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云南普洱茶

▲石屏文庙，图片由作者提供

石屏人很早就有“走西头”的说法。所谓“走西头”就是“走夷方”。由石屏去元江、去宁洱、去普洱、去六大茶山、去普思沿边，甚至去越、老、缅、泰等国。

康熙《石屏州志》载：“在州西八十里往元江路旁，万山中立一大石，广丈余，上有马迹数印”，称为“龙马古迹。”可见石屏人闯荡天下的精神寄托。

清代，属普洱府思茅厅管辖的“六大茶山”即早期记录的“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漫撒（后为易武取代）六茶山”是石屏人较早开发的一个区域。不迟于清雍正年间云南的普洱贡茶即由“六大茶山”采摘、制作，贡于皇家（关于六大茶山山头名字变化详见笔者《六大茶山文字记载之源起》一文）。

▲古六大茶山茶园，图片由作者提供

道光十八年（1838年），易武《断案碑文》记：“张应兆、吕文彩等均系隶籍石屏州。吕文彩等叔父辈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前由土官招到易武栽培茶园，代易武赔纳贡典，给有招牌已经多年。”这是较早记录石屏人在六大茶山种茶的记录，而去茶山贩运茶叶的经营活动应该更早。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大茶山的漫撒茶山石屏会馆建成。世袭管理茶山一带地方部厅曹氏土司，世袭管理易武一带地方司厅伍氏土司都捐银不少。赐进士出生蒙化厅郡人卢錞在碑文中记：“今圣德天威所到，过去荒陬僻壤，人迹罕至的茶山，现在已是“肩相摩，毂相击，趾相错也。”滇省僻处天末，石屏是其南郡，茶山又是其远郡，漫撒又是茶山之小者也。然而石屏人往来于兹如履坦途，无瘴疠之忧，无虎兽之患。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实在有不少这样的人。这不仅仅是圣治之德威，其中亦有神助吧。然而离乡背井出入于蛮烟瘴雨之乡，栖息无定，客舍未安，不能使同乡亲善和睦、共同发展。岁丁未，石屏人相聚而言，在内，石屏大商贾有商会，在外，远至普洱各县皆有会馆。漫撒虽然简陋，但怎可无之？今经各方捐金若干，会馆已初建成。会馆有大殿、陪殿、厢房、厅堂，巍然可观。大殿中供神武大帝，陪殿左为财神殿，右为山神土地祠和灶王爷，其他杂物陆续置备。今后石屏人往来可得憩息之所，而四时更换之时，祈祷、酬愿者，敬於斯、饮於斯，无异在乾山异水之间也。扬圣治之威，托神灵之佑，和睦乡谊而安旅人，一举而众善备焉。

漫撒石屏会馆建成标志着易武漫撒茶山兴盛的开始。

六大茶山道路艰难，自古是穷崖绝献，蛮烟瘴雨之乡。为兽蹄鸟迹之所经，其间山谷之溪间，成为崎岖险阻者。由易武至倚邦中间隔着磨者河。此处峰险谷深，每当夏秋雨季来临，连续五六个月的大雨、山溪河谷波涛泛滥，飞流迅湍。这时只能靠两岸的绳索将船拉过去，这是无奈之举。

▲石屏袁嘉谷旧居，陈云峰摄

道光十六年（1836年），磨者河上的永安桥经官绅集资终于建成。碑文中捐款的石屏人有：石屏王乃强捐银壹佰两；石屏贺策远捐银壹佰两；石屏何镛安捐银陆拾两；石屏何超地捐银拾伍两。

道光三十年（1850年），茶山又修圆功桥，并立碑记事。碑文为石屏人张理堂题，刻碑为石屏人武绍竟。

桥梁乃交通之咽喉，古往今来，架桥修路都为大功德。

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袁嘉猷等向云南都督府呈兴建石屏小河底河桥。袁嘉猷说：“石屏、建水往来元江、他郎、思普茶山的大道中隔一河，距城九十余里为小河底河。冬令水涸时褰（撩起的意思）裳可涉，一逢夏令大雨滂沱则山水暴发，行人到此惟有望洋兴叹。欲退则无旅店可投，欲进又无船支可渡。露宿风歺，染瘴而歿者时有所闻。间有情急势迫，刻不能待，冒险过渡飘流淹死者则又屡屡有之。以前屡经提议在此建筑铁桥以利行人，然一苦于无人牵头负责，再苦于无钱进行，议了又停，停了又议，建桥几已成为套话。我等念切家乡，责所难辞，因邀集同人筹商，仍按照前议，于此处建造铁桥一道，大致估计约需款二万余元。”

