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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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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所谓的普洱茶,是老生普还是熟普?所谓的古法,到底是什么?

“古时所谓的普洱茶,是老生普还是熟普?”,这是本人在一个问答平台上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所谓古法,到底是什么?”,这后半段则是本人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的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目前国标对于普洱茶工艺的界定:

根据2008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GB/T 22111-2008)的规定,按其加工工艺和品质特征,普洱茶分为普洱茶(生茶)和普洱茶(熟茶)两种类型。按外观形态分为普洱茶(熟茶)散茶和普洱茶(生茶、熟茶)紧压茶。

具体工艺如下:

普洱茶(生茶)

晒青茶精制—蒸压成型—干燥—包装

普洱茶(熟茶)散茶

晒青茶后发酵—干燥—包装

普洱茶(熟茶)紧压茶

普洱茶(熟茶)散茶—蒸压成型—干燥—包装

 

本人对此问题的简要回答如下,与大家交流:

1、普洱茶在长期的生产加工过程中,其工艺存在动态演化的现象,不同时期,工艺有所不同。

就笔者所看到的民国时期、2008年之后这三个不同时期对于普洱茶加工工艺的记录或界定,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2、即便在同一个“普洱茶”的称谓之下,不同形态的产品,如圆茶、砖茶、沱茶和紧茶等,其加工方式也可能略有不同。

3、所谓“古时”,需要界定相对具体的时间,才能具体展开讨论。

4、笔者从民国时期的两份文献中,不难看到,当时普洱茶的加工工艺,与现在的普洱茶加工工艺所存在的不同。两份文献,一份是曾任佛海县长的著名茶人李拂一先生的《佛海茶业之概况》,另一份是徐方幹的《滇茶产销之研究》。部分内容截图如下,大家可自行比较。

 

以下为李拂一所著的《佛海茶业概况》一文的节录,原文载于1939的《教育与科学》,第5期 P147-163。

李拂一(1901—2010),1923年进入西双版纳,1949年以前曾担任佛海县(属今西双版纳勐海县)教育科长、佛海简易师范学校校长、省参议员、“国大”代表、车里县(今西双版纳景洪市)县长等职;1949年下半年移居泰国,1950年移居香港。李拂一先生是傣学研究(尤其是泐史研究)的著名学者。

(点击可查看大图,下同)

以上红色划线部分文字节录如下:


四、制法及包装


佛海茶业制造,计分初制,再制两次手续。土民及茶农将茶叶采下,入釜炒使萎凋,取出于竹席上反复搓揉成条,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别品质装入竹篮。入篮须湿以少许水分,以防齑脆。竹篮四周,範以大竹子籜(籜,[tuò] 竹筍上一片一片的皮,笔者注)(俗称饭笋叶)。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紧压使其层层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封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所以遵绿茶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叶,通称曰“散茶”。


以下为徐方幹的《滇茶产销之研究》,原文载于《经济汇报》,1945 [ 11卷第6期。徐方幹是著名茶叶专家,在茶叶方面的著述颇丰。


从这篇文献的记录可以看出,滇茶制造,分为初制和复制。

其中,关于初制的记载,与李拂一先生文献的记载基本一致。

关于复制,则分为:拣茶(底茶、高品、梭边)、剁茶、潮茶、称饼、揉制、酦酵、包装。

这些工序中,与现在差异较大的是酦酵:制茶之最后手续为酦酵,将制成之茶,堆积于地板上,约四五日,即起酦酵作用,(俗称发汗)发汗后,则茶身硬实,不易压坏,茶身内外起黄霉,色如松仁霉愈多,则茶味愈佳。

从以上文献资料可大体看出,民国时期的普洱茶加工工艺与现在的异同。

而工艺决定茶叶内质。由此我们可以说,就民国时期的普洱茶而言,既不是现在的老生普,也不是现在的熟普。

5、顺着这个问题中的”稍微延展,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所谓的古法,到底是什么?

