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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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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龙痛批“中国茶道”

这世上不存在类比论证。比如中国茶文化的历史镜像与公知。

但面对日本的“茶道”,我们台湾地区大多数人便显得尤其不自信,亦步亦趋地也搞出一套所谓的“中国茶道”,确实令人厌恶。

这不止在一个方面透露出中国人对中国茶文化的不自信。

我只说一句:“通常,外界认为茶文化源于中国,这是历史史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勿须以这些小道为其正名。”

所谓“茶道”乃东瀛人对中国茶文化一种艺术性的引申与扩张,这种“艺术性”引申外延的意义究竟几何?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诸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首创,世界其它地区的饮茶与种植茶叶的史实,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即便也有微量的印度、非洲等地区的起源说。但茶文化中国说似乎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追溯中国人饮茶的起源,众说纷纭,从时间坐标来看,有神农说、西周说、秦汉说、六朝说。从茶的功能性而言,有祭品说、药物说、食物说、同步说、交际说。

但依任何一种说法溯源,都无法将中国茶文化的本源与“茶道”二字勾连上什么关系。

从古人的视野,到现代人的茶桌上,茶的本质就是一种“饮品”,就是其饮用属性。尽管今天的茶被称为“国饮”,但它始终无法脱离“生活”的本体。

与理想主义的“琴棋书画诗酒花”相对应,“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被人们奉为“生活七事”。

茶以外的“茶道”,其实不过是一种繁琐而多余的茶事,一种与茶无关,或者附庸茶饮而出现的花样。日本的茶道如此,中国如今茶道与茶道培训更是丑态异常。

“茶道”在日本的最终形成,势必是结合了日本民族“物哀”的人生观念。这一点,早已与中国茶文化的初衷相去甚远。

十二世纪时,日本的荣西禅师最先把中国的饮茶习惯传入日本。在他的《吃茶养生记》下卷“吃茶法”中记载:“极热汤以服之,方寸匙二、三匙。多小(少)虽随意,但汤少好,其又随意……”说的就是宋代寺院的点茶法。

宋代特别是南宋,寺院众多且多在山地,因此种茶吃茶便是寺院禅修以外主要的修为一种。可以说,传统的中国茶文化肇始于寺院。

据我的一位朋友研究:寺茶主要用来供佛、待客、自饮和施茶。《蛮瓯志》记载:“觉林院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惊雷荚、萱草带、紫茸香,应该都是寺茶种类名称,这条记载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寺院茶礼的三个层次,表现出庄严、繁复、一丝不苟的仪式感。对于僧众,茶事非常重要,品茶的过程成为参禅悟道的必要途径之一。

在此基础上,品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大凡设有“茶堂”,并选派“茶头”,专门负责茶事活动。寺院时常举行由僧徒、香客、施主诸方人士参加的茶宴,寺僧创造的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以及衍生而出的斗茶活动由此走出寺院,在社会上开始流行。

朋友曾撰文指出:禅宗高僧习惯以语言机锋表达思想,使人开悟,茶也随手拈来,不时被用于妙语交接。《五灯会元》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如“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更不消说著名的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这一典型。

宋王朝鼓励三教融合,儒释道彼此影响渗透,文人官员与禅僧们的频繁往来成为当时文化风尚,大家来到寺院,品茗交流中体悟佛理,寻找出世之路径。

发展到今天,喝茶更趋向其本身固有的那种味道,即宁静、健康与生态。日本人从我们这里学会文字,只取偏旁来形成自己的文字;从我们这里学会去喝茶,然后抽取其中的仪式感来形成自己的“茶道”。而今,我们又把日本人的“茶道”奉为喝茶的“经典”主义,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以自全真性。”喝茶本是一件简单、随性,生活化的事,只需一把香茗(勿论黑白红绿,还是岩茶、普洱茶,只要是健康、生态、能喝的茶都是愉悦的),一把茶壶、一盏茶杯、一罐山泉,足矣!

有些人喝口茶还得像个老中医“望闻问切”,洋相百出。更有甚者,闻杯乱舞,故弄玄虚,错失泡茶的时机、水温等等,还俨然一副资深专家的模样,宣扬“茶道”之玄,高谈阔论,却一点儿也没有自己真正的体悟。

其实,完全没有看懂喝茶的本真。“茶道”的商机粉墨登场,混淆爱茶者的视听。我曾陆续发表关于批判茶艺与茶艺师的文章。其中就明确了我对喝茶的态度。

每当我目击诸多茶道馆中一些相貌不凡的少女,接连表演所谓的“茶道”、茶艺。我深感惋惜:一方面是惋惜好端端一泡茶,被她们表演到“人走茶凉”,口味全无;另一方面则是惋惜这些美丽少女,竟被这所谓的“茶道”羁绊得俗不可耐,疯疯癫癫。像个行走江湖的老巫婆,练就一套糊弄人的把戏,每次表演,总是念念有词,重复那些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陈词滥调。

