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汤的曲风

摘要：唐宋时期禅寺中既有茶礼，也有汤礼，合起来称作“茶汤礼”。宋代之前，无论社会上还是宗门内，普遍使用煎茶法。宋代则流行点茶法。唐代百丈怀海禅师首制“百丈清规”，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煎茶法纳入禅门礼仪。到了宋代，又与点茶法相结合，出现了“煎点”二字。煎点，不仅是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的合称，也指禅寺中煎汤和点茶的具体礼仪。是宋代“客至点茶，欲去煎汤”待客俗礼的宗门化，也是宋代茶汤煎点礼仪形成的社会基础。宋代不仅文人雅士热中煎茶、点茶，甚至连帝王贵胄也参与其中，这乃是宋代茶文化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禅门诸多《清规》中提到的“茶葯”，即禅门常说的药石，其实是晚食的隐语，俗称点心。此外，茶榜和茶状，以及茶鼓、茶板、茶盏、茶橐子、茶筅、汤瓶等，在禅门茶礼中都有专门的意义，本文也拟作简略探讨，以期对唐宋以来禅寺茶汤煎点礼仪和具体过程作一番概略梳理。

关键词：煎点 茶汤 茶榜 茶状 茶葯 汤瓶

概 说

宋代宗赜禅师辑编的《禅苑清规》，是对唐代百丈怀海制定《古清规》以来的第一次整理辑编，不但保留了《古清规》的相关内容，也将宋代丛林禅寺制定的“丛林清规”“禅林日用”等收集进来，可以看作是宋代禅寺的“清规总编”，对于我们研究宋代禅寺茶汤煎点礼仪以及煎点用具，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正如宗赜禅师在序文里说的：“是以佥谋开士，遍摭诸方。凡有补于见闻，悉备陈于纲目。”所以禅门清规中记载的茶汤煎点之事，以《禅苑清规》最爲详备。本文即以《禅苑清规》为主要参考资料，拟从七个方面，对唐宋以来禅寺茶汤煎点礼仪以及煎点用具，予以探讨。

一、煎点的意义

煎茶法形成于唐代初期，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饮茶”条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泰山降魔藏禅师首次将煎茶法引入禅门，帮助禅僧修习。此后百丈怀海禅师首制禅寺清规，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煎茶法纳入禅门礼仪，称为禅寺煎茶礼仪，后人尊之为“百丈清规”或“古清规”。到了中唐时期，茶风禅风并行，形成了“寺必有茶，僧必饮茶”的禅茶风尚。赵州从谂禅师住持观音禅院时，以一句“吃茶去”法语接引四方学僧，从此茶禅之风弥布丛林，这对唐末禅寺清规中茶汤礼仪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封氏闻见记》里又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陆羽《茶经》出现在百丈禅师制定禅寺清规之后，是当时世俗社会饮茶方法的归纳总结，至于禅门茶礼，仍存于古清规之中。

唐代煎茶法到了宋代，又与点茶法相结合，于是出现了“煎点”二字，分别指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宋代禅寺通行点茶法，但爲了表示对古清规的尊重，特意将唐代煎茶礼仪名称保留下来，合称呼煎点，用以警示后人。日僧无着道忠禅师《小丛林清规》“煎点通辩”条说：“就座吃茶亦名煎点。此方必管辨精厚，似与古规僧堂等所行稍异。”后世逐渐成为一种正式用语，瀹茶称作点茶，烧水称作煎汤，煎汤点茶，合称“煎点”。

《禅苑清规》中记载说：“堂中所用柴、炭、米、面、油、盐、酱菜、茶汤、药饵、姜枣、乌梅、什物、家事”，除了柴米油盐酒醋，还有茶汤、药饵，已经将茶汤并列为日常用事了。又说：“内侍者收掌堂头衣钵，支收文历并方丈内公用物色。主管茶汤、纸笔、冬夏衣物。”“预先点检门状关牒书信，恐有差误，及备茶汤人事之物。”茶汤不但是禅寺主持的重要用品，要内侍者专人掌管，而且也作为接待政府官员以及诸方大德的必备物用，不能有些许懈怠。足见宗门对待茶汤的重视程度了。

唐代百丈怀海禅师首制禅寺清规，后人尊之为“百丈清规”或“古清规”，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煎茶法纳入禅门礼仪，成为最初的禅寺煎茶礼仪。到了宋代，又与点茶法相结合，于是出现了“煎点”二字，分别指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宋代禅寺通行点茶法，但爲了表示对古清规的尊重，特意将唐代煎茶礼仪名称保留下来，合称煎点，用以警示后人。日僧无着道忠禅师《小丛林清规》“煎点通辩”条说：“就座吃茶亦名煎点。此方必管辨精厚，似与古规僧堂等所行稍异。”后世逐渐成为一种正式用语，瀹茶称作点茶，烧水称作煎汤，煎汤点茶，合称“煎点”。所以，煎点不仅是唐代煎茶法和宋代点茶法的合称，也指禅寺中煎汤和点茶的具体礼仪过程。

二、煎点的方式

《禅苑清规》(以下简称《清规》，后同)“赴茶汤”条开篇即说：“院门特为茶汤，礼数殷重，受请之人不宜慢易。”煎点作爲一种茶汤礼仪，在禅门日常应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考之《清规》，正式煎点都要先出茶榜或茶状，然后击茶鼓或敲茶板，然后鸣鈡，僧众依次进入煎点场所，按“茶汤图”以及“照牌”所示坐定。开始行茶，浇汤，如此二遍，然后请吃茶葯。然后又行茶，浇汤，茶罢，收拾汤瓶、茶盏、茶橐，大众礼谢煎点特为人，一次完整的茶汤礼仪到此宣告结束。下面完整引用一段《清规》中的文字，以资说明。

僧堂内煎点

堂内煎点之法，堂头库司用榜，首座用状。令行者以箱复托之，侍者或监院或首座呈特为人。礼请讫，贴僧堂门颊。监院或首座于方丈礼请住持人，长版后众僧集定。入堂烧香，大展三拜，巡堂请众。斋后，堂前钟鸣就坐讫。行法事人先于前门南颊朝圣僧叉手侧立，徐问讯。离本位于圣僧前当面问讯罢，次到炉前问讯。开香合，左手上香罢，略退身问讯讫。次至后门特为处问讯，面南转身，却到圣僧前当面问讯。面北转身问讯住持人，以次巡堂至后门北颊版头，曲身问讯。至南颊版头亦曲身问讯。如堂外，依上下间问讯。却入堂内，圣僧前问讯。退身依旧位问讯，叉手而立。茶遍，浇汤，却来近前当面问讯。乃请先吃茶也。汤瓶出，次巡堂劝茶，如第一翻，问讯巡堂，俱不烧香而已。吃茶罢，特为人收盏。大众落盏，在床叉手而坐。依前烧香，问讯特为人罢，却来圣僧前大展三拜，巡堂一匝，依位而立。行药罢，近前当面问讯，仍请吃药也。次乃行茶浇汤，又问讯，请先吃茶。如煎汤瓶出，依前问讯巡堂，再劝茶。茶罢，依位立。如侍者行法事，茶罢先问讯，一时收盏橐出。特为人先起于住持人前一展云，此者特蒙和尚煎点，下情无任感激之至。又一展叙寒暄云，伏惟和尚尊体起居万福，乃触礼三拜，送住持人出堂外。侍者于圣僧前上下间问讯讫，打下堂钟。如库司或首座煎点茶汤了，先收住持人盏。众知事或首座于住持人前一展云，此日粗茶(或云此日粗汤)伏蒙和尚慈悲降重，下情不任感激之至。又一展叙寒暄云，伏惟和尚尊体起居万福，乃触礼三拜。第三拜时住持人更不答拜，但问讯大众以表珍重之礼。作礼竟，送住持人出堂。行法事人再入堂内圣僧前上下间问讯，收盏罢再问讯，打钟出堂外。首座亦出堂外，与众知事触礼三拜。如首座特为书记，书记亦先出堂外，与首座触礼三拜而散。

