于此,但他们几乎都只是做收购毛茶的买卖,然后运到下关改造成紧茶或圆茶。在这些茶叶商号中,严子祯的“永昌祥”是最有实力的一家,当时凤庆的茶叶产量已经达到1250多吨,但半数以上被严子祯收购,其实力足以左右顺宁的茶叶。


这一现状直至1939年顺宁实验茶厂建立以后才得以改善。事实上,在生产“红茶”之前,凤庆与云南全省各茶区一样,千百年来只生产绿茶类的晒青茶,或以晒青茶为原料的砖茶、沱茶、饼茶,或以晒青茶为原料的普洱散茶。而在勐海茶厂、凤庆茶厂和下关茶厂建厂初期,彼此的主打产品并没有决定下来,勐海茶厂除生产紧茶和饼茶外,也生产红茶;而顺宁茶厂在生产红茶外,也生产砖茶和饼茶。他们与下关茶厂、昆明茶厂同属于中茶公司,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人员的往来交换也比较密切,使得三家茶厂彼此没有什么秘密。


顺宁茶厂建厂初期,日子并不好过,大理的永昌祥显然不愿意自己的原料基地出现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茶厂,它的办法就是抬价抢购晒青毛茶,顺宁茶厂为了能收购到满足自己生产需要的原料,除在城郊直接收购鲜叶加工红湿毛茶外,还先后到云县、博尚等地设收购站收购供“一母同胞”康藏茶厂(今下关茶厂)、复兴茶厂(今昆明茶厂)生产沱茶和砖茶的原料,由于顺宁茶厂是以生产红茶为主,因此,凤庆尽管是作为优质大叶种的原料基地,但却没有像当年的易武与勐海那样,涌现出许许多多普洱茶庄来。据《凤庆茶叶志》介绍,当年顺宁茶厂收购的原料,在完成调拨后,也有部分用来加工成沱茶和砖茶行销,但毕竟不是其主打的产品。因此作为一个茶叶之乡,凤庆对普洱茶最大的贡献是它扮演的幕后角色,今天,除了凤庆茶厂生产“凤牌七子饼茶”、“凤牌甲沱”和临沧茶厂生产银毫沱茶有影响之外,并没有留下许多传诸后世的普洱茶产品。


60年代制茶机器


与严子祯在凤庆只收购原料不同,佛海(今勐海)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小茶庄不仅将勐海作为原料基地,更将它作为一个生产基地和集散地。当然,尽管西双版纳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但其最大的产茶区勐海成长为今天普洱茶最富盛名的重镇,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渐穿过时间的帷幔,呈现出来的。如果说陆羽在著《茶经》时,或因见识、或因高山阻隔,没有认识到云南在中国茶叶版图上的重要地位还可谅解的话,那么清代学者檀萃在其得意之作《滇海虞衡志》中,把勐海排除在普洱茶的主产区之外,不能不说是一叶障目的败笔。檀萃在书中写道:“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绮邦、四曰莽枝、五曰曼端、六曰慢撒,周八百余里。”他只知江北有六大茶山,而不知江南也有六大茶山,分别是南糯茶山、勐海茶山、巴达茶山、景迈茶山、南峤茶山、勐宋茶山。其实,勐海产茶的又何止才是这几座茶山,由于天赐的地理、气候以及环境,勐海土地上,可以说是山山皆锦秀,峰峰出妙茶。导致檀萃这一失误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的道路难行,他没有涉足西双版纳,没有到过勐海见识地球上这块生机盎然的土地上那一望无际绵延铺陈的茶园,否则,《滇海虞衡志》对普洱茶的产区,一定会有新的阐述。


树龄1800年勐海野生茶树王


相比较起来,唐代的学者樊绰的视野就要开阔得多,盛唐气象的潜移默化,拓展了这位学者的胸襟,使他能够超越地理和历史的局限,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来看待那些还处在蒙昧之中的事物,因此他所著的《蛮书》中这样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指的是唐代地方政权南诏所设的“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包括今天的景东、景谷及其以南的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当然也包括临沧的云县、临翔区和凤庆的一些地方,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区域。而且与檀萃相比,樊绰也要聪明得多,他不像檀那样,将普洱茶的区域确指在六山,这样很可能挂一漏万。而是用了一个“诸”字,将茶叶的生长地都概括进去了。


