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以饱蘸激情和血泪的爱国诗篇闻名于世，他在大量诗篇中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中赞道:“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实际上，除却爱国诗篇，陆游一生还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其中，体性典雅、风骨遒劲、文采斐然的茶诗，便是很重要的部分。既描绘了时代的风物世情，又展现了诗人士大夫的丰富情韵，颇具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茶诗，是中国茶文化与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茶的诗化，是诗的茶化，是中国文人饮茶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诗化，是开放在中国古典文学园地中的一支奇葩。所谓“诗茶一体”，茶具诗的文化品格，诗也因茶香的氤氲而焕发出异样夺目的光彩。陆游的茶诗正如真茶，古雅清香，有余味，有远韵，耐人品玩。陆游以独特的艺术眼光，结合茶的质朴、淳洁、灵动的属性营造出茶诗的别致一格的美学神韵:以茶禅一体的精神体验酝酿出茶诗的空灵静寂之美。
驱除云雾极知难，敢意天公不作悭。
汛扫中庭待明月，攀跻危榭望青山。
取琴理曲茶烟畔，看鹤梳翎竹影间。
不为新晴宜著句，拟将幽事破除闲。
(《秋雾》)
“茶烟”，典出唐代杜牧《题禅院》“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本指煎、点茶时出现的氤氲之气，其所升发出的是一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意境，饱含着“茶禅一味”的机锋和奥秘。佛家讲求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茶道也要求人超越感观的享受达到一种终极体验，二者都强调人的身心与自然的和谐无间，茶和禅在精神特质上的相通，极易让诗人在品茶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诗人身旁有香茶和仙鹤相伴，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空寂沉静，开篇的满腹牢骚转瞬间便被湮没于其巾，引领诗人专注于对周遭事物的体验和感受。他凝望清冷明月和幽幽青山，轻扣琴弦，泠泠琴声于指间悠悠飘过，打破了沉寂，又仿佛天籁之音。诗人深深陶醉、沉迷于其中，忘却了世间烦恼，享受着难得的宁静与惬意，或许所有不适和委屈都会在这禅定似的茶烟中随风而逝去吧。诗中无一“禅”字，而禅境毕现;并没有刻意营造空灵之美婉境,但“青山”、“茶烟”、“琴”、“鹤”等意象共同渲染出的境界又让人着实体会到了一种空灵的美感。
小硙落雪花，修绠汲牛乳。幽人作茶供，爽气生眉宇。
年来不把酒，杯榼委尘土。卧石听松风，萧然老桑兰。
(《幽居即事》)
诗人看着磨茶时纷纷落下的雪花状的茶屑，从深井里汲取牛乳般的上佳泉水用于烹煮茶叶，悠悠茶香渐渐浮上鼻端，诗翁心中的那份自适和清爽不觉间挂上脸庞，即使年来不饮酒又有何妨?茶是诗人的至爱，它得天地之精华、钟山川之灵秀，有甘露之芳泽，其秉性清灵不浊。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诗云：“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没有酒的喧嚣和放纵，恰如白石蓝大、清风明月，高人相对幽静沉稳、味永意远。饮罢香茗，老诗翁卧于青石之上，四周静谧清绝，没有世间的烦杂和躁乱，惟有耳边簌簌松声不绝于耳，只是闭目享受神仙般的安逸和超脱，仿佛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极至境界，又像是进入了禅定般的涅槃。诗中动静结合，虚实相生，把对茶的感观体会转化为一种独特而超脱的内心体验，营造出空灵静寂的诗境美。这种意境是诗人宁静清明的心境观照大自然的结果，是对生命律动的深刻体会，让人仰羡又感觉委实遥远。
槐火初钻隧，松风自候汤。携篮苔径远，落爪雪芽长。
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
(《北岩采新茶用忘怀录中法煎饮欣然忘病之未去》)