(图注：南宋《五百羅漢圖》局部 現藏日本大德寺)

(图注：日本建仁寺四頭茶禮點茶器具)

堂头结夏茶榜

堂头和尚今晨斋退就云堂煎点，特为首座大众聊表结制之仪，兼请诸知事光伴。今月日。侍者某人敬白。

堂头解夏茶榜

首尾同前。但改云“聊表解制之仪”。

库司结夏茶榜

库司今晨斋退就云堂点茶。特为首座大众聊表结制之仪。伏望众慈同垂光降。今月日。库司比丘某甲敬白。

库司解夏茶榜

首尾同前。但改云“聊表解制之仪”。

首座结夏状

首座比丘某右某。启取今晨斋后就云堂点茶。特为书记大众聊表结制之仪。仍请诸知事。伏望众慈同垂光降。谨状。月日。首座比丘某状。封皮云。状请书记大众。首座比丘某甲谨封。

首座解夏状

首尾同前。但改云“聊表解制之仪”。

如堂头特为新旧知事首座及知事首座点茶。榜状如请知事头首。篇中已明。

这段文字很长，也很繁琐，明确记载了宋代禅寺结夏、解夏时煎点礼仪盛况，以及茶榜、茶状的书写格式等，需要仔细研读。下面拟从四个方面予以分析。

三、茶礼与汤礼

禅门禅寺中既有茶礼，也有汤礼，合起来称作“茶汤礼”。由于汤礼和茶礼相似，《清规》中遇到汤礼处就省略了。检点《清规》文字，茶礼一般在上午或下午进行，汤礼则在晚间放参后进行。仍然引用《清规》文字说明：

堂头煎点

侍者夜参或粥前禀覆堂头，来日或斋后合为某人特为煎点，斋前提举行者，准备汤瓶(换水烧汤)、盏橐茶盘(打洗光洁)、香花坐位、茶药照牌煞茶。诸事已办，仔细请客。于所请客躬身问讯云，堂头斋后特为某人点茶，闻鼓声请赴，问讯而退。礼须矜庄，不得与人戏笑(或特为煎汤，亦于隔夜或斋前禀覆，斋后提举行者准备盏橐煎点，并同前式。请辞云，今晚放参后，堂头特为某人煎汤)。

括号内文字即是禅寺日常汤礼，因爲较茶礼简约，所以往往附在茶礼之后。或者加以文字说明，如：“此日粗茶，或云此日粗汤”“此日点茶，或云煎汤”“此日点茶，或云此日煎汤”。也可以认为，到了南宋以后，所谓煎点茶汤，乃是点茶煎汤的简称。除了称谓不同外，茶礼和汤礼还有时间上的区别。日本无着道忠《小丛林清规》里记载：“凡供茶汤，自午后到夜半，先献茶，次供汤。自子后到午时，先献汤，后供茶。”大概因爲饮茶容易使人不寐的缘故吧，所以晚间以汤礼爲主。另外一种汤礼则比较随意，往往在吃茶后吃汤：“维那答一拜云：管待萧疏，且希以道为念，不吃汤。”这是新到挂搭僧到云水堂维那处参礼，吃茶罢，并不吃汤，因爲禅门里有“迎客吃茶，送客吃汤”的不成文规定，新到只吃茶不吃汤，表示允许挂搭的意思。

宋代道楷《祇园正仪》则说得更明了：“新到相见茶汤而已，更不煎点。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务要省缘，专一辨道。”这里的茶汤就是普通的茶汤，一般用大壶煎煮，用来招待大众，简便易行。但有些汤礼非茶礼所可取代，必须郑重其事举行，一如茶礼：

解夏

七月十四日晚念诵煎汤。来日升堂，人事巡寮煎点并同结夏之仪，唯榜状词语不同而已。(下略)

冬年人事

节前一日，堂头有免人事，预贴僧堂前。至晚堂内库司点汤，冬榜云：聊表至节陈贺之仪。年榜云：聊表改岁陈贺之仪。首尾同前。(下略)

解夏和岁末，通常要举行汤礼，榜、状礼仪同茶礼。只是汤礼多在晚间进行。禅门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使人不寐，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为不发之物，使人心性平和。虽说“学禅务于不寐”(《《封氏闻见记》》)，但饮茶后精神过于兴奋毕竟对身心无益，即使素来以沉静著称的禅僧们大概也心存忌惮，所以晚间就不吃茶只吃汤了。

禅门里的汤到底是什麽?刘淑芬在《唐、宋寺院中的茶与汤药》一文中有专门论述，笔者这里稍作解析和探讨。

考之宋元以来清规，提到的汤大约有三种：热汤、煎汤和汤药。热汤即烧开的沸水，也简称汤，在茶礼中是用来点茶的，盛在汤瓶中点茶，称作浇汤。《清规》“僧堂内煎点”条：“茶遍浇汤，却来近前，当面问讯，乃请先吃茶也。”“法眷及入室弟子特为堂头煎点”条：“行茶遍，约浇汤三五碗。”这里的热汤就是烧开的沸水。

汤药除了僧人生病时饮用外，也用来依季节服用，以起到预防时疫的效用。清代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汤药”条载：“外则典座，内则汤药。应时供奉住持汤点，左右应接，佐助衣钵，抚恤行者。此执须丰俭得宜，尤严戒背众饮食。”再如明代僧费隐通容《丛林两序须知》记载：“朝夕供奉方丈汤药，制拣方料，简慎品味。其中根性优劣，补泻不同，或汤或丸，火候缓急，因时调服，一一须知谨察。”可见汤药是在早晚服用的，用料讲究，和合得宜，是适宜四时长饮的补泻之药。

禅门汤礼中所说的汤通常是指煎汤，用一种或数种药物香料煎煮，用来解渴益生的饮料，类似于后世的甘草汤、薄荷汤、紫苏汤、莲子汤、薯蓣(山药)汤、橘皮汤等。宋代商业兴盛，市井繁荣，出现了许多从事“点茶炷香”的专门行业，官府也设有“四司六局”，以备官员筵席之需。所谓“奇茶异汤”，处处有之，可见宋代生活之完备和繁华了。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十二月”条载：“更以苍术、小枣、辟瘟丹相遗。如宫观羽流，以交年疏仙术汤等送檀施家。医师亦馈屠苏袋，以五色线结成四金鱼同心结子，或百事吉结子，并以诸品汤剂，送与主顾第宅，受之悬于额上，以辟邪气。”这些汤药是用来辟除邪气的。又如“天晓诸人出市”条载：“又有浴堂门卖面汤者，有浮铺早卖汤药二陈汤，及调气降气并丸剂安养元气者。”这里的“二陈汤”即煎汤，用半夏、橘红、茯苓、炙甘草四味草药组成，用生姜、乌梅入煎，有清热化痰、消导行气之功效。

又据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记载：“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南宋徐度《南窗纪谈》也说：“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至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这两则资料里除了说明煎汤用药物香料外，还说明“客至点茶，欲去煎汤”这样的待客礼仪在宋代社会上很流行，上至侯门府衙，下至市井巷陌，旁及宫观寺庙，都很盛行和重视。这应该是宗门茶汤煎点礼仪形成的社会基础。

