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亭书苑”这款茶是上海茶客舌尖上记忆里的一个闪光点，如今在上海滩拥有“考粉”无数，亦有数不清的上海茶馆、茶庄正在经销着由考亭书苑荣誉出品的“正山小种”和“红乌龙”，看着、闻着茶香如此溢满申城，在茶客杯中缓缓地吟唱，这首先还的感谢武夷山桐木关的魏华先生把闽北精品好茶——“考亭书苑”引入上海。
“考亭书苑”有系列精制茶品推出而广受青睐，细细品味，有时光荏苒，也有难以言说的情怀，但能撩动诸多喜欢“考亭书苑”茶客情感因素的却恰恰是“正山小种”的温馨心语。钟情于这款茶是因为“考亭书苑”除了在武夷风景保护区内拥有生态茶园基地外，更有叶兴渭、郑成根这两位杰出的制茶大师倾情出演，且融“烟熏”小种风雨，沏开那记忆的坳头村制茶历史。
叶兴渭，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研究总工程师，有研制正山小种55年历史，也是“金针梅”茶研发人之一，在小种红茶领域有其独特发言权;郑成根是第一位金骏眉茶青样本提供人，也是武夷山正山小种研究所首席制茶师，1997年独创研发“红乌龙”而茶香江湖。所以有人说，有此两位制茶大师坐镇，考亭书苑有好茶的口碑不外传也难，于是便有茶客端着茶杯洋洋自得，大有“坐拥‘正山’看外山”的感觉。
有茶友喜欢在冬日里，捧一杯热腾腾正山小种，谈古论今，朝花夕拾，可有风雨回忆，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然而这一切，都是在考亭书苑的茶汤倾注下完成属于自己的一个个命题，于是有感而发：“既然我已钟情于考亭书苑，没有理由不含情细诉我心中对正山小种的爱意”。
说起“考亭书苑”，自然会联想到朱熹晚年在武夷山南麓建阳创办的“考亭书院”。而“考亭书苑”乃据“考亭书院”名号而来，是为纪念朱熹在似水流年的恬淡时光里嗜茶、爱茶、品茶、植茶的情结而来，是为一代大儒人生跋涉的宏儒精神而来，是为在淡然的岁月里缓缓地绽放九曲山水风光而来。
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因四方前来求学的人众多，理学家、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筑室建阳兴办学堂，初把学堂称为“竹林精舍”，后改名为“沧州精舍”。因朱熹嗜茶有加，亦常在“精舍”内外与文友赋诗挥毫、品茗论道。宝庆元年(1225年)建阳县令刘克庄建祠纪念，淳祐四年(1244年)诏为书院，御书“考亭书院”匾额。于是，考亭书院随着朱熹的名号远播四海，流传千古。在考亭书院，朱熹躬耕茶事，把种茶采茶当作讲学著书之余的修身养性之举，朱熹的茶事活动亦体现了与武夷山自然风光和谐相处、融为一体的情愫。考亭书院是朱熹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座书院，为当时宋代四大书院之一。朱熹在闽北建有多座书院，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在建阳位于麻阳溪畔的考亭书院了，也正因了朱熹的考亭书院影响，建阳也因此被称为“理学之邦”。不过，史学界有人说，在当时中国就其书院规模而言，考亭书院远不及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四大书院，但是若以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而论，“考亭书院”足以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座书院相提并论。
鉴于此，魏华说，让昔日考亭书院的“理学”思想就体现在“考亭书苑”茶文化“游学”韵味体验中。在武夷山脉溪流旁，围炉煮茶，待沸水激活你的心绪，素手调一曲琴箫和鸣，兑上一份闲情逸致，还有半梦清趣半幽居的心情，此时一杯茶已然超越了一切，沁入了武夷山“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的悠悠韵味之中。
品茶，不仅讲究茶的色香味形，更讲究茶的文化内涵和品位。所以，昔日考亭书院的一杯茶，其茶品已非物质意义而言，而是与人生哲学有关联。诚如朱熹在品武夷岩茶所言：“饮罢醒心何处所，远山重叠翠成堆”(《咏武夷茶》)。在朱熹眼中，饮茶为一洗尘心，悠然地与自然相处。他在建阳曾写过一首茶诗名《咏茶》，是在参加其表兄邱子野设的茶宴会上而作：“茗饮瀹甘寒，抖擞神气增。顿觉尘虑空，豁然悦心目”。由此可见，朱熹品茶，更多的是从人生态度上考量人生的处世机缘来领悟茶道的真谛。
说起朱熹喝茶，许多人都以为他常喝武夷山茶，譬如朱熹常与友人在武夷山“茶灶石”上品饮名茶、吟诗斗茶，并留下“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茶灶》)诗句。其实不然，朱熹从不刻意挑剔茶叶，走到哪里就喝哪里茶，属“遇茶吃茶”之人。绍兴十八年，朱熹游杭州上天竺寺院与慧明(文畅)法师以茶结缘，谈兴盛浓。这杯鸠坑种的龙井茶让朱熹喝出了“沙门有文畅，啜茗漫留题”(《春日游上竺》)的绝妙诗句;淳熙六年(1179)至淳熙八年(1181)，朱熹在南康军任职期间，曾多次到康王谷游历，享受当年陆羽以好水谷帘泉水泡饮庐山云雾茶时所体会到的雅兴和畅快之感，留下了“采薪爨绝品，渝茗浇穷愁”(《康王谷水帘》)的深刻印象。朱熹后来在庐山卧龙岗品茗逍遥感怀于“玉渊茗饮余，三峡空尊愁”(《卧龙之游得秋字赋诗纪事呈同游诸名胜聊发一笑》)深切体会。但凡朱熹外出纵使游山玩水，总会寻茶觅茶，是朱熹一大人生乐趣，但他在享受山水之乐中仍不忘“座对清荫只煮茶”(《积芳圃》)的清香与悠然，要的是茶烟缓缓、心不落尘的感觉。
承袭朱熹茶意深处的是考亭书苑对“琴棋书画诗曲茶”形而上追求的境界。看案上一花，赏一季嫣然;闻席间一琴，听一夜秋风;品茶中一席，得一方清趣。有人邀友畅谈忘尘之处，就会联想到“考亭书苑”茶寮中的滴水微香，那番流水洗肌骨、席间如清林的淡泊情怀恰恰是喝茶人身在茶席、心闲山野的浪漫追求。
茶无雅俗，与人共饮。以魏华之见，人这一生都是在一杯茶中相遇，无论是在寒冬还是春秋。我在泡茶，你来喝茶，我能做的，是为你冲泡一杯昔日考亭书院“理学”之茶，浅啜即可，不必深究，因为朱熹理学思想始终在这杯茶汤里与您相逢。而“考亭书苑”这杯茶韵，即使你身在远方，也能彼此牵挂。