台湾人搞起来的这套所谓“中国茶道”,实际上效仿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从唐人陆羽《茶经》里,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早期茶文化的影子,即“喝茶的仪式感”。日本人将这种“喝茶的仪式感”加以提炼,深度艺术。其实作为一种茶文化的传播需要,这种提炼的艺术,我们可以接受与理解。

不仅仅是“茶道”。日本还有歌道、书道、花道、剑道、艺道、柔道、香道,与“茶道”共同组成“日本八道”,乃是延续中国古代的“六艺”。古代日本文化主要是是学习、吸收中国文化,所以其代表性文化均以道命名。

我们不但没有寻找渊源,删繁就简,反而在“茶道”二字上大作文章,甚至打着“中国”文化之名胡乱传销,甚至一些对茶痴迷到走火入魔的人,以钟表计算泡茶的时间,完全丧失传统中国“经验主义”的美德。

事实上,古往今来,喝茶的精神(真正的中国茶道)从未改变,喝茶喝的是这一份安逸,喝的舒服就是本真。

泡茶亦是如此,无论普洱、龙井、大红袍,还是岩茶、单枞、铁观音,你习惯怎么泡、怎么喝,怎么泡、怎么喝方便,你就怎么泡、怎么喝。简单自然,从心所欲就对了。

当然,因为茶特有的中国文化品质,我们在喝茶时,难免融入一些趣味和情怀。

我最早喝茶的记忆,就是父亲用洋铁皮口缸泡制的安徽绿茶,今天我热衷普洱茶,难免会有怀旧之慨。

而喝茶的情怀,便要从我的“诗心”讲述,我曾沉迷写诗,也有诸多发表。我喜欢简明自然的诗,而与喜欢的诗一样,我喝茶,也喜欢从简泡制,从简品饮。

如杜子美的“寒夜客来茶当酒,黄泥小炉火初红”,白居易的“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苏东坡的“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简单而颇有深意。

喝茶,与人生一样,最重要的是喝了解渴,喝了健康,喝了肠胃舒适,喝了自己开心、欢喜。

所以,所谓茶道,其实是自己喝茶的某种体悟。这种生命体悟与喝茶人各自的经历、味蕾、经验、情绪息息相关。

有人说:“酒是一群人的落寞,茶却是一个人的狂欢。”其实,茶之道,亦是生活之道,无论怎样,都离不开随性、随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习惯于一个人在深夜长守一杯普洱茶,执一卷书,看人间繁华和落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或者,这是我认知的茶道吧。

从唐风宋韵到茶道 茶文化在日本的发展与演变

16世纪的日本室町时期,流传着一个以中文汉字写成的寓言式文本《酒茶论》,在两千余字的文本中,雅号“涤烦子”和“忘忧君”的二人对坐,一人饮茶,一人饮酒。这个四无人声的春昼,不可容俗谈,于是“涤烦子”和“忘忧君”展开了一场茶酒之辩。双方各执一词,反复争辩茶与酒的尊卑、品德与功用,互揭其短,各陈己长。难分伯仲之际,一位“闲人”出面调停,说茶酒难分高下,皆是天下尤物,还是“酒亦酒哉茶亦茶”吧。

显然,“涤烦子”和“忘忧君”的名号出自唐代诗句“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双方问答式的争辩叙事模式,也是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固有范式之一。无独有偶,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内藏数万卷文献及绢画,其中包括与日本《酒茶论》极为相似的唐代遗书《茶酒论》。该文本出自唐代乡贡进士王敷之手,全文千余字,以相同的叙事模式展开了一场唐代的茶酒之辩——这个文本较之于日本《酒茶论》早了好几百年。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的茶酒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尤以茶文化的东渡为典型,日本茶文化在学习和吸收中国种茶、制茶、饮茶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衍生出独具东方美学特色的茶道文化。


《唐宫仕女图》之《宫乐图》资料图片


南宋刘松年《撵茶图》(局部)资料图片

壹从“自生”到“渡来”

历史真相的回溯总会有一些崎岖,中国茶种及茶文化的东渡也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公认。

滕军的《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简要提及了日本茶文化早期的“自生说”。自17世纪起,日本学者一度形成了较为主观的论断,认为日本列岛早有本土的原生茶树,只是到8世纪中国饮茶之法传入后,日本人才开始饮用本土茶。大石贞男的《日本茶叶发达史》(1983)、谷口熊之助的《野生茶调查报告》(1936)等论著都导向这一观点。随着茶叶科技的发展,日本茶的本土“自生说”逐渐瓦解。20世纪,以松下智、桥本实等为首的茶学专家提出了“自中国渡来说”,认为日本本土的野生茶树繁殖呈现出人为因素,结合中国唐宋以来日本赴中国学习的留学僧人往返情况,合理推测是日本僧侣将中国的茶籽、茶苗及饮茶习俗传播至日本,并推动了其在日本的发展。

