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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天池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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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有真香》:从《茶经》开始的茶之认知

中国茶千年更迭,正值复兴。为了记录当代茶人的深耕细节、茶事审美的革新,美食作家王恺历经十余年,寻访各大茶产地、茶人、茶空间,拿到一手珍贵资料,写就《茶有真香》。那么,中国茶的历史应该从何谈起?在千年的时间里,茶又经历了哪些发展呢?


《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王恺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1月版。

说到茶之典籍,大众经常提起的,就是唐宋茶书的几本名著,陆羽所著的《茶经》、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外加明代初年朱元璋之子朱权所编撰的《茶谱》,事实上,中国古代典籍中与茶有关的书籍并不算少,这几本只是名重一时。唐之前,关于茶之专著并不多,唐代陆羽的《茶经》一出,是茶叶相关著述中的大事,它肯定了茶饮生活的知识性地位,不仅包括了大量的茶事经验,还奠定了茶道规矩。之后,无论宋、明,还是清,与茶相关的著作虽不至于浩如烟海,但还是车载斗量。

这些典籍本来散布于四处,但后来被有心人集中编选出来。几年前,我在南京见到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朱自振老先生,才知道20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的万国鼎先生开始搜集中国农业史材料,其中包含大量的茶学典籍;20世纪50年代,金陵大学农学院并入南京农学院,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万国鼎先生为主任,朱自振毕业被分配到此地,他在万先生指导下,开始对中国各地的茶叶史材料感兴趣。当时分配工作,万先生派遣他和他的同事们去全国各地,搜集上千种古书及方志中的农业资料,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文革”。现在南京农大的图书馆资料库里还有他们当时认真抄来的各地资料,以至于“文革”后很多地方方志已毁,寻找资料还需重回此地。

21世纪初,这些资料由朱自振先生和郑培凯主编为《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此书是现存茶书总汇中收录最丰富的,各个茶书的版本都经过了校勘,各大图书馆所收集的善本都予以了寻访,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上茶叶种植、采造、储存和饮用等茶事最详尽、最权威的汇编本。正是在这些方志和搜集回来的各图书馆所存的茶书的基础上,这本茶书汇编出版了。相比起以往的汇编,这次的编撰一是搜集更加广博,二是利用了大量现代学术观点。

后来和朱先生一起汇校此书的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总结过,以往中国古代士大夫对茶书的态度很轻视,比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的谱录中的另册才搜集茶书,而且很多书只存目不收录,还是因为古人认为茶是小道。但是他们觉得,在物质文明发展史上,陆羽的《茶经》也是一件大事。

之后的饮茶脉络,基本上没有脱离陆羽的法门,走向了精致品茗的道路,从茶书的整理中特别能看出这点。与两位研究者闲聊,我们要讨论的是唐为何成为分水岭,唐以前的茶世界以及唐以后的饮茶风尚的变化,到了元明清大量资料出现,可以由此细观中国人的饮茶习俗。

唐是中国茶世界的分水岭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出现,但是最早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提出了“茶性俭”的核心观念,后这一观念直陈为“茶有真香”。

饮茶在中国起源甚早,但究竟有没有准确的记载?以及非常明晰的诞生时间和地点?很遗憾,这个信息迄今还没被准确地挖掘,因此也没有详细的论断。

文嘉,惠山图卷(《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郑培凯先生说,根据今天的研究,我们没有办法确定饮茶起源于何时何地,陆羽说起源于神农,其实这不能确定历史时期;前段时期有河姆渡文化考古说发现了茶树的图画,也非常不准确;还有人说云南的古猿有原始茶饮,更是不负责任。在开始茶饮之前,有可能出现过将茶做药或者把茶叶入汤羹的做法,但是和真正的饮茶都相去甚远。

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西汉马王堆的挖掘中,发现的竹木简中都有茶的别名出现,《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荼陵”,现在叫茶陵,也表明了茶树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带种植了。不过汉代时四川还是茶的主产区,当时的饮用方式还不够清晰,应该是原始的煮汤饮用,也有加盐和姜同煮的,基本上还属于药用,茶在漫长岁月里,一直属于药食同源的产物。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群也扩大了,茶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茶饼,粗枝大叶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现在的古装影视剧里,尤其是以“三国”时代为背景的,特别喜欢加上饮茶的场面,当时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标准?之后的魏晋喝茶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按照茶书的记载,研究者们分析,很多人提及魏晋饮茶,是因为文人的诗赋中经常提到茶,但是当时饮茶的资料其实很少,我们只是知道,当时的茶不仅用来待客,还用来祭祀。北方游牧民族不喝茶,他们会觉得茶是南方人的饮料,《茶经》里面就记载了“茗为酪奴”的故事,北人对南人的饮用茶多加讽刺。他们占领了大部分地区后,南北交融,饮用习惯才慢慢传开。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饮用茶已经很普及了,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了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普遍化不说,还成为精致的饮品,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

确实很多人说唐是中国饮茶的分水岭,之前是草味羹饮时期,之后是精致时期,这个和唐是统一性国家有关系吗?还是令人好奇。

郑培凯的观点是,其实这个和历史积累有关系,也和当时的交通发展有关系。按照严耕望的研究,当时内陆交通已经可以把茶运输到塞外、到吐蕃,这些区域都养成了饮用茶的习惯。唐代政府开始建立茶政,也开始征收茶税,茶贸易成为唐时经济贸易的重要环节。

