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大山一甲子帮一个县1/4人口“种”出“茶饭碗”，“三秦楷模”张淑珍永眠茶山
▲张淑珍在茶园内观察茶苗。受访者供图
雨后的知青茶园，三支线香青烟袅袅。种茶大户赵力本向着茶园鞠了三躬，指着线香燃尽处说道，这里就是张奶奶长眠的地方。
知青茶园位于陕西省商南县。50多年前，“茶奶奶”张淑珍在这里培育出当地第一片茶园。历经数十年发展，“小茶叶”已变成产值15亿的“大产业”，承载着商南县1/4人口的“饭碗”。如今，叶落归根，她选择安眠在商南茶的起点，与倾注一生心血的茶叶为伴。
贫困县里的绿色希望
1961年，即将从西北农学院（现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业专业毕业的张淑珍，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留在省城工作，还是扎根基层？此时，她想起了中学老师所讲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既然国家和人民在困难环境下培养了她，她就应当去最能发挥自己专业所长的地方。于是，年仅24岁的张淑珍放弃了省林业厅的工作，自请到农村去、到山区去，颠簸近2天，来到商南县的大山腹地，当起了林业站的技术员。
彼时的商南位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当地人“住的茅草房，穿的破衣裳，夜晚溜光炕，白天没有粮”。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的生存条件依然很差。今年45岁的商南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耀回忆，小时候，老师如果让买作业本，大家都需要拿家里的鸡蛋去换。
下乡做林业普查时，张淑珍有时会借住在老乡家。他们总说，家里最好的吃食也就是一些加了盐的酸菜或面汤，请她不要嫌弃。张淑珍望着老乡略显局促的神情，心里有些难过。如何让大家摆脱这种贫苦的生存状态，渐渐成为她心中的牵挂。
面对商南“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的现实，学林出身的张淑珍联想到林业普查时发现的野生茶树，萌生了靠山吃山、以茶脱贫的想法。在此之前，商南从无人工种茶的先例，可不试试怎么知道？她这一试，便是一生。
1962年，张淑珍借外出开会之机，购回10公斤茶籽。她欢欢喜喜地依照书本上的方法进行点种，可次年移栽茶苗后却无一株成活。她以为是没有看护好茶苗，便在1964年再次试验，结果还是全部死亡。望着枯萎的茶苗，张淑珍没有放弃。往后的两年，她搬进了苗圃，住在不足8平方米的工棚里，日夜观察茶苗生长，可失败的现实一次次敲打着这颗年轻的心。
一种方法不行，那就换一种。张淑珍放弃了书本上传统的移栽法，参考当地种粮习惯，尝试将茶籽直播入田，就地封育。4年试验，1970年，张淑珍首次采到1.9公斤茶叶，并成功培育出1.5亩茶树。这片土地就是后来知青茶园的发端。
“星星之火”给了张淑珍扩大种植的“燎原”希望。1976年，全县茶园面积首次突破2万亩。
土石山区的艰难探索
在儿媳高霞的记忆中，一杯茶，一本书，在茶闲时节，张淑珍往往一坐就是一上午。“她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研究茶。”高霞说，张淑珍的书柜里全是种茶、制茶的工具书。
如今，商南茶已发展出绿茶、红茶、乌龙茶、茯砖茶、工艺白茶五大类、20多种茶产品，更有“商南泉茗”“商南仙茗”等名品，品牌价值达4.44亿元。可在20世纪70年代末，商南茶的起步期，当地就只有绿茶这一种，还几近全军覆没。
1978年，原本长势喜人的2万多亩茶树突然生病，仅留下5000余亩残苗。一时间，质疑声四起。
