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谈人类走出非洲，经过西亚、南亚，再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因为这样可以搞清楚云南古代的四大族群——百越、百濮、氐羌、三苗是怎么回事。正是这四大族群，加上汉人，在云南数千年的迁徙融合，不但利用驯化茶树，还不断提升茶叶的种植、加工水平，并从事茶叶的运输与贸易，发展茶文化，从而构成了云南三千年茶史。
从大历史角度解读云南茶史
本文尝试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将云南置身于中华、印度、东南亚三大文明版块交汇之地，用大历史的方法，来梳理云南茶叶发展的深层次逻辑。也就是云南茶叶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三大文明版块交融影响之结果，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产物，是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军事等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深刻地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也就是我们谈论云南茶事，不能脱离时代发展背景，要跳出专业主义的桎梏，将云南茶叶放在一个更恢宏的时空里加以审视与考量，不但要抚摸其关键性的细节，也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全貌，不但要做静态分析，更要在历史长河中做动态分析，推演其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壮大。
它的前因要从“人类走出非洲”说起，而它的兴起很可能受到巴蜀先进农耕文化的加持，即从简单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之原始农业走出，进入了“濮人种茶”之全新境界，发出了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光。濮越人从靠近巴蜀大地的金沙江流域，南迁到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建立了古哀牢国。到了东汉，哀牢归汉，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永昌郡。濮人种茶，横跨了金沙江故土、哀牢国、永昌郡三个时期。到了唐宋之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茶由濮人种茶时代，进入了银生茶时代，种茶的主体民族，由濮人，变成了濮人跟乌蛮两个民族为主。再就是明代兴起的普茶，标志着云南茶进入了普洱茶时代。
在濮人种茶、银生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巴蜀茶文化影响，濮人与乌蛮系民族是茶叶种植的主体。而到了普洱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江南茶文化的影响。元朝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一线，也即进入了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些南下民族或多或少都跟茶叶有关，继濮人、乌蛮种茶后，汉人、三苗系、百越系等许多民族也种茶，从而将云南茶产业推向全新的高度。
文章还指出，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要比滇西南茶区发达。明代后期滇西南茶区开始爆发，以“普茶”之名义登上历史舞台，但只是一种知名度高的“土茶”。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其中吴三桂与鄂尔泰居功至伟!
濮越人南迁与“濮人种茶”的兴起
如果坚持人类走出非洲之观点，那么东亚的现代人就是外来的。东亚现代人来源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北来说，二是南来说，三是西来说。近年的基因研究，以为南来说更靠谱，也就是从东南亚北上云南、四川，抵达黄河流域，或者从云南、越南东进珠江、长江流域。东南亚早期人类迁居东亚，有两个入口处，一是云南，二是云南东南部、越南、两广。从前一个入口处北上的东南亚人，到了金沙江流域，分两支，一支北上抵达黄河流域，成为汉藏语系诸族，另一支沿金沙江、长江东进，到了长江中游、汉水一带成为荆蛮，也就是百濮族群与三苗集团。三苗族群，很可能是从百濮族群中分化出来的。从后一个入口处东进的，占据了中国南方，成为百越族群。
中国文明之摇篮，其实是三个中心，除长江、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之外，还要加上巴蜀文明这个源头。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之所以灿烂，在于其是上古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印度文化西来、东南亚文化北上、南方的越人文化西进传播到金沙江流域、黄河流域文化南下，与古蜀原生文化相融合，从而诞生了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根据中国史书记载，黄帝、大禹与古蜀国、古巴国渊源颇深，由此可见，上古时期中原与巴蜀大地的交流就非常深入。
