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州政协主席魏明禄到我院学术报告厅举行贵州茶产业发展专题讲座。我院党委书记罗俊主持。院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及教师代表参加。
魏明禄主席用专业的知识、鲜活的案例，深入分析了贵州茶历史概况，充分肯定了贵州省茶叶产量高速增长态势，品牌价值大幅提升，推动脱贫成效显著，茶产业与电商融合发展初见成效，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等发展成就。对贵州茶产业发展遇到的面积大，效益不佳、品种多，特色不优、品牌响，产量不够、有机构，能力不强、文化厚，氛围不浓等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与解读。
他指出，各级领导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杜绝长期开“空头支票”。理性看待问题，着力基础研究，做强核心基地，夯实产业基础，坚持品牌引领，突出经济效益，营造文化氛围，助推乡村振兴，实现贵州省茶产业发展优化突破的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罗俊书记表示，此次讲座对加快我院茶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相关系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讲座内容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进工作的办法，抓好落实的措施，加快推进黔南职院茶产业提质增效，力争把“都匀毛尖茶”这一特色优势产业做优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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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云南古茶树发展史」第二部分，主要从植物分类层面梳理普洱茶与茶的观念。
云南境内不断发现的大茶树，引来了植物学家的关注。1981年，中山大学教授张宏达率先完善了山茶属分类。在张宏达之前，植物学家对茶所知甚少，学名也是极其混乱不堪。
瑞典植物学分类大神林奈（Carl von Linne）在 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最先完成茶树的分类，学名为Theasinensis.L，其后林奈修订为Thea bohea与Theaviridis,意为红茶种与绿茶种，前者有六个花瓣，后者有九个花瓣。sinensis是拉丁文中国的意思，中国有名的网站新浪，用的sina就出自这里，而L.就是林奈名字的缩写。西方人一直以为红茶是一种，绿茶是一种，直到罗伯特·福琼从中国产茶一线发回报道，他们才明白红茶、绿茶不过是工艺不同导致。
Camellia最初是用来指在日本发现的红山茶，名字来自德国传教士Georg Joseph Kamel，林奈纪念他从远东带回300多种植物标本。植物学之后有了茶属（Thea）与山茶属（Camellia）两个“属”。
之后植物学家吵来吵去，我们直接切入到与茶相关的部分。1844年，Masters将布鲁斯兄弟1823年以来在阿萨姆发现的大茶树命名为Thea Assamica Masters，意为阿萨姆茶树。拉丁文学名是终生的，尽管后来闵天禄多次强调Assamica 并不意味着原产地，只是发现地，但植物学外的许多人还是不知就里。
1881年，O.孔茨（O.Kuntze）主张合并茶属与山茶属，于是他把茶命名为：Camelliasinensis(L．)O.Kuntze。1950年，日本人北村四郎（Kitamura）经过研究后发现，阿萨姆茶树其实是中国茶树的变种，随即将阿萨姆茶树命名为CamelliaSinensis Var Assamica（Masters）Kitamura”即“中国变种阿萨姆茶树”。
植物学家改来改去，把自己的名字不断加进去，导致学名越来越长，Camellia只能简写成“C.”。
茶（C.sinensis(L.)O.Kuntze）