为查明茶树死亡的原因，她三次北上母校求教，四次南下向茶农学习，最终发现问题出在土壤里——商南地处土石山区，土壤成分复杂，低质土与适茶土交错，导致茶树早衰。找到原因就已解决了问题的大半。张淑珍喜出望外，重振旗鼓，重选土地。
赵力本的爷爷是商南第一代种茶人，也是当年仅剩的几户愿意跟随张淑珍再次探索的茶农。他说爷爷回忆起年轻时种茶的经历，总感叹“过程曲折，不容易”。那时他家茶园距离林业站有7.5公里，张淑珍不放心茶苗，每天都要步行上山，为茶苗浇水、观测记录茶苗生长情况，然后再挨家挨户做工作，鼓励大家重新开始。为了提振茶农的信心，她背着铺盖住进茶场里，在一日日的探索中总结种植经验，再手把手教给茶农。
此时，商南茶规模化生产与经营时机已悄然成熟，可仅靠张淑珍和种茶大户还不够，他们迫切需要更多懂制茶、懂经营的新鲜血液。
1984年，21岁的刘保柱和几名茶叶专业科班出身的青年被分配到商南。他们上学时见过南方产茶区的茶园，再对比眼前的茶园，心凉了半截。“当年商南的气温比现在低，年年出冻害不说，茶农对茶产业的认识也不高，整个行业发展在起步期。”刘保柱说，包括自己在内的几名青年都对商南茶没什么信心，甚至想离开去南方再寻机会。
张淑珍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但没有为难这些年轻人，反而加大对他们的关心与支持。她力排众议给每个人分配了一间独立的大屋子，外加一个小灶房，这在那个年代已是极好的待遇。她怕年轻人不会做饭，又专门成立了伙房，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在工作上，她给予这些年轻人机会，他们提的中肯意见都会被及时采纳。“时间长了，我们看到张姨诚心诚意挽留，再加上和老乡们的朝夕相处，也就都愿意留下来了。”刘保柱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商南茶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关键发展期。这一时期，张淑珍与刘保柱等联合全县30余家乡村茶场，成立了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将商南茶的生产、加工、经营、销售打通。他们带着茶农遍访中国名茶产区，博采众长，精心研制工艺。
1986年，商南第一款高档名茶“商南泉茗”问世，斩获全国西部地区名茶促进会“陆羽杯”奖。从此，“茶香溢商洛，泉茗先为佳”的印象逐渐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商南茶出名了。
乡里乡邻的脱贫向导
赵力本不爱说话，但提起张奶奶的故事，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记得每年的采茶季，张淑珍总是天不亮就和茶农们一起上山，一边收茶一边检查茶叶的品质，与茶农讨论种植细节。有时，一天下来连采带运，往返茶场几十趟，张淑珍便顾不上吃饭，在茶山上凉水就馍囫囵下肚，“千事万事，茶事最大”，她不敢耽搁。
刚开始种茶时，很多人提起资金、技术、种子、器具总觉得捉襟见肘。张淑珍便组织人员将各家疑难收集起来，一一协调解决。“张奶奶是我们的主心骨。”受过张淑珍帮助的富水镇茶农何桂英说。
1991年，拥有80亩茶园的茶农何桂英一家决定新建一个茶叶加工厂。在施工途中，她的丈夫不幸去世。抚养孩子、经营茶场的重担，连带着3万元的外债一同落在了这个30岁的妇女肩上。彼时的何桂英一筹莫展，只好选择卖掉茶场，偿还债务。张淑珍得知后，及时阻止了她，“桂英，不能白辛苦这4年！”
很快，她就让人送来了机器设备，还调来技术员帮她制茶。“既然张姨相信我能做成，我就咬咬牙，试一试。”如今，何桂英不仅还清了所有外债，家里还盖起了四间两层楼房。