云南在四千年前以百濮为主，两三千年前，古越人从两广迁居金沙江流域，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濮人混生共长，成为濮越人。同时他们深厚巴蜀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周王朝，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集团，给中国西南地区带来强大的向心力与压力。其压力表现在，一方面商周，乃至其继承者秦汉，要向西南扩张。另一方面，西北的氐羌在华夏——汉人的打击下，纷纷沿横断山脉间，由北到南的河谷地带不断南迁，由青海、甘肃、陕西进入四川、西藏，再进入云南，直至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在中原势力不断南下，氐羌一波接一波地南迁，原本居住在金沙江流域，洱海、滇池一带的濮越人，被迫放弃故土，迁居大理南部、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建立哀牢国。拥有较先进农耕文化的濮越人，来到遍布野生茶树的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他们发挥技术优势，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从而让云南茶史由蒙昧进入了濮人种茶时期。
金沙江流域为古巴蜀文明的南部边地，而巴蜀大地是人类茶树种植文明的起源中心。很有可能，作为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濮越人，其在离开金沙江流域故土之前，就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茶树驯化技术，并培育出较先进的茶树品种。
在濮越人南下之前，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原住民是濮人的亲戚——吉蔑人(孟高棉族群)。吉蔑人也利用驯化野生茶树，只是水平很低，属于原始农业，野生茶驯化的重大突破是由后来南迁过来的客族——濮越人完成的。其带着先进的茶种与驯化技术南下，大幅度改良与提升了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茶叶驯化栽培水平。
傣族主力南征，版纳成为茶叶重要产区
虽然濮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哀牢国，后改为永昌郡。但是直到公元7世纪之前，濮越是个尴尬的存在，北有中原王朝的压迫，南有强大的吉蔑人，濮越人主要称雄于永昌郡中部，北部是氐羌与汉人说了算，南部吉蔑人说了算。虽然有不少濮越人迁居永昌郡南部——临沧中南部、普洱中南部、西双版纳等地，但他们要依附当地强大的吉蔑人来生存。
公元七世纪起，濮越人中的傣族开始崛起，连带跟随其千年之久的小弟——布朗、佤、德昂之先民也受益。濮越人主力从永昌郡中部南下，征服永昌郡南部的吉蔑人。吉蔑人这个本地人(本人)要不战败南逃，要不融入濮越群体，这样一来濮越人真正成为了版纳、临沧、普洱的主人。
因此，七世纪是濮人种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之前是澜沧江中游为濮人种茶的核心区。之后茶叶种植文明随傣族主力南征而扩张到澜沧江下游，也就是版纳一带。
这样一来，唐代的《蛮书》所说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就好解释了。为什么不是西双版纳，而是景东及其周边产银生茶?因为在唐代，云南茶叶种植的核心地带在澜沧江中游，并开始向下游转移。其南下步伐，跟傣族征服吉蔑人的节奏一致。从转移，到形成主产区，需要时间，唐代可能是版纳茶的酝酿时期，到了宋元才真正成为主产区之一。唐人樊绰写《蛮书》的时候，银生茶的核心产区还在澜沧江中游的景东一带，版纳茶处于发展的初期，不够有名。
七世纪起，傣族从澜沧江中游南下，征服了强大的吉蔑人，通过两三百年的扩张，到了南诏灭亡，大理国兴起的公元十世纪，傣族控制了保山、景东以下，乃至泰国北部、缅甸北部、老挝中北部、越南西北部之广大地区，形成了以德宏、缅甸掸邦高原为中心的西部，以泰国清莱、清迈为核心的南部，两大傣泰老掸民族集团。版纳、普洱南部属于南部傣族集团(大集团)，临沧、德宏、保山属于西部傣族集团(大集团)，普洱北部、元江，属于靠内地的景东傣族集团(小集团)。由傣族统治的重心可以看到，已经西移、南移。西移催生了强大的麓川王国(统治中心在德宏瑞丽)，南移诞生素可泰王国(泰国中部)、景迈王国(即八百媳妇国，泰北、缅甸景栋)、勐泐王国(西双版纳)、勐老王国(老挝)。
随着勐泐傣族王国的建立，澜沧江下游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其也将正在由澜沧江中游向下游转移的濮人种茶事业，推向了新高度。通过宋元的酝酿，到了明代，云南茶产业由唐宋的银生茶时间，终于进入了明清的普洱茶时间，澜沧江下游也于明代取代了澜沧江中游，成为云南茶的核心产区。
云南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来历
在谈及普洱茶崛起之前，我要说一下云南茶叶三大主产区——滇西南茶区、滇西茶区、滇南茶区。
滇西南茶区以澜沧江中下游为主，主产区为版纳、普洱、临沧东部、大理南涧，滇西茶区以怒江中游为主，包括保山、德宏、临沧西部、大理云龙等地，滇南茶区为元江中下游，包括红河、文山、玉溪的新平与元江。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范围在阑沧江哀牢山以南，滇南茶区在元江以南。
