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巢县县令杨晔撰写的《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大中十年(856年)，原书四卷，今仅存一卷。《宋史·艺文志》所登四卷，与王尧臣崇文总目四卷手录本基本相同。两个版本可能都是收集转录而成的。其中只有“茶”的内容很详细，分产地、销区、品质优劣等内容，与《茶经》、《茶录》等有同样的考证和研究价值。
现存《膳夫经手录》全文近1500字，分豆类、蔬菜、禽、羊、鱼、肉类及水果、茶等，无目次，无标点。其中茶的文字最多，是全书重点。
所载全文源于《续修四库全书》，文中有个别缺字，以“”代表，为了保证全文的真实性，先录原文，加注标点符号，再作释译。《膳夫经手录·茶》原文如下：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採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茗丝盐铁，管榷存焉。今江夏已东，淮海之南，皆有之。今略举其尤处，别为二品总焉。
新安茶，今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猶可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
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於济人，百倍於蜀茶，然味不长於蜀茶。
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於浮梁矣。
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於五岭，皆仰给焉。其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然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
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江陵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己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其他不足记也。
建州大团，状类紫笋，又若今日大膠片。每一轴十片余，将取之，必以刀刮，然后能破，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曰疗头痛，未详(以上以多为贵)。
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
峡州茱萸簝，得名近自长庆，稍稍重之，亦顾渚之流也。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簝矣。
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可重也。
岳州浥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於茱萸簝。此种茶性有异，唯宜江水煎得，井水即赤色而无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每斤(捆)至百余斤，率不甚麄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甚美。
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上于汉美。所阙者，馨花颖脱。
睦州鸠坑茶，味薄，研膏绝胜霍山者。
福州正黄茶，不知在彼，味峭上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
崇州宜兴茶，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为列。
宣州鹤山茶，亦天柱之亚也。
东川昌明茶，与新安含膏，争其上下。
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祁门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
注释：
茶，在古代没有听说有饮食(茶)的事情。到晋、宋(南朝)[1]以后，吴人[2]采其叶煮食，称为茗粥。到唐代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之间，才稍稍有了饮茶之事。至德(756-758)、大历(766-779)的时候渐渐多了，建中(780-783)以后，就繁盛起来了。茶、丝、盐、铁，都实行管榷[3]即专卖制度。今江夏(今湖北武昌)以东，淮海(今秦淮河)以南，都产茶。现在简单列举重点如下，并不是茶的全部。
新安茶[4]，现在的蜀茶，离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产地生态好，从总体分析来说，还是可以说高于其他的茶。春茶季节，在产地吃时很好，但运到其他地方，因水和环境不同，其滋味与产地有区别。唯有蜀茶能销往各地，南边走到百越(今华东诸地)，北边到达五湖(指地域宽阔)，皆能保持固有的芳香，滋味不变，所以特别珍贵。自谷雨以后，每年有数百万斤，分别运往东边各地，这是为大家做的好事。
饶州浮梁茶(今江西饶州浮梁县)，今关西(潼关以西)至山东(太行山以东)，闾阎(乡里)村落皆吃之。可以多日不吃粮食，但不能一日不喝茶。当地人对这种茶的依赖性高于蜀茶，但是茶的滋味比不上蜀茶。
