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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宠有茶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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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茶与榷茶:唐宋时期四川地区茶业政策的演变

税茶与榷茶是唐宋王朝茶业政策的核心,茶业政策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莫不因它而立。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是国家茶业政策的具体贯彻,然而,唐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茶业政策又有自身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四川地区税茶较早,榷茶较晚,税茶、榷茶的机构屡次变更;二是榷茶范围先从四川局部展开,逐渐向四川全境推行。唐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巩固封建王朝边防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加重了四川地区茶农的负担,阻碍了四川地区的茶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唐宋;四川;税茶;榷茶

引言

关于唐宋时期税茶与榷茶的研究,学界的研究视野聚焦税茶与榷茶制度在全国的发展变化,具有全局性①[1-4]。然而,学者们关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②[5-6]的税茶与榷茶侧重于梳理茶业政策的线索③[7-8],因此,学界在研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的变化及税茶机构的变迁存在诸多不足,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榷茶政策的演变及税茶、榷茶机构的变迁。

①贾大泉[1],黄纯艳[2]刊文探讨了唐代茶法;林文勋[3],黄纯艳[4]在其著作当中深入研究了宋代的茶业政策。

②本文界定唐宋时期四川地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5]《宋史·地理志》[6]所记载的范围:唐代之剑南道,山南西道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宋代之成都府路,利州路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

③李敬洵专题讨论唐代四川地区的茶法[7];贾大泉,陈一石梳理了四川历代茶业政策[8]。

一、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

1.税茶的源流

安史之乱给繁荣富强的唐王朝以致命打击。其后,藩镇割据“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7]5921。方镇割据,节度使擅自任命属吏,随意截留朝廷赋税。唐王朝国库空虚,财政面临举步维艰之困境。为缓解财政危机,开辟税源,提高税率,虽属治标,然在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仍不失为立竿见影的务实之举。

四川是茶的原产地,也是人工种茶、饮茶最早的地区。由于饮茶有解酒、止渴、提神祛疲劳、解闷等功效,故饮茶习俗迅速传播,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竟蔚然成风。唐人封演云:“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9]47李珏亦云:“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10]4053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别贵贱老幼,都时刻离不开茶。社会需求刺激社会生产,古今皆然。种茶、制茶、贩茶便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骤然勃兴,发展迅猛,规模巨大,从业者众。“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11]5262歙州祁门县(今安徽省祈门县)“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每岁二三月,賫银缗缯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12]3737。商人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众多商人云集茶叶市场,说明茶叶利润丰厚,引起财政面临困境的朝廷关注,开辟新税源,税茶势在必然。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即位的第二年,为应付财政危机,采纳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是地税和户税......又融合了租庸调法而产生的新税法。”[13]119这里的地税主要是农业税,农业税调整(提高)了,工商税自然也得想法多征。于是在“两税法”实行两年多后,判度支赵赞以请为“署常平轻重本钱”为名,开征商税得到朝廷批准后,便“于诸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10]334。判度支赵赞税茶,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于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这其实是过税,过税在肃宗、代宗时期已经实行①[14],当时只是千文以上才收税,收多少没明文规定。

第二,收税对象是“商货”,这就包括一切商品,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商品。

第三,规定税率。一般商品“每贯二十文”,即0.2%,而竹木茶漆的税率则是10%,比一般商品高4倍。

上述三点表明赵赞征税税目虽包括茶,但不是专门对茶征税,因此还难说这是税茶,如果一定要说是税茶,那也仅是税茶的先导而已。这次以“充常平之本”名义征税,只实行一年多。建中四年(783)八月“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省乾县),面对叛军围攻,为笼络人心,改元兴元。兴元元年(784)正月制曰:“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赦下,四方人心大悦。”[15]7392处于逃难之际的唐德宗为获得民心,将赵赞征税项目,悉数罢停。

唐德宗贞元九年,茶税成为特种税。史载:“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仍委滂具处置条奏。”[10]2128“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贞元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16]1886张滂以“遭水旱”为借口征税,建中三年(782)赵赞以“以充常平之事”为托辞征税,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征税对象、范围却有不同。赵赞征税对象是“商货”,税目众多,茶仅是其中之一;张滂征税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茶。赵赞在“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而张滂还专对“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置吏收税,这不仅涉及茶商,还涉及茶农,这才是真正的税茶。《旧唐书》云:“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其实就是说专门对茶征税,是从贞元开始的。贞元税茶之后,整个中晚唐、历五代至于宋初,并被后世王朝相继沿袭,其间因各种原因偶尔暂停,但旋即复征,总趋势是税率增高,穆宗时达到50%②[5]1382,茶税监管控制日益严密。

2.四川地区税茶机构的变迁

唐代四川地区税茶是全国税茶政策在当地的具体贯彻实施。安史之乱对河南、河北及中原地区冲击极大,但对四川的影响相对较小,朝廷对四川的统治较为稳定,地方官吏遵照执行中央政令。在税茶方面,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负责征收茶税的官员及机构屡次变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贞元九年(793)至长庆元年(821),盐铁司主管,张滂等人负责[17]153。

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税茶之议被认可,并“委滂具处置条奏”,即令张滂主持全国茶税的征收,当然包括剑南三川,但此事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在张滂税茶前一年的贞元八年(792),已有诏令将全国财富分为东西两大块,东南由户部侍郎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负责,西部三川(剑南西、剑南东和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负责[16]1886。对于这样的分工,班宏、张滂都不甚满意。按职责区分,度支主要管支出,赋税征收归盐铁,而现在盐铁部分职权被侵占,张滂不高兴,因其本官户部侍郎,是班宏户部尚书的副手,对工作挑肥拣瘦,也有意见,故“互有长短”,后来由宰相出面上报德宗才最终定下来[16]1886。接着班宏去世,司农少卿裴延龄以“守本官,权领度支”。新官上任自然想有所表现,当自己所辖区内之事他人插手,也有所不甘,但面对官阶比自己高,又自知“不通殖货之务”[10]3720,自然不能与张滂对抗,因此“自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途而理矣”[16]1886。度支与盐铁各负各自的职责,三川财富仍归度支(茶税除外),茶税则由盐铁主管,四川税茶遂得以顺利进行。从这以后,经顺宗至宪宗都执行张滂拟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一直到穆宗。

第二阶段:长庆元年(821)至太和元年(827),负责人牛僧儒、崔元略[17]359。

穆宗即位,税茶几经变易。先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接着改变以前由盐铁主管三川茶税而为“两川以户部领之”[5]1382。唐朝后期,“户部司已成为供给文武京官俸料,掌管国家后备经费,与度支司和盐铁转运司鼎足而立的财政三司之一,跻身于职事繁剧,地位轻重的官司之列”[17]292。以户部领四川茶税,显然与保证或提高文武京官俸禄有关,这正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的手段之一。然而,户部一来“职事繁剧”,二来户部在地方没有监院、巡院,四川以茶税所征钱物,如何运往京师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便委托度支办理,而度支采取的办法,则是让巡院(度支在京城的下属机构)“于上都召商人便换”[9]4913。所谓“便换”,就是“飞钱”,召茶商来京师将货款交给巡院,由巡院开票据,茶商拿票据到产茶州县有关机构或商号取款购茶,而度支巡院以“便换”所得收入转交户部,这个办法对茶商交易提供极大方便。这样以户部领两川税茶,既增加了户部收入,对两川茶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是问题也不少,因“飞钱”只方便富商大贾,对中小茶商无任何作用,户部委度支代收茶税,难免从中截留。此法实行大约七年后到文宗即位便被停止。

第三阶段:太和元年(827)至开成元年(836),负责人李德裕、杜元颖等[18]17,20。

“太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茶税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已来,不依元奏,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请取江西例,于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送省,所冀免有逋悬,欲令巡院官李渀与(李)德裕、(刘)遵古商量制置。”[10]4913这是工部侍郎庾敬休给文宗的奏章,从中不难看出,西川茶税从太和元年(827)起由“户部领之”改为“使司自勾当”,也就是归剑南西川、东川节度使办理,西川“每年出银四万贯送省”。认为这样“稳便”。然而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其时,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为求恩宠(东川、山南西道节度使史籍失载),巧索珍异进献皇上,军需粮食都敢克扣[10]4262哪里把国家税收放在心上,竟截留茶税所征财物,以致拖欠。于是决定在归州设置巡院,办理运送由茶税征收各种钱物,不使拖欠;但这是权宜之计而已,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16]2121西川节度使主持税茶执行近十年终被停止,仍旧恢复贞元时的盐铁使掌管茶税。另,四川地区税茶归属几次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茶税收入的增减,具体数字史籍失载,不得详知,但从以下两个数字对照,或可知其大概。贞元九年(793),张滂“初税茶,岁得四十万贯”[10]376。这是全国的税额;太和元年(827),四川税茶由“使司自勾当”,定额为四万贯。由此可知,四川税茶为全国税茶的十分之一。其后,四川税茶的管理归属亦颇有变易。唐末剑南节度使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相互攻伐,在各自控制区域内任意征税(包括茶税),任意截留,乃至“全蜀赋税,不供天府”[12]410,仅在形式上与朝廷保持关系,“岁时但贡奉而已”[11]5120。

五代,四川地区为孟蜀窃据,实行榷茶直至覆亡。宋初仍税茶,正如宋人潜说友所说:“茶税起于唐。利日益滋,法日益详,县官因以佐大农、宽舆赋,遂为经常之制。国朝初,循唐旧”[19]478。“循唐旧”,是指全国,就四川而言,则另有措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灭孟蜀,“深知东南数路茶法之害,制诏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20]1。宋初,“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卖”[6]4286。这是改孟蜀的榷茶为税茶,具体办法是:“茶园税每三百文折纳绢二匹,三百二十文折纳绸一匹,十文折纳绵一两,二文折纳禾草一束”[20]1。纳税之后,便可任令通商,不过只限于川峡数路,超越本区,“则禁出境”[6]4269。此法一直实行到神宗熙宁七年(1074),“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商,别无茶法”[21]6547。据统计,唐五代四川地区茶叶产量大约在1000万斤左右[22]88,由此可见,四川地区茶税对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榷茶

1.榷茶的缘起

榷茶最先起于唐文宗时“上访以富人之术”。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10]4400吏部尚书、检校司空王涯复领盐铁转运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入户部,人人悦焉”[16]4400。这样,王涯榷茶之法施行五年后终被废止。不过,这次榷茶,对四川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从太和元年(827)起,到开成元年(836)间,四川茶税事是“使司自勾当”,由节度使主管,王涯虽为盐铁使、榷茶使,却管不到四川榷茶之事。五代时期,四川亦曾榷茶。苏辙云:“五代之际,孟蜀窃据国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23]787孟蜀榷茶的具体作法,史籍失载,语焉不详,但榷茶之法亦随孟蜀之覆亡而被废止。

