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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圆昌易武正山难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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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开一片易武茶

  有最多号级茶的产地

  北京,在2016年的一场拍卖会上,蓝标宋聘号普洱茶一筒7饼共2287克,红标宋聘号普洱圆茶1饼净重306克,在多轮疯抢中分别以成交价880万人民币、260万人民币被藏家收入囊中!这将普洱茶的魅力再次推向新高。

  易武,作为清朝贡茶和号级茶产地,从来也不乏人追捧!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并收藏普洱茶,关于“拼配”和“纯料”的争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热度!

  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回顾号级茶产生的特定时空:

  清末民初,由于国家积贫积弱,边疆危机四伏,西双版纳地处西南边地一隅,不仅环境“蛮荒”还加上瘴疠横行,交通状况更是苦不堪言!不少茶庄大量破产,产量急降至10000担左右,在这种艰难状况下,仍有少量茶号维持生产,正是这些茶号最后的坚持,无意中造就了当今受人瞩目的“号级茶”!

  号级茶产生的年代,那些运送货物的“茶马古道”、“官马大道”,于道路本身而言却是鸟道羊肠,崎岖难行,这并不亚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更别提入深山老林采茶的路,如果能勉强称作“路”的话!茶庄收购茶菁,都要仰赖人力:即要人力采收、又要人力背运,往往5-10km的采茶道路,来回程就需时一整天!必须从四面八方凑够足够量的茶菁后,才能紧压成形出售。

  这关于茶菁的采办,有号级茶庄自身的声明(内票)为证:

  1、福圆昌号内票:

  “本号易武大街开张福元昌记,专办普洱正山,地道细嫩尖芽,加工督造,历年已久,远近驰名,诚恐假冒,故特加此内票以杜蒙混。主人余福生”。

  “普洱正山”:非特指“易武正山”;

  “细嫩尖芽”:原料较为高级,非粗枝老叶;

  “督造”:非亲力亲为,而是按规定工艺采买他人毛料!

  2、同兴号内票:

  云南普洱茶产于普洱府属之七山,日易武、日倚邦、日漫乃、日蛮松、曰攸罗、日漫腊、日漫洒,此七山惟易武所产者为最佳,其味天然清香,无需人工熏造,其性温和,不寒不热,又能消食解暑,于滋养卫生大有裨益,历来进贡之茶均易武产者也。又茶分粗细两种,粗茶即老茶也,细茶即嫩尖也。自曾祖住易武百有余年,拣采春季发生之嫩尖茶,新春正印,细白尖,并未掺杂别山所产。近有采买坝区所产之一种坝茶伪造冒充易武山茶者甚多。特列刷圆形白牌印分别真伪,勿使鱼目混珠,得购此者见可以辨,仕商赐顾请认明本号招牌,庶不致误。云南易武同兴号主人向质卿谨识。

  “易武正山”:虽指明“易武正山”,但仔细琢磨,易武正山辖现在的七村八寨,放在今天茶友追求“极致”来说,最多只能算“易武系拼配茶”!

  3、双狮同庆号内票:

  “启者,本号向在云南易武茶山选办普洱正山细嫩馨香茶叶加重萌芽精工督造发往香港销售,中外驰名……”

  同理,选办的是“普洱正山”而非单指易武正山。

  再次回归热闹的易武

  提起普洱茶,易武总是绕不开的关键!这个地处国家边境的小镇随着爱茶人在90年代末的踏足再次被关注、那些被战事,封闭落后所尘封了几代的制茶技艺也被重拾!

  突然间,成百数千的人涌入易武茶山探寻究竟,随之而来的,连麻黑、落水洞、高山寨等这些易武正山的传统产区都不再能满足好茶人的热情求知欲望,很多细分小茶区被单独罗列出来谈论:薄荷塘、刮风寨茶王茶、茶坪、铜箐河、冷水河、白花箐等!

  人人津津乐道这些不同风味背后的原因: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群山起伏、沟壑纵横、河道迂回曲折带来的复杂地理环境,土壤含石砾多所带来的透气性与所富含的微量元素,不同山寨、产区的朝向、日照时间、海拨等……这造就了各个茶区不同的风味:

  落水洞:香扬但涩味重;

  麻黑:鲜爽味浓,但余味有些短促;

  刮风寨:入口即引爆味蕾,余味悠长令人难忘;

  铜箐河:水粗味重,但独特的香气的它的一技之长;

  弯弓:香扬水细,特别是中段逐渐发力,令人沉醉;

  薄荷塘:是目前易武最著名的产区,甜美细腻、精致生动,不用等待陈年,现喝就已使人陶醉!

  易武,如同回到当年清朝普洱茶贸易鼎盛时期,外地茶商涌入为当地制茶带来先进的理念和技艺,本地茶农也为这突如其来的致富产业所感染,虽拙朴但也小心翼翼的珍惜着袓上的福荫。

  制茶人、茶农、茶友;拼配、纯料,或者极致产区,有心人如数百年前云南石屏人在清朝创造了普洱盛世一般,用心以沉、用心以诚,和当地的茶农融为一体,仔细探研掌握易武每个茶区特点,讲究每个制茶环节,以严谨和恰当的方式,将一款茶最好的天赋完美呈现。

福元昌茶厂十周年专题 :茶人传(一)

普洱茶,被誉为“可以喝的古董”,那些历经百年断代,在时光洗礼后依然熠熠生辉的号级茶,率先点亮了普洱茶的复兴之光。在易武,在倚邦,那些曾经被世人遗忘的老茶庄、老茶号,正在一个个被当代茶人拭去历史的尘埃,让他们重现光芒。而如何在新时代里研习传统工艺,恪守品质,传承经典老味道,成为老字号传承人肩负的使命。

2019年,香港仕宏春季拍卖会,一筒七饼1920年的普洱老茶最终以2632万港币落锤成交。单片376万港币的成交价再次刷新纪录,成为史上最贵茶王。缔造该价值记录的,正是百年老字号福元昌紫票普洱茶饼。

  

清光绪元年,崔氏在古六大茶山的行政中心倚邦大街创立“元昌号”,由此开启了一段普洱茶的经典史话。民国年间,茶人余福生接手元昌号,将茶号设在易武大街,并更名为“福元昌”。因其勤奋诚信、选料考究、茶品优良,赢得极高的声誉,福元昌老茶庄,荣列当年四大名茶庄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包括福元昌在内的号级老茶庄几经辗转,在公私合营后划归国有,福元昌品牌从此断代。

直到多年以后,一位青年在机缘巧合之下,再次重启了福元昌号老茶庄被尘封的往事,他从福元昌后人余氏家族手中接过了品牌传承的责任与使命,重振普洱茶老字号的风采。这位青年便是福元昌老茶庄品牌传承人邹东春。

初识普洱,缘起易武

邹东春的父母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从湖南一路向西奔赴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从此扎根于此。出生于1975年的邹东春是地地道道的“农场二代”。生于此,长于斯,他对西双版纳的山山水水有着深厚的感情,冥冥之中似乎已经注定了他与这片山水,这山上的茶树有着难舍之缘。

1997年,邹东春从云南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农业银行勐海县分行,在金融业刚刚开启数字化改造的时代,211大学计算机专业的背景,让邹东春深受器重,工作两年便调任州农行。尽管如此,相比起在职场中的觥筹交错,邹东春似乎更喜欢亲近自然,更向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这时期,随着普洱茶市场的逐步复兴,景洪街头开始出现了一家家茶店,于是他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泡在茶店里与朋友喝茶聊天。西双版纳虽然是普洱茶的核心原产地,但是在90年代末,一度以外销为主的普洱茶,还没有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时候,景洪人的饮茶记忆,大多还是来自大渡岗的绿茶:“岗绿”,普洱茶虽然也开始内销,但是在茶店的数量并不多。