禅寺煎汤不可能象俗世间那样名目繁多，最多的可能是盐豉汤、生姜汤、甘草汤等，可根据四时变化煎煮不同材料，以甘甜可口、消食暖胃、消解茶性爲主。所谓“先茶后汤”，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时茶汤果子药食并列，如《律苑事规》记载：“方丈请和尚今晚汤果”，“请特为汤、药石，至晚汤果，两班光伴。”《敕修清规》“达磨忌”条云：“念诵毕，或请就坐药石。”又“告香”云：“当晚，方丈请参头、维那、侍者药石。”又“游方参请”条云：“当晚特为汤，乃至汤罢，起就炉前谢汤，须两展三礼，抽衣就坐药石。”可见汤礼中的汤不可能是汤药，而是煎汤。汤药和果子、药石一般不能同时服食，而煎汤则可。

另外，宋代禅寺通行点茶礼法，这也是两宋茶法在宗门的一种体现。宋代不仅文人雅士热中煎茶、点茶，甚至连帝王贵胄也参与其中，乐此而不疲，这是宋代茶文化兴盛的一个主要因素。如苏轼《汲江煎茶》诗：“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描绘了宋人煎茶的清况。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诗：“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陆务观诗中所说的分茶，其实就是点茶，属于点茶的一种游戏，起源于唐末五代时期，宋时民间颇为流行。宋徽宗曾亲自点茶，以赏赐近臣：“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沸。少顷，白乳浮盏，而如疏星淡月。顾群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延福宫曲宴记》(宋)李邦彦撰 )

宋代点茶法是将团茶或散茶，经过破碎、碾罗后成为精细末茶，然后投到茶盏中，用汤瓶注入沸水，并用茶筅搅拌以出沫饽。宋代点茶首重建盏，以绀黑有鹧鸪斑或兔毫纹为上品，这样更能衬托出沫饽洁白如雪的色泽。赵佶《大观茶论》中说：“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乳雾汹涌，溢盏而起……《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描绘得很精致形象，可看作是对宋代点茶法所成茶汤的具体呈现。

宋代民间点茶、饮茶、斗茶、分茶风气颇兴，我们从传世的北宋人刘宋年的《撵茶图》、《茗园赌市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及据说出自元代赵孟頫之手的《斗茶图》等画幅中都可以看到，这也是宋代茶事兴盛的具体写照。

此外，吴自牧《梦梁录》有许多文字资料也可佐证：

夜 市

日市亦买卖。又有夜市物件，中瓦前车子卖香茶异汤。

诸色杂货

又有早间卖煎二陈汤，饭了提瓶点茶，饭前有卖馓子、小蒸糕。

茶 肆

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

从以上简单资料可以看出，点茶、煎汤、食用茶点，是宋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宗门只是将之礼仪化并写入清规，融入到禅僧的日常修行生活中，从而形成了禅门独特的“茶礼”和“汤礼”，可以看作是宋代茶风在禅门的具体反映。

至于具体的煎点方式，无着道忠《小丛林清规》中则有具体描写：

住持焚香薰献，次递茶器，左手接托。次进茶筅，右手接之。并摸盏唇令注汤，以筅搅了。还筅侍香，双手薰献了。(“佛涅槃忌”)

供头候众吃果了进茶(每器盛末荼，和尚与果一时供。故今只进余众耳)，次进汤瓶。捧茶托，右手摸碗唇承汤，茶筅搅调了。(“展钵式”)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对《清规》中“点茶”、“行茶”、“浇汤”仪规的细化和补充，对我们了解宋代禅寺茶汤具体操作方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四、茶榜与茶状

前面引文中曾提到的茶榜和茶状，在禅门茶礼中有专门的意义。关于榜和状的字义以及用处，宣方《宋元佛寺茶榜考论》、王大伟《宋元禅宗清规研究》都有专章论述，此不赘述。笔者重点解析茶榜和茶状在茶汤煎点礼仪中的具体应用。

前引“僧堂内煎点”条说：“堂内煎点之法，堂头库司用榜，首座用状。”在禅寺职能中，住持以下，首座最受尊重。“首座之职，表仪众僧。”(同前)元代《幻住庵清规》里说：“首座之称，居一众之首也。在丛林与长老平分风月，在庵中与庵主同展化仪。事在精勤，行存洁白，情忘憎爱，念绝是非。十方之仪范所钟，一众之道业所系。”在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禅寺清规之前，首座也称上座或第一座。如《五灯会元》载有沩山灵佑禅师一则著名公案：

时华林觉为第一座……丈曰：“若能对众下得一语出格，当与住持。”即指净瓶问曰：“不得唤作净瓶，汝唤作甚么?”林曰：“不可唤作木也。”丈乃问师(灵佑禅师)，师踢倒净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输却山子也。”

华林觉当时为首座，却因应答不对机，从而失去主持大沩山的机会，输给了时任典座之职的灵佑禅师。六祖《坛经》中记载：“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从上座、第一座，到后来的首座称谓，可见禅寺清规从唐及宋的发展流变过程。

禅寺茶礼因爲“礼数殷重”，茶榜、茶状的文字都有一定格式和具体规定。这在南宋《丛林校定清规总要》里也有详细说明：“四节茶汤榜状式，方丈库司，用榜七行;首座，用状九行。”

因爲茶汤礼仪特为人以及场所的不同，茶榜、茶状张贴的地方也不同。或贴堂外上间或下间(请知事)、或贴僧堂南颊(请头首)、或贴僧堂门颊(僧堂内煎点)(以上俱引自《禅苑清规》);或贴僧堂前下间(《禅林备用清规》)，或贴僧堂前(《律苑事规》)不仅如此，张贴的位置也有规定：堂头榜在上间。若知事首座在下间。(《禅苑清规》“僧堂内煎点”条)

举行重要茶汤礼仪，茶榜、茶状要先呈主持或首座看过，然后张贴：“堂内煎点之法，堂头库司用榜，首座用状。令行者以箱复托之，侍者或监院或首座呈特为人，礼请讫，贴僧堂门颊。”(《禅苑清规》)“斋前具箱复托茶榜呈首座。”(同上)

茶榜直接张贴即可，而茶状则要用封皮或者称作可漏、可漏子封装起来，呈给需要礼请的僧众，然后才张贴。如《丛林校定清规总要》记载：

众寮解结特为汤状式

守寮比丘某。右某启：取今晚就寮煎汤一中。特为阖寮尊众。聊表(结制解制)之仪。伏望众慈，同垂光降。谨状。某年某月日。守寮比丘　某状。可漏：状请阖寮尊众，守寮比丘 　某 　谨封。

晚间僧寮煎汤用状，以示隆重。也籍以联系同寮僧众感情，表示对结制解制仪式的一种尊重。

(图注：丛林校定清规总要附圖)

五、茶药与药石

《清规》中提到的葯、或茶葯，就是禅门常说的药石。药石的称谓由来已久。《列子·杨朱》：“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玄应经音义》云：“攻病曰药石。”所以药石最初是用来治疗身体疾病的。《黄檗清规》里说：“药石，晚食也。比丘过午不食，故晚食名药石，为疗饿渴病也。”可见，药石是宗门晚间饮食的一种称谓，正如称“甜酒”为“般若汤”一样，是一种宗门隐语。