越来越多茶农的成功，让“去茶场品一口好茶”成为新世纪初商南年轻人向往的生活。“茶二代”王超正是从那时萌生了种茶制茶的想法。一开始，他在商南县城南边租了20多亩地，发展势头不错，但接连两次洪水淹没了他的茶场。机井废了，茶树毁了，眼看“茶事”就要偃旗息鼓。“后来张姨出现了，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才重新振作起来。”王超回忆。
如今，王超自有和管理茶园近8000亩，在脱贫攻坚战中，当地超过200户村民在他的带动下摘掉了“贫困帽”。在当地人心中，正是张淑珍及其影响的“茶二代”“茶三代”们，让商南茶叶逐渐从不起眼的“一片叶”变成了脱贫户的“致富经”。
截至2023年底，商南县共建茶园26万亩，年产茶叶8500吨，产值达15亿元，茶叶种植大户6200户，遍布全县10个镇街108个行政村12个社区，真正实现“人均一亩茶，增收5000元”的梦想。
克己奉公的“三秦楷模”
20世纪90年代初，在商南茶从弱不禁风的幼苗成长为欣欣向荣的健树之时，这位刚过知天命年纪的园丁倒下了。
当得知自己罹患恶性肿瘤后，张淑珍迅速从愕然中醒来，加紧布置茶山垦植计划。朝夕相处的同事和茶农担心她的病情，她却安慰他们，“茶种好了，我的心就安了”。
所幸，手术很成功。忙完茶事的刘保柱等人来探望她时，做完手术不久的张淑珍一下来了精神，忙从床上坐起，“茶籽的事安排得怎么样”“资金组织得顺利吗”“地块落实好了吗”……连珠炮式的发问将周围人逗笑了。
原本可以和很多人一样在60岁退休、安享天伦，可张淑珍硬是在岗位上坚持到80岁。据高霞回忆，老人待茶农如亲人，同灶吃饭，同下茶场，是她的生活常态。即使年过古稀，每年的采茶季，她也坚持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回来；即使每天挂着胰岛素泵，也要去茶场里转一转。
在老人办公桌角的文件夹里，静静躺着一份题目为《关于成立商南县茶叶研究所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文件，这是张淑珍80岁时所写，思路清晰，言辞恳切。
去世前，张淑珍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安排。她请子女将她的骨灰撒在知青茶园里，“想我的时候就到茶山上来看看”，并将她的荣誉证书、奖杯等捐给商南县档案馆。女婿李力说，张淑珍在世时虽获得了大大小小不少荣誉，但她从来不让家人拿出来张扬；在茶叶产业越做越好的情况下，她更是立下家规，严禁子女亲属经商卖茶。
1月5日，商南县殡仪馆内，400多名群众自发前来送别。谈及“茶奶奶”的一生，不少人觉得奶奶坚强且不易。1994年，张淑珍的丈夫永远地离开了她；2023年，她的儿子也离她而去。在她与大山为伴的60余年里，从“茶姑娘”到“茶奶奶”，她将一生心血融进茶山里。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茶香如故。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 王艺霏 张思洁 赵英博 姚友明，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安徽祁门物华天宝，属于古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一。它不仅是景德镇高品位瓷土的供应地，而且有屯绿中最著名的凫绿、红茶中最香的祁门红茶，还有一度曾销声匿迹、少为人知的安茶。
祁门安茶，原产于祁门县的芦溪乡一带。它的起源和消失，与祁红的创始人余干臣的后半生一样神秘，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载，竟然谜一样的消失了。
走进芦溪，我在做过充分的安茶调查，查阅过大量的有关史料以后，猛然醒悟，要想真正看穿安茶的真面目，一定要如实地把它还原到产生它的时代中去，有必要把它与同时期的同类茶细心比对，如此，便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想明白安茶是怎样起源的，首先，必须探讨清楚它是怎样消失的。