虽然邹东春对茶叶的兴趣见长,但是那个年代关于普洱茶的信息是匮乏的,相关书籍少之又少,他只能借助网络,在当时流行的论坛比如三醉斋等BBS上与网友、茶友们交流学习普洱茶。某天,他顺手拿起了茶店中一本厚厚的书,书名便是《普洱茶》,作者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邓时海老师,虽然是台湾的繁体字版,但他很快便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比如作者提出的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理论,比如书中大量关于号级茶、印级茶图文并茂的介绍,都是他前所未知的。他如获至宝,那些有关普洱茶老字号的动人史话仿佛穿越百年,直接来到面前,而且全部都指向一个地方:易武。

易武!易武!邹东春的脑海里反复闪烁着这个地名,这个是个对版纳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熟悉是因为它就是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的一个乡镇,陌生是因为那里靠近边境,路途遥远,即使在版纳生活了20多年,邹东春也从未踏足这片古老的土地,他努力搜寻着有关易武的各种信息:易武在历史上是贡茶之乡,是茶马古道之源,更是古六大茶山的政治文化中心,古六大茶山的普洱茶,曾归于易武,再从这里走向四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对于易武的向往终于在2003年的春天实现。他约上了一个茶友,借了一辆微型车,照着地图指引的方向,驱车奔赴易武。这趟寻茶之旅比他想象的艰辛得多,因为当时通往易武的乡道被开采铁矿的大货车碾压得坑坑洼洼,10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路颠簸了五六个小时才到,到了易武整个人都要散架了。

初至易武,邹东春觉得这里与西双版纳其他的乡镇别无二致,与想象中老茶庄林立的茶乡古镇相去甚远,直到当地人指引他们走到易武老街,看到关帝庙的残垣断壁,看到那被磨得光溜的青石板路,看到一个个古老甚至已经成为危房的老宅子。在易武老街,仿佛一瞬间时光穿越到了百年前,他才确信,这里,就是《普洱茶》书中反复提及的“易武”。而在“时光隧道”中,“福元昌号”的老宅在他面前清晰可见,只是那时他还不知道,多年之后,往后余生,他的生命将与这三个字牢牢绑定——福元昌。

(易武老街福元昌老茶庄原址)

邹东春这次易武之行的初衷,就是买一些正宗的易武普洱茶,虽然当时易武大街上已经有了几家茶叶店,但是品尝之后都觉得不甚满意。当地人介绍他去老乡长张毅家找,面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张毅乡长也非常热情,知无不言,不仅向他讲述了许多关于普洱茶的知识,更是介绍了易武茶的独特风味和品质优势,邹东春静静聆听,不时颔首认同。离开易武时,他各处买了一些茶,虽满载而归,但所带去的购茶现金近万元,一半都没有用完,一方面是对普洱茶还没有全面的认知,不想胡乱下手,另一方面是那时易武的茶叶还非常的便宜,才二三十元一公斤。

此后,邹东春对普洱茶的热爱愈加浓烈,一有空就泡在当时景洪城区为数不多的几家茶店里试各种普洱茶,反复品鉴、对比,去发现和感受普洱茶苦涩之后那些沁人心脾的愉悦感。另外,他有着在茶叶原产地的天然便利性,可以开着车直接跑到茶山,走进茶园,亲身感受茶树的生长脉动与自然气息,即使上山之路艰辛无比,但是每次看到那些深山密林里粗壮遒劲的古茶树,数百年静谧生长,与自然万物共生,没有任何工业污染的侵扰。茶叶的内质丰厚而协调,咀嚼一片鲜叶,是满口的回甘生津,鲜爽无比。这些原生态的古茶树充满着自然的灵性,即使是这个粗犷的理工男,也一次次被它们触动柔软的内心。他特别喜欢一个人在古茶园里穿行的感觉,仿佛世界都安静了下来,恍惚间有种遁世的逍遥感。

邹东春觉得自己整个生命都被茶叶深深牵引着了,他再也无法忍受朝九晚五的刻板工作,和被办公室“圈禁”的身体。亲眼所见所知所感告诉他,我们西双版纳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古茶树资源,茶叶又是有利于全人类健康的自然饮品,普洱茶的文化价值、健康价值、品饮价值、生态价值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他坚信普洱茶未来可期。自己有这么好的地缘优势,为何不听从心灵的呼唤呢?

从南糯山出发,让梦想照进现实

2003年,邹东春与爱人聂素娥以茶结缘、相知相恋,他的普洱茶事业道路上,从此多了一位携手同行的挚爱伴侣;2005年,他们的女儿出生,如同其他父亲埋下的女儿红酒坛,邹东春寻来品质上乘的南糯山古树茶,压制了888片纪念茶饼。通过这次制作女儿出生纪念饼的过程,怀揣着初为人父的紧张与兴奋,邹东春也是第一次将之前收获的制茶知识放到实践中认真检视了一番。

2005年下半年,邹东春与广东朋友合作,在南糯山创办了第一家茶厂。选择南糯山主要是因为相对便利的交通,位于214国道两侧的南糯山,刚好在景洪和勐海的中间。更重要的是,南糯山古茶树资源丰富,山上的哈尼族人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了上千年,至今,南糯山寨子的龙巴门下仍立着原始生殖崇拜的图腾,那是山民们对生命的敬畏。在少数民族朴素的信仰中,万物皆有灵,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每片茶园都有一个最大的茶树被奉为“茶王”,庇佑着这片茶园和寨子里的村民。当那棵屹立在半坡老寨超过800年的茶王树,第一次在邹东春眼前赫然而立的时候,他再次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性灵的召唤。

那些年,邹东春一有空就直奔茶山,他觉得自己像一只放飞山林的鸟儿,享受着自由的空气和和茶山的一切美好,他把自己融进泥土里,深耕茶山,从南糯山开始,他深入走访茶山上的村村寨寨,对比每个寨子茶叶的细微差异,包括茶地归属哪家他都门清,那时邹东春几乎与茶农们打成一片,白天一起采茶炒茶,晚上一起纵酒放歌。南糯山的茶农至今都还记得当年那个随时抱着一个沉睡的孩子在山上收茶的老板。是的,让他深爱的孩子尽可能多的亲近自然,是他对茶山最真挚的热爱与传递。

(南糯山半坡老寨旧照)

除了南糯山,邹东春的足迹几乎遍布西双版纳的古茶山,沿着澜沧江,从江内的古六大茶山,到江外的新六大茶山。每到一个山头,邹东春都会独自在茶园树林中漫步,踩踏在松软或厚实的土壤之上,呼吸古茶树枝叶间的润泽气息。以此建立起对不同茶山的风土地貌、生态环境的真切认知,他以理工男的思维去研究每片茶园的树种、坡向、光照、海拔、气候、土壤……他还会走进当地茶农家中,一边品饮好茶,一边畅叙制茶的工艺细节,以真心换真情的同时,也精准捕捉到各山头的茶叶风味和最适合的制作手法。他相信好的原料必须有好的工艺才能成就好的普洱茶产品。所以,从采摘、杀青,到揉捻、晾晒,每个制茶环节,邹东春都曾亲身参与,深入研习,他明白,只有亲手采摘过鲜叶,以指尖感知过锅中叶片的温度,用掌心的力量揉捻过茶条,在毫厘之间的差异中真正理解普洱茶的精髓,成为一位正念笃行的茶人。

