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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下关普茶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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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及其对茶文化传播的交互影响探析

[摘 要] 梳理了茶文化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尤其是生长于云南银生诸山的普洱茶,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使得茶马古道必须翻山越岭长途远征以获取它。同时,西域回鹘民族的“恃茶”习惯使得丝绸之路逐渐向茶马古道转型,伴随着更多民族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向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延伸,最终成为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将拓宽山地研究与“一带一路”战略关系的视野,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及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认为山地文明的交流传播与道路的开通关系甚大。藏民“恃茶”的习惯催生了茶马古道的兴起,古道网络的形成和繁荣又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 山地;茶马古道;茶文化传播

一、前言

自古以来,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文明的交流传播总是与道路的开辟延伸紧密相连。山地文明更是如此,因为山地道路的开辟极其艰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若无道路在山地间的连接,那真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巍峨雄奇、蜿蜒起伏的群山之间,在横断山脉层峦叠嶂的高山峡谷及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山地之中,盘旋绵延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古道的石板上至今仍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欲说风尘;道旁的石壁上刻着许多佛教箴言和崖画,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连接古道的铁索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崖下,时时可见森森的白骨。——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行程最险峻的文明传播古道:茶马古道(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1992)。茶,这一生长于山地的树叶,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承载者,在这条古道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生长于中国南部许多山地: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福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宋徽宗赵佶),更因“茶性俭,忌膻鼎腥瓯、膏薪庖炭”(陆羽),被赋予“中澹间洁,韵高致静”(赵佶)的品格,备受中国文人学士的雅爱。据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茶的功用是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基础,这种功用源于人的需要。而茶叶一旦成为必需品,那茶就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渐而渗透熏染,成为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文献古籍中常有关于茶之功用的记载,《神农食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广雅》:“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华佗《食论》:“苦荼久食益意思。”《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荼、蜈蚣并炙,令香熟,等分,捣筛,煮干草汤洗,以敷之〔唐陆羽,2011〕。”

有如此奇妙之功用,难怪“茶”一旦传入藏蒙高原,立即融进其血脉,成为每日不可或缺之饮。

二、茶叶入藏与茶马古道的兴起

茶叶何时流传入藏,其端始早已堙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文献有所记载之时,饮茶之习在藏区已悄然成风。“起码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人已经像离不开盐、帛、刀、玉一样离不开茶叶”,以致“汉地茶商”在吐蕃已形成阶层。根据藏族著名文献《弟吴脚法源流》和《贤者喜宴》的记载,“汉地茶商”的政治身份是主奴,地位等同于“小王”,可以享受奴隶、再奴、贱奴当差的待遇 (王明达,2012:33~34)。

《西藏政教史鉴》载:“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而文成公主入藏是公元641年。可见,有史料记录的吐蕃饮茶习俗是从唐代开始的。茶大规模进藏也大约在唐代,藏语中“茶”这个词的读音形式和汉语唐代语音一致,是一个重要的旁证。不过,茶从民间进入藏区应该有悠久的历史,那些年代久远的马帮古道应该很早就伴随着茶的运输(陈保亚,2005,2010)。

1.恃茶与取茶

“茶”一旦传入藏区,立即融进其生活与文化,日久积习,不可或缺。“最为使人感到茶之力量的是这样一句藏族古谚语:‘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用汉语来说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木霁弘,2003)!”

大约始自于晚唐,茶逐渐成为每个藏族人每天饮食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十九年(731),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已经开始出现茶马互市,茶叶大量运往藏区,藏民全民饮茶,现代藏族人几乎都饮酥油茶。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藏人游牧,多食牛羊腥膻,“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王圻《续文献通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卷八0),“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内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王廷相《严茶议》)。因此,藏族有这样的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饭可一天不吃,茶却不能一顿不喝”。

如上所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藏民族如此恃茶,他们需要茶就像需要水、空气、盐、粮食一样,藏区却不出产茶叶。这就引发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到产茶的地方取茶!

产茶的地方分布在中国的南方诸多省份,然“可以认定云南和四川南部都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唐·陆羽,2011]”。《茶经·茶事》中涉及茶的源头或茶的盛产地时,大都是在横断山东麓一带。陆羽还引孙楚《歌》曰:“姜桂茶荈出巴蜀。”顾炎武《日知录》也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可见,先秦时巴蜀之地的饮茶风俗传至中原,历经汉魏六朝,种茶饮茶盛行于东南各地,到唐宋代蔚然成风,并一直延续至今。

或许是因为云南地处偏远,其时与内地的交流通道又大多要经过四川,早期文献记载中鲜有提及云南是茶的原生地。但是,“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并不需要去争夺人类茶树发源地初始权和最早栽培茶树的初始权,他们知道茶马古道伸向的主要茶山一定是最古老的茶山,一定有茶源。在两条最为古老的原生茶马古道中,滇藏茶马古道伸向云南普洱一带,川藏茶马古道伸向四川雅安一带,都没有伸向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的茶山(陈保亚、彭玉娟,2012)。”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路,是道路,把“恃茶”与“取茶”之间相隔着的万水千山连接起来了;同时,也把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与汉文化集团——连接起来了。茶在古道上的传播,这一独特的文化事件,竟然催生了一个人类行走文化的奇迹,形成了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茶马古道。

2.茶马古道的兴起及繁荣

“茶马古道”是以人赶马驮(少数为牛、骡)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马、骡、皮毛、药材、盐、酒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纽带。其分布最初是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中心,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及泰国等(木霁弘,2003;陈保亚,2010)。通过马帮贩运茶叶维持古道的生命与繁荣,是茶马古道独立于世界上其他古道的特征。

当然,有茶马古道之前,古道早已存在。可以说,古道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因为说到古道就要说到走古道的人,古道的形成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据学者研究,茶马古道的原始形态是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其间,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的出现为茶马古道的兴起预备好了一般的必要条件。

在茶马古道兴起以前,以滇藏川横断山为中心的马帮古道已经非常著名,历史记载的代表性马帮古道有从大理到成都的五尺道和灵关道,从大理到印度的博南道。

五尺道从成都顺岷江南下,再沿着金沙江经过宜宾、昭通、昆明到大理。灵关道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到西昌,再顺安宁、雅砻江到攀枝花,顺金沙江进入云南楚雄,最后从大姚到大理。博南道从大理出发跨越澜沧江、怒江,取道保山、腾冲等地,分几条支线进入缅甸印度。

另一方面,茶马古道以前还有些马帮古道尽管历史记录很少,但也已经相当发达。代表性的有怒江马帮古道、澜沧江马帮古道、金沙江马帮古道、元江红河马帮古道、雅砻江马帮古道、南盘江马帮古道。马帮古道迅速缩短了物质和文化因子的传递时间,缩短了村落的空间距离,扩展了文明传播的容量,带来了村落的繁荣。由于马帮的远征能力,可以说马帮的兴起使古道真正进入了纽带时期。

使得横断山深处的马帮古道如此发达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盐。对大多数村落来说,和水、食物不同,盐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于是从盐井到各个村落的古道网络开始出现,盐运古道是获取食盐的必要条件。由于盐是来自于他乡的常年生活必用品,有人栖居的村落必须要有盐,也必须要有盐运古道连接,这就是依赖性。粮食可以自己采集、生产,牲畜可以自己养,衣服可以自己做,水可以自己找打井取,盐却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自己采的。

当马帮和盐两个因素汇集在一起时,形成了盐运马帮古道,这是一种生命力非常强的古道,马帮古道和盐运古道的性质同时体现在盐运马帮古道上:一方面是崇山峻岭中需要古道网络来运输盐,另一方面是马帮克服艰难险阻的能力使盐运古道网络得以运行。

然而,藏族对茶的全民依赖这一特殊的必要条件彻底改变了这些古道的性质,使得一般的盐运马帮古道发展成茶马古道。因为藏族地区一般不产茶,耗茶区要穿越横断山向产茶区进行远征,这就使得“局域网”似的盐运古道转型成了“互联网”似的茶马古道。同时,茶比盐更难保存,远征还需要常年进行。马帮的生活开始职业化,形成了马帮的商业规则和专用术语,马帮古道开始固定化、季节化,远征的马帮队伍就成了生活的一种形式。