由此可知,唐时榷茶短暂,尚未波及四川;而孟蜀榷茶,虽在四川,但为时不久,未形成定制而影响后世或被后世沿袭,故只能说是榷茶先导,更谈不上正式确立榷茶制度。

2.四川地区的榷茶制度

赵宋立国不久,便开始在已控制的部分地区榷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祖乾德二年八月,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24]131接着“乾德三年(965)九月,以度支郎中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晓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万緍”[24]157。又《宋史·食货志》载:“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6]4447不难看出,赵宋榷茶始于乾德二年(964),最初只在局部地区,其后逐步推广,乃至全国。不过那时榷茶,并不涉及四川。

四川榷茶,始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即“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21]6644。《宋史》亦载:“(川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6]4510不过,熙宁七年榷茶只在四川部分地区,“只得于熙、秦、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卖入官”[21]6645。熙宁榷茶之前,川陕境内茶叶虽是“任令通商”,但“禁其出境”;现在在熙州(治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河州(治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和政县西北)①[20]4、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通远军(治通远,今陕西省环县)、永宁寨(通远军南120里[25]139),这5个茶场均在今甘肃、陕西境内,也就是对“禁其出境”开了一个口子,即川茶可以贩运到西夏王朝的边境交易(陕甘北临西夏)。神宗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重订和约,恢复双方商贩往来,“西夏对宋的出口物品有驼、马、牛、羊、玉、毡毯、药材、盐等,宋对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铜钱、银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26]302。开放川茶,去陕甘交易,无疑与此有关,然而事关对外出口,自然由政府直接控制,熙宁榷茶由此而起。

熙宁七年1074)榷茶,茶场主要设在今陕西、甘肃境内,凡5个,而在四川只有永康县场(在彭州)和名山县场(在雅州)两个茶场,这表明熙宁榷茶只榷输入陕甘的川茶,并不涉及全区。四川全境榷茶,是几年以后的事,川茶入陕甘道路艰险,运输困难,致使课利不足,李杞主营川茶时,经营布帛,欲以布息补茶利,“自后又恐买布亦难敷及元数,则乞却雇回脚车船,般解入川。洎至盐法难行,则又乞将川中有茶去处并行收买”[24]4233。元丰元年(1078),蒲宗闵亦上书“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于是蜀茶尽榷”[27]225。这才是四川全域榷茶,可见四川地区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全域的。

其后,哲宗时,四川曾一度废止榷茶。元祐元年(1086)八月辛卯令曰:“废罢成都府在城博卖都茶场,止令产茶州县元置茶场处依未置都茶场日任便贩卖。”[24]4233不过,没有几年,绍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五日陆师闵奏请“复行榷买川茶,依元丰法不许通商”[21]4468。此后,直到南宋初期,川茶榷茶依元丰法再没更改。

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开展,北宋政府在川陕地区建立了一整套榷茶机构。首先,宋政府在成都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四川及熙秦榷茶买马事宜。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佑邦用”。茶马司权力很大,“应产茶及市马之处,官属许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6]6745。并且“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20]32。其次,设置买茶场。榷茶事务由茶马司直属机构—买茶场办理,产茶区榷茶事宜由当地知州、通判兼提举。买茶场监官、专典、库称、牙人等专职办理茶叶交易,征收茶税事务。茶场监官是“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21]6205。可见,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是通过都大提举茶马司,买茶场及地方政府等官僚机构协同办理榷茶事务,但榷茶具体事务主要由各地买茶场经办。据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二九《食货》统计,北宋时期,都大提举茶马司在蜀地共建立24个买茶场,且24个买茶场均在成都府路,这是四川榷茶初始时三四年间的茶场数。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27]226但未详述41个买茶场的名称。因此,我们很难精确统计北宋各个时期买茶场的数目,但买茶场由24个增加到41个,表明四川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逐渐扩大到全域的。宋政府通过各地设置的茶场垄断四川地区茶叶市场,以确保政府获得高额利润。

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榷茶机构的同时,针对川陕四路实际情况制定了完备的榷茶措施及办法。其内容涉及买茶场职责、交易规则、触犯榷茶规章处罚、官员奖惩考核等各个方面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其措施及办法是:

(1)买茶场职责按照市价尽数悉买园户之茶,正斤之外,量加耗茶。每岁民间资金缺乏时,买茶场预先计量现钱、斛斗,召园户自愿结保请借,每贯出息二分;至茶出时,以茶赴官折纳。如过夏季仍不纳茶抵偿,依法追催。

(2)茶价政府制定茶价。通常情况下,官价茶叶一般是在政府收购价基础之上再加价二分至三分。此外,息钱、头子钱、税钱、打角钱由政府征收。

(3)交易原则茶园户不得在茶场之外买卖茶叶,茶商必须到茶场按官价买茶;官方发行茶引,按照茶引指定的地区销售,并缴纳住税和过税;商人与园户私相交易,或贩卖无引私茶,皆许人告捕,并依法断罪;告捕之人按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十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4)奖惩考核按规定数额买卖茶叶,岁终审定,超额有奖、亏额有罚;茶场超额,官员相应加官进爵,并予以物质奖励。茶场监官、吏人,收息一百贯文,赏钱五贯文;若亏五厘以上,罚俸半月,公人笞四十;满一分,监官笞二十,公人杖六十;满二分,监官、公人各加二等,至三分,停止加罪。

由上可知,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榷茶机构,制定严密的榷茶法规,从制度层面确立北宋政府榷茶的权威性、合法性,保证榷茶机构的高效运行。榷茶机构垄断茶叶贸易,茶课收入急遽增长,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百万。”[24]8045“初”指熙宁七年(1074)政府始榷茶,只是榷入陕甘的川茶,便茶课税息三十万贯;“稷”指李稷,元丰五年(1082)他将茶课增至五十万贯。“师闵”即陆师闵,“李稷殁于王事”以同提举成都府之职代稷领治茶事,将茶课增至一百万贯。事实上,北宋政府在蜀地榷茶的课息收入,基本上都超过政府规定岁额。据文献记载,李杞主管四川茶场公事的六年(1072-1077),“总入息税钱百二十二万九千余缗”[24]7381。每年平均茶课的收息三十余万缗;元丰元年至元丰五年(1078-1082),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24]8045。每年平均茶课收息九十万贯,超过规定岁额五十万贯;陆师闵代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的二年时间,元丰六年至元丰七年(1083-1084),“增羡至一百六十万缗”[23]8045,到元丰末(1085),“今则岁献二百万贯”[20]33。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岁课川陕茶息,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二贯”[21]4467。可见,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所获茶课呈逐年递增之势。

①河州置场,“本路置场买茶往熙、河博卖”[20]。

三、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与榷茶的作用及影响

税茶、榷茶都是正常赋税之外的额外征收,就其实质言,说是横征暴敛,未尝不可。不过唐税茶、宋榷茶初始时,国家内乱外患方殷;四川地处边防最前线,唐有吐蕃、南诏不时侵扰,宋有西夏、金、蒙古入侵。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郡将自擅,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10]720。由于“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12]175。宋则“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西夏)骄盛,寇盗横炽”[29]525。当此为难之际,为抵御外侮,增加军费,保障国防开支,即使是苛捐杂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终属苛政,必然会随之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茶农。史载武宗时“盐铁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利州益昌)县令(何)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引厚赋毒之手?’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手?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5]5634。税茶将茶农逼至绝境,当然不只是利州益昌(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南)一州一县,在三川一带有普遍性,利州益昌人有幸,遇上了何易于敢于舍身抗旨的好官,得免涂炭,然而,像何易于奉职守法的循吏不仅在四川,就是在全国也是寥寥无几,而税茶与榷茶给茶农的灾难何等深重,当不言而喻。

相对而言,宋初税茶较唐代宽松。据知彭州吕陶叙述:“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20]4茶农只要按一般农户缴纳夏秋两税之后,便可“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此外,“川陕、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高商,别无茶法”[24]6686。可是,熙宁榷茶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北宋刘挚、苏辙均曾指出榷茶之弊:一是阻碍茶业的正常生产与发展。“又昔日未榷茶,园户例收晚茶,谓之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随时即卖。榷茶之后,官买止于六月,晚茶入官,依条毁弃。官既不收,园户须至私卖以陷重禁”[29]787。二是导致大量茶园户破产,激化社会矛盾。“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地实生祸也。”[29]152三是榷茶导购价格低廉,茶法严苛。“自官榷以来,以重法胁制,不许私卖,抑勒等第,高称低估,递年减价,见今止得旧价之半。”[23]787“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23]786显然,苏辙对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当有客观分析,但总体来看是弊大于利。

四、

结语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在四川地区实施的税茶、榷茶当然属于苛捐杂税,但它始于唐宋内忧外患方殷之际,为抵御外侮,征收茶税、施行榷茶的政策,亦有一定正当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的政策给四川地区民众带来的伤害也不容忽视,加重了茶农和茶贩的负担,阻碍了茶业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也极其深重。毕竟,唐宋政府税茶与榷茶是封建王朝的一项国家税收制度,它反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治观,虽经屡次更改,但它始终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唐宋时期施行的税茶和榷茶为历朝沿袭,延续至明清。事实证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封建统治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将茶叶由通商改为榷禁,原本在市场自由买卖的茶叶变成政府专卖之物,这种做法必然造成统治集团徇私舞弊,产生腐败,激化社会阶级矛盾,导致封建政府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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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蒲应秋、潘艳芬

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茶马古道及其对茶文化传播的交互影响探析

[摘 要] 梳理了茶文化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尤其是生长于云南银生诸山的普洱茶,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使得茶马古道必须翻山越岭长途远征以获取它。同时,西域回鹘民族的“恃茶”习惯使得丝绸之路逐渐向茶马古道转型,伴随着更多民族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向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延伸,最终成为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将拓宽山地研究与“一带一路”战略关系的视野,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及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认为山地文明的交流传播与道路的开通关系甚大。藏民“恃茶”的习惯催生了茶马古道的兴起,古道网络的形成和繁荣又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 山地;茶马古道;茶文化传播

一、前言

自古以来,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文明的交流传播总是与道路的开辟延伸紧密相连。山地文明更是如此,因为山地道路的开辟极其艰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若无道路在山地间的连接,那真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巍峨雄奇、蜿蜒起伏的群山之间,在横断山脉层峦叠嶂的高山峡谷及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山地之中,盘旋绵延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古道的石板上至今仍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欲说风尘;道旁的石壁上刻着许多佛教箴言和崖画,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连接古道的铁索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崖下,时时可见森森的白骨。——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行程最险峻的文明传播古道:茶马古道(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1992)。茶,这一生长于山地的树叶,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承载者,在这条古道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生长于中国南部许多山地: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福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宋徽宗赵佶),更因“茶性俭,忌膻鼎腥瓯、膏薪庖炭”(陆羽),被赋予“中澹间洁,韵高致静”(赵佶)的品格,备受中国文人学士的雅爱。据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茶的功用是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基础,这种功用源于人的需要。而茶叶一旦成为必需品,那茶就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渐而渗透熏染,成为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文献古籍中常有关于茶之功用的记载,《神农食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广雅》:“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华佗《食论》:“苦荼久食益意思。”《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荼、蜈蚣并炙,令香熟,等分,捣筛,煮干草汤洗,以敷之〔唐陆羽,2011〕。”

有如此奇妙之功用,难怪“茶”一旦传入藏蒙高原,立即融进其血脉,成为每日不可或缺之饮。

二、茶叶入藏与茶马古道的兴起

茶叶何时流传入藏,其端始早已堙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文献有所记载之时,饮茶之习在藏区已悄然成风。“起码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人已经像离不开盐、帛、刀、玉一样离不开茶叶”,以致“汉地茶商”在吐蕃已形成阶层。根据藏族著名文献《弟吴脚法源流》和《贤者喜宴》的记载,“汉地茶商”的政治身份是主奴,地位等同于“小王”,可以享受奴隶、再奴、贱奴当差的待遇 (王明达,2012:33~34)。

《西藏政教史鉴》载:“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而文成公主入藏是公元641年。可见,有史料记录的吐蕃饮茶习俗是从唐代开始的。茶大规模进藏也大约在唐代,藏语中“茶”这个词的读音形式和汉语唐代语音一致,是一个重要的旁证。不过,茶从民间进入藏区应该有悠久的历史,那些年代久远的马帮古道应该很早就伴随着茶的运输(陈保亚,2005,2010)。

1.恃茶与取茶

“茶”一旦传入藏区,立即融进其生活与文化,日久积习,不可或缺。“最为使人感到茶之力量的是这样一句藏族古谚语:‘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用汉语来说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木霁弘,2003)!”