蕲州茶(指湖北蕲州蕲春蕲水所产团黄、饼茶)、鄂州茶(指湖北蒲圻、崇阳所产团黄)、至德茶(指安徽池州至德县所产饼茶)，以上三处出产的茶，是方形的厚片饼茶。销售到陈(河南东至安徽一带)、蔡(河南上蔡地区)以北，幽(京津等地)、并(山西太原)以南。人人都喜欢，引为时尚。其济生(对身体的作用)、收藏、纳税，都成倍超过浮梁茶。
衡州衡山(指湖南衡阳、衡山等地)茶，团饼成巨串，年产十万斤。自潇湘(潇水、湘水地区)到五岭(泛指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都希望得到这些茶。其中有先春好茶，在湘东味道很好，到湖北就变味了，该茶虽然远销交趾(今越南)，当地人都经常吃，但茶叶做工不是很精细。
潭州茶，阳团茶(今长沙、湘潭、益阳、株洲等地)，茶粗质劣。渠江薄片茶(湖南新化县)，有油、含苦梗。江陵南木茶(今湖北江陵县)，品质偏下。施州方茶(今湖北恩施县)，味苦、饼硬。以上四个地方的茶，都是味短，韵味不高。只有江陵、襄阳附近数十里范围才食用，其余可以不记载了。
建州大团茶(福建建州今建瓯)，形状类似紫笋，又近似当时的大胶片，每一轴有十余片。要取食时，先用刀刮(削)，然后才能弄碎。茶味极苦，只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山阳(今淮安)两地比较喜欢。不知什么原因，有的说该茶能治头痛，详情不知。
蒙顶茶[5]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820)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得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有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也还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供堂[7]，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除了蒙顶茶之外，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
峡州(今宜昌)茱萸簝茶，出名的时间较近，在长庆年间，即唐穆宗执政时(821-824)，稍稍受到重视，属于顾渚茶一类。从此碧涧茶(湖北宜昌产)、明月茶(湖北宜昌明月峡产)，峡中香山茶(四川夔州云安郡奉节产)，名气都在茱萸簝之下。
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北)最近还有小江源茶，虽然产量很少，名气又胜于茱萸簝茶。
舒州天柱茶(今安徽岳西县潜山)，外形虽不峻拔好看，味道也甘香芳美，得到很大的信任。
岳州浥湖茶(今湖南岳阳)所产也少，其中好的可以与茱萸簝相比。这种茶比较特别，只适宜江水煎煮。用井水煎煮茶汤泛红，而且没有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产于湖北蕲州蕲春，今稀水。《唐国史补》常鲁公使西蕃...赞普曰我此亦有...此蕲门者，即此茶)。每捆(原文“斤”有误)至百余斤，茶叶粗薄，只有畅销品，片特别小，而味很美。
寿山霍山小团(安徽寿州、霍山产，此茶同舒州、顾渚、蕲门、昌明、浥湖远运西蕃)，其中最好的茶，上贡给朝廷。所缺者如奇异馨香脱颖。
睦州鸠坑茶(浙江睦州淳安县产)，味薄，只有研膏类胜似霍山茶。
福州正黄茶，滋味厚薄有优劣之分，销至岭北即今蒙古、俄罗斯西北利亚及我国内蒙、黑龙江一带，与香山(四川奉节)、明月(湖北宜昌)茶相似。
崇州宜兴茶(宜兴属江苏常州府，此处称“崇州”有误)，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湖北鄂州蒲圻、崇阳产)并列。宜兴是地名，汉代称阳羡县，隋改称义兴，唐代同。宋代太平兴国初，因避太宗赵匡义之讳，改称宜兴。《膳夫经手录》是唐书，不应该出现宜兴地名，明显此条目为后人改加，有嫌贬低该茶之疑，而后又称与鄂州团黄(《茶述》列为第一流贡茶)并列，不好解释。
宣州鹤山茶(又称鸭山茶，安徽宣州宣城丫山产)，位置次于天柱茶。
东川昌明茶(四川绵州昌明县，今江油县北兽目山产。白居易《春尽日》诗“渴尝一碗绿昌明”指此)，品质可与新安含膏[8] 茶比上下。
歙州(今安徽歙县，新安江流域)、婺州(今浙江武义江、金华江流域诸县)、祁门(安徽)、婺源(江西)等地方产的茶，制作精细，不含杂质树叶，自梁(四川)、宋(江都南京)、幽(京兆长安)等地，人们都崇尚、喜欢。税赋收入、商人所赍[9] ，数千里道路上都可以看见。前边说的先春含膏茶，位置排在顾渚茶品的后边。祁门产的茶，和四川茶的渊源基本相同，差别不大。
体 会：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茶叶品名多，《茶经》也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列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高度。茶书、诗歌、艺文不断涌现，琳琅满目。在学术上最有价值的文献首推《茶经》，但也有一定局限性。
《膳夫经手录》成于晚唐，有关茶叶的记载，从时间、空间而论，可以概括全唐面貌，内容丰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膳夫经手录》对各地茶叶名品评价，总体上比较客观，特别对蒙顶茶少而精，情有独钟，评价甚高，超过了当时的官贡顾渚茶。综合其他文献，应该也不过份。反而陆羽《茶经》对四川茶的评价有些偏颇。
陆羽没有到过四川，他写《茶经》时蒙顶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茶号第一”时，陆羽已经逝世。《膳夫经手录》成于公元856年，在《茶经》(758年)成书约一百年以后，后世与前代的情况变化很大，作者应当是在《茶经》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文章开始说：“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此说不可苟同。
