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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庆凤庆茶厂凤牌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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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牌普洱,重装亮相第12届临沂茶博会!

“10月19日-22日”青岛海之星商务会展有限公司主办的2018第12届中国(临沂)国际茶文化博览会,在临沂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受邀参展企业:临沂鲁南滇红商贸有限公司将为广大茶友和市民,带来凤牌滇红全系茶品,风牌滇红,中国好茶,您一定不要错过!

滇红集团拥有茶园基地10万亩,在国内分别在北京、新疆、内蒙古、深圳、上海、香港建立六个平台公司,下辖的茶叶科学研究院有着40多年的历史,茶树良种资源圃保存有世界各地800多个茶树优良品种,征集保存了1500多份茶树育种材料,被誉为世界茶树种质基因库。滇红集团是目前中国较大的集种植、生产、加工、科研、销售于一体的红茶制造企业。

“滇红茶制作技艺”是源于1938年,传承近80年,由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云南省凤庆茶厂)传承发展的,主要流传于云南省凤庆县的传统滇红茶文化。它包括“厚德”“精工”“恬静”的茶道,独树一帜的产品体系,口口相传的制茶技艺,“平心静气、物我两忘”的养生理念和方法,严谨苛刻的“师带徒”制度,老字号茶庄的经营之道和历代传承人践行的良心文化等七项文化内涵,是滇茶的典型代表,是我国传统红茶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将红茶看做咖啡,那么普洱茶则可比作红酒。欧洲举世闻名的酒庄让人流连忘返,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来自于彩云之南的普洱茶庄也一定让世人恋恋不舍。

滇红集团投入了资源和精力重塑了凤牌普洱茶 

凤牌滇红 / 普洱精品展示 

凤牌·锦绣古茶饼普洱生茶

 

凤牌·夜宴图系列宫廷普洱熟茶

 

凤牌·甲级熟沱茶礼盒装

 

凤牌·甲级生沱茶礼盒装

 

凤牌·F8527普洱熟茶

 

凤牌·百年古树普洱生茶

 

凤牌·锦绣古茶砖普洱生茶

 

凤牌·早春乔木生茶

 

 

“凤牌滇红,非遗传承”2014年12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14〕59号文件),通知正式公布“滇红茶制作技艺”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12届中国(临沂)国际茶文化博览会

 10月19日-22日 

临沂国际博览中心(临西十路)

云南滇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E8 E9

欢迎各界朋友、茶友们届时莅临茶博会现场

【普洱茶再发现】普洱茶文化寻源

  谈到普洱茶文化,地理位置靠近古六大茶山的勐海似乎更有影响。西双版纳茶区,过去以澜沧江为界,分江北和江南茶区。江北的六大茶山,曾经在普洱茶的发展历史上各领风骚,此后渐渐形成了以易武为中心,江南的六大茶山,除了景迈之外,其余的南糯、佛海、勐宋、南峤和巴达,都属今天的勐海,而且由于气候及环境更适合茶叶的生长,勐海在普洱茶界的影响,渐渐超越了江北的易武,成为普洱茶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地方。

  著名学者李拂一先生曾在《佛海茶业概况》中说道:“普洱茶叶,驰名天下……而普洱府志载,距今数十年前,十二版纳出产茶叶,概集中普洱制造,同时普洱又为普思沿边一带茶叶之集散地。后制造逐渐南移,接近茶山。今则大部集中佛海制造矣。”最初,在江北安营扎寨的茶商认为佛海一带所产之茶为“坝茶”,品质不如易武和倚邦一带优良。其实,在勐海出现大量生产性茶庄以前,勐海每年都有数千担散茶运往思茅压制成饼茶或“紧茶”分销给商人,其实,即使是资深的普洱茶品饮者,也很难辨别出谁是“山茶”,谁又是“坝茶”。