关于安茶的凋敝消亡，共同认可的准确时间，应在 1940 年之前。如果把祁门安茶和梧州六堡茶做一对比，便会惊奇地发现，安茶的销运路线艰难而漫长，其运输行程，大约要历时 3~4 个月。安茶在祁门的芦溪制作，由阊河运至饶州，出鄱阳湖后，入赣江而达赣州。更换小船后，逆水在大庾(南安)登陆，穿越大庾岭(梅岭)，入粤界南雄，而至广州、佛山一带销售。
从安茶的销运过程可以看出，祁门人只是完成了茶的制作，然后运输到广东佛山等地。这点与六堡茶的销售类似，原产地的茶农根据要求做完茶后，只是批发给了广东茶商，并没有解决成品茶的零售问题。而广东茶商买到批量的茶以后，经过存放陈化，又转手把茶零售到两广地区，但大部分的安茶，还是销售到了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手里。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战火纷飞，安茶的运输路线变得更加艰难，茶运之路充满着更大的凶险，这就意味着安茶的运输成本，必然会成倍地提高了。而此时的安茶，又同时面临着与六堡茶的同质化竞争问题。更令安茶雪上加霜的是，当安茶的批发价格不能提高到可以抵消巨大的运输成本与生命风险赔付的时候，远在祁门的安茶生产商只能被迫停产，这是最合乎情理的推断。此起彼伏，在安茶衰亡的同期，也就是 1935 年，我们还能查到一组重要的数据，梧州六堡茶的销量，就在这一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 80 万斤的产量。这个突然出现的产量，是否可以合理地解释为：当安茶停产以后所形成的产量缺口，是由相类似的六堡茶来弥补的?这个论断，显然是成立的。何况在安茶的身边，品质优异、馥郁高香的祁门红茶已经兴起，在红肥绿瘦的产业窘境中，当地的很多茶号纷纷开始绿改红，这也是符合历史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枝上小虫，助茗瓯春色。
茶实嘉木英，其香乃天育。
通过安茶的消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安茶和六堡茶收购以后的销售路线与消费群体，是高度重合的，都是由广东人完成收购，然后再由广东茶商完成茶的仓储、陈化、拼配甚至是再包装，最后销售到同一个地方，即两广、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安茶的突然消亡，消亡得很绝情、很彻底，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当时，安茶是全部外销的，产茶之地的祁门人，并不习惯品饮安茶。假如在祁门或周边地区，存在着安茶的稳定消费群体，那么，一定会有一两家安茶的老字号，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来。然而，残酷的历史现状，也同时证明了这一结论的可靠。
明清俗话说「无徽不成镇」，早在东晋时期，徽人就已远赴异乡，其后，在盐、茶、木、典四业中，叱咤风云。尤其是明清时期，茶叶贸易已经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从上文的历史事实可以推测，安茶的起源应该是模仿了六堡茶的制作工艺。当时，在广东经商的安徽茶人，从六堡茶的制作和经营中，管窥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们联想到家乡芦溪有着与六堡镇相似的地理结构，都具备群山连绵、两河汇聚这样适宜茶树生长的良好条件，并且，芦溪特有的槠叶种洲茶叶厚味浓，枝粗叶大，价格低廉，尤其在春尾以后，茶梗依然持嫩、柔软，非常适合陈化。正是兼具了这些得天独厚的制茶条件，勤劳精明的徽州人，从粤商手里拿到订单之后，便开始模仿六堡茶了。