全书评价茶名时，特别强调本地与异地环境变化、人群差别，滋味不同，如衡州衡山茶……等，再有茱萸簝茶只能用江水，不能用井水，可见决定茶叶品质、口感，还有其他环境因素的重要性。
《膳夫经手录》从唐至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有些茶品继承下来了，有些没有了，外形品质变化更大，历史上的评价有当时条件，不能作为现代茶叶品质标准。
茶叶古代史料考证困难很多，虽然有些茶的基本知识，而古汉语水平有限，误读、误解难免，仅供参考，恭候赐教。
注释：
1.晋宋：晋代-南北朝宋，即公元265-420年间。
2.吴人：俗称江苏曰吴，吴人即江苏之人。
3.管搉：搉与榷通假，管搉即专利。
4.新安茶：唐时雅州芦山有新安乡，邻近蒙顶。古代蒙山范围很大，邛崃天台山、芦山罗纯山包括雅安上、中、下里，雅安飞仙官帽山(又名漏阁山)、七盘山和名山蒙山都在其中。新安茶：属于大蒙山境内产品。
5.蒙顶：为了有别于其他蒙山，蒙顶仅指蒙山主峰周围，即今蒙顶山。“降”即以下，蒙顶茶少而精，与大蒙山新安茶有别。
6.希颜之徒：颜回字子渊，孔子弟子，天资聪睿，仁慈，德高望重，后世尊称“复圣”。“希颜之徒”指希望学习颜回之人，此处指学习仿造蒙顶制茶之人。
7.供堂：官府治事之地曰堂，“供堂”指上级官员。
8.新安含膏：唐代饼茶制造有研膏(压膏)，即捣后榨去部分茶汁和不研膏(含膏)不榨去茶汁之分。新安含膏仿造蒙顶不压膏露芽茶制法，故名。
9.赍：音zi，通资钱财。
(发表在2012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李家光)
天宝十三年（754年）起，陆羽离开竟陵，四处考察，沿途采茶品茶、访问笔录、钻研茶事，先后经过8个道、73个州，涉及今天的14个省156个县和地区，包括鄂西、川东、川南、豫南、鄂东、赣北、皖南、皖北、苏南等地。
当时的行政区分为15个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但比省大），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都畿道。而陆羽列出的产茶区的道是：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
陆羽所在的家乡竟陵郡属山南东道管辖，他的茶事考察自然是由近及远，首先考察古老的山南道茶区和淮南道茶区。着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陆羽为撰写《茶经》和其他一些着作，就考察了剑南和山南的有关地方；安史之乱时，陆羽正好在金州（今陕西安康）或光州（今河南潢川）调查。”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往四川、湖北等地迁移，陆羽也不例外，为了躲避祸乱，他顺着长江而下，一路上北折南转。
“八之出”叙述茶区的顺序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似乎有点乱，很有可能是陆羽按照自己访茶路线时间的先后来记录的。从中可以看出，陆羽在做名茶排位时，他是参照最熟悉的茶区，即自己故乡所在的湖北区域山南道为中心的这个半径。这与他755年（甚至更早）至760年之间的主要活动范围有关。
由此看来，陆羽没有将蒙顶山茶写进《茶经》，并不是因为他的疏漏导致，而是由于当时“天宝战争”、“安史之乱”爆发的历史原因，使陆羽未能进入当时的雅州，从而没有品到蒙顶山茶，以致对雅州茶的评价很不客观。
土贡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自然经济特色的制度，也称“民贡”。按照《尚书》的说法，土贡起自夏禹：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为满足对物质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奇珍异物的需求，上层统治者要求各地土特产纳贡。而各地官员为了升迁进阶获得君主欢心，自然乐于上贡。税赋制度建立后，土贡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下来。进入唐代，随着国力强盛，饮茶之风日渐普及，宫廷御内、皇族贵胄茶叶消费量日益增大，对茶叶的数量及品质要求也随之增加。唐代茶叶“民贡”始于武德二年（619年），即唐立国的第二年。欧阳修等所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有载：“析变州之姊归，巴东置。土贡：纻葛、茶、蜜、蜡”，可见归州巴东郡实开唐代“民贡”先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从产茶地直供茶叶。唐代贡茶院之所以设在湖州，与“茶圣”陆羽和当时（759年-761年）常州刺史李栖筠以及一大批文人的极力推崇密不可分。
唐代有17个郡向朝廷贡茶40多种，蒙顶山茶独占鳌头，很了不起。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计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薪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十七州贡茶，名目约四十余个，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苏、浙、院、湘、鄂、赣、闽、川、豫、陕等10个省。