我们简要了解下植物学的分类知识，这是一门完全西式的学科。在植物分类系统中，茶树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被子植物是植物演化的最高级形态。被子植物下分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这是说开花植物的；传统上，开花植物被分成两个类别，一般称之为“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这些名称主要是来自观察双子叶植物大多有两个子叶，而单子叶植物大多只有一个而来。门后有纲，纲后有亚纲，有目，有科，有属，有种。既然是人为的分类，自然借鉴了人类社会学形态的一些法则，茶分类由大到小，之后有山茶目Theales，山茶科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山茶种Camellia sinensis(L．)O.Kuntze。
1958年，英国皇家植物园Robert J.Sealy教授出版了《山茶属植物修订》一书，把山茶属植物分成12个组，共82个原种。其中茶组分为茶C. sinensis (L.) O. Kuntze （包括C. sinensis var. sinensis、阿萨姆茶C. sinensisvar. assamica (Masters) Kitamura 2个变种），滇缅茶C.irrawadiensis Barua，大理茶C. taliensis (W. W. Smith)Melchior，细柄茶C. gracilipes Merrill ex Sealy 和毛肋茶C. pubicosta Merrill 5种2变种。
Sealy之后，山茶属的分类完全由中国人完成，最著名的两位是张宏达与闵天禄。
1981年，张宏达（1914—2016年）在其所著的《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一书中，把山茶属分为4个亚属，19个组，198个原种。此后他又在1982年再次增加了一个种。1984年张宏达的分类英文版由美国Timber Press出版。随着中国许多原生山茶原种的发现，1996年张宏达再次调整了山茶亚属。1998年《中国植物志》第49卷第三分册出版，张宏达又一次修订了山茶属，列出4个亚属，18个组，238个原种。昆明植物研究所闵天禄研究员在1992年至1999年数次修订山茶属的基础上，2000年出版了《世界山茶属的研究》，他把山茶属订正为2个亚属，14个组，119个原种。
本文仅在C.sinensis O.ktze 模式下进行山茶属进行讨论。茶组定义的原种是，花多为白色，腋生，花柄长而粗壮，叶片可制茶叶。张宏达分类系统中本茶组共有32个原种，其中30个分布中国。闵天禄对这组改动非常大，只保留了12个原种。张宏达将普洱茶与茶视为两个并列的种，而闵天禄则认为茶种有四个变种，普洱茶、茶、德宏茶与白毛茶。在处理“大理茶”时，早在1992年闵天禄便把张宏达1981分类的五柱茶、五苞茶、昌宁茶以及滇缅茶都统归入大理茶，1998年张宏达强调说，本原种茶含有咖啡因，而滇缅茶不含咖啡因，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其他组的不同意见，闵天禄与张宏达从1992年开始还有数次交锋，战场分别是《云南植物研究》和《中山大学学报》，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查阅。
山茶属有着极大的经济价值，而茶又是世界著名饮料，值得争一争。
随后大家发现，张宏达把中国变种阿萨姆茶CamelliaSinensis Var Assamica（Masters）Kitamura（1950）已经改名为Camellia Assamica（Mast）Chang，即我们现在通常说的“普洱茶树”，这个chang 就是张宏达本人。至此，大众能喝到的茶就被植物学家分为两种：CamelliaSinensis（L.）O.KTZE和Camellia Assamica（Mast）Chang。
杨建坤绘制
普洱茶大热的时候，许多人把张宏达此举当做爱国主义表现，普洱茶主要的消费地广州大报《广州日报》亲切地把张宏达称为“普洱茶之父”，张宏达的传记作者也认同此点。张宏达因为《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获得国家科委科学进步奖二等奖。而张宏达参编的《中国植物志》，则获得了中国国家最高荣誉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里面有一卷专门讲山茶属。