对于现在许多人口口声声所谓的古法,由于制茶工艺经常存在的动态演化现象,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不对时间有一定的界定,则无法对于特定时间范畴内的具体工艺及其对应的茶叶品质进行考察。

也即,如果你无法说清楚所谓“古法”的价值或优点何在,那么对于所谓”的标榜,无异于街头江湖郎中卖大力丸式的吆喝。

在那些对于所谓“古法”的无原则的标榜,与对于所谓“古树”的无原则标榜,实则是一个路数。

“逢‘古’必好”的背后,如若人心不古,那么所谓“古法”,很可能就是一种忽悠。

泡在茶水里的民国大师

28万字的《民国茶范——与大师喝茶的日子》,如28万片上好的芽叶,为我泡出了一大壶味道醇厚、鲜美无比的茶水,一个人躲进书房慢慢啜饮,仿佛是在与书中的16位民国大师一起有滋有味的喝茶,使我跟着茶水进入到了民国大师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感觉这本书为我展开了大师们的一个清澈如水晶的尘俗世界。读着这本浸透茶香的书,喝着杯中的紫笋茶,书里的茶香与杯中的茶香完全交融在一起,我已完全分不清到底是茶香还是书香,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谁想要拜见这16位民国大师,就请先与大师们喝一杯相逢一笑的茶,对于那些不喜欢喝茶的人,估计大师们也不待见,即使见了也会少了许多茶水一般流淌的知心话,可能是见了也还是相逢不相识。

《民国茶范》里的人物,个个耳熟能详,个个都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师,一页一页的翻阅时,16位民国大师从书中鱼贯而出,依次是茶博士胡适、不喝闲茶的鲁迅、茶人周作人、用功夫茶醒酒的梁实秋、茶大使林语堂、“He茶”的闻一多、逍遥做茶馆蟑螂的郁达夫、将学校命名为“中心茶园”的陶行知、逃课“泡茶馆”的汪曾祺、生前最后喝的是菊花茶的巴金、断食只喝茶的李叔同、茶僧苏曼珠、茶画大家丰子恺、冲泡苦茶的张爱玲、有茶癖的张恨水、失眠也要睡前喝茶的顾颉刚。就在大师们一一登台亮相的时候,大师们那些喝茶的故事、爱茶的故事,、推介茶的故事,、研究茶的故事,也徐徐在我的眼前呈现,那些点点滴滴的历史细节,充满了大师们的智慧和人格的力量,那些细细碎碎的文化真相,闪烁着大师们丰富多彩的志趣与性灵,大师们这些光鲜背影后的真实生活,使我能够真实地去触摸大师们走过的路,使我能够清晰地通过意念和想象真实地体验一把“与大师喝茶的日子”,即便我不是一个民国之人,但大师们在民国时的那些茶事与茶范,值得我认真反复的咀嚼寻味,从而慢慢在这些“文人中的茶人,茶人中的文人”身上,真切地感受着他们的体温、高度与学识、涵养,所以,《民国茶范》就像一壶极品好茶,让我欲罢不能,在酣畅的品读回甘中,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也都沾上了茶的味道,被茶水彻底浸润了。

队列整齐的16位大师,各有各的建树,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光辉,但每一位大师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喝茶,《民国茶范》以茶为主要的线索,讲述了茶与大师生活的密切关系,点明了茶与文化、与人生、与世态的因缘,用茶这个核心词汇,串联起了大师之间的交往、大师的品位以及那个时代的大师风范。透过大师们手里冒着热气、散发着清香的茶杯,我似乎亲眼目睹了大师们伏案耕耘的身影以及大师们谈笑风生的优雅,我仿佛看见了一杯杯有助大师创作灵思的茶的神奇效果,尤其是大师们一句句充满温情的人间茶话,使我看到了表面风流实则艰难的时世背后的一线曙光和希望,使我看到了时光交错中民国才子结伴而去的茶馆,使我看到了穿行草木间的历史碎片所展现的精彩,见识了中国文人的风骨,感受了中华文化的气息。