秉持着这份念想，魏华坚持在制茶过程中，以物性为上，遵茶理，合三才，拜五行，使得茶性尽显，如武夷山的一缕风、一场雨，清馨来自天际，品一口，却能澈入心底。魏华认为，坚持武夷山“正山”品质，致力于将“正山小种”红茶发扬光大，自始至终是考亭书苑发展的终极目标。也许正是魏华的这份牵挂和用心，在2016年7月举办的上海“考亭书苑杯”茶艺职业技能竞赛上，使考亭书苑的茶香韵味大放异彩，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自古文人墨客对武夷山茶的描述和点赞是实实在在的，一杯隐藏在考亭书院的茶韵却从来没有离开记忆，那一幅镶嵌于心的朱熹在建阳茶事活动的画面，给人带来的绝妙诗意和无限遐想……
(舒曼茶话写于2018年8月上海浦东清茗斋)
摘要：本文的要义在于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从水文化视角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认为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论述了陆羽的水学思想、茶学思想与大禹治水精神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子的水思想、孔孟儒家的水思想和老庄道家的水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对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极为重视，首创鉴水分类和优劣标准，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此外，中茶文化对外传播，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
关键词：茶文化;水文化;陆羽水思想;水质资源优化;鉴水分类和标准;文化传播
本文的要义是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唐宋以后，阐述水与茶或水文化与茶文化之关系可抵要端者，当以自诩“余斋居无事，颇有鸿渐之癖”的浙江钱塘著名茶人、明代茶文化家许次纾所论最为至要，他在《茶疏·择水》中明确提出：“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许氏又言：“余尝言有名山则有佳茶，兹又言有名山必有佳泉。……吾两浙、两都、齐鲁、楚粤、豫章、滇、黔，皆尝稍涉其山川，味其水泉，发源长远，而潭此澄澈者，水必甘美。” 许氏“无水不可与论茶”之论，发人所未言，或可从不同视角有助于我们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实质上，茶产于山水之间，山水之自然地质属性决定茶之品位与品性，而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
在以往的中华茶文化研究中，鲜有透过水文化史视角，将水文化作为茶文化之源的系统论述。我们都知道，水、阳光和空气——自然资源三大元素构成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生命赖以生存繁衍的根本所在。水作为一种自然元素，不仅是人之生命永恒依托的物质资源，更是人达至超然于物外的精神资源。人类文化学者认为，水文化是人类文明初始的母体文化，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水文化发展史。人类文明生产史和生活史最早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是水，人类古代文明的起源也大都发源于江河湖海水流域一带。例如，世界文明史上所言的五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发源于今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今西亚的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发源于今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古希腊文明发源于今欧洲的爱琴海诸岛，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中国是茶文明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唐人陆羽《茶经》记叙中国西南部的原生茶树为乔木，直径可达“一尺两尺乃至数十尺”，而其中“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这是世界茶文明史上有关野生茶树最早的明文记载。中国西南部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多样，水资源极其丰富，雨水充沛，也是史书记载的中国先民种茶、饮茶与艺茶的起始地，以及中国茶业、茶经济最早的起始地。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这说明，此地此时所产之茶已纳贡王室。
茶文明从西南部的山水之间走出来，汇入中华文明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千百年来茶水待客、邀友品茗、无茶不席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风民俗和礼仪礼俗，茶水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心性、精神与性格，“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并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学术研究结论。以往我们谈茶文化，谈水文化，谈中华民族发展史，谈中华文明发展史，往往都是各自作为一个单独命题来论述的，很少讲“茶水文化”、“茶水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而这关系到我们怎样重写中华茶文明史，怎样更好地把中华茶文明写入中华文明史。
