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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经中说喝茶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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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茶道文化之研究

(《吃茶去》杂志)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浅茶满酒”,主人待客时茶要浅倒、酒要满杯,客人饮茶要细品慢咽。这样的平常生活场景中就包含了中国茶道的一个基本精神取向:在闲中返隐并取乐。中国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缓慢生长出来的,茶文化更是在从容、闲散的生活处境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中国茶道在品茗论茶时延长了个人独处或者与友人相处的时间,同时也放大了狭小场所(茶室)的空间意义,强调细细品味杯中茶汤,同时把玩手中器皿、与周遭环境共处同安,在场者的内心交流无需言语,仅仅因为共处一室、共饮一壶茶而得以完成。传统中国茶道提出的四境说对此有较好的揭示,本文将进一步对此作出现代诠释。

一、 中国文化传统孕育下的中国茶道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及其特征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就不会停止。本文的重点不是阐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或者其中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是“一体两用”,即以儒释道一体为骨架,中医和茶道构成其两翼,这两翼是儒释道之体的巧妙运用和成功渗透。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中医医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价值追求都体现在儒释道一体的学统上。早在魏晋之时三教合流的倾向就已经出现,隋唐产生了众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风格、学术教义、生活样式等,中国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产物。

饮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何时出现的呢?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提到,“考茗饮之法始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然其饮法未闻,或曰为饼咀食之,逮东汉末蜀吴之人始造茗饮。”这是有关中国人将“茶事”作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较早记载。此时,茶事已经脱离初期的药用、食用阶段,进入到饮用的阶段。即便进入到饮用阶段,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隋唐时的煎茶(煮茶时要添加一些佐料,如盐、香料等)到宋代的点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热汤时还要不断击搅),明代时放弃饼茶、团茶改用散茶,出现了泡茶这样的饮法,这种饮用方式能够完好地再现茶的本味、茶汤的本色,大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还留有食用式饮茶法,宋代的抹茶和点茶法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则因泡茶法的一统天下而被遗忘。

“茶”原本有多个同义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统一定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国文化传统所设定的天地人关系的构想。“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陆羽《茶经》)其义为“人在草木间”。苍天之下,人为万物之灵长,敬天尽地利以利人。茶本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发现、采用、加工,茶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的宠爱;同时,人因茶而获益、满足,茶所集纳的日月精华、水汽凝结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极大开发,人成为茶的受益者。

应当承认,至今仍然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茶道”的提法,认为中国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礼、茶艺等事业)、茶产业(包括茶叶生产、制作、贸易等活动),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严谨的“茶道”。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论,也无明确的茶道流派传承,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茶道有其特殊性。决定是否有茶道的关键是有无对茶事活动所内含的精神性价值(与人相关)和思想性价值(与知识相关)做出有意识的总结或概括。有无总结是一回事,总结的深浅、广窄是另一回事。通过饮茶获得身心安宁、精神愉悦并对此做出思想升华,这显然不再是生理活动,它已经进入到自我实现的境地,肯定这一内容就可以视为茶道,关于这方面认识的总结就是茶道研究。将茶的生命比拟人生,将饮茶体悟引向对自然万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将之理解为天道、真理的具体化,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茶的总体性把握。许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对此都留下了富有启迪的独特见解、深刻体悟,如陆羽、苏轼、朱熹、周作人、林语堂等。茶道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画作之中,并对中国陶瓷工艺、美学设计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笔者之所以主张中国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物的深切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从字义上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所展开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构建了诸多包含信仰、文学、哲学、艺术之内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体现在乐生、天命、义理等重要命题上,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二、 茶道四境说的提出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精神也脱离不开对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都是非哲学的,只有后两种境界与哲学有关,并且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冯先生还指出,只有借助哲学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说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归结,其实是接受了西学影响、采纳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尝试,例如,冯先生所讲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义,同样,他明确地划分出可以成为哲学对象和不可以成为哲学对象两种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世间道”的做法。中国茶道无法划入冯先生的哲学对象之中,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构建,没有正面回答知识论问题,它只与日用生活相关,只在民间风俗和日用生活中寻找意义,却力图将日常事件变为情趣、乐事,从而获得恒久性。

