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发展背景——茶事南兴 茶道远扬
我国的茶文化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萌芽，历经唐代的兴盛发展，到了宋代成就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历来有“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而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主要是在我国南方一带完成的，这与茶器的发展有着重要关联。尤其是在唐代以前，陶瓷生活器皿的制造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历史时期，饮茶之风开始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品茶方式较之前朝更为讲究，鉴赏之水平也有所提高，茶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所崇尚的礼仪与风尚。譬如，在国力强盛的盛唐、北宋等时期，繁荣的商业贸易使得茶文化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推动。宋人蔡条《铁围山丛谈》中曾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时盖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另有文对北宋生活描述中记载：“北宋时期建州地区年均产茶量超过三百万斤。茶己成为如王安石所说像柴米油盐一样的常规性饮品。”宋政府还有一条规定：“宋选人、使臣等无职田或职田不足者，于俸禄外另给茶汤钱”。由此可见当时对饮茶的重视。
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唐宋时期成就了茶文化的经典内核。这不仅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关联，更为关键的是其理论水平的发展水平。譬如唐代，茶圣陆羽所撰的《茶经》，已经成为古今茶文化理论的领袖之作。宋代在此前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宋代茶事的流程更为复杂，因而相应的文献著作也记载得更为具体。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细化为采、拣、蒸、榨、研、造、过黄七步，其采茶“每日常以五更挝鼓”，且“以甲而不以指”。所采摘的茶经过进一步拣茶环节，去除品质不佳者，令茶的最终质量大为提高；同时，在蒸茶环节之后加入了榨、研等细节化的工艺，使得茶中的杂味尽除，茶末也由此更显精细。唐代时期以煮茶为主流烹茶方式，而宋代茶艺则在此基础之上创造出另一种饮茶方式——斗茶。所谓斗茶，又称茗茶，它是古人聚集一堂品茶并评价其品质优劣的一种集会形式。斗茶的兴起主要源于宋代皇帝对于茶事的热衷，追求茶的品质之上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带动了这一时期特殊的饮茶风气。众人皆以能得茶之绝品为荣，使得斗茶在当时成为了一种时尚。宋微宗在《大观茶论》序中谈到“天子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导之玩，莫不辟玉锵金，啜莫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这便是文人们斗茶时的盛况。
从社会层面来看，茶事鼎盛时期一般都呈现由中间向宫廷和市井上下两层发展。即从最初的达官显贵专属，到后期的全民皆用。早在宋朝建立之初，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皆以饮茶为当世之风尚。据史料记载，宋徽宗本人对饮茶活动情有独钟，并亲自撰写茶艺品评的文章《大观茶论》，以此形式在表达自己对热衷于茶的同时，也以天子之尊倡导大众饮茶斗茶。而随着宫廷贵族饮茶之风的盛行，民间也兴起一股“茶热”，于是，茶肆（类似茶馆）开始大规模普及。北这种场景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巧妙的反映，其中，在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繁华与热闹气氛的烘托下，分布于街边的茶肆生意兴隆，客人络绎不绝。事实上，饮茶活动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项目，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因而，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而言，“茶是平凡的物质存在，又是高尚的精神享受，茶是百姓的寻常必需，又是国家的经国大事。”
