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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之源管窥:唐代茶圣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浅析

摘要:本文的要义在于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从水文化视角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认为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论述了陆羽的水学思想、茶学思想与大禹治水精神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子的水思想、孔孟儒家的水思想和老庄道家的水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对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极为重视,首创鉴水分类和优劣标准,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此外,中茶文化对外传播,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

关键词:茶文化;水文化;陆羽水思想;水质资源优化;鉴水分类和标准;文化传播

本文的要义是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唐宋以后,阐述水与茶或水文化与茶文化之关系可抵要端者,当以自诩“余斋居无事,颇有鸿渐之癖”的浙江钱塘著名茶人、明代茶文化家许次纾所论最为至要,他在《茶疏·择水》中明确提出:“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许氏又言:“余尝言有名山则有佳茶,兹又言有名山必有佳泉。……吾两浙、两都、齐鲁、楚粤、豫章、滇、黔,皆尝稍涉其山川,味其水泉,发源长远,而潭此澄澈者,水必甘美。” 许氏“无水不可与论茶”之论,发人所未言,或可从不同视角有助于我们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实质上,茶产于山水之间,山水之自然地质属性决定茶之品位与品性,而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

在以往的中华茶文化研究中,鲜有透过水文化史视角,将水文化作为茶文化之源的系统论述。我们都知道,水、阳光和空气——自然资源三大元素构成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生命赖以生存繁衍的根本所在。水作为一种自然元素,不仅是人之生命永恒依托的物质资源,更是人达至超然于物外的精神资源。人类文化学者认为,水文化是人类文明初始的母体文化,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水文化发展史。人类文明生产史和生活史最早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是水,人类古代文明的起源也大都发源于江河湖海水流域一带。例如,世界文明史上所言的五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发源于今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今西亚的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发源于今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古希腊文明发源于今欧洲的爱琴海诸岛,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中国是茶文明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唐人陆羽《茶经》记叙中国西南部的原生茶树为乔木,直径可达“一尺两尺乃至数十尺”,而其中“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这是世界茶文明史上有关野生茶树最早的明文记载。中国西南部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多样,水资源极其丰富,雨水充沛,也是史书记载的中国先民种茶、饮茶与艺茶的起始地,以及中国茶业、茶经济最早的起始地。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这说明,此地此时所产之茶已纳贡王室。

茶文明从西南部的山水之间走出来,汇入中华文明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千百年来茶水待客、邀友品茗、无茶不席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风民俗和礼仪礼俗,茶水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心性、精神与性格,“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并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学术研究结论。以往我们谈茶文化,谈水文化,谈中华民族发展史,谈中华文明发展史,往往都是各自作为一个单独命题来论述的,很少讲“茶水文化”、“茶水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而这关系到我们怎样重写中华茶文明史,怎样更好地把中华茶文明写入中华文明史。

这是诱发笔者思考和重点考察“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这一命题的起因之一。

起因之二,陆羽《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地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他认为,凡用山水,最好选取乳泉或石池漫流之水,至于湍急的山水最好勿饮,如长喝此水,几可使人患颈疾(先秦时,即已知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土地、水质等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左传·成公六年》:“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而由几处溪流汇合后积蓄于山谷之水,虽看上去澄清,但因水不流动,从暑热之日到霜降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即水质可能已被污染,故用此水,必须要先挖开缺口,流放掉那些沉积多日的污水,引来上游下泄的新鲜泉水,然后才可取之饮用。凡用江河之水,须到距离有人居住的远处去取水。凡用井水,则要从人们日常汲水的井中去打水。与陆羽生活于同时代的唐诗人刘长卿在《送崔处士先适越》诗中有言:“小江潮易满,万井水相通。”这很能说明此一时代唐人对水的有关认识已很深刻。