然而,传统中国茶道也讲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说,分别是:物境、艺境、人境、心境,并认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状态。明代的书画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最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替代关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连带关系。物境和艺境提供了实体性基础,人境提供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条件,心境则受到前三者的引导,反过来又纯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饮茶“三点”——饮茶环境、水质和茶具、品饮者的修养三个方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说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茶道四境在匮乏经济时代显得有些铺张或矫情,对俗世凡众来说它显得过于高格调和雅致,通常会被不谙茶道的人视为“茶疵”、“饮癖”,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茶情有独钟、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为风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或主宾饮者们共处的空间性存在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中国茶分产地、产区;但各地的饮茶方式也有地区差别,茶室、茶馆的陈设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滤去了时间的向量。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乎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西方人则非常不同,他们用时间来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钟表一样提示人正处于作业或行为的某个阶段,所凸显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为人所用,仅此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茶道四境虽然关涉空间,但只是十分狭小的范围,往往只是设茶席、茶会的那块空间,或者仅仅关联案桌、茶几的空间。饮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内(如茶室、茶馆)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国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体验,却没有成功扩展、延伸开来,成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头动力。蔡元培在写于1916年的《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道:“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推己及人、由此及彼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倡导的“类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发扬。中国茶道创造的洁净世界只局限于当事人的精神领域,却可能无涉于周遭环境,更未激发出行动的意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坐而论道”、缺乏行动力的劣根性也大抵与此相关。

中国茶道具体内容——闲隐乐——正是通过“四境”得到充分体现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间却又脱俗清新,这就是闲和隐;茶道的艺境强调合于时令,契合仪规,烘托出寂静、清和的空间,这就是闲和乐;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会,以情相交,以茶传情,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乐;茶道的心境关注当事人反躬自省,向内心观照,以茶喻人生、事业,涤除内心的不满、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张,这就是“大隐隐于市”的真谛。可以说,茶道四境说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深化了中国茶道。

换句话说,中国茶道虽然也强调由茶及道、茶中见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话,中国茶道的本质是道茶一体。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国茶道引儒入道,强调的是“闲”、“隐”、“乐”。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佛门、道观、儒家的祠堂、学堂、孔庙等都依据各自有关天、人、物的理念预设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茶礼、茶艺乃至各自有别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极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中国茶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本着及物、依人、乐生的原则将茶道落脚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说的现代诠释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传播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诸多具体形式都做出了彻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对民众一般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间茶道研究、茶文化样式几乎停滞,仅仅保留了单纯物质性内容的茶叶种植、加工、买卖,因为茶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然而,饮茶、品茶的过程而产生的悠闲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态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无情扫除,茶文化不再传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给中国茶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茶叶贸易,鼓励围绕茶叶而进行的各类文化事业,各地纷纷成立了茶协会,茶馆也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茶事活动频繁,并且参考和吸收台湾经验,开发出各种茶艺表演,茶事相关的茶产业,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乐器、国画等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赋予茶各种积极、正面的价值。饮茶者(无论是在自家独斟自饮还是与人同泡茶馆)都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的人,相反,经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风雅之士。

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例如奢靡之风盛行,茶的包装过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环境负担;茶具和茶器过于昂贵,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茶艺表演出现了许多不雅或庸俗内容,冲淡了饮茶本身的乐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茶生产商、经销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使用过多的化肥和杀虫剂,加工过程中添加了过多干扰茶性的有害物质,这些行为导致许多种类茶叶品质的退化,这种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传统茶人应有的职业操守,也与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茶道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匮乏经济时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买茶只是备着待客之用,平时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间雅致生活的追求。虽然只有占总人口极少数的人饮茶,但他们大多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思想的创造者,他们不仅维持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道的传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叶的种类层出不穷,饮茶的方式不断翻新,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即任何一个“涂之人”,此时,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阶层、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呢?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所主张的闲隐乐三种精神不仅仍然具有意义,而且在今日获得实现变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度闲和求乐变得唾手可得。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紧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就必须强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归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顺物理尽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饮茶之益来自于茶性的最佳发挥,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对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须依此茶性自然主义原则加以展开。艺境虽是人所造环境,也应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为原则,将艺境融于物境之中,饮茶者无论身处何处其心境和人境都应返璞归真。质言之,虽然心境重在个人独处的内心观照,人境强调以敬待人求得声气相投,但人境的出发点是心境,有独立人格和自处自律的人才会与人平和相处,茶道四境其实就可以化约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举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营造的环境皆由心性外发,洞察物之本性以尽物力,对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谦和的态度。二境皆出于一心: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俗世生活中返本归真,在庸常世界中寻找优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说是饮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获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过程中。物镜、艺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选择,随遇而安,因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当代,拜市场经济和技术革新之所赐,茶相关的器具极大丰富、陈设越加奢华,茶室随处可见,茶叶唾手可得,然而,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外壳,真正有意义的是饮茶者求放心,将心安置于事关大问题的事物上,用宏大叙事去除生活中的繁杂,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的关切,饮茶让人安静下来,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无谓的冲动,一句话,品茶就是赴一场心灵之约,从这个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董鹏(陕西安康)】