令人更为吃惊的是，《六堡志》里记载：「六堡镇的文记茶号，曾根据市场需求，生产过六安篮茶和普洱茶。」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我目前无力再去做进一步的考证。如果能够证明，作为六堡茶中五大茶号之一的文记第一个生产了六安茶，那么，祁门安茶仿制六堡茶的历史疑问，马上会迎刃而解。如果暂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去证明这一点，也至少说明广西梧州的六堡茶商在历史上是生产过一定数量的祁门安茶的。并且，二者之间的工艺、设备、技术、包装、成品茶的滋味等，都具备了一定的相似性。
六堡茶的初制情况，也是如此。茶农只是完成了毛茶的制作，在六堡茶的后期制作中，关键的渥堆、陈化、仓储、拼配等环节，基本是由不同的茶号自主完成的。因此，当时的六堡茶生产，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产品标准。在祁红问世之前，以生产绿茶为主的祁门，是无法接受发酵茶的，之前，也不可能具备生产发酵茶的技术和条件。拿到了产品订单的芦溪人，为了做出汤色黄红的发酵茶，便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他们在春尾完成了毛茶的杀青、揉捻和干燥后，到了白露节气，把毛茶堆在室外，采取夜露的方法，以提高茶叶的含水率。为了使茶叶发生氧化红变，在白天，他们又把茶叶薄摊晒干。茶农们在反复的堆放、薄摊过程中，无意识完成了茶叶的渥堆过程。当堆温升高后，他们就会去翻堆降温，如此反复的夜露日晒，通过湿热作用，破坏了茶叶中的叶绿素，待茶坯变软，色泽呈黄褐色，便进入干燥环节。在包装上，也仿制了六堡茶的竹篓装。毛茶在装篓前，也像六堡茶一样，用木甑蒸软，压入箩筐，然后晾置、陈化，烘干后，运出祁门。因为安茶的运输路线漫长，需要多环节的船载、车运和人扛，所以，过去安茶的小竹篓，每篓重 3 斤，每大篓装 20 小篓，总重 60 斤。其重量，便于装卸，明显小于六堡茶 100 斤的大筐装。
老茶的醉人汤色。
按照以上工艺做出的茶，茶的汤色加深了，滋味浓厚醇和，苦涩味降低，其产品质量自然能够达到粤商提出的要求。当然，在那个时代，六堡茶和安茶的主要消费群体，还是中下层的劳苦人民，基本用于解渴祛暑之用，消费者对这类价廉耐泡的粗茶，也不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仅如此，茶在渥堆的湿热条件下，产生了大量的微生物群，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茶汤由苦涩逐渐开始向醇滑甜厚转变，并有独特的槟榔香产生。独特的槟榔香，后来成为品质优异的安茶的审评标准之一。1988 年，安徽省名优茶评审委员会对安茶的鉴评标准为：「色黑褐尚润，香气高长，有槟榔香。「2015 年 11 月，在安茶的传承人汪镇响先生的办公室，我见到一个他珍藏的早年老安茶的竹篓，竹篾已红变，体积明显大于现在安茶的茶篓。其中的茶叶虽在近几年喝完了，但细嗅一下，竹篓里剩余的老箬叶上，还保留着淡淡的槟榔香气。
在 1949 年之前，还没有六大茶类的分类标准，所以，当地人习惯性地把安茶作为绿茶，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明白了安茶的制作原理，及其需要陈化的后发酵事实之后，把祁门安茶归类为黑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六安和祁门虽然同属安徽，但在交通不甚发达的古徽州，山路弯弯，感觉还是相距甚远。因此，祁门产的安茶与六安茶，根本就是品质殊异的两种茶类，风牛马不相及。但是，为什么祁门安茶又能被刻意称为六安茶呢?
