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清淡之物，作家是幻虚之人，二者必成朋友。在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作家与茶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唐朝有诗人李白、王维，亦仙亦僧，以茶催化自己;词人陆游，更是对茶咏叹不绝。近代以降，作家更是不分中外，对茶的描述与品位越来越多。盖因近三四百年以来，中国茶叶出口英国，由英国波及其他国家，狄更斯等国外作家对茶的描述，可谓细致入微。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早年以“三泡”之说来比喻喝茶，多少还有些流俗;后来到西方国家引介中国茶文化，他是典型的安逸派文人，和周作人当有一比。在骨气方面，周作人无法和他的哥哥鲁迅先生相比。虽然周氏兄弟二人反目的原因，至今仍为文坛难以解除的公案，但二人对喝茶的态度，也可看出两人生活态度之断然不同。周作人把喝茶当生活，讲究自我享乐;鲁迅把喝茶当作人生要事，乐于分享他人，他的好友日本作家内山完造先生在他的书店向顾客施舍茶水，鲁迅也甘愿奉献茶叶以相助。这是鲁迅呐喊品质的外露，与周作人虽为同胞兄弟，两人终因气质不同而分道扬镳，是在所难免。
说着说着就想到了汪曾祺，汪先生最值得回忆的时光，就是在西南联大时的喝茶清闲之时。昆明茶室，有大茶楼小店铺之分，汪先生那时是一介穷书生，喝不起好茶，也不能像他后来写的《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垒起三星灶、铜壶煮三江”那么潇洒，只能邀二三学子或同道，在昆明小茶店里卖弄文人骚情。汪先生精于茶道，与其小时在高邮养成的习惯有关。高邮是苏北的一座水城，往来人多，歇脚、等船，需茶解乏消磨时光。城内茶馆与牌局相伴而生，演绎着小镇人的凡俗生活，也正因为这样的人间烟火气，让汪曾祺的散文有着直接打通读者任督二脉的功夫。
陆文夫先生喝茶，堪与汪先生有一比，写作时，一本书，一支烟，一杯茶，构成文人独有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平衡。茶分多种，即便是喝茶，最低种的茶是茶末，茶末也有高末、低末、灰末之分，陆先生是断然不喝灰末的。多年以来，他一直坚持喝高末，体现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尊严。读到他的文字，哑然失笑之余，还是感到些酸涩。
老舍先生能耐，一部《茶馆》描述了三代人的精神生活，五十多年的历史，浓缩在茶馆里表演，这要作家具有怎样洞穿世事的能力?老舍先生是把人间事，做成了茶饼，然后泡出来给观众喝，只有身手不凡的作家，才有这样的大手笔!只是他后来把自己变成了一枚茶叶，泡进深水，让后人猜测那湖的温度。
我在北京，很少约作家朋友喝茶，倒是有一位女作家，喜欢喝各类花茶。有一次她请我品茶，菊花的黄和玫瑰的红，在玻璃杯里荡漾开去，犹如女作家的作品。受人敬重的冰心老人，生前最喜欢喝茉莉花茶，晚年特别喜欢喝菊花茶，看着菊花在杯子里铺散开。她的文字，透着朵朵花香。
鲁迅先生最喜欢用盖碗茶喝茶，是因为他有过用长袍捂茶没有喝出好茶滋味来的经验教训。鲁迅体会到好茶要有好茶具，这盖碗茶是有很多讲究的，上盖为天，下托为地，中间的茶碗代表人，掬一尊盖碗茶，天地人则合二为一也。
对茶的态度，也是文人文风的体现。被人尊为“茶博士”的胡适，他的少年好友，算作他本家长辈的茶叶商，原打算以他的名义做茶叶广告，被他断然拒绝。
古今作家对茶叶的态度，里面真是藏着很多学问。读读作家们的茶学问，必有收获。
(摘自2019年3月17日《新民晚报》第14版“夜光杯”栏目;作者：戴荣里)
时光流转，云水千年，
茶在每个人心里，味道也不尽相同。
茶是文人思考的催化剂，与文人有着难解之缘。
饮茶作为一门艺术、一种美，
自古以来就为文人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今天三三给大家列举一些，文人喝茶的趣事儿。
水厄囊空亦可赊，
枯肠三碗嗑葵花。
昆明七载成何事?