在唐代以前，澜沧江、哀牢山与元江是云南两大族群——氐羌与濮越的分界线，北边是氐羌人为主，并与汉人结盟的天下，南边是以濮越人为主，并不断南征吉蔑人的世界。唐代起，氐羌血统浓厚的乌蛮系民族，开始大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南迁。
越过红河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为主，故滇南茶区的种茶人以哈尼族、彝族、壮族、傣族为主。明代起三苗集团由贵州迁入滇南、滇西南，故滇南、滇西南茶区有不少苗族、瑶族种茶。此外还有拉祐族的支系——苦聪人，迁到滇南茶区的新平、金平、绿春一带，也会种一些茶。
越过哀牢山、澜沧江进入滇西南茶区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为主，跟古哀牢国遗民——布朗族、佤族、傣族一起种茶。
拉祜族是宋元开始从洱海地区迁居滇西南、滇南。拉祜族可谓最后南迁的氐羌系民族之一。其来得最晚，好地方都被先来的傣族、布朗族、彝族、哈尼族占了，拉祜族只好住在山高、贫瘠、偏远的地方，而且还要接受先来的傣族土司统治。住坝区的傣族，将山地民族分三六九等，在山区最先来的傣族小弟——布朗族是老大，然后是后来的彝族、哈尼族，最后是迟到的南迁民族——拉祜族。由于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清代以来，拉祜族族的反抗也是最剧烈的，为追求生存权，其一次次在滇西南茶区起义。在双江、景谷、镇沅、墨江等地，拉祜人起义被残酷镇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被赶出了双江、景谷与镇沅，最终在孟连宣抚司的地盘做大，生生在孟连傣族的统治范围内，割下最大一块，作为拉祜族的核心统治区——倮黑大山。这就是如今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越过澜沧江进入滇西茶区的，以彝族、景颇族为主，其跟当地原住民德昂族、佤族、布朗族一起种茶。同为氐羌系的景颇族、傈僳族则早在汉晋南北朝就渡过澜沧江南迁腾冲到密支那一带的中缅边境，到了明代以后景颇人南下德宏，与傣族一起成为德宏的两大主要少数民族。景颇族及其小弟傈僳人也种茶。彝族在滇西的历史要更复杂一些。早在汉代前后，就有一些氐羌人渡过澜沧江，迁居滇西，他们构成永昌郡的乌蛮。南诏国蒙氏就是永昌乌蛮这一支别种，由永昌迁到巍山，建立南诏小国，再挥师北上灭了其他五诏，建立强大的南诏王国。因此，唐之前，滇西有一些彝族先民，但不多。彝族大量迁居滇西是元代以后的事。
明代“三宣六慰”与滇西茶区之兴衰
将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的来历介绍清楚了，就将进入本节的主题，即在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的份量，重于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版纳的古六山茶区异军突起，普茶变成云南人的“士庶所用”，这标志着滇西南茶区开始超越滇西茶区。而滇南茶区一直是打酱油的，不过比起非主产区的滇中、滇东北茶区还是要强得多。
为什么滇西茶区在明代中叶以前要比滇西南繁荣?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造成的，几千年来，滇西一直比滇西南发达，因为滇西是先进的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部，早在两千多年前，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将两大文化连接在一起，其连结的枢纽之地就是保山、腾冲、密支那一带，构成哀牢、永昌文化的核心地带。南诏国经略滇西、缅北，被称为“西开寻传”，建立了丽水(金生)节度、永昌节度，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南诏文化与南印度巴利语文化的滋养下，随着南诏的衰落，缅人与傣族，相继在缅甸中部、北部、滇西崛起，汉藏语系的缅人建立了强大的蒲甘王朝。在元朝的打击下，蒲甘王国没落，德宏、缅甸掸邦高原的西部傣族势力崛起，在元朝后期、明朝初期，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明朝通过三佂麓川，肢解了麓川王国，将滇西、滇西南、缅中、缅北、泰北、老挝中北部纳入中国统治范围，在边疆地区设立“三宣六慰”。明代对滇西、缅北的经营，要远大于对西双版纳等滇西南地区的经营。在明代的强力统治与大力经营下，滇西与缅北，甚至缅中连成一片，出现了永昌、腾冲、江头城、八莫等繁华的商贸中心，云南人、广东人纷纷跑到缅甸做生意。这其中就包括茶叶贸易。繁荣的边地贸易，必然带动滇西茶区的兴起。
滇西茶区的衰落，跟缅甸东吁王朝在16世纪中叶的崛起有关。东吁王朝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东南亚霸主，灭国无数。在东吁王朝的攻击下，中国在中缅边疆苦心营造的土司体系——三宣六慰体系崩溃，木邦、孟养不再属于中国，甚至有段时间西双版纳、孟连、德宏的一些地方都被缅甸占据。虽然后来，西双版纳与孟连回归中国，但还要对缅甸上贡——“花马礼”。也就是车里与孟连实际上由中国控制，但名义上两国共管。
