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茶从离开茶树的那一刻起，就期待着与水相逢;水从奔腾流淌伊始，就追逐着茶的踪影。茶与水是一对神奇的伴侣。茶因水而苏醒重生，水因茶而丰润甘美。
明人张源在其《茶录》中写道：“茶者，水之神也;水者，茶之体也。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曷窥其体。”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云： “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八分耳!” 两段话，讲的是一个意思：“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论茶也。”(许次纾《茶疏》)故欲治好茶，必先择真水。
真水即好水，即宜茶之水，无锡惠山泉是也。相传茶圣陆羽曾亲品其味，故惠山泉又名陆子泉。晚唐李德裕尤好饮之。他履任宰相时，不惜民力，从江苏无锡一路专设“递铺”，运送惠山泉水到三千里外的长安。此举，确系扰民苦民，遭后人诟病。然而，这位李相爷鉴水的本领确实了得。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记载：“李德裕居庙廊日，有亲知奉使京口(今镇江)。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急水，取置一壶来。’其人忘之，舟上石头城，方忆之，汲一瓶归京献之。李饮后，叹讶非常，曰：‘江南水味，有异于顷岁，此颇似建业石头城下水。’其人谢过，不敢隐”。
北宋时，京都汴梁的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乃至“肉食者”皆以惠山泉水作为相互馈赠的上等礼品。欧阳修请蔡襄(北宋著名书法家)为他书写《集古录》序文，后精选四件礼品作为润笔，其中就有惠山泉一瓶。
还有那位炳耀千秋的苏大学士，也是一位品茶鉴水的高人。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有故人赠他新茶。为了烹出真味，曾以诗向无锡知县焦千之索要惠山泉水：“精品厌凡家，愿子致一斛”。后来，皇帝御赐苏轼一小龙团茶，他专程赶赴无锡惠山。“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在他看来，只有以惠山泉试龙凤饼，方不负精茗之鲜馥，可谓双绝双美矣。
惠山泉为山水，是通过岩层裂隙过滤了的，杂质极少，且“味甘”而“质轻”。那位写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中唐诗人李绅曾赞曰："惠山书堂前，松竹之下，有泉甘爽，乃人间灵液，清鉴肌骨，漱开神虑，茶得此水，皆尽芳味也。”世人皆称惠山泉天下宜茶之水，诚哉斯言。
不过，也有不完全买账的，乾隆爷便是。乾隆有只小银斗，那是他择水、试水的“神器”。清《冷庐杂识》记载，乾隆每次出巡，常喜欢带一只精制银斗，“精量各地泉水”，如杭州虎跑泉、镇江中泠泉、济南珍珠泉等。按水的比重从轻到重，以轻者为上。量得惠山泉水斗重一两四厘，北京的玉泉山水，水质最轻，斗重一两。于是钦定玉泉山泉水为“天下第一泉”。此处插叙几句：普天之下，号称“第一泉”者，多矣。若细加考量，并非秉持同一标准，而是各持一端，各有各的说辞。比如，乾隆之所以把惠山泉定为“天下第二泉”，就是因为水质略重了些。他在《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中说的明白：“水味贵甘，水质贵轻，玉泉每斗重一两，他处名泉无此轻者。”、“则凡出于山下，而有冽者，诚无过京师之玉泉，故定为天下第一泉。”乾隆的评判标准是以水质轻者为上，兼及水味甘、冽(清冷)。
水之轻重，有点类似今人所说的软水、硬水。硬水中含有较多的矿物质(钙、镁离子和铁盐等)，增加了水的重量。用硬水泡茶，茶汤味涩而苦。水以轻为美，乾隆知之耶。