大约始自于晚唐,茶逐渐成为每个藏族人每天饮食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十九年(731),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已经开始出现茶马互市,茶叶大量运往藏区,藏民全民饮茶,现代藏族人几乎都饮酥油茶。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藏人游牧,多食牛羊腥膻,“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王圻《续文献通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卷八0),“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内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王廷相《严茶议》)。因此,藏族有这样的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饭可一天不吃,茶却不能一顿不喝”。

如上所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藏民族如此恃茶,他们需要茶就像需要水、空气、盐、粮食一样,藏区却不出产茶叶。这就引发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到产茶的地方取茶!

产茶的地方分布在中国的南方诸多省份,然“可以认定云南和四川南部都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唐·陆羽,2011]”。《茶经·茶事》中涉及茶的源头或茶的盛产地时,大都是在横断山东麓一带。陆羽还引孙楚《歌》曰:“姜桂茶荈出巴蜀。”顾炎武《日知录》也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可见,先秦时巴蜀之地的饮茶风俗传至中原,历经汉魏六朝,种茶饮茶盛行于东南各地,到唐宋代蔚然成风,并一直延续至今。

或许是因为云南地处偏远,其时与内地的交流通道又大多要经过四川,早期文献记载中鲜有提及云南是茶的原生地。但是,“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并不需要去争夺人类茶树发源地初始权和最早栽培茶树的初始权,他们知道茶马古道伸向的主要茶山一定是最古老的茶山,一定有茶源。在两条最为古老的原生茶马古道中,滇藏茶马古道伸向云南普洱一带,川藏茶马古道伸向四川雅安一带,都没有伸向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的茶山(陈保亚、彭玉娟,2012)。”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路,是道路,把“恃茶”与“取茶”之间相隔着的万水千山连接起来了;同时,也把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与汉文化集团——连接起来了。茶在古道上的传播,这一独特的文化事件,竟然催生了一个人类行走文化的奇迹,形成了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茶马古道。

2.茶马古道的兴起及繁荣

“茶马古道”是以人赶马驮(少数为牛、骡)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马、骡、皮毛、药材、盐、酒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纽带。其分布最初是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中心,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及泰国等(木霁弘,2003;陈保亚,2010)。通过马帮贩运茶叶维持古道的生命与繁荣,是茶马古道独立于世界上其他古道的特征。

当然,有茶马古道之前,古道早已存在。可以说,古道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因为说到古道就要说到走古道的人,古道的形成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据学者研究,茶马古道的原始形态是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其间,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的出现为茶马古道的兴起预备好了一般的必要条件。

在茶马古道兴起以前,以滇藏川横断山为中心的马帮古道已经非常著名,历史记载的代表性马帮古道有从大理到成都的五尺道和灵关道,从大理到印度的博南道。

五尺道从成都顺岷江南下,再沿着金沙江经过宜宾、昭通、昆明到大理。灵关道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到西昌,再顺安宁、雅砻江到攀枝花,顺金沙江进入云南楚雄,最后从大姚到大理。博南道从大理出发跨越澜沧江、怒江,取道保山、腾冲等地,分几条支线进入缅甸印度。

另一方面,茶马古道以前还有些马帮古道尽管历史记录很少,但也已经相当发达。代表性的有怒江马帮古道、澜沧江马帮古道、金沙江马帮古道、元江红河马帮古道、雅砻江马帮古道、南盘江马帮古道。马帮古道迅速缩短了物质和文化因子的传递时间,缩短了村落的空间距离,扩展了文明传播的容量,带来了村落的繁荣。由于马帮的远征能力,可以说马帮的兴起使古道真正进入了纽带时期。

使得横断山深处的马帮古道如此发达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盐。对大多数村落来说,和水、食物不同,盐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于是从盐井到各个村落的古道网络开始出现,盐运古道是获取食盐的必要条件。由于盐是来自于他乡的常年生活必用品,有人栖居的村落必须要有盐,也必须要有盐运古道连接,这就是依赖性。粮食可以自己采集、生产,牲畜可以自己养,衣服可以自己做,水可以自己找打井取,盐却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自己采的。

当马帮和盐两个因素汇集在一起时,形成了盐运马帮古道,这是一种生命力非常强的古道,马帮古道和盐运古道的性质同时体现在盐运马帮古道上:一方面是崇山峻岭中需要古道网络来运输盐,另一方面是马帮克服艰难险阻的能力使盐运古道网络得以运行。

然而,藏族对茶的全民依赖这一特殊的必要条件彻底改变了这些古道的性质,使得一般的盐运马帮古道发展成茶马古道。因为藏族地区一般不产茶,耗茶区要穿越横断山向产茶区进行远征,这就使得“局域网”似的盐运古道转型成了“互联网”似的茶马古道。同时,茶比盐更难保存,远征还需要常年进行。马帮的生活开始职业化,形成了马帮的商业规则和专用术语,马帮古道开始固定化、季节化,远征的马帮队伍就成了生活的一种形式。

说到底,茶马古道源于藏族对茶的依赖,藏族出没的地方就是茶马古道延伸的地方。随着藏族恃茶行为向横断山腹地的扩展,绕过横断山腹地的任何古道都不能满足横断山腹地恃茶民族的需求,茶马古道必须深入横断山腹地的崇山峻岭。

横断山脉是世界屋脊上最险峻的极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是云南、四川两省西部和西藏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与这片土地上许多东西走向的山脉不同,横断山脉是南北走向,其高山峡谷、激流险滩隔断了东西交通,山势回转,江河扭曲,其险峻艰难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对茶的深深依赖,促使着人类最伟大的一个行为:翻越横断山腹地,对世界屋脊进行终极的征服。

自东而西翻越这些纵贯南北的著名山川,要依次征服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金沙江、芒康山(指北段,也称宁静山,南段为云岭)、澜沧江、他年他翁山(南段为怒山),怒江和伯舒拉岭(南段为高黎贡山)。至少在明代,茶马古道已经翻越了横断山腹地。《明史·食货志》有载:“(洪武四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天权)、黎(汉源)、雅(雅安)、抵朵甘(康藏和安多藏)、乌思藏(卫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贵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茶马古道还连接着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及周边国家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也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种物质和文化的交换。饮茶习俗也随着道路的延伸和传播,流传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大西南的茶叶源源不断地在深山峡谷,雪域高原中艰难跋涉,走进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融入风姿各异的文明。

茶马古道覆盖了早期的各种局域马帮古道,使一些曾经中断的著名古道得以复兴,如连接滇蜀到印度的“蜀身毒道”、经滇南红河至越南交趾的“滇越麋泠道”等,并迅速激活周边的大量局域古道,转型成为远征的茶马古道,交织成跨越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陈保亚,2005,2010)。

茶马古道是世界高地上的庞大网络,主干道有滇藏线、川藏线和川青藏线。滇藏线以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今普洱)、临沧的勐腊、勐海、澜沧(亦即澜沧江流域)等为中心来扩张,线路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左贡、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川藏线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抵达尼泊尔、印度。川青藏线从横断山东麓产茶地往北出发,一条取道现今的罗江白马关,顺嘉陵江北行,翻越大巴山、秦岭,进入陕西,再西去甘肃、青海入藏,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从绵竹翻越岷山南部的九顶山南部进入茂县,或者从灌县或北川绕过九顶山进入茂县,然后顺岷山西侧的岷江北行,经过松潘、若尔盖,翻越西倾山进入茶马互市要冲临夏(古河州),再西去青海、西藏。

在这些主干道之间和周围,各种支线盘根错节,伸向高山峡谷的村落和牧场,使得恃茶行为得以维系;同时,恃茶行为又使得茶马古道得以繁荣昌盛。可以说,茶与古道相依相存,又相得益彰。

三、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延伸

1.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

除了藏族全民恃茶,另一个重要的恃茶民族是回鹘。《新唐书·陆羽传》记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亦足怪焉。”这说明回鹘在西迁以前就已经有了饮茶习俗。

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和佛教的冲突,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曾经一度处于萧条状态,很多商品开始走海路。唐武宗元年(840),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回纥西迁(《旧唐书·回纥传》)。贞观二十一年(647),回鹘酋长吐迷度在独逻河(今蒙古国土拉河)自称可汗,正式建立回鹘汗国。因其与唐朝一起消灭薛延陀汗国有功,吐迷度被唐朝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回鹘与唐朝一直友善,曾经三次向唐朝和亲。彼时唐朝饮茶之风盛行,受其影响,故每“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之统治无道,内讧不断,840年回鹘分三路西迁:一迁吐鲁番盆地;一迁帕米尔高原西部至楚河一带;一迁河西走廊。

伴着回鹘的西迁及其向丝绸之路的移动,丝绸之路开始复兴;同时,回鹘也把饮茶的习俗带到了丝路上。由于回鹘恃茶行为的形成,茶的需求剧增。这在宋明以来记录西部的文献中均能找到茶马互市的佐证。其时,丝绸之路上以茶为主的运输活动非常繁忙,必要的运输品已悄然转变为“茶”,而不再是丝绸了;茶成了丝绸之路赖以延续的更主要的因素。从古道支撑商品的角度看,从唐宋开始,丝绸之路已经转型为茶马古道了。因为通过人赶马驮长途运茶,这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特征,不过,有些沙漠地区不是用马而是用骆驼。和丝绸不同,茶不仅是从起点到终点的商品,而且是沿途回鹘等民族必需的商品,这使转型后的丝绸之路不允许再中断。随着道路网路的连接与延伸,全民喝茶的习俗也在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中形成。同时,由于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陈保亚,2005,2010)。