传入日本的中国饮茶习俗又通过宫廷、幕府、寺院逐渐普及民间。据日本文献《奥仪抄》记载,“日本天平元年,中国茶叶传入”,彼时正值唐开元十七年(729年),距陆羽《茶经》成书还有差不多50年。最早的日本饮茶记录出现在弘仁五年(814年)的《空海奉献表》,这份记载了空海和尚(774-835)日常生活的文本曾简要写道:“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若这份个人经历记载的是可信的实际情况,那么9世纪早期,日本僧人的闲暇之余已有饮茶之举。

另一处早期记载出现于《日吉神道密记》,文中载录了日本最澄和尚从中国引入茶籽的事迹:相传公元805年,最澄和尚(767-822)赴中国天台学习教义,返日时带回了天台山的茶籽,播种在位于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神社,结束了日本列岛无茶的历史。虽该文献的真实性仍有争议,但日吉神社园内至今矗立着“日吉茶园之碑”,碑文有“此为日本最早茶园”之句。

以上两处记载如果都不足以作为确证,那么日本史书《日本后纪》作为确切的日本饮茶记载,是较为可信的直接文献。那是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时值日本弘仁六年,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出行礼佛,来到梵释寺,奉迎的大僧都(即僧官)永忠和尚(743-816)亲自为其沏茶。“……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这位奉茶的永忠和尚于公元775年乘坐遣唐船来到唐朝,并在长安生活了30年,在公元805年返回日本,他在御前煎茶之举,使嵯峨天皇大受震撼,命人在关西地区植茶,以备每年进贡。

在这里,永忠为天皇供奉的“煎茶”是陆羽《茶经》记载的一种烹煎的饮法,在中唐大为盛行。主要是用饼茶,经过炙烤和冷却后碾磨成粉末状。煮水时,第一次水沸后放入盐,第二次水沸后投入茶末,环搅,待三沸后倒入一瓢水稍做冷却,随后便可分茶饮用。陆羽提倡的这种煎饮之法成为唐代文人和宫廷贵族的常行雅事,碾茶成末、煮末饮茶的喝法,在古代绘画中也时有出现。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唐宫仕女图》就呈现了晚唐宫廷的饮茶场景,长桌的中间放置着茶釜,内盛茶汤,其中一位女子正手持长柄茶勺从中舀取分饮,其他仕女围坐,手执茶碗饮用。

千利休资料图片

贰唐风宋韵禅意

以上记载均符合日本著名汉学家、茶学家布目潮沨先生的论断,他在《中国茶文化在日本》一文明确指出,中国的饮茶文化最迟于9世纪上半叶就传到了日本,遣唐的学问僧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空海和最澄和尚都是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的随行,在唐期间广学佛法、吟诗唱和,均有不俗的汉文化修养,对佛教的东渡、汉学的传播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日本饮茶史上,茶饮最初仅限于日本贵族阶层内部流行,并曾一度衰退。12世纪末,荣西禅师(1141-1215)从中国带茶籽、茶种返回日本,种植茶树,逐渐复兴了饮茶习俗,广及佛寺、武士阶层。荣西是日本茶道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人物,被后人推崇为“日本茶祖”,在来华僧人中他是最杰出的一位。荣西曾两度入宋,潜心修习禅学,长期参禅习佛的生活也滋养了他对中国宋代茶文化的精深体悟。

在他临终前才最终定稿的《吃茶养生记》是一本盛赞茶德的汉文书稿,也是日本已知最早的有关茶事的著作,被称作“日本的《茶经》”——由此也可见陆羽《茶经》在日本的影响力。该书从禅修与延寿的角度,大力提倡饮茶,书中开篇便写道:“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天竺唐土同贵重之,我朝日本亦嗜爱矣,古今奇特仙药,不可不摘也。”以“仙药”和“妙术”誉之,荣西对茶的嗜好与推崇可见一斑。

荣西来华期间正是我国茶文化发展鼎盛的南宋,《吃茶养生记》记载了这一时期流传于江浙一带的饮茶方式:“极热汤服之,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但汤少好,其又随意,殊以浓为美。”这显然与唐代陆羽时代的饮茶有所不同了,荣西这里说的“方寸匙”舀取的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他传入日本的南宋新茶法说起了。由于此前的饮茶法需要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烘干收藏,饮用时,再把茶饼烤软、碾碎、煎煮,着实有些费时费力。到了南宋,荣西传到日本的饮法则简单得多:当下采摘制作、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保留了茶的鲜度,末茶点服,直接进入体内,也能够更充分吸收茶青。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说到的,方寸小匙大概两三匙,舀取的正是被碾磨成粉状的末茶。

