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茶与榷茶是唐宋王朝茶业政策的核心，茶业政策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莫不因它而立。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是国家茶业政策的具体贯彻，然而，唐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茶业政策又有自身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四川地区税茶较早，榷茶较晚，税茶、榷茶的机构屡次变更;二是榷茶范围先从四川局部展开，逐渐向四川全境推行。唐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巩固封建王朝边防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加重了四川地区茶农的负担，阻碍了四川地区的茶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唐宋;四川;税茶;榷茶
引言
关于唐宋时期税茶与榷茶的研究，学界的研究视野聚焦税茶与榷茶制度在全国的发展变化，具有全局性①[1-4]。然而，学者们关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②[5-6]的税茶与榷茶侧重于梳理茶业政策的线索③[7-8]，因此，学界在研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的变化及税茶机构的变迁存在诸多不足，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榷茶政策的演变及税茶、榷茶机构的变迁。
①贾大泉[1]，黄纯艳[2]刊文探讨了唐代茶法;林文勋[3]，黄纯艳[4]在其著作当中深入研究了宋代的茶业政策。
②本文界定唐宋时期四川地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5]《宋史·地理志》[6]所记载的范围:唐代之剑南道，山南西道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宋代之成都府路，利州路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
③李敬洵专题讨论唐代四川地区的茶法[7];贾大泉，陈一石梳理了四川历代茶业政策[8]。
一、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
1.税茶的源流
安史之乱给繁荣富强的唐王朝以致命打击。其后，藩镇割据“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7]5921。方镇割据，节度使擅自任命属吏，随意截留朝廷赋税。唐王朝国库空虚，财政面临举步维艰之困境。为缓解财政危机，开辟税源，提高税率，虽属治标，然在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仍不失为立竿见影的务实之举。
四川是茶的原产地，也是人工种茶、饮茶最早的地区。由于饮茶有解酒、止渴、提神祛疲劳、解闷等功效，故饮茶习俗迅速传播，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竟蔚然成风。唐人封演云:“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9]47李珏亦云:“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10]4053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别贵贱老幼，都时刻离不开茶。社会需求刺激社会生产，古今皆然。种茶、制茶、贩茶便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骤然勃兴，发展迅猛，规模巨大，从业者众。“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11]5262歙州祁门县(今安徽省祈门县)“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每岁二三月，賫银缗缯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12]3737。商人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众多商人云集茶叶市场，说明茶叶利润丰厚，引起财政面临困境的朝廷关注，开辟新税源，税茶势在必然。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即位的第二年，为应付财政危机，采纳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是地税和户税......又融合了租庸调法而产生的新税法。”[13]119这里的地税主要是农业税，农业税调整(提高)了，工商税自然也得想法多征。于是在“两税法”实行两年多后，判度支赵赞以请为“署常平轻重本钱”为名，开征商税得到朝廷批准后，便“于诸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10]334。判度支赵赞税茶，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于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这其实是过税，过税在肃宗、代宗时期已经实行①[14]，当时只是千文以上才收税，收多少没明文规定。
第二，收税对象是“商货”，这就包括一切商品，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商品。
第三，规定税率。一般商品“每贯二十文”，即0.2%，而竹木茶漆的税率则是10%，比一般商品高4倍。
上述三点表明赵赞征税税目虽包括茶，但不是专门对茶征税，因此还难说这是税茶，如果一定要说是税茶，那也仅是税茶的先导而已。这次以“充常平之本”名义征税，只实行一年多。建中四年(783)八月“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省乾县)，面对叛军围攻，为笼络人心，改元兴元。兴元元年(784)正月制曰:“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赦下，四方人心大悦。”[15]7392处于逃难之际的唐德宗为获得民心，将赵赞征税项目，悉数罢停。