说到底,茶马古道源于藏族对茶的依赖,藏族出没的地方就是茶马古道延伸的地方。随着藏族恃茶行为向横断山腹地的扩展,绕过横断山腹地的任何古道都不能满足横断山腹地恃茶民族的需求,茶马古道必须深入横断山腹地的崇山峻岭。

横断山脉是世界屋脊上最险峻的极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是云南、四川两省西部和西藏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与这片土地上许多东西走向的山脉不同,横断山脉是南北走向,其高山峡谷、激流险滩隔断了东西交通,山势回转,江河扭曲,其险峻艰难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对茶的深深依赖,促使着人类最伟大的一个行为:翻越横断山腹地,对世界屋脊进行终极的征服。

自东而西翻越这些纵贯南北的著名山川,要依次征服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金沙江、芒康山(指北段,也称宁静山,南段为云岭)、澜沧江、他年他翁山(南段为怒山),怒江和伯舒拉岭(南段为高黎贡山)。至少在明代,茶马古道已经翻越了横断山腹地。《明史·食货志》有载:“(洪武四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天权)、黎(汉源)、雅(雅安)、抵朵甘(康藏和安多藏)、乌思藏(卫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贵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茶马古道还连接着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及周边国家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也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种物质和文化的交换。饮茶习俗也随着道路的延伸和传播,流传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大西南的茶叶源源不断地在深山峡谷,雪域高原中艰难跋涉,走进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融入风姿各异的文明。

茶马古道覆盖了早期的各种局域马帮古道,使一些曾经中断的著名古道得以复兴,如连接滇蜀到印度的“蜀身毒道”、经滇南红河至越南交趾的“滇越麋泠道”等,并迅速激活周边的大量局域古道,转型成为远征的茶马古道,交织成跨越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陈保亚,2005,2010)。

茶马古道是世界高地上的庞大网络,主干道有滇藏线、川藏线和川青藏线。滇藏线以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今普洱)、临沧的勐腊、勐海、澜沧(亦即澜沧江流域)等为中心来扩张,线路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左贡、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川藏线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抵达尼泊尔、印度。川青藏线从横断山东麓产茶地往北出发,一条取道现今的罗江白马关,顺嘉陵江北行,翻越大巴山、秦岭,进入陕西,再西去甘肃、青海入藏,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从绵竹翻越岷山南部的九顶山南部进入茂县,或者从灌县或北川绕过九顶山进入茂县,然后顺岷山西侧的岷江北行,经过松潘、若尔盖,翻越西倾山进入茶马互市要冲临夏(古河州),再西去青海、西藏。

在这些主干道之间和周围,各种支线盘根错节,伸向高山峡谷的村落和牧场,使得恃茶行为得以维系;同时,恃茶行为又使得茶马古道得以繁荣昌盛。可以说,茶与古道相依相存,又相得益彰。

三、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延伸

1.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

除了藏族全民恃茶,另一个重要的恃茶民族是回鹘。《新唐书·陆羽传》记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亦足怪焉。”这说明回鹘在西迁以前就已经有了饮茶习俗。

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和佛教的冲突,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曾经一度处于萧条状态,很多商品开始走海路。唐武宗元年(840),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回纥西迁(《旧唐书·回纥传》)。贞观二十一年(647),回鹘酋长吐迷度在独逻河(今蒙古国土拉河)自称可汗,正式建立回鹘汗国。因其与唐朝一起消灭薛延陀汗国有功,吐迷度被唐朝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回鹘与唐朝一直友善,曾经三次向唐朝和亲。彼时唐朝饮茶之风盛行,受其影响,故每“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之统治无道,内讧不断,840年回鹘分三路西迁:一迁吐鲁番盆地;一迁帕米尔高原西部至楚河一带;一迁河西走廊。

伴着回鹘的西迁及其向丝绸之路的移动,丝绸之路开始复兴;同时,回鹘也把饮茶的习俗带到了丝路上。由于回鹘恃茶行为的形成,茶的需求剧增。这在宋明以来记录西部的文献中均能找到茶马互市的佐证。其时,丝绸之路上以茶为主的运输活动非常繁忙,必要的运输品已悄然转变为“茶”,而不再是丝绸了;茶成了丝绸之路赖以延续的更主要的因素。从古道支撑商品的角度看,从唐宋开始,丝绸之路已经转型为茶马古道了。因为通过人赶马驮长途运茶,这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特征,不过,有些沙漠地区不是用马而是用骆驼。和丝绸不同,茶不仅是从起点到终点的商品,而且是沿途回鹘等民族必需的商品,这使转型后的丝绸之路不允许再中断。随着道路网路的连接与延伸,全民喝茶的习俗也在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中形成。同时,由于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陈保亚,2005,2010)。

2.茶马古道完整形态的最终形成

随着现代交通的扩展,世界上很多古道都被公路或铁路取代了。昔日的马道要么被公路铁路叠置,要么在漫长的日晒雨淋下消失在草莽中。丝绸之路由于分布在比较平缓的地带,容易被公路铁路覆盖。公路的兴起就是这些古道生命的结束。我们现在走在丝绸之路上并不等于走在原来的古道上,原始的运载工具和方式已经难以再现。古道的消失不仅只是古道本身的消失,伴随着的是古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语言文化的消失。这对人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尽管茶马古道的主干也正不断被公路替代,然由于茶马古道以运茶为主,而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的村民们总是愿意把家园建在高山云雾或峡谷深处,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茶叶,需要茶马古道来连接那里的村落,满足村民对茶的依赖。那些村落是公路不易完全覆盖的地方,特别是滇川藏三省边缘地带。因为横断山一带地形复杂,这里的地势结构多为堆积层,地质变化复杂,常有大的泥石流、大滑坡发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把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切割成许多山峰峡谷,使得江河纵横,浪涛汹涌,人们主要靠皮筏或溜索横渡。

可以说,没有哪一条古道像茶马古道那样险要。同时,茶马古道很窄,一般只有两尺见宽或更窄。其上乱石叠嶂,路和雪水溪水常常不分,行动起来极其艰难。短期内这些地方筑起现代化的公路、铁路网络还不大可能。因此,茶马古道是大陆上至今仍在活着的一条古道。

茶马古道的可延续性是不同于其他文明古道的又一个区别性特征。可以说,全民饮茶和高山峡谷是茶马古道得以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延续的两个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全民喝茶的习惯,便不需要马帮去远征运茶,如果只有全民喝茶但没有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复杂的地理环境,茶就可以通过公路来运输,而不必马帮来远征(木霁弘,2001;陈保亚,2005)。然而,令人痛心和担忧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商业旅游的开发,现代公路开山劈石,架桥穿洞,不断地在侵蚀和吞没着现存的茶马古道,这条绝无仅有的古代文明传播古道正在濒临灭绝的危险。

综上所述,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包括:古道远征线路的形成;古道在空间上的周遍性;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古道和马帮的专门化。远征线路的形成表现为茶马古道往往要跨越很长的距离,才能把耗茶区(比如藏区)和产茶区连接起来。周遍性是指只要有恃茶民族的村落和牧区,茶马古道就必须伸向那里。所以茶马古道本质上是以远征线路为主干并向各个耗茶村落和牧区延伸的古道网络。延续性是指高山峡谷中的民族依赖茶叶,每个村寨的茶不能中断,因此古道也不能在新的运输方式出现以前被中断。现代化交通手段至今不能完全替代茶马古道穿越横断山深处的高山峡谷,体现了茶马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专门化是指茶马古道线路、行走时间、行走方式、停留点的定型。以上这四个方面,如果和丝绸之路相比,只有远征性这一点颇为相似,其他都不同或有较大区别。由是观之,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为:茶马古道是指以马驮(包括牛、骡、驴、骆驼等托运)、人背为主要运输方式,以运茶为主要目的,并伴随酒、盐、马、骡、皮毛、药材等物质商品交换及佛教、基督教等精神交流的文化传播纽带。它以滇川藏为核心,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和北方丝绸之路相汇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北、湖南等产茶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向南和东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波及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继续向西则和欧洲、非洲古文明通道连接(陈保亚,2005)。