这种点茶之法受到日本人的欢迎,时至今日,日本茶人依然在改良后沿用着宋代末茶的点饮之法。整个备茶的过程称为“点茶”,即将粉末状的茶舀取入茶碗,在碗中注入沸水,以茶筅快速有力地上下前后搅动,直至茶汤表层形成黏稠细密的泡沫,即可吸饮。有趣的是,我们会发现当代日本茶人所喝的抹茶,茶沫多为鲜绿色。与之不同,中国的宋代茶人,崇尚“茶色白,宜黑盏”“茶色贵白”(蔡襄《茶录》)。这非常直观地体现了日本茶文化对中国茶文化的吸收与改造。长期以来,日本茶人们试图保留茶叶本身的自然之色,并视其为至纯至美的生命与精神。

在13世纪初期,掌控镰仓幕府实权的北条家族十分仰慕中国杭州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增派大量僧人前往径山求取禅理。宋代的径山寺为“五山十刹之首”,具有很高的地位。《径山史志》载,“径山古刹的开山祖师法钦钟茶,初为供佛,后至请客。请客饮茶还有专门仪式和茶具,名曰‘茶宴’。”径山的禅堂茶礼规制严谨、法式严格。南宋的禅寺茶礼在元代《敕修百丈清规》中有完整记载,这是我国宋元时期禅堂茶礼的最高总结,也是径山茶礼的重要历史佐证。

以径山茶宴为代表的宋代禅堂茶礼的移植东渡,与“圣一国师”圆尔辨圆(1202-1280)有直接的关系。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34岁的圆尔辨圆前往径山寺巡礼求法,其间掌握了径山的种茶、制茶与茶礼之事,返回日本时带去了径山茶种,栽种于静冈的故乡小村。与径山茶种同时被带回的还有一册《禅院清规》。在传法过程中,圆尔辨圆效仿宋代的禅院清规,结合日本实际,制定了《东福寺清规》。文中明确规定,从径山寺习得的饮茶规式必须一应遵行,永远不可偏废,其中自然包括禅寺的茶宴仪式。直至今日,日本东福寺依然会在每年圆尔辨圆忌日当天举行“方丈斋筵”,保留着径山寺茶礼的影子。

唐宋期间,另一个推动日本茶文化发展的直接要素是中国茶书的流传,其影响历久弥坚。例如陆羽的《茶经》一书,就为日本茶道这一综合文化艺术形式勾勒了具体可行的内容基础。以茶具来说,陆羽在“四之器”中细数了二十四种不同茶具的质料、尺寸、用途等。我们会发现,这些器物的使用也几乎全对应在今天日本煎茶道的实践中。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江户时期,酒井忠恒编的《煎茶图式》和东园编的《清风·煎茶要览》两册书介绍了从唐代引入的煎茶道具(风炉、茶罐、茶碗)与煎茶历史。细看书稿内页插图可知,煎茶茶具悉数以唐制为标准,日本茶人细致描摹了唐茶具的外形与规制,并以文字简要说明。今天日本煎茶道流派众多,如小笠原流、松月流等,但行茶道之时,依然普遍使用着诸如都篮、风炉等流传自中国唐代的茶具。

以唐代茶具为代表的“唐物”(指从唐代传入的物品)曾是风靡日本的“中国制造”,一时风头无两,尤其在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的推动下,一切日用品无不以“唐物”为高档,深受宫廷贵族、武士中上层的青睐。在室町时代极其流行的“斗茶”活动一度成为扩大交际、炫耀“唐物”的聚会。“斗茶”又称为“茗战”,是宋代盛行的品评茶质优劣和茶技高下的活动,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无不热衷于此。“斗茶”风尚传入日本时,主要发生在武士阶层,与宋代文人雅士们的斗茶场面有着明显不同。

最澄资料图片

叁集大成:千利休与茶道四规

明末,一代僧杰隐元禅师(1592-1673)乘坐郑成功的渡船抵达日本,将明代的文人茶风传入日本京都的黄檗山万福寺(为隐元所创)。由此,雅号卖茶翁的高游外(1675-1763)在日本创立了使用叶茶的日本煎茶道,被称为“煎茶道中兴之祖”,与奉千利休(1522-1591)为尊的抹茶道分流,形成日本茶道的双峰之势。时至今日,人们常说的“日本茶”从制茶技术和饮茶方式而言,依然分为“末茶”与“煎茶”两大类,其中“末茶”又细分“薄茶”与“浓茶”两类。如今日本茶道流派纷呈,其中最以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家为知名,饮茶之事也早已渗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客来饮茶,是日本人日常不可或缺的基本礼仪,一碗茶中见人情。饮茶活动在日本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可以从日语词汇“日常茶饭事”中窥见一二。