茶之流行,肯定不是单一原因,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资料里面有反映,北方泰山寺庙里的僧侣参禅“务于不寐”,可以喝茶。与此同时,陆羽提倡的茶道方式和创新的饮用规矩一时风行,他后来也成为茶神,人们买来巩县窑的小瓷像,往上面浇茶水,有点浴佛的意思。

也有学者据此说,中国人对陆羽丝毫不尊敬,举例也是将茶水往瓷像上浇灌,说等于惩罚,这种说法和“浴佛”说法一样,都缺乏详细的解释系统,因为需要更多的民间仪轨之类的资料来作为佐证。但毫无疑问,陆羽是茶领域的权威,当茶仪式化、尊贵化,他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当困难时代,大家讲究不了茶的复杂度,陆羽也随之消隐。

唐时的名茶有巴蜀的“蒙顶茶”,还有江南的“顾渚紫笋”,名称不少,但是很少有流传至今的,是不是工艺失传的缘故?现在这些地区还在产茶,但这些茶和唐代的茶应该关系不大。

研究者说,唐时的茶叶生产已经精益求精,有的地区强调精致,有的地区强调产量。比如我们知道的浮梁的茶叶,就是大宗贸易,主要靠产量取胜,每年茶税惊人;蒙顶、顾渚都是精品产区,蒙顶茶分若干种,石花、小方、散芽,是天下第一等,但是蜀道难,上贡不方便,所以江南的产区就也成为贡茶区域。除了蒙顶,湖州的顾渚紫笋、寿州的霍山黄芽、蕲州的团黄,都是名茶;《唐国史补》中还提到,当时的吐蕃也受中土影响,唐使节去了那里,赞普会拿各种名茶展示。这也可以为“茶道大行”的说法做一补充。

陆羽其人及其影响

陆羽生逢其时,冠在他名下的著作有几本,有的显然不真实,比如关于陆羽评水的著作,就应该是后人伪托。但是他的自述,关于他的弃婴的身世以及后来被庙里的僧侣收养的经历,包括他对易经、佛典和儒家典籍的熟悉,都应该是真实的。而且他和当时的名流如颜真卿、皎然等人互相唱和的诗歌也都有记录。

食养(《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当时科举制度初兴,一些身份低微的人有了晋升之道,士人的地位有所上升,陆羽结交的很多人属于这一系统,他自己也属于把民间文化融入上流社会的人物。陆羽的《茶经》并不仅是总结当时的喝茶方式,而是制定了一些新的他觉得重要的准则,提出了自己清晰的品饮之道,包括整个学科的科学体系也初步建立了。这个准则,事实上一直影响到后世,别看唐茶的喝法与现在差别很大,但国人饮茶的内在精神路径完全是他那时候就定下的。比如《茶经》里有茶器一卷,表面是列举烹茶器物,实际上是根据他自己的原则确立饮茶的规矩。他的茶道仪式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也非常流行,通过这种规矩的确立他构建了饮茶的氛围,提供了心灵超升的领域。可以说,后世所有的茶的规矩,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从他这里面来,他是这个学科的开创者。

所以,这个世纪回看《茶经》,会觉得特别有意思。他的规范很全面,其中个体的审美起了很大作用。比如说到碗,他喜欢越州青瓷,然后是鼎州、婺州、岳州等;他不赞成邢州和越州并列第一的观点,觉得越州瓷像玉、像冰,尤其是青瓷适合与茶合配,可以衬托茶的颜色。邢州白瓷将茶衬托得过于红,寿州黄瓷把茶衬托得过于紫,都不太适合茶。他是以自己对瓷色的观察和瓷碗质地的研究来决定的,让饮茶者体会到美感。这里面就开始建立了整体的心灵感受,有了茶道整体的艺术感标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那套茶具,说明了陆羽的规范影响深远,不仅于民间,宫室也遵守他定的规则,器具完备讲究,进而奢侈,也说明当时饮茶的礼仪极其重要,甚至有繁文缛节的倾向。

茶经里面还提到了择水的重要性、火候的重要性,包括俭素之美,尤其重要是表达出了“茶有真香”的观念,不赞成以往流行过的添加各种姜、盐、枣、橘皮、薄荷等物质,觉得那等于“沟渠弃水”。

郑培凯在编选历代茶书的过程中,发现“茶有真香”的准则制定基本也是从陆羽开始的,他喜欢“茶性俭”,这个影响特别大,之后历代茶事都奉行了这一原则,尤其是中国,如果是混合香料做成的茶,大家就会觉得劣质。陆羽的观念影响到了后世,包括蔡襄、宋徽宗等饮茶大家都提出茶有真香,不应该添加龙脑香等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还是有添加各种果实花朵的习惯,造成了加香系统的绵延不绝,北方的花茶事实上也算得上源远流长了。添加有添加的道理:北方的水土问题造成了北方普遍水质硬,掩盖茶的真香。外加古时候交通不便利,新鲜的茶运到北方可能已经没有了香味,所以靠别的香味提神。包括自唐以来,北方受游牧民族影响深,一直有往茶里加奶的习惯,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理由,也造成北地现在的民间百姓喜饮花茶的习惯。但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奉行茶有真香的道理,基本不添加任何物质。

陆羽对水的品鉴相对简单,但也是开创性的,提出了相应的标准:就是“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还对山水做了分析,要捡取“乳泉,石池漫流者上”,不要涌流的瀑布的水,也不要山谷里浸满不泻的水,江水则取离人远者,井水则是选择人们汲取多的,其实都强调的是“活水”概念。