从中我们也可以窥知,陆羽对唐代的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可谓极为重视,知晓水品之优劣与水资源环境、人体健康的关系密不可分,并形成了其关于水质评价的认定标准,其中包含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初步科学认识,以及引导人们开始重视对水资源、水品质的科学认识和环保理性意识。当代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丁文在《唐人品水重山泉》一文中曾指出,品水标准系自“陆羽首创”,其“鉴水总分三类:山水、江水、井水”,其“鉴水优劣的标准有二:一是流动,‘流水不腐’;二是无污染”。

以今天的现代水质科学技术知识来分析山泉水矿物质成分和测定天然饮用水技术标准,十分容易。但在唐代陆羽所提出的鉴水品水标准,却是首创性的,它开创和确立了中国古代饮用水之标准。更为重要的是,“陆羽的品水标准为后世人所认同”,“自宋元以后直到近代,出现了以卖水为业者,所卖之水皆为山泉水”(丁文:《唐人品水重山泉》)。这是我们认识陆羽水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相比而言,在数百年后的明代,许次纾《茶疏·择水》云:“江河溪涧之水,遇澄潭大泽,味咸甘洌。唯波涛湍急,瀑布飞泉,或舟楫多处,则苦浊不堪。盖云伤劳,岂其恒性。凡春夏水长则减,秋冬水落则美。” 陆树声《煎茶七类》云:“井取多汲者,汲多则水活。”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直言:“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水遇十分之茶,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得八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水部》云“水为万化之源”,“井泉地脉也,人之经血象之,须取其土浓水深,源远而质洁者,食用可也”;“贪淫有泉,仙寿有井,载在往牒,必不我欺”;“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气味俱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显然,明人对唐人陆羽关于水质的优劣和纯净与污染评定标准以及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认识基础之上,有了一定继承和发展。以此略考明代的饮用水认知与评定标准和方法,无疑带有新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特点。此与明代城乡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条件相对等,也说明相比唐代而言,明代的茶产业和茶饮对水质、水资源、水环境影响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因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诱导因素或许更为复杂和多样。这是茶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此不赘。

起因之三,《唐全文·陆文学自传》记载:“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今之接舆也。”陆羽的一生与山水相伴,其知水、识水、亲水、爱水颇深。他遍游天下名山大川,品鉴天下名泉佳水,对水质之优劣对茶味的影响颇有心得体会,故其煮茶时极重所选之水,曾依次将天下名泉划分为二十等级。

据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载:

卷末又一题云《煮茶记》,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 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勺扬其水曰:“江则江矣。 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勺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 舟荡覆半,惧其鲜,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 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是,所经历处之水,优劣精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笔,口授而次第之: 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 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 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泄水独清冷,状如龟形,俗云虾蟆口水,第四; 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 扬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 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淮水亦佳; 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 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 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 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武关西洛水第十五,未尝泥; 吴松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圆泉水第十八; 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 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

此乃唐大历元年(766年)陆羽游扬州大明寺时所发生之事,因陆羽品水时识破军士取水不实,而引出李季卿命人把陆羽口授的茶水品第依次记下之事。此即后世所传的陆羽所排定二十等次的宜茶之水。不过, 一生嗜茶的唐代才子张又新《煎茶水记》言:“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由此恰可证明,陆羽排定的二十等次宜茶之水曾经后人一一品鉴,或勘定无误。唐人对与茶学、茶艺、茶饮有关的问题,从不轻信所谓权威定论,而是要事必躬亲,去实践,去亲历。这是唐代茶文化极为可贵的品质。也正因此,《煎茶水记》又称《水经》,文虽不足千字,但对陆羽《茶经·五之煮》内容却是有所突破的,张氏更重水品,其文对水品的记载也更详、更清晰。这似可表明,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在陆羽的引导下开始走向自觉。

关于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的无锡惠山寺石泉水,陆羽游无锡惠山时曾作《游慧山寺记》(《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