(老班章村旧照)

有个“大奔换茶地”的故事,至今还是南糯山中的一段趣谈。因为无力支付茶厂的原料货款,邹东春的一个客户用一辆奔驰S320抵款,可是邹东春已有代步车,他刚好看上一片茶地,便找到茶地的主人,也是他熟悉的茶农,提出用奔驰车换茶地。茶农二话不说立即欣然应允,因为那时候茶叶并不没有现在这么值钱,茶农的生活还很贫困,别说汽车了,家里有辆摩托车都很了不起了。突然有人送上一辆大奔,对于这家茶农来说,不啻于天上掉馅饼,他们家成了南糯山上第一家开上大奔的人家,被称为“南糯第一奔”,那威风劲甭提了。小伙子更是因为有了这辆“大奔”在茶山迅速的物色到一个媳妇,顺利成家,成为整个南糯山饭后闲余的热门话题。

(贺开曼弄老寨旧照)

可惜兴奋劲一过,双方都发现这个交换对彼此都成了美丽的负担,全进口奔驰车要加油、要保养维修,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那时的茶农来说还是难以支撑的,经常是几个兄弟轮流开过后,没有油了谁也不愿意去加油,就弃置路边不管了。而邹东春拿到茶地以后,发现管理茶园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每年都要除草、修枝、养护、采摘,耗费人力无数。但是,有了自己的茶园,便可以更进一步去研究茶树生长与原料品质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体验对于正在潜心研究制茶的邹东春来说,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为他日后研究版纳各个山头的风味奠定了基础。

从2005年到2010年这5年间,虽然茶厂开起来了,但是邹东春一直是兼职状态,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参与生产和经营。2008年因为合伙人的经营不善,邹东春把全部股份收回来,于是茶厂很多具体事务都落在了他身上,因为分身乏术,最终他决定辞职,放弃所有人眼中的“金饭碗”,把自己全身心地沉浸在普洱茶的世界中。但是,那段时间普洱茶还未完全走出2007年市场崩盘的低迷期,加之茶厂主要以毛料供应为主,没有过硬的品牌产品,经营一直不太景气。2009年,恰好有广东老板想收购茶厂,邹东春便忍痛把南糯山的茶厂全盘出售。

重启普洱梦,传承福元昌老字号

过尽千帆,不改初心。经过了1年多时间的休整,邹东春依然割舍不下心中对普洱茶的挚爱,反复思量之后,他决定从零开始,再建茶厂,重启他的普洱茶事业。这次,他将梦想的策源地转移到了勐海县。勐海曾经是云南现代茶业的发祥地,抗战爆发后,茶路中断,易武茶事逐渐衰败,1939年,法国留学归来的范和钧奉中茶公司之命到西双版纳创立佛海茶厂(今勐海茶厂),开启云茶的实业救国之路,从此普洱茶的加工、交易中心也逐渐从古六大茶山转至勐海。

2012年,邹东春在勐海八公里的工业园区里所在村曼短建起了“勐海县福元昌茶厂”。选择以“福元昌”命名,最初是因为在邓时海的书中见到关于福元昌号级茶的介绍:“福元昌圆茶那种磅礴雄厚的气势,十足代表了普洱茶的雄壮男性美,是现今普洱茶行列中的‘普洱茶王’!”这段话曾让邹东春心潮澎湃,渴望能够一品福元昌号级茶的真味。而当茶厂真正完成工商注册,“福元昌”正式复号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肩上沉甸甸的。“福元昌”是一个拥有上百年历史的普洱茶品牌,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久弥香的百年号级茶,更是将源自古六山的传统制茶技艺和匠心精神,立成了一座丰碑,留待后人去仰望和传习。今天有缘来到自己的手中,就必须要让它重现往日的荣光,决不能辱没了这个老茶号。


近10年的国企工作经验,让邹东春练就了按部就班、扎实稳重、严谨认真的做事态度,即使是走上创业之路,这样的思维模式一直主导着他的行动。邹东春觉得既然要将老茶号发扬光大,不仅要传承传统的制茶工艺,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承、匠心精神的传承。需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将关于福元昌老茶庄那些散落的零碎的信息一一拾起,续接起这段断裂的历史与文化,这是品牌复兴的文化根基;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寻访福元昌号的后人。

(余勇畅与聂素娥、邹东春、余亚华)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方寻访之后,邹东春找到了余福生的后人:余福生的孙子余勇畅老人及家人,他们并未离开易武,只是不再从事普洱茶相关事业。他在距离易武老街10多公里外的纳么田村完小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先生。邹东春以自己的真诚和热情打动了余勇畅先生,在一次次促膝长谈后,获取了很多关于福元昌老茶庄的资料。

(余勇畅)

余勇畅告诉邹东春,他的父亲余世高先生,是福元昌老茶庄创始人余福生的大儿子,父亲生出生于1927年,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绣花,会唱花灯,那时余家有5匹骡马托运茶叶,货物多时,还得租马,组成一个十四五匹骡马的马帮,福元昌的七子圆茶曾远销海外。抗战爆发后,易武的茶叶生意一落千丈,生产几乎停顿。爷爷和奶奶相继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和1946年病逝。1970年4月12日,易武大街发生火灾,余家虽然没有受灾,但因生活艰辛,父亲和几个兄弟从此搬离老宅,各谋生路。余勇畅一直赡养父亲,直到2012年余世高老先生驾鹤西去。


(余世高(右一)与他生前手写的花灯词)

余勇畅先生感动于邹东春制茶的专业态度和复兴老字号的诚意,便亲自授权,委托邹东春复兴“福元昌老茶庄”。接着,勐海县福元昌茶厂相继注册了“余福生福元昌”“福元昌古树”“福元昌老茶庄”等相关品牌商标。从此,邹东春正式成为福元昌老茶庄的传承人。

深耕茶山,复兴之路上的底气

邹东春明白,成为福元昌老茶庄的传承人,只是这复兴梦的开始而已。拥有了商标不等于拥有真正的品牌,因为打造品牌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励精图治、上下求索、共同努力的结果,他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淬炼。不仅要把产品做好,获得良好的市场美誉度,更需要用现代的营运和传播方式,让这个老茶号品牌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这才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于是,他与妻子聂素娥商量,希望她辞去坚守了10多年的教师岗位,全心全意负责福元昌老茶庄的品牌运营和传播,成为品牌主理人,和他一起担负起传承老茶号的重担。


此时的普洱茶市场,正借由古树茶的生态价值再次复苏,而经典号级茶的原料也多来自古六大茶山境内的古树茶。这些年,邹东春早已走遍了西双版纳大部分古茶山,一幅茶山风味地图,逐渐在他的脑海中铺陈,每一座茶山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文、茶性特征,也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详细。邹东春认为,既然要传承老茶号,就要以世代积累的众多古茶树资源为根基,依托于前辈们一丝不苟传承的古法精工,注入流芳百年的文化精髓,让制作的每一片茶饼透着一代代茶人对茶山的热爱,保留每一座茶山独有的个性,饱含独属福元昌的经典老味,而不是一味在市场上随波逐流。所以,一开始就要做好原料产区的布局,这是品牌复兴的产品根基。