传说陆羽撰有《水品》一书,但是我们翻检阅读发现已经散失了,现在翻刻的很多是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中记载陆羽的品题,不足为依据。关于他品尝水传说的神乎其技,比如一桶水能分别出来哪个是江中间打的,哪个是岸边打来的,这是违反物理常识的。后来这故事又附会到了苏东坡身上,其实这都是人们在想象空间里的创造,也说明国人在追求品茶艺术方面的追求。

宋人的茶世界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从蔡襄到宋徽宗,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细腻讲究也无可比拟。也许就因为此,走向了盛极而衰的道路,但是从这些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人创造了一个复杂瑰丽的茶世界。

宋代最著名的茶书,我们普遍知道的有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整个宫廷品茗已经成为风尚,这两本书记载非常清晰。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普遍,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在蔡襄的书籍里记载得很清楚,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表面的沫饽就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可以清楚地比较好坏。点茶法已经与唐大不相同,延续的是使用末茶,要使末茶产生大量的泡沫。这可能和道教的思想有关,认为这些沫是精华,也和唐代胡人喜欢喝奶的习惯有关。

茶味(《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因为有了新的名茶标准,为了达到茶汤的最佳表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劣,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有仪式才有审美,所以现在有人说日本茶道重仪式,中国不看重,并非如此简单。

瓷器发展也被茶所影响,早期使用的瓷器和宋末年推崇的瓷器完全不同,唐朝的秘色瓷,其实也是和茶色配合的,茶色丹,用秘色的碧来衬托。北宋时候,使用了大量的青白瓷,那时候还不像后来那么推崇建盏。

当时的击拂动作书籍中也有很多记载,那些动作以及使用的器物,现在的日本抹茶道中保留了部分,但是又不太一样。宋人早期的宫廷中使用的是黄金和白银制作的击拂工具,蔡襄称之为“茶匙”,他觉得金和银的最好,竹子的太轻,所以不好,因为需要有力量地击拂才能形成表面的沫饽,像乳花一样。比蔡襄早半个世纪的宋初的《荈茗录》里面写道,有的人运用茶盏能够做出各种图画,也包括“茶百戏”,可见这个茶匙运用的复杂程度。

茶筅是后来发明的,也就和现在日本存留的很像了,有点类似西洋打蛋器,但是细密,和现在日本的轻巧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当时是用竹根制作,器物重,器端有力,整体粗壮,因为这样才好掌握,操作起来也便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样才能出一碗美好的茶汤。宋徽宗写了很多不正确的击拂方法,然后写了详细的击拂法,如何才能击拂出“乳雾汹涌”的好茶,因为茶色贵白,建安的黑盏也就开始变得贵重起来,又厚又保温,保温是因为击拂时间需要很长。过去被视为上品的青白瓷在徽宗那里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茶的饮用方式还改变了瓷器的系统标准。比如宋流行的天目碗,到了明代就基本不见了,全部都出口日本了,因为我们的饮用规则改变了。

宋徽宗在茶学上有很多专业性的追求和结论,不过他这种走极端的品饮方式在当时并不普遍。当时他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为了生产出最好的团茶,有几万人上山采茶,穷奢极欲。但是了解这样的生活方式,重审当年中国人的审美需求,也是件美好的事情,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茶曾经痴迷到何种程度。

宋人写福建一带贡茶的书籍特别多,是因为上行下效。贡茶地点由江浙搬到了福建,这里成为新的最好的茶叶基地。因为天气变化,北宋期间的天气开始变寒冷,本来放在太湖地区的贡茶园不能在清明前广泛发芽,没有那么多贡品了,于是搬家到了福建建安,保证清明前有大量的贡茶,欧阳修等人都描绘过,当时有20多本书详细描绘福建贡茶园的情况,非常详尽。

上层社会的饮茶方式如此繁杂,但是很难影响到民间。宋徽宗的讲究基本已经无可比拟了,当时他的茶叶极品也不可能那么普及,包括他那套复杂的饮用体系也难以推广,所以民间很难达到宫廷的饮用方式,而是沿着自己的下里巴人的道路发展:一是在茶中加各种料,二是宋时候,散茶实际上已经开始饮用。虽然记录不多,但是各地草茶,就是散茶存在的证明。

加各种料的饮茶行为自古是习俗,陆羽很不喜欢,他觉得这就像是沟渠间的废水一样,蔡襄文章也提出,有人喜欢在团饼中添加龙脑香,夹杂珍果香草,都不对,但是当时民间还是添加着喝。梅尧臣批评北方人喝茶“只解白土和芝麻”,说明当时北方用白色土碗往里面添加芝麻;当时北方还有添加姜、盐、牛奶的,还是受到游牧民族的习惯影响。不过,这种习惯不局限于北方,南方也有很多加料茶。南宋临安的茶馆有多种花果茶,还有“七宝擂茶”,就是各种盐、花椒、酥油饼混合的茶汤,其实里面的茶只是有一点茶意而已,现在湖南等地区的擂茶习惯还顽固存留着,其实也是古风。北方喝茉莉花茶的风尚,其实也是渊源有自。其中比较脱俗的是莲花茶,就是在夜晚半绽放的莲花的花心放茶,然后扎紧花瓣,次晨取出茶叶,之后焙干使用,染上了花香也很清美。

