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即将施行之际，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肖长惜对《湖北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进行解读，并要求市州、县(市、区)两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充分学习宣传《条例》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条例》的主要内容，认真履行《条例》规定的工作职责，切实推进《条例》的贯彻落实，加快“千亿茶产业”强省目标的实现。
2021年1月22日，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北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将于2021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出台，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高度重视的需要，是我省新发展阶段对现代农业发展规律和工农城乡关系变化特征科学把握的需要，是我省现代特色农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大举措。以立法的形式引领、推动、规范、保障我省茶叶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深化湖北茶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政策扶持“补起来”、优质原料“产出来”、产品质量“管出来”、品牌形象“树出来”、绿色模式“育出来”、奖惩措施“立起来”提供了有力的法规依据，为深化茶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湖北茶产业“走在前列、谱写新篇”奠定了法治基础。
一、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条例》的重要意义
加快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战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践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农业走出去的有力支撑，是推进长江大保护和全域绿色发展新理念的必然要求，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我省茶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新产品新业态迅猛发展，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作为全国产茶大省，制定出台《条例》，意义深远。
一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省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亲自推动茶产业走出去。2020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平利县考察时与茶农亲切交流，强调要“因茶致富，因茶兴业，把茶叶这个产业做好”。
2020年5月21日，在首个“国际茶日”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茶日”系列活动专致贺信，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让更多的人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在历年省委一号文件和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部署茶产业发展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将打造“千亿茶产业强省”的代表建议列为重点予以督办。在全省各级党委、人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湖北茶产业呈现规模扩大、质量提升、品牌叫响的良好发展态势。
2019年湖北省茶叶种植面积521.6万亩，产量35.3万吨，产值178亿元，综合产值突破600亿元，茶园总面积、产量、产值均居全国前列，居中部六省第一位。茶叶出口货值达2.14亿美元，居全国第四位。制定出台《条例》，对于更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继续做大做强做特湖北茶产业、促进湖北茶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促进我省茶业从“产量大省”向“产业强省”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力支撑。
湖北茶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茶祖”神农、“茶圣”陆羽都在湖北;汉口曾经被称为“东方茶港”，汉口港一度占据全国茶叶出口的80%以上;恩施玉露、宜红茶、赤壁青砖茶等历史名茶，久负盛名。据统计，全省各类涉茶人口近600万人，占全省人口近1/10，除传统“产-加-销”外，产业链条已延伸至茶医药、化工、机械、器具、食品、包装、旅游、文创、餐饮、宾馆、茶楼、地产、商贸等。
据调查，全省37个贫困县茶叶生产规模占全省的93.39%，从事茶叶生产的农民收入占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以上，茶产业已然成为我省贫困地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农业绿色发展、三产融合、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良好典范。制定出台《条例》，有利于推进茶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协同发展，有利于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就业增收、农村繁荣美丽，对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健全法治体系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现实需要。
厉行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要推进科学立法，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严格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湖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高度，将《湖北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纳入省人大常委会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近年来，福建、贵州等省份先后出台了省级促进茶产业发展地方性法规(福建省2012年6月1日起实施;贵州省2021年2月1日起实施)，有效推动了当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有利于明确政府和部门职能、保障市场主体权利、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对于营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推动茶产业健康发展、实现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效对接具有重要意义。
二
准确把握《条例》的主要内容
《条例》共七章四十九条,从茶叶种植与加工、质量管控、品牌建设与产业融合、扶持与服务等方面，以法律形式进行规定，为湖北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一是明确建立财政预算制度。我省茶叶种植优势区大多分布在贫困地区，“六保”任务艰巨，财政收入不宽裕，省、市、县三级制度性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突出目标、问题、效益导向，针对薄弱环节，因时因地合力统筹推进重点工作、分工协作，显得十分必要、重要。《条例》第六条规定，省和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并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重点支持茶树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生态茶园建设、产品质量提升、流通体系建设、品牌建设、茶文化推广、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等。支持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统筹整合相关涉农资金和项目，推动茶产业发展。
二是严格管控种植关。优质茶叶首先是种植出来的。好的茶树鲜叶，是确保茶叶优质的第一道重要关口，必须对应有好的品种、好的生态环境、好的种植措施等才能实现。《条例》规定，主产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区域资源禀赋、生态条件和产业基础，优化茶叶生产布局，确立主推品种和主导技术，促进适区适种、适区适制。《条例》第九条规定，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加强对茶树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组织开展种质资源调查，建立健全优良种质资源档案和种质资源圃;完善茶树良种繁育体系，支持选育高抗、优质、特色茶树品种，推广茶树良种良法种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主产区人民政府对符合生态有机要求、自然环境优良的茶园，可以划定为茶叶生态种植保护区，实行产地保护。茶叶生态种植保护区内，禁止擅自砍伐或者损毁林木，禁止从事餐饮、烧烤、露营等破坏茶叶种植环境的活动，禁止开展影响茶叶种植、破坏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
三是严格管控加工关。优质茶叶同时是加工出来的。茶叶质量安全是茶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核心竞争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茶产业发展的兴衰和成败。为夯实茶产品质量，《条例》用了独立的一章(第三章)来进行有关行为规范。《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进货查验记录和产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第十九条规定质量安全检测制度;第二十条规定了茶叶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并支持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认证。
四是突出精深加工。鉴于茶叶的多功能属性(饮茶、吃茶、玩茶、藏茶、用茶、事茶等)，不断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更深更宽更广地拓展和提升茶叶的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势在必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省和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茶叶加工的指导和服务，推进茶叶初加工、精深加工分工，支持茶叶生产经营主体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工艺提升，开展机械化、标准化、清洁化、智能化生产。《条例》第十六条规定，鼓励茶叶生产经营主体开展茶叶精深加工技术研发，支持以茶叶鲜叶、在制品、成品或者副产品为原料，开发加工茶食品、保健品、工艺品、生活用品等茶叶衍生品，提高茶叶附加值。
五是突出做强品牌。湖北茶品牌多而不强，一直是我省茶产业发展的突出短板。为此《条例》明确了系列促进规定。《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省和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茶品牌运行管理制度，完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培育、推介、保护机制，增强茶品牌市场竞争力。《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省和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品质优良稳定、特色鲜明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引导地理分布相邻、工艺品质相近、人文历史相通的区域公用品牌整合壮大。《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持有者应当严格执行准入管理规范，提升产品外在形态、内在品质、包装标识的统一性，定期评估授权对象的品牌使用情况，并对授权对象进行动态调整。鼓励茶叶生产经营主体申请使用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禁止未经授权或者违反管理规范使用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六是突出产业融合发展。湖北茶生态极其优良、茶文化极具特色，茶历史极为厚重，六大茶类齐全，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潜力巨大。《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挖掘整理地方茶文化资源，遴选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等价值的传统制茶技艺，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认定代表性传承人，并在保护传承发展上给予支持。加强对“神农饮茶”“陆羽茶经”“万里茶道”“东方茶港”等茶历史文化及遗迹(址)的保护和利用。鼓励和支持申报与茶有关的文化遗产，创作突出地方特色和区域公用品牌文化品位的茶文化作品，开展茶文化交流，推广茶知识、茶文化。《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等主管部门应当支持茶产业与特色旅游、休闲度假、观光体验、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健康养生等产业融合发展，科学引导建设茶博园、茶主题公园、特色村镇等，发展茶旅游休闲项目，提升茶产业综合效益。
七是突出考核和奖励。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政治要求，将茶产业纳入乡村振兴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是我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之一。同时，对有关各方在促进茶产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作为促进措施定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巩固发展成果、提振发展信心，十分必要。《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省和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茶产业发展纳入乡村振兴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对在促进茶产业发展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三
认真履行《条例》规定的工作职责
《条例》明确要求，省人民政府及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茶产业发展工作的领导，将茶产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完善政策体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茶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应当支持茶叶生产经营主体申请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认证以及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认证，提升茶叶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应当支持和鼓励茶叶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品牌建设，对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华老字号、有机农产品认证、入选国际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互认清单等的茶叶生产经营主体，给予补助或者奖励。具体补助和奖励办法由省和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制定;应当组织农业农村、商务等主管部门和媒体，对外展示推介本省茶产品、茶品牌、茶文化，提升消费者对茶品牌的认知度、认可度和信赖度;应当支持茶叶交易中心、互联网交易平台等机构和场所的建设和运营，完善茶叶仓储、物流、检测和营销网络等配套设施建设，发展区域性茶叶市场;应当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引导基金等措施，促进茶产业提质增效;应当支持茶产业技术研发，鼓励茶叶生产经营主体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共同建立技术研究机构、公共科研平台、专家工作站等，促进茶产业关键技术、设备、产品的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应当培育壮大主业突出、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茶产业龙头企业，对茶产业龙头企业实行动态监测和评价，分类分级给予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省和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举办或者支持举办茶品牌展示展销活动，组织引导茶叶生产经营主体参加国内外涉茶展销会、交易会、博览会，支持茶叶生产经营主体建立国内外茶品牌推广展销中心，为其开拓市场提供服务。