  为了求证佛海茶叶的品质,李拂一先生曾在1934年前后,以佛海附近所产茶叶,制成“红茶”寄请汉口兴商砖茶公司黄诰君代为化验,结果是佛海所产茶叶“品质优良,气味醇厚。”而运销到西藏后,当地的藏胞认为和酥油加盐饮用,足以御寒、壮精神,由幼而老,不可一日或缺。

  在李拂一先生完成《佛海茶业概况》一文的1939年,勐海产茶数量,在十二版纳各县区已经是首屈一指的了:“佛海、车里(今景洪市)、南峤及宁江(今勐海县)等县区,凡海拔四千尺左右之山地,或原野附近之小丘陵,皆滋生茶树。尤以佛海一县之产区最广。”

  

  勐海在普洱茶界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茶庄的出现。大约在1908年前后,勐海出现了制作普洱紧茶的茶庄,此后的几年,茶庄发展到20多家,它们借茶叶产地的优势,迅速壮大,于是先前运往他处加工的茶叶,留在了勐海本地,促进了勐海普洱茶生产企业的发展。尤其是1938年佛海茶厂和南糯山茶厂的兴办,勐海县在很短的时间声名鹊起。佛海茶厂借普洱茶扬名海外,而勐海因拥有佛海茶厂,成为普洱茶版图中众人瞩目的地方。

  

  勐海茶厂(原佛海茶厂)

  在勐海的普洱茶庄如雨后春笋出现的时候,在澜沧江另一面的凤庆,却还老老实实担当着原料供给大县的角色。谁也说不清楚凤庆丰厚的历史文化为什么没有在普洱茶的生产上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大理喜洲严子祯在下关建立永昌祥商号,开始大量生产沱茶和藏销紧茶。严子祯的生意做得很大,他的产品不但通过缅甸、印度入藏,而且他还在宜宾、重庆、汉口、上海和缅甸的瓦城设分号。可以发现,严子祯不仅是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一个有着眼光的营销战略家,借助长江水道,严子祯将他的产品营销到了全国各地,这在交通不便的旧时,水道的确是一个地方与外界相连的动脉,严的沱茶和紧茶生意顺着茶马古道和水道迅速做大了。而大量的沱茶和紧茶生产是需要原料基地来支撑的,凤庆就历史地扮演了原料基地的角色。

  

  严子祯

  当时严子祯所生产的沱茶,凤庆晒青毛茶是必不可少的原料,因此民国17年(1928),“永昌祥”在凤庆设立了商号,不过生意兴隆的严子祯并没有打算在凤庆建生产基地,他在凤庆设商号,主要是为了竞购毛茶,并有效地控制沱茶原料。民国21年,又有外地人看好凤庆的原料,在凤庆建立了福利和、复协和、复和春三个茶叶商号,到了30年代末,虽然凤庆的茶叶商号发展到了20多家,较有名的除了以上四家以外,还有文运记、宝丰祥、顺天昌、升记、时泰兴、裕德兴、协兴利、士宝源、益友店、永利记、驷兴店、协庆兴、合兴昌、陆盛昌,这些商号大部分由下关茶号分支于此,但他们几乎都只是做收购毛茶的买卖,然后运到下关改造成紧茶或圆茶。在这些茶叶商号中,严子祯的“永昌祥”是最有实力的一家,当时凤庆的茶叶产量已经达到1250多吨,但半数以上被严子祯收购,其实力足以左右顺宁的茶叶。

  这一现状直至1939年顺宁实验茶厂建立以后才得以改善。事实上,在生产“红茶”之前,凤庆与云南全省各茶区一样,千百年来只生产绿茶类的晒青茶,或以晒青茶为原料的砖茶、沱茶、饼茶,或以晒青茶为原料的普洱散茶。而在勐海茶厂、凤庆茶厂和下关茶厂建厂初期,彼此的主打产品并没有决定下来,勐海茶厂除生产紧茶和饼茶外,也生产红茶;而顺宁茶厂在生产红茶外,也生产砖茶和饼茶。他们与下关茶厂、昆明茶厂同属于中茶公司,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人员的往来交换也比较密切,使得三家茶厂彼此没有什么秘密。