明人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说，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指明朝军队)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
这段记载反映的是，中国人在缅甸江头城做生意的有几万人之多，东吁王朝与明朝打仗，给旅居缅甸的华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东吁王国的崛起，滇西缅北繁荣的中缅贸易不再，滇西也由沟通的枢纽之地，变成保守、封闭、落后的边地。滇西茶产业发展也因此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时代将接力棒交给了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普茶成为一种比较有名的地方特产。
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
明代的版纳茶虽然是云南之大宗——士庶所用皆普茶，但中原主流文化认为其太土，上不了台面。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的《滇略》中说：“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明代李元阳在《大理府志》载：“感通寺在点苍山圣应峰麓，有三十六院，皆产茶树，高一丈，性味不减阳羡，名曰感通茶。”
明代云南全省的茶叶种植加工总体落后，茶叶主产区滇西南，有普茶而无名茶。而非茶叶主产区的昆明、大理一带相反还出名茶。大理感通茶、昆明太华茶，都是没多少产量的寺院茶。也许僧侣种茶、制茶、饮茶文化，更容易与中原士大夫精神相通，于是被内地士子记下来了，当成云南名茶——“性味不减阳羡”。而普茶也被他们记下来了，说是大众不入流的茶，饮之，勉强比直接喝水强。整个明代，云南靠内地，文化相对发达的保山、大理、昆明、楚雄，乃至昭通、曲靖，产茶不多，但有名茶，多以寺庙茶闻名。滇西南产茶多，其中古六山的普茶名气最大，但不是名茶，而是土茶。
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
明朝后期到清朝，滇西南成为江西人后裔——石屏人西进南下的主要地区。为什么石屏人注重滇西南的拓殖，因为普洱、车里有盐矿与茶叶，孟连宣抚司及缅甸木邦有大银矿，都是利润丰厚的产业，从而掀起来了江西人、石屏人、湖南人、四川人到滇西南淘金的热潮。即所谓“穷走夷方急走厂”。
16世纪以来，滇西南茶区的强势崛起，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外来人口纷纷涌入，带来的淘金热，走的是以矿(盐、银)养茶之路数。二是国家的大力扶持。前文说过，中缅边境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明代的东吁王朝，清代的木梳王朝，与明朝、清朝都发生大规模的惨烈战争，迫使中央帝国在中缅边境退守忍让，以和为主，保持现状。在滇西方面，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故清代为稳固边疆计，要大力开发以前统治薄弱的滇西南。还有南明的残余势力在中缅边境一带活跃，甚至以开发银矿为名义，纠集了数万名矿工，跟木邦土司打联手，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明朝遗民集团。这就是清政府经略滇西南的时代背景。
推动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有两件事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件是，经吴三桂争取，普洱茶纳入在云南永胜开展的与藏区的茶马贸易，这是普洱茶大规模进藏的开始。二是鄂尔泰在古六大茶山推行改土归流，并颁布茶法与贡茶制度。这加速了古六山的汉化进程，并将普洱茶带入了贡茶时代，从而“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普洱茶产销地区的扩大
最后谈一下，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澜沧江中游茶区的崛起及销区的扩大。
杜文秀起义，应该是云南多民族集体起义，回族以杜文秀为首，彝族以李文学为首，哈尼族以田政为首。杜文秀起义对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影响有三：
一是起义冲击了汉族、傣族两个统治民族，造成澜沧江、哀牢山以南的傣族土司纷纷南逃，而逃避战乱南下的汉人，以及以政府军面目出现的汉族官员与军队，深入夷方，取代傣族，成为滇西南、滇南的统治民族。也就是说，滇西、滇西南的土司地迅速汉化，新来的汉人将当地已经存在的，小规模的茶产业做大做强，这就是清朝同治年间以后，除古六山之后，云南越来越多的地方产普洱茶的原因。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二是南洋商道的开辟。杜文秀起义，造成古六山北上贸易通道受阻。因祸得福，普洱茶的南洋市场开发出来了。
三是回族茶商的崛起。回族善经商。杜文秀是回民，手下许多回民参加起义军，深入滇西、滇西南茶区，其中一些人搞懂了普洱茶之后，肯定要做茶叶加工、运输与贸易。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一些回民部下逃到缅甸、泰国、老挝，许多就做滇缅、滇泰贸易，这样回族就构建了一张国际贸易网，也将茶叶带到四方。