唐德宗贞元九年，茶税成为特种税。史载:“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仍委滂具处置条奏。”[10]2128“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贞元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16]1886张滂以“遭水旱”为借口征税，建中三年(782)赵赞以“以充常平之事”为托辞征税，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征税对象、范围却有不同。赵赞征税对象是“商货”，税目众多，茶仅是其中之一;张滂征税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茶。赵赞在“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而张滂还专对“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置吏收税，这不仅涉及茶商，还涉及茶农，这才是真正的税茶。《旧唐书》云:“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其实就是说专门对茶征税，是从贞元开始的。贞元税茶之后，整个中晚唐、历五代至于宋初，并被后世王朝相继沿袭，其间因各种原因偶尔暂停，但旋即复征，总趋势是税率增高，穆宗时达到50%②[5]1382，茶税监管控制日益严密。
2.四川地区税茶机构的变迁
唐代四川地区税茶是全国税茶政策在当地的具体贯彻实施。安史之乱对河南、河北及中原地区冲击极大，但对四川的影响相对较小，朝廷对四川的统治较为稳定，地方官吏遵照执行中央政令。在税茶方面，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负责征收茶税的官员及机构屡次变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贞元九年(793)至长庆元年(821)，盐铁司主管，张滂等人负责[17]153。
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税茶之议被认可，并“委滂具处置条奏”，即令张滂主持全国茶税的征收，当然包括剑南三川，但此事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在张滂税茶前一年的贞元八年(792)，已有诏令将全国财富分为东西两大块，东南由户部侍郎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负责，西部三川(剑南西、剑南东和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负责[16]1886。对于这样的分工，班宏、张滂都不甚满意。按职责区分，度支主要管支出，赋税征收归盐铁，而现在盐铁部分职权被侵占，张滂不高兴，因其本官户部侍郎，是班宏户部尚书的副手，对工作挑肥拣瘦，也有意见，故“互有长短”，后来由宰相出面上报德宗才最终定下来[16]1886。接着班宏去世，司农少卿裴延龄以“守本官，权领度支”。新官上任自然想有所表现，当自己所辖区内之事他人插手，也有所不甘，但面对官阶比自己高，又自知“不通殖货之务”[10]3720，自然不能与张滂对抗，因此“自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途而理矣”[16]1886。度支与盐铁各负各自的职责，三川财富仍归度支(茶税除外)，茶税则由盐铁主管，四川税茶遂得以顺利进行。从这以后，经顺宗至宪宗都执行张滂拟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一直到穆宗。
第二阶段:长庆元年(821)至太和元年(827)，负责人牛僧儒、崔元略[17]359。
穆宗即位，税茶几经变易。先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接着改变以前由盐铁主管三川茶税而为“两川以户部领之”[5]1382。唐朝后期，“户部司已成为供给文武京官俸料，掌管国家后备经费，与度支司和盐铁转运司鼎足而立的财政三司之一，跻身于职事繁剧，地位轻重的官司之列”[17]292。以户部领四川茶税，显然与保证或提高文武京官俸禄有关，这正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的手段之一。然而，户部一来“职事繁剧”，二来户部在地方没有监院、巡院，四川以茶税所征钱物，如何运往京师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便委托度支办理，而度支采取的办法，则是让巡院(度支在京城的下属机构)“于上都召商人便换”[9]4913。所谓“便换”，就是“飞钱”，召茶商来京师将货款交给巡院，由巡院开票据，茶商拿票据到产茶州县有关机构或商号取款购茶，而度支巡院以“便换”所得收入转交户部，这个办法对茶商交易提供极大方便。这样以户部领两川税茶，既增加了户部收入，对两川茶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是问题也不少，因“飞钱”只方便富商大贾，对中小茶商无任何作用，户部委度支代收茶税，难免从中截留。此法实行大约七年后到文宗即位便被停止。
第三阶段:太和元年(827)至开成元年(836)，负责人李德裕、杜元颖等[18]17，20。
“太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茶税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已来，不依元奏，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请取江西例，于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送省，所冀免有逋悬，欲令巡院官李渀与(李)德裕、(刘)遵古商量制置。”[10]4913这是工部侍郎庾敬休给文宗的奏章，从中不难看出，西川茶税从太和元年(827)起由“户部领之”改为“使司自勾当”，也就是归剑南西川、东川节度使办理，西川“每年出银四万贯送省”。认为这样“稳便”。然而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其时，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为求恩宠(东川、山南西道节度使史籍失载)，巧索珍异进献皇上，军需粮食都敢克扣[10]4262哪里把国家税收放在心上，竟截留茶税所征财物，以致拖欠。于是决定在归州设置巡院，办理运送由茶税征收各种钱物，不使拖欠;但这是权宜之计而已，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16]2121西川节度使主持税茶执行近十年终被停止，仍旧恢复贞元时的盐铁使掌管茶税。另，四川地区税茶归属几次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茶税收入的增减，具体数字史籍失载，不得详知，但从以下两个数字对照，或可知其大概。贞元九年(793)，张滂“初税茶，岁得四十万贯”[10]376。这是全国的税额;太和元年(827)，四川税茶由“使司自勾当”，定额为四万贯。由此可知，四川税茶为全国税茶的十分之一。其后，四川税茶的管理归属亦颇有变易。唐末剑南节度使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相互攻伐，在各自控制区域内任意征税(包括茶税)，任意截留，乃至“全蜀赋税，不供天府”[12]410，仅在形式上与朝廷保持关系，“岁时但贡奉而已”[11]5120。