宋到元的阶段,散茶的饮用渐渐推广,当时王祯的《农书》就说,南方已经普遍饮用散装芽茶,不一定碾成末再饮用。也是因为团茶的制作过于烦琐,南宋后的散茶就大规模出现了,晒青、炒青都有出现。所以,并不是像传统说法,到了明太祖时候突然废团改散,以江南为代表的民间早就饮用散茶了,并非突然性的改革。

明朝的茶道复兴

明代算是中国茶道复兴的时期。从茶书上看,整个明清茶书有上百种,占到茶书总量的72%,但是很多抄自唐宋,有些疏忽错漏,以往学者并不重视。但是,明清茶书有以往唐宋不具备的地方,关于茶树种植管理、茶叶制作技术、饮茶的文人趣味,有颇多新见。晚清茶书更是开近代科学茶学科的先河。

唐宋的繁杂到明清的简单,是一个越来越简单化、日常化的过程,复兴体现的方面也更不一样了。宋到元之后,蒸青炒青所制作的散茶已经逐步在民间流行,到了明初,明太祖废饼茶改散茶,一是觉得团饼奢侈浪费,二是因势利导。这时候,不仅是饮茶方式变革了,关键是茶叶的制作技术也变化了,这对于中国茶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炒青的制作和烘焙方面,制茶者开始依照茶叶的特征掌握炒青的火候,研制出了各种有特色的名茶。我们现在所喝的不少名茶都是明代出现的,比如龙井。

万历年间有罗廪所著的《茶解》,里面提到唐宋贡茶的制作方式奢侈,已经丧失了茶的本真,不如明代炒青制茶,可以保证茶叶的本来香味,书里还记载了详尽的采茶制茶法,现代通用的观念当时都已经出现了,比如不采雨胚,那样的茶不香;晴天的茶胚,必须当时采当时炒制,这样才可以保证色、香、味的系统平衡。茶叶制作环节的炒青工艺在书籍中描述得相当精准,还解释了茶炒熟后必须揉捻的原因,因为要让茶中的脂膏方便溶解,冲泡时就可以散发出来香气和内含物质。书里甚至对各种炒制工具都有规定,比如炒茶用的铁镗要用熟铁,不要用生铁。


岩茶闽,南平-武夷山-九龙窠的山场,岩茶生长在武夷山丹霞地貌的岩缝中,以岩骨花香的岩韵而著称(《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因为不同经济业态发展的缘故,新的名茶体系在经济发达的地区首先诞生了。唐宋时代奉行的是设监制作的贡茶体系,最优质的茶根本不会流入民间。但是明代中叶后,江南经济快速发展,使得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以及沿大运河一带都发展起来了,普通人的生活也讲究精致和享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追求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品茗就是其中一项。在他们推动下,新的名茶体系诞生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

先说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代有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不对茶器物有所追求。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当时有本相当重要的茶书——许次纾所著的《茶疏》,说到了茶具的陈设摆放以及品茗过程,考虑的不仅是仪式,而是味觉和嗅觉的综合享受,以及五官的舒适,对人格清高有所培养和提升,着眼于人间修养。他还罗列了许多适合喝茶的时间、场合、器物,充满了明代的文人意趣,比如夜深共语、鼓琴看书之时,茂林修竹、名泉怪石之地等等,还写了他认为不宜喝茶的场合:大雨雪、长宴大席、人事忙迫、观剧等等,包括不宜用的恶器、敝器、铜匙、铜铫、各种果实香药等。

当时有很多文人会详尽描写喝茶场合和禁忌,比如冯可宾的《岕茶笺》里也提到了宜茶场合,另外一些比较著名的文人书籍,如《遵生八笺》《陶庵梦忆》《长物志》中都有类似的描绘。明人追求茶饮的器物和环境,主要是要求有明朗的感觉,周围的环境以清静澄澈为主,但不是日本式的追求宗教的清寂。

为什么追求这种品饮情趣?是因为当时文人的口味也变化了,强调茶叶的真香,都是以轻扬芬芳空灵为主,不再像以往宋代福建的贡茶那样浓郁厚重。所以新的名茶体系也诞生了。比如《遵生八笺》里提到,苏州的虎丘茶和天池茶,都是不可多得的妙品,杭州的龙井超越了天池,因为炒法更精妙。从南京礼部尚书位置上退下来的冯梦祯对当时著名的天池、虎丘、龙井、罗岕茶也多有品评,结论是虎丘最好。不过有意思的是,因为贡茶体系已经与宋不一样了,茶叶精品并不一定送入皇宫,而是待价而沽,所以出现了真假难辨的情形,当时的龙井茶已经有大量假茶,就是茶叶名家也不一定能轻易区分。

袁宏道的评价和冯梦祯相似,他也觉得这几种茶很好,不过他觉得现在已经不在的罗岕茶为天下第一,有金石气,非龙井的草气、天池的豆气和虎丘的花香气可比。各种名茶的提出有个人口味的主观成分,不过文人欣赏趣味基本还是一致的。他们追求茶的芳香,但是也要求不能光有芳香,还需要深味,而且芳香也是清雅型,以兰花香为主。