勐海的普洱茶生产,在上个世纪初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一份有关勐海茶庄的文献里,笔者见到这样的记载:民国3年(1914),思茅厘金总办玉溪人秦克廷,派办事员玉溪人周文卿到佛海经营盐茶生意,开设“广源利”商号,民国6年(1917),周文卿与朵云峰、刘华轩合伙成立“三益祥”商号,继续盐茶生意。民国14年(1925),周文卿开办“可以兴茶庄”。民国时期的“可以兴茶庄”,红色商标上绘有马鹿、白鹤松树图,印有“鹿鹤商标”字样,四个小圆圈内标以“云南猛海”四字,横行双线圈内印“可以兴茶庄”五字,中间直书六行字:“拣选上等尖芽,精工督造如法,诸君认明内票,请试非图自夸”。下方横书三行缅文,生产的茶砖很有名气。


民国13年(1924),腾冲富商董耀廷派叶安年到勐海租赁城子脚那“恒春号”后面山上赵绍虞宅,成立“洪记”茶庄,专营紧茶销藏,并优礼高价聘请思茅制茶师傅到“洪记”制紧茶。“洪记”茶庄后到7灶时,年产茶量1.5万担,1949年生产500多驮,后来转移缅甸。 民国17年(1928),鹤庆富商张静波派缅甸景栋栈的经理傅孟康到佛海成立“恒盛公茶庄”。同年,云南回族苏兴元在城子脚设茶灶一盘,制造紧茶二三百驮,售予“洪记茶庄”,年产茶1000担。民国19年(1930),新开业的茶庄有腾冲人李云生的“云生祥茶庄”;石屏人王抹时的“时利和茶庄”;广西柳州人李拂一的“复兴茶庄”;勐海土司刀良臣集资傣族合股的“新民茶庄”;傣汉族合股以景谷人罕荣邦为经理的“利利茶庄”;蒙自回族马鼎臣的“鼎兴茶庄”,有蓝圆茶、红圆茶、紫圆茶3种内飞,其内票以一月一星的“月星”为注册商标,紧茶为有柄心脏形。另还有张敏然的“大同茶庄”;有回族纳成方、纳成俊合办的茶号1家。


仅民国27年(1938),勐海开办的茶庄就有5家,它们是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曼 赛老叭双喜与利利茶庄合股开办的茶号;群众集资由石屏人梅植三开办的“大同茶庄”;普洱人张吉庵的“吉安茶庄”;傣族合资,由勐遮土司刀健刚开办设在曼洪的茶庄;由勐混傣族合股、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设在勐混的茶庄。民国27年(1938),李拂一主张小茶庄联合,得到支持,于是由“可以兴”、“时利和”、“大同”、“利利”、“复兴”等茶庄参加,成立了“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有紧茶2万多驮,实力增强,还办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民国28年(1939),当时的云南省财政厅在勐海创办思普企业公司所属思普茶叶试验厂,委任白孟愚为厂长。这年5月,中央经济部采纳李拂一先生建议,派中国茶叶专家范和钧率领一批技术人员,到佛海成立官办“中茶公司佛海茶厂”,机制红绿茶。 民国29年(1940),思茅“元信昌号”老板马子厚及中茶公司试验厂高价购买紧茶,茶号又增加勐宋区曼迈的石屏人陈玺、曼默的昆明人覃玉篇、佛海的大理人赵绍虞、思茅人刘肇炎四家茶庄,这时佛海的茶灶猛增至40盘,年产紧茶3.5万余担,圆茶7千余担,创佛海最高年产量,出口到香港等地的有“鼎兴茶庄”绘月星标记的紧茶。


茶厂旧照


这是一份对勐海茶庄比较详细的记载,很难想象收集这些资料的人,是怎样透过历史的帷幕,将勐海尘封在时间里的一个个茶庄重新挖掘出来的,从这份极有历史价值的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勐海在上个世纪初期,普洱茶生产的兴旺景象。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在历来注重历史文献纪录、整理的文化大县凤庆,我们却很难在尘封的历史中寻找到像勐海当年生产普洱茶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景象。