五代，四川地区为孟蜀窃据，实行榷茶直至覆亡。宋初仍税茶，正如宋人潜说友所说:“茶税起于唐。利日益滋，法日益详，县官因以佐大农、宽舆赋，遂为经常之制。国朝初，循唐旧”[19]478。“循唐旧”，是指全国，就四川而言，则另有措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灭孟蜀，“深知东南数路茶法之害，制诏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20]1。宋初，“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卖”[6]4286。这是改孟蜀的榷茶为税茶，具体办法是:“茶园税每三百文折纳绢二匹，三百二十文折纳绸一匹，十文折纳绵一两，二文折纳禾草一束”[20]1。纳税之后，便可任令通商，不过只限于川峡数路，超越本区，“则禁出境”[6]4269。此法一直实行到神宗熙宁七年(1074)，“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商，别无茶法”[21]6547。据统计，唐五代四川地区茶叶产量大约在1000万斤左右[22]88，由此可见，四川地区茶税对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榷茶
1.榷茶的缘起
榷茶最先起于唐文宗时“上访以富人之术”。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10]4400吏部尚书、检校司空王涯复领盐铁转运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入户部，人人悦焉”[16]4400。这样，王涯榷茶之法施行五年后终被废止。不过，这次榷茶，对四川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从太和元年(827)起，到开成元年(836)间，四川茶税事是“使司自勾当”，由节度使主管，王涯虽为盐铁使、榷茶使，却管不到四川榷茶之事。五代时期，四川亦曾榷茶。苏辙云:“五代之际，孟蜀窃据国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23]787孟蜀榷茶的具体作法，史籍失载，语焉不详，但榷茶之法亦随孟蜀之覆亡而被废止。
由此可知，唐时榷茶短暂，尚未波及四川;而孟蜀榷茶，虽在四川，但为时不久，未形成定制而影响后世或被后世沿袭，故只能说是榷茶先导，更谈不上正式确立榷茶制度。
2.四川地区的榷茶制度
赵宋立国不久，便开始在已控制的部分地区榷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祖乾德二年八月，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24]131接着“乾德三年(965)九月，以度支郎中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晓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万緍”[24]157。又《宋史·食货志》载:“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6]4447不难看出，赵宋榷茶始于乾德二年(964)，最初只在局部地区，其后逐步推广，乃至全国。不过那时榷茶，并不涉及四川。
四川榷茶，始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即“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21]6644。《宋史》亦载:“(川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6]4510不过，熙宁七年榷茶只在四川部分地区，“只得于熙、秦、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卖入官”[21]6645。熙宁榷茶之前，川陕境内茶叶虽是“任令通商”，但“禁其出境”;现在在熙州(治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河州(治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和政县西北)①[20]4、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通远军(治通远，今陕西省环县)、永宁寨(通远军南120里[25]139)，这5个茶场均在今甘肃、陕西境内，也就是对“禁其出境”开了一个口子，即川茶可以贩运到西夏王朝的边境交易(陕甘北临西夏)。神宗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重订和约，恢复双方商贩往来，“西夏对宋的出口物品有驼、马、牛、羊、玉、毡毯、药材、盐等，宋对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铜钱、银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26]302。开放川茶，去陕甘交易，无疑与此有关，然而事关对外出口，自然由政府直接控制，熙宁榷茶由此而起。
熙宁七年1074)榷茶，茶场主要设在今陕西、甘肃境内，凡5个，而在四川只有永康县场(在彭州)和名山县场(在雅州)两个茶场，这表明熙宁榷茶只榷输入陕甘的川茶，并不涉及全区。四川全境榷茶，是几年以后的事，川茶入陕甘道路艰险，运输困难，致使课利不足，李杞主营川茶时，经营布帛，欲以布息补茶利，“自后又恐买布亦难敷及元数，则乞却雇回脚车船，般解入川。洎至盐法难行，则又乞将川中有茶去处并行收买”[24]4233。元丰元年(1078)，蒲宗闵亦上书“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于是蜀茶尽榷”[27]225。这才是四川全域榷茶，可见四川地区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全域的。
其后，哲宗时，四川曾一度废止榷茶。元祐元年(1086)八月辛卯令曰:“废罢成都府在城博卖都茶场，止令产茶州县元置茶场处依未置都茶场日任便贩卖。”[24]4233不过，没有几年，绍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五日陆师闵奏请“复行榷买川茶，依元丰法不许通商”[21]4468。此后，直到南宋初期，川茶榷茶依元丰法再没更改。