一定有很多的路径可以进入大师们的内心世界,以前读过的这一类书,大都是以宏大叙事的政治、经济、思想的视角,来引领读者靠近大师,描写的都是一表人才的大师们的满腹经纶和尽情挥洒的才情,这难免使读者与大师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隔膜,而《民国茶范》选择的观察路径则是“开门七件事”的茶,是大师们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最普通的喝茶人际交往,是笑谈间端起茶杯的清欢,这样独具匠心的一个视角,这样别出心裁的一种侧写方法,我自然而然就会感到大师的亲近和温暖,就会获得一种平行的舒适感,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在我沿着大师们的生活轨迹眺望时,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就不再高高在上,就不再清冷孤寂,变得愈加平易近人,就算不曾谋面,我也仿佛与那段时光同在,有早已相识之感,不知不觉里因茶而互相信任,互相吸引,我不得不说,走进《民国茶范》,犹如走进了一个乱世中的风雅世界。

在《民国茶范》一书里,一个人人都知道都会书写的茶字,成了一个绝美的意象,不会轻易就被岁月的水泡淡,反而像普洱茶一样历久弥香。读完这本书我发现,16位主角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师,不单单是民国时期的文学大师,而是喜欢喝茶的普通茶人,走近这些大师,无需一颗敬畏之心,只要保留着一种虔诚的喝茶姿态就行了。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令我自豪的地方,那就是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和丰子恺都是我的浙江老乡,浙江人占了《民国茶范》的四分之一的江山,而广东的苏曼殊与天津的李叔同虽不是地道的浙江人,可成年后却长时期生活、工作在浙江,与浙江有着深刻的渊源,苏曼殊的墓就在西湖旁边,不远处还有李叔同的纪念塔,这从另一个角度又证明,浙江人历来就爱喝茶,我也是。

一点点走近《民国茶范》,一个个远去的先贤的身影跃然纸上,一个民国的鲜活生活就在眼前,历史舞台上那些大师们优雅的脚步,以及大师们喝茶时的爽朗笑声,尤其是那一颗爱茶的心和一双泡茶的手,构成了民国的一种风度和一道风景,从而让我懂得,在人间、人心、人情交融或者分割的时候,有一杯清茶就够了,在埋头赶路的时候,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喝茶就行了,在十有八九不如意的现实里,能够过着有茶的日子就满足了,就可以像睿智的大师们一样,在怀疑、否定、追寻、向往的嬉笑怒骂中自在的喝茶。

这么说应该不为过,《民国茶范》将普天下茶客的情怀指数撩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自然也将我喝茶的兴致推向了一个亢奋的状态,我一会儿放下茶杯端起书本,聚焦那个时代中万千人的典范,聆听民国大师的声音,一会儿又放下书本端起茶杯,在温暖的茶香中轻啜慢饮,不管窗外纷纷扰扰安心喝茶,在放下与拿起这两个相互交替的动作中,书看进了眼里,茶喝进了肚里,书香和茶香都无一泄露的存进了心里,书里的情怀和茶里的情怀交织着融进了我的血液里,我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大师们的茶范,了解了民国的风范,我知道了每一位大师都是岁月的流水冲泡的一片湿漉漉的茶叶,不管时光怎么变幻,依旧芳香袭人,依旧沁人心脾,我明白了大师们如此喜欢茶,是因为茶既是一种物质也是一份精神,哪怕大师们喝过的茶,最后虽然都从有味变得无味了,但无味其实就是至味。

放下《民国茶范》也放下茶杯时,思维清晰的我还在想:既然人生如茶,那就像大师们一样认真喝茶,天天喝茶。

【摘自2018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胡胜光(浙江湖州)】

旧时历史上的普洱茶老茶庄

民国时期,是茶庄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得益于茶叶产地的扩大,得益于茶叶新形制(沱茶、红绿茶等)的诞生。但是,整个民国到底有多少茶庄,由于时间久远,统计不完善,档案的缺失等很多原因,很难说得清。

当然,尽管有这么多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某一时期某地的茶庄数,大体掌握那一时期当地茶庄的情况。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后期,昆明的茶庄大约维持在四十五家左右;思茅茶庄在民初为二十多家,民国十二年仅剩十二家;易武如果算上当年整个县境内的茶庄或小作坊,大约三四十家;下关在1945年前后为四十家左右;勐海(含当时佛海、南峤两县)和景洪(当时叫车里)最辉煌时约三十家。至于景谷、石屏、猪街、顺宁(凤庆)、鹤庆等地,虽然也有很多茶庄,但由于很多是分号,因此很难统计具体数字。