崇尚清香的同时,混合茶不再那么流行,只是大众选择未必和文人们相同。明代的文人普遍反对在茶里添加果实花朵或者香草,追求茶的清饮,这也是陆羽追求的茶道“茶有真香”的体现。但是大众选择未必与名士相同。高阳描绘清代生活的小说里,名妓也拿各种花熏过的茶待客。尤其是江南以外的地区,承载了过去加料加果实的习惯,还有添加各种佐料的,所以各地都留存有加料茶的记载。包括很多强调茶有真香的茶书有时也妥协,比如明初朱权的《茶谱》,反对茶夹杂诸香,但与此同时也写了茶叶的熏香法,甚至可以用各种花香渗透其中,所谓“百花熏香”,也不反对加龙脑香。可能是朱权那时候饼茶的风气还在,对添加香料的习惯还比较接受。

不过,后期的部分文人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一习惯。就拿倪云林来说,他发明了“清泉白石茶”,往茶叶里面添加核桃松子肉,还为有高士不解他的茶而大发雷霆。民间的各种果子茶则更多,往里面添加各种吃食,这些行为都被罗廪《茶解》视为“茶厄”,也说明民间与雅士提倡的风尚还是有距离的。这时候,福建的贡茶开始走向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因为宋元的贡茶体系废除,福建的一些茶开始转型,本来是皇家包办,现在要考虑商品市场的销售,而且传统的福建茶偏浓厚、偏甘醇、偏浓郁,必须要发展出一条不同于江南轻灵的新道路,这也是后来发展出乌龙茶和红茶的历史背景。包括轻灵的白茶,都和江南的绿茶不尽相同。其实绿茶体系也是缤纷多彩的,如果任其发展,也会多样化。明末的士大夫普遍提到了罗岕茶为茶中精品,这也算是当时的流行口味,晚明的茶书中,关于此茶的论著就有好几本。比如熊名遇的《罗岕茶记》、周高起的《洞山岕茶系》、冒襄的《岕茶汇抄》。根据这些书籍,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茶属于蒸青,而明朝大量的茶都已经属于炒青了。这种茶叶大梗多,外形不好看,也有很多不熟悉它的人闹笑话,把别人送的精致的大叶茶当次品赏给下人喝了,因为当时芽茶的风尚已经很流行了,所以人们会觉得大叶茶粗。

人与茶(《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内页插图)

许次纾所著的《茶疏》写道,岕茶不能早采,基本要立夏后再采,否则会伤害到树本,韵味清远,滋味甘香,是仙品。根据这些描绘,我觉得岕茶可能和今天的太平猴魁有点相似,叶大,味道醇清俱备。但是明末的风尚并未流传到清,因为战乱,江南士大夫阶层的品鉴系统标准整体崩溃,所以这种茶没有流传下来,否则,说不定明朝的茶风还会变化,不再奉行单一推崇芽茶的系统也有可能。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再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清代所出现的新茶书,基本是关于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的,还有大量关于茶叶销售的地方志记载,不过朱、郑两位觉得那是茶叶经济史或者说农业史的范畴,所以在历代茶书汇编里没有多提及。清代最有价值的茶书肯定是关于科技的,比如《红茶制法说略》《印锡种茶制茶考察报告》《种茶良法》等,也有很多是关于紫砂的书籍问世了,比如《阳羡名陶录》《阳羡名陶录摘抄》《阳羡名陶续录》等。还有《龙井访茶记》,与今天的茶叶产地的情况对照观看,可以得到许多有趣新鲜的结论。

本文节选自《茶有真香:懂茶的开始》,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王恺

摘编/何也

来源:新京报,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茶百科】柑普茶的养生功效

三九寒天里,一杯热茶在手,冰冷的日子将会少了很多煎熬。这段时节,柑普是养生最佳拍档,甜润芳香,润肺理气,给身体予无形的保护。



 1 

柑普茶的由来


传说柑普茶是由“粤东四大家”之一罗天池始创的,道光廿七年,罗天池辞官回乡,带回许多普洱茶。回乡的当年秋天,罗天池不慎染上感冒,当时正在书房品茗。妻子忙用陈皮煮水给他服用,他误以为妻子煮水给他泡茶,于是把陈皮汤倒入壶中。


这才发现是镇咳、化痰的陈皮汤,心想倒掉可惜,就啜了一口,顿觉香味直透鼻孔,两颊生香。喝了几杯,便觉得咽喉舒畅,咳痰少了。于是陈皮普洱就诞生了。



 2 

柑普的两大种类


广东新会盛产柑果,皮肉兼用,药食同源,其柑皮是制作柑普茶的上等原料。当下流行的柑普茶,主要分为“小青柑”和“大红柑”,二者其实是同种柑的不同时期,虽然内含物质的种类都一样,果实从生到熟,经历着内含物质的比例有着变化。


左为小青柑,右为大红柑


小青柑本是一味良药。据古籍记载,青皮性微温,陈皮中的苦味源于挥发油中的柠苦素,化痰、润肺、理气的功效特别突出,柑皮内含物质中挥发性果油(柠檬烯)和果酸(柑橘酸)含量高,柑橘酸对皮肤有良好的滋养作用,而柠檬烯则具有良好的镇咳、祛痰的作用,还能促进消化液分泌和排除肠内积气。



大红柑内含物质中果香类芳香物质含量高,含海绵松丝也较多,且果糖含量高。海绵松丝是一种较好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肠胃蠕动助消化、对于调节膳食平衡有较大的助益,且富含多种维生素。大红柑成熟度高,果香类芳香物质含量高,对于控制中度、轻度高血压患者血压,具有实际效果。