民国二年，蔡锷等刚刚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百废待兴，当然不可能为一个县的建桥进行拨款。袁嘉猷等提议建桥所需款额向个旧，石屏，建水及思茅等处凡于此桥有关系者，量力劝捐，虽非咄嗟（很快）可办，也不致落为空谈。

袁嘉猷为袁嘉谷的三哥，其书法称为袁家之最，可惜今已罕见。此时袁嘉谷已回到云南，在省城任参议员。

袁嘉猷等还提出，建桥之事若无一人总揽全权，则形同散沙，很难进行下去。他们建议，现任石屏县知事周汝釗热心公益，办事实在且又熟悉工程，由他充任总理，我等绅士再协同襄赞，则此桥之建成试目可待矣。伏乞充准即日加给委任令，俾得筹商一切。

袁嘉猷等的建议很快得到云南军都督府的批准。

云南民政长下达了指令第三百八十一号：“令石屏县知事兼建小河（底河）桥总理周汝釗；内务司案呈据石屏县绅士袁嘉猷等呈称为工艰费巨筹画需人，恳请委任总理以专责成事。……当经批准令委。应仰该总理会集正绅筹措款项，妥订办法，尅日兴工以期早日告成，是所厚望。切切此令。”

民政厅的内部办文中还有这样的批语：“即函驻省城个（旧）、蒙（自）各绅为协理，竭力劝捐，并请函建水、他朗（今墨江）、思普各茶帮捐助及呈请都督、民政长发起募捐事宜。”省里给的这个力度是空前了。

石屏县知事兼建小河底河桥总理周汝釗确实是个办实事的人。他首先在袁嘉猷等人的襄助下开出了在全省各地石屏绅商人士的劝捐名单，人数超过百人，可见这时石屏商帮的实力。

在此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在清末民初思茅及六大茶山最赫赫有名的几个大茶号。这些茶号的老板当然都是石屏人。

雷朗然——清末民初思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茶号“雷永丰”的老板。《思茅镇志》载，雷逢春（字朗然，号雨峰，石屏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雷永丰”号从石屏迁入思茅。雷逢春生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他的大部分经历是在清代。民国二年（1913年），他被选举为思茅商务分会总理。同年6月，雷辞去总理，告老还乡，回到石屏。1921年，雷逢春当选为云南省第三届议会议员，1926年去世，享年73岁。其长子雷恩溥曾任云南总商会公断处处长，1921年左右任过云南总商会副会长。“雷永丰”当时在思茅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从下一个文档中可窥见一斑。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十一日，思茅海关监督在给省财政厅厅长刘钧文中说：“三年公债全省认购者惟思茅一处，除息银339元已据思茅富滇分银行拨兑，于七月二十七日照数收訖外，现公债票已到省厅，相应备文，赍请贵厅烦将带到三年公债票点交，托雷永丰号给领，解回以便转发。”公债票的领取，本应由官方行为，海关委托“雷永丰”号到省城解回足见对其的信任，也可知其当时的社会地位。

▲“雷永丰”档案，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国十年（1921年）十二月，思茅县知事张舜镛向省府报送本地茶叶产销情况及样品时唯一上报的样品就是“雷永丰”加工的“元茶”和“紧团”。在民国二十年代前，思茅茶业以“雷永丰”为代表是没有疑问的。（详见笔者《雷永丰茶号的盛衰》一文）。

刘向阳——即易武“同庆号”的老板刘葵光，石屏宝秀吴家营人。“同庆号龙马商标”上的文字写“本庄向在云南久历百年字号，所制普洱督办易武正山阳春细嫩白尖。”以此结合刘氏家谱判断“同庆号”开办的历史大致可追溯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左右。刘向阳的父亲刘顺成不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已在易武做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刘向阳与杨吉三合伙后“同庆号”资产得到迅猛发展。到民国初，其“同庆号”茶品在香港及滇省已声名鹊起，成为假冒的重点。1917年六大茶山修筑磨者河上的承天桥，工程耗时两年，其建桥所需银两的一半为刘向阳所捐，这可看出“同庆号”资金的雄厚。刘向阳在易武经营茶庄几近五十年，1942年11月10日，刘向阳就任镇越县易武镇商会主席。其子刘鹤年石屏中学毕业，1942年任易武镇镇长，1944年底被选为镇越县临时参议会会长，1945年被评为镇越县公正绅士。