  顺宁茶厂建厂初期,日子并不好过,大理的永昌祥显然不愿意自己的原料基地出现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茶厂,它的办法就是抬价抢购晒青毛茶,顺宁茶厂为了能收购到满足自己生产需要的原料,除在城郊直接收购鲜叶加工红湿毛茶外,还先后到云县、博尚等地设收购站收购供“一母同胞”康藏茶厂(今下关茶厂)、复兴茶厂(今昆明茶厂)生产沱茶和砖茶的原料,由于顺宁茶厂是以生产红茶为主,因此,凤庆尽管是作为优质大叶种的原料基地,但却没有像当年的易武与勐海那样,涌现出许许多多普洱茶庄来。据《凤庆茶叶志》介绍,当年顺宁茶厂收购的原料,在完成调拨后,也有部分用来加工成沱茶和砖茶行销,但毕竟不是其主打的产品。因此作为一个茶叶之乡,凤庆对普洱茶最大的贡献是它扮演的幕后角色,今天,除了凤庆茶厂生产“凤牌七子饼茶”、“凤牌甲沱”和临沧茶厂生产银毫沱茶有影响之外,并没有留下许多传诸后世的普洱茶产品。

  

  60年代制茶机器

  与严子祯在凤庆只收购原料不同,佛海(今勐海)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小茶庄不仅将勐海作为原料基地,更将它作为一个生产基地和集散地。当然,尽管西双版纳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但其最大的产茶区勐海成长为今天普洱茶最富盛名的重镇,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渐穿过时间的帷幔,呈现出来的。如果说陆羽在著《茶经》时,或因见识、或因高山阻隔,没有认识到云南在中国茶叶版图上的重要地位还可谅解的话,那么清代学者檀萃在其得意之作《滇海虞衡志》中,把勐海排除在普洱茶的主产区之外,不能不说是一叶障目的败笔。檀萃在书中写道:“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绮邦、四曰莽枝、五曰曼端、六曰慢撒,周八百余里。”他只知江北有六大茶山,而不知江南也有六大茶山,分别是南糯茶山、勐海茶山、巴达茶山、景迈茶山、南峤茶山、勐宋茶山。其实,勐海产茶的又何止才是这几座茶山,由于天赐的地理、气候以及环境,勐海土地上,可以说是山山皆锦秀,峰峰出妙茶。导致檀萃这一失误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的道路难行,他没有涉足西双版纳,没有到过勐海见识地球上这块生机盎然的土地上那一望无际绵延铺陈的茶园,否则,《滇海虞衡志》对普洱茶的产区,一定会有新的阐述。

  

  树龄1800年勐海野生茶树王

  相比较起来,唐代的学者樊绰的视野就要开阔得多,盛唐气象的潜移默化,拓展了这位学者的胸襟,使他能够超越地理和历史的局限,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来看待那些还处在蒙昧之中的事物,因此他所著的《蛮书》中这样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指的是唐代地方政权南诏所设的“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包括今天的景东、景谷及其以南的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当然也包括临沧的云县、临翔区和凤庆的一些地方,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区域。而且与檀萃相比,樊绰也要聪明得多,他不像檀那样,将普洱茶的区域确指在六山,这样很可能挂一漏万。而是用了一个“诸”字,将茶叶的生长地都概括进去了。