个人认为，是因为当时的六安贡茶名气太大了，茶商们售茶攀龙附凤，沾点名气，也在常理之中，古今亦然。六安茶，从唐代到明代名扬天下，妇孺皆知，清初又贵为贡茶。
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记载：六安茶「品亦精，入药最效」。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写道：「六安州之片茶，为茶之极品。」嘉庆九年，《六安州志》云：「天下产茶州县数十，惟六安茶为宫廷常进之品。」清代李光庭的《乡言解颐》里，也多次提到过六安茶，「金粉装修门面华，徽商竞货六安茶」，「古甃泉逾双井水，小楼酒带六安茶」，所以，身在祁门的茶商，为了提高安茶的身价，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便称他们的安茶产自著名的六安贡茶之乡，故意把安茶和六安茶搅和在一起，鱼目混珠。因为当地人不喝安茶，也不会在意茶票上究竟印了什么。
当时的安茶，价格低廉，购买和消费安茶的人，大部分为流落南洋打工的下层劳苦华侨，他们更不会去深究茶的产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安茶大号，如孙义顺、胡矩春、汪厚丰等，茶票上均明确标注了「六安采办雨前上上细嫩真春芽蕊」，「惟我六安茶独具一种天然特质」，「在六安拣选雨前上上芽蕊，不惜成本」，等等强调之语。另外，还有「六安贡品、六安名茶」等字样，这些类似的虚假夸大宣传，无非都在假借六安之名头，多赢一份利润而已。
当我们明白了安茶的出现是在两广茶商的商业需求以及安徽茶商的利益驱动下，共同催生的仿制茶品之后，对于安茶在包装和宣传上，自称为六安茶，就会更容易理解。他们普遍假托六安茶，是因为六安茶与六堡茶，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六」字，从读音上和功效上，更靠近与之相似的六堡茶。
一个冬日的清晨，我与合一园茶业的晓辉和旺鑫，从祁门县城驱车 40 公里，来到群山深处的芦溪乡。在孙义顺茶厂，就安茶的有关疑惑采访了对于安茶振兴功不可没的汪镇响先生。
汪老开明健谈，他说：「1918 年以后，黟县古筑乡孙家村的孙启明，带着茶叶和制茶技术来到芦溪，用谷雨以后的成熟茶青，与芦溪人合作生产安茶。孙启明看重的是芦溪有成片的原生槠叶种的洲茶，土地肥沃，不用施肥。」
当我问到「软枝茶」的时候，汪老的回答，印证了我的思考，他说：「软枝茶，不是一个品种，曾在孙义顺老茶号工作过的汪寿康告诉过我，所谓软枝茶，就是茶农完成鲜叶杀青后，把揉捻过的茶青摊晾在竹席上，晒至半干状态，然后卖给芦溪的茶号。很多茶农或背或挑，翻山越岭，一路上，那些半干柔软的茶青，在太阳下、在皖南湿热的天气里、在布袋里，在人体有温度的肩背上，自然会完成部分的湿热发酵，茶青的枝梗，便会变得更加柔软。当路人问起背的什么茶时，茶农们常常会说：『这是软枝茶』，天长日久，『软枝茶』的称谓，便约定俗成了。也就是说，杀青揉捻后晒至半干的茶青，才是各茶号的收购标准。若太干了，肩挑背扛，茶青容易挤碎;太湿了，茶青的含水率高低不一，茶号不好定价。类似的收购行规，在其他的红茶产区，也同样存在着。各茶号每天收完茶青之后，便立即在自己的作坊里，集中完成毛茶的干燥，以及后续的日晒夜露、蒸压、包装等关键工序。祁门的秋冬季，是深山里的枯水期，临近过冬才能制作完毕的安茶，要堆在山里，自然陈化半年，等春天来临，小溪里涨满春水时，安茶始可借着水流，用船运出芦溪和祁门。」
从汪老的谈话中，我们能够进一步印证，安茶的制作技术，确实是从外地传过来的，这也基本符合上文、我对安茶起源的考证。孙义顺老茶号的创始人，应该详细考察过，芦溪的茶园与六堡镇的相似性，当时，孙启明不只是引进了茶的制作技术，同时，也带来了六堡茶的成品茶、和竹制包装，以供参照。因此，传统的老安茶，从出生开始，身上总有抹不掉的六堡茶的历史印痕。