这里,我们所说的茶庄不是茶铺,茶铺只有固定门面,零售茶叶;不是茶馆,茶馆则主要销售茶水;茶庄应该是自己做茶、卖茶同时有自己商标的茶叶生产或销售企业。

茶庄可以说是民国的一道风景。从清末到公私合营,是云南茶庄(茶号)风起云涌的时代,众多的茶庄围绕着普洱茶,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活报剧,一直影响到现在。下面,笔者按地区划分,在众多的茶庄中挑选出十个,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勐海

洪记茶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茶庄,它的总号是云南赫赫有名的大商号洪盛祥,老板是腾冲董家,主营业务是石璜和大烟。1923年,由于从勐海经过缅甸、印度进入西藏的新茶路的发现,腾冲董家决定到勐海(当时叫佛海)成立茶庄,他们聘请同乡叶安年为茶庄经理。

那时的勐海还是蛮荒一片,到处是原始森林,老虎、豹子横行,虽然茶叶产量很大,揉茶的茶庄只有两家,一个是张棠阶的恒春茶庄(1910年创建),另一个是李云生创建中的云生祥,两家的资金都不充裕。洪记茶庄挟着总号资金的优势,一建就是勐海最大的茶庄。他们两盘灶(后增加到六盘灶)同时蒸压茶叶,主要产品是藏销紧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班禅紧茶,少量生产方茶。

同时,他们在缅甸景栋、仰光、印度加尔各答等地都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因此他们可以用资金优势和渠道优势操纵印度、缅甸和勐海的市场,挤压勐海的中小茶庄,逼迫他们以低价将自己压制的茶叶卖给洪记。洪记的产量很快就达到每年四五千担。

洪记茶庄的示范效应带动了资本的进入,随后,鹤庆张家的思茅恒盛公、边地的各土司以及其他各种势力的资本也冲进勐海,到1937年,勐海茶庄达到二十多家,洪记的产量也达到每年七八千担。

抗战时期,日本占据缅甸,交通阻断,洪记在印度大吉岭建立茶厂,生产紧茶。新中国成立前夕,洪记迁入缅甸。

可以兴茶庄是玉溪人周文卿(名丕儒)创建的。1914年,思茅厘金局二等办事员周文卿押着一百担官盐,进入勐海,开始了接近四十年的普洱茶生涯。这一年,他在勐海收购散茶300担,运往思茅。

1925年,周文卿成立自己的茶庄可以兴茶庄,并于1927年开始设灶揉茶。当年揉制可以兴字号圆茶八十余担,全部卖给李云生;另外揉得紧茶二百八十余担,紧茶则卖给了洪记。

随后几年,可以兴继续发展茶叶生产,虽然他不是勐海最大的商号,但由于他为人仗义,热心公益,同时拿得起放得下,多次参与调解政府与广西籍叛军之间的矛盾,深得商界同行的认可,被委以佛海(即勐海)商会主席。

随后,他和李拂一联手发起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将当地的中小茶庄联合起来,摆脱洪记和思茅恒盛公两大茶号的控制,自己将紧茶运到印度葛伦堡销售。此时,周文卿建临街铺面31间,捐赠房租兴办学校;同时,他拿出茶庄的利润和公司的提留,成立佛海“近代图书馆”“佛海医院”,并组建车佛南联合县银行以及电灯公司,提高边地的生活质量。

1942年,周文卿到澜沧、景谷躲避战火,此时,茶庄由他的几位如夫人负责维持。

抗战胜利后,周文卿回到佛海,继续经营可以兴茶庄。可以兴圆茶出口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

易武

乾利贞号茶庄是云南最著名茶庄,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乾利贞号主要经营倚邦茶,民国时期,它和宋聘号合并,共同经营易武、猪街等地的普洱茶,是香港、新加坡等地普洱茶价格和质量的标杆,香港普洱茶的价格以乾利贞号、宋聘号为最高。

由于乾利贞号(含宋聘号)的经营者是大名鼎鼎的特科状元袁嘉谷家族,因此乾利贞号又是南最有文化的茶庄。清末,袁嘉谷的三哥袁嘉猷负责乾利贞的经营,同时,他还当选云南商务总会帮董,在商会有较大的发言权。