据《清稗类钞》记载，乾隆出巡时，必载玉泉水随行。由于“经时稍久，舟车颠簸，色味或不免有变”。身边左右便把玉泉水纳入大容器中，做上记号，再倾入其他泉水加以搅动，待静止后，“他水质重则下沉，玉泉体轻故上浮，提而盛之，不差锱铢”，名曰“以水洗水”。
彼时清皇宫内饮水,均取自玉泉山。西直门是水车必经之门，亦称“水门”。每天清晨最先进出西直门的必是插着黄龙旗的运水马车。一辆辆在寒风中碾过城门下的青石板路，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时断时续，回响在熹微的晨光里。
其实，若论轻，雪水最轻。《金瓶梅》第21回《吴月娘扫雪烹茶》可谓曲尽其妙。西门庆正室夫人“吴月娘见雪下在粉壁间太湖石上甚厚，下席来，教小玉拿着茶罐，亲自扫雪，烹江南凤团雀舌与众人吃。正是：白玉壶中翻碧波，紫金杯内喷清香。”《红楼梦》中，妙玉最是“小资”，她招呼宝钗和黛玉到耳房中喝的“体己茶”，就是妙玉收藏了五年，从梅花上扫下来的雪水烹的茶。此等故事虽小说家言，却并非信口开河。古人称雪水为烹茶的“天泉”。融雪烹茶，一取其甘甜，二取其冷冽。乾隆皇帝“遇佳雪，必收取，以松实、梅英、佛手烹茶，谓之‘三清’”颇得雅名。唐代白居易的“扫雪煎香茗”，宋代辛弃疾的“细写茶经煮茶雪”，元代谢宗可的“夜扫寒英煮绿尘”，清代曹雪芹的“扫将新雪及时烹”等，都是赞美用雪水沏茶的。漫漫寒夜，三五惺惺相惜的知己，围炉小坐，煮雪烹茗，古人之雅趣也，不知这等诗情画意如今尚存乎?
品茗之事，文者自文，俗者自俗。那些为衣食而常年劳碌奔波的布衣草根，大抵没有那种闲情逸致去收藏梅花上的雪。烹茶煮茗主要靠井水。旧时不拘城乡，家家院子里都有一口水井，有客登门，几句寒暄之后，主人便走到爬满青苔的井口，抖动井绳，汲起一桶冬暖夏凉的井水，点火煮茶便是。这情景我并不陌生，故乡的水井至今还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众所周知，如今的泉水、井水、雪水，乃至江河湖水的水质，远不及先前洁净。可径自取来饮用者，寥寥无几。如此，难为了众茶客。我们该怎样选择宜茶之水呢?
大体说来有“五字真言”，：水质要求活、轻，清;水味要求甘、冽。这是历代茶人择水、论水、评水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现代茶人对泡茶用水的基本看法。其一，水源要活。流水不腐，活水有自然净化作用，泡出的茶汤特别鲜爽可口。“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宋 唐庚《斗茶记》)其二，水体要轻。如玉泉山泉水，水以轻为美。其三，水质要清。水清则无杂质、无沉淀、无色透明，最能显出茶的本色。其四，水味要甘。“凡水泉不甘，能损茶味。”所谓水甘，即入口，舌尖有甜滋滋的感觉。咽下去后，喉中也有甜爽的回味，用这样的水泡茶自然美味愈美。其五，水温要冽。冽即冷寒之意，“泉不难于清，而难于寒”，“冽则茶味独全”。因为寒冽之水多出于地层深处的泉脉之中，所受污染少，泡出的茶汤滋味纯正。去年，我参加北京一盛大茶博会，看到有专用“泡茶水”面市。诘之，商家答曰，水源取自地层深处，是水温常年保持在5摄氏度以下天然冷泉水。我品了品，口感柔、软、甘、冽。
行文至此，我想结合日常饮用水作些述评。一是山泉水:从山岩断层细流汇集而成，富含各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又经过砂石过滤，水质清净晶莹，用这种泉水泡茶，口感特别微妙。然而，山泉水并非随处可得，亦并非凡山泉水皆可饮。
二是江、河、湖水:属地表水，含杂质较多，混浊度较高，一般说来，用这样的水冲茶，效果不佳。但在远离人烟，又是植被生长繁茂之地，污染物较少的，仍不失为沏茶好水。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其江水，取去人远者”，良有以也。
三是井水:属地下水，悬浮物含量少，透明度较高。但它又多为浅层地下水，特别是城市井水，易受周围环境污染，用来沏茶，有损茶味。若能汲得活水井的水沏茶，同样也能泡得一杯好茶。