四、茶马古道文化线路

在茶马古道上,马帮不断地游动,茶叶从一个商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等等将这些茶叶一站转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边。茶叶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形成了一条条无穷无尽的文化传播道路。

同时,随着茶叶的传播,恃茶民族逐渐增多,以致小小的几片茶叶,却在宋明两朝政治经济外交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茶驭番(邓前程,2005)。

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而宋代立国中原,缺马问题严重,于是,茶马互市便是两全其美之策。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输入宋朝。因此,北宋政府专设茶马司,加强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加强抗击对方军事实力。(明)谢肇淛《五杂俎》评价茶马互市“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当然,宋王朝的关注点并不仅在于“利”,更多在于“羁縻远人”。“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初不借马之为用”(《宋会要·职官》卷四三)。

明朝以降,朝廷强力控制茶马互市,显然也绝不是为利,甚至缺马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明太祖所言:“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强调“……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明世宗亦言:“国家令番夷纳马,酬之以茶……非中国(即内地)果无良马,而欲市之番夷也。亦以番夷中国藩篱,故以是羁縻之耳。”(《明实录》太祖卷、世宗卷)历朝大臣也力挺“以茶驭番”之策,正德年间都御使杨一清言:“且金城以西,绵延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茶御史刘良卿也说:“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也。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之处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所以有明一朝,皆认为“茶马,国之要政”,“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之害,中国得茶实为我利之大,非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七修类稿·国事类·西番易马考》)。

“茶”,这生长在中国南方平凡普通的草木之叶,竟然在历史上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成为固国守边的和平之子,堪比万马千军。可谓天佑中华!

此外,茶马古道还兴起了无数的城镇,城镇成为独具特点的贸易文化中心。政治的使臣、做买卖的商人、和尚及民族部落……他们在这条古道上流动着,印度文明、西域文明、西亚文明、东非文明、西藏文明、滇蜀文明、中原文明等等诸多文明,通过茶马古道的连接,在各个领域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互相交流。因此,茶马古道既是商品贸易大道,又是中外交流通道;既是民族迁徙走廊,又是佛教东渐之路;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形态最为复杂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木霁弘,2001)。

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一种新的类型——文化线路。根据马德里会议(1994年)判别文化线路的标准——强调文化线路使用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反响和在文明传播上的贡献。据此看来,茶马古道堪称文化线路的典范。

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作为一动态的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的理念,它更重视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由是观之,茶马古道因其“绵延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长度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多功能的角色和目的”及“产生了巨大的跨文化影响”,成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8月,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宣布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与其他遗产类别不同,文化线路更为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非直接的,不仅有物质的方面,更有非物质的方面,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随着一些线路所发生的宗教、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这些传播参与了对各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塑造,因而意义往往十分重大。总之,文化线路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多维度的、有着除其主要方面之外多种发展与附加的功能和价值,如宗教的、商业的、管理的等等。因此,文化线路不仅只是一个申报和保护遗产的类型,更是一动态的强调文化整体意义的理念,要求人类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看待自身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重新看待文化的多样性。希望这一植根于人类古老的智慧及西方后现代近年来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新理念,能对山地研究及茶马古道的保护和利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茶马古道之精魂——得天独厚的银生诸山普洱茶

1.普洱茶——上苍的馈赠

《史记·西南夷传》太史公曰:“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行笔至此,司马迁不由得感叹:“楚之先岂有天禄哉?”

说到普洱茶,也令人有同样的慨叹:“滇之茶岂有天禄哉?”大凡茶叶皆有一难:不易保存,逾年则败。别的茶种皆贵在新,唯独普洱茶越陈越香,被誉为“可入口的古董”。

普洱茶是茶马古道的精魂,似乎天生为茶马古道而造就。它的制作原料为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独特的大叶种茶树,形成了茶多酚含量丰富、鞣酸含量高、利于化食,且茶味浓郁甘醇、耐煮耐泡的特点。是制作藏族酥油茶和蒙古族、维吾尔族奶茶的上好茶品,最能满足藏、蒙、维等民族的需要。普洱茶的制作工序颇为特殊,鲜叶经过杀青、揉捻、干燥成为生散茶后,还要进一步蒸压成普洱沱茶、普洱砖茶、七子饼茶、小饼茶等紧压茶,大小重量有一定规范,便于马帮装卸和长途跋涉。

因为茶马古道颠沛迢遥,极尽艰辛,马帮有时一年只能走一趟,茶叶的保存就显得至关重要。紧压茶密度大,防潮防晒性能好,便于运输和储藏,是远征的茶马古道对茶叶的基本要求。由于普洱茶在马背上长时间颠簸,沿途时而低谷盆地,时而高原雪峰,海拔由河谷地带的50米到高山险峰的5000多米变化不等,气候更是波诡云谲,一会儿风吹日晒,一会儿雨淋雪飘。在堆存放和运输过程中,普洱生茶在空气中水分及温度的作用下开始缓慢发酵,经过一定时间自然发酵后的普洱生茶转变成为普洱熟茶。这种自然发酵被称为“自然后发酵”。经过后发酵的茶,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陈香,滋味醇厚回甘,且时间越长,质量越好,这和非后发酵的茶叶形成根本区别,也成为普洱茶独特的工艺标志。从此,远征马帮不再担心崇山峻岭中茶叶变质的问题。紧压与后发酵,这是普洱茶在茶马古道上翻山越岭的奥秘。

普洱茶特殊的制作原料——云南大叶种茶树,生长在现今云南普洱、临沧和西双版纳一带。唐朝咸通四年(863),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蒙舍蛮在巍山。银生城即今普洱景东,为南诏七节度之一银生节度治所。银生节度管辖南诏南部地区,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景栋、老挝北部、越南莱州等地,银生诸山即在这一片地区。这里独特的海拔、纬度和气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茶叶生长环境,分布着中国最古老的茶树。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亦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可见,银生诸山所产茶即银生茶。

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普茶”一词。谢肇淛(1567~1624)《滇畧》卷三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泰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明)李元阳(1497~1580)《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六“羁縻”之“贡象道路”)出现“普耳”一词,特别提到普耳产茶:“下路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

(明)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崇祯癸未年(1643)首次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食。”

“普洱茶”最早指普洱县(今宁洱)一带的茶。由于银生诸山气候、海拔、土壤特殊条件,各茶山的普洱茶均为藏人所好,后来银生诸山的茶也汇集到普洱县制作。再其后,银生诸茶山也开始制作普洱茶。清雍正七年(1729),置普洱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普洱府辖普洱县、思茅厅、他郎厅、威远厅及车里宣慰司,辖境约今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老挝部分地区。一时茶业四起,一派繁荣。其时,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量矣。”

(清)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至此,普洱茶已名遍天下,享有贡茶之誉。

据易武“车顺号”茶庄记载,清道光年间,车顺来精选春茶入贡,得道光帝赐“瑞贡天朝”匾,封其为“例贡进士”,并赞其贡茶曰:“汤清纯,味厚酽,回甘久,沁心脾,真乃茗中瑞品也(余少剑,2012:143)。”

后来,普洱茶的命运与国运的兴衰一起同沉共浮。鸦片战争之后,国势衰微,印锡茶叶兴起,占领国际市场,普洱茶一度萧条。日本侵华,战火蔓延至滇缅一带,云南茶叶市场全面萎缩,普洱茶自亦未能幸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茶渐渐得以复兴。1951年,建立了云南省茶叶科研机构。1973年以后,普洱茶人工后发酵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生产地开始扩展到四川、广东、湖南等地。2003年3月,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公布了普洱茶的定义:“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2008年5月13日,普洱茶已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予以保护。

