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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茶道之盖盆煎茶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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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之源管窥:唐代茶圣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浅析

摘要:本文的要义在于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从水文化视角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认为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论述了陆羽的水学思想、茶学思想与大禹治水精神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子的水思想、孔孟儒家的水思想和老庄道家的水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对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极为重视,首创鉴水分类和优劣标准,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此外,中茶文化对外传播,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

关键词:茶文化;水文化;陆羽水思想;水质资源优化;鉴水分类和标准;文化传播

本文的要义是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唐宋以后,阐述水与茶或水文化与茶文化之关系可抵要端者,当以自诩“余斋居无事,颇有鸿渐之癖”的浙江钱塘著名茶人、明代茶文化家许次纾所论最为至要,他在《茶疏·择水》中明确提出:“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许氏又言:“余尝言有名山则有佳茶,兹又言有名山必有佳泉。……吾两浙、两都、齐鲁、楚粤、豫章、滇、黔,皆尝稍涉其山川,味其水泉,发源长远,而潭此澄澈者,水必甘美。” 许氏“无水不可与论茶”之论,发人所未言,或可从不同视角有助于我们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实质上,茶产于山水之间,山水之自然地质属性决定茶之品位与品性,而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

在以往的中华茶文化研究中,鲜有透过水文化史视角,将水文化作为茶文化之源的系统论述。我们都知道,水、阳光和空气——自然资源三大元素构成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生命赖以生存繁衍的根本所在。水作为一种自然元素,不仅是人之生命永恒依托的物质资源,更是人达至超然于物外的精神资源。人类文化学者认为,水文化是人类文明初始的母体文化,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水文化发展史。人类文明生产史和生活史最早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是水,人类古代文明的起源也大都发源于江河湖海水流域一带。例如,世界文明史上所言的五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发源于今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今西亚的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发源于今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古希腊文明发源于今欧洲的爱琴海诸岛,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中国是茶文明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唐人陆羽《茶经》记叙中国西南部的原生茶树为乔木,直径可达“一尺两尺乃至数十尺”,而其中“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这是世界茶文明史上有关野生茶树最早的明文记载。中国西南部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多样,水资源极其丰富,雨水充沛,也是史书记载的中国先民种茶、饮茶与艺茶的起始地,以及中国茶业、茶经济最早的起始地。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这说明,此地此时所产之茶已纳贡王室。

茶文明从西南部的山水之间走出来,汇入中华文明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千百年来茶水待客、邀友品茗、无茶不席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风民俗和礼仪礼俗,茶水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心性、精神与性格,“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并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学术研究结论。以往我们谈茶文化,谈水文化,谈中华民族发展史,谈中华文明发展史,往往都是各自作为一个单独命题来论述的,很少讲“茶水文化”、“茶水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而这关系到我们怎样重写中华茶文明史,怎样更好地把中华茶文明写入中华文明史。

这是诱发笔者思考和重点考察“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这一命题的起因之一。

起因之二,陆羽《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地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他认为,凡用山水,最好选取乳泉或石池漫流之水,至于湍急的山水最好勿饮,如长喝此水,几可使人患颈疾(先秦时,即已知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土地、水质等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左传·成公六年》:“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而由几处溪流汇合后积蓄于山谷之水,虽看上去澄清,但因水不流动,从暑热之日到霜降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即水质可能已被污染,故用此水,必须要先挖开缺口,流放掉那些沉积多日的污水,引来上游下泄的新鲜泉水,然后才可取之饮用。凡用江河之水,须到距离有人居住的远处去取水。凡用井水,则要从人们日常汲水的井中去打水。与陆羽生活于同时代的唐诗人刘长卿在《送崔处士先适越》诗中有言:“小江潮易满,万井水相通。”这很能说明此一时代唐人对水的有关认识已很深刻。

从中我们也可以窥知,陆羽对唐代的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可谓极为重视,知晓水品之优劣与水资源环境、人体健康的关系密不可分,并形成了其关于水质评价的认定标准,其中包含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初步科学认识,以及引导人们开始重视对水资源、水品质的科学认识和环保理性意识。当代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丁文在《唐人品水重山泉》一文中曾指出,品水标准系自“陆羽首创”,其“鉴水总分三类:山水、江水、井水”,其“鉴水优劣的标准有二:一是流动,‘流水不腐’;二是无污染”。