四是自来水:含有用来消毒的氯气等，在水管中滞留较久的，还含有较多的铁质，会使茶汤呈褐色，喝起来有苦涩味。所以用自来水沏茶，最好用无污染的容器，先贮存一天，待氯气散发后再煮沸沏茶。
五是纯净水 :现代科学的进步，采用多层过滤、反渗透技术，可以将一般的饮用水变成不含有任何杂质的纯净水，并使水的酸碱度达到中性。用这种水泡茶，不仅因为净度好、透明度高，沏出的茶汤晶莹剔透，而且香味纯正，无杂味，鲜醇爽口。此外，质地优良的矿泉水也是较好的泡茶用水。
有了好水、好茶，再加之好茶具、好手艺，那果真称得上“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了。
【摘自2015年第5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袁振生(山西阳泉)】
(《吃茶去》杂志刊文)在武夷山九曲溪的四曲北岸，御茶园对面，有处古渡口，叫平林渡。自古此处称为“小九曲”，意即此处风景是九曲精华中之精华。这样一处舟楫往来密切、茶客络绎不绝的古津，却留下了有关茶文化的遗存，如摩崖石刻“庞公吃茶处”五个字，就是对康熙辛巳年间武夷山九曲溪畔茶事活动的记录。
庞公，即题刻署名者林翰陪游的建宁太守庞垲。庞垲(1657-1725)，任丘人，官至福建建宁知府时，于康熙辛巳年冬，和友人林翰、程长名、章衮、严广、释衍操同游武夷山九曲溪。进入四曲之畔的金谷岩，具有工诗词、善行楷之艺的庞垲，被景致所感，遂在四曲的平林渡几处岩石上题勒了“引人入胜”、“应接不暇”两方石刻。林翰题勒中所提及的“庞公”，即庞垲知府，友人尊称其为“庞公”。此行凑巧的是，随庞公同游的还有一位释衍操。这位释衍操俗名姓刘，出家后云游四方，晚年得武夷山北之梧桐窠结茅而庐，留下不少歌咏武夷山的诗文。庞垲此行，亦受释衍操其佛家言行的感染。
释家佛门，无不与茶亲和。尤其是在武夷九曲溪的四曲，更是与茶密切的一方宝地。四曲南面就是御茶园。御茶园里进出的都是俗家人，武夷岩茶自元代起就充当了世俗的贡品，让世人为其忙碌。与御茶园隔溪相望的平林渡，就让佛家弟子感到清净了许多。虽然此处也闻武夷岩茶之香，也听舟楫渔歌之唱，更见渡口茶客上上下下，但他们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扰。想喝茶者可以扫净一块山石，垒起一方茶灶，就着岩泉水煮武夷奇茗。冬日的渡口少了些许喧哗与繁忙，庞垲一行在溪滩上徜徉，身临其境观九曲风光，才悟出此地正是“引人入胜”处。溪山美景扑面而来，且如画卷绵绵延拓，美不胜收，于是庞垲又有了“应接不暇”的感受。
把如此感受收于心中的，靠“吃茶”意念的驱动。喝茶与吃茶有着意义上的不同。佛界把盏品茗，不叫喝茶，而叫“吃茶”。其实，建宁太守庞垲的随行好友林翰，深谙庞垲与佛界一位名僧之姓的巧合，投其所好，刻下了“庞公吃茶处”五字，让后人费些工夫去解读庞公是何许人也。其实，唐朝也有个庞公，姓庞名蕴。《五灯会元》卷第三《马祖一禅师法嗣·庞蕴居士》载：庞公原名庞蕴，字道玄，唐朝湖南衡阳人。他“世本儒业，少悟尘劳，志求真谛。”贞元初与石头和尚、丹霞禅师为友。举家入道，信佛而不剃染。随马祖参承二年，其后机辩迅捷，声名远播。《五灯会元·庞蕴居士传》曰：“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但《全唐诗》中仅收其诗偈七首。
湘藉的庞公，正儿八经的佛门和尚，来过武夷山否?至今无法下论断。但凡修身养性者，借庞公之名，寻武夷绝美境界，隐九曲溪茶丛林边，应当是大有人在的。寺院的僧人哪天能少得了茶?据北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记载：晨朝起来洗手面，盥漱;吃茶;礼佛;问讯;行益;吃粥;打睡。这就是一天的程式。《五灯会元》记录了“饭后三碗茶”的和尚家风。由此可知，僧人一日不可无茶，饮茶成为他们普遍的习惯与爱好。清代郑板桥有幅对联：“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可见僧侣嗜茶，自古皆然。武夷山的天心永乐禅寺、慧苑寺，佛茶礼仪传承不衰。