慧山,古华山也。……梁大同中,有青莲花育于此山,因以古华山精舍为慧山寺。

寺在无锡县西七里……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马亭,以备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罛甓,渊沦潺湲,濯漱移日。……从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阁,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长洲,东泊江阴,北淹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苍苍渺渺,迫于轩户。……

夫江南山浅土薄,不自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余顷。此山又当太湖之西北隅,萦耸四十余里,唯中峰有丛篁灌木,余尽古石嵌崒而已。……叵以鹤林望江,天竺观海,虎丘平眺郡国以为雄,则曷若兹山绝顶,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开邃宇,飞檐眺槛,凌烟架日,则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为最也。……苟无其源,流将安发?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营立,为后之洪注云。

“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寺石泉水,因了陆羽《游慧山寺记》洋洋洒洒和绘声绘色的激扬文字而名扬天下,天下嗜茶品泉者接踵而至,历代不衰。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泉水最多的国度之一,与人文和旅游记忆有关的名泉大大小小以千数计,遍布全国各地的泉水之甘美、之纯洁,名闻遐迩;另一方面,在唐代茶饮和茶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自陆羽评定名泉之后,人们对天下名泉的认知度和喜爱度超越前代,以名泉水沏佳茗,无形中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逐渐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然仍不免有好事者,他们对名泉的喜好达到超出人之正常理性约束的癫痴程度。例如,据唐代无名氏《玉泉子》记载,唐宰相李德裕因最爱饮惠山泉水,竟命人千里“铺递”至京师,供其品饮。此事虽然荒唐奢侈,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名泉意识以及名泉文化已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普及开来,并带动唐代饮茶须以佳水配之的风尚。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在陆羽《茶经》问世之前,年长陆羽五十岁的唐代著名中医药学家、浙江宁波人陈藏器通过刻苦研习各类本草医书和中医药理论及诊治方法,撰著《本草拾遗》十卷,其中他从“本草茶疗”之概念出发,提出“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著名论断,并动手调配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秘方为人治病。据《三秦志》所言,当时“病家云集,门庭若市”。而且,陈藏器曾以药茶为唐玄宗十八子李瑁治好了旁者无法治愈的怪病。为此,唐玄宗昭告天下,赐陈藏器为“茶疗鼻祖”。更为重要的是,陈藏器在《本草拾遗》特别指出,从山地溢出的矿泉水为“玉井水”,此水“味甘平,无毒”,而且久服可“令人体润,毛发不白”。所谓“玉井水”,陈藏器《本草拾遗》言:“诸有玉处山谷水泉皆是也。”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十《昆仑山》载:“昆仑山有柰,冬生子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可见古人对玉井水的水质有清醒认识,对其保健功效颇为推崇。

陆羽一生博学多能,除茶学之外,于诗文、音韵、小学、书法、戏曲、史志、旅游、地理、考古、水学、农学、工学、医药、饮食等方面多有涉猎,成就不俗,在唐代文坛活跃一时,而且曾流寓浙江,他撰写《茶经》时,对浙江宁波人士、著名中医药学家陈藏器的学问与卓识,不可能未有所闻,亦不可能未有所习所得。例如,《茶经·七之事》引用与茶食、茶疗和茶药有关的古籍药典计有《神农食经》、《晋书》、《搜神记》(干宝)、《食檄》(弘君举)、《食论》(华佗)、《食忌》(壶居士)、《尔雅注》(郭璞)、《杂录》(陶弘景)、《后魏录》、《本草》、《枕中方》、《孺子方》等等。

在陆羽《茶经》问世后,唐人竞相传抄,推动唐朝饮茶之风遍及各地。《新唐书·隐逸·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在如此“尚茶成风”的影响下,文人墨客鉴于陆羽对山泉水的品鉴和推崇,特别是他对水质资源优化标准的界定以及水质特性的高度概括,让唐代士子和茶人从中感受到与此前不同的更值得称道的茶饮审美享受。这期间,更有推波助澜者,如唐常州刺史独孤及撰《慧山寺新泉记》:

此寺居吴西神山之足。山多小泉,其高可凭而上。山下灵池异花,载在方志。山上有真增隐客遗事故迹,而披胜录异者,贱近不书。无锡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鸡之余,考古案图,葺而筑之,乃饰乃圬。有客意陵陆羽,多识名山大川之名,与此峰白云相与为宾主。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胜掩他境。

其泉伏涌潜泄,潗漝舍下,无沚无窦,蓄而不注。深源困地势以顺水性,始双垦袤丈之沼,疏为悬流,使瀑布下钟。甘溜湍激,若酾醴乳。喷发于禅床,周流于僧房,灌注于德地,经营于法堂。瀑潺有声,聆之耳清。濯其源,饮其泉,能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道,道者坚固,境净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发于自然,非夫人疏之凿之之功,则水之时用不广。亦犹无锡之政烦民贫,深源导之,则千室褥裤。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功若响答,其揆一也。予饮其泉而悦之,乃志美于石。

因了唐代文人墨客的交口相赞,名泉以诗文褒扬而驰名天下,所以,唐代咏茶与山泉佳水的名诗名文不绝于口,在唐山水田园诗之外,别具一格。例如,储光羲《咏山泉》:“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陆龟蒙《谢山泉》:“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皇甫冉《无锡惠山寺流泉歌》:“寺有泉兮泉在山,锵金鸣玉兮长潺潺。作潭镜兮澄寺内,泛岩花兮到人间。土膏脉动知春早,隈隩阴深长苔草。处处萦回石磴喧,朝朝盥漱山僧老。僧自老,松自新。流活活,无冬春。任疏凿兮与汲引,若有意兮山中人。偏依佛界通仙境,明灭玲珑媚林岭。宛如太室临九潭,讵减天台望三井。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且复迟回犹未去,此心只为灵泉留。”

唐人尚山尚水、尚茶尚艺,所作咏山泉诗文虽不免仍有仿效陶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的影子,但此时的唐人笔墨之下更多地是凸显隋唐大一统文明时代新气象,他们尽情讴歌的山泉直抵唐山水文化和唐茶文化精神之魂魄——有泉水流动不止“年年长自清”的生命回响,有流泉潺潺“此心只为灵泉留”的生命观照,唐人的水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了质的飞跃与升华。这正是唐代茶文化横空出世的根基所在。

起因之四,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将所考的唐代茶区总括为山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大主产区,并一一辨析各地所产茶叶之优劣等级。

那么,从陆羽水学思想形成基点出发,我们如何对唐代茶区的形成以及唐茶文化的奠基作出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合理、科学地解读?

首先,水文明是华夏民族建立夏国家文明体的母体记忆,《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理天下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修建排灌水利工程,以利民垦田种植。此为古史传说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水利治理工程,中国古代水思想和水资源的治理、开发及利用起步于此。大禹是中华民族水治理和水思想的先行者,其无私奉献精神和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代代相传,这无疑是陆羽水学思想形成的基点之一。

其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中,《管子·水地》提出,地者和水者都是万物之重要思想,强调:“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 孔子从社会历史和伦理教化出发,将水之形态和性能与人之精神和道德相联系,开创儒家水思想体系。他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等发人深省的睿智思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世代传承的宝贵思想资源。老子和庄子建构了道家水思想体系。老子《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对水之种种境界的无限延伸和提升,包含着无比深刻的思想,也奠基了中国水文化得以破除水功利唯一性的超然品质。《庄子·天地》篇提出,“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内化了中国人从水思想中自觉升华人生境界的通路。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水利的利用和开发从防洪排涝转向农田灌溉——修建大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兼有防洪和航运的双重功效,带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理当是构成陆羽水思想形成的另一个基点。