  勐海的普洱茶生产,在上个世纪初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一份有关勐海茶庄的文献里,笔者见到这样的记载:民国3年(1914),思茅厘金总办玉溪人秦克廷,派办事员玉溪人周文卿到佛海经营盐茶生意,开设“广源利”商号,民国6年(1917),周文卿与朵云峰、刘华轩合伙成立“三益祥”商号,继续盐茶生意。民国14年(1925),周文卿开办“可以兴茶庄”。民国时期的“可以兴茶庄”,红色商标上绘有马鹿、白鹤松树图,印有“鹿鹤商标”字样,四个小圆圈内标以“云南猛海”四字,横行双线圈内印“可以兴茶庄”五字,中间直书六行字:“拣选上等尖芽,精工督造如法,诸君认明内票,请试非图自夸”。下方横书三行缅文,生产的茶砖很有名气。

  民国13年(1924),腾冲富商董耀廷派叶安年到勐海租赁城子脚那“恒春号”后面山上赵绍虞宅,成立“洪记”茶庄,专营紧茶销藏,并优礼高价聘请思茅制茶师傅到“洪记”制紧茶。“洪记”茶庄后到7灶时,年产茶量1.5万担,1949年生产500多驮,后来转移缅甸。民国17年(1928),鹤庆富商张静波派缅甸景栋栈的经理傅孟康到佛海成立“恒盛公茶庄”。同年,云南回族苏兴元在城子脚设茶灶一盘,制造紧茶二三百驮,售予“洪记茶庄”,年产茶1000担。民国19年(1930),新开业的茶庄有腾冲人李云生的“云生祥茶庄”;石屏人王抹时的“时利和茶庄”;广西柳州人李拂一的“复兴茶庄”;勐海土司刀良臣集资傣族合股的“新民茶庄”;傣汉族合股以景谷人罕荣邦为经理的“利利茶庄”;蒙自回族马鼎臣的“鼎兴茶庄”,有蓝圆茶、红圆茶、紫圆茶3种内飞,其内票以一月一星的“月星”为注册商标,紧茶为有柄心脏形。另还有张敏然的“大同茶庄”;有回族纳成方、纳成俊合办的茶号1家。

  仅民国27年(1938),勐海开办的茶庄就有5家,它们是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曼赛老叭双喜与利利茶庄合股开办的茶号;群众集资由石屏人梅植三开办的“大同茶庄”;普洱人张吉庵的“吉安茶庄”;傣族合资,由勐遮土司刀健刚开办设在曼洪的茶庄;由勐混傣族合股、勐混土司代办刀栋材设在勐混的茶庄。民国27年(1938),李拂一主张小茶庄联合,得到支持,于是由“可以兴”、“时利和”、“大同”、“利利”、“复兴”等茶庄参加,成立了“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有紧茶2万多驮,实力增强,还办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民国28年(1939),当时的云南省财政厅在勐海创办思普企业公司所属思普茶叶试验厂,委任白孟愚为厂长。这年5月,中央经济部采纳李拂一先生建议,派中国茶叶专家范和钧率领一批技术人员,到佛海成立官办“中茶公司佛海茶厂”,机制红绿茶。民国29年(1940),思茅“元信昌号”老板马子厚及中茶公司试验厂高价购买紧茶,茶号又增加勐宋区曼迈的石屏人陈玺、曼默的昆明人覃玉篇、佛海的大理人赵绍虞、思茅人刘肇炎四家茶庄,这时佛海的茶灶猛增至40盘,年产紧茶3.5万余担,圆茶7千余担,创佛海最高年产量,出口到香港等地的有“鼎兴茶庄”绘月星标记的紧茶。

  

  茶厂旧照

  这是一份对勐海茶庄比较详细的记载,很难想象收集这些资料的人,是怎样透过历史的帷幕,将勐海尘封在时间里的一个个茶庄重新挖掘出来的,从这份极有历史价值的资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勐海在上个世纪初期,普洱茶生产的兴旺景象。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在历来注重历史文献纪录、整理的文化大县凤庆,我们却很难在尘封的历史中寻找到像勐海当年生产普洱茶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景象。


