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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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中国最全茶叶历史及产地品种目录,以下内容供参考:
茶叶史记
三皇
公元前2700以前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是人类利用茶叶之始《神农本草经》。
西周
公元前1100~公元前770武王伐纣时,巴蜀已用所产之茶,作为纳贡珍品是茶作为贡品的最早记述。周武王伐纣时在公元前1066年,据此,我国有确切记载的茶事,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华阳国志》。
东周(含春秋)
公元前770~公元前403晏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表示春秋时茶已作为菜肴《晏子春秋》。
西汉
公元前206--25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公元前118)的《凡将篇》记载蜀地中草药材中有"庄诧",是茶作为中药材的较早记载。
马王堆西汉墓(墓葬时间公元前165--公元前160)出土文物中有「(即jiǎ)一笥(即箱)」竹简文、「笥」木牌文与「荼陵」石官印。是茶作为陪葬物品较早的史料。
王褒《僮约》中有"烹荼shen具"、"武阳买荼"之载,可见茶已成为日常待客饮料,四川一带已有茶叶市场,是茶作为商品交易的最早记载(公元前59)。
杨雄(公元前53--18)的《蜀都赋》载有"百华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荧翠,藻蕊青黄",是最早提及茶的辞赋。
甘露禅师吴理真於四川蒙山植茶。
东汉
25--220华佗《食论》提及"苦荼久食,益意思",是提及茶药理功能的较早记述。
三国
220--265张揖《广雅》提及"荆巴间采荼作饼…若饮先炙之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máo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说明当时茶系作成饼块状,便於运输,又利於防潮。饮用时捣末加入葱姜瀹饮,是较早提及茶叶制作及调饮的史料。
《三国志·韦曜传》提及东吴国君孙皓密赐韦曜荼荈以当酒,是"以茶代酒"的最早记载。
西晋
265--316张载《登成都楼诗》中有"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左思《娇女诗》中有"心为荼庄剧,吹嘘对鼎",孙楚《出歌》中有"姜桂荼庄出巴蜀",等是较早咏及茶的诗。
杜育作的《庄赋》是现存最早以茶为主题吟咏茶事的赋文。
傅咸《司隶教》提及禁蜀姥卖茶粥;《江氏家传》提及西晋时摊贩卖茶;《晋四王起事》记述"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可见西晋时茗饮已普及,上至王公下及走卒。
郭璞注《尔雅》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一曰庄,蜀人名之苦荼。」。
东晋
317--420《中兴书》提及陆纳以茶果宴请谢安;《晋书》:「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yàn饮,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都是以茶推行俭德。
弘君举《食檄》:「寒温毕,应下霜华之茗;三爵而终,应下诸蔗、木瓜、元李、杨梅、五味…」规范以茶待客礼法,主客寒喧后,奉茶三杯,进茶食。
南北朝
420--581南齐武帝遣诏以荼代三牲为祭,天下贵贱,咸同此制。为我国最早以茶为祭礼的记载(493)。