再者,魏晋南北朝以来,农田水利的重点开发和利用向江淮流域转移。在南朝,太湖流域已是天下闻名的富饶地区,“亩值一金”。至唐代农田水利建设又达至一个兴盛阶段,据《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唐代修建的水利工程达1130多项,“安史之乱”后在江淮流域的水利建设更是取得了新的大发展,长江流域一跃取代黄河中下游而成为全国农业经济优势区位地带,先进的水利开发和利用造就出江南鱼米之乡。这是构成陆羽水思想的又一基点。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况下,历经历朝历代的水利与水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和治理,至唐代,在世界上领先的中国先进水生产力终于花开花落,形成了《茶经》上所说的八大茶产区(涵盖今川、鄂、湘、赣、皖、苏、浙、闽、桂、粤、黔、豫、陕等省域)。由此,大唐茶叶种植业获得迅速发展,手工制茶作坊日渐发达,推动茶叶流通商品化和茶饮普及化程度日益加深,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唐代茶产业区域化和茶加工制作与保存专业化,茶业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经济门类,唐中期之后随着茶叶生产及流通的规模化,征收茶业赋税渐成定制。茶在唐代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饮料,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品茶饮茶渐成风俗,茶事日盛。据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列入唐代贡茶的计有十四品目名茶。其中,产于吴越之地的“顾渚紫笋”和西蜀之地的“蒙山紫笋”甚为唐皇室所喜爱,命在顾渚山和蒙山监制督造贡茶。顾渚山和蒙山均有泉水,可谓顾渚贡茶和蒙山贡茶成为唐代贡茶佼佼者的立身之本——好山好水产好茶。

同时,陆羽在《茶经·一之源》提出饮茶者应作“精行俭德之人”,他将自己的水学思想与茶学思想与管子思想、孔孟儒家思想和老庄道家思想相融合,开启唐茶文化精神内核,一方面预示唐茶文化正式奠基,另一方面自《茶经》问世亦标志茶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此后,唐人抄茶书、著茶书、读茶书、谈茶书,蔚成风气。

中茶文化相继传到海外,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外传播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例如,中国茶传至朝鲜半岛,韩国茶道对水质、水量、水温和泡茶时间也有相当的讲究与要求。高丽王朝时的文学家、哲学家、茶人李奎报(1169—1241)所作茶诗云:“活水香茶真味道,白云明月是家风。”“评茶品水是家风,不要养生于世荣。”可见唐人的评茶品水之风亦传入朝鲜半岛,以“活水香茶”为品鉴标准。唐茶传至日本后,日本饮茶效仿唐朝饼茶煎饮法,讲究取水要汲取清流。日本茶道尤为重视煮水器茶釜,并视其为可登大雅之堂的茶仪礼具,日本人认为用茶釜所煮之水,其水质明显要优于一般壶所煮之水。

古来谦谦君子均以水德自居,水生万物,德行天下。故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德含和,变通在我。”东坡君子尝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茶者而言,则不可饮无茶。竹,无水不生;茶,无水不生。故君子之道,无水,不可与言竹;茶人之道,无水,不可与论茶!斯言诚哉!

【摘自2018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胡克夫(石家庄),系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副会长】

唐诗里的皇家贡茶

“茶香飘紫笋,脍缕落红鳞。”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题周皓大夫新亭子》)。

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曾写诗说:杯里紫茶香代酒,琴中绿水静留宾。(《过张成侍御宅》)

这两首诗里都提到了一款唐代名茶——紫笋茶。

唐代名优茶众多,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就列出了一系列唐代名茶: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涩、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沉,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

书中李肇一口气列出了几十种名茶,而这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紫笋,因为在唐代,紫笋茶是皇家贡茶。

茶叶入贡的历史由来已久,如果按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那么贡茶当始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期。

《南齐书》中记载南齐世祖武皇帝萧赜的遗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皇帝的灵座上设有的几样贡品中就有茶。《茶经·七之事》中辑录的史料记载,八王之乱时,西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落难的晋惠帝终于回到洛阳城,黄门官用瓦盂为皇帝奉茶。这些记载散见于不同史料但都说明了皇家用茶历史久远。