福元昌老茶庄的创始地在易武,易武产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易武茶的内敛与丰富,从古至今都引无数茶人竞折腰,易武山脉极其绵长,村村寨寨皆产茶,且各具风格,可以说是一个集天地灵气,被自然眷顾的茶区;而福元昌茶厂所在的勐海地区,也有着大量优质的古茶树资源,仅一个布朗山便有着老班章、老曼峨、贺开、邦盆等知名山头,尤其是老班章,以雄浑的王者气韵,早已成为众多茶友心中的王者,才有“班章为王,易武为后”的尊称。经过多年对各茶山风味的对比与筛选,邹东春确立了以易武和班章为两大核心产区,辐射古六大茶山和新六大茶山,作为为福元昌茶厂原料布局的重点。

在邹东春的眼里,精挑细选的上乘好料绝不是经典茶品最终的标准,反而只是一个开端。完成了原料产区的布局,就是在各个产区的主要山头建立初制所,唯有如此才能从源头把控茶叶的品质,让每一棵老茶树上的鲜叶,都不辜负山川自然的恩赐,能以最纯正的茶味成就福元昌古树的经典老味道。让邹东春颇感欣慰的是,10年间,在自己的努力下,一个个福元昌茶厂的初制所在古茶山上纷纷建起,就仿佛那一棵棵古茶树一样,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了古茶山里,只有这根扎牢了,产品的品质有了坚实的基础,在福元昌老茶庄的复兴之路上才有了深厚的底气。

复刻号级经典,传扬茶山美学

号级茶时代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幸而有那越陈越香的普洱茶留存至今,鲜活地记录着岁月的残章,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去触摸百年前的光阴碎片。珍贵如文物的福元昌号级古董茶,品鉴一事常人早难以企及,唯有留在内飞和内票上的文字耐人寻味,让后人在其中汲取其精神与养分:“本号易武大街开张福元昌记专办普洱正山地道细嫩尖芽加工督造历年已久远近驰名……


于是,从易武到勐海,从古六山到新六山……邹东春遵循着老茶庄的制茶精神与历史脉络,一路追寻。多年的寻茶路上,邹东春常常是孤独求索,探寻深山,在崎岖的茶山路上行径过千百次,留下或深或浅的足迹,一次次的探索与实践,只为呈现出普洱茶最经典的老茶味道。在将春天的第一口鲜爽带给茶友的“三月系列”走完了第一个“十年之约”后,邹东春更加坚定地去追寻心中认可的普洱茶的极致精彩,直到他匍匐于“茶王树”前与茶魂灵性相交的时候,才开始明白,老味道的基因藏于何处?不正藏于这老茶树的生命与血脉中吗?而“茶王树”正是每座茶山或每片茶地最古老,最粗壮葳蕤,最富有生命力的茶树,也代表了这座古茶山最纯正的血统。也只有茶王树,才有足够的韵味,在岁月流转之中,经历千百年的四季轮回、风霜雨雪,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见证这亘古未变的古茶山。


经过10多年的深耕茶山,邹东春厚积薄发,在2021年的春天,重磅推出了“茶王树”和“茶王地”系列产品,呈现出“一山一品,一树一味”的极致味觉体验,将古茶山的原在之美,溶于一杯茶中,让茶友们仿若回到了福元昌老茶庄那个舒缓而纯粹的年代,置身于静谧清幽的古树茶园中,从身体到心灵,都感受到了源自云南茶山广阔大地的脉动与共振。

时间是老茶的缔造者,福元昌古树是老味道的传承者,更是茶文化的传播者。作为福元昌老茶庄的传承人,邹东春他用脚步丈量茶山,用汗水细数年轮,以炙热的爱茶之心,以不畏寂寞的工匠精神,用精湛的工匠技艺和纯纯的赤诚之心,去追溯历史的遗迹,去还原历史的味道,去深情怀念,去细细品味,去重铸荣光,才能让福元昌古树这个传承百年的品牌屹立不倒。“老茶庄,老茶树,老味道”源于广褒的自然,浸润了思考的智慧,是时间珍藏的瑰宝。掠过的山风,偶遇的飞鸟,高悬的日月,经历过的风景,与传承者共同参与百年老茶庄老味道的重现之旅。

茶马古道及其对茶文化传播的交互影响探析

[摘 要] 梳理了茶文化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尤其是生长于云南银生诸山的普洱茶,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使得茶马古道必须翻山越岭长途远征以获取它。同时,西域回鹘民族的“恃茶”习惯使得丝绸之路逐渐向茶马古道转型,伴随着更多民族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向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延伸,最终成为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将拓宽山地研究与“一带一路”战略关系的视野,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及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认为山地文明的交流传播与道路的开通关系甚大。藏民“恃茶”的习惯催生了茶马古道的兴起,古道网络的形成和繁荣又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 山地;茶马古道;茶文化传播

一、前言

自古以来,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文明的交流传播总是与道路的开辟延伸紧密相连。山地文明更是如此,因为山地道路的开辟极其艰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若无道路在山地间的连接,那真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巍峨雄奇、蜿蜒起伏的群山之间,在横断山脉层峦叠嶂的高山峡谷及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山地之中,盘旋绵延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古道的石板上至今仍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欲说风尘;道旁的石壁上刻着许多佛教箴言和崖画,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连接古道的铁索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崖下,时时可见森森的白骨。——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行程最险峻的文明传播古道:茶马古道(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1992)。茶,这一生长于山地的树叶,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承载者,在这条古道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生长于中国南部许多山地: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福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宋徽宗赵佶),更因“茶性俭,忌膻鼎腥瓯、膏薪庖炭”(陆羽),被赋予“中澹间洁,韵高致静”(赵佶)的品格,备受中国文人学士的雅爱。据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茶的功用是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基础,这种功用源于人的需要。而茶叶一旦成为必需品,那茶就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渐而渗透熏染,成为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文献古籍中常有关于茶之功用的记载,《神农食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广雅》:“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华佗《食论》:“苦荼久食益意思。”《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荼、蜈蚣并炙,令香熟,等分,捣筛,煮干草汤洗,以敷之〔唐陆羽,2011〕。”

有如此奇妙之功用,难怪“茶”一旦传入藏蒙高原,立即融进其血脉,成为每日不可或缺之饮。

二、茶叶入藏与茶马古道的兴起

茶叶何时流传入藏,其端始早已堙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文献有所记载之时,饮茶之习在藏区已悄然成风。“起码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人已经像离不开盐、帛、刀、玉一样离不开茶叶”,以致“汉地茶商”在吐蕃已形成阶层。根据藏族著名文献《弟吴脚法源流》和《贤者喜宴》的记载,“汉地茶商”的政治身份是主奴,地位等同于“小王”,可以享受奴隶、再奴、贱奴当差的待遇 (王明达,2012:33~34)。

《西藏政教史鉴》载:“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而文成公主入藏是公元641年。可见,有史料记录的吐蕃饮茶习俗是从唐代开始的。茶大规模进藏也大约在唐代,藏语中“茶”这个词的读音形式和汉语唐代语音一致,是一个重要的旁证。不过,茶从民间进入藏区应该有悠久的历史,那些年代久远的马帮古道应该很早就伴随着茶的运输(陈保亚,2005,2010)。

1.恃茶与取茶

“茶”一旦传入藏区,立即融进其生活与文化,日久积习,不可或缺。“最为使人感到茶之力量的是这样一句藏族古谚语:‘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用汉语来说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木霁弘,2003)!”