按照《条例》要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茶产业发展的统筹协调、支持引导和监督管理等相关具体工作，并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发展改革、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科技、商务、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促进茶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省、市(州)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开展茶产业标准化建设，会同标准化等主管部门依法完善茶叶种植、加工、贮存、运输、销售等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指导茶叶生产经营主体按照标准开展生产经营，提高茶产业整体质量。省和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加强对茶树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组织开展种质资源调查，建立健全优良种质资源档案和种质资源圃;完善茶树良种繁育体系，支持选育高抗、优质、特色茶树品种，推广茶树良种良法种植。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制定茶叶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信息录入目录，为茶叶生产经营主体录入信息提供指导和服务。
按照《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以及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加强茶知识和茶文化的宣传普及，扩大茶品牌的影响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茶叶种植过程中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管理和指导，推广使用生物有机肥和绿色综合防控技术，保障茶叶质量安全;负责茶叶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茶叶生产经营主体全面推行茶叶标准化生产和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推进茶叶种植绿色化、管理规范化、经营集约化，提高茶叶质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茶叶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对生产中或者市场上销售的茶叶进行监督抽查，依法及时发布茶叶质量安全监测信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茶叶种植、加工、营销和茶文化等方面实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引进和服务，组织开展技能培训、等级认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支持有条件的大中专院(职)校开设茶学相关专业，培育茶产业人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茶品牌的保护，依法查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推动开展跨区域执法协作和维权援助，维护茶叶市场秩序。
按照《条例》要求，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相关政策，支持茶叶生产经营主体建设有机茶园，鼓励实现全域有机种植;根据茶园建设需要，可以制定严于国家和省规定的禁止或者限制使用的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目录;应当组织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标准化等主管部门制定完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产品质量等标准和准入管理规范。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指导茶叶生产经营主体建设标准化生态茶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和灾害防治设施，创新茶园经营管理模式，提升茶园绿色生产能力;应当培育茶产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支持开展茶叶采摘修剪、病虫草害防控、农业投入品配送、农业机械作业等服务。
按照《条例》要求，茶叶生产经营主体应当依法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和产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如实记载茶叶的名称、等级、规格、数量、来源、流向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茶叶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应当依法对其生产的茶叶开展质量安全检测，或者委托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经检测不符合茶叶质量安全标准的，不得销售;应当依法建立茶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按照有关规定将产品质量安全相关信息录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实现种植、加工、贮存、运输、销售全产业链信息可追溯。茶叶批发市场应当设立或者委托茶叶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对进场销售的茶叶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抽查检测;发现不符合茶叶质量安全标准的，应当要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报告。
《条例》明确了鼓励和支持措施。鼓励、支持茶行业社会组织及企业制定严于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鼓励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依法建立茶树种质资源繁育基地，开展种质资源科学研究。鼓励茶叶生产经营主体申请使用茶叶区域公用品牌。鼓励和支持申报与茶有关的文化遗产，创作突出地方特色和区域公用品牌文化品位的茶文化作品，开展茶文化交流，推广茶知识、茶文化。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创新适合茶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茶叶生产经营主体依法利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和转型发展。鼓励保险机构做好茶产业灾害保险服务。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应当引导茶叶生产经营主体参加茶产业灾害保险。鼓励和支持机械装备制造企业研发生产、推广使用茶园管理机械和茶叶加工设备。支持茶产业龙头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联合重组及合资合作等方式整合中小茶叶企业，联合茶叶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推进产业整合集聚，完善产业链。鼓励茶叶生产经营主体采取租赁、承包、转让土地经营权等方式扩大茶园规模;鼓励茶叶生产经营主体整合资源和生产要素，成立茶产业联合体;鼓励茶叶企业、农民合作社等采取订单生产、股权合作等方式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支持培育茶行业社会组织。茶行业社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组织开展标准制定、品质评价、技术成果评价、知识产权保护、品牌推介、职业培训与技能竞赛等工作，推动茶产业发展。
《条例》明确了禁止事项。禁止向茶园排放、倾倒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茶叶种植过程中禁止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含除草剂、生长调节剂)，禁止超范围、超标准使用农药(含除草剂、生长调节剂)、肥料等农业投入品。茶叶生态种植保护区内，禁止擅自砍伐或者损毁林木，禁止从事餐饮、烧烤、露营等破坏茶叶种植环境的活动，禁止开展影响茶叶种植、破坏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茶叶加工应当符合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禁止使用不合格茶叶原辅料，禁止在茶叶初加工中添加糖分、甜味剂、色素、香精等外源物质，禁止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禁止未经授权或者违反管理规范使用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条例》明确了法律责任。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在茶叶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含除草剂、生长调节剂)，或者超范围、超标准使用农药(含除草剂、生长调节剂)、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使用者为单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使用者为个人的，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第四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使用不合格茶叶原辅料，或者在茶叶初加工中添加糖分、甜味剂、色素、香精等外源物质的，由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茶叶，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辅料、外源物质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茶叶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依法吊销许可证。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茶产业发展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切实推进《条例》的贯彻落实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条例》的贯彻落实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狠抓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早日实现“千亿茶产业”目标的一项重点和长期任务。各地应迅速行动，在全省掀起《条例》学习贯彻落实的高潮，加强领导，采取措施，推动《条例》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尤其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茶产业发展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党纪政纪处罚和刑事追究。各主产区政府务必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部署，要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各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按照要求，充分发挥在促进茶产业发展中的牵头作用，动员和组织相关部门，共同做好《条例》各项贯彻落实工作。省农业农村厅将联合有关部门配合省人大，加大对有关部门和主产区贯彻落实《条例》的情况，适时开展检查督办、专项督查。
二是要加强学习宣传。要全面深入地学习《条例》，要大力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融媒体、新媒体等宣传媒介，进行立体式、全网式、链接式宣传;要制定系统的学习培训计划，采取党组(支部)中心组学习、举办专题培训班、召开主题报告会、邀请专家辅导、开展专题研讨等形式，加大培训力度，使广大干部、生产经营主体深刻领会、熟练掌握《条例》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同时，结合茶叶的知识科普教育、历史文化宣传和保健功能，促进公众知晓湖北茶、弘扬茶文化，综合运用政策引导、示范引领、奖励表彰等方式，营造知茶、爱茶、懂茶、品茶、享茶的社会氛围。
三是要加强政策保障。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将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深入开展调研，加快研究出台与《条例》相衔接、相配套的促进茶产业发展政策和行动方案，将《条例》确立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尽快形成与《条例》相配套的法规政策和工作机制体系。市州、县(市、区)两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认真研究《条例》的落实落细方案，尽快研究制定绩效考评、部门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确保《条例》确立的各项政策措施组织到位、宣讲到位、执行到位。
作者：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肖长惜
文章来源于：湖北日报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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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过去的2020年，可能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最艰难的一年，疫情引起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让世界秩序陷入恐慌之中。中国强大的防控执行力使得本国经济成为了本年度唯一一个正增长的经济体，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措手不及的疫情还是给各个行业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论经济体量并不起眼却涉及千万户、数亿人的茶行业，从年初的悲观、到年中的奋起、再到年末的收官总算熬过去了。这一年风云变幻让这个产业学到了很多东西，从直播带货的崛起、从源头劳动力短缺的觉醒、从日常茶饮进入大健康概念的觉悟，势必让2020年成为了本世纪中叶前中国茶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正文：
如果将茶产业编成一本故事会，普洱茶无疑是这本故事会里面的内容主角。任何业界特大年度事件，几乎都来自与普洱茶相关的领域。
记得从2018年开始，普洱茶即将崩盘的传言一直不断，从那一年的“今冬明春普洱茶即将崩盘”到现在已熬过了两个今冬明春，第三个今冬明春已经开始，然这种声音依然不绝于市。
普洱茶即将崩盘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吗?
我们不妨先来梳理一下过去的13年，对于普洱茶发展史来说属于里程碑式的13年，从那个开始进入人们视野的普洱茶崩盘元年，公元2007年开始。
2007年普洱茶市场突然“崩盘”，让圈子内刚刚将信将疑认可越陈越值钱的理论一夜之间“崩塌'，让当初收购价值千百万的”圆饼饼“瞬间贬值为来不及抛售的”烫手废品“，全民幸灾乐祸，“能喝的古董”理论成为笑柄，普洱茶流通陷入重大信任危机。
2008年开始慢慢复苏，诞生了一些普洱茶门户网站，茶叶网络传播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兴起。
2009年各种目前已知的品牌开始崭露头角，普洱茶品牌市场从此开始群雄逐鹿的时代;
2010年前期大量品质鱼龙混杂的“崩盘”茶流入电商市场，让市场流露出了对品牌的不信任;
2011年普洱茶进入电商爆发期，传统加线上的销售模式从此拉开;
2012年普洱茶市场发展稳定，古树茶崭露头角，得到了许多的消费者的喜爱，市场的占比率也在快速增长。并且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的普洱茶电商巨头，席卷了普洱茶市场，特别是古树茶市场。
2013年炒作之风又开始复苏，名山茶开始疯狂，春茶的收购价格个别产区上涨达到120%，名山头茶的兴起让许多茶农一夜暴富，各路茶商、茶贩涌向茶区，虔诚的茶人们开始每年朝觐普洱茶知名山头。
2014年又是普洱茶市场由盛而衰，市场开始受冷、价格下跌，订单持续减少、销量大幅度的缩水。但和2007年有所不同，这次的普洱茶市场虽然低迷但是并没有彻底崩盘。
2015年市场继续低迷，流通不景气，那一年熟茶开始走红。
2016年以柑普洱茶(大红柑、小青柑)为代表的新饮品的突然兴起，让普洱熟茶的市场激情达到三年来的最高点，开始了”熟茶会成为普洱茶未来发展方向和出路”的论调。
2017年名山头茶毛料价格继续疯长，天价茶开始涌现。
2018年新游资进入、明星进入，名山头茶价格继续疯长，天价茶一茬接一茬。
2019年普洱茶依旧是茶界各大茶类领军“人物”，无论是关注度、曝光率都远远领先于其他茶类，还有那遍布角角落落的“古树茶”和“名山头茶”。
2020年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整个茶行业进入悲观状态，3月底，大益“千羽孔雀”炒作爆雷，东莞60余位参与炒作的“下家”被卷走资金高达上亿元。上半年各大茶博会取消，除了网络直播红火外终端流通陷入低迷;下半年国内疫情缓和，茶博会放开，普洱茶依旧是主角，假象的繁荣之下依旧暗藏危机......