唐朝时茶业开始兴盛,贡茶制度也渐趋形成。《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怀州河内郡、庐州庐江郡、寿州寿春郡、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湖州吴兴郡等十多个州府皆有茶叶入贡。

唐代的皇家贡茶中以紫笋茶最受推崇,名气最大。产于常州义兴县(今宜兴)的阳羡紫笋和湖州长城县(今长兴)的顾渚紫笋就是唐王朝最著名的贡茶。

太湖之滨的宜兴(古称义兴,又叫阳羡),出产的茶叫“阳羡紫笋”,作为贡茶,阳羡紫笋茶成名还要早于声名赫赫的顾渚紫笋。据说,它的成名还和茶圣陆羽有关。宋代大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在他的著作《金石录》里收集的碑文《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中记载,御史大夫李栖筠当常州刺史时“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茶圣对这款茶作了很好的评价,于是李栖筠就根据陆羽的推荐将此茶进贡给皇上,此为阳羡紫笋贡茶之滥觞,“义兴贡茶自羽与栖筠始也”。后来有很多人会以此为由抨击陆羽,比如许有谷曾有诗句:“陆羽名荒旧茶舍,却教阳羡置邮忙。”说的就是因陆羽一言,使阳羡茶贡,致茶农平添辛劳之事。其实就是陆羽不推荐阳羡的茶,也会有其他地方的茶入贡,茶圣的一言评语也全然是就事论事,就茶评茶,如此批评陆羽不免偏颇。

宋 赵明诚《金石录》中收录的《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

茶人们都非常熟悉一首著名的茶诗歌——《七碗茶歌》: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其实这几句诗是从唐代诗人卢仝的长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择选出来的,因为诗中对喝七碗茶时的感受描摹的淋漓尽致,深受大家喜爱,所以后世就将这几句单挑了出来称为《七碗茶歌》。

那么玉川子卢仝是喝了什么茶写出这么好的诗句呢?答案就是皇家贡茶阳羡紫笋。那年的一个早上,卢仝正在睡懒觉,有军将敲门,原来是他的好朋友谏议大夫孟简给他送来了三百饼今年的紫笋新茶,“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卢仝大为惊喜,因为这茶原本是为皇家制作的,所谓“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卢仝拿到茶百感交集,很为这茶不平“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他说你这阳羡紫笋茶身份如此尊贵本应在至尊皇帝或是王公之处,怎么就沦落到我这山野村夫的家里了呢,这话听着像是为茶鸣不平,其实潜台词里满是得意庆幸!既然得到如此好茶,当然也就老实不客气的“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了。这吃相也足见他见到好茶的迫不及待和对茶的钟爱了。煎出来便是“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清爽香冽的茶这一喝便是七碗,直喝的两腋清风几欲仙,直喝的千古传诵卢仝歌。玉川子卢仝也因为这首诗常被称为茶中亚圣。

杜堇 《古贤诗意图》,图中描绘的便是军将打门为卢仝送茶的场景

卢仝煮茶图(宋)

唐代素有“花间鼻祖”之称的大诗人温庭筠写有一部茶学著作——《采茶录》,在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甫里先生陆龟蒙,嗜茶荈。置小园于顾渚山下,赍岁入茶租,薄为瓯蚁之费。自为品第书一篇……

说唐代诗人陆龟蒙特别喜欢喝茶,在产茶胜地顾渚山开辟了一片小茶园,每逢早春产茶时节,陆龟蒙就来到这里采茶、制茶,还在这里写了一部品评茶叶优劣的专著——《品第书》。

顾渚山是唐代贡茶“顾渚紫笋”的产区,陆龟蒙所品饮的正是这一名茶。

顾渚山位于湖州的长兴县。湖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清幽,物产丰饶,文化昌达。同时湖州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产茶胜地。南北朝刘宋山谦之《吴兴记》记载:“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一般认为,由此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孙皓被封为乌程侯的年代。如此,则湖州贡茶之史久矣。