据张宏达的弟子叶创兴统计，在分类领域，张宏达对17个科进行过研究，但投入精力最多、研究最精到，产生最多成果的，还是山茶科。在这个科中，他建立了3个新属，命名了217个新种[1]。
张宏达
现在的英汉辞典里，Assamica对应就是普洱茶。
张宏达说的普洱茶是什么？
大乔木，高达16米，胸径90厘米，嫩枝有微毛，顶芽有白柔毛。叶薄革质，椭区形，长8—14厘米，宽3.5—7.5厘米，先端锐尖，基部楔形，上面干后褐绿色，略有光泽，下面浅绿色，中肋上有柔毛，其余被短柔毛，老叶变秃；侧脉8—9对，在上面明显在下面突起，网脉在上下两面均能见，边缘有细锯齿，叶柄5—7毫米，被柔毛。花腋生直径2.5—3厘米，花柄长6—8毫米，被柔毛。苞片2，早落。萼片5，近圆形，长3—4毫米，外面无毛。花瓣6—7片，倒卵形，长1—1.8厘米，无毛。雄蕊长8—10毫米离生，无毛。子房3室，被茸毛；花柱长8毫米，先端3裂。蒴果扁三角球形，直径约2厘米，3爿开，果爿厚1—1.5毫米。种子每室1个，近圆形，直径1厘米。
那么，张宏达是否就是第一个把Assamica命名成普洱茶的人呢？并非如此。
据刘宏飞考证，植物学家陈嵘（1888—1971年）在其1937年出版的《中国树木分类学》一书的山茶属一章中就已经很明确的把阿萨姆茶（Var. assamica ）撰名为 “普洱茶”：普洱茶（植物学名词审查本）T.sinensis,var.assamica,Pierre.(T.assamca,Mast.)叶长椭圆状披针形，先端涧尖。花一至四朵；萼片内部平滑无毛；花瓣七至九片；花柱仅顶端分离。张天福（1910—2017年）也在1945年编著的《茶作学·上册》（油印本）中，亦有所记载。[2]
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胡先骕（1894—1968年）在《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里，同样把assamica称为普洱茶，所以这可以说是植物学家的共识了。
我们可以把张宏达、闵天禄等学者的努力看作是进军世界学术话语权的一种努力，今天看来他们已经大获全胜。还有其他语种的人对山茶属提出过异议吗？没有！在茶领域就更是如此。张宏达教授发现的可可茶，已经被开发运用。
2018年、2019年这两年间我们数次去拜访闵天禄先生，本意是去寻找“古茶树”的观念史，可是他听我们说了古茶树与古树茶的现状后，也是大大地吃惊，我们的“古”也太新了些。太近了反而看不清，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经历了普洱茶的高歌猛进，可谁有能说自己了解一切是如何发生又如何覆灭与再生？
我在这里梳理茶的观念史，无非就是想从智者那里寻找到陆羽所说的那种“有助神思”的东西。
张宏达书里接受了闵天禄的一些批评，而闵天禄也是非常赞同张宏达许多观点。把assamica 命名成普洱茶这事，闵天禄也是赞同的。主要是理由是，他遍访英国各大标本馆的标本记录，并没有找到印度阿萨姆有发现野生普洱茶的记录，现在反而是云南大量发现野生茶。但闵天禄还是不赞同普洱茶独立成一个茶种，从大量的标本研究中，其营养体及花和果的特征与原变种相似，他还是主张普洱茶是茶的变种。
植物学家之间各有分类的标准与原则，尽管后来也有许多人也加入到这场植物学上分类运动，但创建体系何等难？大部分人不过是贡献了某些说法而已。就目前来说，完成体系构建并获得广为传播的，只有张宏达与闵天禄的两大系统。
1994年，湖南农业大学陈兴琰（1911—2001年）教授主编出版了《茶树原产地：云南》，除了对张宏达与闵天禄的山茶属分类做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外，还对茶树起源提出了很大胆的猜想。核心还是回到云南茶树种质资源研究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里还专门开辟了章节来介绍云南特有的茶俗，从茶树到茶俗，是茶文化的重要飞跃。引述传统史料来讲茶，是一大传统。但大规模引入茶俗，还是第一次，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云南讲茶的传统。