这首茶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上首有异曲同工之妙，诗人在山林中用忘怀录中所记载的方法烹煎刚采摘下的新茶，细细啜饮，齿颊生香，两腋生风，不觉间如神仙般飘飘然起来。诗人流连忘返，己然进入了无我之境，早己将自己病之未愈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动身返回的时候己是夕阳西下之时了。我们眼中呈现出一幅一名白首诗翁手携小篮、脚踏竹影翩然而去的画面，在此情此景的感染下，希翼着能把这种灵动和美好定格成为水恒，水远镌刻在画册或记忆的长卷上，永不褪色。这首小诗让读者摆脱了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就像禅家所说的“瞬刻水恒”那样，把人带进了空灵、静寂的意境中，意味深永，耐人咀嚼。
陆游的很多茶诗，在简淡质朴的语言外壳下，契合着茶禅一体的精神，散发着神物相通的韵致，浸润着幽谧的空灵之美。他笔下的空灵与静寂的美感无迹可求，需要读者充分调动所有的感观和想象，更需要用心去仔细品味和感悟。恰似品一杯清茶，可以从中品味平淡真醇，体会人生甘苦，让我们从这种对美的体验中去离尘俗，得到一种形上的超脱，这或许也是陆游茶诗的魅力所在吧。
(摘自《吃茶去》杂志;作者：付玲玲)
古时候，中国的文人们都喜欢将自己心中的不忿或是现实的生活写入诗歌之中，因此中国的诗歌丰富多彩，既能抒发情感，又能表现现实。
而茶诗也是在这样的文化之中应运而生。茶诗大多由文人雅士在品茶之中创作而出，或写出茶之滋味、或写出饮茶情绪等等。
今天我们就从历史上的那些著名茶诗，来寻找一下关于贡茶的历史吧。
⻄晋左思的《娇⼥》诗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茶诗了“⼼为茶荈剧。吹嘘对鼎”。
写的左思的两位娇⼥，因急着要品⾹茗，就⽤嘴对着烧⽔的“鼎”吹⽓。与左思此诗差不多年代的还有两⾸咏茶诗：⼀⾸是张载的《登成都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诗句，赞成都的茶；
⼀⾸是孙楚的《孙楚歌》，⽤“姜、桂、茶出巴蜀，椒、橘、⽊兰出⾼⼭”的诗句，点明了茶的产地。到唐宋以后，茶的诗词骤然增多，这些茶诗茶词既反映了诗⼈们对茶的宝爱，也反映出茶叶在⼈们⽂化⽣活中的地位。
自唐以后，历代的名茶绝大部分被列为贡品，每年最早采制的新茶首先派专人送入皇宫，供皇帝享用，往往是为了表示特別的恩宠，皇帝才舍得用茶赏赐亲信的大臣。
唐代柳宗元在《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一文中写出了得到皇帝赐予的一斤新茶后的诚惶诚恐、欣喜无限的心情：
“臣某言，中使窦某至，奉宣旨赐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临，时珍俯及，捧载惊忭，以喜以惶。……衔恩敢同以尝酒，涤虑方切于饮水，抚事循涯，陨越无地，臣不任感戴欣忭之至。”
纵观古今诗词，它们都有一大共性，那便是社会职能。透过诗词，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作者的情绪表达，思想内涵，更能从中观察出当时的社会民情，风气习俗等。
宋代茶饮风俗形式，在其历史时间与空间具有时代的特征、社会的特色。在宋代，全国范围内出产茶叶200多个品种。其中，皇家的贡茶最具有代表性。
北宋王朝初立，宋帝设立茶局，派重臣督造皇家御茶，他们最终选定福建建州凤凰山北苑贡茶为皇家御茶，旷世奇茗也由此诞生，掀开了中国茶叶史上新的篇章。据记载，皇家贡茶“龙团凤饼”为宋真宗时期宰相丁谓所创，小“龙团凤饼”是宋四大书法家、福建转运史蔡襄所造。
宋徽宗年间，郑可简改制的“龙团胜雪”成为中国制茶史上的一个神话，至今无法超越。
宋代贡茶之美、茶叶之精，使得大量文人墨客为之倾倒。饮茶不仅成了人们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进入上层社会的精神生活，成为文学艺术的主题之一。
在“两宋”时期，先后有180多位诗人、词人用文章赞颂宋代贡茶，诗词达400篇。宋代的贡茶记录着宋代人深耕茶史的足迹，记录着宋茶创造茶史的辉煌。建茶入诗，比比皆是。
北宋文学家苏轼把佳茗和佳人联系在一起，写出了“从来佳茗似佳人”的佳句，为人们所传诵。
陆游写了300多首茶诗，成为历代诗人中写茶最多的一位。陆游对建茶更是情有独钟，他入闽做茶官，就生活在建茶之地建州。“建溪官茶天下绝” 的名句，出自于他的《建安雪》。