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开展，北宋政府在川陕地区建立了一整套榷茶机构。首先，宋政府在成都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四川及熙秦榷茶买马事宜。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佑邦用”。茶马司权力很大，“应产茶及市马之处，官属许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6]6745。并且“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20]32。其次，设置买茶场。榷茶事务由茶马司直属机构—买茶场办理，产茶区榷茶事宜由当地知州、通判兼提举。买茶场监官、专典、库称、牙人等专职办理茶叶交易，征收茶税事务。茶场监官是“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21]6205。可见，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是通过都大提举茶马司，买茶场及地方政府等官僚机构协同办理榷茶事务，但榷茶具体事务主要由各地买茶场经办。据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二九《食货》统计，北宋时期，都大提举茶马司在蜀地共建立24个买茶场，且24个买茶场均在成都府路，这是四川榷茶初始时三四年间的茶场数。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27]226但未详述41个买茶场的名称。因此，我们很难精确统计北宋各个时期买茶场的数目，但买茶场由24个增加到41个，表明四川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逐渐扩大到全域的。宋政府通过各地设置的茶场垄断四川地区茶叶市场，以确保政府获得高额利润。
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榷茶机构的同时，针对川陕四路实际情况制定了完备的榷茶措施及办法。其内容涉及买茶场职责、交易规则、触犯榷茶规章处罚、官员奖惩考核等各个方面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其措施及办法是:
(1)买茶场职责按照市价尽数悉买园户之茶，正斤之外，量加耗茶。每岁民间资金缺乏时，买茶场预先计量现钱、斛斗，召园户自愿结保请借，每贯出息二分;至茶出时，以茶赴官折纳。如过夏季仍不纳茶抵偿，依法追催。
(2)茶价政府制定茶价。通常情况下，官价茶叶一般是在政府收购价基础之上再加价二分至三分。此外，息钱、头子钱、税钱、打角钱由政府征收。
(3)交易原则茶园户不得在茶场之外买卖茶叶，茶商必须到茶场按官价买茶;官方发行茶引，按照茶引指定的地区销售，并缴纳住税和过税;商人与园户私相交易，或贩卖无引私茶，皆许人告捕，并依法断罪;告捕之人按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十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4)奖惩考核按规定数额买卖茶叶，岁终审定，超额有奖、亏额有罚;茶场超额，官员相应加官进爵，并予以物质奖励。茶场监官、吏人，收息一百贯文，赏钱五贯文;若亏五厘以上，罚俸半月，公人笞四十;满一分，监官笞二十，公人杖六十;满二分，监官、公人各加二等，至三分，停止加罪。
由上可知，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榷茶机构，制定严密的榷茶法规，从制度层面确立北宋政府榷茶的权威性、合法性，保证榷茶机构的高效运行。榷茶机构垄断茶叶贸易，茶课收入急遽增长，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百万。”[24]8045“初”指熙宁七年(1074)政府始榷茶，只是榷入陕甘的川茶，便茶课税息三十万贯;“稷”指李稷，元丰五年(1082)他将茶课增至五十万贯。“师闵”即陆师闵，“李稷殁于王事”以同提举成都府之职代稷领治茶事，将茶课增至一百万贯。事实上，北宋政府在蜀地榷茶的课息收入，基本上都超过政府规定岁额。据文献记载，李杞主管四川茶场公事的六年(1072-1077)，“总入息税钱百二十二万九千余缗”[24]7381。每年平均茶课的收息三十余万缗;元丰元年至元丰五年(1078-1082)，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24]8045。每年平均茶课收息九十万贯，超过规定岁额五十万贯;陆师闵代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的二年时间，元丰六年至元丰七年(1083-1084)，“增羡至一百六十万缗”[23]8045，到元丰末(1085)，“今则岁献二百万贯”[20]33。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岁课川陕茶息，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二贯”[21]4467。可见，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所获茶课呈逐年递增之势。
①河州置场，“本路置场买茶往熙、河博卖”[20]。
三、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与榷茶的作用及影响
税茶、榷茶都是正常赋税之外的额外征收，就其实质言，说是横征暴敛，未尝不可。不过唐税茶、宋榷茶初始时，国家内乱外患方殷;四川地处边防最前线，唐有吐蕃、南诏不时侵扰，宋有西夏、金、蒙古入侵。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郡将自擅，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10]720。由于“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12]175。宋则“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西夏)骄盛，寇盗横炽”[29]525。当此为难之际，为抵御外侮，增加军费，保障国防开支，即使是苛捐杂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终属苛政，必然会随之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茶农。史载武宗时“盐铁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利州益昌)县令(何)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引厚赋毒之手?’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手?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5]5634。税茶将茶农逼至绝境，当然不只是利州益昌(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南)一州一县，在三川一带有普遍性，利州益昌人有幸，遇上了何易于敢于舍身抗旨的好官，得免涂炭，然而，像何易于奉职守法的循吏不仅在四川，就是在全国也是寥寥无几，而税茶与榷茶给茶农的灾难何等深重，当不言而喻。
