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早期，思茅县（今普洱市所在地）继续扮演着茶叶交易中心的地位，而思茅的茶号在这个舞台上出演了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悲喜剧。但由于普洱、思茅档案的多次毁灭，思茅茶号的历史除“雷永丰”尚有遗存外大都湮灭在时间的长河中了。
本文写思茅“恒和元”茶号引申出来的故事是由于以下两点：一是“恒和元”的老板陈鑑（镜若）在1922年至1925年担任思茅商会会长期间为茶号厘金、税捐问题多次向官府反映，有些文档幸运地保存了下来；二是在1982年，“恒和元”的一个伙计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事件、数据多被其他民国文档所佐证，基本可作为信史看待。基于上述两点，激发了笔者将“恒和元”茶号的故事或者是“恒和元”讲的故事记载下来，以充实完善民国思茅那段模糊的影像。
滇藏路上的马帮
从现存民国文档中可以看出“恒和元”茶号是从清末（约在1901年左右开办）延续下来，至1934年末消亡。虽然消亡的具体原因不清，但在税费厘金茶捐的重压下；在驿路上麻匪的掠夺中；在思茅茶号生产假茶的丑闻里；在佛海滇缅印藏新茶路开辟的影响下；在几十年“瘴疠”肆虐的狂风中，大部分思茅茶号走向消亡的不归路均属正常。
1915年2月，一个叫做“刘瑞斋”的伙计由石屏来到了思茅，进入“恒和元”茶号当学徒。刘瑞斋跟陈鑑老板没有亲戚关系，仅仅是石屏同乡。在清末，思茅有22家茶号，其中石屏人开的有17家，包括“恒和元”。其余5家为思茅、四川、河西人（今属玉溪通海县）所经营。22家的数据有民国档案可佐证。
在思茅的四川商号即“同信公”商号。
壬子四月初七日（1912年5月23日），思茅同信公罗松林给省城五老爷王炳之有一封函。信函的内容是：
“由马脚何朝刚、李学章的牲口运往省城各类货品。其中有“雷永丰”顶细茶二十七担二十四筒。豫顺春茶四担二十四筒。平安抵省后，祈照单查收，顺次登记。倘有差少、水湿等弊，请向该足（指马户）根究，脚价已在思茅言明”……
信函虽仅有百把字，但承载的信息可不少。
民国六年（1917）八月。在省城的四川茶号，熙记、同信公、谦益祥和德兴永等13家联名向云南总商会提出：
“川号向以贩运川货运滇销售，沽后由滇向各茶行购买普茶运川沽销，多历年所以成习惯。而每年各川号贩运此项普茶为数甚巨，货亦精良。殊自近年来滇省出产杂来甚多（指滇茶掺杂使假，笔者注）。”
四川茶帮要求禁卖假茶，整顿市场。“同信公”在滇省省会的四川茶商中大致可排在第二，实力不小，在思茅的“同信公”不过是它的一个分支。
“恒和元”的伙计刘瑞斋记：
“思茅各茶号加工制造的有七子圆茶和紧团茶两种。七子圆茶是由前路马帮运昆明分销四川、运石屏、蒙自，推销广州、香港，推及南洋群岛，这就是誉满中外的普洱茶。紧团茶进西藏销售。每年冬春两季，迤西的维西、中甸、德钦各属古宗民族，赶着所养的骡马，载运土杂货品来思茅行销，兼卖牲口，就是为来运紧团茶进西藏销售。冬季约来牲口一千余匹，春季较多，约在三千余匹。若来数较少之年，茶业就要受到影响，市场也因之逊色。”
刘瑞斋所说的思茅各茶号加工制造的“七子圆茶和紧团茶”及所谓的“侨销圆茶”和“藏销（庄）紧茶”。当时思茅两大茶品有不同的销场。
1982年，刘瑞斋在回忆录中提到“誉满中外的普洱茶”时，在云南本土除茶业专业人士外普罗大众几无人知晓。普洱茶在云南已经断代，市场上不售“普洱茶”，云南人也不喝“普洱茶”。
1934刘瑞斋年离开思茅。根据他亲身经历叙述，思茅市场从1915年到1920年期间，逐年发展欣欣向荣，是为发达兴盛的时代。如“恒和元”商号，在1920年度推销了七子圆茶三百余担，紧团茶一千二百余担，运销石屏县属宝秀镇棉花二百余担，为“恒和元”号在思茅经营棉花、茶三十多年的最高纪录。
刘瑞斋回忆录文章
刘瑞斋记：
……
“迤西腾冲洪盛祥来思茅开设分号“洪记”，开始是在思茅加工制造紧团茶，其原料散茶购运自十二版纳。随着思茅经商环境恶化，从猛海（改为佛海县前的称谓）到西藏新茶路的开通，“洪记”离开思茅转到猛海设立茶庄，在猛海中心区就产地釆购散茶，由思茅雇请揉茶技工到猛海制造，取道缅甸、印度、运销西藏。”
……
“肆虐几十年的瘴疠等多种原因使常年春冬两季来思茅购运紧团茶的古宗马帮因此绝迹，思茅的茶业更一落千丈。茶号停业倒闭，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仍然是一个死城。”
……
刘瑞斋的这些回忆资料多被后人在志书、文章中所采用，且不注明来源，对这位老人来说确实有点不够厚道。