一束光阴付苦茶。
——汪曾祺
提起汪曾祺，人们都说他样样精通、嗜好多多。汪曾祺自认对茶是个外行，先生在《寻常茶话》一文开篇中就这样写道。
但关于茶，汪老却留下不少作品。
图 ▏汪曾祺
新到一个城市，经常寻茶来喝，在喝茶习惯上，他喝得随性，比如“不时就壶嘴巴喝一口茶”，再如“吃一筷干丝，呷一口茶”，究其一生，四方茶事，也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在抗战年间，汪曾祺在云南住了7年，对昆明的茶馆有着很特别的情感。他这样评价云南滇红：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味都很厚。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红。
鲁迅对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经常一边喝茶，一边构思文章思路。
他当年客居广州，称赞道：“广州的茶清香可口，一杯在手，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因此，当年的广州陶陶居、陆园、北园等茶居，都留下他的足迹。
图 ▏鲁迅
买了好茶，想专心品尝，却因为写作分心，错过了品茶的最佳时间，“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
于是他得出结论：“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鲁迅的很多文章里也留下不少茶事。在《药》、《故乡》中就有很多关于喝茶习俗的描述。
郭沫若从青年时代就喜爱饮茶，而且是品茶行家，对中国名茶的色、香、味、形及历史典故非常熟悉。
图 ▏郭沫若
1964年，他到湖南长沙，品饮高桥茶叶试验站新创制名茶时，大为赞赏，对其色、香、味、功效给予高度评价。郭沫若每到外地，总把品茶看作是生活一大乐趣。
1964年7月，他曾到广州北国酒家饮茶，赋诗一首：“北国饮早茶，仿佛如在家，瞬息出国门，归来再饮茶。”他的诗篇中多与茶有关，如《陪外宾到武夷山与黄山欣赏名茶名胜》、《题文君井》等。
当代文学家老舍也是一位饮茶迷，他还研究茶文化，深得饮茶真趣。
为促进我国茶文化发展，他以清茶为伴，文思如泉，创作《茶馆》，通过对旧北京大裕茶馆的兴衰际遇，反映从戊戌变法到抗战胜利后50多年的社会变迁，成为饮茶文学的名作，轰动一时。
图 ▏《茶馆》剧照
回到北京后，老舍每次外出，见到喜爱的茶叶，总要捎上一些带回北京，分送冰心和他的朋友们。
老舍、冰心、巴金都是爱喝茶的人，老舍后来还写过一首七律赠予冰心夫妇，开头首联便是“中年喜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以纪念抗战时他们在重庆的艰苦岁月中结下的茶谊。
纵观古今，茶与悠久的历史如影随形，
琴棋书画诗酒茶也好，
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好，
茶，既是文人雅士诗词歌赋中的宠儿，
又是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伴侣。
相信每一位茶友，
都会在茶中喝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味道。
原标题：凤宁茶馆|名人喝茶，茶慰岁月
笔下有乾坤 壶中见精神
——报人与茶的风云际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有些人直接拿起了武器，而报人们则挥动起如椽大笔，一篇篇振聋发聩、激昂慷慨的文章见诸报端，成为唤醒民族灵魂、沸腾爱国情怀的利器。
提笔落墨之际，茶始终是报人们的精神伴侣。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茶历史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中华茶道一以贯之、传承有序。中华报人更是将茶道精神演绎得分外瑰丽，茶香不仅滋养了报人精神，他们还以茶为笔写春秋。笔下有乾坤，壶中见精神，报人的笔端汹涌澎湃的不仅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翘盼。
萧乾(1910—1999年)
萧乾(1910—1999年)，北京八旗蒙古人。中国现代记者、文学家、翻译家。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
1931～1935年间，萧乾和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等人编译了《中国简报》《活的中国》等刊物和文学集。
1935年，他进入《大公报》当记者。1939年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是“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中国战地记者之一。
萧乾一生，在文学、翻译等领域均有杰出贡献。年轻时他是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的中外闻名的战地记者，晚年萧乾又是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
萧乾，原名萧秉乾，1910年1月27日生于北京一个汉化的蒙古贫民家庭。他在那篇知名的《茶在英国》文章中写到：“我虽是蒙古族人，一辈子过的却是汉人生活。
初抵英伦，我对于茶里放牛奶和糖，很不习惯。茶会上，女主人倒茶时，总要问一声：‘几块方糖?’开头，我总说：‘不要，谢谢。’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喝锡兰红茶，非加点糖奶不可。不然的话，端起来，那茶是绛紫色的，仿佛是鸡血。喝到嘴里则苦涩得像是吃未熟的柿子。所以锡兰茶亦有‘黑茶’之称。”
少年的萧乾读的是教会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开设的工厂里劳动，一直念到中学。
1926年，萧乾考入北新书局当学徒。