有人说普洱茶市场依旧会红火，有人说普洱茶市场快要崩盘了。光凭你所能目及的范围而判断全局是不科学的，本文带你剖析可以影响整个普洱茶产业发展的两块市场，力求全面、客观、前瞻的正视和反思这个业内谁都关心的产业。
1、中心聚集市场现状
提及普洱茶，不得不先说东莞市场存量，坊间的说法是一个东莞的存量普洱茶达45万吨，够全国人民喝上几年。据业内人士分析，东莞的藏茶分为两种，一种是精品，量少，收藏不怕，有增值空间;一种是“垃圾茶”，体量巨大，受收藏风积累的副产品，不用说增值，市场形势一旦不好连保值都难，只有不断地靠故事、概念倾销。
第二就是芳村茶叶市场，这个中国最大的茶叶市场，普洱茶类最大的批发中心，但凡有点知名度的普洱茶企业总部或旗舰店都会在此安营扎寨，这些年来普洱茶一直占整个芳村茶叶批发市场交易额70%以上。
趁参加广州茶博会的间隙走访了一次芳村市场，作为茶行业风向标的典范茶叶市场，除了很多在张罗着今年最流行的陈皮进行打包、晾晒外，整个市场还是显得有些静寂。
找了在市场经营了十多年的NN，她带我在市场走了一圈，跟我讲了这几年来芳村市场关于普洱茶的变化起伏。
“这几年生意不景气，“花钱如流水，赚钱如抓鬼”，芳村这几年除了传统的茶叶批发零售外，最热门的还是”炒茶“，炒卖各种中期茶和”金融茶“。我基本以收卖中期茶为主，茶叶总还是要消费为正道嘛。金融茶偶尔也碰一下，都在这个市场里混不碰一下也说不过去。
喏，我这里还有一箱大益春秋，放了很久了，也没动过它，“炒茶”的人是不喝这些茶的，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些茶是什么味道，也从来没打开过纸箱，因为你要整件转手的话纸箱不能有破损，如果有那就就要减价”
“那如果你买了别人的茶，而里面会不会是别的茶呢?”我说。
“一般不会，交易的基本都相互认识，但也发生过，有一次一个人在纸箱上开口子验茶时发现里面竟然不是他买的那款茶......”
“你看，那边是古桥市场，里面的商铺几乎家家都”炒茶"。我们在市场走了一圈，各种茶叶交易平台和行情网随处可见。市场很萧条，但这些店铺里面似乎还是三五成群在交流着什么，看得出来，这些人都很年轻，且像证券市场那些操盘手一样都很精明能干。
我随着NN转到市场内最大的交易平台——东和。
我以想收藏大批金融茶的名义与一位客户经理展开了交流。他说如果我想要茶，他们平台会发布信息接收卖家的茶品，经过他们的检验给出一个价格，对方认可东和就付款给
凭着大屏幕上的实时价格指数以及工作人员井井有条的检验流程，让人感觉似乎这个平台非常可靠。
“你们只做(炒)大益茶吗?”我不好意思用“炒”字，虽然我很想用“炒”字表达。
“是的，也只有大益茶好做”。
“你们会不会暗中操控价格指数呢?”我问道。
“不会，不像股市有开盘收盘时间，金融茶价格指数24小时不停歇地在变动......”
NN为我讲解了“炒茶”的基本流程：但凡大益金融茶有一款新茶(金融茶)要出来，信息已经满天飞，最先能拿到配额和知道底价的只有大益的经销商。比如经销商A们可以拿到了10件新茶的配额，假设每件拿货价在10000元，A们开始向外发布信息(当然会高于拿货价)，B们根据以往的经验估计可以涨到20000，于是在高于10000的价格把A们的10件货全部吃下来，而A们也会根据经验及市场状况先放一部分投石问路，留一部分待涨了再出手;经过市场的捂盘发酵，大家认为此款茶可能会涨到30000，于是C们在高于20000的价格吃下B们手中的茶再捂盘，市场经过C们的炒作，价位再次升到了50000，然后再等着D们的接盘......
事情还没这么简单，因为此时这款茶叶还没出来，大家都是在凭空炒作，这时A们觉得当初给B们的15000亏了，于是找到B们以18000的价格回购，B们觉得可以就凭空赚了3000一件，B们觉得不行就继续捂盘，等待更高价，C们、D们也依法炮制，捂盘待涨。中间有一些A、B、C、D们陆续接到下家的追单，于是先接单(拿钱)然后再通过各种渠道找货(比如找外省大益茶代理拿货或通过网络手段在官方预售时抢茶，类似于春节抢票)......
最后，这款茶叶上市了，交割的时候到了，考验炒作各方诚信的时间也到了。很多人接单多无法交割而根据契约精神赔钱，个别人拿着接单的钱跑路了，再过一段时间此款茶的整体价格下滑或腰斩了，这时手上高价买回来的茶就亏大发了。有资本的继续捂茶等待下一波行情，那些借钱炒作或流动资金断粮的只有拿到第三方(如东和)挂牌抛售......
以上是1.0版本的割散户韭菜(C端)的套路;现在2.0版本的已经上升到机构(炒作平台A端)对基金(各种游资、抑或洗钱B端)，A跟B之间炒作抬价，吸引更多的B端和C端进场，最终会有一些B端和C端成为接盘侠。2.0版本的好处是B端炒亏了不会闹上吊喝药跑路，大家都是有钱人，大家都是明白人，愿赌服输、故意来输，都是输得起的VIP，当然C端韭菜们依旧乐此不疲的跟着下个注。
(也许大家看得有点绕，但在炒作者看来完全没有将他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交易场景展现出来)
“待回落到一定程度，到市场认可，觉得价格跟价值对等的时候，自然又会开始慢慢的收集这些跌下来的筹码，通过时间换空间等品质好的茶再慢慢涨起来。”NN说。
2、云南一线市场现状
版纳倚邦茶友X：
就我个人而言今年销售量少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知根知底的朋友和家人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就了解的销售现状都偏向了网红网络直播带货(这里最实质情况就是以次充好，价格上涨率百分之一百以上。我随便帮朋友找了一批次茶找了一个三线演员网红做直播，20块买进120块卖出，成交量是12000片，我看的心惊肉跳，不敢再给他找货)实体店除了喝茶以外几乎都是回头客和非常熟悉朋友偶尔会成交一点点。
我们这种一线茶山人的客户群体基本上没有变化。
价格上就我了解和成交额来说5月10日之前还是有百分之二十的上涨，后期的和去年相比就降低了很多，春夏秋三季都达到了下降百分之二十。
我感觉明年也不翻不了盘。然后觉得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除了疫情以外其中最重要两点:一是今年受旱灾，春茶发的晚发的少，二是收购的人明显少了。
临沧冰岛茶友D：
很多人都说今年茶难卖，其实难卖的是那些混淆概念，不老实做茶的人。随着市场越来越透明，这样的人做茶只会越来越难。做真货的今年基本也没剩。当然“冰岛老寨”(假货)也有卖不完的，那些真的是他们活该。
茶叶价格的话基本和去年持平，有少数的村寨有上下起伏这属于正常的市场现象。
今年最明显的是冰岛老寨的古树。去年广场边的我们的树能卖19000一公斤新叶，今年的话12000左右卖。因为疫情老板不来，委托人来，总得给别人让点赚头不是。
明年市场的话我认为稳中有降。信息越来越透明，一些鼓吹出来的小众山头我看会降。但是一线山头政府玩了招公信平台公布认证信息，如果能在茶季前弄好，一线山头真货的话价格会上浮，大众货的话依旧持平吧。
现在我们这边政府对于普洱茶的话是两条腿走路。一线名山直接进行认证，哪个厂在哪个山头有多少地，产多少茶，都要公示得清清楚楚。以后看真假直接看政府网站就知道。大众茶的话，强化管理，严格把控，对产茶大村都在逐步进行有机认证。
以前的话是外来资本操纵，很多普洱茶的涨都是庄家想涨，现在的政府牵头抓的话，很难再有那么大的变动了，毕竟一县一业的政治任务可不是闹着玩的。当然如果疫情影响严重的话，经济不景气，不降价就见鬼了!但是名山的保值率相对较高，因为产量少，还有就是能拿一线名山当口粮这些人，疫情对他们来说是有影响，但是很少会说茶都喝不起。
最恼火的就是中端茶，因为喝中端茶的人群对于抵御风险的能力确实不如那些大老板。
总而言之一句话，做真的茶叶都是固定有茶客拿货，拿了就没了，毕竟每年量不大。天天叫着茶不好卖，卖不完，这名山那古树的，这样的人有几个是真正有基地?自己去做茶的?