日本在接收中国茶文化的同时,将茶文化上升至“道”的审美和哲学层面。日本茶道真正的开山鼻祖村田珠光(1423-1502)师从禅宗大德一休宗纯和尚(1394-1481),在京都大德寺修禅期间,珠光坐禅饮茶,参禅了悟,体味“佛法存于茶汤”,继承和发扬了“禅茶一味”的理念。之后的武野绍鸥(1502-1555)也极力倡导茶人参禅之风,认为在茶汤中注入了深厚的禅的精神。禅宗与茶道两相结合,使日本茶道上升为一种艺术、宗教和生活方式,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

最为人们熟知的千利休被视为日本茶道体系的完成者,是一位集大成的宗师人物。利休深得珠光和绍鸥的茶道思想,认为“茶汤之深味在于草庵”,他所行的“草庵茶”极力践行一种忘却机心、将心味归于无味的饮茶境界。追求在饮茶时,主人和客人之间必须抛去世俗、回归本心,尽可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于是他将茶室一再缩小。

今天我们在日本京都妙喜庵内看到的待庵,是千利休创建的草庵风格茶室,也是利休留存于世的唯一茶室,被日本奉为“国宝”,外观上看却是极为不起眼的一间狭小茅草屋。人们进入茶室时,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只能弯腰屈身而入。利休生前正值日本的战乱年代,人们感喟于人生的无常与生命的短暂,战火硝烟使人们有了生似浮萍的漂泊感,这就提醒人们珍惜偶一相遇的缘分,因此有了“一期一会”的说法,只愿全身心投入“坐而饮茶”的当下,抵达宁静的达观。

我们现在熟知的日本茶道四规(或称四谛、四则)便直接观照参禅、饮茶、审美的基本禅茶精神——和、敬、清、寂。这与珠光禅师曾表述的“谨敬清寂”四字有内在传承。简单地说,“和”代表和谐、和悦,不仅针对内在情感和知觉的平和,也指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协调与恰切;“敬”指恭敬、尊重,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人人平等不二;“清”是指纯洁清净,保持无垢之心,摒弃杂念和妄念;“寂”指的是静寂、侘寂、至纯的境界。

作为一种基底性的精神气质与心灵寄托,茶道的内在思想也影响着诸多日本文人墨客。川端康成、夏目漱石、太宰治等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描写过饮茶的场景。太宰治在思考人生滋味时,以茶借喻,说“以世为茶者,竹林拈须”;川端康成的《千只鹤》以日本茶碗作为线索描绘人物内心秘而不宣、纤细柔软的情感,主人公文子在一次重要的约会中带去了母亲饮茶用过的陶碗,茶碗上面留着母亲的唇印……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日本茶道的精神实质并未改变,它代表着人们在日常的俗务中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表面看来,茶道是一种规范严格的美学仪式,其内在却意蕴悠长,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描述日本的茶道是一种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所进行的温柔试探”。

日本茶文化来自中国,历经漫长的本土发展与改良,吸收与融合了中国茶文化的内在文化与外在技法,形成独具日本美学特色的茶道文化,其中保留的中国文化元素,也成为我国茶文化研究者认识与复原古代茶礼的重要参考。今天,抹茶冰淇淋、抹茶蛋糕、抹茶拿铁等当代日本抹茶的改良品,也在中国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小小一杯茶,体现着两国审美情志的共通和历史文化的共融。

《光明日报》(2022年03月24日13版)

作者:陆颖(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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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道发展史纲要

茶道是以修行悟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茶艺、茶礼、茶境、修道四大要素。所谓茶艺是指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的一套技艺;所谓茶礼,是指茶事活动中的礼仪、法则;所谓茶境,是指茶事活动的场所、环境、所谓修道,是指通过茶事活动来怡情修性、悟道体道。

茶道图 [元] 作者不详彩绘壁画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沙子山2号墓壁画

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一般指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万物的本质或本源。道,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有佛教之道、各家之道不尽一致。中国文化主流是“儒道互补”,隋唐以降又趋于“三教合一”。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兼修懦道佛,即使道士、佛徙,也往往是旁通儒佛、儒道。流传最广,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一派,便吸收了老庄孔孟的一些思想,而宋元明清佛教的一大特点便是融通儒道,调合三教。宋明新儒学兼收道、佛思想,有所谓“朱子道,陆子禅”之说。金元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竭力提倡“三教合一”,其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

茶道中所修何道?可为儒家之道,可为道家、道教之家,也可为禅宗及佛教之道,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茶道中所修之道为综合各家之道。修道的理想追求概括起来就是养生、怡情、修性、证道。证道是修道的理想结果,是茶道的终极追求,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证道则天人合一、即心即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极高明而道中庸,无为而无不为。