向质卿——即易武“同兴号”的老板，石屏定心寨人。其1935年后销香港茶叶的大票中有这样的文字“相传五世、历年壹百五十余载。”按这个推算，“同兴号”大约在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左右开办。向质卿1875年（光绪元年）生。清末，他所制的贡茶是迄今为止唯一仅见留存在宫廷中打有私人名号的贡茶。

现仅存唯一的一块向质卿制茶由故宫博物院调拨给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收藏。茶为方形，长宽均为12.3厘米，高3.5厘米，重约250克。茶的正面是汉文的“向质卿造”4个字，文字向上凸出，背面则盖着满文印戳，茶色已成栗红。

茶庄贡茶在历朝历代均有，不足为奇。但打有私人名号的贡茶确实罕见，这是皇家的认可和高度的荣耀。向质卿这样的底蕴确实是唯一。

袁嘉猷发起修建小河底铁桥的劝捐名单上还有：易武的黄荣发、朱平安、黄家珍（同昌号）；倚邦的宋慎安。由于历史的久远和史料的缺乏还无法将这些人物与相应茶号一一对应。

捐款到位后建桥也拉开了序幕。铁桥位置最终选择在距石屏县城40多公里的邑胡寨山与阿乔寨山之间，是石屏跨越小河底河进入元江、普洱、思茅等地的唯一通道。冬季水枯，铁索桥的建造开始动工。在河两边已砌好的岩石上，石匠们按照要求在两岸岩石上分别把十一个石洞凿好，并在北端固定死铁链。铁链另一端用棕绳牵引，由骡马拉至对岸。当十一根铁链都被连接好以后，再用绞盘绞紧铁链。为使铁链牢固，再在两扣铁链间用铁榭连接。最后，铺上坚硬如铁的黄杨木。铁索桥建成于1913年，跨度38.7米，由11条铁链，每条铁链299扣环联接而成。其中9条铁链平行作为桥道，2条铁链作桥道两边的扶手。桥面宽3米，上铺黄杨木板。西北向桥墩面阔22米，进深14米，高11.5米，全为青石所砌，并有暗榫联嵌。东南向桥墩面阔10米，进深11.8米，高8.7米，基础建于河畔巨岩之上。桥墩上建桥头堡，铁索桥上建木结构走廊，廊顶上铺青瓦。此桥中部拱起，两端下垂，状如长虹，人称"铁索锁狂蛟，长虹挂廊桥"。一九一三年，铁索桥正式使用。

▲石屏小河底铁索桥，陈云峰摄

铁桥建成，险水变为坦途，雨季也可通行，石屏与普思沿边的联系更加紧密，石屏商号在六大茶山和石屏两地制售茶叶的活动也进一步发展。

1917年10月，官方对石屏县茶业调查中记录：“仿普茶办法而经理者在（石）屏已有商十余号。”并说“茶叶一宗就屏揉造者填之，而普茶入境批发者未列。”这十余家在石屏仿普洱茶制法的石屏商号自然不包括那些已在六大茶山经营多年的商号。

仿普洱茶制法的石屏本地商号并不是仿冒别家的品牌，而是学习普洱茶制法，他们也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官府记载这时的石屏茶号商标名牌有“双燕”，“长春”，“同源祥”等

这些茶号就住址居屋招工揉造，就揉址批发或发归省茶行批发，代售。出名的经理人有何楚珩，余凌轩等。石屏所制茶叶计每担三十筒，又每筒七元重四觔。

▲石屏古建筑，图片由作者提供

此外，官府还记录了石屏茶商的一条重要信息，说：“近二十余年由普洱易武山传种于元江之猪羊街乡，其地与屏毗连，多为屏商做之，近已销出香港，百色等处。”从1917年前推二十余年大致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易武茶叶传种于元江猪羊街。石屏与元江毗邻，元江茶叶多为屏商做之，学习了普茶制法后，在1917年前已销出香港，广西百色等处。石屏茶商带动了元江茶叶的发展。

清代就在六大茶山开拓的著名茶号也同时在茶山及石屏两地制售茶叶。如：

向质卿的“同兴号”。在其筒茶的大票中有这样的文字：“(一)专办易武倚邦正山同兴向质卿上印茶庄元茶；(二)专办蛮松正山同兴上印荷花纸包凤尾茶；(三)兼办易武同顺祥向绳武茶庄元茶；(四)向庆记向寿山督造；总发行云南石屏同源利西正街。”

刘向阳和杨吉三的“同庆号”茶叶内票文字上曾有“总发行云南石屏同庆号制造厂易武同庆号刘向阳”。杨吉三与刘向阳在石屏总号的房屋占地800多平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米，五天井，至今留存。