2.银生诸茶山——滇藏茶马古道延伸的奥秘

普洱茶,这枝绽放在茶马古道上的奇葩,因其“为藏所好”,令“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那么,吐蕃于何时开始饮用普洱茶?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认为“茶出银生诸山,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当代学者根据松赞干布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吞并过南诏,另一吐蕃王都松芒布杰亦于周武后长安三年(703)亲征南诏,并于次年(704)冬在洱海地区被杀等史料,认为“吐蕃人喝滇茶及滇茶文化在吐蕃的传播,不晚于7世纪” (王明达,2012)。

(清)谭方之《滇茶藏销》:“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成习……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致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思茅即今普洱市府所在,所以滇茶主要指普洱一带的茶,源自银生府所管辖的主要茶山。银生诸山分布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年代最久远的古茶树林。

《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

(清雍正)鄂尔泰等《云南通志》卷三:“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不言而喻,滇藏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伸向了古人称之为银生茶山的地带,是因为上苍把独特的云南大叶茶种赐给了“银生城界诸山”,由此形成了始于银生诸山,北上普洱、景东、巍山、洱海再入吐蕃的滇藏茶马古道。

根据樊绰《蛮书》的记录和我们实地考察的结果,可概括出三条重要的古道过银生诸山后入东南亚。从洱海下关南下,银生城(今景东)成为三条古道的岔路口。

第一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东路,过墨江、江城,主干沿着哀牢山西侧往南行走。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银生城(今景东)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今下关)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今墨江),又直南通河普川(今江城),又正南通羌浪川(今越南莱州),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

墨江,唐代归南诏国银生府,位于北回归线上。墨江碧溪古镇青石板路至今犹存。古镇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枢纽,普洱茶叶、磨黑盐巴为古镇大宗商品。碧溪古镇往西北可去茶马古道滇藏线银生道主路,经镇沅、景东到大理洱海,再往西北入吐蕃地区。碧溪古镇往东北经过元江、新平、峨山到昆明滇池。碧溪古镇往东可去石屏进入茶马古道重要支线步头道,再去越南,也可经石屏继续往东连接滇桂古道。碧溪古镇往南可直接进入普洱和西双版纳诸茶山取茶。

从墨江往南,渡泗南江后入江城。江城是连接滇老古道和滇越古道的重镇,有“一县连三国”之称。城里多有越南人、老挝人来做茶、盐等生意,大多会汉语云南方言。江城往老挝的勐康口岸所在通道曾经是连接中老边境的茶马古道支线,现已经升级为国家一级口岸,列为普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由于普洱茶运输的需要,近代开辟了一条从思茅往东南取道倚象镇到江城的路。一路有不少茶马古道遗迹。

第二条线路可称为银生西路,过临沧、澜沧再往东南亚。 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还提到:(银生城)东至送江川(今临沧),南至邛鹅川(今澜沧),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今清迈),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爪哇)、勃泥(加里曼丹)、昆仑(骠国南)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扑子、长鬃等数十种蛮。

著名的澜沧景迈山古茶园就在这条线上,景迈,傣语即新城。“景”指城,“迈”指新,定语在中心语后。从景迈山再往西有古道可去缅甸,景迈山大叶茶主要沿着几个方向传播:一条走银生古道进入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的原料之一;一条顺南览河西侧过洛勐进入缅甸;一条经勐海、打洛进入缅甸。进入缅甸的茶都是绿茶形式,先到缅甸景栋集散地,再销往东南亚各国。

第三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中路。这条道路经过普洱(今宁洱)、易武,为茶马古道银生道中最为繁荣的线路,是滇藏茶马古道银生道的主干道。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又开南城(今镇沅)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今宁洱)、利润城(今易武),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西双版纳)并黑齿(傣族)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干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

这条线路分布在银生诸山上的中部。据方国瑜考证,唐代南诏国的银生城在景东,奉逸城即元代的步日部,明代的普洱城,今为宁洱。《普洱音义考》从语音演变的角度作了补证。

磨黑古镇为银生中路重镇。古镇位于宁洱县东北,以把边江与墨江为邻,有“滇南盐都”之称,是滇南茶盐贸易的中心,至今保留着古老的盐井。马帮从磨黑往西南行一日到普洱古城(今宁洱)。普洱古城为整个银生茶马古道第一重镇。普洱有好茶山,更因为汇集银生诸山各路普洱茶而驰名中外。普洱古城有数段古茶马古道遗址保留至今。宁洱镇民主村茶庵圹“茶马古道遗址”保存最好,为山石古道,长约两公里。2007年成立普洱市级市,治所在思茅。

从普洱古城(宁洱)再往南即到思茅区(今普洱市治所)。思茅宋代称“思摩”,处在银生茶马古道的枢纽位置,是茶的聚集地,来自江城、西双版纳、澜沧的几路茶叶多汇集在思茅,然后北上进入普洱(宁洱)。思茅周围保留了较多的茶马古道遗迹。

从普洱古镇再在往南即到易武,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易武在唐代为南诏银生节度管辖下的利润城。易武茶山盛产大叶茶,近代因制作“七子饼茶”而驰名中外。清初,石屏人在易武扩展茶园,兴建茶庄茶号,茶叶贸易异常繁华。乾隆初年,易武石屏人又开始生产七子饼茶。七子饼茶是一种紧压圆茶,即将晒青毛茶经蒸压定型做成规格一致的饼状,七饼一筒,取多子多福之意,故名。易武石屏会馆关帝庙附近有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茶案碑”,又称“断案碑”。记述了茶税争端的案子。石碑是易武茶业兴隆的重要见证。

易武有多条茶马古道去思茅、普洱(宁洱),其中两条最为著名。较古老的一条先西行,经基诺山,然后北上勐养、普文去思茅、普洱。清道光年间茶商又出资修建了直接北上的茶马古道,经倚邦(今属象明乡)去思茅、普洱。从易武往南经勐腊磨憨镇,有茶马古道去老挝、越南。1992年,磨憨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一类口岸。易武周边至今保留了多处青石板茶马古道遗迹。

易武往西即到西双版纳,为黑齿(傣族)聚集中心。在唐代为南诏国茫乃道,有水路通南海。贺开古茶山是西双版纳面积最大的古老茶山之一,茶山位于勐海县东南部勐混乡,怒江山脉南延余脉部,北连著名的南糯山茶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银生诸茶山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魂与源。滇藏茶马古道因为伸向银生诸茶山而有了巨大的生命力,银生诸茶山的马帮也从此络绎不绝,一派繁荣。银生诸山由此形成了三条银生古道,使滇藏茶马古道得以继续往东南亚延伸。银生茶也因为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而发展成驰名中外的普洱茶。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也激活了云南周边的古道,特别重要的有云南去广西的滇桂古道、云南去老挝的滇老古道、云南去越南的步头道、云南去四川的五尺道、云南去贵州的滇黔道和云南去缅甸印度的博南道。这些被激活的古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联系,对西南和东南亚交通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茶马古道滇藏道的繁荣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普洱茶工艺日益成熟。普洱茶越陈越香,名声不胫而走,清代更是远销海内外,被朝廷列为贡茶,普洱茶往朝廷的茶马古道贡茶之路开始形成。贡茶之路从普洱往东北走,过墨江、元江、玉溪到滇池,从昆明分两路,一路继续北上过昭通盐津五尺道去京城,一路往东过曲靖、经贵州去京城。朝廷对贡茶之路的专门管理经营又推动了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

六、结语

茶与古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茶马古道因茶而得以兴起和延续,茶又因古道而得以发展和传播,这不能不说是茶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茶马古道是一种古老而又具有延续性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一传播方式复杂而又立体:浅表的层次是商品贸易活动;较深的层次是建筑及生活习惯的互渗;更为深隐的层次是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茶马古道这一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古老传播方式,曾给它所经过的村落和城市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融与互渗。