而雅安茶入贡，最早有记载是在唐天宝元年（742年）：“雅州芦山郡……土贡麸金、茶、石菖蒲、落雁木”（ 出自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当时蒙山属雅州芦山郡管辖，蒙山茶是以芦山郡的名义上贡的。这是蒙山茶最早入贡的具体时间，从此进入正史，绵延不断。
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州县名称及隶属关系是随时代变化的。西魏废帝2年（553年）平蜀以后，始移民垦殖，始设蒙山郡（治所今雅安多营），领辖始阳（县治在今雨城区多营镇），蒙山（今名山蒙阳镇）2县。隋仁寿4年（604年）废郡置雅州，治所在严道（今雅安），炀帝大业3年（607年）废雅州置临邛郡，领有芦山、名山、始阳（州治）等县。唐武德元年（618年）推行州、县两级制，复雅州，领4县（芦山、名山、严道、百丈），之后略有增减，并有57个羁縻州；到唐天宝元年，雅州改称芦山郡。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蒙顶山茶入贡时间相对晚于当时其他茶区呢？如薪春郡（今湖北薪春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都阳郡（今江西都阳县）及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进贡；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于武德六年（623年）；新定郡（今浙江建德县）于武德七年（624年）进贡；灵溪郡（今湖南龙山县）于唐则天顺圣皇后天授二年（691年）向朝廷进贡茶……，都比蒙顶山茶早。
这与雅安的地理位置有关。唐初，雅州为戍边之地，唐蕃屡征战于此，《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六》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冬十月丁酉，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唐德宗十七年（796年），韦皋（四川节度使）遣兵十万，破吐蕃于雅州。又廿二年（801年）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由于唐蕃战乱，作为前线的西蜀地区农业发展深受限制，蒙顶山茶发展自然深受影响。加之，9世纪以前的贡茶，按当时规定，不仅是自愿上贡珍奇名贵物产，还是一种定额实物税，纳贡以行政单位郡为单位，不记具体产地和茶名，初唐，蒙顶山茶入贡只附属雅州地名，并没有确指蒙顶山茶。
因此，陆羽写《茶经》时，蒙顶山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石花“号为第一”时，陆羽已经仙世。
794年（唐贞元十年），袁滋出师南诏，途径雅安，写成的《云南记》首提蒙顶山茶：“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凡蜀茶尽出此。”
而出现蒙顶山茶入贡的明确史料大约在811年前后，晚唐宰相裴汶在其《茶述》中写到：“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浙江长兴）、蕲阳（湖北蕲春）、蒙山为上”。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撰唐代地理志代表作《元和郡县志》曰：“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856年（唐宣宗大中十年），巢县县令杨晔所撰的《膳夫经手录》讲得更加明确：“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芽，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蒙顶茶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年——820年）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取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发生了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却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的情况。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可见，当时蒙顶山茶好、价高、量大，无人超越，说明当时蒙顶茶的知名度很高，已经誉满天下。
蒙顶茶之外，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还对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从而形成了唐代的俗谚：“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从此，蒙顶山茶因为“天下第一”，而声名远扬。五代称“尤佳”，宋代称“最佳”、“独珍”，明代称“最上”，清代称“最佳”“最好”“均佳”。这里的“第一”、“最”、“尤”都是至好的意思，都是“含金量”百分之百的“足赤”。
在唐代，官贡在地位上自然高于土贡，而蒙顶山贡茶虽作为土贡，品质却不逊于当时的顾渚官焙，加之蒙顶山茶无论质量及数量在蜀地乃至全国都是出类拔萃，因此唐宪宗元和年间蒙山茶正名入贡后，迅速受到皇室官员们的追捧，成了蜀茶的代表，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荣耀无比，以致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写下许多咏赞蒙顶山茶的诗词歌赋，留下不少传世佳句、名言，尤以唐宋诗词最为脍炙人口。