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纷纷借助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形式寄情于茶，在相关的诗歌及书画作品中往往可见这类表现题材，这对茶文化的发展兴盛也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思想推动作用。宋代许多著名的诗词大家，包括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皆吟过许多以茶为题的诗词，其中陆游还获得了“茶状元”的雅号。而在关于饮茶文化的文章中，除了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之外，还有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这本论著从种植、采制、点茶、贮藏等方面均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为后人对当时茶文化的系统性了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还有黄儒的《品茶要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吕惠卿的《建安茶记》、刘异的《北苑拾遗》等。足以见茶事与茶文化的同步兴盛。
禅宗美学的兴起与发展
禅宗文化是伴随禅宗的起源、发展、进化而来的，是佛教自公元 67 年由印度传入我国以后，与儒道释思想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底蕴的禅宗文化。它提倡即心即佛，将佛教深玄的理论体现日常生活之中，不重说教，只重证悟，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所呈现的独特理性思辨和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如白居易、陶渊明等文学家的诗歌与文化创作，包括宋代以后的水墨山水画和宋明理学等都受其所吸收和借鉴，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人文精神的的特色。禅宗文化不仅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陶冶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而且极大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在哲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设计史上起着特殊的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唐宋时期崛起的禅宗美学， 曾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 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虽然在表现形态上看是极为复杂的，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大思潮：儒家美学、道家美学、楚骚美学、禅宗美学。如果说儒家美学是中国美学的开端，那么禅宗美学的面世则标准着中国美学走向成熟。禅宗美学以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和美学范畴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宝库，对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举凡诗论、画论、书论， 以及诗歌、绘画、戏曲、小说、书法、雕塑等各个艺术创作领域、艺术理论领域和美学领域， 几乎无一不受到禅宗美学的冲击、渗透和熔铸。
禅宗美学的本质是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生命美学，它是对生命的思考，是对存在本体论层面的审美的思考。《坛经》有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可见禅宗把人的主体性推到了极点，强调顿渐之悟，主张一切亲证，追求自由的人格和自然的境界。禅宗追求自我拯救或解脱，“自心是佛”是它树立的一面，超脱世俗烦恼而成佛是它破除的一面，体现出一种纯自然状态的素朴美。禅宗的素朴美学所传达的是一种素美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表征，透过岁月的沉潜呈现出一种顺乎自然、不刻意造作的“涩”的美感，不是即刻吸引众人的目光，而是不断地享受回味无穷的美感经验。它所呈现出的美是独特的性灵之美，虽不耀眼，但有种无法言语的自然韵味慢慢地散发出来，即便是平凡之姿，也会被沉淀后的自然韵味所升华。这种素朴精神的原则是所有事物和谐的价值，且以自然为基础，并且关心与自然地和谐之美。
作为汉传佛教宗派的重要组成之一，禅宗的称谓源于其主张修习禅定的意旨，故名禅宗。此外，又因其以参究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教义宗旨，因而禅宗亦称作佛心宗。据佛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面对着百万弟子，轻轻地手拈一枝花，向大众环示一圈，自始至终一语不发。弟子们纷纷对其涵义疑惑不解，而唯有大弟子摩诃迦叶，笑而不语。继而佛祖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此中关于“佛祖拈花，唯迦叶一笑”的典故便引发了禅宗的开始。禅宗在中国的传入最早源于菩提达摩，此后，盛于六祖慧能，在唐代中后期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形式，也是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宗教象征之一。禅宗代表作为《六祖坛经》，主要教义为《金刚经》、《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受其时代的影响和制约，禅宗从酝酿、发生到发展壮大，在中国佛教中形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独特派别，中国独立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三个本土佛教宗派，但禅宗最具独特性格。从思想渊源上说，中国禅宗从酝酿到形成，与佛教禅学传播有联系，虽说是菩提达摩传至中国，但隋唐以后的禅宗思想，主要是产生于中国，塑造于中国。