顾渚山风光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在湖州的顾渚山上,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贡茶院。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制茶厂,顾渚贡茶院规模之大,为史所鲜见。《元和郡县图志》中说“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春天制茶盛期要征调三万多人来采制贡茶,唐武宗时茶产量高达一万八千四百斤!当地的官员也极其重视贡茶的制作,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日入山,到谷雨以后才出山。每年早春时节,“蛰虫惊动春风起”。顾渚山上满是制茶的工人,“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茶山贡焙歌》唐·李郢)。从这些记载足以想见唐朝时贡茶院宏大繁忙的生产场景。

顾渚山风光

顾渚紫笋制成后要快马专程直送京都,赶在清明节前呈献给皇上,谓之“急程茶”。试想一千多年前没有发达的交通工具,不但要赶在清明节前高质量的做出贡茶,还要远路迢迢算着日子把茶从浙江送到陕西,从诗中的描述可以想见其紧张程度。

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

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

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茶山贡焙歌》唐·李郢

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

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

这是唐朝湖州刺史张文规的《湖州贡焙新茶》诗,诗中描绘的正是当年顾渚紫笋茶进贡到朝廷时宫中的喜悦场面。顾渚紫笋制成后要快马专程直送京都,赶在清明节前呈献给皇上,谓之“急程茶”。在那个交通工具还不发达的时代,从浙北到长安是需要一些时候的。也许从皇帝到宫娥都早就等的不耐烦了,此时紫笋茶到,于是大明宫雄伟巍峨的宫殿里为这小小细嫩的茶叶有了一片欢腾。紫笋茶何以如此受到唐朝人的喜爱呢?

摩崖石刻上有“湖州刺史裴汶”等文字,裴汶也是唐代的茶学专家,曾撰写过茶学专著《茶述》,清人陆廷灿的《续茶经》中有录

湖州是茶圣陆羽长期生活的地方,可谓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所创作的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就写于湖州,《茶经》是茶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著,是我们了解唐代茶的主要途径。在《茶经》中陆羽对茶的优劣作了这样的评判:“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紫笋茶茶芽细嫩,色呈紫而形如笋,正符合“紫者上”、“笋者上”的优良茶标准。而作为贡茶,又有着精良的制茶工艺,这都决定了这一茶品在唐朝的王者地位。

陆龟蒙和他的挚友皮日休这一对诗人朋友都很喜欢紫笋茶,皮日休曾经写给陆龟蒙一组茶诗,主要就是品的紫笋茶,如《茶籯》诗:“筤篣晓携去,蓦个山桑坞。开时送紫茗,负处沾清露。”《茶舍》诗:“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

重新复原修建的顾渚山大唐贡茶院

“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这是大诗人杜牧对顾渚山和紫笋茶的由衷礼赞。这位诗名宿著的风流才子曾在湖州做官,到了湖州就爱上了这里的茶山,或者根本就是爱上了这里的山水才欣然来此为官的,他在湖州做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督造贡茶,然而他并不以此为负担,反而认为是美差“剖符虽俗吏,修贡亦仙才。”(《题茶山》 唐·杜牧)

贡茶院里唐代大诗人杜牧奉旨造茶的摩崖石刻

前面提到的皮日休用诗人浪漫的眼光打量着顾渚山的茶人:

生在顾渚山,老在漫石坞。

语气为茶荈,衣香是烟雾。

——唐·皮日休《茶人》

在他看来生长在顾渚山的茶人说话吐出的口气和翻飞的衣袂间也尽是茶的香气。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唐·钱起《与赵莒茶宴》