后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亮（1967—）等从茶树种间形态（主要是花器官）上的差异，又兼顾分类学和生物学种的特点，将茶组植物分为大厂茶C. tachangensis F.C. Zhang、厚轴茶C.crassicolumna Chang、大理茶C. taliensis (W. W. Smith)Melchior、秃房茶C. gymnogyna Chang 和茶C. sinensis (L.) O. Kuntze 5个种，其中茶又包含阿萨姆茶C.sinensis var. assamica (Masters)Kitamura和白毛茶C. sinensisvar. pubilimba Chang 2个变种。
野生大茶树主要属于大厂茶、厚轴茶、大理茶和秃房茶；栽培型茶树主要属于茶、阿萨姆茶、白毛茶等。
植物学家之间的战争，从来都没有停歇过，比的还是谁的话语权大。在新物种越来越少发现的前提下，植物分类学已然式微。当我们说普洱茶种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说生产层面上的品种（Variety），而不是C.sinensis O.ktze模式下的茶种。也许决定未来的，还是那些养在茶树圃的茶种。现在在云南获得广泛种植的云抗10号，就是其历经风寒的考验。
1981—1984年，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在云南省61个县市考察收集410份各类资源。1990年，在浙江和云南分别建立了“国家种质杭州茶树圃”和“国家种质勐海茶树分圃”，用于保存中小叶茶和大叶茶资源，是世界上保存茶树资源类型最多、遗传多样性水平最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平台。杭州茶树圃累计保存茶树种质资源2296份，包括山茶科山茶属茶组植物的5个种（厚轴茶、大厂茶、大理茶、秃房茶、茶）和2个变种（白毛茶、阿萨姆茶），此外还保存了24份山茶属近缘植物。勐海茶树分圃累计保存了1199份茶树资源，包括野生资源244份，栽培资源953份，过渡型资源2 份，此外还保存了27份山茶属近缘植物和4份远缘植物[3]。
这些年出版的一些茶书，对茶树的命名已经泛滥到毫无节制的地步。
大体来说，植物人只注重茶树形态上的区分，这些年分类也引入了遗传学的一些知识。但总体来说不太讲口感，比如说到巴达大茶树，植物人会说到花果叶，但茶人必然会讲到口感如何。
在很长时间里，对茶树有研究兴趣的机构，也不外乎像中山大学这样有植物学或茶学背景的大学、利益密切的茶叶进出口公司、农科院旗下的茶叶研究所以及科学院旗下的植物研究所。
对茶的追寻，有些是学者的个人兴趣，有些出于教学任务，有些是承担寻找优质种质资源。然而有些人，是使命，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着茶的祖国。比如，吴觉农。
2014年，一个创业品牌的负责人到云南寻找普洱茶产品的合作伙伴，在走访了多家茶企后，他决定选择一家位于安宁市禄脿镇上的一家茶厂，并邀请这家茶企的创始人监制茶品生产。
这个初创品牌，就是创造了茶叶销售奇迹的“小罐茶”，这家选址低调的茶厂则为海湾茶厂，这位创始人，正是如今普洱茶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邹炳良。
志同道合的黄金搭档
1957年，18岁的邹炳良进入勐海茶厂审评科工作，为了提升自己，他先是进修学班，以优异成绩从西南茶检班毕业，随后在西南商检局、昆明商检局学习，继续进修茶叶含铅量检验、茶叶生化分析。
当时的勐海茶厂是国家实验茶厂，主销西北的滇绿，主销苏联的红茶，主销藏区的边销茶，主销香港的圆茶都有生产，而邹炳良当时从事的就是茶叶审评工作。
1963年，邹炳良还参加了当时国家多部门联合开展的分级红茶研制工作，这些学习经历与审评工作，让他积累起丰富的茶叶技术生产经验。
如果说邹炳良是深谙制茶工艺的技术者，那与他共事40多年的卢国龄，就是极具商业天赋与管理制度的商业人，两人搭档多年，配合默契，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
卢国龄的家世显赫，其父卢邦彦是云南豪商，曾任多家银行行长，还是“个旧锡业”的奠基人之一，舅舅卢汉是云南著名的抗日将领，还曾被任命为南省政府主席。
在家庭熏陶和良好教育下，卢国龄性格开朗，很有韧性，早在高中时期就参加过地下组织，曾做过文艺兵、土改队长、广播员、教员，建国后参军，1954年转业到云南省商业厅。