调琴啜茗图卷 (听琴图) [唐] 周昉

考察中国的饮茶历史,饮茶法有煮、煎、点、泡四类,形成茶艺的有煎茶法、点茶法、泡茶法。依茶艺而言,中国茶道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形式。

茶艺是茶道的基础,茶道的形成必然是在饮茶普及,茶艺完善之后。唐代以前虽有饮茶,但不普遍。西晋虽有茶艺的雏型(见杜育《荈赋》),还远未完善。晋、宋以迄盛唐,是中国茶道的酝酿期。

宫乐图(会茗图) [唐] 作者不详

中唐以后,中国饮茶“殆成风俗”,形成“比屋之饮”,“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唐朝肃宗、代宗、德宗时期,陆羽著《茶经》,奠定了中国茶道的基础。又经皎然、常伯熊等人的实践、润色和完善,形成了“煎茶道”;北宋时期,蔡襄著《茶录》,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从而形成了“点茶道”,明代后期,张源著《茶录》,许次纾著《茶疏》,标志着“泡茶道”的诞生。

中国古代没有茶道专著,有关茶道的内容散见于各种茶书及茶诗文绘画中。下面是从古代茶书及茶诗文的东鳞西爪中,笔者所披寻出的中国茶道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一、唐宋时期──煎茶道

煎茶法萌芽于晋,至唐陆羽《茶经》始有详细记载。《茶经》初稿成于唐肃宗、代宗朝时期,又经修订,于唐德宗朝时期定稿。《茶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的诞生。其时其后,皎然、卢仝作茶歌,斐汶撰《茶述》,张又新撰《煎茶水记》,温庭筠撰《采茶录》,推波助澜,使中国煎茶道日益成熟。

(一)煎茶道茶艺

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经》"四之器"章列茶器二十四事,即风炉(含灰承)、筥、炭挝、火夹、鍑、交床、夹、纸囊、碾(含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鹾簋(含揭)、熟盂、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另有的统贮茶器的都篮。

2.选水

《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据说陆羽晚年撰《水品》(一说《泉品》)一书。张又新于公元825元年前后撰《煎茶水记》,书中引刘伯刍评判天下之水七等,陆羽评判天下之水二十等。讲究水品,是中国茶道的特点。

3.取火

《茶经》“五之煮”云:"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温庭筠撰于公元860年前后的《采茶录》“辨”条载:“李约,[氵开]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日:‘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

4.候汤

《茶经》“五之煮”云:“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候汤是煎茶的关键。

5.习茶

习茶包括藏茶、炙茶、碾茶、罗茶、煎茶、酌茶、品茶等。

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饮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常伯熊,生平事迹不详,约为陆羽同时人。他对《茶经》进行了润色,娴熟茶艺,是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

陆羽、常伯熊而外,皎然、张又新、刘禹锡、白居易、李约、卢仝、钱起、杜牧、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齐己等人对煎茶道茶艺均有贡献。

(二)茶礼

《茶经》“五之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则行三碗茶,客人七位,则行五碗茶,缺两碗,则以最先舀出的“隽永”来补。若客四人,行三碗,客六人,行五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三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确定酌分碗数。

(三)茶境

《茶经》“九之略”章有“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若援蘲跻岩,引[纟亘]入洞”,则饮茶活动可在松间石上,泉边涧侧,甚至山洞中。“十之图”章又载:“用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室内饮茶,则在四壁陈挂写有《茶经》内容的挂轴,开后世悬挂书画条幅的先河。

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云:“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爰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莺飞花拂,清风丽日,环境清幽。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翠竹摇曳,树影横斜,环境清雅。

唐代茶道,对环境的选择重在自然,多选在林间石上、泉边溪畔、竹树之下清静、幽雅的自然环境中。或在道观僧寮、书院会馆、厅堂书斋,四壁常悬挂条幅。

(四)修道

《茶经》“一之源”载:“茶之为物,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饮茶利于“精行俭德”,使人强身健体。

《茶经》“四之器”,其风炉的设计就应用了儒家《易经》的“八卦”和阴阳家的“五行”思想。风炉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的字样。鍑的设计为:“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正令、务远、守中,反映了儒家的“中正”的思想。

《茶经》不仅阐发饮茶的养生功用,已将饮茶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旨在培养俭德,正令、务远、守中。

诗僧皎然,年长陆羽,与陆羽结成忘年交。皎然精于茶道,作茶诗二十多首。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有:“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首标“茶道”,在茶文化史上功并陆羽。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

玉川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问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写主客相对饮茶,言忘而道存,洗尽尘心,远胜炼丹服药。