以后叫茶叶难卖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信息越来越透明，交通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多的人开茶山。喝了真货的人越来越多，卖假货的能好卖么?
易武茶友H：
易武茶区今年的头春茶，雨前(4月26日前)的因为大旱而产量大减，所以小树也好古树也好，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价格比往年来说干毛茶上涨了50-100每公斤。四月二十六日后，雨水大量到来，也伴随着茶叶大量发芽(算是头波的，因干旱没发出芽的那部分吧)而产量大增。然而一则是受雨水影响茶质水味重了，再则虽是属于春茶头波的，但因旱情影响头春茶发芽推迟，部分茶商认为是错过了节气，所以不再入眼。
以今年易武茶区的情况看来，名山寨头的雨前头春茶依然紧俏，来易武做茶的茶商越来越追求高品质好茶。雨后的大量上市那批，我这来说是不愁卖，有大厂子收着大货，还收集了亲戚朋友家的存货。但寨子的大环境来说是不好的，滞销的，有的甚至到秋茶时才卖出。相反今年秋茶因产量非常少，易武山头乔木、小树和古树的价格也是比去年上涨了大约50-80每公斤左右(台地茶没涨)，故而秋茶也是供不应求的。
今年我的情况还算好，比去年的销量大了些，但也受大经济环境影响，收茶款难了些，有的是推迟，有的是分批付，挤牙膏似的。客户群体原来的基本没变化，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我预计明年出货会更多些。
熟普感觉这两年来用好料发酵的情况多了。在易武茶区，像我这样的都用易武乔木头春料发了一吨多。
临沧云县茶友W：
今年鲜叶价格前期比往年低，后期有的地方达到了往年的水平，有的地方依旧没有达到往年的价位，大多初制所春茶销售情况还行，夏秋茶很多人有库存，今年外地客商、游客来的少，销量整体下滑，客户下单不多，多数客户手中有存茶，前部分在省外开店的人在清库存，准备转行，初制所也有关停的。
据我了解，勐海的小茶厂关了好多，客户新入手的很少，明年茶市应该和经济一样下行，未来几年要看经济发展的情况。普洱茶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库存太多，东莞市的存茶无法消化，云南各茶厂、茶商也有大量的库存，未来的卖点是大家都能喝得起的口粮茶，老茶只有部分消费者，消化太慢，存茶的人有的已经心虚了。普洱茶产量太大，未来的路会很难走，现在还在运行的茶厂，想转手的人很多，云县、双江、凤庆、勐海都一样，差不多，很多厂欠原料款很多。这是很多人都是亲口对我说的，很多的高价茶现在遇不到有钱人，出不了手。
本地政府不作为，没有鲜叶市场，名山头混乱，作假，市场上的名山茶几乎全是假的，很多大厂的名山茶也是拼配，市场上的茶叶没有标准，乱起名号，乱出批号，乱炒概念，乱引导消费者，误导收藏，云南省应该象福鼎白茶一样，有一套标准体系执行，不然的话，最终市场崩盘，其害无穷。
普洱产区茶友P：
我这边本来走批发的，零售少，普洱茶整体来说未来的趋势还是好的，感觉还是有前景，不会停滞不前。价格么我觉得人工成本就是个上升情况，茶叶也涨的!好的山头还是有涨呀，我认识好多人其实今年销量比往年大，可能也和大环境有关，投资理财收益减少，或整个投资环境不好，有些人转向存茶。
我家本来只做小山头，感觉无农药的，货真价实的小山头茶还是可以的，本身价格不贵。说不好做人要么以前卖太贵，现在利润少了不好做;要么茶本身品质不太好，大浪淘沙，一年比一年难做，也不全是因为大环境。很多心黑的人确实不好做了，现在网络销售遍及任何一个山头，茶农都在直销是吧，人家一对比就发现以前买的价格太贵。
任何茶都存在大把以次充好的现象对吧，不光普洱，我相信普洱茶整个行业会越来越好，老百姓现在也懂农药用不得，以后信息越来越透明，慢慢会更好。
昆明康乐茶城资深茶人L：
今年普洱茶的销售情况还是比较惨的，据我所知山上很多茶农茶都没卖出去，其实今天的量比较少，特别是春茶，但是就这样的情况下，而且还有很多库存，不止是山上源头的，还有各个流通环节也是。
这个流通环节啊，你看两头热，一是像大益金融茶这样的简直疯了，包括中茶这些，那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啊，这个你应该清楚我就不多说了;第二就是真正的消费还是有的，这个是比较火的，如我们自己的品牌，其实比去年应该还要好一些。
但是不好的就是今年很多这种做流通的，做这种市场品牌的都不景气，而且很多，我了解了一下都比较惨，像我们康乐一些店都没开张，或者说今年营业额都不如去年一个月。
我估计啊，明年会更惨，比今年还惨，第一是疫情原因，第二是经济确实还在下行，能喝100块钱的就不喝200块钱对吧。但天价茶或者奢侈品仍在增长，那没办法，有钱人越来越多了，这种大萧条时期就是财富的再次集中嘛!
我觉得后面会更惨，但是像2007年那种普洱茶崩盘不太可能出现了，毕竟现在市场会比以前理性，只会出现曲线的上升跟下降，不会出现崩。
丽江知名茶人、某普洱茶品牌创始人J：
今年的普洱茶销售整体是下滑的，除了个别的品牌会好一点，大多数品牌厂商日子会难过。总体比去年差，感觉一年不如一年，价格有些在维持，有些已经在降价了。不管是冰岛、老班章、昔归，山头茶原产地毛茶价格总体比往年缩水20-30%。即便是遇上天干旱减产，也挡不住价格下跌的行情。预计明后年还会更难，能撑得过去的茶商，得看底子。包括资金、渠道、产品品质与性价比、品牌影响力等。
茶博会越热闹，说明市场的潜在危机越危险。大家都寄望茶博会招商，多卖点茶好周转一下。今年的现金流成为了很多企业的头号问题。
再说藏茶，东莞的藏茶，分两种，一种是精品，不怕;一种是垃圾茶，存一百年也无用。两种藏茶以垃圾茶体量更大，这对市场是相当不利的。
我认为普洱茶未来的发展更多要着眼于熟茶的推广，熟茶才是普洱茶产业的核心与未来。小青柑、碎银子消耗了近十年来大量的垃圾熟茶库存，接下来的十年，好熟茶会很多。勐海这里，我喝过最好的碎银子出厂价也就一百多一公斤，低的30-50一公斤，怎么会好。
今年客户群体有些发生变化，老茶客该收藏的也收得差不多了，八零后、九零后群体开始喝普洱茶、藏普洱茶。
——以上只是市场的一个缩影，虽不能代表当下普洱茶产业的全部众生相，但也不就不离十。
总 结 分 析
普洱茶消费群体很杂，从9.9 包邮的到99万一公斤的都有。
总体来说，普洱茶消费存在几种形式：
一是只要价格实惠只要是普洱茶就好(当然最好还是古树、山头茶);
二是忠实品牌茶消费群体 ;
三是高端山头茶玩家;
四是金融茶炒作圈子。
1、历经茶圈多年，我总结出了一句话：但凡天下喝茶者又不懂茶者十有八九。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它总能带给人们惊喜。满大街的古树茶、山头茶;充满传奇色彩和大师影子的故事茶都是针对这十有八九的群体，因为普洱茶能够为他们带来“价廉名优”的惊喜。市场流行啥茶就跟啥茶，谁手上没有一堆各类“古树、山头”茶，云南几百万亩台地茶叶靠谁消费?正是靠的他们!也成就了9.9包邮的老班章们。
2、普洱茶品牌爆发不过十余年间，相信每个做品牌时的初心都是想做这世间最好的茶叶，随着这些品牌不断的成长，也积累了一批忠实的客户群体。只是当有些品牌膨胀时品质走了下坡路，那些拥趸也会跳槽到别的品牌。如果说品牌是营盘，那这群消费者就是兵，哪个营盘好，这些兵就会投靠谁，所以这些年也是品牌大浪淘沙的时代，而决定他们命运的还是那帮“兵”。
3、身边总有些群体，酒要喝20年以上窖藏的、羽绒服要穿The North Face的、表要戴Rolex的、普洱茶要喝高端山头古树的.......这些主是真有钱，但不全是人傻钱多的那种，世间稀罕物他们都会去猎奇。他们一般会亲自赴茶山找茶，遇见中意的全部拿下。对他们来说天价茶(天价茶只是穷人对它的称谓)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虚荣高贵身份的符号。秉着物以稀为贵的黄金定律，云南这点古树茶资源对于这个群体无疑是僧多粥少，而正是这些人对于抬高古树茶、名山头茶的价格，以及古树茶、名山头造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有人说茅台肯定不是白酒中最好的，大益也绝对不是普洱茶中最好的，但两者都是业界标杆，标杆就是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品牌价值普遍大于实际商品价值。既然茅台可以炒作，大益茶为什么不能?(将大益茶比肩国酒茅台者，真是太不自量力了，为啥不跟黄金比呢)
我记得农夫山泉的钟睒睒曾经说过一句话：“企业不炒作，就是木乃伊。但只有技术创新才能竞争，没有技术的营销只会死的更快。”将这句话送给大益，无异是先递了大益一颗糖然后再给了一记耳光(没办法，大益是标杆啊，我只能拿它对号入座)。
中国人生性好赌，而芳村好比就是一个赌场，里面的人大都是赌徒，如同澳门葡京赌场，里面有庄家，有赌徒、有洗码的。所谓赌徒心理就是赢了钱不怕多、输了钱想翻本。在暴利面前，人往往都会失去理性的判断。
大益是个双面人，它既将普洱茶做成一个家喻户晓的知名商品(常规茶)，这是正面;也做成一个家喻户晓的赌具(金融茶)，这是反面。不同于葡京的博彩业，芳村普洱茶炒作最多只能属于打着政策擦边球的民间赌博，这里只有押涨还是押跌，押对还是押错。这里茶叶已经脱离了农产品的价值，就像2020年11月15日预售的“沧海”(大益的一款金融茶)23800/提，大益茶官方对这个茶的介绍是：精选普洱茶核心产区高海拔优质晒青毛茶为主要原料，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大益茶制作技艺”精心研制而成。产品饼形端正，松紧适度，条索肥硕，芽叶清晰乌润显毫。汤色橙黄明亮;香气高扬，烟香、陈香显著，带蜜香;滋味浓酽饱满，富有层次感，汤感厚实沉稳，苦涩协调，甜润舒爽，茶汤含香盈于齿间，回味悠长。
没看出来这款4760元/饼(一提5饼)的沧海茶具体产地?茶味道到底如何我没喝过没有发言权(当然金融茶是不需要具体产地和味道的，反正大家都不拆封，拆了就跌价了)。人们看到的是去年的沧海已经涨到50000元/提了，这就够了。管TM茶好茶坏，只要茶能涨价，有人接盘就行了......