“东成西就”——禅宗美学的源流及特征
中国的学者对禅宗美学的研究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观点和看法，不同程度的总结了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皮朝纲认为：“禅宗美学是一种生命美学。是一种随缘任适、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由境界。禅宗美学又是一种体验美学，关注和体验人的内在生存意义。”张育英认为：“禅宗给文人画所带来的影响是：抒写主观心灵、物我同化的创作迫求、含蓄朦胧的审美理想。”；崔元和认为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是：“摆脱羁绊的精神解放、超越概念的直觉思维、物我同一的審美境界、淡薄宁静的人生态度、生机盎然的心灵世界。”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自由随性、淡泊宁静、隐喻象征。
禅宗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称其为十六字玄旨。禅宗美学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可以从其“不立文字”的教义以及其追求摆脱世俗羁绊的态度中看出。禅宗美学具有自由随性的基本特征，虽然禅宗是一种宗教流派，但他却具有“革命”的性质。六祖慧能提出的“不立文字”等教义以及不读经、不理佛、不坐禅等观点，甚至是发展到后来的通过呵佛骂祖，谤道焚经等激烈的方式去动摇和破坏宗教的权威，其根本的目的都是想通过摆脱外在的一切禁锢的思想，重新塑造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以便为自己建立一个完全依靠自我的精神家园。这集中表现在禅宗思想中“即心即佛”理论。在倡导“直指心源”、“顿悟成佛”的同时，进一步涤除一切外在的思想束缚，实现自我的精神解放，以此作为自我内心顿悟的根本前提。禅宗通过断绝一切外在的束缚，通过自我，实现觉悟。这也进一步说明禅宗美学是追求自由和精神解放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因此禅宗的自我精神的解放思想并不能引导人们走向客观世界，相反带领人们走向了极度内在的主观世界。所以说禅宗这种极具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自我精神解放和自由的追求并不在于实在的客观世界，而是转化为一种审美心理。因此，禅宗美学的追求自由以及自我精神的解放正是审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禅宗通过“空”来表达一种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禅宗美学思想认为，人应该如同空中的鸟、水中的鱼一样，自由自在，不被束缚，这正是它非逻辑性的原因所在。通过自心的调节来达到主体自我与客体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达到精神的超脱。禅宗把自然和人生都带入了“空”的境界，因此产生了追求自然，淡泊宁静的生活情趣，最终形成了淡泊宁静的审美追求。
“茶禅一味”——禅、茶、器在历史维度上的契合
魏晋至唐宋时期，是禅茶文化走向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文化变革，是综合了多方面因素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一，这一时期的文人爱茶，并将饮茶之风视为一种文化行为。其二，佛教与禅宗对茶文化的浸染。事实上，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早已有之，魏晋之时，僧侣们便开始饮茶。到了唐朝，佛教兴盛，环境的优越促发了茶叶的种植规模。加之，茶以及茶道中蕴含了丰富的佛教禅宗思想，如“清净”、“戒持”等等，人们在饮茶这项简单的活动中“悟道”，精神境界为之提高。而宋代之时更是蔚然。僧人皎然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由此可见，饮茶在当时已被视作一定程度上的参禅行为。其三，宫廷贵族对于饮茶的推崇。饮茶之风不仅限于民间，以帝王将相、宫廷贵族为代表的上层阶级亦将此奉为重要活动。宫廷常设茶宴，以茶赐近臣，“赐饮于曲水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此外亦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之诗句。可见，茶在当时已经从一种简单的行为活动升格为重要的宫廷礼制，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意味。于是其也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市场所驱使，所有与之相关的环节如种茶、制茶、煎茶甚至包括茶器均逐渐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并由此进一步促进了茶文化的更迭演进。