云南回民，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也就是西北的回民渊源颇深。云南回民做茶叶生意，除了开拓南洋、西南三省，对西北市场的开拓有何贡献，尚待研究。以如今的甘肃回族茶商，把持云南绿茶的西北市场来看，回族控制滇茶的西北通道，可能跟清末、民国陕甘与云南回族商人的互动有关。这些甘肃现代回族茶商，其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做滇青为主，90年代转向滇绿为主。其在滇西南、滇西收购绿茶，在楚雄禄丰广通茶叶批发市场集中交易，然后上火车运到兰州，再分销到西北诸省。由现在推及晚清，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回族是否立一大功?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缅甸盛产棉花，而中国西南地区缺棉。四川盛产丝绸，云南产茶叶。这样一来，缅甸与西南几个省份围绕棉花、丝绸、茶叶，以及其他的特产，就构建了一张庞大的商贸网。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最后总结一下，清代以来普洱茶几大市场的开拓及种植区域的扩张：
吴三桂：让普洱茶大规模进藏。
鄂尔泰：普洱茶瑞贡京城。
杜文秀起义：南洋商道的开辟，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棉花国际贸易：让沱茶走向繁荣，普洱茶开辟四川、重庆、贵州北部新市场。
回族商人介入茶叶：跟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有何关系，尚待考证。西北市场，是建国后普洱茶边销的主要市场，相反销往西藏的不多。计划经济年代，云南的滇青主销西北;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西北人喜欢喝云南的烘青绿茶，成为滇绿的三大核心市场之一。另两大为云南的本土市场、北方市场。北方人喝的花茶，其百分之六十的原料来自云南的烘青茶。
文/白马非马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本文作者蒙曼：著名历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古代史硕导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五代史及中国古代女性史。)
《中华茶史·唐代卷》一书的出版，对于一个把茶当做国饮的国度而言，其社会意义自不待言。就其学术意义而言，本卷作者李斌城是唐史专家，韩金科是茶史专家，二人合著，相得益彰。
该书指出，在唐代，茶从生活层面上升至精神层面，奠定了“茶为国饮”的基石，中国茶文化初步定型。是为确论。事实上，唐代茶叶的发展史恰恰呼应着整个唐代史，体现着鲜明的唐代特性。哪些特性呢?第一，贵族社会向科举官僚社会过渡。第二，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第三，唐朝作为世界帝国的开放性。在此种种特性中，茶均起到重要作用。
先看贵族社会向科举官僚社会的过渡。茶作为一种植物，古已有之。但是，直到唐前期，茶的地位还并不凸显。从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初，伴随少数民族大量入主中原，真正有代表性的饮品是酒和酪。酒的浓烈与酪的重浊，其实反映了骑马弯弓的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情趣。在这种社会风尚下，青涩的茶只能成为“酪奴”，叨陪末座。然而，唐朝又处在一个从前期贵族社会向后期官僚社会转型的时代。一次次的政治变局让关陇贵族没落，科举制的兴起又使得文人情调凸显出来。伴随着社会转型，集清淡、清雅与清醒于一身的茶在唐中后期开始大行其道，陆羽的《茶经》应运而生，美水、美茶和美器也成为文人雅士、高僧高道乃至宫廷贵族的共同追求，进而形成集物质享受与精神修炼为一体的“茶道”。换言之，从羊羔美酒到宝鼎茶闲，唐代实现了从贵族气象到文人情怀的转型，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再看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主体来讲，茶叶属于南方作物，北方人并不熟悉。唐朝以前，社会发展程度北高于南，所以北方人除了不熟悉之外，还有不屑。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因为南北的分离，民族的对立，茶更被北方统治者贬为贱物——每次贵族宴会，都会备茶，专门招待“江表残民远来降者”，真是茶与人俱贱。然而，风水轮流转，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因战争残破不堪，人口大量南迁，江南进一步开发，成了大唐最重要的财富支撑。这样一来，本来属于南方人嗜好的茶叶，地位也随之上扬。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乱后，传统的租庸调制瓦解，财政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普遍消费品，贸易量巨大的茶就进入政府视野，和盐铁一样，走上政府专卖道路，成为唐后期税收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种茶和贩茶也成为江南人民的重要生计，南方一些地区的茶叶生产与经营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当地主业。白居易《琵琶行》中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正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实。而将茶叶作为商品种植，也如书中所说，“深刻地改变着农村传统的经济结构”。