武夷山的平林渡口，前后左右的山间岩坳里，不是茶园就是茶厂，茶文化在青山绿水间四季氤氲。武夷山寺院的禅茶活动，都用武夷岩茶。武夷岩茶中的极品大红袍，就是天心永乐禅寺经管多年的寺产，也是寺里重要的经济来源，更是武夷山佛界用来礼佛参禅的首先佛茶。唐朝的庞蕴是名僧，肯定有参禅吃茶的风范，清代的庞垲算不得出家人，他做建宁太守，是不是也觉世间俗事引发的身疲心累，并渴望效仿一次庞公，抛却公务，找一处清净，品茗悟心。武夷九曲溪畔成了庞垲的首选，且又有好友林翰附庸风雅，做个流传后世的摩崖石刻，把二位庞公真假莫辨的“吃茶”史，留在了武夷山。
武夷岩茶是佛祖家茶，武夷山的僧侣常在品饮之间说禅语、斗机锋，悟禅道。“庞公吃茶处”就证实了这一遗风。仔细品读这方摩崖石刻，让人不得不提及诸多吃茶风趣中的赵州吃茶公案。赵州一茶禅师，凡有学僧者都去参访他。他给求访者回答就一句话：吃茶去!求访者不解，再问时，禅师就揭示他的话中之意：你先去学会吃茶吧!然后才可悟道。茶，在僧家心目中如此神通广大!吃茶，在佛事活动中又别具一格!这就是茶文化的另一种魅力。如今，我们人人都可到武夷山“吃茶去”，但人人未必都得如庞垲一样“冒充”庞蕴，自称“庞公”。因为，如今吃茶与喝茶已无禁区了，茶的时尚化、大众化，丰富了品茗活动，佛教茶礼中的清规戒律，又怎能约束得了?
(摘自2012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邹全荣)
斗茶，即比赛茶的优劣，又名斗茗、茗战。始于唐，盛于宋，是古代有钱有闲人的一种雅玩，具有很强的胜负色彩，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
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品评分高下，古代茶叶大都做成茶饼，再碾成粉末，饮用时连茶粉带茶水一起喝下。斗茶，多人共斗或两人捉对“厮杀”，三斗二胜。
宋代是极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一些文人雅士更流行斗茶的生活情趣，宋代斗茶之风极盛。
每年清明节期间，新茶初出，最适合参斗。古人斗茶，或十几人，或五六人，大都为一些名流雅士，还有店铺的老板，街坊亦争相围观，像现代看一场球赛一样热闹。
斗茶的场所，多选在有规模的茶叶店，前后二进，前厅阔大，为店面，后厅狭小，兼有小厨房，便于煮茶。有些人家，有较雅洁的内室，或花木扶疏的庭院，或临水，或清幽，都是斗茶的好场所。
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相互品评，以分高下，古代茶叶大都做成茶饼，再碾成粉末，饮用时连茶粉带茶水一起喝下，斗茶，或多人共斗，或两人捉对“厮杀”，三斗二胜。
斗茶品
斗茶品以茶“新”为贵，斗茶用水以“活”为上，一斗汤色，二斗水痕，首先看茶汤色泽是否鲜白，纯白者为胜，青白、灰白、黄白为负。汤色能反映茶的采制技艺，茶汤纯白，表明采茶肥嫩，制作恰到好处;色偏青，说明蒸茶火候不足;色泛灰，说明蒸茶火候已过;色泛黄，说明采制不及时;色泛红，说明烘焙过了火候。其次看汤花持续时间长短。宋代主要饮用团饼茶，调制时先将茶饼烤炙碾细，然后烧水煎煮。如果研碾细腻，点茶、点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点茶、点汤，指茶、汤的调制，即茶汤煎煮沏泡技艺。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称为击拂。反之，若汤花不能咬盏，而是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立即露出“水痕”，这就输定了。水痕出现的早晚，是茶汤优劣的依据。斗茶以水痕晚出为胜，早出为负。
有时茶质虽略次于对方，但用水得当，也能取胜。所以斗茶需要了解茶性、水质及煎后效果，不能盲目而行。
斗茶令
斗茶令，即古人在斗茶时行茶令。行茶令所举故事及吟诗作赋，皆与茶有关。茶令如同酒令，用以助兴增趣。
茶百戏