揭开“红印圆茶”的面纱

“红印圆茶”“铁饼”是自“普洱茶热”兴起以来倍受关注的两款茶品。关于它的生产时间、生产厂家、包装、工艺等等,市场上有很多说法。据汤仁良、黄方文、冯炎培、杜启凤等老茶人回忆,“红印圆茶”的生产最初是在下关茶厂,时间是从1953年至1957年止,1973年恢复生产;20世纪50年代中叶,在下关茶厂的帮助下,勐海茶厂也开始生产。下关茶厂的“铁饼”在2000年前共生产过两批:7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共约15吨。

现将由云南省茶业协会承办、2004年11月24日~26日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首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与上述历史背景和生产情形相关的论文汇辑如下,供广大茶友参考。

图片南糯山茶厂一隅(郭红军2019年摄)

第一篇解放前后车(里)、佛(海)、南(峤)的点滴茶叶情况

作者:汤仁良(退休前为凤庆茶厂茶科所初制部带头人)

我于1950年5月,受思茅边防军副司令余为民命令,去西双版纳建设“小上海”。并由宁洱行政督察公署委以技师茶叶股长,到思普垦殖场着手武装接收中茶佛海茶厂、省财经委南糯山茶厂(场)、曼真茶厂。在当地政府的热情支持下,顺利完成接收任务。可惜国民党军队败走后,所有茶厂(场)可搬运的东西,荡然无存,一时无法重组生产。就责令各厂未走的外地员工1~2人保持现状(不久,中茶派唐庆阳同志接收了佛海茶厂)。我以南糯山茶厂为驻地着手恢复生产。当时,不但机器没有动力设备,200多人的垦殖人员中,只有我懂得点茶叶知识。我一面用脚踏鼓风机使一部斯里兰卡进口的烘干机可以工作,并拆掉减速装置,用人工推动两部60型揉捻机。在生产人员使用上,场领导极端重视,包括党委书记陶明、场主任秘书杨振家、唯一的高中毕业生赵晋南和一批游击队里担任过连排领导的同志汇集茶厂,于1951年,开始生产红茶,用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制成了2.5吨成品并统一样茶,送上海商检局审评。1952年初接该局报告单,评语出乎意料:“该样茶超过本年度(即1951年)英伦茶叶市场高档祁红”。我将报告亲送省农业厅厅长张天放,他看后非常高兴地说:“云南有这种宝贝。你将报告留下,我马上找省经委研究如何开发。”我在昆明等了十余天,省里拨款十万元,得到垦殖场领导同意并派行政股长孙子系协助,在昆明和去函上海购买必需仪器共十余驮回来,成立西双版纳茶叶试验场。是年8月,成立了省茶叶科学研究站。我于1952年3月调到凤庆农技站。

在西双版纳了解的一些茶叶情况:

1950年前后,在佛南的茶树均处于免耕状态,生长在香樟树和草丛中。南糯茶场到茶厂的路边竹丛里有一棵茶树要用梯子上去采摘茶叶,一次可采80市斤鲜叶。其中一棵胸径40Cm的茶树横断锯成4Cm砧状的标本(树龄竟达500年)分送全国有关茶叶的院校和研究所,从此开展了大叶种的原产地之争(过去都说印度的阿萨姆)。

当时只有国营、省营的几个茶厂生产红茶和少量绿茶,民间都生产晒青茶。藏销稳定时多数加工成心形紧压茶,否则多以散茶出售。一部分经越南河内转香港,销往南洋群岛;大部分到普洱集中,经景东运到下关加工成“关沱茶”,内销四川等地。

心形紧茶是藏销茶,供藏民制酥油茶。有时藏族茶商会长途跋涉到车佛南采购茶叶,只要他们一来,农民的茶叶(紧压散茶)一扫而光,坏茶、有夹杂物的茶都卖得出去,而且价钱也好。当时用的是国币,一个紧茶(约三市两)可卖一块钱。到西藏可卖四块钱。