1958年，由于“整风运动”，卢国龄被划为“右派”，下放到西双版纳勐阿农场种甘蔗，1959年调入勐海茶厂后，依然因为出身问题被“控制使用”。
尽管如此，卢国龄也从未抱怨过，她在勐海茶厂先后做过供销科、生产车间、财会科、技术科、生产管理办公室等职务，笑称自己是茶厂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1964年，为了更好地发展滇红出口，国家多部门联合在勐海茶厂开展分级红碎茶实验，其中茶叶的品质级差系数标准测定由卢国龄负责。
期间，她充分发挥自己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天赋，超额完成了这次任务，上层看到她的才能后，把全国的茶叶级差系数标准就交给她来做。
得益于这次机会，卢国龄能够去到各地出差，继续学习更多管理和财会知识，并运用到勐海茶厂的生产实践中，大大小小的技术标准、生产标准、数据处理等管理制度多达150多项，70年代一个边境小县城茶厂能有如此标准化管理，卢国龄功不可没。
共启熟茶，创立大益
说到邹老的制茶生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熟茶发酵，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佛海实验茶厂（勐海茶厂前身），厂长范和钧就曾使用热蒸法人工发酵普洱茶，工艺不成熟，没有实现真正的量产。
20世纪70年代初，有香港茶商找到省茶司，说要买“红红”的普洱茶，云南方了解后才知道香港会人工洒水发酵普洱茶，而且广东也自主研发了一套“水发茶”技术。
（注：在那个年代，“普洱茶”一词多指使用洒水，高温高湿陈化等发酵手段的茶叶，并未严格规定茶青来源，因此各地乃至边境都有在生产普洱茶。）
由此省茶司从各大茶厂抽出七人，前往广东省茶司考察学习，不过大家在当时都只学了点皮毛，回到云南后由于昆明茶厂和勐海茶厂相隔甚远，交流很少，两厂更多地是在自主发酵实验。
当时邹炳良任勐海茶厂试验小组组长，各种规格的小堆，冷水，温水，蒸汽潮水，发酵时间的长短都试过，在青石板上、水泥楼板上也都试着打过堆子，这也是勐海茶厂老发酵车间的由来。
知识延伸：如何从零开始，打造一座渥堆发酵车间？
那时还不叫熟茶发酵，而叫速成发酵法，由于缺乏经验，勐海茶厂发酵出的茶叶半生不熟，试制了6担（600斤）样茶，都不敢说是云南普洱茶，只好打着“云南青”的名号出口。
直到1975年，邹炳良的试验小组才做出了相对成熟的工艺标准，同年还诞生了经典的7572，后来省茶司的昌金强经理带着南天贸易公司的老板周琮来勐海茶厂交流学习，有了一手的市场信息和反馈后，勐海茶厂的熟茶发酵技术才逐渐发展了起来。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误区，那就是邹炳良的熟茶之父身份。当年名单写道：昆明茶厂副厂长安增荣、审检室负责人吴启英、工人李桂英，以及勐海茶厂和下关茶厂各两人。
这份名单中没有提到邹炳良的名字，按资历与技术经验，当时的他也是排不号的，邹老一生淡泊名利，所谓的熟茶之父，其实是一些早期一些人为宣传讲的故事和缪传，中国普洱茶终生成就大师，才是对这位茶人的最真实的评价。
1984年，邹炳良出任勐海茶厂第五任厂长、总工程师，同年国务院关于同意商业部《关于调整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在政策层面放开内销。
因此刚一上任的邹茶厂就要面临茶叶市场这个大问题，以前大家都是只管销售，没人跑过市场，危急关头，富有闯劲的卢国龄站了出来，带着两个员工跑了十多个省份，用7张合同卖出了5000吨茶叶，解了茶厂的燃眉之急。
邹炳良上任厂长后不久，恰逢普朝柱同志任云南省委书记，普书记很重视云南茶产业，鼓励茶区开垦茶园，兴办茶业。而邹炳良是审评技术员出身，同样深知原料的重要性。
由此，在茶厂领导人与当地政策的支持下，勐海茶厂新建茶叶初制74所，恢复发展新老茶园十多万亩，1988年6月，还在布朗、巴达建成了两个万亩绿色生态茶叶基地。
说到原料，很多茶友都关心这一时期的勐海茶厂产普洱茶，用的是台地茶还是大树料，实际上邹老也曾解释过这个问题：
“凡是大树茶、高山茶，都是做饼茶，这种是客观条件限制了。勐海地区，凡是有台地茶，要72年以后才有台地茶呢，以前不有，都不发展这个台地茶。
凡是交通方便的地方，勐海茶厂都设立初制所，做红茶；凡是交通不方便的地方，要牛驼、马驼、人背的地方，都是由老百姓做晒青毛茶，这些都是高寒山区，所有这些地方，都是些古茶树，所以那个时候做饼茶，都全部是大树茶...”