相对而言，宋初税茶较唐代宽松。据知彭州吕陶叙述:“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20]4茶农只要按一般农户缴纳夏秋两税之后，便可“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此外，“川陕、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高商，别无茶法”[24]6686。可是，熙宁榷茶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北宋刘挚、苏辙均曾指出榷茶之弊:一是阻碍茶业的正常生产与发展。“又昔日未榷茶，园户例收晚茶，谓之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随时即卖。榷茶之后，官买止于六月，晚茶入官，依条毁弃。官既不收，园户须至私卖以陷重禁”[29]787。二是导致大量茶园户破产，激化社会矛盾。“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地实生祸也。”[29]152三是榷茶导购价格低廉，茶法严苛。“自官榷以来，以重法胁制，不许私卖，抑勒等第，高称低估，递年减价，见今止得旧价之半。”[23]787“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23]786显然，苏辙对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当有客观分析，但总体来看是弊大于利。
四、
结语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在四川地区实施的税茶、榷茶当然属于苛捐杂税，但它始于唐宋内忧外患方殷之际，为抵御外侮，征收茶税、施行榷茶的政策，亦有一定正当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的政策给四川地区民众带来的伤害也不容忽视，加重了茶农和茶贩的负担，阻碍了茶业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也极其深重。毕竟，唐宋政府税茶与榷茶是封建王朝的一项国家税收制度，它反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治观，虽经屡次更改，但它始终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唐宋时期施行的税茶和榷茶为历朝沿袭，延续至明清。事实证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封建统治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将茶叶由通商改为榷禁，原本在市场自由买卖的茶叶变成政府专卖之物，这种做法必然造成统治集团徇私舞弊，产生腐败，激化社会阶级矛盾，导致封建政府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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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蒲应秋、潘艳芬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每年春季，一旦冰雪消融，青草长出，大批的马帮即行出发，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由于他们的出现，商业的潮流，从川西的雅安诸县，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开始，经过整个横断山脉，一直流淌漫延到西藏腹地喜马拉雅深处，乃至南亚次大陆。这股潮流所及之地，形成了交流的道路，将商品的产出地与消费地长程联系在一起，不仅直接促成两端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亦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横断山脉区域的气候、环境和文化与青藏高原有所不同，但两个区域本来就有着自然的联系，千百年来人类在此更进行着持久不断的接触交往，形成了十分独特而奇异的交流网络。
当这些商旅不辞艰险到达拉萨时，拜谒上层喇嘛和贵族的最好礼物，当然非茶叶莫属。一般的农牧民众，更期待以自己的产出，去换取每日必需而当地却无法生长的茶叶。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在其所著《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里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有各种的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青藏高原虽不纯然属于游牧社会，大部分人群采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但由于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他们同样难以自给自足，他们必须以各种互动方式获得外来资源，如经由茶马古道和茶马互市来获得必需的茶。据藏族作家唯色记述，她那从小生活在拉萨的母亲一直记得，用刀子将马帮千里迢迢运来的包装茶叶的牛皮口袋割开，被久捂着的茶叶的清香之气立即扑鼻而来，里面就是藏族人“嗜此如命”、每天必打酥油茶喝上三四十碗的茶叶。这在产地很普通的东西，在青藏高原则成为贵重之物和每天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不可能仅仅靠祈祷和思想活着。人实际上也是由他吃喝的东西决定的。藏族生活必需的茶，就决定了他们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群。
一、汉藏茶饮与茶马互市
中国是毋庸置疑的茶的故乡。正如丝绸、瓷器，茶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中华汉地的植茶、制茶和饮茶之风源远流长。在唐朝开元以后，中原内地的人们已经“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而且“自邹、鲁、沧、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更显著的是，茶叶和饮茶之风已“始自中地，流于塞外”。此时，陆羽所著的《茶经》已经面世，对逐渐形成的茶文化进行了精彩总结，并建立了体系，陆羽也因此被后世奉为茶圣，至今仍在产茶和销茶的地方享受供奉。
而且，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后来合为一体，成为蒙古人至爱的奶茶、藏族人民至爱的酥油茶。这是名副其实的茶乳交融。