以今天的现代水质科学技术知识来分析山泉水矿物质成分和测定天然饮用水技术标准,十分容易。但在唐代陆羽所提出的鉴水品水标准,却是首创性的,它开创和确立了中国古代饮用水之标准。更为重要的是,“陆羽的品水标准为后世人所认同”,“自宋元以后直到近代,出现了以卖水为业者,所卖之水皆为山泉水”(丁文:《唐人品水重山泉》)。这是我们认识陆羽水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相比而言,在数百年后的明代,许次纾《茶疏·择水》云:“江河溪涧之水,遇澄潭大泽,味咸甘洌。唯波涛湍急,瀑布飞泉,或舟楫多处,则苦浊不堪。盖云伤劳,岂其恒性。凡春夏水长则减,秋冬水落则美。” 陆树声《煎茶七类》云:“井取多汲者,汲多则水活。”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直言:“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水遇十分之茶,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得八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水部》云“水为万化之源”,“井泉地脉也,人之经血象之,须取其土浓水深,源远而质洁者,食用可也”;“贪淫有泉,仙寿有井,载在往牒,必不我欺”;“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气味俱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显然,明人对唐人陆羽关于水质的优劣和纯净与污染评定标准以及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认识基础之上,有了一定继承和发展。以此略考明代的饮用水认知与评定标准和方法,无疑带有新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特点。此与明代城乡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条件相对等,也说明相比唐代而言,明代的茶产业和茶饮对水质、水资源、水环境影响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因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诱导因素或许更为复杂和多样。这是茶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此不赘。

起因之三,《唐全文·陆文学自传》记载:“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今之接舆也。”陆羽的一生与山水相伴,其知水、识水、亲水、爱水颇深。他遍游天下名山大川,品鉴天下名泉佳水,对水质之优劣对茶味的影响颇有心得体会,故其煮茶时极重所选之水,曾依次将天下名泉划分为二十等级。

据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载:

卷末又一题云《煮茶记》,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 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勺扬其水曰:“江则江矣。 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勺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 舟荡覆半,惧其鲜,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 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是,所经历处之水,优劣精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笔,口授而次第之: 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 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 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泄水独清冷,状如龟形,俗云虾蟆口水,第四; 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 扬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 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淮水亦佳; 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 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 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 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武关西洛水第十五,未尝泥; 吴松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圆泉水第十八; 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 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

此乃唐大历元年(766年)陆羽游扬州大明寺时所发生之事,因陆羽品水时识破军士取水不实,而引出李季卿命人把陆羽口授的茶水品第依次记下之事。此即后世所传的陆羽所排定二十等次的宜茶之水。不过, 一生嗜茶的唐代才子张又新《煎茶水记》言:“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由此恰可证明,陆羽排定的二十等次宜茶之水曾经后人一一品鉴,或勘定无误。唐人对与茶学、茶艺、茶饮有关的问题,从不轻信所谓权威定论,而是要事必躬亲,去实践,去亲历。这是唐代茶文化极为可贵的品质。也正因此,《煎茶水记》又称《水经》,文虽不足千字,但对陆羽《茶经·五之煮》内容却是有所突破的,张氏更重水品,其文对水品的记载也更详、更清晰。这似可表明,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在陆羽的引导下开始走向自觉。

关于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的无锡惠山寺石泉水,陆羽游无锡惠山时曾作《游慧山寺记》(《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

慧山,古华山也。……梁大同中,有青莲花育于此山,因以古华山精舍为慧山寺。

寺在无锡县西七里……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马亭,以备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罛甓,渊沦潺湲,濯漱移日。……从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阁,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长洲,东泊江阴,北淹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苍苍渺渺,迫于轩户。……

夫江南山浅土薄,不自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余顷。此山又当太湖之西北隅,萦耸四十余里,唯中峰有丛篁灌木,余尽古石嵌崒而已。……叵以鹤林望江,天竺观海,虎丘平眺郡国以为雄,则曷若兹山绝顶,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开邃宇,飞檐眺槛,凌烟架日,则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为最也。……苟无其源,流将安发?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营立,为后之洪注云。