刘是1934年离开思茅的，距他1982年写回忆文章时已将近五十年。算他1915年到思茅时十四五岁，此时他应是过八十岁的老人了，如此的记忆令人叹服。但更主要的是我对他掌握如此众多情况，又如此具体、准确，有些不可思议。
刘毕竟只是茶号中的一个伙计，不是股东、不是经理、甚至不是管家、账房。他为什么会知晓这么多情况，还记得那样具体？这些情况如不是亲手经过，半个世纪后怎可能记忆的那样清楚。
当我看到刘的老板陈鑑在任思茅商会会长期间给官府的那些呈文时，有了一个猜测，刘瑞斋作为一个当时识字，有些文化的伙计很可能参与了这些案册的整理，如抄抄写写，跑腿送各商号征求意见，商号开会时，作为会长的伙计为会员端茶倒水，旁听各茶号的讨论，甚至担任记录这些皆有可能。
陈鑑在任思茅商会会长前，在思茅也是有相当身份的人物。当时思茅设有富滇分银行，这是思茅独一家金融机构，银行在南门外戴家巷，总办就是陈鑑。县署还设有统一经费局，在思茅南教场，总理也是陈鑑。局里有职员2人，杂役4人。岁入七千一百元，岁出五百元。其余银款还分别负责学校、民团和警局的开销。可见地位之重要。
陈鑑任思茅商会会长后给官府的呈文目前发现的有两件。一件是民国十一年（1922）十月十日，他与副会长秦明昌联名给云南总商会的公函。内容是思茅茶商雷永丰，恒和元等十二家茶号，呈请思茅县公署取消县议事会议提议加抽茶捐一案；第二件是民国十四年（1925）十二月十二日，他与副会长秦明昌联名给省财政司、实业司的呈文。内容是雷永丰，恒和元等十二家茶号要求思茅县署取消抽收紧茶茶捐一案。
民国云南政府历来对茶政十分重视。还在民国二年（1913）五月，蔡锷任云南军都督府都督时，就决定派留学生到日本专门学习茶叶种植、加工先进技术。民国八年（1919）十二月三十一日，云南省省长唐继尧任命从日本学茶回来的留学生朱文精充云南省立茶叶实习所所长。民国时期，朱文精不但是云南到日本学茶第一人，同时也是中国到日本学茶第一人。
省立茶叶实习所和茶叶试验场成立后，即要求全省有条件的县相应成立茶叶实习所或模范茶园。思茅县当然也不例外。但县里经费拮据，拿不出开办费来，只好想其他办法。1922年10月，经县议事会议决定其开办费拟由茶叶抽捐，拟抽收茶捐每驮一角。这个决议立刻遭到了思茅全体茶号的反对。“恒和元”的老板陈鑑以商会会长的身份代表商号向上递交了呈文，呈请思茅县公署取消县议事会议提议加抽茶捐一案。这个呈请被省里批准了，茶捐被废，商号获得了成功。“恒和元”茶号的威信得到很大提升。
商号高兴之际，县府就作辣了。
思茅县知事李绍汉呈文
1924年4月，省府检查相关各县设立茶叶试验场或培植模范茶园一事。思茅县知事李绍汉只得如实禀报：关于设立制茶工厂或培植模范茶园一事，一是没钱，地方款项已罗掘迨尽，筹无可筹，实业款也甚微，一切种植实在难以着手；二是思茅土地于种茶一门不甚相宜，自清光绪末季至今离二十有余年，屡种无效，现普洱道的苗圃试种了数亩，尽力培护均高不满尺，即行枯焦，实难望收效果。所以恳请省里俯念筹款维艰，准予缓办。落到最后还是钱的问题。但李绍汉不敢直说是我筹钱被你否了，你叫我咋办？
省里也拿不出这笔钱，怎样回复思茅县？
同年4月，云南实业司下达指令第311号。指令是给思茅县知事李绍汉的。指令大意说：你上报没钱是实情，但发展茶业就是开辟利源，以济艰窘，钱仍应勉力筹措。你所称种茶无效一节，应该是种植未尽得法所致。你县应以省茶叶实习所毕业生专任其事。该毕业生于种植之道己学习有年，且屡经派往宜良茶叶实验场实习，学有心得。土质既有不易种茶，可以酌情改良啊。茶业必须切实提倡种植，不许再推诿延误，仍将办理情形，具报考核。
这事看来还得办，好歹上峰开了个口子叫“钱仍应勉力筹措”。
李绍汉和县议会商定后，报经省里批准，决定对凡出关（思茅海关）的紧茶每担抽银两角。因为上次成立茶业实习所的理由被否，这次用的理由是县府和议会经费奇缺。1925年11月，思茅县府发布了布告：
“呈奉省公署核准，试办三月，如无窒碍，再行呈请立案，应自14年12月1日起，凡出关紧茶每担抽银两角。饬商等加价出售，赴局报验登记，按月汇缴。”
为安抚各茶号，布告提出这个每担加抽的两角，茶号可相应提高售价。
布告一出，茶号大哗。商会又开始商量对策，这一次茶商们与县府彻底撕破了脸皮，茶号们拿出了一个很坚刚的公呈给省财政司、实业司。这次依然是“恒和元”老板陈鑑以商会会长名义递上去的。
试茶图