药石除了是晚食的隐语外，在茶汤礼仪中也指一种类似点心的茶点，或者是简单的果脯、蜜煎、蜜果、松子、熏豆之类，但不可能是药丸。宋人周密《武林旧事》“酒楼 ”条载：“有以法制青皮、杏仁、半夏、缩砂、豆蔻、小蜡茶、香药、韵姜、砌香、橄榄、薄苛。”这些下酒的小食也可用来做茶点。吴自牧《梦梁录》“分茶酒店 ”条记载的果子更多，简要罗列一些：

四时果子：圆柑、乳柑、福柑、麝香甘蔗、沈香藕、金银水蜜桃、新胡桃、新银杏、洞庭橘、蜜橘、橄榄、红柿、方顶柿、青梅、枇杷、金杏。

干果子：如锦荔、京枣、香莲、松子、人面子、蜜姜豉、玛瑙饧、麝香豆沙团子。可谓琳琅满目了。

至于“腊药”和“暑药”，《梦梁录》和《武林旧事》中都有提及：

“腊日赐宰执、亲王、三衙从官、内侍省官并外阃、前宰执等腊药，系和剂局造进及御药院特旨制造银合，各一百两以至五十两、三十两各有差。伏日赐暑药亦同。”(《武林旧事》)

“医家亦多合药剂，侑以虎头丹、八神、屠苏，贮以绛囊，馈遗大家，谓之“腊药”。”(同上)

可以看出，这些“腊药”和“暑药”，很可能是用来外用或者放置在室内的，一是端午节佩带辟邪，一是暑天涂抹解热。

禅寺茶汤礼仪中之所以将药食茶点称作“药”或“茶药”，是因为佛教有过午不食和不非时食的戒律规定和饮食传统，饮茶时吃点心或者果脯、熏豆之类，也属于违戒，为戒律所不允许;但如果是用来治疗身体疾病的，则不算破戒。《清规》中也说：“小食、药石，与果子、米饮、豆汤、菜汁之类，如非斋粥二时，并是非时之食也。”这些药石果子如果在非两餐斋饭时食用，就是非时食，是破戒;但如果在茶汤礼仪中食用，因爲是“茶葯”，就不算破戒。这也是禅门特别的“开缘”之例。

现在日本茶道仍然称饮茶前的饮食为“怀石料理”，就来自于禅宗。传说禅僧们冬天打坐时，实在难以忍受寒冷和飢饿，于是将烧热的石头揣在怀里，不但身上不冷了，肚子也不“咕咕”叫了，怀石的典故由此而来。

六、茶汤礼仪中的用具

据笔者粗略统计，《清规》中涉及茶汤礼仪的用具约有以下数种，简单介绍如下：

1) 斗笠

斗笠是云水僧必不可少的行具之一，上下斗笠时，可以用来盛装茶叶筒。《清规》“装包”条：“笠子内安圣像、经文、茶器之类。”“先取净瓶茶筒枕头安笠内。”

2) 汤瓶

用来盛装热汤点茶的用具，唐代称作提子，宋代称作汤瓶，简称瓶，用来点茶，也称浇汤。《清规》：“斋前，提举行者准备汤瓶，换水烧汤。”

3) 茶盘

用来盛放盏橐的盘子。《清规》：“盏橐茶盘，打洗光洁。”

4) 茶盏、橐

茶盏也称盏或碗，用来行茶(也称下茶)浇汤的饮茶工具，橐即茶托，也称橐子，用来盛放茶盏。《清规》：“行茶遍，约浇汤三、五碗。”“汤瓶出，或为本师师翁煎点，即侍者浇汤，亲自下茶，以表专敬也。”

5) 茶筅

茶筅一词，《清规》尚没有发现。《梦梁录》中有“扫帚、竹帚、筅帚”的记载。日僧无着道忠纂《禅林象器笺》及《小丛林清规》，其中对茶筅有详细解说：“《字汇》云：‘筅，同箲。筅，苏典切，音鲜。筅帚，饭具。’”“《文公家礼》云：茶筅之制不见于书传，惟元谢宗可有咏茶筅诗，味其所谓‘此君一节莹无瑕，夜听松风漱玉华，万缕引风归蟹眼，半瓶飞雪起龙牙’之句，则其形状亦可仿佛见矣。或谓茶筅即蔡氏《茶录》所谓茶匙，非是。”“陆羽《茶经》有茶具十六事，其中有归洁注云：‘竹筅帚也。’”(以上具引自《禅林象器笺》)

6) 茶汤图

茶汤图是禅寺茶汤礼仪的一种图示方式，简洁明了，以便大众熟悉并遵守。《禅苑清规》中尚没有附图，南宋《丛林校定清规总要 》中所载十一副图中，有八幅是茶汤礼仪图(见附图)，可见宋代宗门对于茶汤礼仪的重视程度了。《禅林备用清规》中的“众寮结夏”条则有详细记载：

夏中具行茶汤瓶盏图。兄弟有结缘者。随意书名。结众人缘也。堂司出图帐后。粥罢。众人和南。时出图于穿堂。(诸图牌。诸方具有常式)。

陆羽《茶经》“十之图”说道：“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比较禅寺茶汤图，仅仅取陆羽“茶图”之名目而已，实际内容则要庄严和丰富得多，目的是爲为了方便僧众明了茶汤礼仪立，其中的意义较之陆羽《茶经》，深且远矣。

(图注：密庵咸杰禅师法语。 示璋禅人， 茶挂。 现藏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

(图注：雪菴溥光书《敕赐大重阳万寿宫》碑，碑立陕西户县祖庵镇终南山万寿宫)

七、茶鼓、茶板、照牌

茶鼓也写作茶皷，设在法堂西北角，召集僧众举行茶汤礼仪时用。宋·林逋 《西湖春日》诗：“春烟寺院敲茶皷，夕照楼台卓酒旗。”《丛林校定清规总要》：“说法则有法鼓，会茶则有茶鼓。”日僧无着道忠《禅林象器笺·法鼓》条：“法堂设二鼓，其东北角者为法鼓，西北角者为茶鼓。”《清规》“堂头煎点”条则有详细说明：

斋罢，侍者先上方丈，照管香炉次位。如汤瓶里盏橐办，行者齐布茶讫……报覆住持人，然后打茶鼓(若茶未辨而先打鼓，则众人久坐生恼。若库司打鼓，诸寮打版，并详此意，不宜太早)。众客集，侍者揖入(方可煞鼓)。

至于茶鼓的击打，也有一定规则。《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中说：“法鼓，茶鼓，侍者主之。如上堂法鼓，长击三通。小参，长击一通。入室三下，普说告香，各五下。如特为尊宿，特为大众，特为新旧执事，击茶鼓一通。退座三下。”“库堂前鼓，库司主之。报斋三下，堂中煎点茶汤，集众退座，每日斋粥，下堂和南，并击之。大普请，长击一通。”《清规》中记载同此。

另外也有板，称作打板或鸣板，作用同于茶鼓。有时鼓板并列。如《清规》“僧堂内煎点”条：“长版后众僧集定。”“赴茶汤”条：“闻鼓版声及时先到，明记坐位照牌。免致仓遑错乱。”照牌是用来表明坐位次序的，也要事先备好，以免临时错乱。