(来源:六大茶山;文/  选自阮殿蓉著《普洱茶再发现》

【普洱茶再发现】普洱茶文化寻源

  谈到普洱茶文化,地理位置靠近古六大茶山的勐海似乎更有影响。西双版纳茶区,过去以澜沧江为界,分江北和江南茶区。江北的六大茶山,曾经在普洱茶的发展历史上各领风骚,此后渐渐形成了以易武为中心,江南的六大茶山,除了景迈之外,其余的南糯、佛海、勐宋、南峤和巴达,都属今天的勐海,而且由于气候及环境更适合茶叶的生长,勐海在普洱茶界的影响,渐渐超越了江北的易武,成为普洱茶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地方。

  著名学者李拂一先生曾在《佛海茶业概况》中说道:“普洱茶叶,驰名天下……而普洱府志载,距今数十年前,十二版纳出产茶叶,概集中普洱制造,同时普洱又为普思沿边一带茶叶之集散地。后制造逐渐南移,接近茶山。今则大部集中佛海制造矣。”最初,在江北安营扎寨的茶商认为佛海一带所产之茶为“坝茶”,品质不如易武和倚邦一带优良。其实,在勐海出现大量生产性茶庄以前,勐海每年都有数千担散茶运往思茅压制成饼茶或“紧茶”分销给商人,其实,即使是资深的普洱茶品饮者,也很难辨别出谁是“山茶”,谁又是“坝茶”。

  为了求证佛海茶叶的品质,李拂一先生曾在1934年前后,以佛海附近所产茶叶,制成“红茶”寄请汉口兴商砖茶公司黄诰君代为化验,结果是佛海所产茶叶“品质优良,气味醇厚。”而运销到西藏后,当地的藏胞认为和酥油加盐饮用,足以御寒、壮精神,由幼而老,不可一日或缺。

  在李拂一先生完成《佛海茶业概况》一文的1939年,勐海产茶数量,在十二版纳各县区已经是首屈一指的了:“佛海、车里(今景洪市)、南峤及宁江(今勐海县)等县区,凡海拔四千尺左右之山地,或原野附近之小丘陵,皆滋生茶树。尤以佛海一县之产区最广。”

  

  勐海在普洱茶界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茶庄的出现。大约在1908年前后,勐海出现了制作普洱紧茶的茶庄,此后的几年,茶庄发展到20多家,它们借茶叶产地的优势,迅速壮大,于是先前运往他处加工的茶叶,留在了勐海本地,促进了勐海普洱茶生产企业的发展。尤其是1938年佛海茶厂和南糯山茶厂的兴办,勐海县在很短的时间声名鹊起。佛海茶厂借普洱茶扬名海外,而勐海因拥有佛海茶厂,成为普洱茶版图中众人瞩目的地方。

  

  勐海茶厂(原佛海茶厂)

  在勐海的普洱茶庄如雨后春笋出现的时候,在澜沧江另一面的凤庆,却还老老实实担当着原料供给大县的角色。谁也说不清楚凤庆丰厚的历史文化为什么没有在普洱茶的生产上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大理喜洲严子祯在下关建立永昌祥商号,开始大量生产沱茶和藏销紧茶。严子祯的生意做得很大,他的产品不但通过缅甸、印度入藏,而且他还在宜宾、重庆、汉口、上海和缅甸的瓦城设分号。可以发现,严子祯不仅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一个有着眼光的营销战略家,借助长江水道,严子祯将他的产品营销到了全国各地,这在交通不便的旧时,水道的确是一个地方与外界相连的动脉,严的沱茶和紧茶生意顺着茶马古道和水道迅速做大了。而大量的沱茶和紧茶生产是需要原料基地来支撑的,凤庆就历史地扮演了原料基地的角色。

  

  严子祯

  当时严子祯所生产的沱茶,凤庆晒青毛茶是必不可少的原料,因此民国17年(1928),“永昌祥”在凤庆设立了商号,不过生意兴隆的严子祯并没有打算在凤庆建生产基地,他在凤庆设商号,主要是为了竞购毛茶,并有效地控制沱茶原料。民国21年,又有外地人看好凤庆的原料,在凤庆建立了福利和、复协和、复和春三个茶叶商号,到了30年代末,虽然凤庆的茶叶商号发展到了20多家,较有名的除了以上四家以外,还有文运记、宝丰祥、顺天昌、升记、时泰兴、裕德兴、协兴利、士宝源、益友店、永利记、驷兴店、协庆兴、合兴昌、陆盛昌,这些商号大部分由下关茶号分支于此,但他们几乎都只是做收购毛茶的买卖,然后运到下关改造成紧茶或圆茶。在这些茶叶商号中,严子祯的“永昌祥”是最有实力的一家,当时凤庆的茶叶产量已经达到1250多吨,但半数以上被严子祯收购,其实力足以左右顺宁的茶叶。