自号“别茶人”的白居易不由感慨：“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孟郊称道：“蒙茗玉花尽，蜀山饶芳从”；刘禹锡诗将蒙山茶与顾渚茶并提：“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感叹：“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郑谷描写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文彦博指出“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腋胜醍醐”；文同评价“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苏轼想到“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明代黎阳王王越更直言不讳：“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蒙顶山茶声名远播，尤其到了宋朝、明代，因其多用于茶马贸易，作为贡茶更是难得一见，文人墨客愈加神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说：“古人论茶，唯言阳羡（江苏宜兴），顾渚（浙江长兴），天柱（安徽舒城），蒙顶之类”。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云：“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明代顾起元在《茶略》里写到：“蜀蒙山顶茶，多不能数斤，极重于唐，以为仙品”。明代的钱椿年、顾元庆在《茶谱》这样写到：“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湖州有顾渚紫笋……品第之，则石花最上，紫笋次之，又次则碧涧明月之类是也。惜皆不可致耳。”晚明杭州最着名的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蜀中尚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
此诗句出自北宋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用的主将之一，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梅欧”。曾参与编撰《新唐书》。诗现存2800多首，其中茶诗有55首。
该诗全文为：“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奈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于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于鞭，二物诚不幸。我贪事事无，得以似赘瘿。”
梅尧臣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茶文化开始兴起的时代。上层社会崇尚佳茗，与欧阳修同为诗友的梅尧臣，与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则更垂青蒙顶茶。梅尧臣是一位地道的茶客，他咏茶喜用长诗，大多在二十韵以上，可见其对茶的感受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蒙顶茶更加器重。这首诗叙述了唐宋期间天下名茶的变化，说的是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到了宋朝今日，就是建州茶的天下了，江南一带的顾渚、阳羡、浙江茗茶，都要甘拜下风。
他这首诗与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叙述“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的过程。不同的是，梅尧臣在夸赞雷简夫改造并亲自自制的蒙顶山茶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配饮用这样的好茶，自己的身份有点对不住如此高贵的茶叶和隆厚的情义。
此诗句出自明代中期诗人、政治家黎阳王（王越）的《蒙山白云岩茶诗》。黎阳王是指王越（1426年-1499年），黎阳人，即大名府浚县（今天的河南省浚县，浚县古名黎阳），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西北着名军事统帅，曾官至兵部尚书、巡按四川。谥号襄敏，追赠太傅。着有《黎阳王襄敏公文集》和《黎阳王太傅诗文集》。
该诗全文为：“闻到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绡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这首诗直抒胸臆，盛赞了蒙山白云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所产茶叶的品质，令人心生向往。首句高度赞扬蒙山茶品质优异，称赞其好喝，且生长深山；接着描绘其形状：“冰绡剪碎”、“石髓香粘”、“蟹眼”、“酪奴”。其中，蟹眼是煮茶沸腾前的水泡、水花，酪奴则是茶的别称。蒙顶山茶既少且贵，“束帛不易一斤蒙顶先春”，只有少数王公贵胄可以品尝到，作为平民的陆羽，也就只有听到而未品到了。总之，王越品尝蒙山茶后，对茶圣陆羽撰写《茶经》时未对蒙山茶作出客观评价，没有将其评为世上最好的茶而打抱不平，特以此诗为蒙顶山茶正名：“应是人间第一茶”。