“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寺石泉水,因了陆羽《游慧山寺记》洋洋洒洒和绘声绘色的激扬文字而名扬天下,天下嗜茶品泉者接踵而至,历代不衰。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泉水最多的国度之一,与人文和旅游记忆有关的名泉大大小小以千数计,遍布全国各地的泉水之甘美、之纯洁,名闻遐迩;另一方面,在唐代茶饮和茶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自陆羽评定名泉之后,人们对天下名泉的认知度和喜爱度超越前代,以名泉水沏佳茗,无形中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逐渐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然仍不免有好事者,他们对名泉的喜好达到超出人之正常理性约束的癫痴程度。例如,据唐代无名氏《玉泉子》记载,唐宰相李德裕因最爱饮惠山泉水,竟命人千里“铺递”至京师,供其品饮。此事虽然荒唐奢侈,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名泉意识以及名泉文化已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普及开来,并带动唐代饮茶须以佳水配之的风尚。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在陆羽《茶经》问世之前,年长陆羽五十岁的唐代著名中医药学家、浙江宁波人陈藏器通过刻苦研习各类本草医书和中医药理论及诊治方法,撰著《本草拾遗》十卷,其中他从“本草茶疗”之概念出发,提出“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著名论断,并动手调配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秘方为人治病。据《三秦志》所言,当时“病家云集,门庭若市”。而且,陈藏器曾以药茶为唐玄宗十八子李瑁治好了旁者无法治愈的怪病。为此,唐玄宗昭告天下,赐陈藏器为“茶疗鼻祖”。更为重要的是,陈藏器在《本草拾遗》特别指出,从山地溢出的矿泉水为“玉井水”,此水“味甘平,无毒”,而且久服可“令人体润,毛发不白”。所谓“玉井水”,陈藏器《本草拾遗》言:“诸有玉处山谷水泉皆是也。”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十《昆仑山》载:“昆仑山有柰,冬生子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可见古人对玉井水的水质有清醒认识,对其保健功效颇为推崇。

陆羽一生博学多能,除茶学之外,于诗文、音韵、小学、书法、戏曲、史志、旅游、地理、考古、水学、农学、工学、医药、饮食等方面多有涉猎,成就不俗,在唐代文坛活跃一时,而且曾流寓浙江,他撰写《茶经》时,对浙江宁波人士、著名中医药学家陈藏器的学问与卓识,不可能未有所闻,亦不可能未有所习所得。例如,《茶经·七之事》引用与茶食、茶疗和茶药有关的古籍药典计有《神农食经》、《晋书》、《搜神记》(干宝)、《食檄》(弘君举)、《食论》(华佗)、《食忌》(壶居士)、《尔雅注》(郭璞)、《杂录》(陶弘景)、《后魏录》、《本草》、《枕中方》、《孺子方》等等。

在陆羽《茶经》问世后,唐人竞相传抄,推动唐朝饮茶之风遍及各地。《新唐书·隐逸·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在如此“尚茶成风”的影响下,文人墨客鉴于陆羽对山泉水的品鉴和推崇,特别是他对水质资源优化标准的界定以及水质特性的高度概括,让唐代士子和茶人从中感受到与此前不同的更值得称道的茶饮审美享受。这期间,更有推波助澜者,如唐常州刺史独孤及撰《慧山寺新泉记》:

此寺居吴西神山之足。山多小泉,其高可凭而上。山下灵池异花,载在方志。山上有真增隐客遗事故迹,而披胜录异者,贱近不书。无锡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鸡之余,考古案图,葺而筑之,乃饰乃圬。有客意陵陆羽,多识名山大川之名,与此峰白云相与为宾主。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胜掩他境。

其泉伏涌潜泄,潗漝舍下,无沚无窦,蓄而不注。深源困地势以顺水性,始双垦袤丈之沼,疏为悬流,使瀑布下钟。甘溜湍激,若酾醴乳。喷发于禅床,周流于僧房,灌注于德地,经营于法堂。瀑潺有声,聆之耳清。濯其源,饮其泉,能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道,道者坚固,境净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发于自然,非夫人疏之凿之之功,则水之时用不广。亦犹无锡之政烦民贫,深源导之,则千室褥裤。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功若响答,其揆一也。予饮其泉而悦之,乃志美于石。