  这一现状直至1939年顺宁实验茶厂建立以后才得以改善。事实上,在生产“红茶”之前,凤庆与云南全省各茶区一样,千百年来只生产绿茶类的晒青茶,或以晒青茶为原料的砖茶、沱茶、饼茶,或以晒青茶为原料的普洱散茶。而在勐海茶厂、凤庆茶厂和下关茶厂建厂初期,彼此的主打产品并没有决定下来,勐海茶厂除生产紧茶和饼茶外,也生产红茶;而顺宁茶厂在生产红茶外,也生产砖茶和饼茶。他们与下关茶厂、昆明茶厂同属于中茶公司,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人员的往来交换也比较密切,使得三家茶厂彼此没有什么秘密。

  顺宁茶厂建厂初期,日子并不好过,大理的永昌祥显然不愿意自己的原料基地出现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茶厂,它的办法就是抬价抢购晒青毛茶,顺宁茶厂为了能收购到满足自己生产需要的原料,除在城郊直接收购鲜叶加工红湿毛茶外,还先后到云县、博尚等地设收购站收购供“一母同胞”康藏茶厂(今下关茶厂)、复兴茶厂(今昆明茶厂)生产沱茶和砖茶的原料,由于顺宁茶厂是以生产红茶为主,因此,凤庆尽管是作为优质大叶种的原料基地,但却没有像当年的易武与勐海那样,涌现出许许多多普洱茶庄来。据《凤庆茶叶志》介绍,当年顺宁茶厂收购的原料,在完成调拨后,也有部分用来加工成沱茶和砖茶行销,但毕竟不是其主打的产品。因此作为一个茶叶之乡,凤庆对普洱茶最大的贡献是它扮演的幕后角色,今天,除了凤庆茶厂生产“凤牌七子饼茶”、“凤牌甲沱”和临沧茶厂生产银毫沱茶有影响之外,并没有留下许多传诸后世的普洱茶产品。

  

  60年代制茶机器

  与严子祯在凤庆只收购原料不同,佛海(今勐海)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小茶庄不仅将勐海作为原料基地,更将它作为一个生产基地和集散地。当然,尽管西双版纳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但其最大的产茶区勐海成长为今天普洱茶最富盛名的重镇,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渐穿过时间的帷幔,呈现出来的。如果说陆羽在著《茶经》时,或因见识、或因高山阻隔,没有认识到云南在中国茶叶版图上的重要地位还可谅解的话,那么清代学者檀萃在其得意之作《滇海虞衡志》中,把勐海排除在普洱茶的主产区之外,不能不说是一叶障目的败笔。檀萃在书中写道:“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绮邦、四曰莽枝、五曰曼端、六曰慢撒,周八百余里。”他只知江北有六大茶山,而不知江南也有六大茶山,分别是南糯茶山、勐海茶山、巴达茶山、景迈茶山、南峤茶山、勐宋茶山。其实,勐海产茶的又何止才是这几座茶山,由于天赐的地理、气候以及环境,勐海土地上,可以说是山山皆锦秀,峰峰出妙茶。导致檀萃这一失误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的道路难行,他没有涉足西双版纳,没有到过勐海见识地球上这块生机盎然的土地上那一望无际绵延铺陈的茶园,否则,《滇海虞衡志》对普洱茶的产区,一定会有新的阐述。

  

  树龄1800年勐海野生茶树王

  相比较起来,唐代的学者樊绰的视野就要开阔得多,盛唐气象的潜移默化,拓展了这位学者的胸襟,使他能够超越地理和历史的局限,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来看待那些还处在蒙昧之中的事物,因此他所著的《蛮书》中这样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指的是唐代地方政权南诏所设的“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包括今天的景东、景谷及其以南的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当然也包括临沧的云县、临翔区和凤庆的一些地方,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区域。而且与檀萃相比,樊绰也要聪明得多,他不像檀那样,将普洱茶的区域确指在六山,这样很可能挂一漏万。而是用了一个“诸”字,将茶叶的生长地都概括进去了。