茶圣虽然没有到过雅安，但陆羽还是陆羽，《茶经》还是《茶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否定了毕升的活字印刷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一样。
假如陆羽在世，能够一品天下第一的蒙顶山茶，不知，他又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呢？……
陈开义，男，46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雅安市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着《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着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着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天宝十三年（754年）起，陆羽离开竟陵，四处考察，沿途采茶品茶、访问笔录、钻研茶事，先后经过8个道、73个州，涉及今天的14个省156个县和地区，包括鄂西、川东、川南、豫南、鄂东、赣北、皖南、皖北、苏南等地。
当时的行政区分为15个道（相当于今天的“省”，但比省大），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京畿道、都畿道。而陆羽列出的产茶区的道是：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黔中道、岭南道、剑南道。
陆羽所在的家乡竟陵郡属山南东道管辖，他的茶事考察自然是由近及远，首先考察古老的山南道茶区和淮南道茶区。着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在安史之乱以前，陆羽为撰写《茶经》和其他一些着作，就考察了剑南和山南的有关地方；安史之乱时，陆羽正好在金州（今陕西安康）或光州（今河南潢川）调查。”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往四川、湖北等地迁移，陆羽也不例外，为了躲避祸乱，他顺着长江而下，一路上北折南转。
“八之出”叙述茶区的顺序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似乎有点乱，很有可能是陆羽按照自己访茶路线时间的先后来记录的。从中可以看出，陆羽在做名茶排位时，他是参照最熟悉的茶区，即自己故乡所在的湖北区域山南道为中心的这个半径。这与他755年（甚至更早）至760年之间的主要活动范围有关。
由此看来，陆羽没有将蒙顶山茶写进《茶经》，并不是因为他的疏漏导致，而是由于当时“天宝战争”、“安史之乱”爆发的历史原因，使陆羽未能进入当时的雅州，从而没有品到蒙顶山茶，以致对雅州茶的评价很不客观。
土贡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中，一项历史悠久而又具有自然经济特色的制度，也称“民贡”。按照《尚书》的说法，土贡起自夏禹：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为满足对物质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奇珍异物的需求，上层统治者要求各地土特产纳贡。而各地官员为了升迁进阶获得君主欢心，自然乐于上贡。税赋制度建立后，土贡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保留下来。进入唐代，随着国力强盛，饮茶之风日渐普及，宫廷御内、皇族贵胄茶叶消费量日益增大，对茶叶的数量及品质要求也随之增加。唐代茶叶“民贡”始于武德二年（619年），即唐立国的第二年。欧阳修等所撰“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有载：“析变州之姊归，巴东置。土贡：纻葛、茶、蜜、蜡”，可见归州巴东郡实开唐代“民贡”先河。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从产茶地直供茶叶。唐代贡茶院之所以设在湖州，与“茶圣”陆羽和当时（759年-761年）常州刺史李栖筠以及一大批文人的极力推崇密不可分。
唐代有17个郡向朝廷贡茶40多种，蒙顶山茶独占鳌头，很了不起。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计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薪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十七州贡茶，名目约四十余个，其地域相当于现在的苏、浙、院、湘、鄂、赣、闽、川、豫、陕等10个省。
而雅安茶入贡，最早有记载是在唐天宝元年（742年）：“雅州芦山郡……土贡麸金、茶、石菖蒲、落雁木”（ 出自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当时蒙山属雅州芦山郡管辖，蒙山茶是以芦山郡的名义上贡的。这是蒙山茶最早入贡的具体时间，从此进入正史，绵延不断。
历史上的行政区域，州县名称及隶属关系是随时代变化的。西魏废帝2年（553年）平蜀以后，始移民垦殖，始设蒙山郡（治所今雅安多营），领辖始阳（县治在今雨城区多营镇），蒙山（今名山蒙阳镇）2县。隋仁寿4年（604年）废郡置雅州，治所在严道（今雅安），炀帝大业3年（607年）废雅州置临邛郡，领有芦山、名山、始阳（州治）等县。唐武德元年（618年）推行州、县两级制，复雅州，领4县（芦山、名山、严道、百丈），之后略有增减，并有57个羁縻州；到唐天宝元年，雅州改称芦山郡。