1929年，萧乾考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在杨振声、沈从文等人的帮助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1930年，萧乾转入辅仁大学英文系，仍靠半工半读维持大学生活。
1931年6月1日，他与美国青年威廉·安澜创办了一份文摘性质的英文周刊《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
现存的《中国简报》第一至八期中，刊载有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沈从文等人著作。
1932年，萧乾将田汉《湖上的悲剧》、郭沫若《王昭君》、熊佛西的《艺术家》等话剧作品翻译成英文，发表于英文月刊《辅仁杂志》。
1933年，萧乾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后又转到新闻系。沈从文带他到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进入那时候大师云集的时空。他记录那时候的茶会：“林徽因的健谈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1935年4月，杨振声将萧乾介绍到《大公报》工作。1939年10 月, 萧乾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前往任教。同时，他继续为《大公报》撰写新闻通讯。
1940年，伦敦遭到德军轰炸，萧乾也看到了有绅士精神的伦敦人在死亡面前的镇定，秩序感，而且依然保持着该有的幽默，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他。
英国贵族妇女的下午茶会
他写到这时候英国人仍然离不开茶，“从二次大战的配给，最能看出茶在英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英国一向依仗是庞大帝国，生活物资大都靠船队运进。
1939年9月宣战后，纳粹潜艇猖獗，英国商船要在海上冒很大风险，时常被鱼雷击沉。因此，只有绝对必需品才准运输(头6年，我就没有见过一只香蕉)。然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居民每月的配给还包括茶叶一包。
在法国，咖啡的位置相当于英国的茶。那里的战时配给品中，短不了咖啡。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在钱能欣兄家中喝过那种‘战时咖啡’，实在难以下咽。据说是用炒橡皮树籽磨成的!
然而那时英国政府发给市民的并不是榆树叶，而是真正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生产的红茶，只是数量少得可怜。每个月每人只有二两。”
1946年，法国哲学家萨特和妻子波伏娃在一起喝茶
1941年，萧乾在东方学院任教期间曾开办过一个短期的训练班，为支援中国抗战的英国公谊会青年补习中文，介绍有关中国的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他出版陆续了五本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即《千玄琴》《苦难时代的烛刻》《中国而非华夏》《蚕》《龙须与蓝图》。
在那个年代难以喝到的上等的茶与中国文化有着微妙的关系，他说：“那些年想喝杯地道的红茶(大多是‘大红袍’)就只有去广东人开的中国餐馆。至于龙井、香片，那就仅仅在梦境中或到哪位汉学家府上去串门，偶尔可以品尝到。那绿茶平时他们舍不得喝。待来了东方客人，才从橱柜的什么角落里掏出。边呷着茶边谈论李白和白居易。刹那间，那清香的茶水不知不觉把人带回到唐代的中国。”
1942年，他辞去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职，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英文系读研究生，主修文学。东方学院提到萧乾：“他对中国学科的贡献，对中英文化关系的发展做出的努力，其实并不亚于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成就。他的这些努力和成绩，会使我们久久难以忘记他。”
他记录那时候的剑桥的茶会，“茶会也是剑桥大学师生及同学之间交往的主要场合，甚至还可以说它是一种教学方式。每个学生都各有自己的导师。当年我那位导师是戴迪·瑞兰兹。他就经常约我去他寓所用茶。我们一边饮茶，一边就讨论起维吉尼亚·吴尔夫或戴维·赫·劳伦斯了。那些年，除了同学互请茶会外，我还不时地赴一些教授的茶会。其中有经济学大师凯因斯的高足罗宾逊夫人和当时正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以及20年代到中国讲过学的罗素。在这样的茶会，还常常遇到其他教授。他们记下我所在的学院后，也会来约请。人际关系就这么打开了。”
1944年6月，萧乾放弃了剑桥学位，成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这是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战火纷飞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占领区，进入柏林。他在《大公报》上开辟“话说当今英格兰”专栏，介绍英国战时生活的各个领域。
他记录英国人的顽强，茶会给人们的慰籍。“这里就表现出英国国民性的两个方面。一是顽强：尽管四下里丢着卍字号炸弹，茶会照样举行不误。正如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国家绘画馆也在大轰炸中照常举行‘午餐音乐会’一样。这是在精神上顶住希特勒淫威的表现。另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中讲求公道。每人的茶与糖配给既然少得那么可怜，赴茶会的客人大多从自己的配给中捏出一撮茶时和一点糖，分别包起，走进客厅，一面寒暄，一面不露声色地把自己带来的小包包放在桌角。女主人会瞟上一眼，微笑着说：‘您太费心啦!’”