显然，行政性遏制金融运作还没有涉及到金融茶炒作这一领域的头上，原因是相比于其他金融运作其体量和危害还是太小(不要说跟蚂蚁比，就是普通一点的平台体量都比金融茶的盘子要大)。我想只有其他诱因出现并产生社会性危害时，政府才会干预，比如金融茶交易中产生诈骗、洗钱而引发的高关注度群体性刑事案件。听市场内的人说那些因金融茶引发的纠纷案件年年都有，但在当地执法部门手上就了了.......(虽然金融茶在普洱茶中的所占份额并不是很大，但社会不良影响极大，所以本文着墨较多)
结语
经过20余年间的发展与积淀，普洱茶已经在广大消费者中布下了忠实的种子，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结下了坚实的果子。不比2007年，现在的普洱茶已经在广大消费者群体中深深扎根，成了不可缺少的茶品。
虽然当下普洱茶市场的确存在无序扩张、鱼龙混杂的现象，加上经济下行等客观原因造成普洱茶产业不够景气、市场萎缩等现状(也是整个茶叶消费市场的现状)，再加上这几年游资进入产生的泡沫在陆续破灭，理性消费观逐步呈现，市场进入优胜劣汰的大洗牌时代。
但，崩盘似乎不大可能。
未来，茶行业也依旧会在全球经济的大熔炉中起起落落，我们身处这个时代唯一要做的只有正视自己、正视产业、正视世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书卷弯刀，独立茶人，不止于茶。
一、引言：压制茶与正宗性
5月是乌龙茶的采制时节，也是福建安溪铁观音茶区茶农的劳动时节。2018年5月，当地却少了以往的热闹和轻松，多了一些紧张的气氛。笔者经过询问得知；地方政府正严厉打击压茶机、取缔压制茶。压茶机是一种集揉捻为体的茶叶成形机械，代替之前铁观音制作中半机械的包揉环节。压茶机制茶效率高、成本低，2010年进入市场后颇受茶农欢迎。但近年来，地方政府却认定压茶机制作的茶叶并非正宗的安溪铁观音，因此出台了相当严厉的整治措施，力图全面停用或销毁机器，没收所有压制茶。在严厉的政策下，许多茶农仍然偷偷使用压茶机制作压制茶。他们把尚未遭到毁坏的压茶机单独放置在一个房间里，锁着门以防政府官员的巡查。压茶机体积大，原来都放置在大厅，后来被禁得厉害，农民就把房间的墙拆了，把机器挪进去，再把墙砌起来，谁也想不到里面会有机器。此外，茶农会在村口放哨，一见有政府官员的车进来，就打电话报信，让农户把机器先停了，把压制茶藏起来。
地方政府认定压制茶并非正宗的铁观音，而作为生产方的茶农却仍偷偷生产压制茶。有关铁观音生产中压茶机去留的分歧，将我们引向了铁观音的“正宗性”（authenticity）问题，而正宗性之争又体现了地方政府产业治理与农民在地实践之间的张力。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如何界定铁观音的正宗性，又出于何等考虑坚决维护其正宗性？茶农为何违背政府以正宗性之名而出台的政策?他们各自的理据和逻辑是什么?上述问题是笔者探讨地方产业治理问题的经验起点。本文试图表明，地方政府和茶农关于铁观音之正宗性的冲突，并非基于对消费者口味偏好的认知差异，而是组织生产和销售之逻辑的不同。在地方政府的产业逻辑之外，还存在另一套农户基于自身实践发展出来的产销逻辑，后者不仅没有完全被前者取代，而且在应对市场波动方面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二、文献评述：正宗性与地方产业治理
本文关注的虽是具体个案的问题，但却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现象息息相关，尤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业转型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转型着重表现为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均不断推进农业产业的现代化（严海蓉、陈义媛，2015）。随着大规模国家建设的开展，农业生产开始由原来的依靠乡村组织与小农对接，转变为以县为主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的模式（龚为纲、张谦，2016）。在这个过程中，受限于交易成本和体制框架内的政绩评估（程秋萍、熊万胜，2016；冯猛，2014），一方面，不同的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农业部门、基层组织等）更加偏好规模化经营，越来越倾向于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龚为纲、张谦，2016），并以这些新型经营主体“覆盖”小农户（严海蓉、陈义媛，2015）；另一方面，为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地方政府积极发挥资源配置的职能，制定自上而下的工作流程引导农户的选择以打造地方典型产业，打造能够向上级发出良好政绩信号的“亮点工程”（叶敏，2016）。实际上，“规模化”和“典型化”是产业治理一体之两面，规模化发展通常也意味着单一典型产业的经营，反之亦然。
为了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典型化发展，地方政府常常采取建设区域品牌和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方式（胡铭，2008；沈鹏熠，2011）。地理标志认证便是构建产品正宗性的过程。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过程中，原产地自然环境、制造技艺和生产组织方式都是正宗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Barham，2003）。就茶叶而言，这意味着从品种、制作工艺、生产方式等方面定义某种茶叶品类的正宗性－而这一定义过程中蕴含着政府、在政府引导下的茶农、茶商与消费市场的深度互动。
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的扩展，物品的生产地与消费地相互分离的情况广泛存在，远离物品生产实践的消费者关于产品正宗性的想象通常指涉“一个无可置疑的、关于起源的法则”（Hall，1990:226）。换言之，正宗性与原本的、原创的（originality）紧密相关，事物的正宗性有赖于其存在的单一性、独有性和不可替代性（Benjamin，1999）。就食物来说，正宗性意味着它属于一个特定的地方、采用了特定的工艺，二者都关联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传统，因而物的价值就在于其与传统的联结（Pratt，2014）。这种非历史性的、本质化的正宗性想象，即认定存在唯一一种正确做法的“正宗”，虽然与真实的生产实践并不相符，但却常常与地方上某些行动者的利益不谋而合。例如，在法国葡萄酒的“风土”想象与建构中，勃艮第通过AOC（Appellationd＇OrigineControllee）认证和世界遗产地位的申请来为风土提供合法性，风土进而也成为本地精英保持其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有力武器（Demossier，2011）。由于地方政府在我国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尤为突出（周飞舟，2019），茶叶正宗性的建构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的文化想象深度互动的结果。在不同案例中，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时有消长。例如，就云南普洱茶而言，主导其正宗性定义的主要是港台茶商和收藏家；云南地方政府则顺应市场形势，以出台普洱茶生产规范、定普洱茶地理标志等方式将其规范化（张静红，2016）。而在安溪铁观音的案例中，地方政府在铁观音正宗性的建构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溪县便通过在全国各大省市举办铁观音茶叶推介会和茶王赛，积极塑造市场对安溪茶叶的认知，提升安溪茶的文化形象和经济价值（TanandDing，2010）。也就是说，政府的规模化、典型化策略与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形成了自然的合谋关系，政府引导、利用并强化着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
但是，市场的正宗性想象以及与之相结合的产业治理模式并不一定带来现代化与合理化，相反，二者均倾向于改造、限制乃至抹除生产者原有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在有关“物的正宗性”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消费群体（通常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如西方白人、社会精英）对正宗性的界定常常意味着对生产者实践方式的剥夺式重塑。历史学家斯波纳（Spooner，1986）在考察土库曼地毯在西方市场的流通时指出，西方人对地毯正宗性的需求反映的是其对神秘东方的想象，而不考虑地毯生产的具体社会条件。西方人的需求改变了土库曼人的艺术表达，本地人反而通过西方人来了解地毯的符号意义，这种正宗性的颠倒映射的是东西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食物的制作上（Abarca，2004；Pratt，2014），还是在诸如葡萄酒和茶叶的消费上（Trubek，2008；张静红，2016；Zhang，2010），不同消费人群对正宗性的重新演绎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抹除原有生产者的实践方式。与此同时，政府规模化和典型化的产业治理也挤压了中小农户的生存空间。黄宗智等人（2014）指出，地方产业政策偏好于规模化的大型农场，但是“规模经济”并不符合农民的生产经验和劳动力安排。产业治理的结果是地方干部和种植大户获得了国家项目提供的奖补，加剧了种植大户和小农户的分化。此外，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抬高了流转土地的地租，大大挤压了中坚农民的生存空间（谭林丽、孙新华，2014）。在制定政策时，地方政府设想龙头企业、合作社及专业大户可以带动中小农户生产，但是在市场竞争之下，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均难实现带动农户的承诺，即便是合作社也倾向于远离较为贫弱的农户（熊万胜、石梅静，2011）。在茶叶生产过程中，由于产品质量标准的确定更为精细和微妙，“企业＋农户”以及合作社的方式尤其面临生产经营的“组织困境”（付伟，2020）。