总之，禅寺中的茶汤礼仪有一套严密的程序，从击鼓鸣板召集僧众，到依照照牌入坐，可谓“等级森严”，不能有半点差池。

八、结束语

以上笔者从七个方面，对唐宋来以来禅寺中的茶汤礼仪及做法作了粗略分析。可以看到，禅寺吃茶不仅仅是爲了解渴，更多的是一种对禅门仪式的注重。从吃茶时出茶榜、茶状，到敲击茶鼓、茶板，以及烧香、行茶、浇汤、劝吃茶、行茶葯、谢茶等过程来看，禅门对待茶汤礼仪是十分注重的。正如《禅林备用清规》中所说：“禅苑清规，始自百丈制礼作乐，防人之失。礼以立中道，乐以导性情。香烛茶汤，爲之礼;鈡鱼鼓板，爲之乐。”将茶汤礼仪提升到儒家“礼乐”的高度，可谓推崇备至。宋代禅门有“煎点茶汤，丛林盛礼”的说法，《丛林校订清规縂要》中也说：“自古茶礼最重，有谢茶不谢食之说。”

限于篇幅和体裁，笔者在探讨唐宋茶汤礼仪时并没有将烧香内容纳入，主要是考虑到这是一个专项题目，有待以后专题讨论。宋代有俗谚曰：“烧香点茶，挂花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唐宋以来，烧香已成爲一种专门的技艺和职业，有诸多香铺、行香人、印香人、香婆子等。印香也称篆香，最早从寺院中兴起，不仅用来供佛，也用来计时，称作“无声漏”。禅寺中无论茶礼还是汤礼，以及入室参请等，都要先烧香或告香，香炉、香瓶、香盒、香丸、香支是必备的，燃香、拈香、炷香等都有相应规约，并有“告香图”供僧众研习，可见宗门对于烧香礼仪的重视了。

另外，在探讨唐宋禅寺茶汤礼仪时笔者结合唐宋以来煎茶、点茶之法予以说明和佐证，这样就避免了过去一些研究者因爲不熟悉茶法而对禅寺茶礼的一些误解。然而去圣时遥，古风不存，《清规》中许多茶汤用语在我们今人眼里已然变得陌生，加之现存禅寺中已经彻底没有了这些古代茶汤礼仪，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似乎也不可能，凡此种种，都对研究宋代《清规》茶汤礼仪带来一定的困惑。正如清人仪润所感叹的：“又规条中，古有而今无者，如点茶抛香之类。古无而今有者，如祖忌增百丈等。”(《百丈清规证义记》)孔子曾告戒弟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儒家最终诗教和礼仪。如今诗教凋零，礼仪尽失，言而无信，立则偃蹇，徒余叹息。至于本文所论，难免粗疏甚或舛误之处，还望识者有以教我爲盼也。

【摘自2017年《吃茶去》杂志(总第67期);作者：马守仁(陕西西安)，系茶禅文化研究学者，著有《无风荷动》《岭上多白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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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茶史》，夏涛主编，郭桂义、陶德臣副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茶文化研究》，关剑平着，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

《无风荷动——静参中国茶道之韵》，马嘉善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内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茶文学艺术珍宝，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创造了宋茶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当今，我们应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为当代发展所用，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关键词 宋茶文化 历史贡献 宋韵文化 当代价值

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备条件。

茶，源于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始终与中华文脉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在转型繁荣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特色，不仅对中国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对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茶文化与宋韵文化气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扬弃中挖掘和发现宋茶之韵在今天和未来发展中的宝贵价值，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韵文化，传其精华流韵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历史贡献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旧唐书·李珏传》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记载，说明唐代茶于民众生活已日益重要，这与宋人所谓“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出一辙。至宋，饮茶之风风靡全国，连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民众也深受影响。在茶叶生产上，不仅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一样，出现了很多专业园户，进行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其时的茶饮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学艺术等也随之丰富和繁荣起来，并且渗透到思想学术、宗教信仰、生活生产习俗中来，从而使宋茶文化蔚为大观。故此，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有“兴于唐、盛于宋”之说。(一)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

人类用茶，从实用上升至文化，从吃茶开始(当食物、药物吃)进而到喝茶(当汤药、饮料喝)、品茶(当审美对象来品鉴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顾。先秦两汉用的是“羹饮法”，即将茶饼或鲜叶捣碎后再拼入各种调料、食物，“和烹而饮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饮”依然流行，同时煎煮的清饮开始得到重视，陆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冲泡茶叶的方法也开始露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众多的制茶方式中脱颖而出，从此“全叶冲泡法”成为中国茶饮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点茶法”，正处于中国茶饮发展史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点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经碾茶、罗茶(以罗细筛)、候汤(烧煮用水)、熁盏(熏烤茶盏预热)，然后点茶，宋徽宗《大观茶论》还将点茶细分为七个步骤。点茶法始于民间，是多种茶饮方法中的一支，而经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录》中详加介绍之后，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宋徽宗《大观茶论》再度详解点茶法。于是，末茶冲点饮法迅速成为宋代茶饮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国茶艺的一大高峰。

宋人审美的精致，还进一步反映在点茶中的“分茶”技艺。唐代的“分茶”就是将煮好的茶汤让大家分而饮之，也称“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渐演化为在点茶过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拨弄、用汤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图案，犹如在茶汤上作书画，大约是宋人书画情节在茶艺上的一种延伸吧。

宋人还将“斗茶”普及开来。宋人斗茶不仅是茶叶品质的比赛，更是点茶技艺升级版的比赛。点茶是一种茶饮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点茶技艺的比拼，是游戏时或正式比赛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艺的高下。北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记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幻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宋代“分茶”与前代传下来的“茶百戏”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创新关系，需作进一步研究，但它们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赏心悦目的游艺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点茶”“分茶”“斗茶”，是将茶饮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实用和审美兼得的一种方式，彰显了茶艺活动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当时非常盛行普及，连边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包括辽、金的茶饮方式都深受影响，习而用之。

宋代茶饮和茶艺之盛也促进了茶馆业之兴，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茶馆数量大增，经营方式有了新的突破，灵活多变，出现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献茶成为茶肆的行规。为了赢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甚至有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还主动送茶上门服务，有的还引入歌卖以招徕顾客。他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通过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留住客人, 通过行会组织实现茶馆的规范化管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开封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表现了北宋东京茶楼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图景。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馆硬件设施的建设，装饰颇为精致典雅，并对饮茶环境的雅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烘托出茶馆的艺术氛围。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远比现在丰富，其时茶馆的功能主要有三种：(1)人们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动的重要场地;(2)除了作为行业聚会场所外，还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们在此沟通信息的交流空间和社交场所;(3)听书、看戏、放松、休憩的休闲娱乐空间和教坊习艺场所，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髅茶坊”，这“一窟鬼”“朱骷髅”就是说书人经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话题题目，并结合题目组织相应说书活动，由此可以想象这些茶肆兼有听书的特色。由此可见，宋代是中国茶馆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国茶馆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质，成为大众性、娱乐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结合体，其风貌和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茶叶在中国古代除了是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还是茶区百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茶叶又是重要的军需物资、茶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时期还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纳贡物品，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用法令、政策对茶叶生产和流通进行严格管控。宋朝从开国之初就高度重视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茶叶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证皇亲国戚、大小官员享用或赏赐优质茶品的贡茶制度，使得宋代产茶从质量到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规制度，对自己是易马以充军备、生产之用，对外则希望起到削弱敌方军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时期西夏对宋发难时，使西夏“饮无茶”也成为停战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贡茶、茶马互市等茶制是为了加强朝廷的政治集权、经济控制，对茶农、茶商都是加重了盘剥，但客观上也起到提升茶叶品质、刺激茶叶生产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对茶文化的消费，一方面对茶艺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对宋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