此外,茶文化的传播还有向日本的东渐和向欧洲的西行。无一例外的是,茶在其所到之处都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茶,这位中国文化特殊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就这样穿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长河,翻越了最高的世界屋脊,漂洋过海,历尽艰辛,把茶文化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成为世界第一饮料。正如《茶史正源》(Victor H.Mair,Erling Hoh,2009)一书所言:“历千百年来,茶叶——或激发艺术的灵感,或增进禅佛的体悟,或扮演催生世界贸易的有功之臣,或触发改变人类进程的伟大事件。……自古以来,没有任何饮料像茶一样,如此深入地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悄然改变着各方的习俗;其关涉的人员之广,影响的方式之多,前所未及。”

茶,这位沟通和连接人类心灵的和平使者,颠覆了那个古老而陈腐的格言:“东方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二者彼此隔绝,永不谋面(余少剑,2012)。”

生长于山地的几片茶叶,在连接着山地的古道上流动传播,千百年以降,竟然成为打通民族隔膜,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重要文化传播纽带,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在今天一带一路新的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挖掘其深蕴的文化意义,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与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1992.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 (唐)陆羽.2011.茶经[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3] 木霁弘.2001.茶马古道考察纪实[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4] 木霁弘.2003.《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再版后记[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5] 王明达.2012.藏人喝滇茶溯源[A].王明达. 茶马古道论文选[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6] 陈保亚.2004.论茶马古道的起源[J]. 思想战线.(4).

[7] 陈保亚.2005.茶马古道:横跨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J].科学中国人. (12).

[8] 陈保亚.2010.茶马古道:世界屋脊的终极追求[J]. 科学中国人. (6).

[9] 陈保亚,彭玉娟, 等.2012.走进银生诸茶山:探索滇藏茶马古道延伸的奥秘[J].科学中国人.(12).

[10] 邓前程.2005.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J].思想战线.(3).

[11] 彭玉娟,尹雯.2012.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经典案例[J].云南社会科学.(2).

[12] 余少剑.2012.茶马古道的现状调查与分析——以西双版纳为例[A].王明达.茶马古道论文选[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彭玉娟(1965~),女,云南威信人,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邱健(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昌邦(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勐海润昌茶厂。

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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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的时代秀

中国人自古擅于修史,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史官,然而普洱茶这个远在云南边地的小茶种,显然是不入史官法眼的,在清代以前的正史里难觅普洱茶的踪影。关于普洱茶的记录也只散见于一些文人的风物文章里,直到清代才有阮福的一篇小文《普洱茶记》为普洱茶命名。所以,我们很难系统地去学习普洱茶的历史,当然这并不妨碍大家热爱普洱茶。我们从普洱茶的历史长河里拎出一些关键词来,让大家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厘清普洱茶历史的脉络,当然这些脉络都是粗线条的,笔者在此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普洱茶的历史做出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明代:“普洱”两个字出现

普洱茶得到命名,是在明代。

普洱茶的出现,和普洱建制的设置直接相关。今普洱市中心地区思茅区、宁洱县一带,宋代大理国时期称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元代改“步日部”为“普日部”;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改“普日”为“普耳”,属元江军民府之车里宣慰司地,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称“普洱”。因普洱产茶,这里的茶,就被称为“普茶”或者“普洱茶”。

地理标识的出现,虽让普洱茶获得了最初的身份证,但仅仅凭借一个原产地的“普洱”名号,尚不足以让普洱茶成为名茶。明代是我国古代制茶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一个重要时代。这一时期,茶叶在技术革新、茶种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废止了过去的一些蔽制,在茶业上立诏置贡奉龙团,这对制茶技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明代,通过一系列统治制度的建设和大规模移民政策的实施,明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云南的直接统治,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在此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这一时期,也是云南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云南开始出现了一比较有名气的茶类,如昆明的太华茶、大理的感通茶和湾甸茶、永宁“剪刀粗茶”、车里的“普茶”和昭通的“乌蒙茶”。

这些茶中,普洱茶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盖过了其它茶类,成为云南茶的代表。万历《云南通志》载:“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还只是简单说明车里的“普耳”一地产茶,而万历年间博学广识的谢肇淛在《滇略》一书中则已经提到云南“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说明当时在云南流通全省,销量最大的当属“普茶”。而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更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的重要记载。这里的“西番”就是指西藏。这说明在明代,普洱茶除了行销云南全省之外,主要销售地点就是藏区。此外,方以智的记载还值得留意——这是“普洱茶”一名最早见于文字的记录。

此外,在明代,普洱茶还形成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制作工艺——“蒸而成团”的团茶。也就是说,在明代,普洱茶工艺初步成型,成为压制茶。这一工艺,一举改变了明代以前普洱茶的粗糙样貌。而普洱茶的主要原料——大叶种茶,也是天然最适合制作紧压茶的茶种。普洱茶若以散茶、绿茶的形态出现,在早已被内地茶、江浙、福建茶定义了的中国茶谱系中,作为大叶种茶的云南茶毫无优势可言,不仅形态粗陋,而且霸气的味道也很难让人接受。而一旦蒸压成紧压茶,原先的劣势就成了优势,不仅形态美观,而且味道通过蒸压工艺和一定时间的陈放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始甘爽可口了。正是因为紧压团茶的制作工艺展示出了普洱茶的优点,普洱茶开始成为贡茶,受到朝廷赞赏,除了藏区之外,每年还有少量普洱茶销往内地,天启年间达到了每年400多担。

正是在明代,普洱茶得到命名,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证,惊艳亮相。但普洱茶得到命名后,直到清代,才进入自己古代时光里的黄金时代。

清代:“普洱府”的设置

清代在云南建立更加巩固的统治,茶叶市场进一步扩大,普洱茶获得了更大发展。清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同意五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在北胜州(今丽江永胜)建立茶叶市场。清乾隆十三年,丽江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丽江建立茶市,商人领引后赴普洱府买茶贩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其时,贩茶入藏,每驮抽税银四钱五分,年解银三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相当于八百四十三驮。藏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普洱茶开始作为大宗商品开始大量进入藏区,进入内地。为了规范市场,清政府规定云南藏销茶为七子饼茶,每七圆为一筒,重七七四十九两。据《清朝通典》记录,当时政府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卖茶一担,则每年卖茶3000担,每担是100斤。清代每斤重是596.82克,则每年由政府课税后销往内地和藏区的茶叶有179吨。普洱茶商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到六大茶山种茶、贩茶。其中石屏人很多到了易武茶区,他们的后裔现在仍在易武茶区种茶、制茶。

清代普洱府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普洱茶的生产和贸易,极大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背景下,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雍正同意,于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设立了普洱府。普洱府辖宁洱县、威远厅(今景谷)、他朗厅(今墨江)、思茅厅(管辖今思茅区及六大茶山)、车里宣慰司。车里宣慰司本来管辖十二版纳地,设普洱府时将江内六版纳归普洱府直接管辖,车里宣慰司辖区只剩下江外六版纳。普洱府成立的同年,还在思茅设茶叶总店负责管理六大茶山茶叶贸易及相关贡茶事宜。普洱府的设立,扩大了普洱茶产区,尤其是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江内六版纳,也就是今日版纳州勐腊县境内所谓的“古六大茶山”地区划归普洱府思茅厅,使普洱府成为茶叶的集中产区,也使普洱府的政治中心普洱府城(今宁洱县城)、思茅厅一带成为普洱茶最重要的集散地。

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的命名之作

在中国,一种真正的名茶,是离不开诗词歌赋的。一种茶,如果仅只停留在普通人的生活日用层面,而得不到社会上流阶层,尤其是文人雅士的认可和青睐,并进而将其镶嵌在诗文里面,是不可能获得精神文化的因子,真正成为名茶的。普洱茶成为名茶,同样走过了相似的道路。清朝中叶之前,虽然有过明代谢肇淛、方以智、清代檀萃、曹雪芹等著名文人的书写,但他们的书写是零散的,影响力尚较为有限。名重天下的普洱茶在期待着一位有心的著名文人,为它写下第一篇专门介绍的文字。道光六年丙戌(公元1826年),25岁的阮福写下《普洱茶记》这篇800余字的小文,奠定了普洱茶成为名茶的基础。