1913年,袁嘉谷的弟弟袁嘉璧接手乾利贞,同时,他还是茶帮的总管事和石屏商务分会的总理。当时,乾利贞把总号设在滇越铁路的枢纽蒙自,在昆明、石屏、思茅、易武、猪街等地设有分号,他们把经营重点放在普洱茶出口上面。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乾利贞号留下来的茶品和文字,题刻在石屏县文化广场主牌坊上的“云根文彩”几个字,原是袁嘉谷给茶帮昆明总部的题字;而宝瓶如意商标上写有“乾利贞宋聘号”的蓝标宋聘,在2011年更卖出了每筒三百多万的高价,并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可以说蓝标宋聘是我们穿越时空认识那个时代普洱茶的桥梁和瑰宝。

同庆号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易武成立最早的茶庄,1884年由石屏刘姓茶商创建。清末,刘家娶了易武土司的女儿,而易武土司没有男继承人,因此,刘家继承了土司的很多权利。商业成功后,他们在石屏的云泉路修了一座豪宅(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石屏县医院多年),豪宅的背后是他的另一个亲家石屏杨家的大院,两家曾一度联手经营。

同庆号在石屏的总号曾用同庆号、福来祥(福来祥总号曾设蒙自)之名。1924年,福来祥经理刘嗣曾(字鹤年)担任了云南总商会帮董,代表茶帮参与商会事务,这对提高同庆号刘家的地位大有帮助。

出名的产品往往是仿冒的首选,民国初年,已有人仿制同庆圆茶在昆明出售。新中国成立前,同庆号是易武三家有能力使用自主品牌大量生产产品同时外包揉茶业务的茶号之一,它的出口圆茶在香港卖价仅次于乾利贞号和宋寅老号,是第二等茶的代表品牌。

昆明有同庆茶行,40年代颇为活跃。

思茅

雷永丰号是民国年间思茅最著名的茶庄,它的创办人是石屏人雷逢春。目前我们无法考证雷逢春发家的细节,只知道雷逢春的企业名称、牌印(相当于商标)很多,比如泰丰祥、雷永丰、雷朗号、新春老号、双印雷朗号、广发祥、春华祥等,1916年,雷永丰为防止假冒,在他的每一饼茶的内飞和大票上加印了“鹤王”商标。

1912年雷逢春当选思茅第一届商会会长。随后,他那个当过县令的长子雷恩溥(字沛周)担任了云南商务总会公断处长,后升为副会长。这一时期,雷家还在昆明经营川烟、烟土,生意非常兴旺。

雷家的经营靠口碑,靠货真价实,他们做的七子圆茶往往比别人家重,而价格并不比别人的高,因此,销路很好。民国初年,雷永丰是思茅的第一品牌。

江城

敬昌号的出现比较晚,它是河西(今通海)马家的大商号原信昌的墨江分号源馨茶厂的商标。源馨茶厂压制圆茶大约始于1941年,主要揉制江城、易武的茶叶。

在此之前,他们当作副业经营一些散茶。敬昌号圆茶主销香港、泰国,创建品牌时期,价格非常低,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检验,他们进入仅次于宋聘、同庆之后的第三梯队,在香港站住了脚跟。

敬昌号的黄金时代是1945-1946年,他们依仗总号丰厚的资金基础,在抗战时期低价大量收购各号加工好的圆茶,全部销往香港,获利丰厚。抗战后期,江城的茶叶或撂荒,或被砍伐,抗战胜利后所剩无几。

此时,敬昌号更多地采购易武茶压制圆茶。他们的收购活动持续到1950年代,那时,他们和乾利贞是少有的几家在收购茶叶的茶庄。随后,因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茶厂经理李文相被枪毙,结束经营。它的总号原信昌一直经营到公私合营时期。

下关

永昌祥是1903年大理喜洲白族商人严子珍等集资成立的商号,主要经营茶叶、生丝、布匹、山货、药材等。在茶叶方面,最初他们经营散茶,1916年,他们发明了每筒五圆,每个重9两的窝头形的沱茶,并生产沱茶十担,销往四川。随后,他们在重庆、自贡、汉口等地大力宣传,使沱茶完全取代了圆饼茶在内地的地位,成了云南内销名茶。