这是诱发笔者思考和重点考察“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这一命题的起因之一。
起因之二，陆羽《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地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他认为，凡用山水，最好选取乳泉或石池漫流之水，至于湍急的山水最好勿饮，如长喝此水，几可使人患颈疾(先秦时，即已知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土地、水质等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左传·成公六年》：“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而由几处溪流汇合后积蓄于山谷之水，虽看上去澄清，但因水不流动，从暑热之日到霜降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即水质可能已被污染，故用此水，必须要先挖开缺口，流放掉那些沉积多日的污水，引来上游下泄的新鲜泉水，然后才可取之饮用。凡用江河之水，须到距离有人居住的远处去取水。凡用井水，则要从人们日常汲水的井中去打水。与陆羽生活于同时代的唐诗人刘长卿在《送崔处士先适越》诗中有言：“小江潮易满，万井水相通。”这很能说明此一时代唐人对水的有关认识已很深刻。
从中我们也可以窥知，陆羽对唐代的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可谓极为重视，知晓水品之优劣与水资源环境、人体健康的关系密不可分，并形成了其关于水质评价的认定标准，其中包含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初步科学认识，以及引导人们开始重视对水资源、水品质的科学认识和环保理性意识。当代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丁文在《唐人品水重山泉》一文中曾指出，品水标准系自“陆羽首创”，其“鉴水总分三类：山水、江水、井水”，其“鉴水优劣的标准有二：一是流动，‘流水不腐’;二是无污染”。
以今天的现代水质科学技术知识来分析山泉水矿物质成分和测定天然饮用水技术标准，十分容易。但在唐代陆羽所提出的鉴水品水标准，却是首创性的，它开创和确立了中国古代饮用水之标准。更为重要的是，“陆羽的品水标准为后世人所认同”，“自宋元以后直到近代，出现了以卖水为业者，所卖之水皆为山泉水”(丁文：《唐人品水重山泉》)。这是我们认识陆羽水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相比而言，在数百年后的明代，许次纾《茶疏·择水》云：“江河溪涧之水，遇澄潭大泽，味咸甘洌。唯波涛湍急，瀑布飞泉，或舟楫多处，则苦浊不堪。盖云伤劳，岂其恒性。凡春夏水长则减，秋冬水落则美。” 陆树声《煎茶七类》云：“井取多汲者，汲多则水活。”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直言：“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水遇十分之茶，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得八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水部》云“水为万化之源”，“井泉地脉也，人之经血象之，须取其土浓水深，源远而质洁者，食用可也”;“贪淫有泉，仙寿有井，载在往牒，必不我欺”;“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气味俱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显然，明人对唐人陆羽关于水质的优劣和纯净与污染评定标准以及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认识基础之上，有了一定继承和发展。以此略考明代的饮用水认知与评定标准和方法，无疑带有新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特点。此与明代城乡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条件相对等，也说明相比唐代而言，明代的茶产业和茶饮对水质、水资源、水环境影响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因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诱导因素或许更为复杂和多样。这是茶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此不赘。
起因之三，《唐全文·陆文学自传》记载：“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今之接舆也。”陆羽的一生与山水相伴，其知水、识水、亲水、爱水颇深。他遍游天下名山大川，品鉴天下名泉佳水，对水质之优劣对茶味的影响颇有心得体会，故其煮茶时极重所选之水，曾依次将天下名泉划分为二十等级。
据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载：