“茶道”用语始于与陆羽亦师亦友的诗僧皎然，而具有哲学意义的茶道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茶道以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为基础，进而上升为文化的、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间信仰等，再进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为“道”，也就是哲学层面了。“天人合一”看茶也好，“精行俭德”看茶也好，都是中华茶道茶哲学的内容。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最发达的部分是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思辨学又是其中的重点。儒家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伦理上，思辨也多是对伦理的思辨，家国治理用的理论和方式也是伦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阐释。道家的重心放在对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国化的佛家，将人生和伦理放大到众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再用思辨驾驭。宋朝统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树儒学领导地位，同时力纳佛道于一体。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同样受其深刻的影响，赋茶以德喻人德，赋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过程比喻人生，而诠释“德”“性”“人生”的重点仍是伦理内容，而且常常将佛道思想融合其中。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体现。

宋代文人将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将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强至更是首倡“茶德”，针对当时“茶生天地间，建溪独为首。南土众富儿，一饼千金售。公立须南官，好居众富右。俸钱未到门，已入园夫手。买藏惟恐迟，秘之逾琼玖”的奢靡现象，他感叹道：“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说的虽是茶品、茶德、茶性，实际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结论说：“古若有此茶，商纣不酣酒。”把茶上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上升到品德品性的高度，上升到治国政德的高度，将茶和人生哲学、道德伦理结合起来，将饮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赋茶以教化功能，这在宋代是极具代表性的。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那就是司马光与苏轼两位大师对茶与墨两种本不相关的物质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将茶茗哲理化、人格化，这就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茶墨论”，深深拓展了两物的哲理境界，其别开洞天的哲理观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与人道的高度统一。

同时饮茶、品茶、玩茶毕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悦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悠然淡忘归，于兹得解脱”，又是一种超脱尘世、心归自然的道家态度了。而“夜啜晓饮俱绝品，心源何处著尘埃”，已是禅意浓浓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观茶论》序言中表达他的茶思想的内核是“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提倡品茶的精神境界为“清、和、淡、洁，韵高致静”，俨然是以一种道家态度来看待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思想，用于识茶自然不错，用于治国便显消极，已经游离儒家轨道了。

中国茶文化饱含儒家思想内涵自不必说，也在与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中的密切关系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处，僧人、道士在寺观周围种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脑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访客，四可打理寺观经济，将富余的茶换取庙观之资。许多地方名茶由此产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时人追捧。武夷冲佑观是南宋名道观，培育制作武夷茶，终成气象。僧道出家人在传教之外，又往往成为茶艺茶道的传习人。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时去游西湖寿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谦师，特意从南屏山赶去为他设茶。他再次目睹谦师炉火纯青的点茶技艺，品味了回味无穷的茶汤，写下《送南屏谦师》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吴则礼《同李汉臣赋陈道人茶匕诗》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已盛行用茶筅点茶,但陈姓道人仍用茶匙点茶，吴则礼由衷赞叹其高超的茶艺：“诸方妙手嗟谁何，旧闻江东卜头陁。即今世上称绝伦，只数钱塘陈道人。宣和日试龙焙香，独以胜韵媚君王。平生底处虀盐眼，饱识斓斑翰林碗。腐儒惯烧折脚铛，两耳要听苍蝇声。苦遭汤饼作魔事，坐睡只教渠唤醒。岂如公子不论价，千金争买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钤锤，种种幻出真瑰奇。何当为我调云腴，豆饭藜羮与扫除。个中风味玉高彻，问取老师三昧舌。”

在宋代，茶不仅成为寺观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会成为佛道传教的媒介，佛教会举办助缘传道的“茶汤会”，道教会利用茶馆茶肆作为显现神迹的场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会茶叙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别是佛教，“茶禅一味”成为传统，不仅有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法门，有的还列入宗门规式，如写入丛林制度的《百丈清规》。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思想内容，不仅对茶文化推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至明清时期，宋代这种融入世间生活、赋予世俗以形而上意义的茶饮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会。

(四)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茶文化成“学”，自唐代陆羽《茶经》始。《茶经》是茶学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从茶的产地到茶的生产、效用、品饮、器具，再到茶的史料、当时的茶叶地理等等，收集、阐释之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开启了系统研究茶学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为开山经典。至宋代，著茶书之风愈盛，远超唐代(12种，完整传世4种;宋代30部，完整传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叶生产、消费大增，产区已近70郡，国家重视、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广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农业的专业种植和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农学随之发达，也刺激和带动了茶学的繁荣;三是上层示范带动，宋徽宗赵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对饮茶著书立说的皇帝。“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一大批高官重臣不仅嗜茶，而且带头著书立说，如丁谓《北苑茶录》、蔡襄《茶录》、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黄儒《品茶要录》、刘异《北苑拾遗》、吕惠卿《建安茶记》、唐庚《斗茶记》、叶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无疑，这些文人士大夫对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解读，自然会给茶注入他们的审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丰富了茶的精神内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导了社会风尚，深刻影响着后世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东溪试茶录》在我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对北苑茶树进行了科学的、详细的分类，有白叶茶、甘叶茶、早茶、细茶、糟茶、晚茶、丛茶7个品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刘承珪等编纂的《茶法条贯》，选录宋初以来有关茶叶诏令297篇，是中国最早一部成典茶法。《政和茶法》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茶政法典。绍兴二十年(1115年)韩仲通等主编的《绍兴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茶法大典，全书105卷，汇编有关法律条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带头撰写茶书有力地推动了茶生产的发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仅利在当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这些茶书保存了宋代点茶分茶技艺和北苑贡茶生产工艺这样当时独有的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世的活态保护和重现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依据。开启了茶制茶法类著作进入茶文化领域的大门，拓宽了茶文化研究领域，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资料的参考。宋代茶书保持多元、严谨、精细的文化特点，重独创，自成体例，不袭唐人，也不循时人;重“入世”，不脱离社会坐而论道而是将茶文化与社会文化互为参照，紧密结合，所呈现的学术独立和联系实际的精神为后世所景仰。

(五)中国茶文化的宋代审美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文学艺术珍宝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不仅主持茶业生产，为茶著书立说，而且热衷茶饮，精研茶艺，讴歌茶文化，写下了无数关于茶文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篇章，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茶文化艺术瑰宝。钱时霖等《历代茶诗集成》共收录宋代茶诗5297首(唐代茶诗665首);现存茶词始见于苏轼，此后有黄庭坚、舒亶、秦观、毛滂、周紫芝、赵鼎、张孝祥、吴文英、张炎等70余位词人都曾作有茶词，共计514首。这些诗词题材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茶文化内容;名家众多，大多数诗词名家都写过茶诗词。因茶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和“天人合一”内在联系，所以往往成为宋代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论人说事况物释典，无所不至。宋代的茶生产、茶生活、茶事、茶艺、茶会具有历史独特性，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双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与和甫》、丁谓《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怀》、王禹偁《龙凤茶》、苏轼《汲江煎茶》《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龙焙》、黄庭坚《品令·咏茶》《煎茶赋》、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观《茶》《满庭芳·茶词》、梅尧臣《南有佳茗赋》《闻进士贩茶》、吴文英《水龙吟·惠山酌泉》、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陆游《听雪为客置茶果》、刘过《临江仙·茶词》等茶诗词歌赋则生动地记录了这些饱含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学在体裁上有所出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内涵上有所发展。”“文人士大夫们将茶提炼为一种高蹈脱俗的诗学意象，用茶来抒发政治理念以及对社稷苍生的关切与闵怀，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养性、锻铸灵魂，超越生存的困境与悲哀。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诗中得以彰显和进一步升华。”由此我们可以说，唐五代是中国茶文学的兴盛时期，而宋代则是中国茶文学的巅峰时期。宋代书画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辈出，茶文化同样成为书画家们笔下生辉的对象。北宋书坛四大家蔡襄、苏轼、米芾、黄庭坚都有茶书法杰作;南宋陆游以诗名著称，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将茶饮上升到品赏文创的层面，点茶、分茶、斗茶之风盛行。一些宋代著名书画家都留下了珍贵的茶书画名作，流传至今的茶事书法、绘画珍品就有蔡襄楷书《茶录》《精茶帖》、苏轼行书《啜茶茗》、苏过行书《建茗帖》、黄庭坚《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卢仝烹茶图》《撵茶图》《斗茶图》《茗园赌市图》，以及宋元之交钱选《卢仝煮茶图》《品茶图》，这些都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宋代壁画墓中也有不少表现茶题材的生活图景，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茶具、备茶、奉茶、宴饮和祭祀供奉五类。有学者认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绘画过程中对茶文化的引入较少，没有确切的体现出茶文化的意义以及情感，而宋代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很大程度地将茶画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创新。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以茶香、茶桌、饮茶器具等相关物品作为整幅画的绘画主题，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绘画领域中如此盛行，这与宋代君王对茶文化的重视程度与喜爱程度是分不开的关系。”另外，在宋代小说、戏曲、民间故事和谚语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现，无茶则无文，成为宋代茶文化的一个奇观。