1917年7月，“乾利贞”、“宋聘号”的商标申请书中提到其在“易武茶山”，“石屏太史巷等处”都设有茶号。

清末民初，“乾利贞”商号已由石屏袁嘉谷家族掌控。

民国六年十二月，蒙自道尹繆嘉寿给石屏县知事聂培煋的训令提到“奉省长公署第1066号指令，实业员袁丕训办理实业年限成绩一案呈悉，即经该道尹查明该袁丕训历办棉茶实业达八年之久，目充商会职员达三年以上，均克尽厥职。”袁丕训为袁嘉谷二哥袁嘉谟的儿子，省长公署下文对其评价为“历办棉茶实业达八年之久，目充商会职员达三年以上，均克尽厥职。”这是很高的荣耀了。

1917年7月，“乾利贞”的商标申请书附粘的商标纸样上加盖有“袁谦六”的印记。袁谦六即为袁嘉谷大弟袁嘉壁。直至1940年，袁嘉壁还以“乾利贞”负责人的身份代表茶业公会参加了石屏商会的改选。“乾利贞”在易武茶山的经营活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

1940年4月，“乾利贞”的袁嘉壁；“同庆号”的杨吉三（杨同庆）、刘向阳（刘同庆）；“同兴号”的向质卿和“协盛祥”的杨华庭代表石屏茶业公会四十八家茶号和个人出席商会改选。这是石屏茶业的鼎盛时期。一个县在同一时期有四十八家茶号和个人做茶，这在全省十分罕见。

民国时期从石屏到易武的路线大致为，石屏至杨武、元江、他朗（墨江）、通关、普洱（宁洱），由此转向江城方向。由普洱到江城勐烈街420华里，计6个马站：江城勐烈街一三家村一丫口寨一曼兴一铁厂河一草皮街一宁洱县城。由江城到镇越县易武镇350华里，计5个马站：江城勐烈街—阿树一漫滩一漫乃一漫撒一易武。

也有直接从墨江到江城县的路线。墨江——哪喊——三星街——龙塘街——曼心——半边寨——大路边宝藏乡——坡脚——江城。

靖国战争后，云南进入各派不断争夺的年代，对地方管控力大大削弱。三迆大地上不法宵小乘势集啸山林，结帮为匪，抢劫商旅。这时横行于滇南一带有名的土匪团伙已有禹发启、杨友堂、龚铁匠、小李自洪等十多伙，而吴学显匪帮更是显赫一时。滇南土匪抢劫商旅已成常态。

石屏商人“走西头”已成危途。这一时期我们看到残存史料中记载有：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宝秀吴家营商民刘兴宗（商号荣春和）因往易武贸易，随带有毛瑟枪二杆，子弹一百发。请县长发给护照。”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四日，商号乾利贞商民刘培元因赴元江进易武一带贸易，随带有一字改枪三杆，子弹三围，以图自卫。恳请发给护照而免沿途盘查阻滞。”

▲石屏商号进茶山带枪呈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国十八年四月一号，商号瑞和祥宝秀商民佘万清赶马往思茅茶山等处贸易，携带有九响枪二支，土造一字枪二支，土造五字枪一支，子弹各五拾颗。窃恐沿途关卡阻滞，特请发给护照，以便耑行。”

这些历经百年各种变动后残存的史料当然只是当初石屏商号进茶山的一角。

不管前面有深山激流，还是瘴烟蛮雨，匪患重重，民国时期，石屏人对普思沿边，对六大茶山的开拓始终没有放弃。

百年后当来到袁嘉猷倡建、周汝釗主修的小河底河铁桥时，十一根粗大的铁索依然静静地横亘在幽静的山谷中，而桥亭木廊早已灰飞烟灭。寂静的山林，人迹罕见，百年的等待难道是为你今日要留下一个印记？

山风袭来，百草丰茂，虫鸟争鸣，耳边突然响起石屏人王毅写的词句：“千余年普洱，成名尤记石屏邑。八百里云烟，老马梦回易武山。”

石屏古城，那一座座明清老宅里还尘封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传奇。

本文部分所引史料由石屏县档案馆提供，在此深表感谢！

2020年9月8日定稿

本文是关于石屏商号与古六大茶山的研究，对“袁嘉猷倡建小河底河桥”这一历史事件，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还原了当时石屏各大商号在六大茶山的经营情况。

文章对古六大茶山的发展历史，及石屏商号对古六大茶山开发的历史事实进行了阐述，也对石屏商帮开发古六山的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度还原，是一篇了解云南普洱茶古六大茶山历史的精彩文章。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