永昌祥的业务范围非常广,他们在香港、印度、缅甸、四川叙府(今宜宾)、康定等地设有分号。20世纪30年代,永昌祥曾尝试在缅甸、美国宣传沱茶,但缅甸市场不接受沱茶,美国则认为所需广告费用太高,不值得投资。

1923年,他们注册了松鹤商标。由于在原料阶段管控严格,多用勐库料,精选凤庆料,认真拼配,永昌祥生产的沱茶(商标为松鹤)、藏销紧茶(商标为狮牌)、散茶均是各销售地的价格翘楚,其他茶庄,只能在后面跟随。

永昌祥国内各号,在公私合营后全部并入进出口公司系列。

复春和是大理喜洲白族商人尹聘三1925年创建的公司,经营茶叶、烟土、进出口贸易、土产、药材等。1937年,他们得到同为喜洲四大家的董澄农的资助,业务急剧膨胀,也晋升为喜洲四大家之一。他们雇佣大量工人拣选茶叶,压制沱茶、紧茶等,它的沱茶商标为鹰球牌、金钱牌,紧茶为狮球牌,小饼茶为富贵根基图。

他们非常注重信誉,注重产品质量,如果茶叶在运输过程中受潮、霉坏,哪怕是买主没有发现,他们也要追回来,更换合格的产品。他们的茶叶在叙府和丽江销售价格仅次于永昌祥,是第二等级的带头人。

复春和还是喜洲电站、下关电站以及喜洲众多公益事业如医院、图书馆、中学等的参股者。

景谷

恒丰源茶庄是民国元年(1912年)由景谷纪家村人纪襄廷与本家纪人寿在小景谷街创办,民国八年(1919年)在昆明南正街设立分号,销售普洱茶。据纪人寿介绍,景谷过去不产茶,由于纪家于1880年提倡种茶,于塘房山播种数十万株,精心培植,数年后蔚然成林,可供采摘。民众群起仿照而大量种植,使景谷乡大量荒野变为茶园,昔日穷乡僻壤变为商贾云集之地。

沱茶发明后,景谷也参照下关的做法,生产沱茶,它的沱茶(亦名景沱),与下关沱茶(又叫关沱)工艺用料均有区别。关沱每筒五枚,景沱每筒四枚;同是上等茶,关沱比景沱用料高一个级别,汤色也不同。恒丰源经营的茶叶应该是散茶为主,景沱为辅。

从资料上看,恒丰源除经营茶叶外,也进行民间集资,颇有些地下银行的味道。

昆明

宝森号茶庄成立于1871年,是近代昆明成立最早的茶庄,老板李楷(字裕生,号子端),从九品衔。清末,它有半官营性质,当时的名称是滇省宝森号茶局,负责到茶山收购茶叶在昆明重新分拣、压制贡茶。清末民初,宝森号一直是省城茶叶界的领袖。1909年,他们还在北京成立了分号,叫庆森隆。1916年,宝森号创始人李楷因年老多病辞退总商会芦茶帮帮董的职务,所遗帮董一职由协茂号秦光玺充任。

宝森号还是民国初年的茶叶培训所,他有意无意地培育了很多茶叶经营人才。1918年,宝森号结束了北京分号,原派驻北京分号的李楷幼子李苏仲在昆明开设公益茶行,与宝森号分家。一些曾在宝森号服务过的伙计,后来都开设了自己的茶庄,比如骆受之开设义兴昌号,宋锡五开设复春茶庄,汪汝清、汪汝义兄弟曾任中茶技师,后开设自己的茶庄宝龙茶庄。

宝森号的产品主要有:大龙团、五子圆茶、七子圆茶、方茶、散茶等茶品,民国后期,它也加工沱茶。

公私合营时期,宝森号并入昆明百货公司,它的员工中,蔡玉德等人去了勐海,柴秀珍等女工则留在昆明茶厂。

注:内容来源普洱杂志,作者杨凯,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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