茶农最困难是抗战时期,茶叶很难卖掉。据说,有一个茶商在战前买了许多沱茶运到河内,抗战爆发,运不出去,存放到抗战胜利时十余年,运到香港,消费者赞不绝口,变成的陈年普洱茶,声誉大振,发了财。

心形紧茶的做法,据介绍,先将晒青茶蒸透,用白布将蒸好的茶趋热绞成心形,去布保留裹绞时形成的尖口,然后排放在通风的竹楼上,让其自行风干。日子一长,内部就产生松花霉(民众对这种霉形象的说法。我们也没有鉴定过,但嗅着有冰片味)。

云南大叶种的后发酵,无论紧茶、关沱茶,通风是关键。我于1952年遇见祁增培同志,问起四川人最喜欢关沱茶的原因。他说:“下关风大,我们厂做成的沱茶,摆在篮子里是风吹干的。”

那时车佛南没有公路,只有山间铃响马帮来。


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篇回忆到佛海茶厂经过

作者:黄方文(退休前任凤庆茶厂副厂长、凤庆县外贸局局长)

1952年3月,我们在西南茶叶公司的30余人由总公司派来的祁增培、谷应两位技师带队,由重庆出发,坐汽车到达昆明。到昆明后祁增培继续到凤庆。我们在省公司住了近一星期后,又有云南省商业贸易干部训练班学员20余人加入,一共60余人,由唐庆阳、谷应两人带队,由昆明乘火车到石屏。在石屏雇了马帮(70多匹骡马),驮运行李、药品以及恢复佛海茶厂所需的办公用品,由石屏赶到宝秀。在宝秀住了近5天,等待昆明军区派部队来护送过土匪区。在离宝秀约60华里的三台坡,部队以一个排的兵力护送。同行的还有普洱专署工作人员10多人,普洱医院医生、护士10多人。我们茶叶公司60多人及70多匹骡马安全到达墨江,又从墨江走路到普洱。在普洱休息一星期后继续往前走,经过思茅到景洪、勐海,一路全是住马店。人员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轮流做一天饭。因当时车里、佛海、南峤(景洪、勐海、勐遮)三县是紧急战备,因此,我们只许每人带一套换洗衣服被盖进去,其他衣物全部留在小勐养,由厂内派人保管。我们历经一个月时间到达佛海茶厂。当时厂内只有5人在看守厂房及设备。我们到厂后,领导组织我们学习民族政策。一周后,人员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做行政管理工作;一部分分赴车、佛、南三县重点茶区收购青毛茶;一部分会同茶科所抽调的人员组成红茶推广大队,到勐海重点产茶(保)(佛)建立红茶初制所。在6月下旬有少量红茶送交茶厂。我们去时厂内没有生产什么茶叶。1952年下半年,厂房开始修理,所收的青毛茶是调往普洱支公司再转调下关。当时昆明茶厂的军代表是王兴、杨秉奎。

图片勐海茶厂样茶展柜(郭红军2019年摄)

我们在1952年到勐海时,除机关干部及解放军外,老百姓当中基本没有汉族,全是少数民族。社会上就没有私商生产收贮茶叶卖,也从没见街上有什么紧茶、饼茶及其他花色的茶叶。街子天也只有少数民族卖点晒青茶。当地也没有地主,只有民族头人,农村寨子中的头人名称“保长”,要做什么事情,只要保长说一下,人人到齐。在1953年以后才实行和平土改。在我们离开佛海茶厂之前,厂内未生产什么紧茶、饼茶、烘青茶和其他花色的茶叶,当时只是收购少数的晒青毛茶及红毛茶。

到1953年3月,接省公司通知,肖凌声、沈可珍和我三人调顺宁茶厂工作。我们又由勐海走路到普洱,在普洱坐货车,途经景谷、景东到下关。当时这条公路正在修,车子一天也只能走40~50公里。到下关后,在下关茶厂的帮助下,我们三人由下关骑马,经巍山犀牛、鲁史、金马、新村、鸡街,于4月4日到达顺宁茶厂(凤庆茶厂)。