2.茶马古道完整形态的最终形成

随着现代交通的扩展,世界上很多古道都被公路或铁路取代了。昔日的马道要么被公路铁路叠置,要么在漫长的日晒雨淋下消失在草莽中。丝绸之路由于分布在比较平缓的地带,容易被公路铁路覆盖。公路的兴起就是这些古道生命的结束。我们现在走在丝绸之路上并不等于走在原来的古道上,原始的运载工具和方式已经难以再现。古道的消失不仅只是古道本身的消失,伴随着的是古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语言文化的消失。这对人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尽管茶马古道的主干也正不断被公路替代,然由于茶马古道以运茶为主,而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的村民们总是愿意把家园建在高山云雾或峡谷深处,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茶叶,需要茶马古道来连接那里的村落,满足村民对茶的依赖。那些村落是公路不易完全覆盖的地方,特别是滇川藏三省边缘地带。因为横断山一带地形复杂,这里的地势结构多为堆积层,地质变化复杂,常有大的泥石流、大滑坡发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把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切割成许多山峰峡谷,使得江河纵横,浪涛汹涌,人们主要靠皮筏或溜索横渡。

可以说,没有哪一条古道像茶马古道那样险要。同时,茶马古道很窄,一般只有两尺见宽或更窄。其上乱石叠嶂,路和雪水溪水常常不分,行动起来极其艰难。短期内这些地方筑起现代化的公路、铁路网络还不大可能。因此,茶马古道是大陆上至今仍在活着的一条古道。

茶马古道的可延续性是不同于其他文明古道的又一个区别性特征。可以说,全民饮茶和高山峡谷是茶马古道得以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延续的两个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全民喝茶的习惯,便不需要马帮去远征运茶,如果只有全民喝茶但没有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复杂的地理环境,茶就可以通过公路来运输,而不必马帮来远征(木霁弘,2001;陈保亚,2005)。然而,令人痛心和担忧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商业旅游的开发,现代公路开山劈石,架桥穿洞,不断地在侵蚀和吞没着现存的茶马古道,这条绝无仅有的古代文明传播古道正在濒临灭绝的危险。

综上所述,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包括:古道远征线路的形成;古道在空间上的周遍性;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古道和马帮的专门化。远征线路的形成表现为茶马古道往往要跨越很长的距离,才能把耗茶区(比如藏区)和产茶区连接起来。周遍性是指只要有恃茶民族的村落和牧区,茶马古道就必须伸向那里。所以茶马古道本质上是以远征线路为主干并向各个耗茶村落和牧区延伸的古道网络。延续性是指高山峡谷中的民族依赖茶叶,每个村寨的茶不能中断,因此古道也不能在新的运输方式出现以前被中断。现代化交通手段至今不能完全替代茶马古道穿越横断山深处的高山峡谷,体现了茶马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专门化是指茶马古道线路、行走时间、行走方式、停留点的定型。以上这四个方面,如果和丝绸之路相比,只有远征性这一点颇为相似,其他都不同或有较大区别。由是观之,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为:茶马古道是指以马驮(包括牛、骡、驴、骆驼等托运)、人背为主要运输方式,以运茶为主要目的,并伴随酒、盐、马、骡、皮毛、药材等物质商品交换及佛教、基督教等精神交流的文化传播纽带。它以滇川藏为核心,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和北方丝绸之路相汇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北、湖南等产茶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向南和东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波及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继续向西则和欧洲、非洲古文明通道连接(陈保亚,2005)。

四、茶马古道文化线路

在茶马古道上,马帮不断地游动,茶叶从一个商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等等将这些茶叶一站转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边。茶叶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形成了一条条无穷无尽的文化传播道路。

同时,随着茶叶的传播,恃茶民族逐渐增多,以致小小的几片茶叶,却在宋明两朝政治经济外交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茶驭番(邓前程,2005)。

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而宋代立国中原,缺马问题严重,于是,茶马互市便是两全其美之策。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输入宋朝。因此,北宋政府专设茶马司,加强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加强抗击对方军事实力。(明)谢肇淛《五杂俎》评价茶马互市“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当然,宋王朝的关注点并不仅在于“利”,更多在于“羁縻远人”。“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初不借马之为用”(《宋会要·职官》卷四三)。

明朝以降,朝廷强力控制茶马互市,显然也绝不是为利,甚至缺马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明太祖所言:“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强调“……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明世宗亦言:“国家令番夷纳马,酬之以茶……非中国(即内地)果无良马,而欲市之番夷也。亦以番夷中国藩篱,故以是羁縻之耳。”(《明实录》太祖卷、世宗卷)历朝大臣也力挺“以茶驭番”之策,正德年间都御使杨一清言:“且金城以西,绵延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茶御史刘良卿也说:“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也。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之处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所以有明一朝,皆认为“茶马,国之要政”,“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之害,中国得茶实为我利之大,非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七修类稿·国事类·西番易马考》)。

“茶”,这生长在中国南方平凡普通的草木之叶,竟然在历史上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成为固国守边的和平之子,堪比万马千军。可谓天佑中华!

此外,茶马古道还兴起了无数的城镇,城镇成为独具特点的贸易文化中心。政治的使臣、做买卖的商人、和尚及民族部落……他们在这条古道上流动着,印度文明、西域文明、西亚文明、东非文明、西藏文明、滇蜀文明、中原文明等等诸多文明,通过茶马古道的连接,在各个领域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互相交流。因此,茶马古道既是商品贸易大道,又是中外交流通道;既是民族迁徙走廊,又是佛教东渐之路;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形态最为复杂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木霁弘,2001)。

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一种新的类型——文化线路。根据马德里会议(1994年)判别文化线路的标准——强调文化线路使用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反响和在文明传播上的贡献。据此看来,茶马古道堪称文化线路的典范。

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作为一动态的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的理念,它更重视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由是观之,茶马古道因其“绵延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长度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多功能的角色和目的”及“产生了巨大的跨文化影响”,成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8月,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宣布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与其他遗产类别不同,文化线路更为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非直接的,不仅有物质的方面,更有非物质的方面,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随着一些线路所发生的宗教、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这些传播参与了对各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塑造,因而意义往往十分重大。总之,文化线路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多维度的、有着除其主要方面之外多种发展与附加的功能和价值,如宗教的、商业的、管理的等等。因此,文化线路不仅只是一个申报和保护遗产的类型,更是一动态的强调文化整体意义的理念,要求人类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看待自身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重新看待文化的多样性。希望这一植根于人类古老的智慧及西方后现代近年来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新理念,能对山地研究及茶马古道的保护和利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茶马古道之精魂——得天独厚的银生诸山普洱茶

1.普洱茶——上苍的馈赠

《史记·西南夷传》太史公曰:“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行笔至此,司马迁不由得感叹:“楚之先岂有天禄哉?”

说到普洱茶,也令人有同样的慨叹:“滇之茶岂有天禄哉?”大凡茶叶皆有一难:不易保存,逾年则败。别的茶种皆贵在新,唯独普洱茶越陈越香,被誉为“可入口的古董”。

普洱茶是茶马古道的精魂,似乎天生为茶马古道而造就。它的制作原料为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独特的大叶种茶树,形成了茶多酚含量丰富、鞣酸含量高、利于化食,且茶味浓郁甘醇、耐煮耐泡的特点。是制作藏族酥油茶和蒙古族、维吾尔族奶茶的上好茶品,最能满足藏、蒙、维等民族的需要。普洱茶的制作工序颇为特殊,鲜叶经过杀青、揉捻、干燥成为生散茶后,还要进一步蒸压成普洱沱茶、普洱砖茶、七子饼茶、小饼茶等紧压茶,大小重量有一定规范,便于马帮装卸和长途跋涉。

因为茶马古道颠沛迢遥,极尽艰辛,马帮有时一年只能走一趟,茶叶的保存就显得至关重要。紧压茶密度大,防潮防晒性能好,便于运输和储藏,是远征的茶马古道对茶叶的基本要求。由于普洱茶在马背上长时间颠簸,沿途时而低谷盆地,时而高原雪峰,海拔由河谷地带的50米到高山险峰的5000多米变化不等,气候更是波诡云谲,一会儿风吹日晒,一会儿雨淋雪飘。在堆存放和运输过程中,普洱生茶在空气中水分及温度的作用下开始缓慢发酵,经过一定时间自然发酵后的普洱生茶转变成为普洱熟茶。这种自然发酵被称为“自然后发酵”。经过后发酵的茶,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陈香,滋味醇厚回甘,且时间越长,质量越好,这和非后发酵的茶叶形成根本区别,也成为普洱茶独特的工艺标志。从此,远征马帮不再担心崇山峻岭中茶叶变质的问题。紧压与后发酵,这是普洱茶在茶马古道上翻山越岭的奥秘。

普洱茶特殊的制作原料——云南大叶种茶树,生长在现今云南普洱、临沧和西双版纳一带。唐朝咸通四年(863),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蒙舍蛮在巍山。银生城即今普洱景东,为南诏七节度之一银生节度治所。银生节度管辖南诏南部地区,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景栋、老挝北部、越南莱州等地,银生诸山即在这一片地区。这里独特的海拔、纬度和气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茶叶生长环境,分布着中国最古老的茶树。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亦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可见,银生诸山所产茶即银生茶。

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普茶”一词。谢肇淛(1567~1624)《滇畧》卷三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泰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明)李元阳(1497~1580)《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六“羁縻”之“贡象道路”)出现“普耳”一词,特别提到普耳产茶:“下路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

(明)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崇祯癸未年(1643)首次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食。”

“普洱茶”最早指普洱县(今宁洱)一带的茶。由于银生诸山气候、海拔、土壤特殊条件,各茶山的普洱茶均为藏人所好,后来银生诸山的茶也汇集到普洱县制作。再其后,银生诸茶山也开始制作普洱茶。清雍正七年(1729),置普洱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普洱府辖普洱县、思茅厅、他郎厅、威远厅及车里宣慰司,辖境约今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老挝部分地区。一时茶业四起,一派繁荣。其时,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量矣。”

(清)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至此,普洱茶已名遍天下,享有贡茶之誉。

据易武“车顺号”茶庄记载,清道光年间,车顺来精选春茶入贡,得道光帝赐“瑞贡天朝”匾,封其为“例贡进士”,并赞其贡茶曰:“汤清纯,味厚酽,回甘久,沁心脾,真乃茗中瑞品也(余少剑,2012:143)。”

后来,普洱茶的命运与国运的兴衰一起同沉共浮。鸦片战争之后,国势衰微,印锡茶叶兴起,占领国际市场,普洱茶一度萧条。日本侵华,战火蔓延至滇缅一带,云南茶叶市场全面萎缩,普洱茶自亦未能幸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茶渐渐得以复兴。1951年,建立了云南省茶叶科研机构。1973年以后,普洱茶人工后发酵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生产地开始扩展到四川、广东、湖南等地。2003年3月,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公布了普洱茶的定义:“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2008年5月13日,普洱茶已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予以保护。