来源：兴屏号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但做为私人茶号，它在过往的官府记载中实在稀少，这也如同历史上无数的私人商号一样，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人，特殊的事，官府一般不会留下记载。

“乾利贞”商号的往事，在书籍文章中多数的叙述均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后的采访加揣测。由于时间过久，直接当事人陈诉的缺失（新中国成立后无乾利贞、宋聘号直接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这些采访记录做为参考资料有一定的价值，但作为“可信史料”还需进行认真考证，以免以讹传讹。

乾利贞商号使用商标

历史对研究“乾利贞”商号的人们来说还是幸运的，毕竟它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官方的正式记录，有的是长篇，有的是只言片语，但就是些残存还是使我们在“乾利贞”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看出了端倪。而这些官方的正式记录，又往往被著者们遗漏。笔者将依据发现的可信史料以六篇文章来追溯这两个著名茶号的雪泥鸿爪。本文是关于乾利贞商号重要合伙人富氏家族的历史情况。

富鸿文——思茅与易武

在清代末期，乾利贞商号已有石屏袁、富、刘、宋四家合伙经营。民国时期，在思茅县、镇越县（县治于1930年设在易武）和元江县有“乾利贞”商号富氏家族的一些记录。这三处“乾利贞”的负责人分别是富鸿文（富逊修）和富鸿谟。据袁嘉谷的曾孙袁天聪所著《耕读世家——云南科举第一人百年家族史》载，袁嘉谷四哥袁嘉言（1890年去世，享年22岁）的夫人是富氏（1887年去世，未记享年）。嘉言及夫人去世时都很年轻，去世的时间也很早，无子嗣。富鸿文和富鸿谟是袁嘉言夫人富氏家族的人。

志书载：

“清宣统二年（1910年）思茅教场坝失火，“裕（豫）泰丰”、“乾利贞”等商号的棉花、茶叶等商品全部烧光，损失惨重。”

清末，“乾利贞”已在思茅设立，负责人是富鸿文。清末民初，思茅的商埠在南城外南门正街，距城不过数武（不远的意思），较大之商号均住此，另外还有省城、两广杂货商店。营门口下至教场坝多是土杂商店与摊贩，摊贩多盖草棚以蔽阳光阴雨。教场坝下段海关门前广场，就是报关验货之地。自庚戌年（1910年）南门外茶号和教场坝市场突遭火灾焚烧，损失惨重后，南门正街即改建瓦平房的铺面，菜市即在铺面门前。

1913年（民国二年）、思茅已由厅改为县。5月31日，思茅县商务分会改选总理及会董完毕。这次思茅改选商会的名称由原“思茅县商务局”改为“思茅县商务分会”，在上报的造具清册中列有会董：

富鸿文，现年四十岁，石屏县人。开设乾利贞牌号专办花茶实业，发往省城、四川销售。

1913年富鸿文担任思茅商会会董名册

1913年，石屏县修建小河底河铁索桥，在劝捐名单上列有”富逊修”名字，并注明其在“思茅”。

据富鸿文之子富美曾留下的口述官方记录文档，富鸿文于民国四年（1915年），因思茅发生“痒子病”离开了思茅。至此“乾利贞”茶号退出了思茅的历史舞台。对照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思茅茶叶商号呈请思茅县公署取消县议事会议提议加抽茶捐一案所列的十二家茶号名单，“乾利贞”商号确已在思茅消失。

据《勐腊县志》载：

民国十六年（1927年），镇越县成立，思茅邮政分局在易武设立邮政代办所，业务由海关代办。民国十九年（1930年），易武海关撤销，代办所交由“乾利贞”商号代管，只办理信函、报纸、印刷品、包裹、定额汇票等业务。

由此可见“乾利贞”商号当时在易武已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这是其他商号难以企及的。

1935年富鸿文任镇越县参议员文档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二月，富鸿文的名字出现在镇越县（县治已于1930年由勐腊搬至易武）的官方文档中，此时距富鸿文离开思茅已过了二十多年。1935年，镇越县举行县参议会议员选举。共七人当选，其中富鸿文、刘嗣曾（“同庆号”刘向阳之子刘鹤年）两人得票最多，当选为县参议员。除他二人为汉族外，其余汉族无一人当选。选举后刘、富二人已回原籍（原籍均为石屏）经商在外，并不在易武。县府照章通知两员等知照，县参议会的成立因此延期，拖到1937年县参议会也未能成立。从这份文档看富鸿文离开思茅后，来到易武，并在此活动过很长时间。富鸿文的人际关系及所经营乾利贞的情况都应不错，其影响力也在易武各商号中名列前茅，否则他不可能以最多票数当选县参议员。