1945年3月到10月，他先后报道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以及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在此期间，他写出了《西欧堡垒观察哨》、《南德的暮秋》及《美国之行》等优秀特写。
他记录英国那些爱茶的“瘾君子”。
“北方人常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英国人在生活上最大的享受，莫如在起床前倚枕喝上一杯热茶。40年代在英国去朋友家度周末，入寝前，主人有时会问一声：早晨要不要给你送杯茶去。
那时，我有位澳大利亚朋友——著名男高音纳尔逊·伊灵沃茨。退休后，他在斯坦因斯镇买了一幢临泰晤士河的别墅。他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游泳，二是饮茶
。游泳，河就在他窗下。为了清早一睁眼就喝上热茶，他在床头设有一套茶具，墙上安装了插销。每晚睡前他总在小茶壶里放好适量的茶叶，小电锅里放上水。一睁眼，只消插上电，顷刻间就沏上茶了。他非常得意这套设备。他总一边啜着，一边哼起什么咏叹调。”
1946年6月，萧乾回到中国。1948年8月，他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大公报》起义筹备工作，并一起编辑中共地下组织的对外宣传刊物英文版的《中国文摘》，与左翼文化界同仁一起，致力于建设一种属于新中国的文化。
1949 年后，萧乾担任了《人民中国》的副主编。1951年初，萧乾参加了湖南省岳阳县筻口乡异常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并写出了英文长篇通讯《土地回老家》，曾载于英文版《人民中国》。在此期间，他也将一些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
文革结束后，他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参加国际作家聚会，进行文化交流活动。1979年8月，萧乾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创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夫妇的邀请赴美，进行巡回讲学、参加文化团体座谈。1990~1994年，他与妻子文洁若完成了《尤利西斯》的翻译工作。
萧乾晚年写出了达五十余万字的散文、回忆录，出版了十余种著作，表达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对自己七十年生涯认真的思索。萧乾一生笔耕不辍，直到1999年初离世。
萧乾对中国文化的译作让西方人对中国有了更新的认知，他又将西方文艺作品传播到中国。他自称是“未带地图的旅人”，他在战火中体验多种多样的人生。
萧乾借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他对茶的推崇。“18世纪以《训子家书》闻名的柴斯特顿勋爵(1694～1773)曾写道：‘尽管茶来自东方，它毕竟是绅士气味的。而可可则是个痞子，懦夫，一头粗野的猛兽。’这里，自然表现出他对非洲的轻蔑，但也看得出茶在那时是代表中国文明的。以英国为精神故乡的美国小说家亨利·杰姆士(1843～1916)在名著《仕女画像》一书中写道：‘人生最舒畅莫如饮下午茶的时刻。’湖畔诗人柯勒律治(1875～1912)则慨叹道：‘为了喝到茶而感谢上帝，没有茶的世界真难以想像——那可怎么活呀!我幸而生在有了茶之后的世界。’”
为此，萧乾特别指出：“关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经常被列举的是火药和造纸。然而在中西交通史上，茶叶理应占有它的位置。”
来源：茶道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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