然而，本文想指出的是，面对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文化想象合力形成的正宗性要求，作为具体生产者的茶农并不是全然被动的。在安溪茶乡，地方政府是基于特定品种（铁观音）、特定工艺（球形乌龙茶工艺）和特定口味（传统观音韵）来定义正宗性的，这些被认为是铁观音乃至安溪茶“传统上”一直如此的特质，因而应当被传承和推广。但与政府正宗性的策略相对，茶农自有其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时变”的产销逻辑。政府的正宗性策略原本是因应市场需求提出的、与消费市场的想象合谋的产物，尽管一度相当成功，却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而茶农的生产实践反而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三、研究背景与资料说明
本研究的调研在福建省安溪县茶叶产区展开，主要聚焦县域内的传统茶区。安溪地处福建省闽南地区的山地丘陵地带，素以茶叶生产闻名。在茶叶生产和销售的高峰时期，全县涉茶人口比重达80％，农民的收入中超过60％来自茶叶。全县24个乡镇中9个乡镇有较大规模的茶叶生产，分别为龙涓、祥华、感德、西坪、虎邱、大坪、芦田、蓝田、长坑。其中龙涓、祥华和感德被称为新兴茶区，其余则为传统茶区。新兴茶区是2000年前后才兴起的，产区普遍种植单一的铁观音品种。传统产区则有本乡镇具有代表性的原生品种，比如芦田的梅占、大坪的毛蟹、西坪的铁观音、虎邱的黄金桂等。由于传统茶区有更长的茶叶生产历史，更为完整地经历了安溪茶叶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到21世纪第个十年的高潮、再从高峰到2010年以来陷入低谷的市场变化。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传统茶区，以便梳理茶农与政府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应对策略的差异，充分考察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与农民在地实践之间的张力。
笔者最初关注到安溪茶叶的产销问题，源自当地自2016年以来的压茶机之争。铁观音制作工序繁琐，涉及采青、晒青、做青、杀青、揉捻、包揉、干燥、拣梗、筛分、拼配、焙火等流程（李宗垣、凌文斌，2006）。传统上，这些制作环节的机械化程度较低，但近一二十年来，安溪茶的制作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压茶机是最新引入的一种。在制作上，压茶机效率高，并且可以让茶叶更为圆结翠绿，颇受茶农欢迎。但2016年秋茶季前后，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压茶机作为着重整治的对象。
近年来，我县部分茶农急功近利，用压茶机代替包揉设备进行茶叶塑形，严重颠覆了安溪铁观音传统制作工艺，与工匠精神和消费者需求背道而驰，制成的茶叶一泡即散、品质极差，严重损害了我县茶叶品牌形象和声誉。全面取缔压茶机，坚决抵制“压制茶”，事关百万茶乡人的民生大计，事关安溪茶产业长远发展大局。
这里对“传统制作工艺”的界定来自国家标准《地理标志产品·安溪铁观音》（GB19598-2004）。在该标准中，安溪铁观音特指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安溪县辖区范围）自然生态条件下，选用铁观音茶树品种进行扦插繁育、栽培和采摘，按照独特传统加工工艺制作而成，具有铁观音品质特征的乌龙。该标准虽然强调铁观音要用“传统加工工艺”进行制作，但对“传统加工工艺”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地方政府强调压茶机制茶背离传统工艺标准，导致安溪茶缺乏“韵味”，不能突出铁观音的品种特性。但不少茶农认为，只要懂得控制压力，压茶机做出来的茶叶反而更加翠绿，茶汤更加清澈，比传统包揉更能反映铁观音茶的鲜灵性。因此，茶农对于地方政府强调的“回归传统”并不买账。
茶（的制作）总是在变的，你看我爷爷和我爸他们做茶，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家里摆个宽宽长长的大木板凳，用脚包揉茶叶的。到我可能上小学的时候，或者更大一些，才有我们后来的平板机和揉茶机。那现在包揉就是压茶机。你说传统传统，回到大木板凳算是传统？压茶机就是个做形的工具。（访谈资料180501LKS）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所诉诸的“传统”意义上的“正宗性”与茶农在为压茶机辩护时所说的“变”，指向了颇为不同的产销逻辑。压茶机之争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制茶技术问题，而是这两套产销逻辑之间一次较为激烈的冲突。通过更为深入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与茶农在茶叶种植、制作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下文将就这三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本文涉及的材料包括地方县志、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文件和田野调查资料。其中，田野调查资料包括三个部分。首先，笔者于2018年春天进入安溪传统产茶区的一个村庄，进行为期一个茶季的参与观察，实地考察了茶叶生产的全过程。彼时，地方政府正严禁压茶机和压制茶，笔者得以观察茶农如何应对政府的严打措施。第二，2019年暑期，笔者再次回到该村，对一部分茶农和本地茶商进行实地访谈。第三，2019-2020学年寒假，笔者将访谈的范围扩大到安溪全部9个产茶乡镇，并着重面向传统茶区的茶农收集了相关资料。笔者共对27位茶农茶商进行了32次访谈，这些访谈资料及此前的实地参与观察共同组成了本文写作的基本材料。
四、制造“正宗性”：政策的逻辑及其限度
在茶叶统销统购时期，安溪乌龙茶是国家外销创汇的重要产品，外销比例占80％以上（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246）。此时，国内的消费者对乌龙茶知之甚少，除了福建、广东地区外几乎不饮乌龙茶，而福建、广东一带的人们能喝到的也多是粗茶劣茶（TanandDing，2010）。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主导目标之一，各地政府都在寻找提升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安溪当地政府来说，茶叶便成为提振经济的主要抓手。1984年，国家放开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之后，当地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培育国人对乌龙茶尤其是安溪乌龙茶的认知和品饮习惯，以此打开安溪茶的内销市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方政府致力于把多样的、混乱的、分散的、低效的家户生产，改造成标准化、成规模、品牌化的茶产业。这一策略一度非常成功，造就了铁观音在21世纪初的辉煌。不过这一辉煌未能持续，2010年铁观音市场开始由盛转衰。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低迷的市场，地方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延续及强化先前的正宗性策略。地方政府将铁观音市场的低迷归因为茶农对传统铁观音制作工艺的背离，包括压茶机的广泛使用。为了重振铁观音市场，地方政府强调回归“传统”，极力取缔压制茶，重提铁观音制作工艺标准，并不断提升茶园的规模化水平。具体来讲，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推广核心品种、制定标准制作工艺、缩短茶叶产销链条、扶持地方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无一例外都指向了茶叶的正宗性问题。
01
单一化：推广铁观音核心品种
安溪茶树品种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县域内共有64个茶树品种，原生茶树品种亦超过30个（吴垠，2018:85）。1984年11月，全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对全国茶树良种进行评审，审定了30个国家级良种，其中安溪有6个品种上榜。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安溪各大产茶乡镇除了生产铁观音之外，亦生产本地的原生品种，比如虎邱的黄金桂、西坪的奇兰等。如此多样和分散的茶树品种，显然不利于地方品牌的创立和推广。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地方政府便开始着力于铁观音基地的建设，推广单一核心品种。
茶（的制作）总是在变的，你看我爷爷和我爸他们做茶，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家里摆个宽宽长长的大木板凳，用脚包揉茶叶的。到我可能上小学的时候，或者更大一些，才有我们后来的平板机和揉茶机。那现在包揉就是压茶机。你说传统传统，回到大木板凳算是传统？压茶机就是个做形的工具。（访谈资料180501LKS）
铁观音基地建设主要包括两个举措，一是新开的茶园全部种植铁观音，二是将茶园的其他茶树品种替换成铁观音。根据2015年版的《安溪县志》，铁观音基地建设政策一经推行，1996年8月就完成了该年度81.7％的种植和改植换种目标，其中改植换种的茶园面积占铁观音基地的12％。在传统茶区，除了新开辟的茶园绝大多数种植铁观音之外，政府也积极倡导茶农将其他品种替换成铁观音。
在这个过程中，铁观音被认定是安溪茶中最为正宗的一个品种。在茶叶专家看来，铁观音是个“认祖”的品种，出了安溪就做不出“观音韵”（访谈资料200304ZM）。其他品种如黄旦、梅占、佛手等虽然也是安溪原生种，但是这些品种在安之外仍然可以制作出具有品种特色的茶叶，甚至有些品种在其他产地比安溪本地表现更好。由此，铁观音相比于其他品种获得了更高的正宗性，在很大程度上，铁观音就等同于安溪茶。在铁观音脱颖而出后，其他安溪茶均为“色种”。由于地方政府对外大力宣传安溪铁观音，铁观音的市场知名度和价格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品种的茶叶收购价格与之相差三四十倍。2007年安溪茶厂的茶收购均价显示，特级的铁观音毛茶可卖150～600元／公斤，而特级色种茶只能卖13～15元／公斤。在铁观音市场的鼎盛时期，其他品种只作为三级或四级铁观音的拼配原料出售。