图片冯炎培先生与夫人(郭红军2018年摄)

第三篇下关茶厂生产七子饼茶的过程

作者:冯炎培(退休前任下关茶厂厂长)

1941年康藏茶厂成立后,生产的产品为“宝焰牌”紧茶、饼茶。1950年7月,中国茶业公司报请外贸部批准,新康藏茶厂改名为“中国茶叶公司下关茶厂”。1952年7月,省茶叶分公司通知统一使用“中茶牌”商标。同年,省公司通知下关生产侨销圆茶(产品出口到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故称侨销圆茶)。当时加工方法较为原始,采用布袋蒸揉,大理石墩压制成型。每块茶先用棉纸包装,包纸是自己印刷(木刻版),中茶商标图案全为红色,每圆茶压上中茶商标。1954年起,“中茶牌”统一商标中的“中”字是红色、“茶”字是绿色。七圆为一筒,用笋叶篾丝捆扎后再装入竹篮。包装纸样几经改动,分别为:印有“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圆茶”“云南省茶叶公司圆茶”“云南省茶叶公司七子饼茶”“云南七子饼茶”的字样。从1953年开始生产至1957年,每年都生产七子饼茶产品调省公司。1957年后停止生产。1973年省公司通知恢复七子饼茶生产,产品仍调省公司。


图片来源于网络

70年代后期,茶厂选用饼茶成型的原理加工出七子饼茶的铝模甑(规格尺寸和七子饼大小一样),经过蒸压成型生产出的产品,茶片正面较为平滑紧结,背面平整还有蒸汽孔,没有布袋打结的凹孔,生产量近10吨左右。由于压制较紧,自然陈化慢,未受到市场消费者的青睐,我厂就没有再生产。90年代中期,应客户的要求,我厂又生产了一批铁饼(5吨)调省公司转口销售。这批储存近20年的茶,具有它特殊的品质,再面市自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两批茶是用模具压制成型,较为紧结,我厂把它称为“铁饼”。70年代生产的七子饼茶,改石墩压制为机器压制,由于机器压制的重量大,用布袋揉制成型的茶片仍较为紧结,所以客户把我厂生产的七子饼茶称为“铁饼”。因加工工艺不同,我们生产的七子饼称为“泡饼”“铁饼”两种,这就是下关茶厂生产侨销圆茶到七子饼茶的过程。

第四篇下关茶厂生产七子饼茶的最初情况

(讲述人:杜启凤,1960—1984年先后担任下关茶厂副厂长、厂长等职;记录人:李其康;2004年10月26日)

我是1938年进康藏茶厂的,当时主要是生产心型紧茶。下关茶厂建厂吸收了包括我们原先在新康藏茶厂工作的,还有在永昌祥、宝元通、恒昌等茶厂工作过的工人进入下关茶厂。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片勐海茶厂样茶展柜(郭红军2019年摄)

1952年,厂里开始生产侨销圆茶,也就是后来我们叫的“七子饼”茶。由李廷良、李显廷他们为主来做。李显廷做茶的时间比较长,1930年左右他曾经到佛海做过茶。李显廷对茶叶的拼配比较熟。当时生产出来的七子饼茶主要调中茶公司云南省公司出口。那时压七子饼茶是这样的:用布袋揉过之后,被放到一个木枋上的圆模中,放上一块大理楚石在上面,人再站在上面压。50年代中期,下关茶厂抽调一部分工人去勐海茶厂帮助他们生产紧茶和七了饼茶。我记得第一批进去的有大井盘村的周崇邑,从邑村的有杨以义,太和村太三的王子刚。那时七子饼茶的包纸是用白棉纸包,印边是厂里自己印。张玉莲(女)就是专门印七子饼茶包纸的。

来源:云南省茶业协会,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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