从纪元起至7世纪，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逐渐兴起，向北发展到青海、甘肃，向东发展的一支，沿雅鲁藏布江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横断山脉区域的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有的甚至达到了缅甸北部，已很接近产茶的地区，这样他们自然就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发生联系，云南和蜀川乃至中土汉地的茶叶因此而进入青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藏族已经全面与汉族等来往密切，他们接触到汉地的茶叶已不是什么难事。有人甚至认为文成公主进藏的嫁妆什物，其中就有茶叶，但不见记载。
最早有藏史记载的是：吐蕃初无茶，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芒波杰赞普（704—754）久病不愈，闻茶叶可以治病，遂遣人赴内地寻取。后一忠心大臣在一座浓密的汉地森林中找到茶叶，此人自背一部分茶叶，又让鹿驮了一驮茶，返回吐蕃献给赞普，赞普饮罢茶水，随即病愈，于是吐蕃乃有饮茶之俗。另据李肇的《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锦州者，此顾潴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常鲁公使西蕃是在公元781年。可见，唐时许多内地名茶，包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和江浙等地的茶，已经传入西藏，只不过藏人养成喝茶的习惯稍晚于中国内地，而且先从上层王公贵族开始接受。
当时唐朝的茶业如何呢？大史家许倬云先生说：“唐代种茶与制茶都成专业技术，剑南、江南遍处有名茶为特产，制茶作坊已成专业，脱离了农舍做茶。茶的种类繁多，也有集中的茶市，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提到浔阳的茶商，离家前往浮梁买茶，数月不得归来：‘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茶作为有价值的商品，销行数量也大，唐代政府竟可在出茶州县及运茶要路口，收取茶税，每十税一。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贞元九年开征茶税，一年可得税钱四十万缗，可知当年茶的销售量，有至少四百万缗的价值。”而且唐代的贸易交通，已形成相当完备的网络：“在这一庞大网络上，人货移动，转输各地，为市场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配合交通网络，驿站及民间的旅邸客舍设施完备，甚至有出租的赁驴。……人客远程旅行，非常方便，货物流转，自然可以畅通。”著名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也指出：“特别是茶成为唐代的一种新商品，是最好的贩运对象，故足迹遍天下的商贾，十之八九都是茶商。”傅先生在此所言的“天下”，当包括青藏高原的吐蕃在内，占到唐朝商贾绝大多数的茶商，势必已将茶叶贩入藏地。2006年，世居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兴隆镇沈村，明、清沈边土司后人余启仁先生，公布了一张立于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为解决争夺边茶商贸中心的合约，人称《万历合约》。这份以沈边土司余景冬为首，有25人参与，盖有五枚印章的合约，一开始就写道：“立约新官余景冬交冷、沈耆宿一十三枝。切缘西域易茶始自唐时，蛮客（藏商）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异……”明代的官民耆宿已认定与藏人易茶始自唐时，而且藏人落脚交易地点历来就在大渡河畔的冷碛和沈村。由此可见，与大唐以战争、通婚和亲，以及贸易等各种方式交往了两三百年的吐蕃，得到中华各地所产茶叶，实为情势中事。在藏文史籍《藏汉史集》之《甘露子海》篇中，又曾以大量篇幅，对产于内地的16种茶叶的特点和优劣，以及食用方法和医疗功效，作了详尽的描述和介绍。这一方面可看出茶叶对藏族的重要，他们已很熟知茶叶的特点和功效；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汉藏间的交流已达到很深层的地步。
在传说故事里，茶出现在西藏就更早。有这样一个著名故事——与藏王松赞干布同时代的吞弥桑布扎，胸怀创制藏文的雄心大志，到文明古邦印度整整游学7年，返藏后殚精竭虑、潜心钻研，终于先拼出了30个辅音字母，因为有一些藏语发音不能由梵语现成照搬，其中有六个字母就得益于与一位路人的实际对话：“你从哪里来？”“我从象雄来。”“你去哪里？”“去萨霍尔。”“因何而去？”“去买茶。”“何时返回？”“不一定。”就是这段问答令吞弥桑布扎顿悟，因为路人回答的每一个关键词里，都有他需要的语音元素，由此便在转借而来的符号中有了6个新添的字母。那人是为了买茶才上路的，松赞干布时的“萨霍尔”，应该已有茶市。
到唐末宋初，高原上的藏族已普遍饮茶，形成饮茶习俗。必须指出的是，藏文里的“茶”就直接借自于汉文的“槚”，至今藏语“茶”的发音仍同于唐代汉人所称茶的“槚”（jia），而且，藏语里把汉人称为“甲米”（jia-mi），把汉地称为“甲拉”（jiala）。米就是人，拉就是地，也就是说，对藏人而言，汉人就是茶人，汉地就是产茶地。
藏族用茶风采独特，对茶的需求量世所难匹。酥油茶可以说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族的一大发明，是藏族人一天都离不开的主要饮食。不管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喜爱喝茶，也不管他们如何喝茶，都远远不及藏族人对茶叶的渴求。
跟汉地饮茶不同。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将来自内地的紧茶（如砖茶、沱茶类）弄下一块放入锅中，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汁倒进木制的酥油茶筒，再加入酥油、盐及其他香料，用一带叶片的“搅棒”在茶筒中上下抽动，使其水乳交融，然后用一竹篱子滤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如果是在野外放牧或行走于路途，打酥油茶就没有如此讲究，一般是将水在一便携的铜壶里烧开，放入茶叶和酥油，用小木棍搅动，再倒入茶碗即可饮用。寺院则用大铜锅煮水，以哈达等包裹茶叶煮熬酥油茶。过去每座寺院都备有巨大的熬茶铜锅，以供应僧众饮用。饮用酥油茶能产生大量的热量，并能提供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甚至能避免嘴唇干裂。因为藏族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和乳制品，以及燥热的青稞炒面——糌粑，没有茶不行，于是酥油茶成为其主要饮食，从早至晚，几乎茶碗不离手，每天一人总要饮上十多碗酥油茶，才觉得浑身舒坦有劲，要吃主食糌粑，也必得酥油茶相拌。即使上山放牧和远途旅行，也是怀揣茶碗，随时随地打酥油茶饮用。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构成了高原藏族的一大文化特色。