普洱茶在当代复兴之后,各类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书籍大量出版,可谓汗牛充栋,阮福的《普洱茶记》一定是被引用最多的,尤其是开篇第一句“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既是为普洱茶定位,也是对普洱茶在清代中期时在中国茶格局中的真实地位进行描述。在清代,普洱茶已经以贡茶的身份跻身上流社会了,故宫博物院的仓库里保存上百年,至今仍然外观完好并具备品饮价值的人头贡茶、普洱茶膏等不仅真实见证了这段历史,而且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普洱茶是可以喝的古董的独特属性。

贡茶,普洱茶名重京师

清代,普洱贡茶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大大提高普洱茶制作工艺,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普洱茶的品牌档次,使普洱茶开始成为中国的著名茶类。普洱茶成为贡茶,开始于明代,但没有形成完善制度,影响力有限。清代康熙年间,普洱茶再次成为贡茶,到雍正年间普洱府设置之后,进贡普洱茶成为云南的“成例”,也就是云南总督府的一项固定的政治义务。由于长期进贡皇宫,普洱茶成为皇帝、王公大臣的喜爱之物。皇室除了自己品饮之外还将普洱茶赏赐功臣及外国使节等。宫廷的喜好,在京城时尚潮流中具有引领作用,于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普洱茶就开始“名重京师”了。

那重到了什么地步呢?重到了连皇室都要把普洱茶作为宝贝,赠送给外国使节,以显示皇恩和炫耀天朝地大物博,盛产各种珍奇玩好的地步。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噶尔尼勋爵和副使斯当东爵士为首的800多人的使团访问大清帝国。对普洱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重要插曲。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宴待英国使节团,并按照惯例在接见之后赠送了大批礼物,以显示天朝的富有和恩德。

在所赐礼物中,最多的就是普洱茶,其中有普洱女儿茶、圆茶、普洱茶膏等,由此可见普洱茶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到18世纪末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799年,清人檀萃撰写《滇海虞衡志》时提到普洱茶,这时的普洱茶已是“名重天下,……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的一种盛况了。此时的普洱府城,已经是一座砖砌的大城,清政府在城中设有茶局,专办“茶引”(茶的营业执照)、茶税及督办贡茶等事务。每年三千担的交易量(这只是官方法定的合法交易量,实际上交易量远不止此),吸引着来自秦陕西、山西、两广、四川、江西、两湘,以及石屏、腾越、下关、玉溪、通海、思茅等地的茶商纷纷在普洱府署宁洱城建立茶庄和商业会馆,对普洱茶进行收购、加工、精制、包装、运输等业务。

普洱茶得名于明代,鼎盛于十八世纪的清代中叶,并在这个时期登上中国名茶的文化殿堂,繁荣了百年之久。十九世纪中叶后,近代中国开始衰败,到十九世纪末,曾是中国“茶瓷丝三位一体”,代表和象征着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地位之一的整个中国茶都开始衰落,消退了昔日的无限荣光,失去了在世界茶叶贸易上的主导地位。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普洱茶又何能幸免?光绪十三年(1908年),云南地方混乱,盗匪蜂起,贡茶运至昆明附近被匪徒抢劫一空,而早已焦头烂额苟延残喘的朝廷也无暇追究,云南地方政府也因此借机停止了交纳普洱贡茶这一事项。从此,普洱贡茶绝。而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古代的普洱茶,开始成为一个必将日益远去的传说。

民国,老茶号的黄金时代

民国年间,云南的传统普洱茶商号在继承古老传统的同时,注入了崭新的现代商业意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国三年(1914), 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为传统普洱茶产业的中心。据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仅在思茅城区就有雷永丰、同仁利、信和祥、裕泰丰、 乾利贞、李衡记、裕兴祥、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瑞丰号、谦益祥、复和园、钧义祥、鼎春利、同和祥、恒泰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1万担左右(旧衡制100老斤为一担)。众多茶庄商号中,“雷永丰”最负盛名,位列思茅八大茶号之首。

民国年间,普洱茶产区扩大,特别是今日所谓“江右(外)六大茶山”,也就是勐海茶区的崛起(那时叫“佛海”),开始和传统的“江左(内)六大茶山”,也即勐腊易武倚邦茶区并驾齐驱,并大有超越之势,极大改变了普洱茶产区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变化,加上民国十五年(1926),思茅暴发瘟疫,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众多商号茶庄也陆续迁往倚邦、易武、江城、勐海,开始把制茶场所设在原产地,只在思茅设置经营总部。

民国年间普洱传统制茶业的兴旺,还“制造”了一批著名的制茶师傅,当时最有名气的就有刘渭成、朱根林、燕益庆、余长福、周小舟等人。这些制茶师傅们,开始对茶叶分级,把晒青毛茶分为“春尖”“谷花”“细黑”“老黄叶”四个等级,再用各等级毛茶掺内飞揉制成专销藏区的紧茶、专销省内外各地的砖茶、圆茶,不经揉制的春尖、谷花两种散装生茶,则运往昆明代销的茶庄,再加精选,分别加入茉莉、菊花等,再销往省内外各地,是为一等茶。那时的普洱“一等茶”,竟然用来做花茶,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但却说明,那时的消费者心中,还是绿茶为王,只有最好的普洱茶才有资格做绿茶里的花茶。

四大茶厂

普洱茶现代产业之滥觞

民国年间,除了大批传统茶庄商号之外,一批现代机制茶厂的建立和运作,是普洱茶产业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1938年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成立,冯绍裘、范和均、郑鹤春等著名内地茶人来到云南,和云南地方政府一起建立了顺宁(凤庆茶厂前身)、佛海(勐海茶厂前身)、康藏(下关茶厂前身)和复兴(昆明茶厂前身)等云南中茶公司旗下的民国云南四大茶厂。四大茶厂和云南中茶公司近十年间的成功运作,极大推动和整合了云南的现代茶产业,也使普洱茶的现代产业意识相比民国之前有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而这批现代茶厂的建立和运作不是偶然的,这说明,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古老的普洱茶产业已经具备现代产业性的根基了。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产业物质根基,即原料基础初步建立了。

从晚清政府1908年大力倡导现代茶产业开始,云南各地开始了又一个茶叶种植的浪潮。1908年前,相比清中后期,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有极大缩减,但从1908年开始,特别是民国初年,不仅原来的普洱茶主产区普洱、版纳等地的茶叶种植面积开始回升与扩大,临沧的凤庆、云县、镇康等地区和保山腾冲等地区的茶叶种植也开始发轫壮大。正是在民国年间,今日普洱茶区的资源开始得到整合,开始逐渐恢复昔日的荣光;正是在民国年间,以勐海为中心的“江右(外)六大茶山”迅速崛起,超越传统的普洱“江左(内)六大茶山”,成为云南茶的重要主产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原来绝对边缘的江外临沧、缅甸边境范围茶区发展壮大为与普洱、版纳云南茶三大茶区并列的重要茶区之一。总之,民国年间云南现代种茶业的兴起,奠定了云南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原料基础。