由此可见，无论是茶之味，还是茶之器，皆因来自文人、宗教、帝王等方面因素的大力推动，将这种原本只是一种简单的、带有浓重民俗意味的行为升华为具有思想境界、思维意识乃至政治内涵的文化形式。而茶也缘此承载了来自儒、释、道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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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世界茶文化图书馆”
《宋茶 风雅与腔调》此书作者周重林，是专门研究中国茶的作家、学者，虽是80后，却已出版多部茶学著作。这是我读他的第五本关于茶的著作。
这本《宋茶风雅与腔调》是他今年的新作，我在他出版的第一时间买了他的签名版，于10月3日开始每天晨读，于10月21日读完。本书汲取宋代5位大家以及生平不详的一位老人有关茶的名篇进行解读，借由他们的视野窥得宋代市井百姓的茶生活会以及文雅茶人的茶艺。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具有中国历史上鲜有的完美人格 。这点在他写茶的几篇文章里可轻易看出。
他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描写的是当时斗茶成风的雅趣。斗茶，比的是制茶的早晚、比制茶的工艺、比茶人的技巧、比茶器的珍贵、比茶人的品格。
他的《清白堂记》，写的是他在绍兴任知府期间，发现一良堂，旁有一荒地，再有一废井，井里泉水清澈温和。他命人将此地、此井整理干净后，将泉水命名为“清白泉”，旁的凉堂命名为“清白堂”，再建一亭子名为“清白亭”。此后，范仲淹经常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清白堂用清白泉之水烹茶，用甜美的汁液滋润他们的心灵与才智。
在《清白堂》里，范仲淹强调了井水的品质：一是不迁，改邑不改井，有常德;二是不私，井养而不穷;三是不污，甘洁可供饮用。
源头之水，一定要清白，才能甘洁可饮。及至一家之主，一定要清白，才可形成好家风。再到一国之重臣，一定要清白，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范仲淹在《清白堂》里，借泉水表明自己“清白而有德义”。这也是他一生为人、为官的处世之道。
欧阳修，在宋代文学史上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人物。世人皆知他以“醉翁”自称，却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茶人”。
他在《尝新茶呈圣俞》里金句频出。
“万木寒痴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乃知此为最灵物，宜其独得天地之英华。”赞的是茶;
“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嘉。”道的是茶器、茶水、景色、客人;
“由来真物有真赏”，鄙的是俗人。
此诗与苏轼写茶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也就是宋代斗茶的“三不点”：茶不好不点、景不好不点、人不好不点。欧阳修、苏轼倡导并践行的“三好”原则，对后世影响很大。
茶在宋代文人的笔下，已经是雅俗的分界点。连宋徽宗皇帝都号召有钱人要多喝茶脱脱俗气。
此外，欧阳修还专门写了《大明水记》《浮搓山水记》给泡茶用的水作了研究分类。此二文虽与陆羽对泡茶水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也肯定了陆羽“山水上，江次之，井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之说。
欧阳修写水如此，格物致知，为品茶注入了审美与思辨。
蔡襄，北宋名臣，所到之处皆有政绩。
精于书法，与苏轼、米芾、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其书法也颇得皇帝喜爱，宋仁宗曾赠“君谟”二字于他。蔡襄的“襄”字有辅佐的意思，“谟”是谋略的意思，“君谟”即为“为君谋略”之意。
除了书法外，他对宋茶风雅的贡献，也很大。
他一改过去进贡大饼茶的传统，用细嫩茶芽创制了外形精致的“小龙团”，赋予了饼茶艺术性的外表与高贵的身份，深得皇帝和官员的赞赏，很多官员以能获得限量版“小龙团”为荣。就连欧阳修也说，自己奋斗了二十年，才获赐一枚小饼，平时不舍得吃，只待贵客上门时才小心拿出来赏玩。
宋代关于文人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你我也许政见不合，但仍能够互相欣赏。如王安石和苏轼的往来亦是如此。
蔡襄著《茶录》，给好茶上了色、香、味的标签----色要以白为贵，香须是不掺杂任何味的真香，味追求的是甘滑。这就和唐代的煮茶或者现代的各种果茶奶茶有很大的区别了，不过，本来审美也是具有时代性的。
苏轼，名头可大了，是中国人应该是无人不知了吧。
从小学到大学，我们学过得他的诗词虽不能一一道出，但是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的交谈中，脱口而出的一两句就会来自苏轼的笔下。从前，我大多是从感性的角度去读苏轼，体会他的豪放;这次，我在理性的文学角度里认真读了他的《叶嘉传》，再次颠覆了对这位大文豪的认知。
《叶嘉传》是用拟人化的手法，为茶的一生立传。