公呈中提出五条理由驳斥加抽的茶捐：一，茶情滞销，抽收繁多。上次筹办茶业实习所，尚系为本县改良茶业起见都被呈请取消了，足见茶税之重，今次怎么能一再加捐；二，茶号自沿边各猛采购茶叶，起运即纳团费1角5仙。江干费2角7仙，及扺思茅城又纳马驮捐1角3仙，牛运者抽牛捐5仙，茶叶揉制出关又纳厘税3元3角，每马抽1角，尚不论其他经过各地附捐，名目繁多，抽收太重；三，除了正税外，茶号已于进口时（指原料从产地运入思茅，须经思茅海关）纳了驮捐1角3仙，在思茅加工运出怎么又要纳捐？议会怎能征收驮捐于先，继抽茶捐于后。同一物品，岂可完纳二税？譬如预征布匹厘金，先于棉纱入境时征收，不能復于织成布匹后重征；四，思茅商务向以棉花、茶业为大宗，棉花进口，每担纳洋9角，子口税或内地厘金4角8仙，合计仅1元3角8仙。而棉花在思茅售价在71元，厘税占1.9%。紧茶在思茅仅售15、6元，上纳税厘3元3角合抽21%，如此不公，尤当酌减，何能再加附捐；五，现在政务纷繁，机关林立，民之负担已较往昔几增十倍，议会为法定机关，经费年达1000余元，自应量入为出，不能扰民，怎么能用征收茶捐来筹增他们的薪津？
思茅商会会长陈鑑呈文
说完这五条理由，商会还是意犹未尽，呈文开始对县长和议员们大加挞伐“李县长不恤民命，征收税捐名目繁多，商民负担也重，不易再事剝削。”“县令加价出售，缴纳茶捐，商等誓不承认。”“竭泽而渔，后将何继？”“似此壅蔽上聪，剥削商民，不料共和国家，首倡民治，实行新制之长官而实施专制，箝民若是也。”议会“未闻振兴事业，只知筹增薪津，以商民之脂膏，而徒供人之饜飫（意为口腹饱足之美食、笔者注），于理其平？”
这些“剥削”，“实施专制”，“以商民之脂膏，而徒供人之饜飫”的话已经把个思茅县说得是暗无天日了。
议员们要茶商当思食毛践土之恩（笔者注，这里的意思是茶商从外地来，应当对思茅有贡献回报。），茶号们也怼了回去，说：你们议员哪个祖，哪个宗不是从外地来此？议参两会衮衮诸公一毛不拔，你们既生於斯长於斯，为民代表怎么不应思食毛践土之恩乎？还叫我们纳捐？若论纳捐，思茅例外的附捐，如猪牛肉捐，百货捐，驮捐，酒捐，油捐，米线捐，土布捐，瓦窑捐，那个我们没纳，还有什么不被你们罗掘净尽的？其他临时筹集之款如迭次募兵、筹办防疫，造修桥路，义赈救荒诸慈善事业，我们每次都捐数百元或数十元。有按户摊款时，商号等都为前列。连个乞丐捐，我们也是按月纳洋3角。
脸皮既已撕破，茶号们干脆要求“准予援造棉花之列，永不能再加附捐，以维茶业。”
思茅茶号们为何这么硬气，是什么给他们如此底气？这当然跟思茅“雷永丰”茶号有关。“雷永丰”茶号是思茅茶商们的带头大哥，思茅茶号每次告状，给政府的呈文都是“雷永丰”打头阵。1923年，“雷永丰”在思茅的第一代经营者雷逢春还担任着云南省议会第三届议员，其长子雷恩溥，早些年曾任过云南总商会副会长，雷家是有社会地位的茶商。况且，以“雷永丰”为首的思茅茶商与地方官府打官司也不止赢过一次。
但这次是与整个思茅县的议员和县长对着干，强龙能够压过地头蛇吗？
为了更有把握，茶商们又丢出了个实锤。1926年1月26日，思茅税务委员给云南财政司长、实业司长发来电报。电报说：
“茶商雷永丰等呈请取消茶捐一案续，现迤西古宗马户到思茅购茶，即多卖马匹，少办紧茶，厘税均减。并面称茶叶正杂税收繁重，一再加捐，力不能负，明春不敢来思茅运茶，要求维持前税。紧茶概销古宗，而夷性悍直，难以理喻。既称不敢来，思茅紧茶当无销路。如果茶商相率停业，不惟於西南商情大有窒碍且贻害税收尤巨。思茅之厘税全恃於茶业征收。收不够委员难负重咎。转请省长体念民困，迅予电令思茅县署取消。”
这次连税务委员也与茶商站在同一阵线，茶商们满怀信心翘首以待省里的批复。
云南省内务司训斥雷永丰批文
正当省实业司、财政司为此案怎样回复挠头时，省内务司杀了出来。1926年2月19日，内务司批复：
“思茅县议会经费不敷及各参事津贴数微经会议决，抽收紧茶公益捐每担二角以资弥补，函由该县李县长专呈奉省公署核准。茶商雷永丰等乱发狂言，起而反抗。此项紧茶该茶商等向末纳有何种捐款。所请取消之处未便准行。”
这样的批复对思茅茶商无疑当头一棒，更是对“雷永丰”茶号的直接训斥。“恒和元”老板陈鑑的日子当然也不会好过，毕竟呈文是他以商会会长名义递上去的。
商会及茶捐的问题不是应该由实业司、财政司管吗？怎么内务司站了出来？原来那时地方文官的管理是由内务司负责。你们既然将李县长和议员们说得如此不堪，内务司当然要站出来说话。
在民国留存的纷繁文档中，此后再未见到“恒和元”老板陈鑑的声音。雷逢春也在1926年这年去世了，虽然此时雷老太爷已回归故里石屏，但这一事件对雷老太爷的打击和刺激确实很大。“雷永丰”的影响江河日下，而他儿子雷恩伦经营的思茅“雷永丰”日后却陷进了更大的漩涡中。
如果当初茶商们就事论事，事情可能是另一个结局。毕竟当时省实业司已拟文倾向取消此项茶捐。
不管如何，“恒和元”留下的文档为我们今天了解那个时代，在普洱茶光鲜的外表下面，思茅茶业错综复杂的情形远非我们臆想的那样简单。
2019年8月14日第一稿，2023年10月1日第四稿。本文图文均有李路老师提供，如需使用，需经同意。