卷末又一题云《煮茶记》，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 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勺扬其水曰：“江则江矣。 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勺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 舟荡覆半，惧其鲜，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 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是，所经历处之水，优劣精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笔，口授而次第之： 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 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 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泄水独清冷，状如龟形，俗云虾蟆口水，第四; 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 扬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 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淮水亦佳; 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 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 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 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武关西洛水第十五，未尝泥; 吴松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圆泉水第十八; 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 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
此乃唐大历元年(766年)陆羽游扬州大明寺时所发生之事，因陆羽品水时识破军士取水不实，而引出李季卿命人把陆羽口授的茶水品第依次记下之事。此即后世所传的陆羽所排定二十等次的宜茶之水。不过， 一生嗜茶的唐代才子张又新《煎茶水记》言：“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由此恰可证明，陆羽排定的二十等次宜茶之水曾经后人一一品鉴，或勘定无误。唐人对与茶学、茶艺、茶饮有关的问题，从不轻信所谓权威定论，而是要事必躬亲，去实践，去亲历。这是唐代茶文化极为可贵的品质。也正因此，《煎茶水记》又称《水经》，文虽不足千字，但对陆羽《茶经·五之煮》内容却是有所突破的，张氏更重水品，其文对水品的记载也更详、更清晰。这似可表明，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在陆羽的引导下开始走向自觉。
关于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的无锡惠山寺石泉水，陆羽游无锡惠山时曾作《游慧山寺记》(《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
慧山，古华山也。……梁大同中，有青莲花育于此山，因以古华山精舍为慧山寺。
寺在无锡县西七里……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马亭，以备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罛甓，渊沦潺湲，濯漱移日。……从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阁，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长洲，东泊江阴，北淹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苍苍渺渺，迫于轩户。……
夫江南山浅土薄，不自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余顷。此山又当太湖之西北隅，萦耸四十余里，唯中峰有丛篁灌木，余尽古石嵌崒而已。……叵以鹤林望江，天竺观海，虎丘平眺郡国以为雄，则曷若兹山绝顶，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开邃宇，飞檐眺槛，凌烟架日，则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为最也。……苟无其源，流将安发?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营立，为后之洪注云。
“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寺石泉水，因了陆羽《游慧山寺记》洋洋洒洒和绘声绘色的激扬文字而名扬天下，天下嗜茶品泉者接踵而至，历代不衰。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泉水最多的国度之一，与人文和旅游记忆有关的名泉大大小小以千数计，遍布全国各地的泉水之甘美、之纯洁，名闻遐迩;另一方面，在唐代茶饮和茶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自陆羽评定名泉之后，人们对天下名泉的认知度和喜爱度超越前代，以名泉水沏佳茗，无形中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逐渐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然仍不免有好事者，他们对名泉的喜好达到超出人之正常理性约束的癫痴程度。