正是在云南茶叶种植业极大扩张的基础之上,一批具有现代性的茶厂、茶业公司实体建立了。特别是云南中茶公司和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的成功建立和有效运作,使云南第一次具有了一个现代性的茶业公司和几个初步现代化生产的茶厂。现代茶业公司的建立,是现代性的资本、原料、设备等物质因素的聚集与整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说明这些因素都已成功聚合了。这在云南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而这一成就,成为了民国年间云南茶留给后人的巨大遗产。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现代管理、运作、技术基础,也就是人才基础初步奠定了。现代性茶业公司的建立,除了原料、资本、设备等物质因素的有效聚合外,离不开管理、运作、技术等智力资源的聚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是民国云南茶业具备开始现代性茶业智力资源的重要标志。虽然云南在现代茶产业的智力投入上起步较早,派出了朱文精、陈洪畴等最早的现代茶业留学生,并且,他们回国后也在云南地方政府支持下做了大量努力,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很少取得实绩。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方面的努力,为云南茶准备了一批技术上的人才。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范和均、冯绍裘、郑鹤春等一大批现代茶业技术和管理的著名专家来到云南。他们到来之后,又在内地招募了一大批成熟的技术工人来到云南。这批内地专家和成熟技术工人的到来并与云南本土的专家与技术人才相结合,使云南的现代茶业具备了人才智力上的初步基础,使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得以顺利运作。而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的顺利运作又促进了大批云南现代茶产业技术人才的产生,为日后云南的现代茶产业生存与发展打下了更加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

“八中茶”

普洱茶最经典的品牌LOGO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品牌意识开始觉醒。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品牌系列得以拓展。民国以前,云南茶的主要品牌是“圆茶”(今日所谓的传统“七子饼茶”),民国年间,在“圆茶”的基础上,云南茶又出现了碗形紧压沱茶,并开始成为消费者广为认可的云南普洱茶又一种重要茶品。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云南红茶又以优异的质量获得极大声誉。与此同时,云南宝洪茶也有一定声誉。也就是说,民国年间,在1905年贡茶消逝之后,表面上,普洱茶走下宫廷的神坛,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更为广大的民间,云南茶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品牌系列也有极大扩展,走出了普洱“圆茶”单一系列的格局,成为普洱“圆茶”(七子饼)、普洱沱茶、滇红三大品牌系列并驾齐驱的格局,极大增强了云南茶的品牌实力。与此同时,云南中茶公司的建立和其对自己品牌的管理与维护,极大地提升了云南茶的品牌意识。

遗憾的是,民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一个时代,政局极不稳定,这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一系列事业的发展,普洱茶自然也不例外。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兼之疟疾流行,道路不靖,商旅裹足,通货膨胀,茶叶销售跟不上飞涨的货币,加上众多商号和茶厂为资金困扰,生产更为困难,导致普洱茶产业衰落,各种茶庄商号和茶厂公司纷纷歇业。1948年,苦苦挣扎的最后一家普洱茶传统商号——以何璞生为庄主的鼎春利茶庄也歇业,传统的普洱茶庄就这样拉上了最后的幕布。与此同时,民国云南四大茶厂的勉强经营也接近尾声,1950年3月,云南中国茶叶公司及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从此,云南中茶公司进入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时代,民国普洱茶时代正式终结。

1951年12月“中茶牌”商标注册成功,1952年7月,当时的中国茶叶总公司下发通知,启用“中茶牌”商标,也就是八个红色的“中”字围绕着一个绿色的“茶”字,俗称“八中茶”,这也是云南普洱茶最经典的商标。从1952年起所生产的茶叶包装的文字最上面是倒读的“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中间是“八中茶”商标,下方是倒读的“中茶牌圆茶”繁体字。由于“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是手工加盖,因印色之别而有红印、黄印、绿印之称,这期间所生产的茶俗称为“印级茶”。

从1972年起“中茶牌圆茶”停用,开始改称“云南七子饼茶”,上面文字为“云南七子饼茶”下有英文,中间仍是“八中茶”商标,下面文字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下面同样有英文,“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同样是手工加盖,因印色的不同有红印、黄印、绿印、水蓝印之分,从此开始了“饼级茶”时代。如今,“八中茶”商标是中粮集团下属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茶叶产品的专属商标。

1976年为出口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规范普洱茶商标号,饼茶用4位数字,头两位是该产品创制年份,第3位是毛茶等级,第4位是茶厂编号。当时1是昆明茶厂,2是勐海茶厂,3是下关茶厂。

当代

渥堆发酵技术,普洱熟茶诞生

从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普洱茶古茶园遭到破坏,产销量大幅下滑,最致命的是失去了普洱茶的品牌意识和价值,沦落为茶的原料产地,堪称普洱茶觉醒之后的迷失年代或者黑暗年代里。但事物的发展却是复杂而奇妙的,正所谓否极泰来,正是在这个所谓的黑暗年代里,现代普洱茶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技术突破——人工渥堆发酵技术诞生了。

为了满足香港人喝老茶的需求,1973年昆明茶厂在厂长、勐海茶厂、下关茶厂分别派出技术骨干组成考察小组赴广东学习发酵技术。后来在借鉴香港、广东做湿仓加速发酵方法的基础上,成功试制出了普洱熟茶。20世纪70年代末,云南终于实现了普洱熟茶的大规模批量生产。人工渥堆发酵技术的发明,是普洱茶黑暗年代里的巨大突破,它开创了普洱茶熟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不仅如此,在1979年2月,云南普洱茶界还由吴启英女士领衔,制定了《云南普洱茶制造工艺要求(试行办法)》,详细制定了普洱茶生产质量标准,生产工艺以及各大厂家的代码(现市场上广为流行的茶唛号都源于此。如:7581的含义为75年、8级茶,昆明茶厂出品的茶砖;7552的含义为75年、5级茶,勐海茶厂出品的饼茶;8653的含义为86年、5级茶、下关茶厂出品的沱茶。),由省公司下发到各大茶厂,成为全省普洱茶试行生产的规范。从此,云南普洱茶产业在生产工艺上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为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复兴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21世纪初:四大国有茶厂改制,普洱茶全面复兴

普洱茶在1984年之前,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以外销为主,生产普洱茶的茶厂也都属于国营企业。改革开放后,沉寂多年的普洱茶开始缓慢苏醒,但前行的步履一直无比艰难。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正式确立。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营茶厂纷纷改制。现在普洱茶的四大茶厂,都是起身于原云南省茶叶公司,由国营茶厂改制而来的。2004年,下关茶厂、勐海茶厂和普洱茶厂相继完成改制,而中茶公司旗下生产普洱茶的企业只保留了昆明茶厂。昆明茶厂在1994年停产,直到2006年才恢复生产。改制后,这四家茶厂目前分别是:昆明茶厂(现名:云南中茶茶业),下关茶厂(现名:下关沱茶集团),勐海茶厂(现名:大益茶业集团),普洱茶厂(现名:云南普洱茶集团)。

民营资本的强势注入,让这些曾经一度面临倒闭的茶厂获得了新的生机,同时,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民营茶企诞生,完全根据市场需要生产产品,普洱茶逐渐恢复生机活力,开始走上迅猛发展的道路。1996年,普洱茶年产量不到1万吨,2006年,已经扩展到8万吨左右。在短短10年里,普洱茶的年产量几乎年年翻番。2007年,狂飙突进的普洱茶经历一次价格大跳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之后直到2015年度的7年里,在全国茶市普遍不景气的背景里,普洱茶却逆势上扬,价格和产销量都大幅增长。据统计,2015年云南省茶园面积已经扩张到近600万亩,年茶叶总产量达36万吨,其中普洱茶12.9万吨,茶叶综合产值达600多亿元,其中普洱茶的产值也超过了100亿元。

也是乘着中国茶文化全面复兴的东风,普洱茶在21世纪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普洱茶这个特立独行的茶类,“越陈越香”“百年古树”“收藏投资”等等概念,不断颠覆着人们对茶叶的固有思维。在短短10多年间,普洱茶从一个鲜有人问津的小茶类,发展到如今产值过百亿的大茶类,在此过程中,也因普洱茶不断创造出一个个创富奇迹,云南数百万的茶农因为普洱茶实现了脱贫致富。

和产销量的增长相比,普洱茶品牌影响力的强势崛起更加引人瞩目,成为近十余年里中国茶叶界最热门的话题。如今的中国大地凡有茶台处,必饮普洱茶。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17年2月刊

作者|杂花生树

图|段兆顺 李一波 樊韦

关于普洱沱茶,百年沱茶源流史

关于普洱沱茶名称的由来,传闻很多,有人说因其成品形状如团,团由沱转化而来,故得名“沱”,最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的《滇略》一书中也有记载:“士庶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