 3 

普洱熟茶


普洱熟茶同样是一种有益身体的保健饮品。其茶性温和、口感顺滑,有暖胃健脾、降糖降脂等多重之保健功效。


熟茶经过渥堆发酵后,茶多酚、茶碱类物质减少,粘性、温热物质增加,对胃有良好保护作用,发酵后,茶叶所含的维生素C也成倍增加,对提高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降脂,降压,防治动脉硬化,预防便秘,利尿,养胃,养颜……甚至减肥的效果也要略强于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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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普结合,调饮健康


综上所述,小青柑化痰、润肺、理气的功效特别突出,大红柑则呈现的是较为正统、经典的柑普茶滋味,用途较广,有润肺健脾功效。二者与熟茶结合,产生1+1>2的养生效果:



1、理气降逆:调理脾胃、降燥化湿,对调节膳食平衡有较大的助益。


2、止咳化痰,润肺生津:柑普茶茶性温和,适合全家饮用。中年人胃部不适,或者醉酒也可以饮用柑普茶缓解。长期饮用柑普茶会使得胃部问题得到缓解,降脂减压。


3、降脂减功效:洱茶经发酵后生成新的脂肪分解酶,而陈皮所含物质能够润滑肠道,二者结合能够起到降脂减肥的效果,是众多肥胖者的福音。


4、养胃、护胃用经过时间陈化后的普洱茶和陈皮做成的柑普茶,茶性温和,且茶中所富含的物质能够对胃进行养护。


5、美容、养颜、抗衰老:柑普茶富含维生素C、维生素E、茶多酚、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等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元素,同时调节身体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衰老加速。



一款好茶的珍贵,在于原材的顺时而生。果实随季节生长,人们看季节变化而饮茶,而无论春夏秋冬,柑普茶都与您身心相随,不止带来口感的愉悦,更是一份健康的保护,还有什么会比这更时尚的呢?



图文|津乔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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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数中国近代知名茶商(上)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世界首富伍秉鉴,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这六个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


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


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


唐廷枢


唐廷枢(1832年5月19日-1892年10月7日),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


清末洋行买办、洋务企业活动家。字景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851年起,先后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译员10年。1863年进入上海怡和洋行充当买办,经理库款,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开展航运,扩大洋行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的势力。同时,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大量附股洋行经营的保险、航运企业,并为洋行企业吸引大量的华商资本。


1873年任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任职期间,招商局的营业状况颇有起色。1876年受李鸿章委托筹办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开平煤矿的组成或附属部分,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1892年10月7日卒于天津。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唐廷枢开始参加外国在华企业的附股活动。他在进入怡和以后的第五年,就附股于洋行经营的谏当保险行(Canton I nsurance Offi ce)。在华海轮船公司中,他是最大的股东之一。这个公司的第期股本1650股中,他一人购买400股,占公司股本的近1/4。他不但进入了该公司的董事部,而且担任了公司的襄理。他的附股活动,并不限于怡和洋行的企业,也附股于1867年成立的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和1868年成立的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Co.)、美国琼记洋行(Augusti ne Heard andCo.)的苏晏拿打号(Suwonada)轮船和两家小洋行——马立司洋行(Morris Lewi sand Co.)和美记洋行(Muller H.and Co)的船队。


唐廷枢不但自己附股於外国企业,而且还为外国洋行吸收了许多买办和商人的资本,尽他最大的努力拉拢外国洋行在中国的生意。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他的额外收入,而且使他能对其所代表的中国股东,施加他的老板所希望发生的影响。对英商怡和洋行来说,“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美国旗昌洋行的老板说,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


徐润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县北岭村(今珠海市北岭乡)人。父亲徐宝亭曾任清朝官吏,叔伯皆为洋行买办。清咸丰二年(1852),14岁时随叔父徐荣村经澳门抵达上海,在英商开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起直至工作16年。勤奋刻苦,悟性颇高,得洋行主管器重,成为领管各分行的总买办。其预见到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购置江轮、船坞,将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作为洋行的主要业务,并将出口贸易拓展到日本,使洋行的进出口总值每年达数千万两白银,很快成为巨富。1863年,大量投资房地产业,在上海购地3000余亩,其中建楼宇占220多亩,年收租金12万余两,成为上海滩华商中有名的“地产大王”。今上海愚园路就是由其居住的“愚园”而得名。同时,其在广东旅沪商人组织的广肇公所中掌握财务权达20年,成为旅沪粤商的代表性人物。1866年李鸿章调兵镇压太平军余部时,其用自己运输茶叶的船只帮助李鸿章转运粮饷和军械,受到李鸿章赏识,后更捐资得授道员衔。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结束买办生涯,在上海开设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等产茶区开设多家茶栈,向多个国家提供出口货源,并随时根据行情调整茶价以取得最高利润,成为“近代中国茶王”。1871年,受曾国藩委托,参与办理挑选幼童赴美国留学事务。


乔致庸


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号晓池,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父亲是乔全美,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一生娶有6妻,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6妻留下6子11孙。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孟洛川


孟洛川(1851—1939.9.7) ,名继笙,字雒川,亚圣第六十九代孙,山东省章丘市刁镇旧军人,著名商人,祖辈为地主兼商人。1869年18岁开始经商时,即到北京负责庆祥、瑞生祥等企业的经营,从此一生掌管孟家企业。孟洛川一生多次举办慈善和公益事业,诸如设立社仓,积谷备荒;修文庙,建尊经阁;设义学,经理书院;捐衣施粥及捐资协修《山东通志》等。因此博得慈善家的称号,被誉为“一孟皆善”。有相关电视剧《一代大商孟洛川》。