李路老师普洱茶历史著作《普洱贡茶——清代六大茶山的崛起与衰落》一书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本文由作者授权“晓德书号”首发。《民国“恒和元”茶号引出的思茅普洱茶历史》，是作者基于恒和元茶号亲历者刘瑞斋的回忆录及民国时期的相关档案记录，梳理民国时期，思茅茶号的普洱茶经营的真实状况，对了解民国时期的思茅普洱茶的发展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
来源：晓德书号 李路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为什么要谈人类走出非洲，经过西亚、南亚，再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因为这样可以搞清楚云南古代的四大族群——百越、百濮、氐羌、三苗是怎么回事。正是这四大族群，加上汉人，在云南数千年的迁徙融合，不但利用驯化茶树，还不断提升茶叶的种植、加工水平，并从事茶叶的运输与贸易，发展茶文化，从而构成了云南三千年茶史。
从大历史角度解读云南茶史
本文尝试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将云南置身于中华、印度、东南亚三大文明版块交汇之地，用大历史的方法，来梳理云南茶叶发展的深层次逻辑。也就是云南茶叶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三大文明版块交融影响之结果，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产物，是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军事等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深刻地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也就是我们谈论云南茶事，不能脱离时代发展背景，要跳出专业主义的桎梏，将云南茶叶放在一个更恢宏的时空里加以审视与考量，不但要抚摸其关键性的细节，也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全貌，不但要做静态分析，更要在历史长河中做动态分析，推演其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壮大。
它的前因要从“人类走出非洲”说起，而它的兴起很可能受到巴蜀先进农耕文化的加持，即从简单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之原始农业走出，进入了“濮人种茶”之全新境界，发出了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光。濮越人从靠近巴蜀大地的金沙江流域，南迁到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建立了古哀牢国。到了东汉，哀牢归汉，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永昌郡。濮人种茶，横跨了金沙江故土、哀牢国、永昌郡三个时期。到了唐宋之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茶由濮人种茶时代，进入了银生茶时代，种茶的主体民族，由濮人，变成了濮人跟乌蛮两个民族为主。再就是明代兴起的普茶，标志着云南茶进入了普洱茶时代。
在濮人种茶、银生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巴蜀茶文化影响，濮人与乌蛮系民族是茶叶种植的主体。而到了普洱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江南茶文化的影响。元朝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一线，也即进入了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些南下民族或多或少都跟茶叶有关，继濮人、乌蛮种茶后，汉人、三苗系、百越系等许多民族也种茶，从而将云南茶产业推向全新的高度。
文章还指出，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要比滇西南茶区发达。明代后期滇西南茶区开始爆发，以“普茶”之名义登上历史舞台，但只是一种知名度高的“土茶”。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其中吴三桂与鄂尔泰居功至伟!