02
标准化：制定标准制作工艺
除了重新界定品种的正宗性、积极推广单一的核心品种之外，地方政府还积极推进茶叶制作和审评的标准化，将符合铁观音制作工艺标准的茶叶认定为正宗的安溪铁观音，把不符合制作工艺标准或采取其他工艺制作的茶叶排除在“正宗”的范畴之外。
20世纪80年代，安溪县农业标准委员会开始起草《乌龙茶标准综合体》，该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在加工工艺上，安溪茶的制作标准是乌龙茶工艺，其他工艺如红茶工艺、绿茶工艺则不予考虑。1991年至1993年，《乌龙茶标准综合体》开始在全县示范点宣传和推广，2001年开始在全县生产、加工等各个环节贯彻实施。除了制定制作标准外，地方政府在2000年以后亦不断推进收购标准的制定，即规定茶叶的质量规格和等级设置，为茶叶收购和审评提供规范。2004年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委员会联合发布《原产地域产品·安溪铁观音》（GB19598-2004）。”在这份标准中，安溪乌龙茶工艺进一步被定为铁观音工艺，为球形与半球形的乌龙茶，与福建武夷岩茶和广东风凰单丛乌龙茶工艺区别开来。该标准不仅成为市场评判铁观音品质和等级的标准，也进一步规范了铁观音的生产和制作。在近几年地方政府“回归传统制作”、取缔压制茶的政策中，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传统加工工艺”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点。在地方政府及茶叶专家看来，安溪铁观音作为独一无二的品种，其最适合的制作工艺就是铁观音工艺，标准的工艺可以更为精准和科学地展现安溪的风土地域特色和茶叶特性（访谈资料190626ZM）。换言之，只有采用了标准化的制作工艺，安溪茶的特性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才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
03
规模化：变革产销模式
在推广核心品种及制定工艺标准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进一步推动安溪茶产业在横向上的规模化及纵向上销售链条的缩短，以实现茶叶的品牌化运营。
地方政府首先推行的是“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政府规定，茶企在安溪县域内建有茶叶基地200亩以上并且管控良好，才能申请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准用证书。拿到准用证书后，茶企生产的茶品才能得到原产地认证。该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意味着茶企若想长期经营，需要长期与茶农合作，管控一定面积的茶园。在这种模式下，茶企直接向基地及相关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培训，生产符合标准的茶叶，再由公司统一经营出售。截至2017年，安溪有108家用标企业，管控茶园18万亩，政府计划在3年内实现管控基地面积及茶叶销售量占全县的60％以上（吴垠，2018:128）。同时，地方政府鼓励并引导茶企走集团化路线，从小规模的传统茶企走向联合兼并的大龙头企业。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只能覆盖一部分茶园，对于分散的个体茶园，政府的发展策略为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顾名思义就是茶农联合生产和经营，在生产上实现茶园的统一管理、茶叶的标准化制作，在经营上则打造合作社品牌。合作社意味着将个体的小作坊生产打造成具规模的、有经济效益的产业。在茶叶合格审定中，“个体农户被排除在外，只有企业和合作社具有认证资质。理想的情况下，茶叶合作社相当于一个茶叶品牌，其面向的群体是终端消费者，目的是在标准化和统一管理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减少中间环节，提振铁观音市场。
变革生产模式、缩短产销链条可以更好地保证正宗铁观音的制作。因为只有在“公司＋基地＋农户”以及茶叶生产合作社的模式下，才能对茶园进行统一管理，实现茶叶的统一采摘和制作，最大程度地保证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同时，公司和合作社的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省去了小商小贩的中间流通环节，可以保证消费者所购买到的都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
04
政府产业政策的限度
地方政府的产业治理政策实质上是以“正宗性”为名，在种植、制作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上规范和重塑铁观音的产销活动。首先，在核心品种的推广过程中，铁观音获得了高于其他品种的地位，作为一个“认祖”的品种，它几乎是安溪茶的代名词，其他品种所制作的乌龙茶只能作为三四级铁观音的拼配原料。其次，铁观音工艺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只有标准化的工艺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安溪茶的地域和品种特性，采用其他工艺不仅使安溪茶丧失正宗性，甚至难以获得合法性（例如压制茶需要被没收和销毁）。最后，品种的单一化和工艺的标准化导向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地方政府不断基于《地理标志产品·安溪铁观音》制定更多的标准认证（如IOS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等），并规定具有认证资质的只能是企业与合作社，这大大挤压了个体茶户的生存空间。
但是，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完全达到其原定的目标。首先，就品种而言，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茶园改植换种运动，许多低产量、低产值的茶园被改造，但其他品种的茶树并未被完全替换。即便是在色种价格与铁观音相差数十倍的情况下，不少茶农家里仍留有色种的茶田。其次，在推广标准化的制作技艺方面，技能大师的评定和茶王赛“都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抓手。伴随着2016年以来的压茶机之争，地方政府再次通过技能评定和茶王赛引导茶农回归“传统”的铁观音制作（吴垠，2018:128）。技能考评除了考察参赛者对茶叶的审评能力之外，还需要考核参赛者的茶叶知识及对标准化制作技艺的理解，而后者涉及的科学话语实际上脱离了茶农的具体实践。同样，茶农也很少参加茶王赛，因为参赛茶需要有非常广泛的样品，只有中间商才能在众多茶叶中拼配出质量更高的茶。因此，这类比赛并没有真正达到激励和引导茶农对铁观音进行标准化制作的目的。与此同时，茶农并不认为存在唯一正确的制作工艺，他们总是根据生产条件的变化调整甚至改变自己的制作方式。最后，随着大量劳动力的外出，为了更加高效和全面地利用既有资源，地方政府目前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推进茶叶合作社的建立，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和贷款。但是，面对铁观音市场相对低迷的现实，许多新建立的合作社仅靠贷款和财政补贴不足以维持稳定运作。合作社不仅无法消化掉所有社员生产的产品，更不能提供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格（访谈资料200314ZYC）。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合作社名存实亡，即茶农只是在名义上加入合作社，但是生产销售都与合作社没有关联（访谈资料200307WLS）。
那么，在色种价格与铁观音相差十几倍甚至数百倍的情况下，茶农为何仍然坚持种植市场价值更低的色种茶？茶农如何看待制作工艺的“正宗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规划的产销路线并不能顺利实现茶叶的市场价值时，农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销售自己的产品？这种方式是否更能抵御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接下来，本文通过分析农户自身的生产逻辑来进一步检视地方政府无法完全实现产业治理目标的缘由。
五、“色种”及其他：茶农的“时变”逻辑
地方政府力求通过塑造“正宗性”来打造地方产业，最终实现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现代茶产业。但是，在地方政府的产业逻辑之外，还存在着具体生产者的生产逻辑。在品种的选择上，传统茶区的茶农因地制宜地进行多元化的种植，而非改植换种成单一的铁观音树种。其次，茶农大多因时因地制宜进行制作，除了铁观音乌龙茶之外，他们也根据市场需求制作小品种的乌龙茶和其他不同的茶类。此外，茶农还利用本地关系，根据不同“口味”，因人制宜调整生产。在这些灵活操作的背后，是茶农对于何为好的安溪茶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并不拘泥于一个标准化的、单一化的公式，而是契合于他们的生产现实与生产经验。
01
品种选择：因地制宜