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韵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产、饮用而生。最早记录茶具的文献是西汉王褒的《僮约》，“武阳买荼”“烹荼尽具”短短8个字，却在茶的文献史上珍贵无比，因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书面记录茶叶买卖和专门茶具的茶文化文献，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茶饮已成风尚、茶器具已从其它共饮器中分离出来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经相当完备，陆羽将之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是茶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种器具。后代讲茶器具，因生产用具太庞杂(特别用机器生产之后)，已经不含在内了，讨论茶器具基本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又因为茶饮文化包括茶艺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壶、茶盏(杯)、茶桌(台)扩展到配合茶饮茶艺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宠、布景(摆件、挂件等)，成为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体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发展成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旧闻》说当时茶具“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特别是因瓷器技艺高超、审美高雅而誉满天下，故也被称为“瓷的时代”。宋代对文化的推崇和工艺美术极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荣，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饮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风行，反过来也促进了瓷器生产和美学的提升。宋瓷窑口数量多、分布广，先后以八大窑系为代表，北方四大窑系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窑系越窑、建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各领风骚。未列入八大窑系的北方汝窑和南方吉州窑其实并不逊色，汝窑采定窑印花、越窑釉色之长，力拔头筹，后跃居五大名窑之首;吉州窑有玳瑁纹、剪纸纹、鹧鸪斑等显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将树叶与瓷釉融合烧制，高温后叶脉清晰完整，如在枝头。总之，宋代瓷窑烧造的茶盏造型各异，刻花印花，争奇斗胜，都体现出茶文化对茶具穷极工巧的要求，具有极其高雅的美学韵味和艺术享受，是中国瓷器史上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文化消费和艺术审美永远呈现的是高端引领。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观念;器，保证皇宫需求的“官窑”和满足社会需求的“民窑”(精品也有进贡的)，既各守其责，又相互辉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荣和美丽。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宋朝最初进贡的是定窑精品，后嫌“芒口”(口沿无釉露芒)而改用汝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其它越窑、耀州窑、龙泉窑(最著名的是哥窑、弟窑)等也都有精品进贡。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窑烧制，这才有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窑口——官窑，产品身份也同其它贡品有了区别。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产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杀出黑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还是茶局搅动了瓷局，黑釉茶盏的好处一是迎合了点茶、分茶、斗茶意趣，盏釉之黑充分衬出茶沫之白，更能凸显白沫上巧做的图文;好处之二是其粗厚，点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盏”，就是通过熏烤给茶盏预热，粗厚就有了保持温度的优势。最热门的是建盏，皇帝喜欢，大臣追随，民间热捧，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实，南方的吉州窑、北方的耀州窑、磁州窑也都有黑釉茶器生产，也颇受时人欢迎。宋代海外贸易兴起，也进一步刺激了瓷器生产。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当时日本、高丽的喜爱，对日本茶道、高丽茶礼和所用茶器具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代的审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质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铜、金银、琉璃、玉石、玛瑙等等，或承继前朝，或变化创新，发挥各自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但在宋朝这样的“瓷的时代”都无法成为主流，只能起到众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创造了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

宋代是多民族政权对峙并立的时代，北方先后面临辽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扰，但一面是交手交锋，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与宋朝和平相处，所以宋代又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华民族大融合发展的准备阶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叶贸易的边境市场，是中华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马互市满足了宋朝强军备马之需，也满足了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需求，中间虽有因官吏腐败引发过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取得了减少战争、发展经济和保持边疆和平的成效。发挥同样作用的还另有榷场互市，也是官府主导的茶叶与民族地区的互补性商品贸易，受到各方重视。总之，从政治方面来说，通过茶马贸易，既能增进汉族与游牧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又能推动畜牧业及茶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此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辽宋两国共存165年,相互间的关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时和时战,后期基本和平相处。辽人特别喜爱茶叶，在两国关系好时，榷场开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润都很高;交恶时榷场关闭，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间来往也有数量不少的赏赐、馈赠;无论何时，茶都是主角。茶对于联系辽宋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桥梁作用。

茶在宋夏关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叶逐渐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为所欲之物”的地步。两方时战时和，茶叶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灭辽和北宋之后迅速汉化，榷场贸易和场外走私都曾早严苛管控，但战火和严法都阻挡不了茶叶流通，因为金朝已是汉人大半，无论是汉人，还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国可能不像北方的辽夏金一样常因恶劣气候的威胁和生活物资的匮乏而南下攻战抢掠，加上文化渐变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诏那样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是一直采取与宋交好的政策，两国积极开设茶马互市，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状态，茶依然是两方友好往来、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

宋代因为在陆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围，对外贸易由陆路为主转为海路为主，除了官方鼓励海外贸易以外，造船业、丝织业、瓷业、茶业等都很发达繁荣，也为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中外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中东、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从唐代已经开始。日本至今仍将留存于本国各个时期的中国古代文物统称为“唐物”。但独具特点的日本茶道，却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响(包括茶饮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荣西在1168年和1187年两度到天台、庆元府(今宁波)、临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庙学习佛学，回国时将宋代盛行的点茶法以及茶籽带回日本，还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大大推动了日本的饮茶之风。日本禅僧从径山引入日本的不仅是禅宗的临济宗杨岐派的禅法，还有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的茶道。前有日僧圆尔辩圆(1202—1280)初上径山拜谒时，不仅从无准师范(1178—1249)那里学习了佛法，还把径山寺茶宴带回去成为日本始祖。后来虚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禅茶一味，为日僧南浦绍明(1235—1308)传授了中国的茶叶种植、炒制、烹煮和品茶问禅等法，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禅宗大师。南浦绍明于1259年到杭州净慈寺、径山万寿寺学佛，带回《禅苑清规》等中国典籍和数件中国茶器具，将中国佛门茶礼引入日本，对日本寺院茶礼产生很大影响;带回国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刘元甫著的《茶堂清规》，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对日本后来形成的茶道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和高丽国之间茶文化的传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扰中断40年以外，均保持较为经常的关系。高丽虽也产茶，但高丽国人更喜欢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竞出使高丽，徐竞细心观察高丽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仪礼、往来通道等，写出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从其中记录的高丽国点茶法和茶礼、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丽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响，“(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赐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正如高丽太祖《训要》第四条所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这里的“唐风”和日本一样，并非专指唐代风物，仍是对中国风的通称。