在孙义顺茶厂，我看到了一份珍贵的手稿资料，它是解放前负责运送最后一批安茶的程世瑞先生的口述笔记，程世瑞先生也是早期成批量安茶的最后见证人。他笔记中写道：「安茶，是一种半发酵的红青茶」，陈化了八年的王德春号安茶，「呈青黑色，没有发霉变质，尚有清香味」。
当他把茶运到佛山的兴业茶行，用开水冲泡这款茶的时候，程世瑞口述说：「味稍苦涩，茶汁乌红色，叶底呈青色，另具一种茶香味，不同于祁门的红茶和绿茶，与六安茶的差别更大。」这段话，是在安茶消失之前，前人留下的唯一的文字记录。从口述中可以读出，陈化八年的安茶，茶汤呈乌红色，而不是橙黄色或橙红色，它是黑红浓醇的典型的黑茶类汤色。这种汤色，是只有经过了前期渥堆，在湿热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的汤色。
现在的安茶工艺，存放八年后，是不可能出现乌红汤色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叶底呈青色，这里的「青」，应该是深绿偏黑，说明这批茶的活性很足。一款良好的陈茶叶底，随着冲泡次数的增多，其色泽会黑中泛青，慢慢变得新鲜而明润，而非做旧茶的碳化与胶着不散。程世瑞描述的安茶，既不同于绿茶，也不同于红茶，另具的一种茶香应该是渥堆与后发酵产生的醇和陈香。如果当年的老安茶工艺与现在的安茶工艺近似，那么，陈化八年后的安茶，其汤色是不会醇厚黑红的。
这些珍贵的信息，反而证明了现在的安茶制作与 1940 年之前是不尽相同的。在老安茶的核心工艺断代以后，现在的大部分安茶厂家，尚停留在相互模仿阶段，还没有真正把握安茶的传统工艺。
程世瑞先生的口述笔记原稿。
在芦溪，我参观过几个安茶生产厂，也品过数款不同类型、不同年份的安茶，说实话，我找不到黑茶类所具备的醇、厚、甘、爽、滑、红、浓的特点，大部分的安茶，仍偏苦涩，青味重，还保留着绿茶的火香，以及陈年绿茶的绿豆汤味道。个别的茶，会有淡淡的箬叶香和竹青味，这与安茶的箬叶竹篓包装有关，并不是安茶陈化后真正的醇厚滋味。
现在的安茶工艺，基本选择谷雨至立夏前后的茶青，杀青、干燥后做成毛茶。等白露过后，白天在竹甑中，把毛茶烘干，等晚上把干燥后的毛茶摊匀到竹席上，承接秋夜的露水。露过一夜的毛茶，次日在太阳下晾晒一天，然后蒸软，压入衬有新鲜箬叶的竹篓，最后烘干和陈化。
安茶在历史上素有「圣茶」之名，茶性温凉，清热祛湿，可作药用。因此，安茶的复兴和传承，显得尤为必要。作为一个爱茶之人，我希望更多的祁门人能从旧时安茶兴盛的大背景里，结合黑茶的制茶原理，去追寻和探索安茶最初的制作技术。果真如斯，安茶的未来不可限量。
曾几何时，在上海大宁茶城一提起经营潮州凤凰单丛，马上就会有人接茬：“那是杜丽萍的!”
在我眼中，杜丽萍是一位至情之人，尤其对茶喜爱满满，甚至可以说是一位“茶痴”。不知咋滴，从小生长在贵州安顺的丽萍却对潮汕工夫茶情有独钟。以她之见，是因为潮州工夫茶在中国茶艺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所以她对潮州的凤凰单丛热爱有加。
作为主营凤凰单枞的“丽萍茶坊”，云集有近百种单丛香型品系，诸如鸭屎香、芝兰香、夜来香、蜜兰香、黄栀香、柚花香、桂花香、玉兰香、肉桂香、杏仁香、姜花香等不一而足，小小茶坊藏茶甚丰，难得丽萍对“形美、色翠、香郁、味甘”的凤凰单单丛有自己的追求，格外令我惊喜。实际上，更令人感动的地方是她没有半点虚与委蛇的茶人品性。她总说要为推广茶文化多做一些事情，为此她会定期邀约一些当地的茶友，交流习茶心得，难得一壶清雅，与大家共品人生。她对茶文化的这份关爱，难能可贵。有时，她见我常常策划一些公益性茶文化活动，所以问我有没有需要她做的工作，哪怕是一名义工，那副主动请缨和认真模样没有丝毫的寒暄做作。