舒曼:“佛茶”与“禅茶”之关系刍议

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独家报道:销声匿迹两年的天价岩茶黑表格又现江湖

前言:所谓天价茶,乃农产品中的奢侈品,市场经济里的副产物,基本有价无市。那远远脱离实际商品价值的虚高价格,无非是商家为了标榜自己的茶叶吸引别人的眼球而使用的一种手段罢了。

天价并不代表高品质,高品质并不一定是天价。

奉劝天下茶友,喝茶还是多点风雅平常心,少些市侩攀比风。

上海茶友会的道场,上千款岩茶令人眼花缭乱

有人说西湖龙井是土豪喝的,普洱茶笑了

有人说普洱茶是茶客的终点,武夷岩茶笑了

如果说西湖龙井的水有西湖那么深

那么普洱茶的水则有洱海那么深

而武夷岩茶的水有马里亚纳海沟那么深,光几百个品种就够你潜水一辈子

我不搞茶圈鄙视链

但如若有人问我有什么茶是集产地、工艺、品质、知名度一身的

我的答案只有一个:武夷岩茶

参与此次品鉴会的部分茶品

武夷岩茶的产地只能说是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硬扩也扩不出一百公里范围。不像普洱茶滇西、滇南都有;更不像西湖龙井,全国各地都在生产。

论工艺,放眼茶圈,独步天下。完全可以如《功夫》里面鳄鱼帮老大喊出那句话:还有谁........

论品质,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有人说喝茶的最高进阶非武夷岩茶莫属。

知名度就更不用说了,天下名山景区与茶叶一起齐名的唯独武夷岩茶。

前缀那么多,下面进入主题。

2018年央视2套3.15在行动栏目曝光了天价茶名单,揭露了武夷岩茶火爆市场下的一些黑幕,后来我找到了制作这张天价岩茶表格的陆建强先生,就有了下面这篇文章:

《独家爆料:520万一斤的天价茶叶价格表到底出自谁之手?》——点击浏览

2019年和2020年有茶圈坊间又炮制出了两份天价岩茶表,但没有出处,表哥(制表者)应该属于地下工作者。

2021年元旦时,陆先生就邀请我去上海参加岩茶品鉴会,因有事没去成而留下遗憾。昨天他跟我说岩茶黑表格出来了。

最新出炉的“天价”岩茶黑表格

于是,我要了一些照片和视频,并随即采访了他:

1、你们出黑表格的初衷是什么?

陆:2018年,当时注意到武夷岩茶有很多天价茶的现象。然后就寻找最贵的茶在我们岩茶群线下众筹品鉴,结果就出来了第一版的岩茶天价黑表格。历经三年网络上流行很多版本的岩茶黑和白表格,常常当做企业或品牌自己的广告,这段时间也有很多人问我这些表格是否出自我们武夷岩茶上海茶友群,我们肯定是没有参与过,今年做的第二版一方面是我们形成了相对理性客观的岩茶消费和爱好者群体,另一方面是我们喜欢对山场、品种和工艺正面分享和交流。所以在群里征集茶样海报发出后,各茶企品牌都积极参与,大家也希望借此机会了解一下上海市场对武夷岩茶的感官审美。我们也期待能够选出二十款我们比较认可的好茶。

2、这些岩茶品质是否与价格匹配,也就是说是不是越贵的越好喝?

陆:岩茶价格常常受到成本和每个企业的利润等关系左右,所以我们这次活动完全是不看价格。就是基于每家企业是否能拿出一款比较有代表性的好茶为主要依据。所以对武夷岩茶来说,是不是越贵就越好?这个理论肯定是不成立的。

岩茶品鉴中

3、经过什么样的评审流程,是否是盲品?

陆:我们的评审流程是以茶友们公开品鉴为主,因为参与的茶友们都比较客观和理性,所以我们没有站在价格或者品牌知名度的角度去评价每一款茶,而且总计至少有四到五轮分组品鉴,能否入榜都要讲出每款茶的优势和主要问题。

4、这22款茶最终的品质排名有吗?