如今一些80年代老茶的行情价，也能验证这个现象，如八十年代的下关甲级沱反而比同时期的乙级沱更低些，熟茶里八十年代的8592也高于同时期的7572。
此外，1984年勐海茶厂在为南天贸易公司定制8582配方时，周琮曾强调“要有云南味、可以有苦涩，但要能很快化开，而且喝了会舒服发汗”。
这里所说的“云南味”，可能是指古树茶特有的山野气韵，有苦能化，喝了发汗则是茶气强，体感舒适的表现，与如今的古树茶的品质特征是对的上的。
又过了几年，为配合中央取消茶叶统购统销的政策，中国茶业总公司要求交中茶商标使用费，虽然当时勐海茶厂和凤庆茶厂可以不交，但深谋远虑的卢国龄提出：”今天不交，明天要交怎么办？应提前做好准备。“
由此，邹炳良的领导班子以大叶种茶原料入手，从“大叶”的谐音中选出了大益这个名字，同时表述了“喝茶有益，茶有大益”的健康主题。
1989年6月10日，“大益”图案，通过了商标注册，被勐海茶厂正式启用。不过最初的那几年，大益主要用于红碎茶，绿茶、青茶等其他茶类的出口商标。
直到1996年，勐海茶厂才开始生产标有“大益”品牌的普洱茶，由于外包装色调为紫色，又近似于玫瑰色，因此也被市场称为“96紫大益”或“96玫瑰大益”。
96紫大益，三角断版本，少量分享
不过大益茶刚进入市场时，喝惯“中茶牌”的客户并不相信大益牌，勐海茶厂就用搭配的方式促进销售，买“中茶牌”，就必须附购“大益茶”，不然不发货。
当然，邹炳良也知道捆绑销售的弊端，他潜力研究制茶工艺，把大益茶的质量提高了一个级别，市场上才逐渐接受了这个品牌，这才有了后来名震茶界的大益集团。
1994年，即将卸任的邹炳良，为勐海茶厂留下了一条公司制经营的明路，经过两年的紧张筹备后，终于在1996年初成立了“勐海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首次改制后的公司还是原班人马，不过在经营上执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独立核算，同时实行股份改制，政企分开，茶厂职工们的生产积极性都很高涨。
在完成这项改革后，57岁的邹炳良安心退休卸任，将厂长的重担交给了卢云，然而卢厂长之后在经营上连连失误，直接将勐海茶厂推向破产边缘。
当时正值国企改革，很多企业领导人都深受“南韩财团”，都想以横跨政商，经营广泛的“三星”为榜样，大力推进企业多元化建设。
而卢云或许就是受此影响，先后指导勐海茶厂开办了啤酒厂和玩具厂，后来接连经营不善，前期的海量投资无法收回，导致原本家底殷实的勐海茶厂连年亏损。
1998年，地方政府辞退卢云厂长一职时，勐海茶厂银行账面连一万元都不到，拖欠各方的货款却高达一千多万，几乎已无力回天。
百般无奈下，西双版纳自治州政府只好请一位又懂财务，又懂法律的人，来协助茶厂清算财产，准备破产，而这位临危受命的年轻女厂长，就是阮殿蓉。
知识延伸：阮殿蓉与六大茶山：危难奉命，激流勇退。
说回正题，邹炳良和卢国龄从勐海茶厂退休后，先是接受了省茶司的委托，在宜良茶厂当了三年顾问，为这家茶厂培养茶叶人才，改进生产技术，开拓市场，同时帮助处理了大量积压库存。
此时已是1999年，尽管99易昌号，99绿大树等众多名茶已陆续问世，普洱茶在港台和东南亚地区更是方兴未艾，但在内地市场还仅限于涛声可闻。
“云南有这么好的茶，却始终默默无闻，太可惜了。况且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和优势，趁着还能动弹，要做一些好而不贵的普洱茶，让更多的人了解普洱茶、消费普洱茶、爱上普洱茶。“抱着这样的想法，两位老搭档开始了自己的茶叶新征程。