因了唐代文人墨客的交口相赞,名泉以诗文褒扬而驰名天下,所以,唐代咏茶与山泉佳水的名诗名文不绝于口,在唐山水田园诗之外,别具一格。例如,储光羲《咏山泉》:“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陆龟蒙《谢山泉》:“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皇甫冉《无锡惠山寺流泉歌》:“寺有泉兮泉在山,锵金鸣玉兮长潺潺。作潭镜兮澄寺内,泛岩花兮到人间。土膏脉动知春早,隈隩阴深长苔草。处处萦回石磴喧,朝朝盥漱山僧老。僧自老,松自新。流活活,无冬春。任疏凿兮与汲引,若有意兮山中人。偏依佛界通仙境,明灭玲珑媚林岭。宛如太室临九潭,讵减天台望三井。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且复迟回犹未去,此心只为灵泉留。”

唐人尚山尚水、尚茶尚艺,所作咏山泉诗文虽不免仍有仿效陶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的影子,但此时的唐人笔墨之下更多地是凸显隋唐大一统文明时代新气象,他们尽情讴歌的山泉直抵唐山水文化和唐茶文化精神之魂魄——有泉水流动不止“年年长自清”的生命回响,有流泉潺潺“此心只为灵泉留”的生命观照,唐人的水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了质的飞跃与升华。这正是唐代茶文化横空出世的根基所在。

起因之四,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将所考的唐代茶区总括为山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大主产区,并一一辨析各地所产茶叶之优劣等级。

那么,从陆羽水学思想形成基点出发,我们如何对唐代茶区的形成以及唐茶文化的奠基作出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合理、科学地解读?

首先,水文明是华夏民族建立夏国家文明体的母体记忆,《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理天下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修建排灌水利工程,以利民垦田种植。此为古史传说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水利治理工程,中国古代水思想和水资源的治理、开发及利用起步于此。大禹是中华民族水治理和水思想的先行者,其无私奉献精神和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代代相传,这无疑是陆羽水学思想形成的基点之一。

其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中,《管子·水地》提出,地者和水者都是万物之重要思想,强调:“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 孔子从社会历史和伦理教化出发,将水之形态和性能与人之精神和道德相联系,开创儒家水思想体系。他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等发人深省的睿智思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世代传承的宝贵思想资源。老子和庄子建构了道家水思想体系。老子《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对水之种种境界的无限延伸和提升,包含着无比深刻的思想,也奠基了中国水文化得以破除水功利唯一性的超然品质。《庄子·天地》篇提出,“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内化了中国人从水思想中自觉升华人生境界的通路。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水利的利用和开发从防洪排涝转向农田灌溉——修建大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兼有防洪和航运的双重功效,带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理当是构成陆羽水思想形成的另一个基点。

再者,魏晋南北朝以来,农田水利的重点开发和利用向江淮流域转移。在南朝,太湖流域已是天下闻名的富饶地区,“亩值一金”。至唐代农田水利建设又达至一个兴盛阶段,据《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唐代修建的水利工程达1130多项,“安史之乱”后在江淮流域的水利建设更是取得了新的大发展,长江流域一跃取代黄河中下游而成为全国农业经济优势区位地带,先进的水利开发和利用造就出江南鱼米之乡。这是构成陆羽水思想的又一基点。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况下,历经历朝历代的水利与水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和治理,至唐代,在世界上领先的中国先进水生产力终于花开花落,形成了《茶经》上所说的八大茶产区(涵盖今川、鄂、湘、赣、皖、苏、浙、闽、桂、粤、黔、豫、陕等省域)。由此,大唐茶叶种植业获得迅速发展,手工制茶作坊日渐发达,推动茶叶流通商品化和茶饮普及化程度日益加深,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唐代茶产业区域化和茶加工制作与保存专业化,茶业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经济门类,唐中期之后随着茶叶生产及流通的规模化,征收茶业赋税渐成定制。茶在唐代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饮料,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品茶饮茶渐成风俗,茶事日盛。据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列入唐代贡茶的计有十四品目名茶。其中,产于吴越之地的“顾渚紫笋”和西蜀之地的“蒙山紫笋”甚为唐皇室所喜爱,命在顾渚山和蒙山监制督造贡茶。顾渚山和蒙山均有泉水,可谓顾渚贡茶和蒙山贡茶成为唐代贡茶佼佼者的立身之本——好山好水产好茶。