茶百戏，又称汤戏或分茶，是宋代流行的一种茶艺。即将煮好的茶，注入茶碗中的技巧。在宋代，茶百戏可不是寻常的品茗喝茶，有人把茶百戏与琴、棋、书并列，是士大夫们喜爱与崇尚的一种文化活动。宋人杨万里咏茶百戏曰：“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茶百戏，能使茶汤汤花瞬间显示瑰丽多变的景象。若山水云雾，状花鸟鱼虫，如一幅幅水墨图画，这需要较高的沏茶技艺，经茶器圈查阅：最早有文献记载，斗茶起源于唐代建州，在《云仙杂记》的《记事珠》中有记载：“建人谓斗茶为茗战”。
斗茶作为一项民俗活动，具有继承性和变异性两大特点，近年来，全国各产茶区召开的名茶评比会，其实就是斗茶的继续和发展。
现代斗茶的情景，从铁观音的故乡—福建安溪县西坪镇评比“茶王”茶的活动可见一斑。西坪斗茶是当今一大奇观。西坪一万户茶农，每年生产2500吨乌龙茶。每年收获季节，茶农们拿出自家上品铁观音，先在组里评选出优胜者，参加村里评比。随后，26个行政村选出百来种上品铁观音，集中到镇上参加复赛，从中选出最好的7份，进入西坪镇每年春秋两季的“茶王”决赛。在“茶王”决斗场上，一字排开7只白瓷盖怀，“决斗”开始后，先是“白鹤沐浴”，用开水汤洗盖杯;接着“乌龙入宫”，将称好的6克铁观音倒入杯内;继而“悬壶高冲”，滚水顺杯沿慢慢冲入杯内;然后用杯盖轻轻刮去浮沫，叫“春风拂面”;加盖一分半钟后，打开杯盖细闻香味，叫“梦里寻芳”;随后将茶依次斟入茶杯，叫“关公巡城”、“韩信点兵”。7只茶杯编号，没有姓名，以示公正。专家评委经过三泡茶品尝后，决出了名次。结果一宣布，顿时全场轰动，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茶王”穿礼服，戴礼帽，手持彩色绢花，坐上八人大轿，随着浩浩荡荡的茶王“踩街”的游行队伍绕镇一周。这是一场由成千上万茶农参与的现代斗茶活动的缩影，是一幅活生生的现代风俗画。
茶兴于唐盛于宋
中国茶史虽然可以上溯到神农，但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却是在唐、宋、明三个朝代，茶史上素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定论。唐代中叶以后，随着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在茶文化和饮茶习俗上有了不少发展。两宋300多年间，茶艺、茶道、茶学的发展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历程中，宋茶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不仅茶的品种多、品质高，而且制茶技术不断创新，品饮方式十分浪漫，加上文人士大夫咏茶诗词的助推，宋茶走进了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角落。上自王公大臣、文人僧侣，下至商贾绅士、市井百姓，无不以饮茶为时尚，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茶文化。
宋代政治家、思想家王安石曾在《议茶法》中写道：“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这是宋朝人嗜茶如命的真实写照。
与唐代的泡茶方法不同，宋代盛行的喝茶方式是点茶。先将热水倒在细密的茶粉上，调成糊状，然后慢慢加入更多热水，用茶筅不断击打，直到出现厚厚的泡沫。宋徽宗所作的《大观茶论》一书，对“点茶”有详细描述。宋人对于好茶的标准，从外观上看，要洁白细腻，越好的茶越白，泡沫越持久。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梦华录》就对“点茶”进行了细致的设计，“碾茶、热盏、击拂、水痕”这些工艺流程都一一呈现。
北宋立国之后，经济文化逐步繁荣发展，出于统治者的嗜好，朝廷在福建建瓯北苑正式建立官方茶园。闻名后世的宋代贡茶龙凤团茶制作精致、品质优良，专门供皇帝御食。据史料记载，宋代茶产量相当惊人，当时茶叶多产于长江南部区域，淮水以南各路普遍产茶，产茶州军比唐五代时增多。据史料记载，两宋产茶州、府、军总计112个，辖县约500个，由此可见宋代茶区之广。东南、川峡为宋代主要产茶地，《宋史》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茶下》载：“茶之产于东南者，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六，县二百四十二。”