濮越人南迁与“濮人种茶”的兴起
如果坚持人类走出非洲之观点，那么东亚的现代人就是外来的。东亚现代人来源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北来说，二是南来说，三是西来说。近年的基因研究，以为南来说更靠谱，也就是从东南亚北上云南、四川，抵达黄河流域，或者从云南、越南东进珠江、长江流域。东南亚早期人类迁居东亚，有两个入口处，一是云南，二是云南东南部、越南、两广。从前一个入口处北上的东南亚人，到了金沙江流域，分两支，一支北上抵达黄河流域，成为汉藏语系诸族，另一支沿金沙江、长江东进，到了长江中游、汉水一带成为荆蛮，也就是百濮族群与三苗集团。三苗族群，很可能是从百濮族群中分化出来的。从后一个入口处东进的，占据了中国南方，成为百越族群。
中国文明之摇篮，其实是三个中心，除长江、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之外，还要加上巴蜀文明这个源头。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之所以灿烂，在于其是上古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印度文化西来、东南亚文化北上、南方的越人文化西进传播到金沙江流域、黄河流域文化南下，与古蜀原生文化相融合，从而诞生了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根据中国史书记载，黄帝、大禹与古蜀国、古巴国渊源颇深，由此可见，上古时期中原与巴蜀大地的交流就非常深入。
云南在四千年前以百濮为主，两三千年前，古越人从两广迁居金沙江流域，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濮人混生共长，成为濮越人。同时他们深厚巴蜀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周王朝，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集团，给中国西南地区带来强大的向心力与压力。其压力表现在，一方面商周，乃至其继承者秦汉，要向西南扩张。另一方面，西北的氐羌在华夏——汉人的打击下，纷纷沿横断山脉间，由北到南的河谷地带不断南迁，由青海、甘肃、陕西进入四川、西藏，再进入云南，直至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在中原势力不断南下，氐羌一波接一波地南迁，原本居住在金沙江流域，洱海、滇池一带的濮越人，被迫放弃故土，迁居大理南部、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建立哀牢国。拥有较先进农耕文化的濮越人，来到遍布野生茶树的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他们发挥技术优势，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从而让云南茶史由蒙昧进入了濮人种茶时期。
金沙江流域为古巴蜀文明的南部边地，而巴蜀大地是人类茶树种植文明的起源中心。很有可能，作为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濮越人，其在离开金沙江流域故土之前，就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茶树驯化技术，并培育出较先进的茶树品种。
在濮越人南下之前，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原住民是濮人的亲戚——吉蔑人(孟高棉族群)。吉蔑人也利用驯化野生茶树，只是水平很低，属于原始农业，野生茶驯化的重大突破是由后来南迁过来的客族——濮越人完成的。其带着先进的茶种与驯化技术南下，大幅度改良与提升了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茶叶驯化栽培水平。
傣族主力南征，版纳成为茶叶重要产区
虽然濮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哀牢国，后改为永昌郡。但是直到公元7世纪之前，濮越是个尴尬的存在，北有中原王朝的压迫，南有强大的吉蔑人，濮越人主要称雄于永昌郡中部，北部是氐羌与汉人说了算，南部吉蔑人说了算。虽然有不少濮越人迁居永昌郡南部——临沧中南部、普洱中南部、西双版纳等地，但他们要依附当地强大的吉蔑人来生存。
公元七世纪起，濮越人中的傣族开始崛起，连带跟随其千年之久的小弟——布朗、佤、德昂之先民也受益。濮越人主力从永昌郡中部南下，征服永昌郡南部的吉蔑人。吉蔑人这个本地人(本人)要不战败南逃，要不融入濮越群体，这样一来濮越人真正成为了版纳、临沧、普洱的主人。
因此，七世纪是濮人种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之前是澜沧江中游为濮人种茶的核心区。之后茶叶种植文明随傣族主力南征而扩张到澜沧江下游，也就是版纳一带。
这样一来，唐代的《蛮书》所说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就好解释了。为什么不是西双版纳，而是景东及其周边产银生茶?因为在唐代，云南茶叶种植的核心地带在澜沧江中游，并开始向下游转移。其南下步伐，跟傣族征服吉蔑人的节奏一致。从转移，到形成主产区，需要时间，唐代可能是版纳茶的酝酿时期，到了宋元才真正成为主产区之一。唐人樊绰写《蛮书》的时候，银生茶的核心产区还在澜沧江中游的景东一带，版纳茶处于发展的初期，不够有名。
七世纪起，傣族从澜沧江中游南下，征服了强大的吉蔑人，通过两三百年的扩张，到了南诏灭亡，大理国兴起的公元十世纪，傣族控制了保山、景东以下，乃至泰国北部、缅甸北部、老挝中北部、越南西北部之广大地区，形成了以德宏、缅甸掸邦高原为中心的西部，以泰国清莱、清迈为核心的南部，两大傣泰老掸民族集团。版纳、普洱南部属于南部傣族集团(大集团)，临沧、德宏、保山属于西部傣族集团(大集团)，普洱北部、元江，属于靠内地的景东傣族集团(小集团)。由傣族统治的重心可以看到，已经西移、南移。西移催生了强大的麓川王国(统治中心在德宏瑞丽)，南移诞生素可泰王国(泰国中部)、景迈王国(即八百媳妇国，泰北、缅甸景栋)、勐泐王国(西双版纳)、勐老王国(老挝)。