同时,陆羽在《茶经·一之源》提出饮茶者应作“精行俭德之人”,他将自己的水学思想与茶学思想与管子思想、孔孟儒家思想和老庄道家思想相融合,开启唐茶文化精神内核,一方面预示唐茶文化正式奠基,另一方面自《茶经》问世亦标志茶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此后,唐人抄茶书、著茶书、读茶书、谈茶书,蔚成风气。

中茶文化相继传到海外,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外传播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例如,中国茶传至朝鲜半岛,韩国茶道对水质、水量、水温和泡茶时间也有相当的讲究与要求。高丽王朝时的文学家、哲学家、茶人李奎报(1169—1241)所作茶诗云:“活水香茶真味道,白云明月是家风。”“评茶品水是家风,不要养生于世荣。”可见唐人的评茶品水之风亦传入朝鲜半岛,以“活水香茶”为品鉴标准。唐茶传至日本后,日本饮茶效仿唐朝饼茶煎饮法,讲究取水要汲取清流。日本茶道尤为重视煮水器茶釜,并视其为可登大雅之堂的茶仪礼具,日本人认为用茶釜所煮之水,其水质明显要优于一般壶所煮之水。

古来谦谦君子均以水德自居,水生万物,德行天下。故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德含和,变通在我。”东坡君子尝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茶者而言,则不可饮无茶。竹,无水不生;茶,无水不生。故君子之道,无水,不可与言竹;茶人之道,无水,不可与论茶!斯言诚哉!

【摘自2018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胡克夫(石家庄),系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副会长】

茶:一片改变世界的树叶

9月17日,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传出好消息——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7项,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的茶叶,为何能征服世人的味蕾?其承载着怎样的物种特性和文化魅力?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于9月2日至11月30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午门及东西雁翅楼展厅展出。本次展览汇集国内外30家考古文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展品总数达555件(组),以中国茶文化为切入点,以鲜明的主题、宏大的规模,立体地展现穿越历史、连通地域、融合民族的中华茶文明,立体地展现中华文明以茶为媒,交融互鉴的发展历程。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一隅。王琎摄

一片并不普通的树叶

茶,就是一片树叶。

但它不是一片普通的树叶。

茶树叶子在经过采摘之后,制成了一种特别的饮品,流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之一,一点一滴地汇聚成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国人以独特的味觉择选着这些树叶,以无所不能的巧手塑造着饮茶的器皿,以对天地自然的虔敬之心培育出品茶的礼仪。这使茶超越了柴米油盐,成为一种具有美学意境的生命体验,体现了“自然与精神的和谐一致”(王玲《中国茶文化》,九州出版社,2020年),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物质到精神一套严谨的文化系统。

在中国,饮茶不叫饮茶,更不能叫喝茶,而叫品茶。《红楼梦》里,妙玉嘲讽贾宝玉说:“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足见品茶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生活品位的象征。一壶,一杯,一盏,或煎,或煮,或泡,看上去比包子馅饼还要简单,但它是一种综合性的体验,指向文学、美学、心理学、生理学、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的广阔领域。它看上去是内敛的,只关乎一个品茶者的口味、嗜好、习惯,但它与他人、社会从未脱节,比如一个人在黄河以北品茶,他手里的茶却可能是由福建人种植,由江西人运输,又由浙江人销售的。在一片片茶叶的背后,隐伏着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一套精密的社会组织,一组完整的人际关系。有无数只看不见的手,都通过这一片片的茶叶,与品茶者建立起联系。一个品茶者,无论他多么热衷于独处,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更何况对中国人来说,敬茶是最好的待客之道,一盏清茶,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构建起亲切温情的人伦关系,如涓涓细流,滋养万物,又如绵绵春雨,润物无声。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茶、水、器三位一体,曹雪芹的笔下被融合得天衣无缝。妙玉给贾母奉茶时,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妙玉说:“知道,这是老君眉。”六安茶是安徽出产的一种名贵绿茶,贾母连六安茶都不吃,老君眉的品级一定在六安茶之上,很可能是一种贡茶,有人分析可能是君山银针,不只因为君山银针名字里有一个“君”字,而且因为君山银针在清代就是贡茶。妙玉给贾母煮茶的水是“旧年蠲的雨水”,给宝钗、黛玉煮茶的水则不是旧年雨水,而是新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最讲究的还是茶具,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泥金小盖钟,捧与贾母。”