大约始自于晚唐,茶逐渐成为每个藏族人每天饮食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十九年(731),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已经开始出现茶马互市,茶叶大量运往藏区,藏民全民饮茶,现代藏族人几乎都饮酥油茶。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藏人游牧,多食牛羊腥膻,“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王圻《续文献通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卷八0),“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内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王廷相《严茶议》)。因此,藏族有这样的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饭可一天不吃,茶却不能一顿不喝”。

如上所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藏民族如此恃茶,他们需要茶就像需要水、空气、盐、粮食一样,藏区却不出产茶叶。这就引发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到产茶的地方取茶!

产茶的地方分布在中国的南方诸多省份,然“可以认定云南和四川南部都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唐·陆羽,2011]”。《茶经·茶事》中涉及茶的源头或茶的盛产地时,大都是在横断山东麓一带。陆羽还引孙楚《歌》曰:“姜桂茶荈出巴蜀。”顾炎武《日知录》也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可见,先秦时巴蜀之地的饮茶风俗传至中原,历经汉魏六朝,种茶饮茶盛行于东南各地,到唐宋代蔚然成风,并一直延续至今。

或许是因为云南地处偏远,其时与内地的交流通道又大多要经过四川,早期文献记载中鲜有提及云南是茶的原生地。但是,“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并不需要去争夺人类茶树发源地初始权和最早栽培茶树的初始权,他们知道茶马古道伸向的主要茶山一定是最古老的茶山,一定有茶源。在两条最为古老的原生茶马古道中,滇藏茶马古道伸向云南普洱一带,川藏茶马古道伸向四川雅安一带,都没有伸向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的茶山(陈保亚、彭玉娟,2012)。”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路,是道路,把“恃茶”与“取茶”之间相隔着的万水千山连接起来了;同时,也把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与汉文化集团——连接起来了。茶在古道上的传播,这一独特的文化事件,竟然催生了一个人类行走文化的奇迹,形成了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茶马古道。

2.茶马古道的兴起及繁荣

“茶马古道”是以人赶马驮(少数为牛、骡)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马、骡、皮毛、药材、盐、酒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纽带。其分布最初是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中心,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及泰国等(木霁弘,2003;陈保亚,2010)。通过马帮贩运茶叶维持古道的生命与繁荣,是茶马古道独立于世界上其他古道的特征。

当然,有茶马古道之前,古道早已存在。可以说,古道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因为说到古道就要说到走古道的人,古道的形成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据学者研究,茶马古道的原始形态是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其间,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的出现为茶马古道的兴起预备好了一般的必要条件。

在茶马古道兴起以前,以滇藏川横断山为中心的马帮古道已经非常著名,历史记载的代表性马帮古道有从大理到成都的五尺道和灵关道,从大理到印度的博南道。

五尺道从成都顺岷江南下,再沿着金沙江经过宜宾、昭通、昆明到大理。灵关道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到西昌,再顺安宁、雅砻江到攀枝花,顺金沙江进入云南楚雄,最后从大姚到大理。博南道从大理出发跨越澜沧江、怒江,取道保山、腾冲等地,分几条支线进入缅甸印度。

另一方面,茶马古道以前还有些马帮古道尽管历史记录很少,但也已经相当发达。代表性的有怒江马帮古道、澜沧江马帮古道、金沙江马帮古道、元江红河马帮古道、雅砻江马帮古道、南盘江马帮古道。马帮古道迅速缩短了物质和文化因子的传递时间,缩短了村落的空间距离,扩展了文明传播的容量,带来了村落的繁荣。由于马帮的远征能力,可以说马帮的兴起使古道真正进入了纽带时期。

使得横断山深处的马帮古道如此发达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盐。对大多数村落来说,和水、食物不同,盐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于是从盐井到各个村落的古道网络开始出现,盐运古道是获取食盐的必要条件。由于盐是来自于他乡的常年生活必用品,有人栖居的村落必须要有盐,也必须要有盐运古道连接,这就是依赖性。粮食可以自己采集、生产,牲畜可以自己养,衣服可以自己做,水可以自己找打井取,盐却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自己采的。

当马帮和盐两个因素汇集在一起时,形成了盐运马帮古道,这是一种生命力非常强的古道,马帮古道和盐运古道的性质同时体现在盐运马帮古道上:一方面是崇山峻岭中需要古道网络来运输盐,另一方面是马帮克服艰难险阻的能力使盐运古道网络得以运行。

然而,藏族对茶的全民依赖这一特殊的必要条件彻底改变了这些古道的性质,使得一般的盐运马帮古道发展成茶马古道。因为藏族地区一般不产茶,耗茶区要穿越横断山向产茶区进行远征,这就使得“局域网”似的盐运古道转型成了“互联网”似的茶马古道。同时,茶比盐更难保存,远征还需要常年进行。马帮的生活开始职业化,形成了马帮的商业规则和专用术语,马帮古道开始固定化、季节化,远征的马帮队伍就成了生活的一种形式。

说到底,茶马古道源于藏族对茶的依赖,藏族出没的地方就是茶马古道延伸的地方。随着藏族恃茶行为向横断山腹地的扩展,绕过横断山腹地的任何古道都不能满足横断山腹地恃茶民族的需求,茶马古道必须深入横断山腹地的崇山峻岭。

横断山脉是世界屋脊上最险峻的极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是云南、四川两省西部和西藏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与这片土地上许多东西走向的山脉不同,横断山脉是南北走向,其高山峡谷、激流险滩隔断了东西交通,山势回转,江河扭曲,其险峻艰难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对茶的深深依赖,促使着人类最伟大的一个行为:翻越横断山腹地,对世界屋脊进行终极的征服。

自东而西翻越这些纵贯南北的著名山川,要依次征服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金沙江、芒康山(指北段,也称宁静山,南段为云岭)、澜沧江、他年他翁山(南段为怒山),怒江和伯舒拉岭(南段为高黎贡山)。至少在明代,茶马古道已经翻越了横断山腹地。《明史·食货志》有载:“(洪武四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天权)、黎(汉源)、雅(雅安)、抵朵甘(康藏和安多藏)、乌思藏(卫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贵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茶马古道还连接着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及周边国家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也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种物质和文化的交换。饮茶习俗也随着道路的延伸和传播,流传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大西南的茶叶源源不断地在深山峡谷,雪域高原中艰难跋涉,走进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融入风姿各异的文明。

茶马古道覆盖了早期的各种局域马帮古道,使一些曾经中断的著名古道得以复兴,如连接滇蜀到印度的“蜀身毒道”、经滇南红河至越南交趾的“滇越麋泠道”等,并迅速激活周边的大量局域古道,转型成为远征的茶马古道,交织成跨越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陈保亚,2005,2010)。

茶马古道是世界高地上的庞大网络,主干道有滇藏线、川藏线和川青藏线。滇藏线以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今普洱)、临沧的勐腊、勐海、澜沧(亦即澜沧江流域)等为中心来扩张,线路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左贡、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川藏线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抵达尼泊尔、印度。川青藏线从横断山东麓产茶地往北出发,一条取道现今的罗江白马关,顺嘉陵江北行,翻越大巴山、秦岭,进入陕西,再西去甘肃、青海入藏,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从绵竹翻越岷山南部的九顶山南部进入茂县,或者从灌县或北川绕过九顶山进入茂县,然后顺岷山西侧的岷江北行,经过松潘、若尔盖,翻越西倾山进入茶马互市要冲临夏(古河州),再西去青海、西藏。