2.银生诸茶山——滇藏茶马古道延伸的奥秘

普洱茶,这枝绽放在茶马古道上的奇葩,因其“为藏所好”,令“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那么,吐蕃于何时开始饮用普洱茶?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认为“茶出银生诸山,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当代学者根据松赞干布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吞并过南诏,另一吐蕃王都松芒布杰亦于周武后长安三年(703)亲征南诏,并于次年(704)冬在洱海地区被杀等史料,认为“吐蕃人喝滇茶及滇茶文化在吐蕃的传播,不晚于7世纪” (王明达,2012)。

(清)谭方之《滇茶藏销》:“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成习……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致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思茅即今普洱市府所在,所以滇茶主要指普洱一带的茶,源自银生府所管辖的主要茶山。银生诸山分布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年代最久远的古茶树林。

《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

(清雍正)鄂尔泰等《云南通志》卷三:“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不言而喻,滇藏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伸向了古人称之为银生茶山的地带,是因为上苍把独特的云南大叶茶种赐给了“银生城界诸山”,由此形成了始于银生诸山,北上普洱、景东、巍山、洱海再入吐蕃的滇藏茶马古道。

根据樊绰《蛮书》的记录和我们实地考察的结果,可概括出三条重要的古道过银生诸山后入东南亚。从洱海下关南下,银生城(今景东)成为三条古道的岔路口。

第一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东路,过墨江、江城,主干沿着哀牢山西侧往南行走。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银生城(今景东)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今下关)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今墨江),又直南通河普川(今江城),又正南通羌浪川(今越南莱州),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

墨江,唐代归南诏国银生府,位于北回归线上。墨江碧溪古镇青石板路至今犹存。古镇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枢纽,普洱茶叶、磨黑盐巴为古镇大宗商品。碧溪古镇往西北可去茶马古道滇藏线银生道主路,经镇沅、景东到大理洱海,再往西北入吐蕃地区。碧溪古镇往东北经过元江、新平、峨山到昆明滇池。碧溪古镇往东可去石屏进入茶马古道重要支线步头道,再去越南,也可经石屏继续往东连接滇桂古道。碧溪古镇往南可直接进入普洱和西双版纳诸茶山取茶。

从墨江往南,渡泗南江后入江城。江城是连接滇老古道和滇越古道的重镇,有“一县连三国”之称。城里多有越南人、老挝人来做茶、盐等生意,大多会汉语云南方言。江城往老挝的勐康口岸所在通道曾经是连接中老边境的茶马古道支线,现已经升级为国家一级口岸,列为普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由于普洱茶运输的需要,近代开辟了一条从思茅往东南取道倚象镇到江城的路。一路有不少茶马古道遗迹。

第二条线路可称为银生西路,过临沧、澜沧再往东南亚。 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还提到:(银生城)东至送江川(今临沧),南至邛鹅川(今澜沧),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今清迈),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爪哇)、勃泥(加里曼丹)、昆仑(骠国南)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扑子、长鬃等数十种蛮。

著名的澜沧景迈山古茶园就在这条线上,景迈,傣语即新城。“景”指城,“迈”指新,定语在中心语后。从景迈山再往西有古道可去缅甸,景迈山大叶茶主要沿着几个方向传播:一条走银生古道进入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的原料之一;一条顺南览河西侧过洛勐进入缅甸;一条经勐海、打洛进入缅甸。进入缅甸的茶都是绿茶形式,先到缅甸景栋集散地,再销往东南亚各国。

第三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中路。这条道路经过普洱(今宁洱)、易武,为茶马古道银生道中最为繁荣的线路,是滇藏茶马古道银生道的主干道。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又开南城(今镇沅)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今宁洱)、利润城(今易武),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西双版纳)并黑齿(傣族)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干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

这条线路分布在银生诸山上的中部。据方国瑜考证,唐代南诏国的银生城在景东,奉逸城即元代的步日部,明代的普洱城,今为宁洱。《普洱音义考》从语音演变的角度作了补证。

磨黑古镇为银生中路重镇。古镇位于宁洱县东北,以把边江与墨江为邻,有“滇南盐都”之称,是滇南茶盐贸易的中心,至今保留着古老的盐井。马帮从磨黑往西南行一日到普洱古城(今宁洱)。普洱古城为整个银生茶马古道第一重镇。普洱有好茶山,更因为汇集银生诸山各路普洱茶而驰名中外。普洱古城有数段古茶马古道遗址保留至今。宁洱镇民主村茶庵圹“茶马古道遗址”保存最好,为山石古道,长约两公里。2007年成立普洱市级市,治所在思茅。

从普洱古城(宁洱)再往南即到思茅区(今普洱市治所)。思茅宋代称“思摩”,处在银生茶马古道的枢纽位置,是茶的聚集地,来自江城、西双版纳、澜沧的几路茶叶多汇集在思茅,然后北上进入普洱(宁洱)。思茅周围保留了较多的茶马古道遗迹。

从普洱古镇再在往南即到易武,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易武在唐代为南诏银生节度管辖下的利润城。易武茶山盛产大叶茶,近代因制作“七子饼茶”而驰名中外。清初,石屏人在易武扩展茶园,兴建茶庄茶号,茶叶贸易异常繁华。乾隆初年,易武石屏人又开始生产七子饼茶。七子饼茶是一种紧压圆茶,即将晒青毛茶经蒸压定型做成规格一致的饼状,七饼一筒,取多子多福之意,故名。易武石屏会馆关帝庙附近有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茶案碑”,又称“断案碑”。记述了茶税争端的案子。石碑是易武茶业兴隆的重要见证。

易武有多条茶马古道去思茅、普洱(宁洱),其中两条最为著名。较古老的一条先西行,经基诺山,然后北上勐养、普文去思茅、普洱。清道光年间茶商又出资修建了直接北上的茶马古道,经倚邦(今属象明乡)去思茅、普洱。从易武往南经勐腊磨憨镇,有茶马古道去老挝、越南。1992年,磨憨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一类口岸。易武周边至今保留了多处青石板茶马古道遗迹。

易武往西即到西双版纳,为黑齿(傣族)聚集中心。在唐代为南诏国茫乃道,有水路通南海。贺开古茶山是西双版纳面积最大的古老茶山之一,茶山位于勐海县东南部勐混乡,怒江山脉南延余脉部,北连著名的南糯山茶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银生诸茶山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魂与源。滇藏茶马古道因为伸向银生诸茶山而有了巨大的生命力,银生诸茶山的马帮也从此络绎不绝,一派繁荣。银生诸山由此形成了三条银生古道,使滇藏茶马古道得以继续往东南亚延伸。银生茶也因为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而发展成驰名中外的普洱茶。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也激活了云南周边的古道,特别重要的有云南去广西的滇桂古道、云南去老挝的滇老古道、云南去越南的步头道、云南去四川的五尺道、云南去贵州的滇黔道和云南去缅甸印度的博南道。这些被激活的古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联系,对西南和东南亚交通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茶马古道滇藏道的繁荣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普洱茶工艺日益成熟。普洱茶越陈越香,名声不胫而走,清代更是远销海内外,被朝廷列为贡茶,普洱茶往朝廷的茶马古道贡茶之路开始形成。贡茶之路从普洱往东北走,过墨江、元江、玉溪到滇池,从昆明分两路,一路继续北上过昭通盐津五尺道去京城,一路往东过曲靖、经贵州去京城。朝廷对贡茶之路的专门管理经营又推动了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

六、结语

茶与古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茶马古道因茶而得以兴起和延续,茶又因古道而得以发展和传播,这不能不说是茶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茶马古道是一种古老而又具有延续性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一传播方式复杂而又立体:浅表的层次是商品贸易活动;较深的层次是建筑及生活习惯的互渗;更为深隐的层次是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茶马古道这一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古老传播方式,曾给它所经过的村落和城市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融与互渗。

此外,茶文化的传播还有向日本的东渐和向欧洲的西行。无一例外的是,茶在其所到之处都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茶,这位中国文化特殊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就这样穿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长河,翻越了最高的世界屋脊,漂洋过海,历尽艰辛,把茶文化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成为世界第一饮料。正如《茶史正源》(Victor H.Mair,Erling Hoh,2009)一书所言:“历千百年来,茶叶——或激发艺术的灵感,或增进禅佛的体悟,或扮演催生世界贸易的有功之臣,或触发改变人类进程的伟大事件。……自古以来,没有任何饮料像茶一样,如此深入地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悄然改变着各方的习俗;其关涉的人员之广,影响的方式之多,前所未及。”

茶,这位沟通和连接人类心灵的和平使者,颠覆了那个古老而陈腐的格言:“东方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二者彼此隔绝,永不谋面(余少剑,2012)。”

生长于山地的几片茶叶,在连接着山地的古道上流动传播,千百年以降,竟然成为打通民族隔膜,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重要文化传播纽带,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在今天一带一路新的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挖掘其深蕴的文化意义,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与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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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邓前程.2005.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J].思想战线.(3).

[11] 彭玉娟,尹雯.2012.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经典案例[J].云南社会科学.(2).

[12] 余少剑.2012.茶马古道的现状调查与分析——以西双版纳为例[A].王明达.茶马古道论文选[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彭玉娟(1965~),女,云南威信人,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邱健(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昌邦(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勐海润昌茶厂。

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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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茶道和点茶道之后,出现了新的泡茶道

中国泡茶道简史

 

丁以寿

  中国泡茶道蕴酿于宋元至明朝前期,形成明中期。兴盛于明朝后期,衰于清朝及民国,复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泡茶道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广泛,并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朝鲜茶礼和日本煎茶道影响很大。

泡茶道的酝酿

  泡茶道是中华茶道的又一代表形式,自明朝中期形成以来流行至今。  

  泡茶有两个来源,一是源于唐代“痷茶”,二是源于宋代点茶。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纳茶于瓶或缶中,以沸水(汤)淹泡(沃),有如后来的泡茶。陆羽倡导煎茶,故对这种“痷茶”持反对态度。“痷茶”是指病态的、夹生的茶,具贬义。用瓶、缶泡茶时斟茶总是不便,于是改用有柄有流的壶来泡茶,斟茶也方便,从而形成壶泡法。中唐的“痷茶”实是壶泡法的萌芽。  

  在点茶法中,略去调膏、击拂,便形成了末茶的冲泡,进一步将末茶改为散叶茶,就形成了“撮泡”。从南宋画家刘松年《茗园赌市图》和《斗茶图》、元画家赵孟頫《斗茶图》来看,其中人物都是左手持盏,右手拿汤瓶,直接在盏中注汤泡茶。并且画中风炉上出现提梁、侧把、短流的煮水壶,此壶显然不是作为点茶用的汤瓶,因此推测撮泡约萌芽于南宋。