二、从宋茶文化看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

宋茶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久远的茶香、悠长的文韵，也赋予我们挖掘遗珍、保护遗产的责任，同时还激发我们对其当代流韵、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

当代中国正重振大国雄风，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气风发地从全面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迈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生长在封建社会转型时代的宋茶文化创造了流芳百世的辉煌，也铭刻了不幸历史的局限。如何在扬弃中吸收其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让这样的宋韵文化为当代发展所用，我们在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

“和”向来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核心准则，内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内涵极其丰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纳包容，具有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无论是总结前人文物典章制度，还是系统整理本朝史实文献，或是编修各种规范“法式”，无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新儒学的建构，特别是其中的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树立儒学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尽量融合吸纳，使儒学具有更广泛的思想和受众基础，使精致细腻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兴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阶层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在大中华版图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宋结束了“五代十国”之乱，实现了国家基本的统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与辽、西夏、金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并立而存,实行的政策是以和为主、和平为先，虽有交锋，更有交流交融，为后来的大一统中国打下了过渡性的基础，其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宋朝虽然在地理版图上缩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图上却极大地扩展,不仅影响了并存的辽、西夏、金、元诸民族的文化文明发展,也深刻影响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在茶越来越多地成为边疆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对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茶相对于丝绸与瓷器后来居上,自宋开始的海上茶、丝、瓷同行之路，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也同时反哺了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弘扬茶和天下精神，借鉴宋茶“走出去”的经验，对于我们强化华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走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思想营养价值和深刻的历史经验参照。

以外交为例。习近平主席善于将茶文化应用于国际邦交，不仅在访问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巴西、斯里兰卡、印度、英国等国家时以茶文化巧说外交关系，还开辟了茶叙外交的新境界，用茶叙方式会晤外国重要领导人，充分展示了协和万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有力地推进了和平外交的进程。

以民族大团结为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儿女，虽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各显特色，但饮茶用茶成为同根同脉的一大标识，自古亦然。特别至当代，汉茶边(边疆少数民族)饮、边茶(黑茶)汉饮情况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进民族大团结，茶文化能够彰显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也是时代赠予我们的警语。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现是极重“德治”，虽有用“存天理，灭人伦”“三纲五常”等思想理论培植封建顺民的消极作用，但也有激励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尊崇德行修养的积极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丰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响。中华茶道至宋，形成了浓厚的人格化特点，将唐代陆羽“精行俭德”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讲茶品、茶德、茶性，实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连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传统礼仪和民俗习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内容，宾主设礼，非茶不交。人们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赠友、以茶孝亲，这些都是以敬茶之礼，扬天人之德，彰心灵之美。今天，当建设美丽中国、追求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主题的时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从宋茶文化中提炼出“德韵”精华，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为树人立国而凝神铸魂，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当代，继承了重德崇教的优秀传统，既发挥茶助身体健康的作用，又强调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从茶的干净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饮、茶艺的清雅、清和标准，再上升到茶道层面的清静、清心、清平等生活态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从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礼敬功能，进而表现对自然、天道(规律)的敬畏之心，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追求向往，又从敬茶等茶生活出发，来表现互敬和谐的人际关系。浙江各地广泛开展并走向全国的茶文化“五进(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家庭)”活动，在科学传播健康饮茶知识的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各有侧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进机关,彰显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净干事的特色,鼓励的是扬清弃浊、勤政廉洁的风气，培养的是敬畏人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进学校,与“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师生以茶文化的礼敬、和美内容，培养尊师爱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养;茶文化进企业,可以传播“茶道”“商道”皆以“和”为文化理念，讲求诚信、和气、互惠，结合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德行天下、义利并重的风貌，培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风气;茶文化进社区,可以结合和谐社区建设,彰显“和美心灵”“和谐社区”特色，密切邻里关系，促进人际交流，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营造相知、相助、团结、文明、和睦的社会关系;茶文化进家庭，以健康生活促进家庭和美，以礼敬文化促进家庭和睦，特别是让孩子从小就会喝茶、会泡茶、会用茶礼敬长辈，对他们一生的修身养性、涵养君子之风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雅”是文化产品的根本性标准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应该“雅量”满满。“雅趣”即高雅趣味，对立面是低俗趣味，与形式有关但绝非等同，决定性的仍然是“内容为王”。比如，在文学作品中，“雅词”也可以暴露出低级趣味，“俗词”也可以表现高雅情操，绘画、雕塑、音舞、工艺等等，皆是如此。“雅量”则是宽容、包容文化产品的多样性，鼓励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既要有促进提高的任务，也要有促进普及的任务;既需要“阳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饮、茶器具、茶文艺都呈现了精致化和大众化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辉映成趣的局面。龙团凤饼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层引领风气和大众饮用方便相结合;点茶、分茶、斗茶互动，饮茶、玩茶、赏茶结合;茶器具五大名窑贡品和南北上千窑口并肩，官窑和民窑相结合;茶文学艺术和茶民俗习俗互补，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结合;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现代化阔步前进，在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极大进步的时候，精神生活的满足和提高显得尤为紧迫，从宋茶文化的文韵、艺韵、器韵等中提炼出“雅韵”，并以“雅量”带动“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有营养长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进文化建设，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时代精神去创造当代文化的新优势。

(四)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伴随着时代转型和内忧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图发展的特点十分鲜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创新举措和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在宋代几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创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辙。制茶上，从唐代的蒸青团茶发展到更为精致的压制花纹的龙凤团茶，成为后世砖茶、饼茶的始源;同时又发展出蒸青散茶，黄茶、黑茶也开始萌芽，这些都成为后代茶叶生产、消费多样化的先声。皇宫豪门追龙团凤饼，寻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创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继前朝榷茶、贡茶，但制度设计更为精细，在加重盘剥的同时也刺激了茶叶和茶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茶饮茶艺上，创造了“末茶”“点茶”“分茶”等独特精致的茶饮方式和审美情趣，大幅度促进了茶文化深入社会、走向民间。当代中国末茶以生态要求和资源充分利用为背景出现复兴之势，受到市场欢迎，堪称宋茶文化遗产的弘扬。在茶具上，开启了茶器具专门化生产的时代，像汤瓶、茶筅、建盏、木漆盏托等新的专用茶器具的出现，引领了茶器具生产专门化的历史潮流。在茶文学艺术上，茶诗词散文面貌一新，对当时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代各方面的创新还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创新的实用性。无论是思想学术、经济制度，还是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创新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在茶叶生产、茶饮方式、茶叶贸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兴盛时期正是其创新力迸发的时期，随着王朝日趋腐败，社会创新能力被消磨殆尽，宋王朝也随之走向了衰亡。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的时候，我们应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创新创造的精神，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动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扬弃的功夫而为当代所用的。比如，在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时，茶界积极响应，一方面深入茶叶做精茶叶，一方面跳出茶叶做大做强茶业，创新业态，拉长产业链，跨界发展，从传统的小“六茶共舞”(六大类茶)，从传统的喝茶，创造出饮(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产品)、玩茶(文创旅游休闲等)、事茶(各类茶事活动)的大“六茶共舞”来，共同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贡献。去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嘱咐大家“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三茶”统筹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创新，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茶产业发展上的具体运用。统筹就是强化集成意识，发挥整体效益，针对的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一方面，茶文化引领、推动茶科技，一起为茶产业赋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产业，茶产业又为茶文化、茶科技赋能，这种互相渗透、互相助力、捏紧拳头打好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创新，是新时代的新茶经。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创新。从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当代的宋韵文化之河，在不断传承和创新中，面对时代生活，融入时代精神，肩负时代使命，奔涌向前。(转自《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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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