解放后富美曾先生的口述官方记录

1988年6月14日，因一件落实政策的事情，石屏县政府工作人员对富鸿文之子富美曾进行了采访。富鸿文先生生有三子，老大富鉴曾、老二富美曾（如海）、老三富耀曾。此时，富家老大富鉴曾、老三富耀曾均已去世。老二富美曾先生对“乾利贞”商号早期的一些情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对照民国官方留下的一些档案，这些材料是大致准确可信。这也是“乾利贞”商号袁、富、刘、宋四家唯一一个第二代留下的口述材料。而且富美曾本人在解放前就在易武呆了近五年时间，其对当时易武及石屏“乾利贞”商号的情况了解较多。

富美曾先生照片，富源提供

下面是官方采访富美曾先生的部分记录文字：

付（应为“富”。下同）美珍同志生于1928年，1943年在石屏初中毕业，并继续读了两年高师，就去易武，1946年在易武中心小学教书，1949年回石屏县定居。

关于富美曾先生的年龄，其子富源先生告诉笔者：“父亲富美曾的实际出生年龄为1925年孟冬，属牛。其身份证上是1928年11月。政府工作人员采访记录时是用身份证上的年龄。”

付讲：

……这个“乾利贞”商号成立于光绪年间。刘子辉在石屏城“乾利贞”商号管号事。“乾利贞”商号原在思茅营门口有六格加两耳门面及房子，号事是我父亲富逊修管理。民国四年（1915年），思茅发生“痒子病”，“乾利贞”商号从思茅转入镇越县（今勐腊县）的易武街。我父亲1935年从易武回石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病故。哥哥富鉴曾从1935年开始在易武“乾利贞”号管号事，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把东西及账务交给刘幼清管理。

从这段记录中可看出，富鸿文在1915年离开思茅后，即来到易武，继续开办“乾利贞”茶号，直至1935年离开易武回到石屏。这与镇越县参议会选举记录可以相对。富鸿文于1937年病故。富美曾的哥哥富鉴曾在其父离开易武后继续管理易武“乾利贞”，直至1936年交由刘幼清管理。富家两代在易武经营、管理“乾利贞”商号长达二十多年。

另外一条官方的记录也可证实富鉴曾接替其父管理易武“乾利贞”商号。

1987年4月3日，易武张官寿向政府调查组说：

刘子辉和刘幼清在易武开始的”乾利贞”号的房屋……是他们向当时在易武开设商号的付建曾（富鉴曾）老板买的。

富美曾还说：

1946年，我和哥哥（富鉴曾）及刘子辉、刘志炎（刘子辉的儿子）等人去易武，我们从没有算过账。当时刘幼清在镇越县当县金库主任，参议会副议长。1948年，各人走各的路。

此处富美曾关于刘幼清解放前在镇越县的任职也是准确的（详见笔者《乾利贞商号之刘氏家族》一文）。

揣摩“1948年，各人走各的路”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算账分伙的意思了。包括石屏在内的“乾利贞”商号此时是否也到了分手散伙的时刻？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线索。

富美曾还提供了“乾利贞”经营的具体情况：

……当时易武经营的项目主要有：棉花、茶、大烟、洋靛、虎、鹿胶等等。其中，茶分方茶（主要销四川）、圆茶（到香港及泰国）。从3月（旱季）——8月（雨季），从迷赛（篾赛）到泰国首都曼谷，再下海去香港，主要是茶叶。在泰国没有商号，只是过路，就是人们常说的转运站。在香港金鱼巷2号，有叫袁肇云、袁肇南两个人代为经营（货物运到此地给其二人经营），因他俩是云南人。当时泰国又叫暹罗，在泰国经营的有一家叫“永吉安”。以前管事的人都不出去，一般都是马帮驮运。

这些关于“乾利贞”商号弥足珍贵第一手资料终于为我们今天真切了解这一著名商号，打开了大大的一扇窗门！

在富美曾先生的材料中第一次明确了“‘乾利贞’商号是袁嘉璧家，宋聘三家，刘照家（刘子辉的父亲），富逊修家（就是我家）。四家合股经营。”袁家的股东就是袁嘉璧，而不是别人，也不存在袁家其他人传给袁嘉璧一说（详见笔者《乾利贞商号之袁氏家族》一文）。在官方记录富美曾先生所述材料中还有一些关于刘家的情况，但是宋家的情况除知道了“宋聘三”外，再无片语。关于“宋聘号”还是留下了遗憾。但起码可肯定“宋聘三”是股东之一，并不是宋家无男，嫁女并入袁家。如果有这事，富美曾先生不会不知道。此外，在袁氏家谱中，查“嘉”、“丕”两代男子并无一人娶过“宋”姓女子（详见笔者《乾利贞宋聘号历史简述》一文）。坊间将传说当正史，毕竟捕风捉影。