赵孟頫《斗茶图》  

  文征明(1470~1559),明代著名诗人、书画家,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合称“吴中四才子”,画史上又将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擅长山水、人物、花鸟画。《惠山茶会图》描绘了正德十三年(1518年)清明时节,文征明同书画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潘和甫及朱朗七人游览无锡惠山,在惠山山麓的“竹炉山房” 以茶会友、饮茶赋诗。此画记录了他们在山间聚会畅叙友情的情景。松树下茶桌上摆放多件茶具,桌边方形竹炉上置壶烹泉,一童子在取火。尤可注意的是,炉上水壶流短,不似汤瓶的长流,因而应非点茶,而是泡茶。  

  如果说《惠山茶会图》还不是很明确表现泡茶,那么《品茶图》则是确切地表现泡茶的。画中茅屋正室,内置矮桌,桌上只有一壶二杯,主客对坐,相谈甚欢。侧室有泥炉砂壶,童子专心候火煮水。画上自题七绝:“ 碧山深处绝尘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末识:“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盛,陆子傅对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话也。”可知该画作于嘉靖辛卯(1531年),屋中品茶叙谈者当是文征明、陆子傅二人。此画表现的显然是在壶中泡茶,继而斟入盏中品饮。

文征明《品茶图》局部)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明代著名书画家,为“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事茗图》画面是青山环抱,林木苍翠,溪流潺潺,参天古树下,有茅屋数间。茅屋之中一人正聚精会神伏案读书,书案右侧摆着一壶一盏等茶具,墙边是满架诗书。边屋之中一童子正在煽风煮水。画卷上人物神态生动,环境优雅,表现出幽人雅士品茗雅集的清幽之境,是当时文人学士山居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此画内容表现的也是在壶中泡茶,继而斟入盏中品饮。

唐寅 《事茗图》(局部)

  从文征明、唐寅在正德、嘉靖年间所作茶画可以判断,到明朝中期,散叶茶的直接冲泡茶法渐渐取代了碾磨成粉末的点茶法。所以说,从南宋,历元,直至到明中叶,是泡茶道的酝酿时期。

二 泡茶道的形成

  (一)田艺蘅煮泉品水  

  田艺蘅,字子艺,自号隐翁。在田艺蘅之前,论水的书,有唐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宋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等,但其实均是短文,不足以称书。《煮泉小品》撰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不仅述及源泉、石流、清寒、甘香、灵水、弄泉、江水、井水等,详论天下之水,还记录了当时茶叶生产和烹煎方法,是关于烹茶用水的一部经典之作。书中记:“有水有茶,不可无火。”“人但知汤候,而不知火候。”“汤嫩则味不出,过沸则水老而茶乏。惟有花而无衣,乃得点瀹之候耳。”“煮茶得宜,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灌嵩莸,罪莫大焉。饮之者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皆是经验之谈。  

  明朝前期,延续宋元以来的点茶法,到了中后期,泡茶法兴起。“生晒茶瀹之瓯中,则枪旗舒畅,清翠鲜明,方为可爱。”(《煮泉小品·宜茶》)在茶瓯中冲泡芽茶,这是关于明朝撮泡法的最早文献记载,表明杯盏撮泡法在明朝嘉靖年间已经开始流行。  

  (二)张源《茶录》奠定泡茶道的基础  

  张源,字伯渊,号樵海山人,包山(即洞庭西山,在今江苏震泽县)人。所著《茶录》,有藏茶、火候、汤辨、泡法、投茶、饮茶、品泉、贮水、茶具、茶道等二十三则,每则都是张源自己的亲自体验和心得,发前人之未发。  

  从张源《茶录》的记载来看,泡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泡茶道茶艺的主要器具有茶炉、汤壶(茶铫)、茶壶、茶盏(杯)等。  

  2.选水  

  关于品泉择水,张源有精辟之论:“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阖窥其体”(《茶录·品泉》)茶与水的关系的概括。且比较了山顶、山下、石中、砂中、土中泉水的特点,“山顶泉清而轻,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淡而白。”“流于黄石为佳,泻出青石无用。流动者愈于安静,负阴者胜于向阳”(《茶录·品泉》)。负阴的流泉胜于静止向阳的泉水。且泉水以无味、无香为真,“真源无味,真水无香”(《茶录·品泉》)。张源还认为“雪水虽清,性感重阴,寒人脾胃,不宜多积”(《茶录·井水不宜茶》)。“贮水瓮,须置阴庭中,覆以纱帛,使承星露之气,则英灵不散,神气常存。假令压以木石,封以纸箬,曝以日下,则外耗其神,内闭其气,水神敝矣。饮茶,惟贵茶鲜水灵,茶失其鲜,水失其灵,则与沟渠水何异?”(《茶录·贮水》)张源阐述贮水方法,尤其强调茶鲜水灵。

  3.取火  

  “烹茶要旨,火候为先。炉火通红,茶瓢始上。扇起要轻疾,待有声稍稍重疾,斯文武之候也。过于文则水性柔,柔则水为茶降;过于武则火性烈,烈则茶为水制。皆不足于中和,非茶家要旨也。”(《茶录·火候》)  

  4.候汤  

  “汤有三大辨十五小辨。”三大辨是:“一曰形辨,二曰声辨,三曰气辨。”每大辨认又各有五小辨。形辨则“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声辨“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气辨“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为萌汤,直至气直冲贯,方为纯熟。”(《茶录·汤辨》)又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熟,元神始发。故曰汤须五沸,茶奏三奇。”(《茶录·汤用老嫩》)唐宋煎茶、点茶用的是末茶、粉茶,故汤用嫩不用老,明人用散叶茶在瓯壶瀹泡,故水用老不用嫩。  

  5.习茶  

  张源《茶录》的茶艺是壶泡法,壶泡法的主要程序有:浴壶、投茶、注汤、涤盏、酾茶、品茶。  

  “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泡茶之前先温壶。温壶之后投茶,投茶量视壶的容量大小斟酌而行,不可偏多或偏少而失中正。“茶多寡宜酌,不可过中失正。”投茶量大了则泡出的茶“味苦香沉”,投茶量小了则泡出来的茶“色清气寡。”茶壶连续泡过两次之后要用冷水荡涤,使其凉洁,然后继续泡茶,“不则减茶香矣。罐热则茶神不健,壶清则水性常灵。”分骊不宜早,早了茶的色、香、味还未蕴育好,饮用时不宜迟,迟则茶的香气挥发。“骊不宜早,饮不宜迟。早则茶神未发,迟则妙馥先消。”(《茶录·泡法》)  

  “投茶有序,毋失其宜。”投茶有上投、中投、下投三法。“先汤后茶,曰下投,汤半下茶,复以汤满,曰中投,先后汤后茶,曰上投。”(《茶录·投茶》)不同季节,采取不同的投法。春秋季中投,夏季上投,冬季下投。  

  “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茶录·饮茶》)  

  张源认为茶有真香、真色、真味,因此不能在水中加碱,茶中加料如香、花,盏中加果,“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使失其真。如水中加碱,茶中着料,碗中着果,皆失真也。”(《茶录·点染失真》)  

  “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茶录·茶道》)当然,张源的“茶道”是广义的“茶之道”,涵盖茶的采制、贮藏、泡饮之道。  

  张源《茶录》,第一次对壶泡茶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是泡茶道的经典之作,标志着泡茶道的正式形成。  

  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考订张源《茶录》“成于万历中,大约在1595年前后”。顾大典《茶录》序说他:“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上溯三十年,为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结合田艺蘅《煮泉小品》、陈师《茶考》,可以判断泡茶道的形成约在嘉靖至万历前期这一段时期内。对对泡茶道得形成有贡献的,还有吴宽、沈周、僧大机等人。

三 泡茶道的兴盛  

  (一)许次纾《茶疏》集泡茶道大成  

  许次纾(1549-1604),字然明,号南华,钱塘人,著《茶疏》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全书约四千七百字,有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茶所、洗茶、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宜节等三十六则。  

  《茶疏》的最大特色在于烹试、品饮的茶道方面。关于“择水”,“清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关于“煮水器”,“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咸涩,作铫最良。”认为金属作煮水器较宜,尤其是锡。又说:“茶兹于水,水籍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茶、水、器、火四者相辅相成,缺一则茶不成。  

  关于“火候”,“火必以坚木炭为上,然木性未尽,尚有余烟,烟气入汤,汤必无用。故先烧令红,去其烟焰,兼取性力猛炽,水乃易沸。既红之后,乃授水器,仍急扇之,愈速愈妙,毋令停手。停过之后,宁弃而再煮。”关于“汤候”,“水一入铫,便须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时;过则汤老而香散,决不堪用。”认为泡茶以水有微涛为恰好,大涛鼎沸至无声为过时的老汤不堪用。  

  茶具必先清洁,“汤铫瓯注,最宜燥洁。每日晨兴,必以沸汤荡涤,……”茶壶宜小不宜大,“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半升,是为适可。独自斟酌,愈小愈佳。”茶瓯:“纯白为佳,兼贵为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茶壶质地,“首银次锡,”“其次内外有油瓷壶亦可”。  

  关于“烹点”,“先握茶手中,侍汤既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复定。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倾,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则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吟坛发其逸思,谈席涤其玄衿。”关于“饮茶”,“一壶之茶,只斟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一壶茶只能斟两次。关于客人,“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  

  许次疏还写了“茶所”、“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出游”、“权宜”、“宜缀”、“良友”等品茶的环境、条件等多方面,集明代泡茶道之大成。  

  (二)罗廪水火相战听松涛  

  罗廪(1537-1620)字高君,浙江慈溪人,著《茶解》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首为总论,以下分原、品、艺、采、制、藏、烹、水、禁、器等。自谓:“茶通仙灵,久服能令升举。然蕴有妙理,非深知笃好不能得其当。……乃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春夏之交,手为摘制。聊足供斋头烹啜,论其品格,当雁行虎丘。……余尝谓茶酒二事,至今日可称精妙,前无古人,此亦可与深知者道耳。”(《茶解·总论》)  

  关于品茶,“茶须色、香、味三美具备。色以白为上,青绿次之,黄为下;香如兰为上,如蚕豆花次之;味以甘为上,苦涩斯下矣。”“茶色贵白,白而味觉甘鲜,香气扑鼻,乃为精品。”“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辩味,何异佣作。”茶要慢饮细品,其与屠隆所言“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同理。  

  关于烹茶汤候:“李南金谓当用背二涉三之际为合量,此真鉴赏家言。而罗大经惧汤过老,欲于松涛涧水后,移瓶去火,少待沸止而瀹之,不知汤既老矣,虽去火何救耶?此语亦未中窍。”言之有理。  

  又谓:“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入瓯,云光缥缈,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

  (三)徐勃无茶语言无味  

  徐勃(1570-1645),字惟起,,号兴公,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喜藏书、刻书,以红雨楼为藏书室名,积书达五万三千卷。万历中与曹学佺主盟闽中词坛,被称“兴公诗派”。  

  徐勃曾协助福州知府喻政编《茶书》,又撰《蔡端明别记》、《茗谭》、《武夷茶考》,精于茶艺,为闽中茶人领袖。曾撰《武夷采茶词》六首和《闽道人寄武夷茶》、《试武夷茶》诗等,与谢肇制、周千秋等茶诗酬和(见《雨后集徐兴公汗竹斋烹武夷太姥支提鼓山清源诸茗》)。  

  “品茶最是清事,若无好香在炉,遂乏—段幽趣;焚香雅有逸韵,若无名茶浮碗,终少一番胜缘。是故茶、香两相为用,缺一不可。飨清福者,能有几人?  