不断的演变至今一说到普洱沱茶,大家能想到的形状就是倒置碗状型。下面就跟随昆仑一起走进普洱沱茶的江湖带你领路关于普洱沱茶的魅力所在。

沱茶是一种制成圆锥窝头状的紧压茶,主要产地是云南,为便于马帮运输,一般将几个用油纸包好的茶坨连起,外包稻草做成长条的草把。因为一个茶坨的分量比一块茶砖要小得多,更容易购买和零售。

沱茶从面上看似圆面包,从底下看似厚壁碗,中间下凹,颇具特色。

沱茶的种类,依原料不同有绿茶沱茶和黑茶沱茶之分。

沱茶名称的由来

沱是由团转化而来,有说由于过去运销四川沱江一带,故而得名。不论说法如何,但可以推定,沱茶是云南茶中相当古老的制品,早就畅销省内外。

关于沱茶形状的两种说法

说法一:相传,最开始由散茶制作成棒茶、砖茶和饼茶。棒茶是圆棒形的,砖茶是方砖形的,饼茶是圆饼形的。后来慢慢演变出沱茶。

说法二:,沱茶由明代的“普洱团茶”和清代的“女儿茶”演变而来。

从姑娘茶到沱茶

“团茶”是产生于宋代的一种小茶饼,始制于丁谓任福建官员之时,专供宫廷饮用。茶饼上印有龙、凤花纹。印盘龙者称“龙团”或龙茶、盘龙茶、龙焙、小团龙;印凤者称“凤团”或凤饼、小凤团等。

在云南茶区,勤劳的各族妇女自古至今都是茶叶生产劳作的主力军,她们常常迎朝露、顶烈日、冒风雨、踏夕阳,早出晚归,采茶制茶。茶叶融入了她们的情感,茶叶寄托了她们的希望,她们采制的茶叶也常常被称为“女儿茶”。

出世

历史上,景谷人李文相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办制茶作坊,用晒青毛茶作原料土法蒸压月饼形团茶,又名谷茶。

1902年,在大理下关,喜洲商人严子珍、杨鸿春与江西商人彭永昌筹资白银一万一千多两,创建了一个叫“永昌祥”的商号。

  

起初永昌祥学习了景谷姑娘茶的做法(也就是馒头型茶的压制方法),“形色味皆盛,所出无多,价亦数倍,多为外人购去。即在滇省,殊不易得。”

永昌祥创始人严子珍 

1916年,永昌祥在此基础上改革工艺,在姑娘茶的底部开窝,既便于干燥,又便于组合包装和运输(至于有利于后发酵和熟化那是后人在此基础上优化的成果),这种窝头形的紧茶每筒五圆,每个重9两。先生产了10担,销往四川。

得名

由于工艺源自景谷,先叫谷茶,云南话里圆而饱满的单个体,称之为坨,于是改叫“坨茶”,后因销往四川沱江一带大受欢迎,变成了“沱茶”。

用料和标准

早期沱茶的原料以勐库、思茅为主,成品有“绿茶”和“红茶”,几年后,沱茶在四川大卖,永昌祥改进原料配方和工艺,原料以勐库茶打底,取其味,凤庆茶撒面,取其型。

工艺上以晒青为主,但对成品的判断标准上:汤色绿黄的被让认为是上好的“绿茶”(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的新制的晒青生茶),汤色泛红的则被认为是稍差一些的“红茶”(实际上是普洱茶初制工艺不过关制前发酵导致汤色偏红的新制晒青生茶)。

由于在当时市场上是以绿茶为标杆,绿汤为上乘,“绿沱”自然是上等货色,而对于中下等的“红沱”,后期成立下关茶厂引进烘青工艺后,会掺一些烘青用以调和汤色。

最早的永昌祥松鹤商标 

永昌祥在下关发明沱茶之后,景谷也参照下关的做法,他们沱茶生产地亦名谷庄,以区别于下关的关庄。

谷庄沱每筒4沱,用料和成品品质上低于关庄沱。谷庄沱茶采用景谷县附近地区生产的滇青揉压;关庄沱茶采用滇西勐库茶(双江)、凤山茶(凤庆)、大山茶(西双版纳、思茅)等地滇青在下关设厂拼配、揉制,其品质胜于谷庄,因而后来逐步取代了谷庄沱茶。

1923年,永昌祥的沱茶注册了“松鹤”商标,藏销紧茶注册“狮牌”,其茶品销售价格引领各大小茶庄,成为各销售地的翘楚。

1930年,永昌祥在下关改名,成立永昌祥下关茶厂,随后,又在昆明成立永昌祥昆明茶厂。

“永昌祥”的沱茶在长江上游及藏域地区历经四十年而不衰,是因为牌子硬,在长期的制作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秘方”,它特点是勐库品种用得多,且全用头批清明前春茶,茶分拣得仔细,尖用细茶二两放在沱子顶面二盖较粗放在中间,底茶最粗放在沱底。

沱茶除云南生产外,重庆市也有生产,依所用原料的优次分为“特级重庆沱茶”、“重庆沱茶”和“山城沱茶”三种。重庆沱茶的重量分50克、100克、和150克三种规格。

先有饼还是先有沱?

说完沱茶历史,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普洱茶历史上由散茶加工而成的紧茶刚开始的形状是饼还是沱呢?

唐·陆羽《茶经·七之事》(公元775—780年)载:“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由滇池县移至味县,统管南中之地,味县遂成为当时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傅巽以南中茶子与当时国内外名特水果等产物(宛柰即大宛国的苹果,西极石蜜即天竺国的冰糖)并列,可见云南茶在当时已有盛名。

《茶经·七之事》书影

那么,南中茶子的“子”又何解呢?对此,茶界学术派有两种观点:一种以邹家驹先生为代表的认为,此处“子”是通指物种;另一种以张顺高先生为代表的认为应为紧压茶。

前一种观点根据唐时樊绰记载的“散收,无采造法”,认为当时云南只有散茶,还不会加工紧压茶,但无法解释当时是否有加工紧压茶;

后一种观点的依据是,子从汉字含义上理解是对人对物的一种单体称谓,茶子是一种紧压茶单体量词,与蒲桃、宛柰、齐柿…并列更说得通。但此观点对普洱茶单体有紧压亦只是推断,无更多证据证明。

也就是说:晋代即使有紧压茶,其形状到底是一片、一块、一沱也不得而知。

普洱茶首次以紧茶形状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明代,万历年谢肇淛《滇略》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蒸而成团表明了普洱茶有蒸压的加工方式,但当时的“团”是什么形状亦知之不详。

在明代刘文征所编的《滇志》里有一首《贡章赋》中,有这样一句:“筒茶树酒陈纵横”。树头酒是产自缅甸的一种数木的汁液,存入瓮中,稍加酒酿,一夜即成酒。至于筒茶是竹筒茶、圆茶还是其它形式的茶,同样难以考证。

《滇志》书影

清代,粗枝大叶的山茅野料普洱茶突然以贡茶的身份堂而皇之呈现于皇家贵族餐桌之上,与满汉全席并列。

清代《普洱府志》中自然留下了不少关于采办贡茶的记载,其中所用的计量单位多为:圆、篓、匣、瓶…

▲清朝常见的普洱茶除了饼茶外,还有这种形状的瓜茶,金瓜贡茶也称团茶、人头贡茶,是普洱茶独有的一种特殊紧压茶形式,因其形似南瓜,茶芽长年陈放后色泽金黄,得名金瓜,早年的金瓜茶是专为上贡朝廷而制。

其中圆为团茶(人头茶、小五子圆茶、女儿茶)单位、篓为芽茶、匣为茶膏、瓶为茶尖,就是没有沱这一单位(当然,后来在沱茶创立之后也对单个的沱茶也有叫一圆,但叫一沱或组合起来的5个叫一筒的更多)。由此可见紧压圆茶的历史要早于紧压沱茶。

来源:昆仑说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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