裴汶《茶述》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茶,性清味淡,涤烦致和,和而不同,品格独高。

中唐以降,已经认识到茶的清、淡的品性和涤烦、致和、全真的功用。饮茶能使人养生、怡情、修性、得道,甚至能羽化登仙。陆羽《茶经》,裴汶《茶述》,皎然“三饮”,卢仝“七碗”,高扬茶道精神,把饮茶从目常物质生活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

明 文徵明 陸羽烹茶圖

综上所述,八世纪下半叶,值中唐时期,煎茶茶艺完备,以茶修道思想确立,注重对饮茶环境的选择,具备初步的饮茶礼仪,这标志着中国茶道的正式形成。陆羽不仅是煎茶道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煎茶道是中国最先形成的茶道形式,鼎盛于中、晚唐,经五代、北宋,至南宋而亡,历时约五百年。

二、宋明时期──点茶道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著《茶录》二篇,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茶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茶艺的基础。

宋辽点茶

见于河北宣化下八里村1号墓辽代壁画《点茶图》。壁画描绘了两人正在配合注汤点茶的情景。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二十篇: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酝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十五世纪中叶,朱权著《茶谱》,对点茶道崇新改易。

(一)点茶道茶艺

点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

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曰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汙,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洁为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

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宋辽茶具

见于辽代张文藻墓壁画《童嬉图》。壁画右有四个人物,四人中间放茶碾一只,船形碾槽中有一碾轴。旁边有一个黑皮朱里圆形漆盘,盘内放有曲柄锯子、毛刷和绿色茶碾。盘的上方有茶炉,炉上坐一执壶。画中间的桌子上放着些茶碗、贮茶瓶等物。

4.候汤

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迸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迸跃为度。蔡襄认为蟹眼已过熟,而赵佶认为鱼目蟹眼连绎迸跃为度。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

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燲盏、点茶(调膏、击拂)、品茶等。

宋辽点茶

见于河北宣化下八里村6号墓辽代壁画。壁画中共有6人,一人碾茶,一人煮水,一人点茶,反映了当时的煮茶情景。

蔡襄、赵佶、朱权而外,释文了、释福全、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释道谦、显上人、陆游、宋安老人等人对点茶艺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二)茶礼

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日: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日: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朱权点茶道注重主、客间的端、接、饮、叙礼仪,且礼陈再三,颇为严肃。

(三)茶境

点茶道对饮茶环境的选择与煎茶道相同,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清静。王令诗有“果肯同尝竹林下”,苏轼诗有“一瓯林下记相逢”,陆游诗有“自挈风炉竹下来”,“旋置风炉清樾下”。朱权《茶谱》则记:“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

(四)修道

《大观茶论》载:“至若茶之有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百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士庶率以薰陶德化。

宋代市井斗茶

见于南宋刘松年《茗园赌市图》。图中的茶贩有注水点茶的,有提壶的,有举杯品茶的,这是宋代街头茶市的真实写照。

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列“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号”,附图及赞语。以朝廷职官命名茶具,赋予了茶具的文化内涵,而赞语更反映出儒、道两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理。木待制(砧椎)赞有“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金法槽(茶碾)赞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石转运(茶磨)赞有“抱坚质,怀直心。啖嚅英华,周行不怠。”胡员外(茶瓢)赞有“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间,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罗枢密(罗合)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宗从事(茶帚)赞有“孔门子弟,当洒扫应对。”陶宝文(茶盏)赞有“虚已待物,不饰外貌。”汤提点(汤瓶)赞有“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竺副帅(茶筅)赞有“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多。”

朱权《茶谱》序曰:“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曰:“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活火烹清泉,以副内炼之功。助诗兴,倍清淡。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

赵佶、朱权贵为帝、王,亲撰茶书,倡导茶道。宋明茶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赋予了茶以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

综上所述,点茶道酝酿于唐末五代,至十一世纪中叶的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代前期,亡于明代后期,历时约六百年。

建窑兔毫纹盏宋

建窑鹧鸪斑星盏宋由于斗茶需要比较水痕,颜色较深的建窑瓷成为了宋代流行的茶具。

三、明清时期──泡茶道

泡茶法大约始于中唐,南宋末至明代初年,泡茶多用末茶。明中叶以后,泡茶用叶茶,流风至今。

十六世纪末的明代后期,张源著《茶录》,其书有藏茶、火候、汤辨、泡法、投茶、饮茶、品泉、贮水、茶具、茶道等篇;许次纾著《茶疏》,其书有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茶所、洗茶、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宜节等篇。《茶录》和《茶疏》,共同奠定了泡茶道的基础。十七世纪初,程用宾撰《茶录》,罗廪撰《茶解》,黄龙德撰《茶说》,冯可宾撰《岕茶笺》。十七世纪后期,清代冒襄撰《岕茶汇钞》。这些茶书进一步补充、发展、完善了泡茶道。