陆:这22款茶的排名,最终不是以品质高低来排名,而是作为一个品种或者一种工艺它是否做到了极致或相对的优秀。只有各自都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才有资格被我们接受和喜欢,而不是用来横向比较和PK,所以他们就不存在品质排名的说法。

5、是否有你们认为性价比很高的岩茶推荐一下?

陆:其实,每家企业多少都会拿出一些性价比很高的茶。如果能够入榜,他一定是在某一方面具备比较突出的特点,综合水平比较高。比如除了两大当家品种水仙和肉桂以外,我们这次更多的鼓励有特点的名枞和品种能够得到大家肯定。如果要寻找性价比很高的岩茶,自然需要不断学习和交流,喝对的茶、健康的茶,我们只有把味蕾的审美水平提高了,才会有性价比很高的茶来找你。

6、这次活动一共收到了多少款茶,有多少人参加品鉴活动?

陆:这次活动茶样通过征集和其他渠道品鉴共计200多款,参与品鉴人数大概在近百人次。

7、你们有没有收受商家的赞助费,有没有为他们打广告之嫌?

陆:没有,也不接受任何商家赞助费,也没有做过任何广告,品鉴过程中使用的是水之品赞助的专业泡茶用水,这个当时有告知武夷岩茶上海茶友群和所有参与者。

8、以后会坚持做这样的活动吗?

陆:以后至少要每隔两年以上才能做一次。其实好茶还是有限,因为每年按照天气和工艺的发挥不同,他们的品质也会有来去。所以今年的入榜茶很宽泛的选择了2019到2020年度。也就是说,有些茶并不是说每一年都做得很理想。

这只是刚刚开始,好茶并不因为这个表格而止步。

参与此次品鉴的部分茶品

9、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陆:每个不同的城市或圈子对武夷岩茶都有不同的喜好要求,相对于上海来说,我们更喜欢含蓄、优雅的香气,内敛不失饱满的口感,“初尝香味烈,再啜有余清,烦热胸中遣,凉芳舌上生”,古代嗜茶者不仅仅记录了武夷岩茶的感官审美,也将岩茶进行人格化的比喻,“严如对廉介,肃若见倾城”,那是汪士慎凭栏举杯,花落化境的写照,今天的岩茶客远比古人幸福,她让我们重新认识香气与滋味的审美境界。

武夷岩茶,得天之雨露,得地之土膏,在仙境中濡润、在阳光下蜕变、在水筛里涅槃、又在杀青与揉捻时脱胎、炭火上雕琢;假以时间而越发温润,冲入沸水再沐浴重生。从2015年第一次踏入武夷山至今,这种迷恋是铭刻在血液里的基因。

这次入榜的茶不仅特地为名枞和品种留了位置,也给高山的百年老枞一席之地,因为茶园管理好,青叶品质就好,加上传统工艺的火工,源于高山却有别于高山,自然也是一款经典好茶。

这次有一款是2017年的,因为这款茶是足火,所以本身作为商品,他退火就要退三年。这种重水求香的岩茶滋味感,是其他任何茶类无法比肩的,也是由浓香经过炭火的雕琢转向酱香的滋味感。

所以这次品鉴我们倡导一个以不同火功对岩茶品质作认知。我们准备了轻火的,有中火的,也有中足火的,甚至还有一款足火的。因为市场上有个说法,说足火都不是好茶,往往焙到足火就是茶做坏了才焙的;或者本身不是好茶,故意把它焙足火,这个理论在市场上验证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绝对。所以我们这次又特地选了一款足火的茶,是用牛栏坑山场和九龙窠山场的肉桂进行拼配的,归堆后再进行足火焙了100多个小时,。结果茶水依然很细腻、柔和、清凉,甜度很高,醇厚度滋味都很好,所以我们说组合也会有经典的好茶。

还有就是我们的征集信息传播有限,市场上一定还有很多好茶并没有我们能够触及到,也会留下很多的遗憾。也由此借助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认识到更多的茶企与品牌方的经典好茶。

参与品鉴的部分茶友

“万峰云忽散,九曲水仍流,”当下的武夷岩茶需要顺应市场更要固守匠心,既是有温度的体贴,也是有深度的情怀。

感谢所有为岩茶付出而努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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