一生为茶的老同志
1999年，一座小小的茶厂在安宁市禄脿镇海湾村低调建成，这里租金便宜，新厂起步，白手起家，一切从简，用的车间和办公室都是闲置的旧厂房，连名字都是因村而起的“海湾茶厂”。
而“老同志”品牌，则来自于一个有趣的故事。此前在做顾问时，有台商找二老做过一批茶砖，当时两岸还没有通商，这批外销茶就只用白纸包着，没打任何商标。
这个精明的台商本是为邹老而来，便提出在茶里压进一张竹片充当内飞，并烫上“老同志/原勐海茶厂厂长监制”的火印，还有三朵小小的向日葵。
然而这批茶刚走了十多吨，就被海关查到了印有字样的的小竹片，当时很多台商都在东莞投资，这批出不去的茶就留在了东莞，没想到卖得非常好。
后来一个闽商听说后，还在香港偷偷抢注了“老同志”“海湾”等商标，结果被海湾茶厂的客户发现，二老研究后觉得这些商标很有价值，于是又把它们买了回来，这就是“老同志“品牌的由来。
听说二老新开了一家茶厂后，有些勐海茶厂的老员工想跟过来一起干，却被他们婉言拒绝：“你们是国企的职工，是国有资源，不能因为我们让国有资源流失。”
有些在勐海茶厂定制过茶叶的客户，冲着老厂长的名气过来下订单，也被婉拒，原来，二老对勐海茶厂感情深厚，不愿与其争资源，甚至还立下了“两个凡是"：凡是勐海茶厂的原料，我们不买；凡是勐海茶厂的客户我们不卖。
回看那时选择离厂创业的勐海茶厂骨干，如阮殿蓉，张建丽，王霞等人，无不是历尽艰辛，隼路蓝缕，而卢国龄在回顾刚创始的那段时间时，却充满了豁达和乐观：
“我们那时很顺的。很多茶农知道我们在自己做茶，就自发凑了380万，说只要原料款在这个数字之内，就不需要付钱，什么时候茶卖了再给就可以。经销商也是先把全款打过来，货就慢慢发，不需要去收货款。“
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卢国龄和蔼可亲，善解人意，被亲切地称为“卢娘”，邹老技术过硬，深受爱戴，二老在勐海茶厂做了一辈子茶，如今再创新业，大家都愿意全力支持。
建厂以来，海湾茶业的企业理念都是“为天下人做好茶”，发展20多年以来，从不炒作，踏实发展，在老茶客的心中，老同志的茶品也是出了名的工艺严谨，价格实惠。
值得一提的是，海湾茶业在国外的发展也相当亮眼，常年出口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波兰等地，在海外普洱茶消费者中深入人心。
历经20余年发展，如今的海湾茶厂已经发展成一家拥有药品级食品安全卫生标准，原料基地遍及三大产地，年生产规模3000吨的现代化茶企，位列云南龙头茶企。
如今邹老已过耄年，每周还坚持去厂里办公三天，无论是在勐海茶厂还是海湾茶厂，很多时候他都是泡在审评室里，与普洱茶度过漫长岁月。而卢老已年近九十，如今虽已退居管理二线，但依然神采奕奕，思维敏捷，谈吐清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茶人暮年，壮心不已。本应退休在家，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两位老人却依然在普洱茶的道路上砥砺前行，这份一心为茶的精神，也必将带动一批又一批的年轻茶人，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谨以此文，献给这两位大国茶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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