再看唐代的开放性。茶叶走出国门，和唐代佛教的传播密切相关。茶与佛天然有缘。茶的清寂，正好配合佛教的清修，故而僧人种茶、饮茶、咏茶蔚然成风。而佛教，在唐代恰是构成所谓“东亚文化圈”的重要精神纽带。当时，大唐作为佛教中心，吸引着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的僧人前来学习巡礼。他们在修习佛法的同时，也深深浸淫大唐僧人的饮茶之风。日本高僧最澄、空海分别将茶籽带回日本，带动日本的饮茶风尚，最终形成日本茶道。而位于朝鲜半岛的新罗，也学习大唐以茶礼佛的风范，形成今日的韩国茶礼。这种以茶为载体的，精神与物质的交流互动，不正显示出大唐作为世界帝国的开放与包容吗!
当然，这本书的内容还远不止此。事实上，举凡茶政、茶与文化、茶与宗教、茶与民族等专题，在书中都有详细阐释。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茶具有深厚的文化属性。从精神的角度讲，它是冲淡内省的，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它又是如此润泽绵长。
图书简介：
茶，发于神农，盛于大唐。唐代，茶业大兴，茶道大行，是中华茶文化的形成时期，已出版的《中华茶史·唐代卷》描绘的正是中华茶文化最精彩的篇章。本书从以唐代茶文化为核心视角，全面研究中华茶文化在唐代的形成、发展和繁荣状况，同时，就其对全世界文化的影响，亦进行了深入讨论，对法门寺地宫茶具及宫廷茶文化的描述与解读、唐代茶史的分期更是本书的亮点。
作者简介：
李斌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隋唐史专家。在海内外已出版学术专著有《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独著)、《中国史稿》第四册(隋唐卷)、《唐代文化》、《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军事史略》、《世界十大宗教》(以上合著)等，发表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文章80余篇(种)。代表作有《唐代文化》、《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论唐人对法门寺佛骨的崇敬》、《唐人与茶》。《世界十大宗教》获1997年全国图书奖、首届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获2000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优秀成果奖，《唐代文化》获2003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优秀成果一等奖。
韩金科，法门寺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编辑出版学术专著 50 多种。多次应邀赴日本、瑞士、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为法门寺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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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茶史·唐代卷》一书的出版，对于一个把茶当作国饮的国度而言，其社会意义自不待言。就其学术意义而言，本卷作者李斌城是唐史专家，韩金科是茶史专家，二人合著，相得益彰。举凡茶政、茶与文化、茶与宗教、茶与民族等专题，在书中都有详细阐释。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茶具有深厚的文化属性。从精神的角度讲，它是冲淡内省的，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它又是如此润泽绵长。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蒙曼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定型期，也是中国茶文化向世界传播的起始期。韩金科、李斌城先生的《中华茶史·唐代卷》，是目前所见关于唐代茶史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的专门史著作，具有极高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余悦
《中华茶史·唐代卷》是一部有创见、有深度的学术专著，并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思考。也是一次对大唐茶文化的再次定位和打造，大大丰富了中华茶文化的内容，本书的出版将进一步加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国茶的认识和理解。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胡戟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唐代茶史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唐代茶史分期