此文主要讲述福建人叶嘉一生的功过，并把其风味德馨传至族人，有了“今叶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山乐居。”“郝源之族为甲”之说。
苏轼写人，实则写茶。通篇无茶，却又处处无不道茶。
这和范仲淹写《清白堂》有异曲同工之妙，范老写的是物，喻的却是人。苏神写的是人，喻的不单是物，更是人----这看山是山的第三层境界，苏轼已经超脱山外了。
中国文人向来喜欢借物喻志，这也是我们在小学课堂里一直学到的。很多诗词，我们读得出来喻的是何物，写的是何人。也有很多文章，我们是读不出那隐秘在背后的故事。可我想说，读苏轼这写的叶嘉，一个字：绝!无愧是千古奇文啊----
开文首句，“叶嘉，闽人也。”这五个字，就让我带着疑问读下去了：他到底是说人，还是说茶叶?因为这里的叶嘉，我最早是在陆羽《茶经》里读到的：“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再继续读下去，他好像写的就是一个人的性格、经历，可又在某个时刻我不得不怀疑这写的不就是茶叶吗?甚至，写的既是广义的闽茶，也是狭义的建茶。
我才疏学浅，读这样的文章，只会无比惊叹苏神的脑洞。苏轼把“一语双关”可谓是玩到炉火纯青了吧?这应该叫“一语三关”了。
压轴者，必定是把宋茶的艺术标准推到登峰造极档次的一个人----在那个时代万人之上的皇帝，赵佶。
北宋末代皇帝，一流的文人，三流的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少见到，昏庸的天子，和才华横溢的才子，他们之间，差的不只是一次错误的投胎、一个华丽的转身。
今天暂且不论他的昏，我们来看看他在《大观茶论》里的精。
唐陆羽著《茶经》，使盛世中华的茶物质向世人流传开来。它是最早、最完整、最全面的“茶百科”。而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更是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扩充，对茶的原产地、原材料及制作方式达到了前无古人的追求，他用那顶级的茶精神画出了盛世最后的流光溢彩。
就拿采茶来说，他要求：“用爪断芽，不以指揉”。除了采茶时间要精准在日出而停，手法也要精准在指甲尖，不能用手指碰到，因为手气和汗水会使茶叶不新鲜。(皇帝果然难伺候啊..)
就这样一个集权利艺术追求于一身的人，对后世茶的贡献，自不必说。
宋徽宗把自己对茶文化的爱好，以一种其他茶人达不到的方式呈现出来：用全天下最好的茶、最好的水，请最好的茶工，做出最好的茶，并赋予它们特定的价值与意义。
图片来源：八方茶园
周老师在这本书里还加了一篇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就是借用一些图片对茶器加以说明。
在陆羽时代，饮茶需要24件工具，有人戏称为“二十四将军”。而审安老人，为宋代茶器注入人格，共得12件，后人称之为“十二先生”。
这图赞，比起苏轼的《叶嘉传》，我觉得它更绝。因为此文更为拟人，却更为隐秘，它用最少的字、最简的图，写茶器最至高无上的精神----虚己待物。
难道这写的不也是中国茶人所应追求的品质吗?
有趣的是，在本书最后附录部分，周老师却以一篇《一千年后再弹琴》结尾。这说的茶，怎么跳到琴去了?
琴棋书画诗酒茶，皆写尽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风雅。
古琴能弹出清厉而静、和润而远，宋茶亦能品出清白君子之格。
有了这文字里的琴音和茶香，有了这些人在芸芸众生中对艺术孜孜不倦的念想，我们的历史就不再是无情的打打杀杀和干巴巴的朝代记录，而是，有活生生的灵气，由古至今，缥缈而来。
前段时间我在抖音里看到一大学教授说，某大学里的茶学专业，本来报考的人不多，后来转出去的人也多起来，就是说，留下来真正学茶学的人很少。
说来也确实，身边从事茶叶相关行业的人很多，甚至很多人也选择投资茶业作为副业。----卖茶的人多，可为什么真正学茶的人不多?
茶如果只作为商品，复制黏贴即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外国学者争着说茶源于印度，源于日本。
茶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茶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它符合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在茶里，有人看到了历史，有人品得了生活，有人读到了美。
也许，茶就是一杯茶而已。
我也只是，对我们的茶文化饶有兴致，同时被周老师的茶世界所吸引，多读了两本茶书而已。
周老师说：“在我的茶界朋友圈，有80%的人只会发图，有20%的人只配文字;又有90%以上都是商品文字的复读机;有40%的人说只说禅茶一味和感恩;参加茶会和书写品茗感受的文字，90%都写成了流水账。”
本想寥寥数句写一下读书笔记，可不知不觉，也还是很不专业地絮絮叨叨了大半天。我们的茶文化疆域太大，该学习的还有太多太多太多。
今日仅以读后小感想，以愿追逐做那10%的人。
最后，我想用央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里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知道我们的生命缘起何处,知道我们的脚步迈向何方。
来源：不如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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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茶书著述知多少?