在这些主干道之间和周围,各种支线盘根错节,伸向高山峡谷的村落和牧场,使得恃茶行为得以维系;同时,恃茶行为又使得茶马古道得以繁荣昌盛。可以说,茶与古道相依相存,又相得益彰。

三、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延伸

1.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

除了藏族全民恃茶,另一个重要的恃茶民族是回鹘。《新唐书·陆羽传》记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亦足怪焉。”这说明回鹘在西迁以前就已经有了饮茶习俗。

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和佛教的冲突,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曾经一度处于萧条状态,很多商品开始走海路。唐武宗元年(840),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回纥西迁(《旧唐书·回纥传》)。贞观二十一年(647),回鹘酋长吐迷度在独逻河(今蒙古国土拉河)自称可汗,正式建立回鹘汗国。因其与唐朝一起消灭薛延陀汗国有功,吐迷度被唐朝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回鹘与唐朝一直友善,曾经三次向唐朝和亲。彼时唐朝饮茶之风盛行,受其影响,故每“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之统治无道,内讧不断,840年回鹘分三路西迁:一迁吐鲁番盆地;一迁帕米尔高原西部至楚河一带;一迁河西走廊。

伴着回鹘的西迁及其向丝绸之路的移动,丝绸之路开始复兴;同时,回鹘也把饮茶的习俗带到了丝路上。由于回鹘恃茶行为的形成,茶的需求剧增。这在宋明以来记录西部的文献中均能找到茶马互市的佐证。其时,丝绸之路上以茶为主的运输活动非常繁忙,必要的运输品已悄然转变为“茶”,而不再是丝绸了;茶成了丝绸之路赖以延续的更主要的因素。从古道支撑商品的角度看,从唐宋开始,丝绸之路已经转型为茶马古道了。因为通过人赶马驮长途运茶,这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特征,不过,有些沙漠地区不是用马而是用骆驼。和丝绸不同,茶不仅是从起点到终点的商品,而且是沿途回鹘等民族必需的商品,这使转型后的丝绸之路不允许再中断。随着道路网路的连接与延伸,全民喝茶的习俗也在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中形成。同时,由于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陈保亚,2005,2010)。

2.茶马古道完整形态的最终形成

随着现代交通的扩展,世界上很多古道都被公路或铁路取代了。昔日的马道要么被公路铁路叠置,要么在漫长的日晒雨淋下消失在草莽中。丝绸之路由于分布在比较平缓的地带,容易被公路铁路覆盖。公路的兴起就是这些古道生命的结束。我们现在走在丝绸之路上并不等于走在原来的古道上,原始的运载工具和方式已经难以再现。古道的消失不仅只是古道本身的消失,伴随着的是古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语言文化的消失。这对人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尽管茶马古道的主干也正不断被公路替代,然由于茶马古道以运茶为主,而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的村民们总是愿意把家园建在高山云雾或峡谷深处,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茶叶,需要茶马古道来连接那里的村落,满足村民对茶的依赖。那些村落是公路不易完全覆盖的地方,特别是滇川藏三省边缘地带。因为横断山一带地形复杂,这里的地势结构多为堆积层,地质变化复杂,常有大的泥石流、大滑坡发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把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切割成许多山峰峡谷,使得江河纵横,浪涛汹涌,人们主要靠皮筏或溜索横渡。

可以说,没有哪一条古道像茶马古道那样险要。同时,茶马古道很窄,一般只有两尺见宽或更窄。其上乱石叠嶂,路和雪水溪水常常不分,行动起来极其艰难。短期内这些地方筑起现代化的公路、铁路网络还不大可能。因此,茶马古道是大陆上至今仍在活着的一条古道。

茶马古道的可延续性是不同于其他文明古道的又一个区别性特征。可以说,全民饮茶和高山峡谷是茶马古道得以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延续的两个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全民喝茶的习惯,便不需要马帮去远征运茶,如果只有全民喝茶但没有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复杂的地理环境,茶就可以通过公路来运输,而不必马帮来远征(木霁弘,2001;陈保亚,2005)。然而,令人痛心和担忧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商业旅游的开发,现代公路开山劈石,架桥穿洞,不断地在侵蚀和吞没着现存的茶马古道,这条绝无仅有的古代文明传播古道正在濒临灭绝的危险。

综上所述,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包括:古道远征线路的形成;古道在空间上的周遍性;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古道和马帮的专门化。远征线路的形成表现为茶马古道往往要跨越很长的距离,才能把耗茶区(比如藏区)和产茶区连接起来。周遍性是指只要有恃茶民族的村落和牧区,茶马古道就必须伸向那里。所以茶马古道本质上是以远征线路为主干并向各个耗茶村落和牧区延伸的古道网络。延续性是指高山峡谷中的民族依赖茶叶,每个村寨的茶不能中断,因此古道也不能在新的运输方式出现以前被中断。现代化交通手段至今不能完全替代茶马古道穿越横断山深处的高山峡谷,体现了茶马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专门化是指茶马古道线路、行走时间、行走方式、停留点的定型。以上这四个方面,如果和丝绸之路相比,只有远征性这一点颇为相似,其他都不同或有较大区别。由是观之,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为:茶马古道是指以马驮(包括牛、骡、驴、骆驼等托运)、人背为主要运输方式,以运茶为主要目的,并伴随酒、盐、马、骡、皮毛、药材等物质商品交换及佛教、基督教等精神交流的文化传播纽带。它以滇川藏为核心,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和北方丝绸之路相汇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北、湖南等产茶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向南和东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波及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继续向西则和欧洲、非洲古文明通道连接(陈保亚,2005)。

四、茶马古道文化线路

在茶马古道上,马帮不断地游动,茶叶从一个商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等等将这些茶叶一站转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边。茶叶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形成了一条条无穷无尽的文化传播道路。

同时,随着茶叶的传播,恃茶民族逐渐增多,以致小小的几片茶叶,却在宋明两朝政治经济外交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茶驭番(邓前程,2005)。

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而宋代立国中原,缺马问题严重,于是,茶马互市便是两全其美之策。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输入宋朝。因此,北宋政府专设茶马司,加强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加强抗击对方军事实力。(明)谢肇淛《五杂俎》评价茶马互市“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当然,宋王朝的关注点并不仅在于“利”,更多在于“羁縻远人”。“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初不借马之为用”(《宋会要·职官》卷四三)。

明朝以降,朝廷强力控制茶马互市,显然也绝不是为利,甚至缺马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明太祖所言:“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强调“……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明世宗亦言:“国家令番夷纳马,酬之以茶……非中国(即内地)果无良马,而欲市之番夷也。亦以番夷中国藩篱,故以是羁縻之耳。”(《明实录》太祖卷、世宗卷)历朝大臣也力挺“以茶驭番”之策,正德年间都御使杨一清言:“且金城以西,绵延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茶御史刘良卿也说:“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也。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之处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所以有明一朝,皆认为“茶马,国之要政”,“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之害,中国得茶实为我利之大,非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七修类稿·国事类·西番易马考》)。

“茶”,这生长在中国南方平凡普通的草木之叶,竟然在历史上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成为固国守边的和平之子,堪比万马千军。可谓天佑中华!