欧阳修在病中喜得建茶，品尝之余，遂作《和梅公仪尝建茶》。“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这是梅尧臣的诗句，是说北苑“龙凤团茶”可以比得上“仙人掌茶”，也可与“阳羡紫笋茶” 媲美。
宋人欧阳修《龙茶录后序》中说，“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当小龙团被列为贡品以后，更是难以得到。当时的皇帝宋仁宗也非常珍惜，就是辅佐他左右的大臣也不易得到赏赐。
只有在“南郊大礼，致斋之夕”四位高级臣僚才共同分得一饼，分割成四份各自带回家中宝藏，仅是在贵客到来时，才拿出来传观展玩。
珍贵如此，无以复加。宋代文人王禹偁在《恩赐龙凤茶》一诗中说：“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
此外，黄庭坚的《谢送碾赐壑源拣芽》，杨万里的《谢木媪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诗中都专门吟咏了赐茶之事，这些可以说是最上层的赠茶习俗。
到了元代，贡茶一直是传统的团饼茶，也还在沿用宋代的龙团茶制法，龙凤团、密云龙的名称仍在。元代皇帝也经常赐给大臣贡茶，“讲筵分赐密云龙”。
龙团茶仍要经过碾末，然后烹点。大臣虞集写过这样的诗句：“摩挲旧赐碾龙团，紫磨无声玉井寒。”宰相耶律楚材写道：“黄金小碾飞琼屑，碧玉深瓯点雪芽。”品饮贡茶的这种情趣与宋代别无二致。
但是在民间及士大夫私下的品茶生活上，元代渐渐发生着转变。元代诗人汪炎昶在《咀丛间新茶二绝》中，写他摘取新茶直接咀嚼，感觉极有韵味，不经过复杂的制作，尝到了茶叶的本真滋味，诗中写道：
非常有意思的是，为皇宫修贡的武夷地区，也在大量生产散茶，而且散茶居于主流。元诗人蔡廷秀在《茶灶石》诗中写道：“仙人应爱武夷茶，旋汲新泉煮嫩芽。”
这个茶灶石，就是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在武夷讲学时经常品茶的地方。朱熹当年所饮之茶，应是散茶无疑。当时朱熹带领学生亲自种茶采茶，品饮的就是制作简单而不失真味的芽叶散茶。
这滞后于茶事发展的状况，是一种恪守陈规的作法，从概念上人们仍以加工繁琐的龙团为精品。
但洪武二十四年九月(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发了一道诏令：“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正式宣布皇室不再需要团饼茶了，这道诏令成了炒青散茶取代蒸青团茶的转折点。
明太祖的这一诏令，的确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从此，散茶成为绝对主流，由此炒青也成为主流制茶方法而延续至今。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特意下发这么一道诏令？
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中说：“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
诗人张岱曾在诗文《曲中妓王月生》中写道：“白瓯沸雪发兰香，色若梨花透窗纸。”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于茶叶的香气以及颜色作出自己的评价，并且描绘出了茶水清澈透亮的感觉。
这证明明朝的诗人更加赞赏茶香清幽似兰，茶色清淡透亮的茶品，不再只关注于口感，更加注重茶的品质。
清代茶诗数量庞大，也有许多著名诗篇。如高鹗的《茶》诗："瓦铫煮春雪，淡香生古瓷。晴窗分乳后，寒夜客来时。漱齿浓消酒，浇胸清入诗。樵青与孤鹤，风味尔偏宜。"
边寿民的《好事近·茶壶茶瓶》词："石鼎煮名泉，一缕回廊烟细。绝爱漱香轻碧，是头纲风味。素瓷浅蓝紫泥壶，亦复当人意，聊淬辩锋词锷，濯诗魂书气。"两首诗词都在淡雅之中，透出无限韵味。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清代最善写茶诗的可能还是乾隆皇帝。茶在这位"康乾盛世"主宰者之一的生活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
相传，当他85岁要退位时，一位大臣谄媚地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乾隆皇帝则回答说："君不可一日无茶啊。"就是这位皇帝，撰写过几百首茶诗。其中有一首专门写普洱茶的：