唐人陆羽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门著作。此后，各种茶的著述便相继出现。自宋代以来，茶叶产区不断扩大，茶叶的产量大增，茶文化日益发展和繁荣，有关茶的专门著述也随之增多。宋代茶书在中国茶类著述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据有关材料显示，可知的宋代茶书大致有三十种之多，而流传至今的约有十余种。当然，加上一些尚可辑佚的史料，宋代茶书应多于此数。下面就宋代部分茶书著述作简要介绍。
★陶榖《茗荈录》
《茗荈录》，即陶榖《清异录》一书中的“茗荈门”。到了明代，江西南昌人喻政将其题为“茗荈录”，并录入其所编的《茶书》之中，遂成为宋代茶书的一种。《茗荈录》记载了北宋初年的茶事和茶艺，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其书中也有一些错误之处，需要进行考证分析。
★叶清臣《述煮茶泉品》
《述煮茶泉品》，主要论述茶之用水及其对茶汤品味的重要性，叙述了陆羽等前人所论宜茶之水问题，但叶清臣自己并未对此作出评判。关于书名，《说郛》和《古今图书集成》中，均作《述煮茶小品》，因叶氏文中自述“凡泉品二十，列于右幅”，可见应为《述煮茶泉品》为妥。
★蔡襄《茶录》
蔡襄，字君谟，福建人。《茶录》主要介绍建安茶及其烹试方法。该《茶录》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茶，分别为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下篇论茶器，分别为茶焙、茶笼、砧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茶瓶。《茶录》一书虽篇幅较小，内容却较为丰富，对茶叶、茶具的选择，斗试的方法等都作了介绍。书中所述斗茶胜负之标准，也为后世所遵循。蔡襄《茶录》一书对宋代茶艺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赵佶《大观茶论》
北宋末宋徽宗赵佶，在书法、诗画、点茶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无以加矣。”宋徽宗时期对茶品的崇尚之风，以及当时茶文化的发展可见一斑。此外，宋代北苑贡茶发展迅速，精品迭出;点茶、斗茶极为盛行。《大观茶论》中也说”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大观茶论》共二十篇，分别为：地产、天时、采摘、蒸压、制造、鉴辩、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和外焙等，从茶树种植、茶叶采制、鉴别、点茶技艺、茶具、茶叶贮藏等方面，都作了系统的介绍，为我们了解宋代茶俗和茶文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
熊蕃为福建人，嗜好茶事，和蔡襄一样推崇建茶，将北苑贡茶的历史发展和茶之品种进行总结，著成《宣和北苑贡茶录》一书。之后，其子熊克于淳熙九年(1182年)将贡茶的形制加以图绘，增补此书，并将熊蕃《御苑采茶歌》十首附于篇末。《宣和北苑贡茶录》为人们了解北苑贡茶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其中的图绘更是极其珍贵。
★神安老人《茶具图赞》
《茶具图赞》著述的特点，是将宋代常用的十二种茶具冠以官职名称，并附以图片，加以著录。此书对宋代茶艺之事较为关注，并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相联系。
除了以上的茶论著作之外，还有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赵汝砺《北苑别录》、唐庚《斗茶一记》和沈括《本朝茶法》等，也都是存世之作。另有约二十种茶书已经遗失，如有丁谓《北苑茶录》、周绛《补茶经》、刘异《北苑拾遗录》、沈立《茶法易览》、吕惠卿《建安茶记》、蔡宗颜《茶山节对》、蔡宗颜《茶谱遗事》、曾伉《茶苑总录》、章炳文《壑源茶录》、桑庄《茹芝续茶谱》、王端礼《茶谱》、范逵《龙焙美成茶录》，以及佚名的《茶苑杂录》、《北苑修贡录》、《北苑煎茶法》、《茶法总例》、《茶杂文》等。
宋代关于茶的著述，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宋代茶文化资料，特别是关于北苑贡茶等名品的详细记录，为人们了解宋代品牌名茶的制作工艺以及所达到的水准，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宋代茶书大多能自成体例，为日后茶书的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代茶书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对建茶等名品记述较多，而其他茶类的情况记载较少;宋代茶文化与十分盛行的宗教关系极其密切，但这些茶书中却很少体现。
来源：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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