袁嘉璧、宋聘三、刘照、富逊修四人做为“乾利贞”商号的第一代合伙人均未留下关于“乾利贞”商号的文字记录。而做为四家的第二代，也只有富逊修的儿子富美曾留下了口述记录，并且是官方的正式记录。到新中国成立时，富美曾已经21岁（按1925年出生则为24岁），“乾利贞”的合伙情况及富家解放前的情况，富美曾所述与笔者所掌握的民国史料比照没有大的出入。

当富鸿文先生去世后，其老大富鉴曾、老二富美曾（如海）和老三富耀曾都分别继承了“乾利贞”商号的股份。股份分为两种，一种为原始股（资本股），另一种为花红股。如此看来袁、富、刘、宋四家合股经营“乾利贞”商号的模式大体也应如此。

由于当时官方向富美曾先生调查的问题有特定指向，并不是对“乾利贞”、“宋聘号”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所以很多关于“乾利贞”、“宋聘号”的情况并没有涉及。例如“乾利贞”与“宋聘号”的商标合并使用究竟为何？等等，故富美曾先生的谈话中都未提及。

到目前为止，除民国档案记载有关乾利贞商号的文档外，解放后，富美曾先生的口述记录是唯一关于袁、宋、刘、富四家合伙经营“乾利贞”的官方文档。坊间各式各样的传说未见可信史料佐证。

富鸿文家族在乾利贞商号经营中的作用

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初十，昆明乾利贞茶号向省府呈请商标注册，呈文中写：“窃茶号在滇创办乾利贞及宋聘号普洱正山茶叶垂60年。”另在“乾利贞”和“宋聘号”的茶叶筒标上均写有“本号（铺）在云南易武山开张，拣提细嫩茶叶（加重尖芽精工）揉造”。易武是“乾利贞”、“宋聘号”制茶的最主要基地，也是对外主打的品牌。

易武茶山笔者拍摄于2020年12月

民国四年（1915年），富鸿文从思茅来到易武，经营管理易武“乾利贞”商号。1917年，昆明“乾利贞”茶号说其茶叶“售于云南、广东、各邦客号，运销香港，南洋及内地各省。选材之精，制造之善，久已为中外人士所称许。”名声鹊起，海内外皆知。而这一时期正是富鸿文在易武经营。

富鸿文在易武的经营至1935年，后，其儿子富鉴曾又管理至1936年。父子两代经营管理易武“乾利贞”茶号长达二十多年，占易武“乾利贞”茶号存续时间的三分之二。这一时期也是“乾利贞”商号发展的重要时刻。富鸿文家族在“乾利贞”经营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富鸿谟——恶劣的样本

富家参与“乾利贞”经营的人还有富鸿谟。但富鸿谟与富鸿文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查到任何资料，富鉴曾先生的口述记录中也只字未提。

富鸿谟在元江县不但负责经营“乾利贞”还担任县商会副会长。但他干的一些事却令人诟病。

1924年1月，思茅、普洱、墨江、元江县的一百家商号联名向省府要求撤销元江团防，免除团费。

1923年富鸿谟任元江县商会副会长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军阀派系战争不断，首脑更迭频繁，地方统治力薄弱，特别是对沿边一带缺乏兵力控制。山贼盗匪蜂起，时常出没在山区的驿道上对商旅、行人进行抢劫。抢劫商旅成为发财致富的最佳捷径。各地为了弥补军队驻防不足，纷纷成立“保商团”。可成立“保商团”要人、要枪，更主要要钱。钱从哪儿来，还是得落在商人头上。各地官府就向商人收取“团费”，解决“保商团”的经费问题。经费有了，保商的效果却不明显。商旅被抢，保商团赶来时往往成为马后炮，更有甚者是团匪勾结，专抢“肥猪”。而缴纳团费更成了敲诈勒索商号、马帮的好手段。

元江保商团自成立六年以来，土匪抢劫之案如故。如在县属界址坡抢劫元江商会会长宋荣陆，及在小庙河（即保商团驻扎之地）抢劫墨江商号顺兴昌洋一千八百余元。并在马鹿汛抢劫思茅商号慎德余，瑞丰号，恒丰号货驮。其抢劫匪首又即系保商团兵苏里文。虽经拿获到案，竟搁置不理，后擅行释放。1923年阴历三月，又在相见沟地方刧去思茅商号仁义信，中和祥，荣茂盛，联丰恒，日升昌，万应科等商货，损失数千计。其它大小刧案更是层出不穷。虽经呈报，竟未破获一起。名为保商，其实殃商。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团匪勾结，或土匪就是团丁，或团丁就是土匪。