例如，据唐代无名氏《玉泉子》记载，唐宰相李德裕因最爱饮惠山泉水，竟命人千里“铺递”至京师，供其品饮。此事虽然荒唐奢侈，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名泉意识以及名泉文化已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普及开来，并带动唐代饮茶须以佳水配之的风尚。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在陆羽《茶经》问世之前，年长陆羽五十岁的唐代著名中医药学家、浙江宁波人陈藏器通过刻苦研习各类本草医书和中医药理论及诊治方法，撰著《本草拾遗》十卷，其中他从“本草茶疗”之概念出发，提出“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著名论断，并动手调配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秘方为人治病。据《三秦志》所言，当时“病家云集，门庭若市”。而且，陈藏器曾以药茶为唐玄宗十八子李瑁治好了旁者无法治愈的怪病。为此，唐玄宗昭告天下，赐陈藏器为“茶疗鼻祖”。更为重要的是，陈藏器在《本草拾遗》特别指出，从山地溢出的矿泉水为“玉井水”，此水“味甘平，无毒”，而且久服可“令人体润，毛发不白”。所谓“玉井水”，陈藏器《本草拾遗》言：“诸有玉处山谷水泉皆是也。”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十《昆仑山》载:“昆仑山有柰，冬生子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可见古人对玉井水的水质有清醒认识，对其保健功效颇为推崇。
陆羽一生博学多能，除茶学之外，于诗文、音韵、小学、书法、戏曲、史志、旅游、地理、考古、水学、农学、工学、医药、饮食等方面多有涉猎，成就不俗，在唐代文坛活跃一时，而且曾流寓浙江，他撰写《茶经》时，对浙江宁波人士、著名中医药学家陈藏器的学问与卓识，不可能未有所闻，亦不可能未有所习所得。例如，《茶经·七之事》引用与茶食、茶疗和茶药有关的古籍药典计有《神农食经》、《晋书》、《搜神记》(干宝)、《食檄》(弘君举)、《食论》(华佗)、《食忌》(壶居士)、《尔雅注》(郭璞)、《杂录》(陶弘景)、《后魏录》、《本草》、《枕中方》、《孺子方》等等。
在陆羽《茶经》问世后，唐人竞相传抄，推动唐朝饮茶之风遍及各地。《新唐书·隐逸·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在如此“尚茶成风”的影响下，文人墨客鉴于陆羽对山泉水的品鉴和推崇，特别是他对水质资源优化标准的界定以及水质特性的高度概括，让唐代士子和茶人从中感受到与此前不同的更值得称道的茶饮审美享受。这期间，更有推波助澜者，如唐常州刺史独孤及撰《慧山寺新泉记》：
此寺居吴西神山之足。山多小泉，其高可凭而上。山下灵池异花，载在方志。山上有真增隐客遗事故迹，而披胜录异者，贱近不书。无锡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鸡之余，考古案图，葺而筑之，乃饰乃圬。有客意陵陆羽，多识名山大川之名，与此峰白云相与为宾主。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胜掩他境。
其泉伏涌潜泄，潗漝舍下，无沚无窦，蓄而不注。深源困地势以顺水性，始双垦袤丈之沼，疏为悬流，使瀑布下钟。甘溜湍激，若酾醴乳。喷发于禅床，周流于僧房，灌注于德地，经营于法堂。瀑潺有声，聆之耳清。濯其源，饮其泉，能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道，道者坚固，境净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发于自然，非夫人疏之凿之之功，则水之时用不广。亦犹无锡之政烦民贫，深源导之，则千室褥裤。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功若响答，其揆一也。予饮其泉而悦之，乃志美于石。
因了唐代文人墨客的交口相赞，名泉以诗文褒扬而驰名天下，所以，唐代咏茶与山泉佳水的名诗名文不绝于口，在唐山水田园诗之外，别具一格。例如，储光羲《咏山泉》：“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陆龟蒙《谢山泉》：“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皇甫冉《无锡惠山寺流泉歌》：“寺有泉兮泉在山，锵金鸣玉兮长潺潺。作潭镜兮澄寺内，泛岩花兮到人间。土膏脉动知春早，隈隩阴深长苔草。处处萦回石磴喧，朝朝盥漱山僧老。僧自老，松自新。流活活，无冬春。任疏凿兮与汲引，若有意兮山中人。偏依佛界通仙境，明灭玲珑媚林岭。宛如太室临九潭，讵减天台望三井。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且复迟回犹未去，此心只为灵泉留。”
唐人尚山尚水、尚茶尚艺，所作咏山泉诗文虽不免仍有仿效陶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的影子，但此时的唐人笔墨之下更多地是凸显隋唐大一统文明时代新气象，他们尽情讴歌的山泉直抵唐山水文化和唐茶文化精神之魂魄——有泉水流动不止“年年长自清”的生命回响，有流泉潺潺“此心只为灵泉留”的生命观照，唐人的水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了质的飞跃与升华。这正是唐代茶文化横空出世的根基所在。
起因之四，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将所考的唐代茶区总括为山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大主产区，并一一辨析各地所产茶叶之优劣等级。
那么，从陆羽水学思想形成基点出发，我们如何对唐代茶区的形成以及唐茶文化的奠基作出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合理、科学地解读?