(一)泡茶道茶艺

泡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泡茶道茶艺的主要器具有茶炉、汤壶(茶铫)、茶壶、茶盏(杯)等。

2.选水

明清茶人对水的讲究比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田艺衡撰《煮泉小品》,徐献忠撰《水品》,龙膺撰《蒙史》,专书论水。明清茶书中,也多有择水、贮水、品泉、养水的内容。

3.取火

张源《茶录》“火候”条载:“烹茶要旨,火候为先。炉火通红,茶瓢始上。扇起要轻疾,待有声稍稍重疾,斯文武之候也。”

4.候汤

《茶录》“汤辨”条载:“汤有三大辨十五小辨。一曰形辨,二曰声辨,三曰气辨。形为内辨,声为外辨,气为捷辨。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是萌汤,直至气直冲贯,方是纯熟。”又“汤用老嫩”条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熟,元神始发。”

5.习茶

(1)壶泡法

据《茶录》、《茶疏》、《茶解》等书,壶泡法的一般程序有:藏茶、洗茶、浴壶、泡茶(投茶、注汤)、涤盏、酾茶、品茶。

(2)撮泡法

陈师撰于十六世纪末的《茶考》记:“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撮泡法简便,主要有涤盏、投茶、注汤、品茶。

(3)工夫茶

工夫茶形成于清代,流行于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是用小茶壶泡青茶(乌龙茶),主要程序有治壶、投茶、刮沫、淋壶、烫杯、酾茶、品茶等。

对泡茶道茶艺有贡献的,除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黄龙德、冯可宾、冒襄外,还有田艺衡、陆树声、屠隆、陈继儒、张谦德、徐渭、张大复、熊明遇、屠本畯、闻龙、周高起、张岱、袁枚等人。

(二)茶礼

中国茶道注重自然,不拘礼法,故茶书对此多有省略。

(三)茶境

十六世纪后期,陆树声撰《茶寮记》,其“煎茶七类”篇“茶候”条有“凉台静室、曲几明窗、僧寮道院、松风竹月”等。徐渭也撰有《煎茶七类》,内容与陆树声所撰相同。《徐文长秘集》又有“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寒宵兀坐、宜松风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云、宜绿鲜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装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瓢烟。"

许次纾《茶疏》“饮时”条有“明窗净几、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寺院、名泉怪石”等二十四宜。又“茶所”条记:“小斋之外,别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寒。壁边列置两炉,炉以小雪洞覆之,止开一面,用省灰尘脱散。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时供具。别置一几,以顿他器。旁列一架,巾[巾兑]悬之。……”

屠隆《茶说》“茶寮”条记:“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张谦德《茶经》中也有“茶寮中当别贮净炭听用”、“茶炉用铜铸,如古鼎形,……置茶寮中乃不俗。”

明清茶人对品茗修道环境尤其讲究,设计了专门供茶道用的茶室──茶寮,使茶事活动有了固定的场所。茶寮的发明、设计,是明清茶人对茶道的一大贡献。

(四)修道

明清茶人继承了唐宋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创新不多。

综上所述,泡茶道蕴酿于元代至明代前期,正式形成于明代中期,鼎盛于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绵延至今。

四、总说

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衰于清。

中国茶道形成于八世纪中后期的中唐时期,陆羽为中国茶道的奠基人和煎茶道的创始人。煎茶道的代表人物有陆羽、常伯熊、皎然、卢仝、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齐已等。唐代茶人对茶道的主要贡献在于完善了煎茶茶艺,确立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煎茶道鼎盛于中晚唐,历五代、北宋、南宋末而亡,为时约五百年。

点茶道形成于十一世纪中叶的北宋中期,代表人物是蔡襄、赵佶、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审安老人、朱权等。宋代茶人承先启后,创立了点茶茶艺,发展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代初期,至明代后期而亡,为时约六百年。

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中叶的明代中期,代表人物有田艺衡、张源、许次纾、罗廪、冯可宾、陈继儒、徐渭、徐献忠、张大复、黄龙德、张岱、冒襄、袁枚等人。明清茶人对茶道的贡献其一在于创立了泡茶茶艺,且有撮泡、壶泡和工夫茶三种形式;其二在于为茶道设计了专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代前期,衰于近代,复兴于二十世纪后期。

中国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然而煎茶道、点茶道在中国本土早已消亡,唯有泡茶道存一线生机。唐宋元明清,中国的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先后传入日本,经日本茶人的崇新改易,发扬光大,形成了日本的“抹茶道”、“煎茶道”。茶道发源于中国,光大于日本。

文/丁以寿。本文原刊《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P20-25。来源:福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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