元江保商团的种种劣行引起了滇南一带商号的集体抗议。思茅、普洱、墨江、元江县一百家商号在呈文中说：

“商等隐忍受痛於兹六载，早拟呼吁取消团防、团费，只因盗风未息，不免各任执事者有所籍口。商号揭露：元江所收团费以各县商民之血汗赀财而徒供一县之中饱私囊。前元江县知事萧学智到任后，收刮钱财更是变本加厉，竟将此项团费包给卸区长李春荣，商会副会长“乾利贞”商号老板富鸿谟，两人伙同经收团费每月计包款洋820元，比原收360元增加两倍还多。李春荣、富鸿谟则将旧悬城门之捐率牌私行收藏，肆意苛征，所遇商品不分等级，不按定章，不给票据，稍一拂意，则诬为隐瞒偷漏，滥行倍罚，并送县究治。此头一开，历任继之，团费抽收竟成元江发财得利的门径。李春荣、富鸿谟与元江县府上下舞弊，殃商害民，莫此为甚。”

元江团费在征收近六年后终于引起群情激愤、激烈抗争。

商号们在呈文的结尾留下这样的言辞：

“由来横征暴敛，实为元江保商团费，而尚无豁免之期，天下宁有是理。商等营业血本攸关，此团费万难再完，若不裁撒，誓不承认。”

一般来说商人这个团体是胆小怕事的，不到过不下去怎敢与官府叫板。这次一百家商号的言辞已经有造反的感觉。

元江的团防及团防费后来被唐继尧亲自下令撤销，估计富鸿谟在商会也干不下去，自然他负责的元江“乾利贞”商号肯定也不能独善其身。

此处要纠正的一个问题是有文章写“富鸿文与富鸿谟在元江经营‘乾利贞’。”该文章未见提供相应证据。据笔者掌握的民国相关档案，并没有发现富鸿文参与过元江“乾利贞”的经营。

拜访富美曾先生后人

2021年2月24日，笔者一行经王毅先生介绍，在石屏县拜访了富美曾先生的儿子富源先生。在古城环城东路的老宅中（属石屏历史建筑）见到了富源及其母亲、妻儿，笔者与富源先生交流了彼此掌握的情况。富源先生从老宅中拿出一幅珍藏的其爷爷富鸿文（富逊修）的画像。这是1935年富鸿文回石屏前，因身体有恙到昆明寻医期间到当时昆明著名的画馆留下的画像。当年虽已有照相技术，但大户人家品位高的追求的依然是“画像”。而此画馆内正有一高人替人画像，即“独眼画师”。“独眼画师”姓甚名谁已不可考，但“眼毒手神”在省城闻名遐迩。这儿的“眼毒”在昆明人的语境中是个褒义词，形容看人准，看人深。

富鸿文画像，2021年拍摄于富源家

时间虽然过去八十多年，富鸿文的画像依然保存十分完好，画像上人物栩栩如生，眼神犀利，看透人生，气度睿智，人物衣着，室内摆设反映了那个时代传统与现代的特点。每每看着富鸿文老先生的画像，时光仿佛穿越一般。西风烈、霜晨月，马蹄声碎、驮铃声咽。那石屏到普思沿边，到六大茶山的蛮烟瘴雨又出现在眼前。

富鸿文画像的落款是“生生美术馆”，这是当年云南昆明有名的“生生美术公司”的门点。1943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郑鹤春先生还委托“生生美术公司”设计“标准”盾牌型商标标识。设计费为法币100元，具体设计者是方岳先生。此后，“标准”盾牌型商标标识为云南所有中茶合股企业的使用商标。

盾牌型商标标识

每次到石屏县都会在富家的老宅中受到富源先生的热情款待，品尝众多石屏风味的美食，喝着小酒，聊着老一辈们的趣闻迷事。

富美曾先生留下的那些珍贵记录已成为“乾利贞”商号重要的历史雕痕。

作者基于历史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为大家呈现了云南普洱茶历史知名茶号乾利贞号的重要股东富氏家族，了解民国时期茶号的经营运作情况。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

注：本文收集资料中得到云南省档案馆、石屏县档案馆和富源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李路

2021年7月6日第一稿

2022年1月5日（小寒）第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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