此外,茶马古道还兴起了无数的城镇,城镇成为独具特点的贸易文化中心。政治的使臣、做买卖的商人、和尚及民族部落……他们在这条古道上流动着,印度文明、西域文明、西亚文明、东非文明、西藏文明、滇蜀文明、中原文明等等诸多文明,通过茶马古道的连接,在各个领域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互相交流。因此,茶马古道既是商品贸易大道,又是中外交流通道;既是民族迁徙走廊,又是佛教东渐之路;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形态最为复杂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木霁弘,2001)。

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一种新的类型——文化线路。根据马德里会议(1994年)判别文化线路的标准——强调文化线路使用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反响和在文明传播上的贡献。据此看来,茶马古道堪称文化线路的典范。

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作为一动态的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的理念,它更重视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由是观之,茶马古道因其“绵延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长度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多功能的角色和目的”及“产生了巨大的跨文化影响”,成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8月,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宣布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与其他遗产类别不同,文化线路更为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非直接的,不仅有物质的方面,更有非物质的方面,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随着一些线路所发生的宗教、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这些传播参与了对各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塑造,因而意义往往十分重大。总之,文化线路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多维度的、有着除其主要方面之外多种发展与附加的功能和价值,如宗教的、商业的、管理的等等。因此,文化线路不仅只是一个申报和保护遗产的类型,更是一动态的强调文化整体意义的理念,要求人类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看待自身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重新看待文化的多样性。希望这一植根于人类古老的智慧及西方后现代近年来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新理念,能对山地研究及茶马古道的保护和利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茶马古道之精魂——得天独厚的银生诸山普洱茶

1.普洱茶——上苍的馈赠

《史记·西南夷传》太史公曰:“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行笔至此,司马迁不由得感叹:“楚之先岂有天禄哉?”

说到普洱茶,也令人有同样的慨叹:“滇之茶岂有天禄哉?”大凡茶叶皆有一难:不易保存,逾年则败。别的茶种皆贵在新,唯独普洱茶越陈越香,被誉为“可入口的古董”。

普洱茶是茶马古道的精魂,似乎天生为茶马古道而造就。它的制作原料为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独特的大叶种茶树,形成了茶多酚含量丰富、鞣酸含量高、利于化食,且茶味浓郁甘醇、耐煮耐泡的特点。是制作藏族酥油茶和蒙古族、维吾尔族奶茶的上好茶品,最能满足藏、蒙、维等民族的需要。普洱茶的制作工序颇为特殊,鲜叶经过杀青、揉捻、干燥成为生散茶后,还要进一步蒸压成普洱沱茶、普洱砖茶、七子饼茶、小饼茶等紧压茶,大小重量有一定规范,便于马帮装卸和长途跋涉。

因为茶马古道颠沛迢遥,极尽艰辛,马帮有时一年只能走一趟,茶叶的保存就显得至关重要。紧压茶密度大,防潮防晒性能好,便于运输和储藏,是远征的茶马古道对茶叶的基本要求。由于普洱茶在马背上长时间颠簸,沿途时而低谷盆地,时而高原雪峰,海拔由河谷地带的50米到高山险峰的5000多米变化不等,气候更是波诡云谲,一会儿风吹日晒,一会儿雨淋雪飘。在堆存放和运输过程中,普洱生茶在空气中水分及温度的作用下开始缓慢发酵,经过一定时间自然发酵后的普洱生茶转变成为普洱熟茶。这种自然发酵被称为“自然后发酵”。经过后发酵的茶,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陈香,滋味醇厚回甘,且时间越长,质量越好,这和非后发酵的茶叶形成根本区别,也成为普洱茶独特的工艺标志。从此,远征马帮不再担心崇山峻岭中茶叶变质的问题。紧压与后发酵,这是普洱茶在茶马古道上翻山越岭的奥秘。

普洱茶特殊的制作原料——云南大叶种茶树,生长在现今云南普洱、临沧和西双版纳一带。唐朝咸通四年(863),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蒙舍蛮在巍山。银生城即今普洱景东,为南诏七节度之一银生节度治所。银生节度管辖南诏南部地区,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景栋、老挝北部、越南莱州等地,银生诸山即在这一片地区。这里独特的海拔、纬度和气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茶叶生长环境,分布着中国最古老的茶树。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亦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可见,银生诸山所产茶即银生茶。

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普茶”一词。谢肇淛(1567~1624)《滇畧》卷三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泰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明)李元阳(1497~1580)《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六“羁縻”之“贡象道路”)出现“普耳”一词,特别提到普耳产茶:“下路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

(明)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崇祯癸未年(1643)首次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食。”

“普洱茶”最早指普洱县(今宁洱)一带的茶。由于银生诸山气候、海拔、土壤特殊条件,各茶山的普洱茶均为藏人所好,后来银生诸山的茶也汇集到普洱县制作。再其后,银生诸茶山也开始制作普洱茶。清雍正七年(1729),置普洱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普洱府辖普洱县、思茅厅、他郎厅、威远厅及车里宣慰司,辖境约今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老挝部分地区。一时茶业四起,一派繁荣。其时,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量矣。”

(清)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至此,普洱茶已名遍天下,享有贡茶之誉。

据易武“车顺号”茶庄记载,清道光年间,车顺来精选春茶入贡,得道光帝赐“瑞贡天朝”匾,封其为“例贡进士”,并赞其贡茶曰:“汤清纯,味厚酽,回甘久,沁心脾,真乃茗中瑞品也(余少剑,2012:143)。”

后来,普洱茶的命运与国运的兴衰一起同沉共浮。鸦片战争之后,国势衰微,印锡茶叶兴起,占领国际市场,普洱茶一度萧条。日本侵华,战火蔓延至滇缅一带,云南茶叶市场全面萎缩,普洱茶自亦未能幸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茶渐渐得以复兴。1951年,建立了云南省茶叶科研机构。1973年以后,普洱茶人工后发酵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生产地开始扩展到四川、广东、湖南等地。2003年3月,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公布了普洱茶的定义:“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2008年5月13日,普洱茶已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予以保护。

2.银生诸茶山——滇藏茶马古道延伸的奥秘

普洱茶,这枝绽放在茶马古道上的奇葩,因其“为藏所好”,令“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那么,吐蕃于何时开始饮用普洱茶?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认为“茶出银生诸山,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当代学者根据松赞干布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吞并过南诏,另一吐蕃王都松芒布杰亦于周武后长安三年(703)亲征南诏,并于次年(704)冬在洱海地区被杀等史料,认为“吐蕃人喝滇茶及滇茶文化在吐蕃的传播,不晚于7世纪” (王明达,2012)。

(清)谭方之《滇茶藏销》:“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成习……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致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思茅即今普洱市府所在,所以滇茶主要指普洱一带的茶,源自银生府所管辖的主要茶山。银生诸山分布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年代最久远的古茶树林。

《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

(清雍正)鄂尔泰等《云南通志》卷三:“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不言而喻,滇藏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伸向了古人称之为银生茶山的地带,是因为上苍把独特的云南大叶茶种赐给了“银生城界诸山”,由此形成了始于银生诸山,北上普洱、景东、巍山、洱海再入吐蕃的滇藏茶马古道。

根据樊绰《蛮书》的记录和我们实地考察的结果,可概括出三条重要的古道过银生诸山后入东南亚。从洱海下关南下,银生城(今景东)成为三条古道的岔路口。

第一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东路,过墨江、江城,主干沿着哀牢山西侧往南行走。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银生城(今景东)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今下关)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今墨江),又直南通河普川(今江城),又正南通羌浪川(今越南莱州),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