陶弘景(456--536)《杂录》记载:"苦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丹丘子和黄山君都是传说中的神仙,可见当时视茶为养生仙饮。
《洛阳伽蓝记》载南齐王肃初降北魏,不喜羊肉、酪浆,每饮茶必一斗,惯食羊肉、酪浆后谓茶为酪奴。北方士大夫就轻蔑地将茶称为酪奴,可见当时南方虽盛行饮茶,但北方尚未普及土耳其人至蒙古边境以物易茶(475)。
隋
581--618《隋书》记载,文帝开皇年间(581--600)饮茶治头痛。隋朝统一全国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更加便利,饮茶风尚进一步在北方传播。
唐
618--907饮茶传入韩国(新罗)。
(632--646)文成公主出嫁吐番松赞干布,教藏人喝茶。(贞观15年,641)
《开元文字音义》引用「茶」字。
封演《封氏闻见记》载降魔师大兴禅教,推行打坐可以饮茶相伴。(开元年间713--741);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于是茶道大行」,「自邹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记述当时北方茶馆兴盛;封演《封氏闻见记》载蒙古(回纥时期)驱马市茶,开了茶马交易先河(756--758)。
王敷《茶酒论》论茶与酒,将茶饮与酒饮相匹配(玄宗天宝742--755后)。
唐代宗在顾渚山建贡茶院(大历5年,770)。
怀海(720--814)制订《百丈清规》规范茶供养诸法,形成禅宗茶礼。
颜真卿为陆羽三癸亭写《题杼山三癸亭》,为中国最早之茶亭(大历8年,773)。
陆羽(733--804)著《茶经》,为世界上第一部茶业专著(780)。
唐德宗始创茶税,十取其一(建中4年,783)。
唐德宗为喝吴兴紫笋而设「急程茶」(贞元5年,789)。
吕温(774--813)等以茶代酒行「曲水流觞」。
日僧最澄携茶子回国,种於比睿山,是茶种传日最早记载(805)。
日僧永忠奉茶嵯峨天皇,天皇下诏植茶进贡,形成弘仁茶风(810--824)。
皎然《饮茶歌》:「孰知茶道全尔真」,最早提及「茶道」(760--840)。
宪宗宰相李德裕(787--850)为喝惠山泉而设「水递」入唐使金大廉持茶种子回国,新罗王使植地理山,为茶种传韩最早记载(828)。
文宗对茶实行专营专卖(太和九年,835)。
阿拉伯人soliman编著有关茶的报告书,是最早的外国茶书(850)。
僖宗赐法门寺自用鎏金银茶具,1987出土后现存陕西扶风法门寺(咸通15年,874)。
张又新作《煎茶水记》,现存论泉最早专书(约827)。
苏廙(yǎn)作《十六汤品》,是论点茶技法最早专书。
北宋
960--1127太宗在建安设官焙,专造北苑贡茶,从此龙凤团茶有了很大发展(太平兴国元年,976)。
蔡襄(1012--1067)监造小龙团,著《茶录》。
江休复《嘉复《嘉佑杂志》:蔡襄与苏舜元斗茶,舜元以天台竹沥水胜襄。(1056--1063)。
神宗颁茶马法(熙宁7年,1074)。
徽宗著《大观茶论》包括地产、天时、采摘、蒸压、制造,róng辨等二十目,倡导茶学,弘扬茶文化(1107--1110)。
北宋末,民间盛行分茶(又称茶百戏,水丹青)。
南宋
1127--1279陆游(1125--1210)作与茶有关的诗三百余首。
荣西於1191年自中国带回宋点茶用具及茶籽初种於九州背振山,1207年由其弟子明惠上人植於宇治,后逐渐广植於伊势、骏河、川越、是宇治茶、伊势茶、静冈茶、狭山茶(琦玉县)之起源。1212年荣西著《吃茶养生记》,对日本饮茶推广影响很大。
审安老人著《茶具图赞》,对宋点茶器具有较完整的描述及图绘(咸淳5年,1269)。
元
1279--1368顾渚茶因泉水枯竭在宋时停产,元代金沙泉复出,顾渚茶恢复生产,元世祖忽必烈赐名金沙泉为「瑞应泉」。
元代饮茶大都加入酥油,因调茶佐料不同而有炒茶、兰膏、酥签等名称。
明