这是一首乾隆皇帝赞美普洱茶的茶诗妙句，乾隆尤爱普洱，曾作御制诗赞普洱多首，诗中多为极尽赞颂之语，写出了诗人饮罢普洱之后的愉快心情及对普洱的喜爱之情。
纵观我国的茶文化，以茶作诗为载体起起伏伏发展。尽管茶文化有过落寞的时候，但茶诗却依然在诗歌发展之中占有一席之地。
茶在画中，意蕴无穷
——评叶梓先生《茶痕：一杯茶的前世今生》
茶，在中国诸多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中可以说是最具有典型性的一种文化符号，以茶为纽带，“琴棋书画诗酒茶”和谐地融为一体，被古人并称为人生七大雅事。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梓先生的新作《茶痕：一杯茶的前世今生》就是这样一本以中国古代茶画为着眼点，全面展现中国历代文人各种风雅生活的集子。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这些出自历代名家之手的“茶画”的深刻关照，与创作者穿越时空进行“对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的传统文人生活的世界。
从最初发源于喜马拉雅山麓的一种山茶科(Camellia sinensis)野生植物到置于各色杯盏中静待人们品饮的茶汤，从古代中国解毒之“药物”到整个现代世界为之迷醉的饮品，从“自然之物”到“人造之物”，再到“文化之物”——茶的这一复杂角色演变过程是历代的茶人们智慧凝聚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采茶人的艰辛劳作，制茶人为提高工艺的奇思妙想，更包括文人雅士们或储雪烹茶，或调琴品茗，或跋山涉水只为寻找一泓上好泉水的雅趣。而在物质文明几乎全盘洋化的现代社会，要想重温古人的这番诗情画意，除了需要一腔与古人遥相呼应的文人情怀，还要求作者具备极高的综合人文素养，这其中既包括茶叶知识(如历代制茶饮茶之法沿革、各朝盛行之茶器特征、历代茶叶论著与茶诗，对名泉和名茶的分布和了解等)，也包括较高的书画艺术鉴赏能力以及阅读古文献的能力。简言之，对于引领现代读者穿越重重历史迷障领略此类“茶画”之美，一颗“赤子之心”与综合性的传统文化知识积累二者缺一不可。作者童年在西北天水的淳朴乡居生活以及后来多年从事茶文化写作的经历使得他恰好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从而有了展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茶痕：一杯茶的前世今生》。
“茶画”——即以茶事为题材或与茶有关之画，这是作者自己对于画的一种分类，并非艺术史学科的专业划分。按照不同的分类法，这些画实际上涉及山水画、高士图、侍女图、花鸟画、宫廷画、文人画、清供图，甚至是近代丰子恺的漫画。尽管这些画各具风格，采用了不同技法，但其内容都与茶有关，如采茶、饮茶、烹茶、点茶等人们熟知的古代茶事，或者只见山水之间隐隐绰绰的两三间茅舍，怀抱水瓮行色匆匆的隐者，又或者只是一段红烛，一树玉兰花与瓷瓶里旁逸斜出的一枝梅花，或月色下寂寥的一只茶壶几个茶杯。在本书中，作者不仅体现出较高的书画鉴赏能力，以茶为主线，用平实的语言介绍了历朝历代各大书画名家的绘画风格、技巧及其创作背景，使普通读者在阅读完此书之后也能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发展演变有大致了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通过建立在文献阅读、各地博物馆藏品中的实物考证以及对“茶画”的解读之上的“三重证据法”，尽可能地为读者还原了传统中国关于茶的社会文化史，充分挖掘出了这些古画的历史文献学意义。
“以图证史”是现代史学研究中一个新的趋向，有学者曾言，“千言万语不及一张图。”图像所传递的信息，是文字无法取代的;反之，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有时也是图像所无法胜任的，所以图和文经常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汉语中就有图书、图籍、图注这样的词汇。在本书中，作者以图像为主，辅以文献资料与器物考证，极为可信地还原了一些现代已经失传的“茶法”，例如宋代的“点茶”法在书中的多篇文章中都有所述及。