墨江,唐代归南诏国银生府,位于北回归线上。墨江碧溪古镇青石板路至今犹存。古镇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枢纽,普洱茶叶、磨黑盐巴为古镇大宗商品。碧溪古镇往西北可去茶马古道滇藏线银生道主路,经镇沅、景东到大理洱海,再往西北入吐蕃地区。碧溪古镇往东北经过元江、新平、峨山到昆明滇池。碧溪古镇往东可去石屏进入茶马古道重要支线步头道,再去越南,也可经石屏继续往东连接滇桂古道。碧溪古镇往南可直接进入普洱和西双版纳诸茶山取茶。

从墨江往南,渡泗南江后入江城。江城是连接滇老古道和滇越古道的重镇,有“一县连三国”之称。城里多有越南人、老挝人来做茶、盐等生意,大多会汉语云南方言。江城往老挝的勐康口岸所在通道曾经是连接中老边境的茶马古道支线,现已经升级为国家一级口岸,列为普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由于普洱茶运输的需要,近代开辟了一条从思茅往东南取道倚象镇到江城的路。一路有不少茶马古道遗迹。

第二条线路可称为银生西路,过临沧、澜沧再往东南亚。 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还提到:(银生城)东至送江川(今临沧),南至邛鹅川(今澜沧),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今清迈),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爪哇)、勃泥(加里曼丹)、昆仑(骠国南)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扑子、长鬃等数十种蛮。

著名的澜沧景迈山古茶园就在这条线上,景迈,傣语即新城。“景”指城,“迈”指新,定语在中心语后。从景迈山再往西有古道可去缅甸,景迈山大叶茶主要沿着几个方向传播:一条走银生古道进入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的原料之一;一条顺南览河西侧过洛勐进入缅甸;一条经勐海、打洛进入缅甸。进入缅甸的茶都是绿茶形式,先到缅甸景栋集散地,再销往东南亚各国。

第三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中路。这条道路经过普洱(今宁洱)、易武,为茶马古道银生道中最为繁荣的线路,是滇藏茶马古道银生道的主干道。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又开南城(今镇沅)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今宁洱)、利润城(今易武),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西双版纳)并黑齿(傣族)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干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

这条线路分布在银生诸山上的中部。据方国瑜考证,唐代南诏国的银生城在景东,奉逸城即元代的步日部,明代的普洱城,今为宁洱。《普洱音义考》从语音演变的角度作了补证。

磨黑古镇为银生中路重镇。古镇位于宁洱县东北,以把边江与墨江为邻,有“滇南盐都”之称,是滇南茶盐贸易的中心,至今保留着古老的盐井。马帮从磨黑往西南行一日到普洱古城(今宁洱)。普洱古城为整个银生茶马古道第一重镇。普洱有好茶山,更因为汇集银生诸山各路普洱茶而驰名中外。普洱古城有数段古茶马古道遗址保留至今。宁洱镇民主村茶庵圹“茶马古道遗址”保存最好,为山石古道,长约两公里。2007年成立普洱市级市,治所在思茅。

从普洱古城(宁洱)再往南即到思茅区(今普洱市治所)。思茅宋代称“思摩”,处在银生茶马古道的枢纽位置,是茶的聚集地,来自江城、西双版纳、澜沧的几路茶叶多汇集在思茅,然后北上进入普洱(宁洱)。思茅周围保留了较多的茶马古道遗迹。

从普洱古镇再在往南即到易武,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易武在唐代为南诏银生节度管辖下的利润城。易武茶山盛产大叶茶,近代因制作“七子饼茶”而驰名中外。清初,石屏人在易武扩展茶园,兴建茶庄茶号,茶叶贸易异常繁华。乾隆初年,易武石屏人又开始生产七子饼茶。七子饼茶是一种紧压圆茶,即将晒青毛茶经蒸压定型做成规格一致的饼状,七饼一筒,取多子多福之意,故名。易武石屏会馆关帝庙附近有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茶案碑”,又称“断案碑”。记述了茶税争端的案子。石碑是易武茶业兴隆的重要见证。

易武有多条茶马古道去思茅、普洱(宁洱),其中两条最为著名。较古老的一条先西行,经基诺山,然后北上勐养、普文去思茅、普洱。清道光年间茶商又出资修建了直接北上的茶马古道,经倚邦(今属象明乡)去思茅、普洱。从易武往南经勐腊磨憨镇,有茶马古道去老挝、越南。1992年,磨憨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一类口岸。易武周边至今保留了多处青石板茶马古道遗迹。

易武往西即到西双版纳,为黑齿(傣族)聚集中心。在唐代为南诏国茫乃道,有水路通南海。贺开古茶山是西双版纳面积最大的古老茶山之一,茶山位于勐海县东南部勐混乡,怒江山脉南延余脉部,北连著名的南糯山茶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银生诸茶山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魂与源。滇藏茶马古道因为伸向银生诸茶山而有了巨大的生命力,银生诸茶山的马帮也从此络绎不绝,一派繁荣。银生诸山由此形成了三条银生古道,使滇藏茶马古道得以继续往东南亚延伸。银生茶也因为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而发展成驰名中外的普洱茶。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也激活了云南周边的古道,特别重要的有云南去广西的滇桂古道、云南去老挝的滇老古道、云南去越南的步头道、云南去四川的五尺道、云南去贵州的滇黔道和云南去缅甸印度的博南道。这些被激活的古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联系,对西南和东南亚交通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茶马古道滇藏道的繁荣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普洱茶工艺日益成熟。普洱茶越陈越香,名声不胫而走,清代更是远销海内外,被朝廷列为贡茶,普洱茶往朝廷的茶马古道贡茶之路开始形成。贡茶之路从普洱往东北走,过墨江、元江、玉溪到滇池,从昆明分两路,一路继续北上过昭通盐津五尺道去京城,一路往东过曲靖、经贵州去京城。朝廷对贡茶之路的专门管理经营又推动了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

六、结语

茶与古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茶马古道因茶而得以兴起和延续,茶又因古道而得以发展和传播,这不能不说是茶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茶马古道是一种古老而又具有延续性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一传播方式复杂而又立体:浅表的层次是商品贸易活动;较深的层次是建筑及生活习惯的互渗;更为深隐的层次是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茶马古道这一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古老传播方式,曾给它所经过的村落和城市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融与互渗。

此外,茶文化的传播还有向日本的东渐和向欧洲的西行。无一例外的是,茶在其所到之处都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茶,这位中国文化特殊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就这样穿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长河,翻越了最高的世界屋脊,漂洋过海,历尽艰辛,把茶文化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成为世界第一饮料。正如《茶史正源》(Victor H.Mair,Erling Hoh,2009)一书所言:“历千百年来,茶叶——或激发艺术的灵感,或增进禅佛的体悟,或扮演催生世界贸易的有功之臣,或触发改变人类进程的伟大事件。……自古以来,没有任何饮料像茶一样,如此深入地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悄然改变着各方的习俗;其关涉的人员之广,影响的方式之多,前所未及。”

茶,这位沟通和连接人类心灵的和平使者,颠覆了那个古老而陈腐的格言:“东方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二者彼此隔绝,永不谋面(余少剑,2012)。”

生长于山地的几片茶叶,在连接着山地的古道上流动传播,千百年以降,竟然成为打通民族隔膜,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重要文化传播纽带,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在今天一带一路新的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挖掘其深蕴的文化意义,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与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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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余少剑.2012.茶马古道的现状调查与分析——以西双版纳为例[A].王明达.茶马古道论文选[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彭玉娟(1965~),女,云南威信人,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邱健(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昌邦(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勐海润昌茶厂。

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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