1368--1644太祖朱元璋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从此贡茶由团饼茶改为芽茶(散茶)。对炒青散茶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洪武24年,1391)。
朱权(1378--1448)晚年悉心茶道,著《茶谱》,对饮茶之人,饮茶之环境,饮茶之方法,饮茶之礼仪作了规范,表现求真、求美、求自然的精神,对明清以来茶文化风尚影响颇大。
千利休(1522--1591)集日本茶道之大成,其后人发扬其茶道,成为日本茶道三千家。
威尼斯人giambatistaramusio出版欧洲第一部茶书,开欧人论茶之先河(1559)。
丰成秀吉(1536--1598)奉茶天皇及造黄金茶屋(1585),举行北野松原大茶会(1587)。
张原著《茶录》。本书流传至韩国成为《茶神传》(1573--1620)。
许次纾著《茶疏》(万历25年,1597)。
罗廪(lǐn)(1537--1620)著《茶解》对茶树栽培及绿茶炒制技艺描述甚详(1609)。
1607年荷兰东印度海船自爪哇首次来到中国澳门,转运中国茶叶,于1610年转运回转销欧洲,这是华茶大批量输往欧洲的最早记载。
明朝王室派使入俄,赠茶于俄皇(1618)。
茶饮习尚,风靡全荷,荷属东印度公司嘱其西返船只,每次均购中、日茶叶若干,以资应市(1637)。
蒲松龄(1640--1715)设茶摊集故事写《聊斋志异》。
周高起著《阳羡茗壶系》(出书於明末清初)。
清
1650年,英人已偶饮茶,其价格每磅茶叶售价自六英镑至十英镑。
1657年,中国茶叶在法国市场销售·英伦敦garway咖啡室开始售茶。
1659年,伦敦本年十一月十四日政治公报称茶、咖啡与巧克力几乎遍街均有出售。
166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直接从爪哇运华茶入英;1689年,福建厦门出口箱茶150担,输往英国,始开中国内地与英国茶叶直接贸易之先声;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华茶源源入俄。
172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植茶失败。
1750年,红茶在荷渐夺绿茶之市场,往昔以咖啡为早餐饮料者,亦多以红茶代之。
1773年,英当局强征美殖民地茶税引发「波士顿茶叶事件」,为美国独立战争之导火线。
1793年,随英使macartney来华之科学家多人,运载中国茶籽至加尔喀答试种。
1802年,锡兰试种茶树失败。
1810年,福建人柯朝携茶籽至台湾,授种茶之法。·巴西植失败。
1823年,robertbruce在印度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
1826年,爪哇试种siebold博士由日携返之茶籽。
1828年,爪哇试制茶叶成功,后於克拉万省(krawang)的wanajasa设场试种茶树。
1833年,jacobson第六次由中国返爪哇(亦即其最后一次),携回茶籽七百万粒,茶工十五人及制茶工具多种。jacobson以功动被任为爪哇公营茶叶企业之主持人。
1834年,印度总督williamcharlescavendishbentinck下令组织茶叶委员会,研究印茶栽植方案。
印度茶叶委员会派秘书georgejamesgordon赴中国罗致茶工收购茶籽,并考察pāo茶制造方法。
1835年,第一批爪哇茶运荷兰阿姆斯丹(amsterdam)应市。
1835--36年,印度科学会以二对一之比通过移植中国茶树,并通过喜马拉雅山而属意上阿萨姆为最有希望之茶区。
印度在加尔喀答培植之中国茶苗4万2千株,移植於上阿萨姆、古门(kumaon)、苏末尔(sirmore)及南印度。
1838年,阿萨姆茶首次外销八箱运往伦敦。
1839年,阿萨姆野生茶籽首次由加尔喀答运往锡兰。
伦敦成立茶叶拍卖市场,首开世界茶叶自由拍卖交易。
1847年,俄外高加索开始种茶。