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曾与赵莒一起举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里,他们喝的正是紫笋茶,在他们看来茶宴上这紫笋茶的味道鲜美简直胜过了流霞仙酒。那么就以茶代酒,洗尽尘心,在一片蝉鸣声里清谈到夕阳西下吧。在那个时代,每个喝茶的文人或多或少总要为紫笋茶留下一笔。

贡茶制的建立保证了茶叶生产定时、定点、定量、定质,对优良茶的生产和激励各地竞制名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需要提一句的是在顾渚山下还有一处历史名泉——金沙泉。在唐代因“碧泉涌沙,灿若金星”而得名的金沙泉与紫笋茶交相辉映,同享大名。金沙泉煮紫笋茶是相得益彰的,杜牧曾写诗如此称赞:“泉嫩黄金涌,芽香紫璧截”(《题茶山》 唐·杜牧)。有这样的说法:“金沙水泡紫笋茶得全功,外地水泡紫笋茶只半功”。

顾渚山脚下的金沙泉在唐代常被视为好水的代名词

常州和湖州两地的紫笋都是贡茶,这导致两地存在了一定的竞争关系,于是都争着抢先制茶,希望自己的茶能够最先进贡到京城,得到皇帝的认可“争先万里,以要一时之泽”(《嘉泰吴兴志》)。但是茶并不是越早越好,太早制作的茶,生长期不足,内含物不丰富,反而质量不高。于是,两地官员决定不再恶性竞争,而是友好协商,并在湖常两州交界之处的啄木岭建了一座境会亭。每到春天要采茶的时节,两州太守便相聚于此,共同会商茶事。“湖州长兴县啄木岭金沙泉,即每岁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于此,厥土有境会亭,每茶节,二牧皆至焉”。(毛文锡《茶谱》)

茶做好了,两州的长官在境会亭里拿出各自制作的新茶斗斗茶,看哪家做的更好,品茶第一,比赛第二,每一次场面都非常热烈。

大诗人白居易特别喜欢茶,他曾在苏州做官离湖州、常州都不远估计会跑来蹭茶,然而有一年白居易身体不适,不能前来,很是遗憾,于是白居易躺在病榻上想象着境会亭里斗茶的场景,当真羡慕,恨不得立刻赶过去参与其中,他特地写了首茶诗寄过去: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

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

青娥遰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

诗中提到欢宴之时,两地刚刚制作出来的紫笋贡茶齐尝斗新,白居易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顺便说一句,白居易在唐代大诗人中是以爱茶著称的,比如温庭筠的《采茶录》中写到“白乐天方斋,禹锡正病酒,禹锡乃馈菊苗、齑、芦菔、鲊,换取乐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刘禹锡酒喝多了就去找白居易要茶解酒,但又不好意思白要,特地送去土特产来换取。白居易曾经写过很多关于茶的诗歌,留下了许多关于茶的经典诗句,比如:

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

——《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唐·白居易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琴茶》唐·白居易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

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山泉煎茶有怀》唐·白居易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

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

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

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

——《食后》唐·白居易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白居易并不仅是喜欢一个地方的茶,对各地的好茶他都会品饮赞赏。写到诗歌里就留下了那一时代茶饮的雪泥鸿爪。

从白居易的茶诗说起,又聊回到白居易,此时正是春日,该是紫笋茶采制的时节了,遥想1200多年前的此刻,坐在笤溪边的陆羽,也正煮着紫笋茶吧,旁边放着刚刚写就的《茶经》。清风吹来,书页翻动,空气中弥漫着茶香。

来源:中华茶人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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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茶协·专研】唐代茶政和宫廷茶俗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茶政和宫廷茶俗

 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和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且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唐·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等地。

 

 

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皇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

 

 

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

 

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

 

 

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

 

“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

 

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斗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

 

 

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

 

 

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

 

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

 

“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

 

另一张写称:

 

“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

 

 

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翃《为田神玉谢茶表》载: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

 

 

皇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

 

 

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皇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

 

 

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

 

 

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馆长/ 世界茶文化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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