茶叶一经传入藏地，因它富含高原人们需求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迅速使它成为以肉食乳饮为主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从接触到内地的茶起，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藏民族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争相竞求。到唐末宋初，藏民族已普遍饮茶，形成了对茶叶的强烈依赖，藏族民众历来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这也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言：“吐蕃崩溃后，部落数千家，小者百余户，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内受佛教僧伽之化导，人心宁谧；外因邻接诸国之衰乱，不相侵扰。边境安靖，阅400年。惟其时中夏需马，蕃人嗜茶，互通有无，商业勃兴。茶马市易，成为西陲第一要政。”
在茶马古道一线，最大宗最好卖的货物就是茶叶。藏地的寺院一打酥油茶就是一大锅一大锅的，一天从早喝到晚，茶的消耗量特别大。有些寺院动辄几千人，一天不知要喝掉多少茶。据说茶叶所具有的醒脑安神功能，有助于僧侣们念经修行。2012年，拉萨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整修，将昔日的煮茶大铜锅抬置大殿外，我意外在其中一口大锅的内侧，发现了一段藏文铭文，经曾在西藏社科院工作过的索朗顿珠活佛翻译，大意为：非凡享受之聚集，渊源无尽之宝藏。可见在藏传佛教僧侣和藏族心目中，茶叶有多么珍贵！在藏地，茶叶最大的买主就是寺院。这亦为茶马古道贸易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遍布茶马古道沿途各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藏地最大的“商贸公司”，寺院派出得力僧人去做生意；它还起到“银行”的作用，因而寺院也是茶叶的集散中心和最大的消费点，大量终日念经修行的僧侣是一大消费群体。再加上数百万嗜茶成性的藏族民众，对茶叶的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
四川甘孜州藏族作家亮炯·朗萨就录有一首流传久远的康藏南路的民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茶叶产地和汉藏间茶马互市的情景：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最先出在东边汉地。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雪白铜锅烘出来的茶，商人洛布桑批买来的茶。骏马和皮毛药材换来的茶，驮夫翁塔桑穆驮来的茶。渡过大江小河的茶，翻过高山峻岭的茶。
……
不仅茶成为藏族民众的必需品，藏地的马也已成为汉地需求的战略物资。关于文成公主进藏，《新唐书·吐蕃传》里就有“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马”的记载。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中原内地很少饲养牛羊，更不要说马。珍贵紧缺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哪有空阔的地盘来养马？况且南方气候湿热，也不宜养马。所以汉地长期处于打仗缺马的窘境。一地产茶，一地需茶，一地有马，一地要马，于是联系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这正如丝绸之于丝绸之路。某一“物”的发现与需求，往往致使人们组成商队，翻越万水千山，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各地，形成道路。由于往来人众，这些交通道路逐渐就成为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唐代，中原内地还主要靠卖丝买马，而到宋时，茶马互市已经成为汉藏间的一件大事。分崩离析后的吐蕃对中原内地已不构成任何威胁，相反还成了中原的大后方，他们不仅在西北一带成为宋与西夏间的屏障，而且还负责向宋廷输送好马，因为宋朝在北方的死对头辽和金，都严禁向宋朝输出马匹。到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朝与之开战，互市贸易断绝，输出西北的“西路茶”受阻，于是宋朝的战马来源就只能寄托于西南的吐蕃故地和大理国。陆游就有诗曰：“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宋遂开黎、雅和广西邑州横山等市，并建茶马司，以茶易马成为宋的国策。明人谈修在《滴露漫录》中就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之大经。”因内敛孱弱的宋朝版图比较狭小，远离产马的游牧地区，特别是南渡偏安之后，国防上急切需要马匹，产马地区又多非自己所辖，只有在西北跟藏族，后来是在西南地区，跟藏族等少数民族换马。以茶易马由此形成制度。如果没有茶马互市，没有茶马古道，宋王朝根本不可能维系那么久长，尤其偏安江南后，还能苟延残喘150年，实与藏族等少数民族对其支援分不开。也难怪蒙古人灭宋，非经由川西、云南包抄不可，这样切断了南宋的供给生命线，才彻底端了赵宋王朝。
宋王朝对茶实行统购统销的官卖制度，甚至由官方自种自焙，在内地是卖给老百姓，在边疆则用以换马，这就是所谓的“榷茶制度”。“榷”，原意是指只通行一人的独木桥，在这里就指官方专卖。“川陕民茶，尽卖入官，更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各地茶马司的职权已在诸司之上，而且诸道茶场渐增，到元丰八年（1085），蜀道卖茶场就有41处，京西路金州（今陕西安康县）有茶场6处，陕西的卖茶场有332处。“榷茶”出现种种弊端问题后，宋王朝就大更茶法，改为茶引制度，发放茶引给茶商，一引可市茶100斤，茶马互市由官方的统购统销转换为官方控制民间贸易，进一步促进了茶马互市，从而促使茶叶产量大幅度增长，仅川茶的年产量，最高时有3000余万斤之巨，占到当时全国茶叶产量的一多半。宋人黄庭坚诗曰：“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说的就是作为茶马互市交通道路的茶马古道日益繁忙的景象。据王辅仁、索文清先生所著《藏族史要》记载，当时宋王朝每年以茶叶交换的战马达两万余匹，仅官府因此向藏地输送的茶叶有百余万斤。