随着勐泐傣族王国的建立，澜沧江下游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其也将正在由澜沧江中游向下游转移的濮人种茶事业，推向了新高度。通过宋元的酝酿，到了明代，云南茶产业由唐宋的银生茶时间，终于进入了明清的普洱茶时间，澜沧江下游也于明代取代了澜沧江中游，成为云南茶的核心产区。
云南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来历
在谈及普洱茶崛起之前，我要说一下云南茶叶三大主产区——滇西南茶区、滇西茶区、滇南茶区。
滇西南茶区以澜沧江中下游为主，主产区为版纳、普洱、临沧东部、大理南涧，滇西茶区以怒江中游为主，包括保山、德宏、临沧西部、大理云龙等地，滇南茶区为元江中下游，包括红河、文山、玉溪的新平与元江。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范围在阑沧江哀牢山以南，滇南茶区在元江以南。
在唐代以前，澜沧江、哀牢山与元江是云南两大族群——氐羌与濮越的分界线，北边是氐羌人为主，并与汉人结盟的天下，南边是以濮越人为主，并不断南征吉蔑人的世界。唐代起，氐羌血统浓厚的乌蛮系民族，开始大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南迁。
越过红河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为主，故滇南茶区的种茶人以哈尼族、彝族、壮族、傣族为主。明代起三苗集团由贵州迁入滇南、滇西南，故滇南、滇西南茶区有不少苗族、瑶族种茶。此外还有拉祐族的支系——苦聪人，迁到滇南茶区的新平、金平、绿春一带，也会种一些茶。
越过哀牢山、澜沧江进入滇西南茶区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为主，跟古哀牢国遗民——布朗族、佤族、傣族一起种茶。
拉祜族是宋元开始从洱海地区迁居滇西南、滇南。拉祜族可谓最后南迁的氐羌系民族之一。其来得最晚，好地方都被先来的傣族、布朗族、彝族、哈尼族占了，拉祜族只好住在山高、贫瘠、偏远的地方，而且还要接受先来的傣族土司统治。住坝区的傣族，将山地民族分三六九等，在山区最先来的傣族小弟——布朗族是老大，然后是后来的彝族、哈尼族，最后是迟到的南迁民族——拉祜族。由于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清代以来，拉祜族族的反抗也是最剧烈的，为追求生存权，其一次次在滇西南茶区起义。在双江、景谷、镇沅、墨江等地，拉祜人起义被残酷镇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被赶出了双江、景谷与镇沅，最终在孟连宣抚司的地盘做大，生生在孟连傣族的统治范围内，割下最大一块，作为拉祜族的核心统治区——倮黑大山。这就是如今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越过澜沧江进入滇西茶区的，以彝族、景颇族为主，其跟当地原住民德昂族、佤族、布朗族一起种茶。同为氐羌系的景颇族、傈僳族则早在汉晋南北朝就渡过澜沧江南迁腾冲到密支那一带的中缅边境，到了明代以后景颇人南下德宏，与傣族一起成为德宏的两大主要少数民族。景颇族及其小弟傈僳人也种茶。彝族在滇西的历史要更复杂一些。早在汉代前后，就有一些氐羌人渡过澜沧江，迁居滇西，他们构成永昌郡的乌蛮。南诏国蒙氏就是永昌乌蛮这一支别种，由永昌迁到巍山，建立南诏小国，再挥师北上灭了其他五诏，建立强大的南诏王国。因此，唐之前，滇西有一些彝族先民，但不多。彝族大量迁居滇西是元代以后的事。
明代“三宣六慰”与滇西茶区之兴衰
将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的来历介绍清楚了，就将进入本节的主题，即在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的份量，重于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版纳的古六山茶区异军突起，普茶变成云南人的“士庶所用”，这标志着滇西南茶区开始超越滇西茶区。而滇南茶区一直是打酱油的，不过比起非主产区的滇中、滇东北茶区还是要强得多。
为什么滇西茶区在明代中叶以前要比滇西南繁荣?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造成的，几千年来，滇西一直比滇西南发达，因为滇西是先进的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部，早在两千多年前，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将两大文化连接在一起，其连结的枢纽之地就是保山、腾冲、密支那一带，构成哀牢、永昌文化的核心地带。南诏国经略滇西、缅北，被称为“西开寻传”，建立了丽水(金生)节度、永昌节度，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南诏文化与南印度巴利语文化的滋养下，随着南诏的衰落，缅人与傣族，相继在缅甸中部、北部、滇西崛起，汉藏语系的缅人建立了强大的蒲甘王朝。在元朝的打击下，蒲甘王国没落，德宏、缅甸掸邦高原的西部傣族势力崛起，在元朝后期、明朝初期，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明朝通过三佂麓川，肢解了麓川王国，将滇西、滇西南、缅中、缅北、泰北、老挝中北部纳入中国统治范围，在边疆地区设立“三宣六慰”。明代对滇西、缅北的经营，要远大于对西双版纳等滇西南地区的经营。在明代的强力统治与大力经营下，滇西与缅北，甚至缅中连成一片，出现了永昌、腾冲、江头城、八莫等繁华的商贸中心，云南人、广东人纷纷跑到缅甸做生意。这其中就包括茶叶贸易。繁荣的边地贸易，必然带动滇西茶区的兴起。
滇西茶区的衰落，跟缅甸东吁王朝在16世纪中叶的崛起有关。东吁王朝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东南亚霸主，灭国无数。在东吁王朝的攻击下，中国在中缅边疆苦心营造的土司体系——三宣六慰体系崩溃，木邦、孟养不再属于中国，甚至有段时间西双版纳、孟连、德宏的一些地方都被缅甸占据。虽然后来，西双版纳与孟连回归中国，但还要对缅甸上贡——“花马礼”。也就是车里与孟连实际上由中国控制，但名义上两国共管。