第三节 唐代茶的特点
第四节 唐代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巨大影响
第一章 唐代茶产业
第一节 茶的种植
第二节 唐代茶的制作
第三节 唐代茶叶产地的分布
第四节 唐代的茶园种类与茶民生活
第五节 茶叶贸易
第二章 唐代茶政
第一节 贡茶
第二节 税茶
第三章 佛教与茶
第一节 唐代佛教徒饮茶成风
第二节 茶与佛教徒的修行生活
第三节 禅宗与茶
第四节 唐代其他佛教宗派与茶
第五节 佛教徒茶的来源
第四章 道教与茶
第一节 道教名山茶事
第二节 山居道士的饮茶生活
第三节 以茶修道
第四节 道教徒茶的来源
第五章 唐代茶艺
第一节 用茶
第二节 用水
第三节 用火
第四节 用器(上)——唐代茶具与唐代陶瓷业
第五节 用器(中)——唐代陆羽茶具
第六节 用器(下)——唐代普通茶器
第七节 烹茶
第六章 唐代饮茶文化与法门寺地宫茶具
第一节 从茶具的变化解读茶文化的演进
第二节 唐代宫廷茶具的发现
第三节 唐代宫廷茶具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四节 唐代宫廷茶具的描述
第五节 法门寺地宫茶具的文化内涵诠释
第六节 地宫茶具与陆羽茶具之比较研究
第七节 地宫茶具与唐人的茶道美学
第八节 地宫茶具出土的历史意义
第七章 宫廷茶风与唐代饮茶文化
第一节 天子爱茶
第二节 宫廷茶礼
第三节 宫廷茶俗
第四节 宫廷茶会
第五节 宫廷茶诗
第六节 宫廷茶风的文化内涵
第七节 宫廷用茶及宫廷茶人的贡献
第八章 唐代文士茶人的饮茶生活和历史贡献
第一节 唐代茶人概说
第二节 陆羽及其《茶经》
第三节 皎然茶诗及“茶道”的提出
第四节 卢仝茶诗及七碗茶论
第五节 白居易的饮茶生活
第六节 皮日休、陆龟蒙用诗诠释《茶经》
第七节 禅僧、诗僧、茶僧贯休
第八节 佛教茶文化的代表人物——齐己
第九章 茶与文学
第一节 唐代茶诗类别
第二节 唐代茶诗内容
第三节 唐代茶诗一览
第四节 唐代茶事散文
第十章 茶与艺术
第一节 茶与绘画艺术
第二节 茶与书法艺术
第三节 茶与设计艺术
第四节 唐代茶与歌舞艺术
第十一章 茶学思想与茶书的撰写
第一节 陆羽《茶经》
第二节 张又新《煎茶水记》
第三节 苏虞《十六汤品》
第四节 王敷《茶酒论》
第五节 温庭筠《采茶录》
第六节 封演《封氏闻见记》
第七节 斐汶《茶述》
第八节 毛文锡《茶谱》
第九节 其他涉茶的文史著作
第十节 其他涉茶的医学著作
第十二章 唐代茶的传播
第一节 唐代茶对外传播的条件
第二节 唐代茶文化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及影响”
第三节 茶与丝绸之路
第四节 唐代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第五节 唐代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
第六节 唐代茶文化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及影响
后记
(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图：网络)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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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利用茶叶的国家。茶叶在我国对外的文化传播中，被其他国家所吸纳，其中日本的茶道和英国的红茶就是将中国茶叶本土化的最好的代表。
“中国茶史”的起源，到目前为止仍是众说纷纭，争议未定，大致说来，有先秦说、西汉说、三国说。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唐代开元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
中国茶史
神农时代：传说5000多年前，神农氏发现了茶的解毒作用，此后茶叶的药用和食用性一直为人类所利用。
西周、东周：3000以前，开始人工栽培茶树，当菜食。
秦代：2300年以前，开始当茗饮，调煮，羹饮。并作药用。
汉代：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源就要追溯到汉代，清代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指出："茗饮之法，始见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
(西汉)2000年以前，开始商业化，成都成为我国茶叶最早的集散中心。
(东汉)1500年左右，开始制作茶饼，以便运输。
唐代：1200年以前，受唐代经济、文化的影响，陆羽《茶经》的倡导，唐代饮茶文化盛行。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以及禁酒有关。
唐朝陆羽自成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并不仅仅是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
宋代：1000年以前泡茶技艺的改进、水质的讲究;斗茶成了一种风潮。