1859年,横滨开港,当年输出茶叶40万磅(约180公吨)。
1861年,俄商在湖北汉口成立第一家砖茶加工厂。
1864年,英国人杜德(johndodd)至台湾考察,发现台湾北部淡水河流域适宜发展茶业。於1866年设立宝顺洋行,在李春生(厦门人)的协助下推广种茶及收购茶叶外销。1868年杜德在今台北万华设精制厂,从此台茶便不必运往厦门或福州精制1869年杜德将台茶直接销往美国,并创福尔摩沙茶(formosatea)或称「台湾乌龙」,因为品质优异,风味独特,而声名远播,享誉国际。
1872年,印度人williamjackson发明红茶加工用揉捻机,开红茶制造机械化之先河。
1873年,锡兰茶首次输出,运往英国,计23磅。
1874年,印度人edwardmoney发明茶叶乾燥机。
1878年,爪哇茶园输入阿萨姆茶籽,并采用阿萨姆植茶方法。
1881年,印度茶叶协会在加尔喀答成立。
1883年,日本中央茶商公会成立。
1885年,日人高林谦三获得二项绿茶揉捻机专利特许,后被誉为日本绿茶制造机械化之父。
1886年,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华茶外销日增,是年达13.4万吨(268万担),创历史新高。
1893年,我国茶叶技师刘峻周应聘俄国格鲁吉亚指导发展茶业,后在其故居设立茶叶博物馆纪念其对俄国茶业发展的贡献。
1896年,成立福州机械造茶公司,为我国最早机械制茶业。英国人a.v.smith首先获得袋茶(tea-bag)专利特许。
日本农商务省农务局制茶试验所(国立茶业试验场前身)成立。
1900年,印度茶业协会tocklai茶业试验场成立。
1901年,茶与咖啡杂志(theteaandcoffeetradejournal)在纽约创刊。
1903年,台湾设立制茶试验场(台湾省茶业改良场前身)。
1906年,冈仓天心《茶之书》颠覆西方人对茶的认知。
当代
1914年十七岁的吴荣堂立志以“振兴中华农业”为己任,考入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现为浙江大学),政府的腐败、苛政的残酷、农民的穷困、欠租农民在站笼里的哀嚎给农家出身的吴荣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国农民要翻身,只有自己觉悟起来”,“农民要站起来,要革命奋斗,必须要具备自觉”,为此他毅然决定将自己改名为:吴觉农。其中即有称自己要成为有觉悟的农民,同时也含有要启迪农民要有觉悟的双重含义。
1923年,台湾设茶叶检验所,检验出口茶叶。
1925年,brookebond公司与jamesfinlay公司在东非之肯亚(kenya)购地植茶。
锡兰茶叶研究所成立,政府加征出口茶税补助其研究经费。
1927年,肯亚茶叶首次输出伦敦应市。
1932年,中国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稻、麦、棉、丝、茶五项列为中心改良事业。
1933年,国际茶叶委员会(itc)在伦敦成立,为英属印锡及荷印所产茶叶输出限制五年计划之执行机关。
1935年,w.h.ukers所著《茶叶全书》(allabouttea)在纽约出版;1949年由吴觉农主编,中国茶叶研究社集体翻译的中译本出书。
1937年,中国茶业公司在上海成立,旨在提高茶叶品质,确定茶叶标准,改进茶叶产制运销事宜,以扩大贸易,复兴茶业。
1949年,中国茶叶公司在北京成立,统管茶叶生产、收购及内外销业务。
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业研究所在杭州成立。
1963年,云南省勐海巴达大黑山中发现树龄1700余年的野生大茶树,树高32.1米,干圆3米多。
1964年,中国茶叶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届学术年会在杭州召开。