明人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说，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指明朝军队)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
这段记载反映的是，中国人在缅甸江头城做生意的有几万人之多，东吁王朝与明朝打仗，给旅居缅甸的华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东吁王国的崛起，滇西缅北繁荣的中缅贸易不再，滇西也由沟通的枢纽之地，变成保守、封闭、落后的边地。滇西茶产业发展也因此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时代将接力棒交给了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普茶成为一种比较有名的地方特产。
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
明代的版纳茶虽然是云南之大宗——士庶所用皆普茶，但中原主流文化认为其太土，上不了台面。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的《滇略》中说：“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明代李元阳在《大理府志》载：“感通寺在点苍山圣应峰麓，有三十六院，皆产茶树，高一丈，性味不减阳羡，名曰感通茶。”
明代云南全省的茶叶种植加工总体落后，茶叶主产区滇西南，有普茶而无名茶。而非茶叶主产区的昆明、大理一带相反还出名茶。大理感通茶、昆明太华茶，都是没多少产量的寺院茶。也许僧侣种茶、制茶、饮茶文化，更容易与中原士大夫精神相通，于是被内地士子记下来了，当成云南名茶——“性味不减阳羡”。而普茶也被他们记下来了，说是大众不入流的茶，饮之，勉强比直接喝水强。整个明代，云南靠内地，文化相对发达的保山、大理、昆明、楚雄，乃至昭通、曲靖，产茶不多，但有名茶，多以寺庙茶闻名。滇西南产茶多，其中古六山的普茶名气最大，但不是名茶，而是土茶。
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
明朝后期到清朝，滇西南成为江西人后裔——石屏人西进南下的主要地区。为什么石屏人注重滇西南的拓殖，因为普洱、车里有盐矿与茶叶，孟连宣抚司及缅甸木邦有大银矿，都是利润丰厚的产业，从而掀起来了江西人、石屏人、湖南人、四川人到滇西南淘金的热潮。即所谓“穷走夷方急走厂”。
16世纪以来，滇西南茶区的强势崛起，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外来人口纷纷涌入，带来的淘金热，走的是以矿(盐、银)养茶之路数。二是国家的大力扶持。前文说过，中缅边境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明代的东吁王朝，清代的木梳王朝，与明朝、清朝都发生大规模的惨烈战争，迫使中央帝国在中缅边境退守忍让，以和为主，保持现状。在滇西方面，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故清代为稳固边疆计，要大力开发以前统治薄弱的滇西南。还有南明的残余势力在中缅边境一带活跃，甚至以开发银矿为名义，纠集了数万名矿工，跟木邦土司打联手，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明朝遗民集团。这就是清政府经略滇西南的时代背景。
推动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有两件事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件是，经吴三桂争取，普洱茶纳入在云南永胜开展的与藏区的茶马贸易，这是普洱茶大规模进藏的开始。二是鄂尔泰在古六大茶山推行改土归流，并颁布茶法与贡茶制度。这加速了古六山的汉化进程，并将普洱茶带入了贡茶时代，从而“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普洱茶产销地区的扩大
最后谈一下，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澜沧江中游茶区的崛起及销区的扩大。
杜文秀起义，应该是云南多民族集体起义，回族以杜文秀为首，彝族以李文学为首，哈尼族以田政为首。杜文秀起义对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影响有三：
一是起义冲击了汉族、傣族两个统治民族，造成澜沧江、哀牢山以南的傣族土司纷纷南逃，而逃避战乱南下的汉人，以及以政府军面目出现的汉族官员与军队，深入夷方，取代傣族，成为滇西南、滇南的统治民族。也就是说，滇西、滇西南的土司地迅速汉化，新来的汉人将当地已经存在的，小规模的茶产业做大做强，这就是清朝同治年间以后，除古六山之后，云南越来越多的地方产普洱茶的原因。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二是南洋商道的开辟。杜文秀起义，造成古六山北上贸易通道受阻。因祸得福，普洱茶的南洋市场开发出来了。
三是回族茶商的崛起。回族善经商。杜文秀是回民，手下许多回民参加起义军，深入滇西、滇西南茶区，其中一些人搞懂了普洱茶之后，肯定要做茶叶加工、运输与贸易。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一些回民部下逃到缅甸、泰国、老挝，许多就做滇缅、滇泰贸易，这样回族就构建了一张国际贸易网，也将茶叶带到四方。