他在涉足企业的最初20余年间,生意有较大发展。1893年(光绪十九年)和1896年,先后在北京大栅栏和烟台开设“瑞蚨祥”,经营绸缎、洋货、皮货、百货。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前门一带被焚,瑞蚨祥成为一片瓦砾,不得不迁至北京天桥设摊营业。1903年,北京瑞蚨祥新营业楼落成。后又在北京增设瑞蚨祥鸿记绸缎店、西鸿记茶店、东鸿记茶店、鸿记新衣庄。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青岛设立瑞蚨祥缎店。次年,在天津增设瑞蚨祥鸿记缎店。1924年,济南瑞蚨祥增设鸿记分店。所经营的瑞蚨祥、泉祥等“祥”字号商号,遍布京、沪、津、济、青、烟等大中城市。至1934年,已分别在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烟台、上海等地设立商号达24处,有员工1000余人,房产3000余间。1900年资本总额约40万两银子,到1927年时,年利润即达300万两白银。 他除投资于企业外,还广臵田宅。在章丘有田产2300余亩,另在山东沾化、利津、泰安、莱芜臵有庄田。章丘之住宅为六进院落,前厅后楼、左右厢房共近100间。为当时中国知名的民族商业资本家,京津及济南等城市报纸皆以“金融巨头”称之。


在他的每次捐赈之后,清地方大吏必为其奏请封赏。1891年(光绪十七年)—1894年,福润任山东巡抚期间,为他奏准江苏即用候补道之职;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山东受灾,巡抚毓贤委孟洛川为平粜局总办,孟洛川与其兄孟继箴认赈巨款,毓贤为其奏准知府补用道二品顶戴;1905年参与组建济南商务总会。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 山东劝业道成立后,被任为济南商务总会协理;1906年—1909年端方任两江总督期间,为其奏准头品顶戴;朝廷还诰封其为奉直大夫、诰授为光禄大夫。孟洛川善于结交权贵,其中最著名者为袁世凯。袁父死后,他作“三多九如”贡席,亲往路祭; 袁母出殡,他担任治丧总管。袁世凯于1914年7月18日任命孟洛川为参政院参政。晚年孟洛川无力驾驭诸代理人,各店号走向萧条。1939年9月7日病逝于天津。


唐翘卿

唐翘卿(1841—1925),族名高亮,字国泰。唐家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少时到上海一茶庄当学徒。经十余年辛勤工作,由学徒、跑街升至坐茶庄,因常到各省产茶区洽谈茶务,使他不仅熟悉茶叶商务,并精通制茶工艺。清同治六年(1867),唐翘卿在九江自设“谦顺安”茶栈,接着,在汉口与上海设立分号。  


翌年,上海茶业公司成立时,他与唐廷枢,徐润均为该行董事。除茶业外,唐翘卿还投资于仁济和保险公司,池州煤矿及上海地产业与香港金融业。唐翘卿十分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他是上海广肇公所(广东商民在上海设立的同乡会馆)的创办人和会董;参与唐廷枢、徐润等建立仁济医院、普育善堂、辅元堂等慈善机构;资助上海格致书院及英华书馆。在家乡,创办翘卿家塾,发展教育;创议并集资购买“都益号”小火轮,航行于香港、唐家与上栅间,改善交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商为垄断国际茶叶市场,将其控制的南亚“西冷红茶”倾销中国,企图扼杀中国传统的制茶工业。民国8年(1919),由唐翘卿出面,将分散经营的茶栈合并,成立了规模宏大的“华茶有限公司”,由其子唐季珊出任总经理。华茶公司向国外引进新式制茶机器,改进包装与焙制方法,积极培育推广良种,增加新的规格与茶叶品种,中国的制茶业不仅在国内击退英商的进攻,并远销海外,几乎垄断美洲市场。民国14年(1925),唐翘卿病逝于上海。


吴荣寿


吴荣寿(1873—1934),字永柏,号俊德。近现代著名茶商,著名徽商。又名俊德,字永柏。安徽歙县岔口乡人。吴荣寿童年时代随同父亲来到屯溪,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1901年父亲病故后,他大胆拓展业务,在屯溪阳湖开办吴怡和茶号,专门制作外销高档茶。数年后,又创立吴怡春、吴永源、华胜等茶号,进一步扩大外销精品茶的产量,每年制销高档屯绿数千担,最多年份高达2万担,占屯绿外销半数以上,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吴荣寿决心对茶业经营进行革新,企望创出新品名牌茶叶,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贡"等茶,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叶价格狂跌,加上朱富润火烧屯溪商业街,几度大损失使吴怡和等茶号一蹶不振。


王相卿



王相卿,民族工商业家、山西著名商人、清朝晋商旅蒙商号“大盛魁”的创始人。“大盛魁”商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跨国贸易商号,崛起于清代的内蒙古草原,绵延近三百年,几乎与清朝的历史同步。其鼎盛之时,拥有包括汉、蒙、回、满各民族员工近万人,国内外分号82家,骆驼2万多峰,资产超过白银1亿两,经商足迹遍及全国各省及俄罗斯和中亚诸国。在本土商业史上,一直流传着“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之说。