首先，水文明是华夏民族建立夏国家文明体的母体记忆，《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理天下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修建排灌水利工程，以利民垦田种植。此为古史传说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水利治理工程，中国古代水思想和水资源的治理、开发及利用起步于此。大禹是中华民族水治理和水思想的先行者，其无私奉献精神和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代代相传，这无疑是陆羽水学思想形成的基点之一。
其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中，《管子·水地》提出，地者和水者都是万物之重要思想，强调：“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 孔子从社会历史和伦理教化出发，将水之形态和性能与人之精神和道德相联系，开创儒家水思想体系。他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等发人深省的睿智思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世代传承的宝贵思想资源。老子和庄子建构了道家水思想体系。老子《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对水之种种境界的无限延伸和提升，包含着无比深刻的思想，也奠基了中国水文化得以破除水功利唯一性的超然品质。《庄子·天地》篇提出，“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内化了中国人从水思想中自觉升华人生境界的通路。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水利的利用和开发从防洪排涝转向农田灌溉——修建大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兼有防洪和航运的双重功效，带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理当是构成陆羽水思想形成的另一个基点。
再者，魏晋南北朝以来，农田水利的重点开发和利用向江淮流域转移。在南朝，太湖流域已是天下闻名的富饶地区，“亩值一金”。至唐代农田水利建设又达至一个兴盛阶段，据《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唐代修建的水利工程达1130多项，“安史之乱”后在江淮流域的水利建设更是取得了新的大发展，长江流域一跃取代黄河中下游而成为全国农业经济优势区位地带，先进的水利开发和利用造就出江南鱼米之乡。这是构成陆羽水思想的又一基点。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况下，历经历朝历代的水利与水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和治理，至唐代，在世界上领先的中国先进水生产力终于花开花落，形成了《茶经》上所说的八大茶产区(涵盖今川、鄂、湘、赣、皖、苏、浙、闽、桂、粤、黔、豫、陕等省域)。由此，大唐茶叶种植业获得迅速发展，手工制茶作坊日渐发达，推动茶叶流通商品化和茶饮普及化程度日益加深，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唐代茶产业区域化和茶加工制作与保存专业化，茶业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经济门类，唐中期之后随着茶叶生产及流通的规模化，征收茶业赋税渐成定制。茶在唐代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饮料，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品茶饮茶渐成风俗，茶事日盛。据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列入唐代贡茶的计有十四品目名茶。其中，产于吴越之地的“顾渚紫笋”和西蜀之地的“蒙山紫笋”甚为唐皇室所喜爱，命在顾渚山和蒙山监制督造贡茶。顾渚山和蒙山均有泉水，可谓顾渚贡茶和蒙山贡茶成为唐代贡茶佼佼者的立身之本——好山好水产好茶。
同时，陆羽在《茶经·一之源》提出饮茶者应作“精行俭德之人”，他将自己的水学思想与茶学思想与管子思想、孔孟儒家思想和老庄道家思想相融合，开启唐茶文化精神内核，一方面预示唐茶文化正式奠基，另一方面自《茶经》问世亦标志茶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此后，唐人抄茶书、著茶书、读茶书、谈茶书，蔚成风气。
中茶文化相继传到海外，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外传播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例如，中国茶传至朝鲜半岛，韩国茶道对水质、水量、水温和泡茶时间也有相当的讲究与要求。高丽王朝时的文学家、哲学家、茶人李奎报(1169—1241)所作茶诗云：“活水香茶真味道，白云明月是家风。”“评茶品水是家风，不要养生于世荣。”可见唐人的评茶品水之风亦传入朝鲜半岛，以“活水香茶”为品鉴标准。唐茶传至日本后，日本饮茶效仿唐朝饼茶煎饮法，讲究取水要汲取清流。日本茶道尤为重视煮水器茶釜，并视其为可登大雅之堂的茶仪礼具，日本人认为用茶釜所煮之水，其水质明显要优于一般壶所煮之水。
古来谦谦君子均以水德自居，水生万物，德行天下。故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德含和，变通在我。”东坡君子尝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茶者而言，则不可饮无茶。竹，无水不生;茶，无水不生。故君子之道，无水，不可与言竹;茶人之道，无水，不可与论茶!斯言诚哉!