  王佛大常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余谓—日不饮茶,不独形神不亲,且语言亦觉无味矣。  

  幽竹山窗,鸟啼花落,独坐展书。新茶初熟,鼻观生香,睡魔顿却,此乐正索解人不得也。  

  饮茶,须择清癯韵士为侣,始与茶理相契,若腯汉肥伧,满身垢气,大损香味,不可与作缘。  

  茶事极清,烹点必假姣童、季女之手,故自有致。若付虬髯苍头,景色便自作恶。纵有名产,顿减声价。”(《茗谭》)  

  (四)黄龙德茶饮四时  

  黄龙德,字骧溟,号大城山樵。著《茶说》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前。分产、造、色、香、味、汤、具、侣、饮、藏十章。黄龙德自述仿北宋黄儒《品茶要录》体例,但实际上乃是自创,内容切实,时有创见。  

  “茶灶疏烟,松涛盈耳,独烹独啜,故自有一种乐趣。又不若与高人论道,词客聊诗,黄冠谈玄,缁衣讲禅,知己论心,散人说鬼之为愈也。对此佳宾,躬为茗事,七碗下咽而两腋清风顿起矣。较之独啜,更觉神怡。”(《茶说·八之侣》)  

  “饮不以时为废兴,亦不以候为可否,无往而不得其应。若明窗净几,花喷柳舒,饮于春也。凉亭水阁,松风萝月,饮于夏也。金风玉露,蕉畔桐阴,饮于秋也。暖阁红垆,梅开雪积,饮于冬也。僧房道院,饮何清也,山林泉石,饮何幽也。焚香鼓琴,饮何雅也。试水斗茗,饮何雄也。梦回卷把,饮何美也。古鼎金瓯,饮之富贵者也。瓷瓶窑盏,饮之清高者也。较之呼卢浮白之饮,更胜一筹。即有瓮中百斛金陵春,当不易吾炉头七碗松萝茗。若夏兴冬废,醒弃醉索,此不知茗事者不可与言饮也。”(《茶说·九之饮》)  

  (五)陈继儒茶试小壶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白石山樵等,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与同郡董其昌齐名。二十九焚弃儒生衣冠,退隐小昆山南。后筑室东佘山,杜门著书。工诗善文,兼长绘画。颇藏异书,喜钞校旧籍。著作丰富,有《陈眉公全集》、《白石樵真稿》、《晚香堂白石山房稿》等多种,并辑《宝颜堂秘笈》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泡茶道的风行,离不开紫砂壶的兴起,两者相互促进。早期紫砂壶,容量较大。陈继儒基于文人雅致的品茗趣味,倡导使用小壶泡茶,使之更具审美意韵。他与紫砂艺人多有交往,他的茶道理论对包括时大彬在内的一大批紫砂艺人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时大彬最初仿供春,喜欢做大壶。后来与陈继儒交往并受其影响,根据文人的品味把砂壶缩小,使之更加符合品茗的趣味。“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吴骞《阳羡名陶录》)时大彬为紫砂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千载良陶让一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陈继儒造就了时大彬。  

  陈继儒的小壶茶观点也得到同时代茶人的赞同。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的《岕茶笺》也说:“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小壶是品茗的最佳茶具。  

  “自古名山留以待羁人迁客,而茶以资高士,盖造物有深意。……(岕)既得圣人之清,又得圣人之时,第蒸、采、烹、洗,悉与古法不同。而喃喃者犹持陆鸿渐之《经》、蔡君谟之《录》而祖之,以为茶道在是,当不会令庆叔失笑。庆叔隐居长兴,所至载茶具,邀余于素鸥黄叶间,共相欣赏,……”(《白石樵真稿·书岕茶别论后》)陈继儒生活的晚明时期,泡茶道流行,不但煎茶道早已绝迹,点茶道也已衰亡。所以陈继儒批评了那些仍坚持认为茶道唯在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的迂腐观念。他与茶友周庆叔每于素鸥黄叶间品茗论道,共相欣赏。  

  陈继儒喜对茶史也有研究,曾为夏树芳《茶董》作序,后又自著《茶董补》,是为补夏树芳《茶董》之不足,又别著《茶话》一书。  

  (六)张宗子茶癖水淫  

  张岱(1597~约1689),字宗子,一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官宦世家,却不曾作官,性好山水。他的生平可从其《自为墓志铭》中知其梗概:“……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师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张岱著述丰富,然流传至今的,唯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環文集》及《石匮书后集》几种。其中《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为张岱的代表作品,书中蕴含其对故国之思,文字清新率真、描绘生动,是明末小品文的佳作。  

  明代,品茶已成时尚,各地茶馆林立,成为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张岱在《露兄》一文中写到,崇祯年间,绍兴城内有家茶店用水用茶特别讲究,“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进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有天合之者。”张岱特别喜欢这家茶馆,于是就给它取了个“露兄”的店名,典出宋代米芾的“茶甘露有兄”。 

  张岱是鉴茶辨水的能手,《闵老子茶》记载他拜访老茶人闵汶水品茶鉴水的经过,过程十分有趣(略)。禊泉乃绍兴名泉之一,曾一度被掩没,后因张岱的发现才又重显威名,名噪一时。“甲寅夏,过斑竹庵,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异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噀天为白,又如轻岚出岫,缭松迷石,淡淡欲散,余仓卒见井口有字画,用帚刷之,禊泉字出,书法大似右军,益异之。试茶,茶香发,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气方尽。辨禊泉者,无他法,取水入口,第挢舌舐腭,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是为禊泉。”(《陶庵梦忆·禊泉》)张岱无意间发现禊泉,更以其专精的品水经验,指出辨识禊泉的诀窍。  

  张岱还请徽州歙人专事松萝茶的师傅来绍兴传授经验,改进家乡的“日铸茶”,名之为“兰雪茶”。“……募歙人入日铸。杓法、搯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择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陶庵梦忆·兰雪茶》)兰雪茶兰雪一经出现后,立即得到人们的好评,在社会上风行一时。  

  张岱不仅嗜茶,而且识茶,从制茶到品茶,无一不精。积多年的经验,张岱曾撰有《茶史》一书,手稿交于闵老子“细细论定”,并计划刊印。其目的是“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战也。”但不久战祸四起,清兵入关后随即南下,张岱逃难避乱,在匆促中稿本散失,只存序文,后辑于《琅環文集》中,这是中国茶史上一大损失。  

  除前述诸入之外,对泡茶道的兴盛和发展有贡献的,还有陆树声、徐渭、屠隆、高濂、张谦德、熊明遇、夏树芳、周履靖、文震亨、李日华、周高起、屠本畯、闻龙、冯可宾、张大复、袁宏道、李渔等人。

四 泡茶道的衰退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与元蒙一样,对汉人始终存有戒备心里,大兴文字狱,士人为避祸,纷纷转向实证、考据,流行明代的陆王心学、性灵文学、茶道艺术由盛转衰。经过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动,茶道也渐呈衰势。当然,说泡茶道入清后开始衰退,但并非消亡,而且在局部地区还有所发展。作为中国茶道的代表工夫茶道就形成、兴盛于清代。  

  工夫茶主要流行于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是用小壶冲泡青茶(乌龙茶),属泡茶道的一种,主要程序有治壶、投茶、出浴、淋壶、烫杯、酾茶、品茶等。  

  “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谴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袁枚《随园食单·茶酒单·武夷茶》)袁枚(1716-1797),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生当康乾盛世,曾任溧水、江浦、江宁等县知县,因父丧辞官归里,在江宁城西小仓山筑随园,又号随园老人,著述颇丰。袁枚是杭州人,平时习惯饮江浙名茶阳羡、龙井,初时不习惯武夷岩茶。乾隆丙午(1786年),袁枚上武夷山,僧道献以武夷岩茶,小壶,小杯,嗅香、试味,徐徐咀嚼。始觉龙井虽清,不如岩茶醇厚;阳羡虽佳,不若岩茶韵致。这是最早的关于武夷岩茶的泡饮方法及品质特点,虽无工夫茶之名,却有工夫茶之实。

  “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咀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惟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俞蛟《梦厂杂著·潮嘉风月·工夫茶》)俞蛟,字清源,又字六爱,号梦厂居士,乾嘉时人。《梦厂杂著》于嘉庆六年(1801年)四月成书于广东齐昌官舍之凝香室,俞文所记器具有白泥炉、宜兴砂壶、瓷盘、瓷杯、瓦铛、棕垫、纸扇、竹夹等,其泡饮程序则为治器、候汤、纳茶、冲点、淋壶、斟茶、品茶等。工夫茶得名在清朝中叶的乾嘉年间。  

  “工夫茶,闽中最盛。茶产武彝诸山,采其茶,窨制如法。……壶皆宜兴砂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壶,需炉铫三。候汤,初沸蟹眼,再沸鱼眼,至联珠沸则熟矣。水生汤嫩,过熟汤老,恰到好处颇不易,故谓天上一轮好月,人间中火候,一瓯好茶,亦关缘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铫水熟,注空壶中,荡之泼去;第二铫水已熟。预用器置茗叶,分两若干,立下壶中。注水,覆以盖,置壶铜盘内;第三铫水又熟,从壶顶灌之周四面;则茶香发矣。瓯如黄酒卮,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咀嚼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饮,即以为不知味,肃客出矣。”(寄泉《蝶阶外史·工夫茶》)茶用武夷茶,器有炉、铫、宜兴砂壶、铜盘、茶瓯等,其泡饮程序有治器、候汤、涤壶、纳茶、冲点、淋壶、斟茶、品茶等。《蝶阶外史》的作者寄泉,号外史,清代咸丰时人。  

  “潮郡尤嗜茶,其茶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诸名包,大抵色香味三者兼备。以鼎臣制宜兴壶,大若胡桃,满贮茶叶,用坚炭煎汤,乍沸泡如蟹眼时,瀹于壶内,乃取若琛所制茶杯,高寸余,约三四器匀斟之。每杯得茶少许,再瀹再斟数杯,茶满而香味出矣。其名曰工夫茶,甚有酷嗜破产者。”(张心泰《粤游小识》)潮州人酷嗜工夫茶,宜兴小砂壶,若琛小杯,候汤、纳茶、冲注、匀斟,茶的品类较多,已不限于武夷岩茶。张心泰,晚清时人。  