大盛魁商号,被誉为“草原第一商号”,这个由汉人在草原上建立起的巨大事业,堪称是蒙汉乃至中俄贸易的一座里程碑,也为民族交流、融合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大盛魁的创办人并不是什么富户大商,而是三个小贩。原来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


大盛魁总号设于归化城,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为中心,活动于外蒙古和内蒙古西部地区。它拥有清廷所发的“龙票”,以放“印票”账为主要业务,经营日用百货、牲畜、皮毛、药材。


到嘉庆初年,大盛魁已发展成为称雄于塞外蒙古市场的垄断性大商号。同治到光绪初年为其极盛时期,已积累了两千万两的巨额资本,每年贸易金额达九百至一千万两银子。大盛魁做出如此令人瞩目的业绩,靠的主要是它独具一格的经营模式。


何一凤


何一凤(1887—1971),字晓楼。其父何为儒,字国候,乳名二狗,所以人称二狗财主。何为儒先经商,后在河南任七品县令。生有七子二女。何一凤是长子,故人称“大少”。他从小私塾读书,耳濡目染,受儒学思想影响较深。

永聚祥茶庄茶叶罐


清祁县晋商名门何家十三世鼎盛时期资本家、何家老字号永聚祥茶庄的创始人,也是集祥云集烟店、晋昌源铁铺、天禄园饭馆、复清当当铺、义生店油坊、聚珍店转运站等七大商号的总主管人。永聚祥茶庄开设于清道光年间,地址设在祁县城内东大街路北,由何一凤斥资4.5万两白银独资经营,在汉口、天津、西安、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都设有分号,是个规模巨大的茶叶产运销一体化的商业集团。茶庄十分注重质量,讲究信誉,其还在祁县城内专设门市部,批零销售。何一凤开辟的万里茶路将富庶的江南与广袤的漠北乃至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促进了南北民族大融合,推动了中外贸易的交流。


渠映潢


渠映潢(1758—1832),字天池,渠同海第三子。

渠家大院


渠映潢长大后,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于乾隆、嘉庆年间增设“长顺川”、“长源川”两大茶庄,从事国际茶叶贸易。从湖南、湖北采办茶叶,运往张家口、杀虎口,再转运至蒙古、俄罗斯等地。道光、咸丰年间,其子渠长发、渠长瀛又增开贩盐业务。传至其孙渠源潮、渠源浈时,渠家共开有五家票号(百川通、三晋源、存义公、汇源涌、长盛川),四家茶庄(长顺川、长源川、长盛川、诚记茶号),三家匹头、绸缎、夏布庄(长裕川、晋裕诚、集庆和),一家药店(永春园),一家古籍字画、文具店(书业诚),一家点心食品店(是盛楼)。渠氏商业达到鼎盛。据清人徐珂《清稗类钞》估计,渠家资产在三四百万两白银。

渠家发家后,历经数代,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大兴土木,营造宅院,人称“渠半城”。


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当时,居于东北的女真族建立后金,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物资丰富的张家口吸引着蒙古和俄国商人,他们千方百计打入张家口贸易市场,而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山西商人也想方设法与蒙古、俄国商人通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张家口的山西茶商与蒙俄商人打开了贸易通道。为了扩大中俄贸易交流,康熙五十八年 (1719年),俄国彼得大帝命使臣叶马罗到中国商讨扩大通商办法。雍正五年(1727年),俄国沙皇加德麟遣使来中国,要求通商。清政府于同年八月与俄国商定了通商措施。中国派蒙古王郡策凌、内务大臣四格待郎与俄国使臣图理琛在恰克图 (中俄边界)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双方规定“恰克图为两国通商之地”。此后,这里变成了中俄两国商品交易市场。恰克图市场分为中俄两国两个贸易圈,俄国市场称恰克图,中国市场称买卖城。据后来一位清朝官员王先谦在一份奏疏中说:“从前,张家口有西帮(指山西商人)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  


当时,在张家口经商的山西商人主要以经营茶叶为主。清乾隆末年,在张家口大境门外对俄国茶叶贸易商号有50余家。山西介休县张原村人茶商范永斗开设“大川玉”茶店,在福建购有茶山5000亩,茶场7座,成为晋商之首。茶商将茶叶由福建走水路运到汉口,加工后装车转运到张家口。张家口“大川玉”茶店有600余人细加工茶叶然后包装,用牛车、骆驼运到蒙古库伦和俄国恰克图贸易市场。据《山西外贸志》上说,从同治八年(1869年),山西商人向恰克图运送茶叶颇多,是年《汉口关册》中记载:“山西商人,由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估计有功夫茶48000箱,还有红绿茶计98500筐,即62760担。”两项合计约11万担。到同治十年(1871年),山西商人的输出能力已达202184担。  


当时,山西人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商号有四大茶庄: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这“两大”“两长”是山西祁县人的商号,所以称“祁县帮”。尤其是“大玉川”是清廷御贴备案的商家,持有“双龙红贴”,这红贴就是通行蒙古草地的通行证。俄蒙商人看到红贴后,就放心大胆地同他们进行贸易,“空口无凭,红贴为证。”当年清政府还赐给“大玉川”一块双龙石碑,上刻着这家茶庄在旅蒙、旅俄中的贸易活动,赞扬了山西商人们的功绩。大川玉茶店掌柜是介休县人范永斗后裔,清政府为了表彰范氏的经商活动,曾赐黄马褂、御食和牌匾等物。


资料整理:福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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