众所周知，自宋以降，在宋徽宗赵佶的引领下，茶事进入了追求精致的鼎盛时代，饮茶之法由唐代的煎茶法逐渐演变为更为精致繁复的点茶法，然而具体是怎样的“点”法，文献记载却语焉不详，以至于在当代的各种“雅集”活动中，茶人们所还原的“点茶”之法都按照各自的理解有所差异。作者以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刘松年的《撵茶图》为视觉证据，依次描述了画中所出现的茶帚、茶盏、汤瓶、风炉、茶釜、贮水瓮、茶筅、茶盏、盏托以及茶罗子、贮茶盒等宋代点茶器具，并将点碾茶、煮水及注汤等过程进行了动态的还原：“把磨好的茶用拂末收集，放置于桌上的分茶罐中，然后由另一人开始点茶，先从右手覆荷叶盖的大水瓶中，用水瓢取水入铁瓶，放在风炉上面煮水，煮至汤嫩水熟后倒于茶瓶，再从分茶罐中用则取出茶末，放入大汤中，加注嫩汤热水后，拿起茶筅，用力点拂，至水乳交融、白沫泛花时，复用茶杓分茶。”在《雅集》一文中，作者参照赵佶所著的《大观茶论》，在《文会图》的那张大案上找到了“瓶宜金银，小大之制，唯所裁给”、“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盏色贵青黑”与“茶色尚白”等各种物证，生动地描述了从“云脚散”再到最后“咬盏”的宋代点茶之美。在《竹炉记》中，作者开篇即修正了“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之语出自苏轼之讹传，显示了作者查阅文献的实证精神，而非只是人云亦云的附和，然后再从南宋杜耒的词到明清的画作，对“竹炉”的材质、外观、设计与使用之法进行了一番考证。此外，在对浩瀚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过程中，作者还发现了一些以前尚未引起茶学界重视的“遗珠”，比如吴门四大家之一的沈周著有茶论《会茶篇》及《书茶别论后》，但后人大多推崇其画，却忽视了其“茶论”。作者指出若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则更能理解在明代成化、弘治以后苏州地区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的社会背景下，文人热衷于会饮品茗、垂钓听泉、赏花观月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从画中窥见渗透到明代文人骨子里的风流蕴藉。
对于书中所选出来之历代茶画，作者不仅仅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历代饮茶习俗进行了“解读”，同时在行文之中亦投射出一种深刻的时代“关照”精神。阅读此书时，我总能感受到不断交替出现两种对比强烈的意象：草木葱茏的江南与大漠黄沙的西北;物质匮乏的童年与生活富足的现在;越来越不堪拥挤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拙朴的粗瓷大碗与精致的茶器……这与作者的成长经历有关，作者年少时是在甘肃天水的农村度过的，祖父在屋檐下煮罐罐茶的场景以及院落中开得极艳的牡丹成为了作者成年后不断追溯的一个永恒意向。尽管现在身居繁华的杭州，尽管这里产最名贵的西湖龙井，尽管现在喝到的茶比祖父所煮之茶价格不知贵了多少倍，尽管众人皆知“茶，南方之嘉木也”，然而作者声称“自己坚硬的心今生今世注定只属于沙枣花开放的茫茫沙漠。”作者感叹“现在的高官富商。他们买得了茶具，能买走一颗静心品茗的心么?”然而不止是富商们，当刘益谦捧着2.2亿元的明成化鸡缸杯饮茶的照片在网上曝光后立马引起轩然大波，人人都盯着那只世界上最贵的茶杯，谁还在乎茶是什么滋味?可见即便是普通人现在也庸庸碌碌中逐渐遗失了淡然品茗的“赤子之心”。那样的储雪烹茶，写经书换茶，为了一壶好茶可以翻山越岭去乞求一壶好水的风雅都已经湮没在了时光的洪流里了，那样的云淡风轻只属于工业社会之前的那个中国社会。其实，不管是茶的浓烈，还是茶的淡雅，不管是置于粗陶大碗还是金银茶器中，千百年以来茶一直都只是它原来的样子，荣辱不惊，静静等待它的有缘之人。
像作者一样，每个迷失于钢筋水泥之中的城市游子想必心中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而在寂静的夜里，在异国他乡阅读这样的文字，安静地翻阅这些关于茶的画，拙劣地模仿古人“卧游”之心境或许就是对自己心中那壶故乡“罐罐茶”的告慰吧。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肖坤冰(四川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