  勐海的普洱茶生产,在上个世纪初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一份有关勐海茶庄的文献里,笔者见到这样的记载:民国3年(1914),思茅厘金总办玉溪人秦克廷,派办事员玉溪人周文卿到佛海经营盐茶生意,开设“广源利”商号,民国6年(1917),周文卿与朵云峰、刘华轩合伙成立“三益祥”商号,继续盐茶生意。民国14年(1925),周文卿开办“可以兴茶庄”。民国时期的“可以兴茶庄”,红色商标上绘有马鹿、白鹤松树图,印有“鹿鹤商标”字样,四个小圆圈内标以“云南猛海”四字,横行双线圈内印“可以兴茶庄”五字,中间直书六行字:“拣选上等尖芽,精工督造如法,诸君认明内票,请试非图自夸”。下方横书三行缅文,生产的茶砖很有名气。

  民国13年(1924),腾冲富商董耀廷派叶安年到勐海租赁城子脚那“恒春号”后面山上赵绍虞宅,成立“洪记”茶庄,专营紧茶销藏,并优礼高价聘请思茅制茶师傅到“洪记”制紧茶。“洪记”茶庄后到7灶时,年产茶量1.5万担,1949年生产500多驮,后来转移缅甸。民国17年(1928),鹤庆富商张静波派缅甸景栋栈的经理傅孟康到佛海成立“恒盛公茶庄”。同年,云南回族苏兴元在城子脚设茶灶一盘,制造紧茶二三百驮,售予“洪记茶庄”,年产茶1000担。民国19年(1930),新开业的茶庄有腾冲人李云生的“云生祥茶庄”;石屏人王抹时的“时利和茶庄”;广西柳州人李拂一的“复兴茶庄”;勐海土司刀良臣集资傣族合股的“新民茶庄”;傣汉族合股以景谷人罕荣邦为经理的“利利茶庄”;蒙自回族马鼎臣的“鼎兴茶庄”,有蓝圆茶、红圆茶、紫圆茶3种内飞,其内票以一月一星的“月星”为注册商标,紧茶为有柄心脏形。另还有张敏然的“大同茶庄”;有回族纳成方、纳成俊合办的茶号1家。

  仅民国27年(1938),勐海开办的茶庄就有5家,它们是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曼赛老叭双喜与利利茶庄合股开办的茶号;群众集资由石屏人梅植三开办的“大同茶庄”;普洱人张吉庵的“吉安茶庄”;傣族合资,由勐遮土司刀健刚开办设在曼洪的茶庄;由勐混傣族合股、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设在勐混的茶庄。民国27年(1938),李拂一主张小茶庄联合,得到支持,于是由“可以兴”、“时利和”、“大同”、“利利”、“复兴”等茶庄参加,成立了“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有紧茶2万多驮,实力增强,还办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民国28年(1939),当时的云南省财政厅在勐海创办思普企业公司所属思普茶叶试验厂,委任白孟愚为厂长。这年5月,中央经济部采纳李拂一先生建议,派中国茶叶专家范和钧率领一批技术人员,到佛海成立官办“中茶公司佛海茶厂”,机制红绿茶。民国29年(1940),思茅“元信昌号”老板马子厚及中茶公司试验厂高价购买紧茶,茶号又增加勐宋区曼迈的石屏人陈玺、曼默的昆明人覃玉篇、佛海的大理人赵绍虞、思茅人刘肇炎四家茶庄,这时佛海的茶灶猛增至40盘,年产紧茶3.5万余担,圆茶7千余担,创佛海最高年产量,出口到香港等地的有“鼎兴茶庄”绘月星标记的紧茶。

  

  茶厂旧照

  这是一份对勐海茶庄比较详细的记载,很难想象收集这些资料的人,是怎样透过历史的帷幕,将勐海尘封在时间里的一个个茶庄重新挖掘出来的,从这份极有历史价值的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勐海在上个世纪初期,普洱茶生产的兴旺景象。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在历来注重历史文献纪录、整理的文化大县凤庆,我们却很难在尘封的历史中寻找到像勐海当年生产普洱茶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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