云南回民，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也就是西北的回民渊源颇深。云南回民做茶叶生意，除了开拓南洋、西南三省，对西北市场的开拓有何贡献，尚待研究。以如今的甘肃回族茶商，把持云南绿茶的西北市场来看，回族控制滇茶的西北通道，可能跟清末、民国陕甘与云南回族商人的互动有关。这些甘肃现代回族茶商，其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做滇青为主，90年代转向滇绿为主。其在滇西南、滇西收购绿茶，在楚雄禄丰广通茶叶批发市场集中交易，然后上火车运到兰州，再分销到西北诸省。由现在推及晚清，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回族是否立一大功?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缅甸盛产棉花，而中国西南地区缺棉。四川盛产丝绸，云南产茶叶。这样一来，缅甸与西南几个省份围绕棉花、丝绸、茶叶，以及其他的特产，就构建了一张庞大的商贸网。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最后总结一下，清代以来普洱茶几大市场的开拓及种植区域的扩张：
吴三桂：让普洱茶大规模进藏。
鄂尔泰：普洱茶瑞贡京城。
杜文秀起义：南洋商道的开辟，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棉花国际贸易：让沱茶走向繁荣，普洱茶开辟四川、重庆、贵州北部新市场。
回族商人介入茶叶：跟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有何关系，尚待考证。西北市场，是建国后普洱茶边销的主要市场，相反销往西藏的不多。计划经济年代，云南的滇青主销西北;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西北人喜欢喝云南的烘青绿茶，成为滇绿的三大核心市场之一。另两大为云南的本土市场、北方市场。北方人喝的花茶，其百分之六十的原料来自云南的烘青茶。
文/白马非马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我对“昌宁红”的认识，缘于友人最近赠我的新茶，谓之“昌宁红”，心甚喜欢。品茗是我的爱好，那种平淡里有着穿透骨髓的香，独有的芳香贯穿到人的心扉，让我沉醉。我对茶有一种独特的感觉，也许与对此的爱好有关。
茶类之中，我尤喜红茶。早几年普洱茶盛行时，我有一段时间就喝普洱茶：说是普洱茶名贵，还很有益健康。好虽好，只是这味道总也喝不惯。喝来喝往，还是红茶好喝，热胃，解渴，香又浓。所以，这几年，我每年总要挑上好红茶买上一些存放着。
今天是周末，晚饭后闲来无事就想到了泡“昌宁红”尝尝。于是，我摆开架势，煮水，洗杯，泡茶，动作笨拙，当然也用不着同受过训练的茶艺师。一会儿工夫，茶泡开了，汤色金黄透亮。递到口边，用鼻子轻轻一吸，啊！一股茶香进肺、进心、进脑，直觉胸口愉快。喝一口，口感清甜。用一壶普通的开水冲泡，竟将昌宁红茶的黄亮汤色与浓郁香气演绎得如此透彻。一口呷下，茶水如丝般顺滑入喉，顷刻间，唇舌之间浓郁的香气与甜美弥漫开来，令人如入仙境。
抿一口热热的“昌宁红”，让如丝般细润的茶汤温暖地滋润脾胃。似一股暖流，顺着身心的期待汨汨地流入。我的身体的每一个窍孔打开了，龟缩在心里的冷被驱赶了出来。氤氲的热气，带着一股股田野里或者是大山深处的植物芳香，透过鼻孔，钻尽心里，游荡在五脏六腑之间。其实不管什么茶，都有温暖人心的作用，而红茶更因其色艳，让人产生更多相似的感觉和联想。在寒冷的初春时节，特别是寒冷的夜里，手捧一杯“昌宁红”，嗅一嗅它的芳香，尝一尝它的甘甜，不管窗外的阵阵寒风，顿觉有层层暖意袭上心头。轻抿着，轻含着，慢咽着，让唇齿间留下清香，留下温暖。我喜欢这样的境界。
很多时候喝茶不是因为口渴，只是想为自己的心情多点滋味。正如今晚，周末的夜，放下了一星期的工作纠缠，任凭外面的夜是喧哗还是阴暗，一切都与我无关。看着我的电视节目，听着我的音乐，再配杯小茶，一切淡淡然，一切悠悠然。那个茶香，那个茶气漫漫从身体滑过，肆意地在我的周围弥漫开来。追随着茶叶的清香，消受这份夜的静谧。喝的是茶，酌的是心情。喝茶有如给自己披上了一件隐形衣，让我独自在真这份宁静中！
昌宁红，一种近年逐渐兴起的滇红茶。据说生长“昌宁红”的茶树，是在云遮雾缠的澜沧江畔。这样想着，如此怡人的“昌宁红”，又平分了几分神秘的气息。在喝茶的间隙，我上网搜索大致了解了“昌宁红”。昌宁红茶产于云南省著名红茶产区———千年茶乡昌宁。边陲小县昌宁，因为茶而弥漫独特芬芳，并且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昌宁红”选用经出口产品基地备案的高山无污染、有机生态茶园的老树茶青为原料，延用古茶人的采摘工序，精选老树茶旗茶青经传统功夫红茶工艺制作而成。
其实，昌宁产茶历史悠久。唐代陆羽之《茶经》中从“茶，南方之嘉木、茶出银生城界诸山”的记载中，就能找到今天昌宁茶的记载。《昌宁县志》也记载，明洪武年间，右甸碧云寺的《碧云仙茶》曾做贡品上奉朝廷。明景泰年间《云南图经志书》记载：“孟通山（今勐统）所产细茶名湾甸茶，谷雨前采者为佳。”民国《云南行政纪实》记载，昌宁境内百年老茶树放眼皆是。昌宁县，这个人口不足35万的地方，却拥有超过15万株古茶树，几乎每两人就拥有一棵古茶树。这些千年以上的古茶树，证明昌宁茶叶历史悠久，是名副其实的“千年茶乡”。这样的树，产出的茶，她不藏拙不娇弱，像一个从苦难岁月走过的人，在时间里渐次生长，在风霜里积累了生命的内涵，在严寒与酷暑中炼就自己独特的陈韵。
有人说，茶道即人性，品茶如品人。有时我在想，这绿茶犹如青春美少女，当以青春朝气篷勃显现，泡出的绿茶，汤色青翠碧绿，与茶树的绿叶无异，透着清纯可爱。喝了这样的绿茶，就会梦到绿色世界。这红茶，犹如一个成熟女性，当以成熟稳健著称。泡出的红茶，汤色红润，香气诱人，进口生津，回味更香甜。好的红茶，的确像一个经历过风霜的成熟女性，其优雅娴静，内涵韵致，不是青春少女可比的。比如，这久经历史的“昌宁红”。她的风韵并不因岁月的风沙磨砺而苍老，也不因夕阳西下而退色。那份沉静娴熟，更具有无法阻挡的令人着迷的魅力。“昌宁红”聚集了我们有关茶香的全部想像，满足了我们有关茶味的全部渴望。
品着品着，一种感觉油然而生。领悟与其说是在茶水里，倒不如说是浸在了生命里。在我心里，喝茶已经不仅是提神保健的需要，更是体味人生的过程。“昌宁红”让我品出了茶的清香，茶的温情，更感受到茶叶与人生的有机融合。这样的品茗，成了一种享受人生之美。
【摘自2018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陶弘标（浙江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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