为什么历史悠久的蒙顶山茶入贡时间相对晚于当时其他茶区呢？如薪春郡（今湖北薪春县）、义阳郡（今河南信阳市）、都阳郡（今江西都阳县）及湖州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进贡；长乐郡（今福建闽侯县）于武德六年（623年）；新定郡（今浙江建德县）于武德七年（624年）进贡；灵溪郡（今湖南龙山县）于唐则天顺圣皇后天授二年（691年）向朝廷进贡茶……，都比蒙顶山茶早。
这与雅安的地理位置有关。唐初，雅州为戍边之地，唐蕃屡征战于此，《资治通鉴 卷二百二十六》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冬十月丁酉，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唐德宗十七年（796年），韦皋（四川节度使）遣兵十万，破吐蕃于雅州。又廿二年（801年）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由于唐蕃战乱，作为前线的西蜀地区农业发展深受限制，蒙顶山茶发展自然深受影响。加之，9世纪以前的贡茶，按当时规定，不仅是自愿上贡珍奇名贵物产，还是一种定额实物税，纳贡以行政单位郡为单位，不记具体产地和茶名，初唐，蒙顶山茶入贡只附属雅州地名，并没有确指蒙顶山茶。
因此，陆羽写《茶经》时，蒙顶山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石花“号为第一”时，陆羽已经仙世。
794年（唐贞元十年），袁滋出师南诏，途径雅安，写成的《云南记》首提蒙顶山茶：“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凡蜀茶尽出此。”
而出现蒙顶山茶入贡的明确史料大约在811年前后，晚唐宰相裴汶在其《茶述》中写到：“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浙江长兴）、蕲阳（湖北蕲春）、蒙山为上”。
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李吉甫撰唐代地理志代表作《元和郡县志》曰：“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825年（唐敬宗宝历元年）李肇撰《唐·国史补》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856年（唐宣宗大中十年），巢县县令杨晔所撰的《膳夫经手录》讲得更加明确：“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窥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芽，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蒙顶茶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年——820年）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取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发生了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却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的情况。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可见，当时蒙顶山茶好、价高、量大，无人超越，说明当时蒙顶茶的知名度很高，已经誉满天下。
蒙顶茶之外，杨晔的《膳夫经手录》还对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从而形成了唐代的俗谚：“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从此，蒙顶山茶因为“天下第一”，而声名远扬。五代称“尤佳”，宋代称“最佳”、“独珍”，明代称“最上”，清代称“最佳”“最好”“均佳”。这里的“第一”、“最”、“尤”都是至好的意思，都是“含金量”百分之百的“足赤”。
在唐代，官贡在地位上自然高于土贡，而蒙顶山贡茶虽作为土贡，品质却不逊于当时的顾渚官焙，加之蒙顶山茶无论质量及数量在蜀地乃至全国都是出类拔萃，因此唐宪宗元和年间蒙山茶正名入贡后，迅速受到皇室官员们的追捧，成了蜀茶的代表，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荣耀无比，以致后来历代文人墨客写下许多咏赞蒙顶山茶的诗词歌赋，留下不少传世佳句、名言，尤以唐宋诗词最为脍炙人口。
自号“别茶人”的白居易不由感慨：“琴里知闻惟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孟郊称道：“蒙茗玉花尽，蜀山饶芳从”；刘禹锡诗将蒙山茶与顾渚茶并提：“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韦处厚感叹：“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郑谷描写到“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文彦博指出“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腋胜醍醐”；文同评价“蜀土茶称圣，蒙山味独珍”；苏轼想到“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明代黎阳王王越更直言不讳：“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蒙顶山茶声名远播，尤其到了宋朝、明代，因其多用于茶马贸易，作为贡茶更是难得一见，文人墨客愈加神往。