  连横在其《雅堂先生文集》“茗谈”中记:“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连横,宇雅堂,台湾人,生当清末民国时期,撰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台湾考释》等书。台湾与漳州、泉州、潮州同尚工夫茶,茶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非此不能待客。

  进入民国,战乱频仍,茶道低迷。新中国成立后,受极左路线影响,包括茶道在内做的传统文化受到批判。中国茶道在二十世纪跌入低谷。

五 泡茶道的复兴  

  中国茶道的复兴却是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苏,进入新世纪的新发展阶段。

   (一)当代茶道理论研究和实践  

  台湾是现代中国茶道的最早复兴之地。吴振铎、林资尧、蔡荣章、林瑞萱、范增平、吴智和、张宏庸、周渝等是台湾较早致力茶道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人。  

  林资尧(1941—2004),字易山,曾任台湾中华民国茶艺协会秘书长,后转任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国际茶文化交流和茶道教学,尤爱茶礼,促进茶礼生活化、社会化。尊礼古圣先贤,曾有祭孔、祭神农、祭屈原、祭陆羽等茶礼;体现大自然的运作、时节的更替,创作四序茶会;后来又创五方佛献供茶礼、金色莲花茶礼、郊社茶礼,为中国茶礼的建设开拓有功。  

  蔡荣章自1980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现代茶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其夫人林瑞萱主持坐忘谷茶道室,夫妇俩志趣相投。蔡荣章著有《现代茶艺》(台湾中视文化出版社1984)、《茶道教室》(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茶道基础篇》(台湾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3)、《说茶之陆羽茶道》(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茶道入门三篇》(中华书局2006)等,林瑞萱著有《心经讲义——茶道精神领域之探求》(台湾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1989)等,夫妇合著有《现代茶思想集》(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2000)等。蔡荣章、林瑞萱夫妇为中国当代茶道的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范增平出版了《台湾茶文化论》(台北碧山岩出版社1992)、《茶艺学》(修订版,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台湾茶艺观》(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3)等,吴智和出版了《中国茶艺论丛》(台湾大立出版社1985)、《中国茶艺》(台湾正中书局1989)等。张宏庸出版了《茶艺》(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台湾传统茶艺文化》(台湾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等。  

  澳门的罗庆江在《“中国茶道”浅谈》(《农业考古》2001,4)中对中国茶道概念的阐述以及对茶席设计都有一定的探索性。  

  大陆方面,在茶艺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有突出表现的则有吴觉农、庄晚芳、张天福、童启庆、陈文华、余悦、林治、丁文、袁勤迹等。

  庄晚芳在1990年2期《文化交流》杂志上发表的《茶文化浅议》一文中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的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加以解释: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张天福深入研究中外茶道、茶礼,于1996年提出以“俭、清、和、静”为内涵的中国茶礼。他认为:茶尚俭、勤俭朴素;茶贵清,清正廉明;茶导和,和衷共济;茶致静,宁静致远。  

  童启庆出版了《习茶》(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生活茶艺》(金盾出版社2000)、《影像中国茶道》(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为现代茶艺、茶道提供了范式。  

  陈文华不仅在《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等著作中,对茶艺、茶道概念和特征、精神作了精要的阐释,而且还发表了《茶艺·茶道·茶文化》(《农业考古》1999,4)、《论中国茶道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与儒、释、道的关系》(《农业考古》2002,2)、《论中国茶艺及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农业考古》2005,4)等论文,进一步对茶艺、茶道进行理论阐释。  

  余悦在《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中对茶艺、茶道概念、茶道与儒道释的关系等作了精要的阐释,他在《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农业考古》2006,5)、《中国茶艺的美学品格》(《农业考古》2006,2)、《中国古代的品茗空间与当代复原》(《农业考古》2006,5)等论文中进一步阐释了茶艺美学、茶道精神。  

  林治的《中国茶艺》(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中国茶道》(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中华茶艺集锦》(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茶道养生》(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对各类茶的冲泡技艺、茶艺六要素美的赏析、茶艺美学基础、茶道精神、茶道养生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丁文在《茶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中对茶道与儒释道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袁勤迹通过实践来诠释现代茶艺,她的《龙井问茶》、《九曲红梅》、《人淡如菊》等茶席设计及表演已成为经典。  

  (二)当代茶会的创立  

  1. 四序茶会  

  四序茶会是原天仁茶艺文化基金会秘书长林资尧所制定,透过茶会,表现一种大自然圆融的律动。说它是一种群体修行,也不为过。

  在会场内,悬挂“四季山水图”和“名壶名器名山在,佳茗佳人佳器生”的茶联,烘衬出茶会的主题。茶席的布置为正四方形,而茶桌和正中央的花香案则铺以青、赤、白、黑、黄等五色桌巾,象征着四序迁流,五行变易。在悠扬的古琴曲声中,司香和司茶引导来宾入席,大家在正四方形条席人坐。司香行香礼,以香礼敬天地及宾客,然后茶会开始。4位司茶则依秋、冬、春、夏的时序,手捧代表秋冬春夏四季的插花款款入场,先行花礼,之后入座。东面茶席是代表春季的青色,南面茶席是代表夏季的赤色桌,西面茶席是白色的秋季,北面茶席是黑色的冬季。24把座椅象征24个节气。在悠扬琴声中,司茶优雅地烫杯、取茶、冲水,然后均匀斟进小茶盅,分敬给客人。沏茶四巡,司茶按顺时针次序转动,象征四季更叠。司茶依序奉上第一道茶、第二道茶、第三道茶以及第四道茶。客人闻香后,品茗回味。宾客品味茶汤,也品味着大自然的芳香。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转。当《梅花三弄》奏完之时,司茶起身,依序收回茶杯和茶托,并细致地清洗茶具。再度起身时,司茶行花礼。接着,与司香列队恭送宾客离席。人们在这样一个宁静、舒适的场所,通过茶艺、茶道、茶礼的熏陶,完全将自己融人大自然的韵律、秩序和生机之中,既品出了茶的真趣味,又彻底得到了放松。  

  2. 无我茶会  

  无我茶会是由台北陆羽茶艺中心总监蔡荣章所创立的一种茶会形式,人人自备茶具、茶叶围成一圈泡茶、奉茶、品茶。如果规定每人泡茶四杯,那就把三杯奉给左边三位茶侣,最后一杯留给自己。如此奉完规定的泡数,聆听一段音乐演奏后(也可省略),收拾茶具结束茶会。

蔡荣章先生  

  参加无我茶会,每人携带的茶具可根据茶类而定,尽量要小巧简便。基本要求是每人需带冲泡器具,四只杯子、奉茶盘、茶巾、手表或计时器、热水瓶、茶叶(以每冲泡四杯茶所需的量分成小包或直接放在冲泡器中)、坐垫等。  

  到了无我茶会会场后,首先是报到抽签,依号码找到位置。号码为顺序排列,座位形式多用封闭式,即首尾相连成规则或不规则的环形或方形、长方形等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的大茶会往往是在露天举行,均无桌椅。每人找到位置后,将自带坐垫前沿中心盖掉座位号码牌,在座垫前铺放一块泡茶巾(常用包壶巾代替),上置冲泡器,泡茶巾前方是奉茶盘,内置四只茶杯,热水瓶放在泡茶巾左侧,提袋放在坐垫左侧,脱下的鞋子放在坐垫左后方。当茶具等安放完毕,根据公告中的时间安排,茶会的第一阶段是茶具观摩与联谊,这时,可在会场内走动,亦可互相拍照留念。  

  到了约定时间,各人开始泡茶,泡好后分茶于四只杯中,将留给自己饮用的一杯放在自己泡茶巾上的最右边,然后端奉茶盘奉茶给左侧三位茶侣,奉茶人将茶放在左边第一位受茶人的最左边,左边第二位受茶人的左边第二位,左边第三位受茶人左边第三位。如果您要奉茶的人也去奉茶了,只要将茶放在他(她)座位的泡茶巾上就好。如您在座位上,有人来奉茶,应行礼接受。待四杯茶奉齐,就可以自行品饮。饮后即开始冲第二道,奉第二道茶时,用奉茶盘托冲泡器具或茶盅依次给左侧三位茶侣斟茶。饮后冲泡第三道,奉茶同第二道。进行完约定的冲泡次数后,如安排演讲或音乐欣赏等活动,就要安坐原位,专心聆听,结束后方可端奉茶盘去收回自己的杯子,将茶具收拾停当,清理好自己座位的场地(所有废物全由自己收拾干干净净并倒入果壳箱中),与大家道别散会,或继续其他活动。  

  无我茶会有七大精神。第一,无尊卑之分。茶会不设贵宾席,参加茶会者的座位由抽签决定,在中心地还在边缘地,在干燥平坦处还是潮湿低洼处,不能挑选。自己将奉茶给谁喝,自己可喝到谁奉的茶,事先并不知道。因此,不论职业职务、性别年龄、肤色国籍,人人平等;第二,无求报偿之心。参加茶会的每个人泡的茶都是奉给左边的茶侣,而自己所品之茶却来自右边茶侣,人人都为他人服务,而不求对方报偿;第三,无好恶之心。每人品尝四杯不同的茶,由于茶类和沏泡技艺的差别,品味是不一样的,但每位与会者都要以客观心情来欣赏每一杯茶,从中感受到别人的长处,不能只喝自己喜欢的茶,而厌恶别的茶;第四,无地域流派之分。不分彼此,天下一家,以茶修德,以茶会友,奉行一碗茶中的和平友好;第五,求精进之心。自己每泡一道茶,自己都品一杯,每杯泡得如何,与他人泡的相比有何差别,要时时检讨,使自己的茶艺日益精深;第六,遵守公告约定。茶会进行时并无司仪或指挥,大家都按事先公告进行,养成自觉遵守约定的美德;第七,培养集体的默契。茶会进行时,均不说话,大家用心于泡茶、奉茶、品茶,时时自觉调整,约束自己,配合他人,使整个茶会快慢节拍一致。并专心欣赏音乐或聆听演讲,即使千百人的茶会亦能保持会场宁静、安详的气氛。

  在“无我茶会”中,无尊卑之分,无地域流派之分,无报偿之心,无好恶之心,求精进之心,大家以公共约定的时间和秩序为准则,因而它的包容性强,修身养性效果佳。“无我”与“无己”“无私”“忘我”相似,是一种哲学境界。  

  综上所述,泡茶道蕴酿于元代至明代前期,正式形成宇明代中期,鼎盛于明代后期,衰于清、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走上复兴之路。

  本文原为丁以寿主编《中华茶道》第八章“茶道历史”之“第三节中国泡茶道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本文经丁以寿授权发布。

 

作者介绍

  丁以寿,1963年1月生,安徽省无为县人。1986年7月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茶叶专业,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茶业系教授,茶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所长,安徽省茶业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安徽省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茶人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茶文化系列教材》、《中国名优茶系列丛书》、《图说中国茶文化》编委,《茶业通报》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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