及至忽必烈由川西奔袭大理国，进而包抄灭了南宋，建立了庞大的元帝国和更加完善的驿道系统，进一步打通并完善了西南、西北各地间的道路，不仅正式将藏族地区归入中央行政体系，而且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忽必烈曾匠心独运地在中央政府内特地成立了一个跟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完全平级的机关——释教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以藏族帝师领院事，直接管辖吐蕃军民事务，推行政令于吐蕃势力所到达的所有地域，军政、民政、财政尽在掌握之中。这一行政体系虽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特点，但已将吐蕃完全纳入了中央直接管理之下的全国行政制度内，奠定了后来明清两朝在藏族地区的政治格局。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的王朝，它并不缺马，在其不足百年的统治时期里，就少有茶马互市的记载，但由于政治和宗教的密切关系，以及交通驿运的建立，两地间的物资交流应更为畅达。
明代，封闭内敛的明王朝像宋王朝一样战马稀缺，于是西部地区的茶马互市又有空前发展。佟柱臣先生就指出，明朝吐蕃与内地在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明王朝更从雅州到乌斯藏修筑了驿路，使内地到乌斯藏直接有了交通往来。”明人王庭相进一步发挥了宋人对茶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作用之认识：“蜀中有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之者，茶是也。五谷饔飨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则不以为急；布帛帷帐非不丽也，御穹庐毡裘者则不以为重。茶之为物，西戎、吐蕃自古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国君子故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明代四川巡抚严清就清楚地认识到：“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番人之命。’”马政都御史杨一清说得更露骨：“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胜于数万甲兵。”
还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特别关注“西番”（指自陕西及四川、云南西徼外各民族）驯养的马匹，因为他“起江右，所急惟马，因设茶马司，与吐蕃互市”，马是帝国军事力量的重要资源：“以西番产马，与之互市，马至渐多”，但西番“其所用之货与中国异，自更钞法后，马至者少”，朱元璋“患之”，于是“八年五月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马稍集，率厚其值以偿。成又宣谕德意，番人感悦，相率诣阙谢恩。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市”。“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另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茶马互市，“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千万余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河州在今甘肃临夏，碉门在今四川天全。其实有明一朝，自明初洪武年间至明后期万历年间，官府设的茶马司有增无减，从最初设于洮州（甘肃临潭）、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到西宁、甘州、岷州、庄浪，加上四川的雅州（雅安）、碉门（天全），近有屈指之数，跟宋代的市舶司有得一比，尽管其行政级别要低一些。
安多、康区的地理环境适宜产马，而且与内地汉族地区地域相连，自古便是汉藏茶马贸易之走廊地带，在整个明代的汉藏贸易中，这一区域的茶马贸易就占据重要地位和优势。
明末，云南进行了17年的抗清斗争，因战乱，对藏族的茶叶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入滇，藏族立刻要求恢复茶马贸易。于是，在平西王吴三桂的主持下，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就此展开。据刘健《庭闻录》记载：“（顺治十七年）三月朔，北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及西番蒙古译文四通入贺。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可见藏族对茶叶的需要是多么迫切，更可见经济的市场交换网络不能长期断裂，资源的转输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清史稿》也记载：“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北胜州即今云南丽江永胜。
自清代乾隆后及民国年间，茶马互市逐渐名存实亡，因为清王朝已完全控制西北的主要产马区，并在东北建了大规模养马场，而且随着近现代火器的使用和现代运输工具的出现，冷兵器时代马匹的重要性日益减少。但没有丝毫改变的是，藏族对茶叶的需求，以及迅速增长的人口对各种药材和土杂等的需求。茶叶入藏仍在进行，而且随着清政府对藏地控制的加强而增强。无论在川在滇，还有川西北经陕西、甘肃到青海藏地，茶马古道在继续运行，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
选自：李旭《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第二章，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注：资料来源民族史，作者李旭，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钱沣（1740年4月26日[1]—1795年10月30日[2]），字东注，一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清代大臣、书画家。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授检讨，官至御史。曾疏言乾隆宠臣和珅为军机，办事不遵制度，因授稽察军机处之任。和珅知其家贫裘薄，凡劳苦事多委之。56岁时，钱沣准备弹劾和珅，却突然病死在北京云南会馆。在钱沣枕下，发现了奏本底稿，写了几千字，开列了和珅罪状20多条。钱沣逝世后5年，和珅终于事发，被抄家，赐自缢。钱沣书法逼近颜真卿，尝兴酣画马识者珍之，故而民间又称之为“瘦马御史”。著有《南园集》。
原标题：礼赞 | 《信茂堂茶诗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