“成窑”即成化窑,是景德镇官窑的一种,以青花与斗彩最负盛名。成化青花没有宣德青花的那种里斑,以色泽柔和、淡雅而著称;成化斗彩造型玲珑俊秀,胎体细润晶莹,彩料精选纯正,色调柔和宁静,在光线透视下,胎身会显现出神奇的肉红色,露胎无釉的底足,呈黄褐色或暗褐色斑点,俗称“糊米底”,这是成化窑的独创。在今天,一只小小的成化鸡缸杯就已价值连城。2014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玫茵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8124亿港元成交。妙玉捧给贾母的这只成窑五彩泥金小盖钟,已经“出手不凡”了,但给宝钗、黛玉的茶杯,年代更早,一件是“瓠瓟斝”,上面镌刻着两行小字,一行是“晋王恺珍玩”,另一行是“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表明这两件器物是晋代富豪王恺和北宋文豪苏东坡收藏珍玩过的,奉给宝钗;另一件是“点犀公式”,奉与黛玉;把“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其他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以后生产量越来越少,妙玉给众人所用的,应当是清初官窑烧制胎质极薄的甜白(填白)釉盖碗。


唐代白釉茶具。山西省长治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藏

茶文化的溢彩流光

茶是内敛的,芳香淡雅的茶水,与品茶者的情感、意念与精神相融合,滋润、调理,甚至重新创造一个人的内部世界。但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须臾不曾中断——茶是植物,它首先属木;茶需要水,好茶,更需好水来成全,即历代茶书所谓“精名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茶离不开火,因为茶是要热饮的,煎茶、煮水都需要火;饮茶的器皿,更是不能缺少土和金,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战国时期青釉碗、晋代德清窑黑釉鸡头壶、唐代邢窑白釉碗,更不用说风姿绰约的宋代汝窑瓷器,都包含了土与火的结合。还有许多茶具,是以金(属)来制作的(“金”的概念与青铜器的产生有关,金属是“五行”中“金”的初始含义,后来引申为凡具有沉降、肃杀、收敛等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比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素面金铫、素面长柄三足银铛,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宋代带盖铁茶瓶、铜茶匙、铜渣斗等等。这些古老的茶具,都在“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得到了呈现。

最精美绝伦的金银茶具出自陕西法门寺地宫。1987年,考古工作队在清理法门寺佛塔时发现了地宫,打开了这座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不仅发现了佛教界至高无上的圣物、世上仅存的四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还出土了120多件(组)金银茶具,其中就包括了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有茶笼、茶碾轴、茶碾子、茶罗子、茶炉、茶匙、茶盆、茶碗、茶托等。“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展出这些精美器物,重现了9世纪中国茶文化的溢彩流光。


西汉茶叶遗存。汉景帝阳陵博物馆藏

全世界传播最广的植物之一

如今,世界上引种茶树的国家已多达60多个,在地球上南纬16度至北纬30度的广袤区间,遍植着各种茶树,使茶成为全世界传播最广的植物之一。饮茶,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茶文化,也不只为中国所独有。在日本,形成了颇具唯美风格的“茶道”,把饮茶的仪式感演绎得滴水不漏,形成了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千家”,即三大流派,还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流派。饮茶文化是自隋代开始从中国传至日本的,第一片茶叶抵达日本的年份准确可考,那一年是593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二百多年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天台宗开创者最澄返回,不仅带回了大量佛教经典,也带回了茶树的种子,成为日本植茶技术的第一位开拓者。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再现了唐代宫廷茶文化的璀璨辉煌,而今天日本“茶道”所用茶具与之完全吻合,证明了日本茶道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支脉。

日本流行的抹茶,让许多中国游客心醉神迷。以抹茶制作的食品,更是赢得无数的拥趸。这个食品名录,可以包含咖啡、蛋糕、巧克力、冰淇淋、布丁、果冻、糖果、月饼、饼干、面条、面包等等,构成了一个漫长的产业链,把日本人的商业才能发挥到了极致。殊不知早在魏晋时期,中国就有了抹茶,当时称作“末茶”。还有一种说法,把末茶的源流推至五千多年前——当年“神农尝百草,目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荼”就是“茶”,神农尝百草时中毒,就是以荼(茶)为解药,具体吃法是将茶叶嚼烂吞入腹中,所以他不仅被中国人视为农业的始祖,也是“抹茶创始人”。到了晋代,末茶已然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日常饮品。