1996年,云南省镇沅县九甲千家寨发现万亩野生古茶树群落,分布在海拔2100--2500公尺范围,为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野生古茶树群落。
2009年,张天福提出有机茶的概念,并建议成立“张天福有机茶示范基地”。“张天福有机茶示范基地”实行过程就严格按照“梯层茶园表土回沟条垦法”标准,从选址、规划、开山、种植、管理等各环节进行保证。截止目前,张天福有机茶示范基地分别在安溪、寿宁、武夷山、漳平、永泰等地成立。
21世纪初台湾人发明了“冷泡法”,2013年11月2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新批下来的专利《一种冷水冲泡型茶叶加工设备与工艺》,进一步提升“冷泡茶”工艺,成为“热泡清茶”品饮方式的补充,丰富了茶饮体验。
各省出产茶叶品种目录
安徽省:
红茶:有祁门的祁红。绿茶:有休宁、歙县的屯绿,黄山的黄山毛峰、黄山银钩,六安的瓜片、齐山名片,太平的太平猴魁,休宁的休宁松萝,泾县的涌溪火青、泾县特尖,青阳的黄石溪毛峰,歙县的老竹大方、绿牡丹,宣城的敬亭绿雪、天湖凤片、高峰云雾茶,金寨的齐山翠眉、齐山毛尖,舒城的兰花茶,桐城的天鹅香茗、桐城小花,九华山的闵园毛峰,绩溪的金山时茶,休宁的白岳黄芽、茗洲茶,潜山的天柱剑毫,岳西的翠兰,宁国的黄花云尖,霍山的翠芽,庐江的白云春毫等;黄茶:有皖西黄大茶等。
浙江省:
绿茶:有杭州的西湖龙井、莲芯、雀舌、莫干黄芽,天台的华顶云雾,嵊县的前岗煇白、平水珠茶,兰溪的毛峰,建德的苞茶,长兴的顾渚紫笋,景宁的金奖惠明茶,乐清的雁荡毛峰,天目山的天目青顶,普沱的佛茶,淳安的大方、千岛玉叶、鸠坑毛尖,象山的珠山茶,东阳的东白春芽、太白顶芽,桐庐的天尊贡芽,余姚的瀑布茶、仙茗,绍兴的日铸雪芽,安吉的白片,金华的双龙银针、婺州举岩、翠峰,开化的龙顶,嘉兴的家园香茗,临海的云峰、蟠毫,余杭的径山茶,遂昌的银猴,盘安的云峰,江山的绿牡丹,松阳的银猴,仙居的碧绿,泰顺的香菇寮白毫,富阳的岩顶,浦江的春毫,宁海的望府银毫,诸暨的西施银芽等。黄茶:有温州黄汤。红茶:有杭州的九曲红梅、绍兴的越红工夫。
江西省:
绿茶:有庐山的庐山云雾,遂川的狗牯脑茶,婺源的茗眉、大鄣山云雾茶、珊厚香茶、灵岩剑峰、梨园茶、天舍奇峰,井岗山的井岗翠绿,上饶的仙台大白、白眉,南城的麻姑茶,修水的双井绿、眉峰云雾、凤凰舌茶,临川的竹叶青,宁都的小布岩茶、翠微金精茶、太沽白毫,安远的和雾茶,兴国的均福云雾茶,南昌的梁渡银针、白虎银毫、前岭银毫,吉安的龙舞茶,上犹的梅岭毛尖,永新的崖雾茶,铅山的苦甘香茗,遂川的羽绒茶、圣绿,定南的天花茶,丰城的罗峰茶、周打铁茶,高安的瑞州黄檗茶,永修的攒林茶,金溪的云林茶,安远的九龙茶,宜丰的黄檗茶,泰和的蜀口茶,南康的窝坑茶,石城的通天岩茶,吉水的黄狮茶,玉山的三清云雾等。红茶:有修水的宁红,景德镇的浮梁红茶,上饶的铅山河红。
四川省(包括重庆市):
绿茶:有名山的蒙顶茶、蒙山甘露、蒙山春露、万春银叶、玉叶长春,雅安的峨眉毛峰、金尖茶、雨城银芽、雨城云雾、雨城露芽,灌县的青城雪芽,永川的秀芽,邛崃的文君绿茶,峨眉山的峨芯、竹叶青,雷波的黄郎毛尖,达县的三清碧兰,乐山的沫若香茗,重庆的巴山银芽、缙云毛蜂、大足松茗等。红茶:有宜宾的早白尖工夫红茶,南川的大叶红碎茶。紧压茶:有重庆沱茶。
江苏省:
绿茶:有宜兴的阳羡雪芽、荆溪云片,南京的雨花茶,无锡的二泉银毫、无锡毫茶,溧阳的南山寿眉、前峰雪莲,江宁的翠螺、梅花茶,苏州的碧螺春,金坛的雀舌、茅麓翠峰、茅山青峰,连云港的花果山云雾茶,镇江的金山翠芽等。红茶:江苏宜兴的苏红工夫。
湖北省:
绿茶:有思施的玉露,宜昌的邓村绿茶、峡州碧峰、金岗银针,随州的车云山毛尖、棋盘山毛尖、云雾毛尖,当阳的仙人掌茶,大梧的双桥毛尖,红安的天台翠峰,竹溪的毛峰,宜都的熊洞云雾,鹤蜂的容美茶,武昌的龙泉茶、剑毫,咸宁的剑春茶、莲台龙井、白云银毫、翠蕊,保康的九皇云雾,蒲圻的松峰茶,隆中的隆中茶,英山的长冲茶,麻城的龟山岩绿,松滋的碧涧茶,兴山的高岗毛尖,保康的银芽等。红茶:湖北宜昌的宜红工夫。
湖南省:
绿茶:有长沙的高桥银峰、湘波绿、河西园茶、东湖银毫、岳麓毛尖,郴县的五盖山米茶、郴州碧云,江华的毛尖,桂东的玲珑茶,宜章的骑田银毫,永兴的黄竹白毫,古丈的毛尖、狮口银芽,大庸的毛尖、青岩茗翠、龙虾茶,沅陵的碣滩茶、官庄毛尖,岳阳的洞庭春、君山毛尖,石门的牛抵茶,临湘的白石毛尖,安化的安化松针,衡山的南岳云雾茶、岳北大白,韶山的韶峰,桃江的雪峰毛尖,保靖的保靖岚针,慈利的甑山银毫,零陵的凤岭容诸笋茶,华容的终南毛尖,新华的月芽茶等。红茶:湖南安化的湘红工夫。
福建省:
乌龙茶:有祟安武夷山的武夷岩茶,包括武夷水仙、大红袍、肉桂等,安溪的铁观音、黄金桂、色种等,祟安、建瓯的龙须茶,漳平的水仙茶,永春的佛手,诏安的八仙茶等。绿茶:有南安的石亭绿,罗源的七境堂绿茶,龙岩的斜背茶、武平绿茶,宁德的天山绿茶,福鼎的莲心茶等。白茶:有政和、福鼎的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福安的雪芽等。花茶:有福州的茉莉花茶,还有荣莉银毫、荣莉春风、荣莉雀舌毫等。红茶:有福鼎的白琳工夫,福安的坦洋工夫,祟安的正山小种,政和的政和工夫等。
云南省:
红茶:有凤庆、勐海的滇红工夫红茶、云南红碎茶。普洱茶:有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大理、昆明、安宁等地的普洱茶散茶和紧压茶。绿茶:有勐海的南糯白毫、云海白毫、竹筒香茶,宜良的宝洪茶,大理的苍山雪绿,墨江的云针,绿春的玛玉茶,牟定的化佛茶,大关的翠华茶等。
广东省:
乌龙茶:有潮州的凤凰单枞(凤凰乌龙、凤凰水仙),还有岭头单枞、石古坪乌龙、大叶奇兰等。红茶:有英德红茶、荔枝红茶、玫瑰红茶等。绿茶:有高鹤的古劳茶、信宜的合箩茶等。
海南省:
南海、通什、岭头等的海南红茶。
广西壮族自治区:
绿茶:有桂平的西山荼,横县的南山白毛茶,凌云的凌云白毫,贺县的开山白毫,昭平的象棋云雾,桂林的毛尖,贵港的覃塘毛尖等。花茶:有桂北的桂花茶。红茶:有广西红碎茶、百色凌云红茶。
河南省:
绿茶:有信阳的信阳毛尖,固始的仰天雪绿,桐柏的太白银毫等。红茶:信阳红茶。
山东省:
绿茶:有日照的雪青、冰绿等。红茶:日照红茶
贵州省:
绿茶:有贵定的贵定云雾,都匀的都云毛尖,湄潭的湄江翠片、遵义毛峰,大方的海马宫茶,贵阳的羊艾毛峰,平坝的云针绿茶等。红茶:贵州遵义黔红工夫。
陕西省:
绿茶:有西乡的午子仙毫,南郑的汉水银梭,镇巴的秦巴雾毫,紫阳的紫阳毛尖、紫阳翠峰,平利的八仙云雾等。红茶:秦岭红茶。
台湾省:
乌龙茶:有南投的冻顶乌龙,台北、花莲的包种茶等。红茶:台湾鱼池的台湾红茶。
甘肃省:
陇南文县,历史悠久,古称阴平,是一块适宜万物生长的得天独厚的宝地。文县南部碧口地区大山深处,终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种植茶叶历史悠久,尤以李子坝茶叶最负盛名,被誉为“陇上茶乡”。
史书记载,早在三国时文县就有茶,宋代时文县已是当时川蜀产区的重点产茶地之一。
文县茶叶闻名遐迩,享誉四方,人工种茶历史悠久,有的村民就取“茶园村”。明清以来,碧口镇茶馆林立,为名流雅士、商贾旅客品茗清谈之地,所有茶多为自产。在文县深山密林之中,生长着古老的野生茶树,辉映日月光华的虬枝绿叶向世人诉说着阴平茶史的久远。
新疆省:
新疆林芝市的“易贡”藏语意为“美丽”,也称“心满意足的地方”。易贡茶场坐落在西藏林芝市易贡国家地质公园内,周边森林茂密,终年云雾环绕,空气清新,环境优美,适宜开发高品位绿茶、红茶和黑茶。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有机茶叶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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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峡天丛”公共品牌的发布,重庆万州区茶产业没有公共品牌的历史宣告结束!