【摘自2018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胡克夫(石家庄)，系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副会长】
喝古树茶能治病吗？
由于茶与文化在我国的长期脱节，所谓文人茶会，也仅限于极少数人的圈子里面，真正懂得喝茶的高手寥若星辰。加之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喝茶、喝好茶基本还是奢侈之事，遑论治病和养生？
不走遍千山万水，怎敢说阅尽春色？不喝遍世间众茶，又岂能谈论茶的要义？
茶，一种日常饮品，在古代，不断有文人雅士为之打造文化形式感，直至南宋时期禅宗东传，它被带到东瀛，并且与饮用者的精神世界结合起来，成为一种“道”的象征和体现。不过，在中国较长时间里，它的属性仅仅被归为“生活”，一切神性都止于日用。
直到今天，茶道的引入，品茶喝茶之风的空前泛滥，使得茶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生活品质的提升需求，让喝茶的问题重新被日常重视，喝什么，怎么喝，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追求健康、生态，讲究茶品，更在乎“喝”的意义。
我们有理由相信，绝大多数喝茶的人是很难或根本不去区分茶的种类的，以普洱茶为例，不少人仅限于能够分别生茶和熟茶。我们的市民群体普遍“不思亦不学习”，一方面害怕身体有病，一方面又缺乏茶饮常识。
人云亦云的“绝好土壤”使得很多“聪敏”的茶商就此顺水推舟，迎合消费，对茶的保健养生作用进行深入发挥，以及无中生有的功能再造，精心策划，选中昂贵的古树茶（这里所指普洱茶）大作文章——古茶树能治病的传说于是在市场上愈演愈烈。
因为古树稀有，很多消费者相信古树茶好，相信喝古树茶能够治病。“福如生命养颜水，寿比普洱古茶树”，天地造化呀！
古树茶确实是罕有之物，是佳茗。那么，古树茶真如商业广告所传的那样有神乎其神的治病之用吗？
我们就从古人的发现开始谈起。
古人喝茶，一方面讲究茶道章法，饮茶之益在于修身养性，养浩然之气，正清和之气。另一方面以茶会友、度日，拣茶入味，把茶作为一种日常，贯穿生活，故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
陆羽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中国的饮茶起源众说纷纭，不能定论。作为有图腾的民族，我们相信诸神的存在，相信尝百草的神话传说。
大体上，茶的功能起源有五种主要说法，分别是祭品说、药物说、食物说、同步说和交际说。
药物说就认为，茶在最开始是因药用介入日常生活世界的。《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作为图腾和偶像，我们且相信祖先有“神农尝百草”的经历。但科学和实践告诉我们“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是万万不可信的。荼即是我们所谓的茶，茶若真有此等解百毒的功效，医学存在的意义又会有多少？
陆羽讲茶“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说的就是“草木有本性（心）”。千年古树茶可以说是广集天地之灵气，汲尽日月之精华，性属灵。但作为一品有药元素的生态茶，它的功用主要还是在于保健和养生，而非治疗意义上的“药用”。
这种说法并非凭空捏造。
《茶经》云：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大唐《新修草本》载：
“茗，苦茶；茗未甘、苦、微寒、无毒。主痿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苦茶主下气，消宿食。”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茶苦而寒，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
药圣说“火为百病”，不是说上火就是有病，而是说上火会引发各种疾病，用茶降火效果佳。
认为茶之用主要在于保健养生的不只陆羽。中医也认为饮茶有“清心神，醒睡除烦；凉肝胆，涤热清痰；益肺胃，明目解瘟”，延年益寿的主要原因，这些功效说到底还是保健养生。