北宋蔡襄在《茶录》中对末茶的饮茶方法有如下描述:把团茶击成小块,再碾成细末,筛出茶末,取两钱末放入烫好的茶盏,注入沸水,泛起汤花品尝色、香、味,佳者为上。清朝茹敦和在《越言释》中说,古者茶必有点,其硙茶(末茶)为撮泡茶,必择一二佳果点心,谓之点心,谓之点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收藏的铜渣斗和茶叶遗存。王琎摄

西晋王浮在《神异记》记载,早在东汉永嘉年间,一个名叫虞洪的余姚人进入深山,遇到了神仙丹丘子,指给他一棵大茶树,这是对大茶树的较早的记载。陆羽《茶经》中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代而掇之。”证明在陆羽生活的唐代,就有两人合抱的大茶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河北晋县、山西浮山县以及山东胶济铁路附近都发现了大茶树。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云南勐海发现了许多大茶树,最高的达到32米,接近北京故宫太和殿的高度(35米)。在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福建、湖南、江西等地也先后发现大茶树,结合地质变迁考古论证,锁定了茶的原产地,就在中国西南云贵川的崇山峻岭之间。

中国茶自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开始向东西南北四方传播,在亚洲大陆上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茶文化北传的路线发端于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把首都从草原搬到中原洛阳,使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实现文化接轨,北魏政权也成为5世纪南北方物质交流的重要桥梁,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就通过南朝与北朝间“互市”这座“桥”抵达北方草原大漠,到唐、五代时,新崛起的契丹民族又将中原茶叶和茶文化大量引入北方草原,并传向更遥远的俄罗斯,于是,一条绵延了两万公里的贸易通道——“茶叶之路”,从中国武夷山的下梅村,向北穿越中国的河流、群山、戈壁、沙漠,进入蒙古高原,直抵俄国边境小镇恰克图,然后继续向北,又向西贯穿了广袤的俄罗斯腹地,到达莫斯科和波罗的海岸边的圣彼得堡。契丹王朝(辽)灭亡后,耶律大石率领他的部落西行,建立东起哈密、西至咸海、南达阿姆河、北抵叶尼塞河上游的“西辽”政权,称霸中亚地区94年之后被大蒙古国所灭,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很有可能跟着契丹人的车轮来到中亚地区,并经由丝绸之路北路进入欧洲。向东,由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和僧侣带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向西、向西南传入西藏,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相结合,形成了以茶、奶和酥油为主要原料的奶茶。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成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王后。唐蕃自此结为姻亲之好,两百年间,凡新赞普即位,必请唐天子册命。从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上,我们看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会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场面。这一年,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唐太宗族弟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的护送下,从长安出发,途经西宁,翻日月山,长途跋涉前往吐蕃,松赞干布率群臣到河源附近的柏海(今青海玛多县境内)迎接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带来了金质释迦佛等身像,至今仍保存在拉萨大昭寺。在文成公主带来的丰厚嫁妆中,还包含成串的茶糕。


1723年珐琅彩描金人物图壶。英国维托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除了向西南发展,孕育出一条穿行于西藏、四川、云南雪山峡谷之间的茶马古道,茶叶之路向北,还经河西走廊传入蒙古高原,经由帕米尔高原向西,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南路走向伊斯兰世界,比如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又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传入斯拉夫国家,最终抵达西欧,风靡英伦三岛,导致英国白银大量出超,为了平衡贸易逆差,英国选择了大量种植鸦片,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以求代替白银换取中国茶叶,以达到贸易平衡,因在中国(清朝政府)受到反对,于是在1840年引发了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鸦片战争,几乎与此同时,茶叶又通过英国传到美洲。

在南方,主要在宋元时期,中国茶叶借助海上丝绸之路“顺风相送”,传到东南亚和南亚。传到印度时,已经到了18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中国清朝的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这些来自中国的树叶,竟然绕过大半个地球,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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