重庆万州,乃至中国西南茶叶市场的格局将从此改变。万州茶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
这是5月17日上午,在杭州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重庆万州“三峡天丛”公共品牌发布会传达出的重要信息。
“三峡天丛”公共品牌
为何一面世就受到行业关注?
发布会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主办,重庆市万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和君集团和茶文旅承办,以“宣传万州茶·销售万州茶·投资万州茶”为主题的发布会,在本届国际茶业博览会上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热情支持。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沈立江、重庆市农委主任路伟、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副主任王东方、重庆市农委副主任陈勇、万州区副区长张国建、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郑国建、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封槐松、中国土畜进出口商会茶叶分会秘书长蔡军、全国茶叶技术标准委员会秘书长翁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产业所所长王盈峰、中国茶叶学会学术交流部主任刘栩、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优质茶叶分会副会长刘宁波、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茶叶处副处长何庆红、中国茶叶博物馆办公室主任沈国琴,以及北京、山东、江西、黑龙江、四川、重庆、杭州、大连等省市行业协会领导出席。
发布会现场。
不少茶行业专家学者也莅临发布会。他们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著名茶文化专家沈冬梅,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茶学系原主任、博士生导师屠幼英,四川省茶叶科技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四川农大博士生导师杜晓,湖南农业大学茶学系教授朱海燕,重庆市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吴全,重庆市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重庆市茶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泽,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专家姜爱芹。当天光临发布会现场的嘉宾共一百多人。
一个崭新的茶业公共品牌刚一面世,为何能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和支持?一方面是“三峡天丛”所代表的万州、重庆茶产业在全国因“稀缺”而珍贵;另一方面是“三峡天丛”背后的“高峡云间茶”独特的地理和品质优势,让业界对万州茶产业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巴江峡川出好茶”
为何成为《茶经》的开篇?
伴随着万州传统戏曲《游春》热闹的节奏和《黄葛谣》浓郁的民俗风情,重庆万州“三峡天丛”公共品牌所包含的历史、产业与文化内涵,像一幅隽永的画卷徐徐展开。
万州传统戏曲表演《游春》。
重庆万州地处长江上游,不仅地处雄伟壮丽的三峡库区;还拥有源远流长的茶叶种植历史和丰富的茶文化。陆羽在《茶经》中开篇就说“巴江峡川出好茶”,可见巴渝地区自古是中国茶叶的重要原产地之一。
万州传统戏曲表演《黄葛谣》。
万州区副区长张国建致欢迎词。
万州区副区长张国建首先致欢迎词,他说,万州全区目前茶叶种植规模近5万亩,茶叶加工企业12家,其中市级龙头企业3家。经营主体主要为企业,标准化种植程度高,茶叶加工基本形成以针形绿茶、改进型工夫红茶和三峡茉莉花茶为主的“一绿一红一花”产品格局。随着“三峡天丛”公共品牌的推出,万州区委、区政府将坚持完善基础设施,扩大产业基地,坚持标准生产,加强品牌推广,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生态茶庄园”,培育茶产业发展新动能,到2022年,全区茶园面积将达到7万亩,实现综合产值10亿元以上。
“三峡天丛”
将如何打造“高峡云间茶”?