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但很难融进思想感情，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样便使得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与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相关连的部分。
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如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舍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因此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则走向繁复、琐碎、奢侈的地步，而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
元代：700年以前，制作散茶，重炒略蒸。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却不耐烦，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朴归真。
明代：距今600多年，黄茶、黑茶和花茶的工艺相继形成。元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则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两宋时的斗茶之风消失了，饼茶为散形叶茶所代替，碾末而饮的唐煮宋点饮法，变成了以沸水冲泡叶茶的饮法，品饮艺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开千古清饮之源。
清代：300年以前，中国茶风靡世界，独步世界茶市，当时出口茶叶的只有中国，工艺以烘青和炒青为主，制作了乌龙茶、红茶、黑茶、花茶、绿茶、白茶。
到了清代，传统的六大茶类如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已全部形成，茶叶的内销及外销都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各地茶馆林立，民间喝茶更加普遍，茶真正走向世俗化，由此社会对茶具的需求量也大大提高。
近代：
1
1846-1886年是中国茶叶的兴盛时期(茶园面积不断的扩大，茶叶产量迅速递增，有力的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
2
1886-1947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衰落时期(政治、经济方面、国际茶叶市场竞争失败)。
3
1950-1988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恢复发展时期，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大力恢复旧茶园，建立新茶园，改进新品种，推行科学种茶，茶叶经济走向稳定发展之路。使得茶叶生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用茶的三个阶段
药用：发现和利用茶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我国第一步药物专著《神农本草》中就有“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茶做药用，生嚼内服，清热，外敷消炎解毒。
食用：“古者民茹草饮水”，“民以食为天”，食在先符合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从生嚼到煮食。茶叶可以和粮食一起煮“茶粥”，“羹印”，或者灼煮，捞起，加调料。今云南基诺族仍有“凉拌茶菜”。
饮用：饮用源于食用，饮茶比喝白水解渴。牧区将茶掺入牛奶共饮，少数民族地区有擂茶和打油茶。
饮茶的三个阶段
唐代煮茶法：煮茶前，先把茶叶碾成粉末，烧开水后将调料放入，再将茶粉撒入锅内。饮用时，趁热将茶渣和茶汤一起一起喝下去，谓之“吃茶”。
宋代点茶法：即用开水冲泡茶粉，并用茶搅拌后饮用，今日本的抹茶道就是起源于此。
明代泡茶法：明代改为整叶茶冲泡，为现代泡茶的开端。
中国是茶的原产地。古时中国人对茶的熟悉，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下至挑夫贩夫，平民百姓，无不以茶为好。中国的茶发展到现在，除了单纯的品饮，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就包含了我们的茶文化!
茶叶从原始的药用、食用，唐宋的美学顶峰，再到明朝因为政策更开放而让喝茶变得普及，六大茶类陆续登场，引发全世界追捧享用。车轮就是这样滚滚向前，留下的痕迹很多在今天都依稀可见。
所有这些茶事的出现，都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然而不论怎么变，茶都是深深扎根在老百姓生活里的东西，总能以不同的面貌滋养人们的身心。
来源：易武同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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