宋代茶文化不仅有宫廷茶文化，更有市井茶文化。唐代茶文化主要在贵族文人之类的上层社会兴起，而宋代茶文化则包含了普通民众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到了宋代中期，团茶生产虽然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散茶的生产已经逐渐形成优势，饮茶之风开始在市井之间风靡。茶馆行业兴起，普遍存在于京城以及众多州、县之内，这其中尤以东京(今河南开封)为最。
东京是北宋茶文化中心
虽然历史上的开封不产茶，可1000多年前，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中国的茶却是引领当时世界饮料潮流的代名词。点茶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直至今天也是最令日本茶道艳羡的冲茶艺术。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等茶文化，都是深受宋代点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如今年轻人喜爱的抹茶、咖啡拉花等，都可以说是起源于宋代点茶的茶艺。
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处于茶叶产区与消费区之间，东京是当时最大的茶叶集散中心和批发中心，茶文化和茶经济空前繁荣。当时的东京城，茶坊、茶肆遍布街市，以宫廷茶文化的形成、市民茶文化的普及、点茶法的兴起和斗茶之风盛行、大量茶著作的涌现，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详细描绘了东京城内沿汴河众多店铺集中经营的繁华场景，沿河的店铺以饭铺、茶店为最多，店内及店门前都摆设有许多桌凳，看上去都很干净。当时东京城内还有无数个穿梭往来的流动茶摊，遍布大街小巷。
那么，东京不产茶，这些需求量巨大的茶叶是如何流入到京城的?这就要从当时东京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说起。
北宋时期的东京城，河流纵横、水运发达，汴河、惠民河、金水河及广济河流贯城内，并与城外的河运系统相连，合称“漕运四渠”。来自陕西的物资可经黄河—汴河运至东京城，蔡州的物资直接由惠民河入汴，山东的物资可通过黄河—广济河抵京，东南六路的物资可借道大运河北上，转入汴水后运达京师。其中，连接东南六路的汴河—大运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运线，因此，北宋立国未久，便设立了一个叫做“发运司”的机构，来统筹东南六路的物资运输，“所领六路七十六州之广，凡赋敛之多少，山川之远近，舟楫之往来，均节转徙，视江湖数千里之外，如运诸其掌”。
据史料记载，东南产茶区市场上的茶叶充分利用水路交通发达的优势，从茶山集中到各类集市，汇集到州县城镇和主要位于长江沿岸的如六榷货务一类的“要会之地”，然后再向东京城运输。运输路线主要是东、西两条路线，而东线是茶叶运输的主线。它从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入隋唐大运河，北经高邮、楚州、泗州转汴河经宿州、应天、陈留抵东京。东路也是宋朝漕运东南诸路粮食财宝的大动脉，“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茶叶运到北方后，再以东京为中心向四周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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