“三峡天丛”这个崭新的公共品牌诞生自万州悠久的茶业历史,是新时期万州茶产业发展的新开端;同时,它又是万州茶叶“高峡出平湖”独特小产区地形地貌以及自然气候环境造就的天选之物的品牌提升。
万州地处北纬30°黄金茶叶带,与同纬度名茶相比,万州茶又受益于“高峡出平湖”这一世界上都独一无二的高峡地形库区环境。据介绍,在上世纪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建设中,万州作为库区腹心地区,有25万民众成为三峡移民。在做出巨大牺牲的同时,万州也收获了库区蓄水后带来的小气候的改变。这种改变越来越有利于茶叶生长。成为库区后,这里降雨和雨雾天增多,日照减少,而新形成的无霜期长、高湿度、寡日照、多云雾的环境恰恰给予万州茶得天独厚的优势。
重庆市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徐泽从专业角度介绍“三峡天丛”。
发布会上,重庆市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徐泽女士将这种优势总结为“一强一优三香”。“一强”是万州茶业科技支撑强,长期与全国各地茶叶科研院所展开合作;“一优”是万州茶叶生态环境优。北纬30°世界黄金产茶带上唯一的高山峡谷地形,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800米—1200米的最优海拔高度。还有品质优。古老的巴山峡川中小叶群体种,又处于库区核心地带,库区严格的环保要求和管理,使这里的茶叶与农药绝缘;“三香”是三峡绿茶的栗香、红茶的蜜香和茉莉花茶的芳香。
和君集团和茶文旅董事长蒋同
解析“三峡天丛”公用品牌暨“中国高峡云间茶”。
和君集团和茶文旅董事长蒋同在发布会上阐释了“三峡天丛”公共品牌暨“中国高峡云间茶”的内涵。他说“三峡天丛”的“天”,代表高海拔、高山云雾出好茶,又含有天选最好之物的意思;而“丛”纳入了群体种,万物共生,分散分布,小而美的特色。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沈立江
为“三峡天丛”品牌送上了热情的祝福。
业界专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沈立江,在对万州茶产业进行分析后认为,除了种植树种和自然优势之外,“三峡天丛”还具备成为区域版块盟主的文化基础。巴蜀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起源地,万州有着傲娇的茶文化遗存,多项全国唯一;还具备成为区域版块盟主的区位基础。万州在四川、湖南、湖北以及陕西省的中心位置,交通优势突出。
由此可以看出,“三峡天丛”这个新出生的婴孩,从呱呱坠地就获得了无数赞美与期许。
“三峡天丛”
能成为“天选娇子”吗?
很少有一个茶叶公共品牌,从一诞生就获得如此多的赞许。那么,“三峡天丛”能够实现它的战略发展目标吗?
重庆市农委副主任陈勇介绍“三峡天丛”发展规划。
重庆市农委副主任陈勇在发布会上致辞说,今天,我们在繁花似锦的美丽杭州,迎来了两件喜事。第一件是第三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隆重举行,盛况空前;第二件是万州“三峡天丛”公共品牌在此宣告诞生!它标志着万州没有茶叶公共品牌的历史结束了!万州乃至重庆茶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
陈主任希望万州以此为契机,整合茶产业资源,形成发展合力,提升万州乃至重庆茶产业的规模和效益,做大做强,实现后来居上的跨越式发展。
万州区农委茶艺队表演“三峡天丛”茶艺。
三峡天丛,从天而降。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给生产者和经销商搭建一个平台,增进相互了解,共育市场品牌,把“三峡天丛”茶叶卖得更好、卖得更远、卖得更快,让更多的消费者分享来自大三峡的自然馈赠。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浙商画院副秘书长刘怀俭
上台创作了“中国高峡云间茶”书法作品。
书法家为“三峡天丛”和“中国高峡云间茶”题写名称。
发布会上,万州区农委茶艺表演队为大家表演了“三峡天丛”茶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浙商画院副秘书长刘怀俭上台创作了“三峡天丛”书法作品。而川剧《吐火变脸》的独特魅力吸引了场内外的目光。
川剧《吐火变脸》。
最后阶段,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沈立江、重庆市农委主任路伟、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副主任王东方等多位领导的见证下,重庆市万州区农委副主任魏文树、和君集团和茶文旅合伙人姚兴全,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理袁勇、重庆玖凤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梦云,北京市福香春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项建春、万州万竹茶叶公司总经理邓万和,山东济南广友茶城办公室主任刘铭阳、万州江南茶厂总经理夏吉安,先后上台签订合作协议。他们表示,要以“三峡天丛”品牌为契机,聚合资源,重铸优势,形成合力,寻求新时期的新发展、新突破。
签约仪式。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高峡出平湖”的人间奇迹已经出现;未来,“三峡天丛”将拥有怎样的发展空间和辉煌前景,人们对此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
(杨健/图)
链接
“三峡天丛”logo释义
主体图形是三片针形茶叶,代表绿茶、红茶、花茶;
图形上半部是山,下半部是水,大山大水大三峡,是万州最典型的地貌。这样独一无二的地貌才孕育出独一无二的三峡天丛;
图形如“w”,代表万州。 W图形如山水相依,阴阳互动,一条长江生三峡,万物(万州之物)由此生长;
三片茶叶呈“丛”状,紧贴“三峡天丛”。
<完>
来源: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