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中说：“古人论茶，唯言阳羡（江苏宜兴），顾渚（浙江长兴），天柱（安徽舒城），蒙顶之类”。范镇在《东斋记事》中云：“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明代顾起元在《茶略》里写到：“蜀蒙山顶茶，多不能数斤，极重于唐，以为仙品”。明代的钱椿年、顾元庆在《茶谱》这样写到：“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湖州有顾渚紫笋……品第之，则石花最上，紫笋次之，又次则碧涧明月之类是也。惜皆不可致耳。”晚明杭州最着名的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说：“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蜀中尚不得，何能至中原、江南也？”
此诗句出自北宋卓越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曾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用的主将之一，与欧阳修齐名，并称“梅欧”。曾参与编撰《新唐书》。诗现存2800多首，其中茶诗有55首。
该诗全文为：“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奈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谩驰骋。因雷与改造，带露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初分翰林公，岂博士冷。醉来不知惜，悔许已向醒。重思朋友义，果决在勇猛。倏然乃于赠，蜡囊收细梗。吁嗟茗于鞭，二物诚不幸。我贪事事无，得以似赘瘿。”
梅尧臣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茶文化开始兴起的时代。上层社会崇尚佳茗，与欧阳修同为诗友的梅尧臣，与欧阳修、苏东坡相比，则更垂青蒙顶茶。梅尧臣是一位地道的茶客，他咏茶喜用长诗，大多在二十韵以上，可见其对茶的感受是很深的，尤其是对蒙顶茶更加器重。这首诗叙述了唐宋期间天下名茶的变化，说的是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到了宋朝今日，就是建州茶的天下了，江南一带的顾渚、阳羡、浙江茗茶，都要甘拜下风。
他这首诗与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叙述“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的过程。不同的是，梅尧臣在夸赞雷简夫改造并亲自自制的蒙顶山茶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配饮用这样的好茶，自己的身份有点对不住如此高贵的茶叶和隆厚的情义。
此诗句出自明代中期诗人、政治家黎阳王（王越）的《蒙山白云岩茶诗》。黎阳王是指王越（1426年-1499年），黎阳人，即大名府浚县（今天的河南省浚县，浚县古名黎阳），明代成化、弘治时期西北着名军事统帅，曾官至兵部尚书、巡按四川。谥号襄敏，追赠太傅。着有《黎阳王襄敏公文集》和《黎阳王太傅诗文集》。
该诗全文为：“闻到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冰绡剪碎先春叶，石髓香粘绝品花。蟹眼不须煎活水，酪奴何敢问新芽。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
这首诗直抒胸臆，盛赞了蒙山白云岩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以及所产茶叶的品质，令人心生向往。首句高度赞扬蒙山茶品质优异，称赞其好喝，且生长深山；接着描绘其形状：“冰绡剪碎”、“石髓香粘”、“蟹眼”、“酪奴”。其中，蟹眼是煮茶沸腾前的水泡、水花，酪奴则是茶的别称。蒙顶山茶既少且贵，“束帛不易一斤蒙顶先春”，只有少数王公贵胄可以品尝到，作为平民的陆羽，也就只有听到而未品到了。总之，王越品尝蒙山茶后，对茶圣陆羽撰写《茶经》时未对蒙山茶作出客观评价，没有将其评为世上最好的茶而打抱不平，特以此诗为蒙顶山茶正名：“应是人间第一茶”。
茶圣虽然没有到过雅安，但陆羽还是陆羽，《茶经》还是《茶经》，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电脑时代的到来，而否定了毕升的活字印刷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一样。
假如陆羽在世，能够一品天下第一的蒙顶山茶，不知，他又会有着怎样的惊喜呢？……
陈开义，男，46岁，现任四川省雅安市茶办副主任、雅安市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天天快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着《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着述，作品曾多次入选《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撼魂》、《茶祖故里行》、《品味》、《蒙顶山》、《二郎山》等专辑，着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