由于居住在嘉定，从上海大宁茶城迁移到嘉定的一个小茶城后，丽萍在茶叶经营上似乎也有着写尽繁华如花旖旎之梦，可事情往往逆她所想，在经营上却也写尽了落花满地好梦成空。换了地方，经营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好做，尤其面对凤凰单丛这样一款“小众茶”的推广遇到了难题。她面对客户资源减少的现实，为了辟出这块小小的“丽萍茶庄”经营新天地，可谓煞费苦心。她几度赴云南、贵州考察，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不惟凤凰单丛是从，增补了家乡的“晴隆化石”绿茶和“二十四道”红茶，以及云南建水紫陶。凭她一股勤奋耐劳的劲儿，加上与人为善，诚实经营，小小的丽萍茶庄渐渐有了起色。丽萍对自己经营的茶叶品质要求很严，期望也很高，她说，好的凤凰单丛必定注重优越的生态条件和良好的茶树品种资源，以及精湛的采制工艺。所以，总会生发出一种“不如愿”的烦恼，尤其对客户更要讲究“诚信”两字。她把一句“茶的品质决定一切”常挂在嘴边，唯以诚信待人，凡事，就一定要做好。在她身边，常有客户上门请教有关凤凰单丛的相关知识，杜丽萍从不敷衍，就像对待自己的好朋友一样。实际上，她早已把“品茶”二字演绎为“人品”了。也恰恰在这种氛围中，使杜丽萍清心涤滤，体悟出茶道中的平常心，正是她这颗经营中的平常心，使“丽萍茶庄”的“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又使“回头客”变成了“家常客”。她说，在经营上虽然需要煎熬，但我陶醉其中，其乐融融，心里尤感踏实和舒畅。
有一次我到嘉定“敬茶坊”茶馆问茶，顺便再度前往“丽萍茶坊”品茗。那天，丽萍满怀兴致地摆开茶具一番“悬壶高冲”后，她突然对我说准备让儿子走出去学茶和参加一些茶文化活动，丽萍也真想让茶的气息熏染在儿子身上。丽萍说，自从儿子去河北参加了一次禅茶大会收获了很大，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感悟，从而对茶文化内涵有了新的认识。她总认为，一杯茶也是提高个人修养的方便之途。
茶是有情的，一如“丽萍茶坊”里优雅的古琴声、缥缈的熏香;茶是有文化的，丽萍特别注重茶理和意味，常常抽出时间赶赴一些茶会和参加学习讲座，使自己在精于鉴茶和善于辨茶的知识面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别人眼里，杜丽萍总是很忙。而她说：“我活得是不是太累了，总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焦灼感。”的确，她做事有时太认真、太投入，哪怕付出代价。丽萍最为高兴的就是有好茶与大家分享的时刻。每逢节假日，她总会邀约身边的茶友和老师们到“丽萍茶坊”坐一坐、叙一叙、品一品。临别时，不忘给每一个人准备好几款凤凰单丛茶和家乡的一些土特产，可谓情切切、意悠悠。其为人处世也被同行啧啧称道。
她非常关注茶人之间的友情，就像关注凤凰单丛茶的“山韵”与滋味。其实丽萍经营潮州单丛茶还是贵州茶都无关紧要。风尘再大，世味再淡，一杯好茶已经在丽萍的心里了——那就是人情要暖，人走茶不凉。
丽萍钟情于凤凰单丛已有十几年了，现在依然如故，痴心不改。虽是小众茶，亦无多少人问津，但她对凤凰单从茶的那份执着却始终在心里安静地呆着。有时候遇到心灰意冷之事，想想壶里还透着凤凰单丛的茶香，内心会变得安宁。所以，每当我看到“丽萍茶庄”这四个字，心里总会联想到凤凰单丛特有的香气，也许是一个内心有物有情而心境开阔的人，事业的美丽是可以带着一份活力和新意而不断再生的。认识丽萍的人都会有这样感受：认识丽萍就会爱上茶，爱上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
如今，杜丽萍性格内敛如茶，心中只要有茶，无论再经过多少轮回，惟以真爱用心泡出自己的茶香，并永葆着心中茶香的魅力。她崇尚“正、清、和、雅”茶德，清闲时完全让自己沉醉于一杯茶的快乐中，在细嚼慢咽时，让茶把自己生活调整到“平常心是道”妙意中，她说，这是一种享受!(舒曼茶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