但无论是中医所讲的茶的药用，还是云南少数民族以茶入药的传统土方。他们所说的茶的药性，归根结底实质上都是上述调理身体的保健养生之功用。
很多消费者信奉茶的排毒作用，因此时常作牛饮之态。那么喝茶排毒的说法是否可信？
有研究表明，由于茶本身功能相对单一性，喝茶对促进肠胃蠕动消化食物、提神正气等有帮助，但还没有准确的研究能够佐证喝茶能实现行之有效的无害的排毒养护效果。
也有学者罗列了“茶叶可治的疾病”目录，并在目录之下分别注明对应的食用方法和计量。认为茶叶可以治疗细菌性痢疾，红白痢疾，急性、慢性肠胃炎，传染性肝炎，心力衰竭，稻田皮肤，痈疖肿毒，水火烫伤，缠蛇丹。但没有科学论据，也没有可靠的支撑数据。
目前学界对普洱茶的药性研究，较为可靠的是《普洱茶化学成分及药理研究进展》一文，该文系统的对普洱茶的化学成分进行了严密的测验梳理，并对普洱茶生、熟茶进行了各项数据的对比研究，并对它们的药理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统计。得出很多支撑普洱茶利于保健养生功用的数据，但也没能明确普洱茶在治病意义上的药用。
民生之重，重在衣食，国民自古以食为天。
近代以降，国人对食品愈发重视，从定时定量逐步迈入追求营养保健，对食的需求，到今天，品与质，量与时，缺一不可。
放眼当下，食品安全事件触目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当下的市场供给质量反差极大。
茶饮作为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同样也面临着供给质量的危机。在这个市场经济发展到以“人民币”衡量一切的阶段，人们满目追求利益最大化，从一些茶商到茶农，“唯利”主义横行。茶农为提高收入，大量使用农药，保证茶叶产量；茶商则为盈利，大量收购诸如台地茶等便宜毛料，而台地茶的生态情况，恰恰是最令人担忧的。
可想而知，用不生态的茶料制作的茶，不但有失保健养生的功效，还有可能导致各种疾病的滋生。对比这些茶，生态良好的古树茶，其保健养生效果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古树茶尤为珍稀珍贵。那么，它的保健养生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吗？
肯定不是。长期性惯性饮用古树茶，对调节人体微量元素、调理生理机能是很有帮助的，然，古树茶的这些功效的发挥都需以一个“长期”为前提。
我们可以简单想一想，古茶树是一朝一夕长成的吗？
从红茶菌到喝尿疗法，从一个个医药神话的破灭到一幕幕聚敛不义之财的闹剧，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有搭台的就有唱戏的，有敲锣的就有听响的，时代卖出一副副各种各样的“拐”。
吃茶在古代世界，是日常活法，又是养生之道。在现代社会，随着茶的商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茶的功用围绕着养生逐渐扩大，甚至被推广为治病除患之物，一切透着浓浓的功利至上的味儿，这是不现实的和荒唐的。
迎合市场成为似乎现代茶业和茶本身的难辞其咎的任务。但古树茶不应被过度炒作和解释。
古树茶是好东西，这是不可否认的。
古树茶生在深山之内，漫长地接受着天地日月的沐浴，实在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瑰宝，随天地生而有之，与万物同生同长，是一味绝伦的存在。这与它能不能治病无关，它的价值远不在于此，更在于它与生俱来的与中国之道吻合的君子品质和隐者精神。
茶的存在，古树茶的存在，就像神灵的存在。在万物毓秀的自然界，古树茶根于沃土，秀于万木，我行我素，芳香黯然。我们更应该以至仁之心去敬它，欣赏它。
我心敬佛，但我不信佛教。我心向茶，但我也不迷信芸芸如是说的茶学。
因茶结缘，有人劝我皈依耶稣基督，我委婉拒绝了。
上帝与佛祖与诸神一样，存在与否，仍需敬畏，这是一种礼。“和、敬、清、寂”是一个茶人该有的修为，我爱茶，所以早已将“茶”道看为了一种宗教来修行朝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素有居敬之心，固然会遵守我认为是对的东西，我想一直以这样的态度，效仿古仁人之心，在“问茶”的路上，“修辞立其诚”，赠人予佳茗。
一杯茶不喝完，新的茶水就不能倒进杯中。杂念太多，身心就很难放空，纵然吃掉千万株古茶树，又能改变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