1984年茶叶市场开始自由经营时，分给个体茶户的茶田中色种占绝大多数，铁观音则很少。直到2000年前后，一些色种的价格与铁观音相差无几（访谈资料200313ZYP），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改植铁观音对茶农来说不见得是个经济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生产安排的因素。首先，色种茶的不同特性契合了茶农的农时生产安排。由于不同品种的茶叶成熟期不一样，比如黄金桂和毛蟹发芽比铁观音至少早半个月，茶农保有一定的色种茶园可以错峰采摘。此外，色种茶的制作工序比铁观音简单，茶农可以相对自由地调节摇青的遍数和炒青的时间点，制作出来的茶叶质量相差不大。而铁观音制作工序繁琐，制作失时或下手轻重不适宜，则可能变成缺陷茶。在制作效率上，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一天最多制作铁观音成茶几十斤，色种则可以制作成茶上百斤（访谈资料200303WZJ）。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地土”。虽然地方政府极力推广铁观音这一核心品种，但最开始这一品种只在发源地西坪有大面积的种植。其他传统茶区则大量种植当地的原生品种，在这些色种的源地，铁观音市场并不发达。譬如作为本山发源地之一的湖岭，茶园种植本山的面积超过80％，形成了一个本山茶市场，生产铁观音则可能无人问津（访谈资料200301ZK）。这是因为相比于铁观音，这些地区的原生品种质量更高。虽然安溪县域内均适宜种植铁观音，但在茶农看来，县域内不同乡镇的地土差异很大，比如大坪的铁观音很少有做得好的，而本地的原生种毛蟹则质量很高（访谈资料200313ZXY）。倘若改植铁观音，在市场火热的时候，价格固然能随着市场水涨船高；但是在市场低迷时，这些地区完全没有优势。芦田三洋（梅占发源地）的一位茶农说：“我们这边种植铁观音，可能因为地土的原因，做起来的质量不行。我当年把年产三百斤梅占干茶的茶园都换成铁观音，现在都荒掉了。”（访谈资料200313YJL）也就是说，虽然地方政府在推广铁观音这一单一品种，但茶农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认为，在特定的乡镇，其他品种更为适宜，原生品种的正宗性远高于铁观音。色种的保留客观上也为茶叶制作的因时调整提供了基础。
02
制作工艺：因时制宜
作为受制于气候和土地的农产品，茶叶在制作上的特点被茶农归结为“看天做茶、看茶做茶”。所谓“看天做茶”指的是茶青质量受到不同季节（春茶、秋茶、暑茶）、不同天气情况（晴天、阴天、雨天，乃至南风天还是北风天）的影响，需要根据当时的茶青来决定各个制作环节的强度和力度；“看茶做茶”指的是即便是同一天的茶青，其采摘自不同时间段或不同地块（茶园是处于阴面还是阳面、土地是黑土还是黄壤等）也会大不相同。制茶的人需要时刻根据茶青来调整制作工艺。基于上述两个因素，同一批茶青经手于不同的制茶师傅其成茶品质也会有所不同。制茶工艺是一个涉及“天、地、人”的体系，因此，现在有很多茶农对政府推行的“回归传统铁观音”的发展方向不以为然。这并不是因为茶农固守现有的轻发酵铁观音工艺，而是他们根据生产经验发现茶树的品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茶叶变得很薄，没有办法承受原来的制作方式。
除了根据茶青状况调整制作手法，茶农也会根据劳动力情况和市场需求来调整制作工序。近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铁观音市场的相对低迷，许多茶农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都出门另谋生计。许多家庭将自己的茶园托付或者转让给亲戚邻里照管，这意味着茶农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大量的茶田，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茶叶生产制作成了一大问题，压茶机应运而生。”压茶机的高效率正好契合了缺乏劳动力的茶农的需求。再加上压制茶茶形匀整鲜绿，受到市场认可，更给了茶农根据机器安排生产制作的动力。除了使用机器外，茶农还根据不同市场的消费者偏好改变制作工艺：面向广东及其他南方市场，茶农制作浓香型铁观音，即将铁观音毛茶进一步焙火；面向北方市场，尤其是山东、北京一带，消费者有喝高香绿茶和香片的习惯，茶农适当延长铁观音的发酵时间，制成颜色更绿、香气更加高扬的消青茶和拖酸铁观音；面向本地市场及其他市场，则制作发酵时间短的正味铁观音。
除了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生产之外，茶农也会根据色种的特性和市场的偏好制作其他茶类。这是因为许多色种茶相比于铁观音有更好的“适制性”8。这些品种在铁观音被市场追捧的时候，以铁观音工艺制成，作为铁观音的拼配原料被售出；在铁观音市场低迷、消费者开始寻找差异性的茶饮时，便以其独特的面貌呈现。比如武夷肉桂流行，茶农可以利用与武夷山品种类似的小叶肉桂制作闽南肉桂；闽北红茶颇受市场追捧，茶农可以利用适制性较广的梅占鲜叶制作梅占金骏眉、梅占小种红茶。在地方政府的标准中，用压茶机制作的铁观音不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用其他工艺制作的安溪茶更谈不上正宗。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不承认安溪茶农制作的其他茶类。那么，茶农如何看待茶叶产地的正宗性？
如果我们把茶农用安溪的树种、利用其他工艺制成的茶称为“仿制茶”，茶农并不认为自己生产的茶叶有“不正宗”的问题。许多茶农和茶商认为，人一旦“某一种东西吃久了就觉得无聊，想找找其他口味”，而茶农本来就应该生产适销对路的茶品，“人的口味变化了，制作自然要随之而变”（访谈资料200314ZYC）。比如用梅占制作红茶质量比乌龙茶更好，因此适当制作红茶是合理的。此外，“仿制茶”的正宗性源于安溪茶农制茶技艺的高超。虽然茶农认为外地、外省的“仿制铁观音”搞坏了整个铁观音市场，但安溪的“仿制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外地仿制铁观音的人在制作工艺上比安溪差很多，而“仿制”其他茶类的安溪人，工艺要好于其他茶区（访谈资料200303WZJ）。在乌龙茶制作比赛中，武夷茶区、广东茶区的技师都比不过安溪的技师（访谈资料200304ZM）。在茶农看来，即便是制作肉桂茶，安溪人也比武夷山更具“工夫”。这是因为闽北的茶直接在做青机上发酵好再去炒，而安溪肉桂茶的制作不似闽北那么粗放，会在做青上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访谈资料200313ZYC）。也就是说，茶农并不是根据标准化的制作工艺来认定茶叶的正宗性，而是强调根据茶叶的适制性和市场需求调整制作的能力。
03
茶叶销售：因人制宜
农户生产的产品能否顺利实现其商品价值是整个产销环节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对于传统农村的市场结构，施坚雅（1998）提出了具有等级体系的“基层市场一中间市场一中心市场”的市场交易模型，认为农产品通过地方集镇层层逐次向上流动到中心市场。不过，20世纪80年代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已突破了“施坚雅模型”，活跃的中间组织参与到农产品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的交易中来，使得小农户也能对接大市场（艾云、周雪光，2013）。但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需要克服农产品本身的一系列交易风险。茶叶作为农产品，不仅具有一般农产品交易时间短、价格不稳定、农户结构分散的特征，还面临着自身产品特性的限制。茶叶作为一种农产品的特殊之处在于，产品的质量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不仅每家每户的情况不一样，同一个茶农每天制作的茶叶也不一样，甚至同一天不同批次的茶叶质量都不尽相同，因此茶价也是因人、随时而异。但另一方面，面对市场终端的消费者时，茶商总是力图提供口味和价格都相对稳定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政府所规划的想产销路径，即“公司＋农户”与茶叶合作社的模式，一方面是为了服务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能够降低茶叶市场交易的风险。不过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种规模化生产的模式反而可能带来产品滞销的风险。那么，“茶农一中间商－终端市场”这种较长链条的交易模式，何以能够比“统一生产、品牌直销”的方式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拆解“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这一链条的三个部分。终端市场一般指的是直接接触消费者的个体茶叶店，也包括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和第二、三层级的中间商。”这些茶叶店遍布全国各个区域，面向全国各地不同的消费群体。一般而言，某一区域的消费者口味偏好相对一致，但不同区域则差别很大。以铁观音消费为例，东北、华北地区更加偏好消青铁观音，这种茶叶颜色绿、香气高，符合这个地区长期品饮绿茶的习惯；而广东和福建的消费者则青睐正味铁观音和浓香型铁观音。具体到个体茶店，每家根据消费者群体的不同又有诸多细微的差异。茶叶市场的顺利运转关键在于“口味”，只有“口味合宜”才能使茶叶适销对路。因此，作为茶叶提供方的中间商与茶农之间的互动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间商一般指茶叶批发商，其中一些也面向个体消费者。中间商群体以安溪本地人居多（也有少部分其他茶区的商人），但他们的集散地不局限于本地，许多分散在各个省区的大批发市场。中间商通常在产茶季直接到村里收购茶叶。由于茶农生产的茶叶各不相同，中间商要对收购的茶叶进行一定程度的拼配，形成具有一定数量的不同等级和口味特点的茶叶。在“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的模式下，茶叶在中间商这个环节可以达至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间商通常为本地人但生意又分散在县城或全国各地，他们一方面与整个茶区、农户有着密切的社会关联，另一方面又联结更广阔的市场，是联结茶农和大市场的关键节点。这些中间商长期深入地方社会或者本身就是村庄社区的成员，他们不仅熟知当地的社会关系、茶农的交易网络和交往方式，而且对县域内各个乡镇乃至各个村庄的茶叶生产特点了如指掌。中间商作为卖家时需要为终端茶叶店提供相对稳定的产品，因此，作为买家时他们大多会找固定的茶农去收购茶，以保证口味和价位的合宜。
像我们自己对茶叶的加工工序、品质、地理位置都非常了解，需要什么茶，我们就会去哪个区域拿，一个村的哪几个师傅会做，就跟他们常配合。（访谈资料200303WZJ）
那边（安溪某乡镇）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做茶，我就看几个会做的，适合我的胃口，适合我的客户，我基本上每次去都比较固定。质量比较稳定，价钱也比较合适。（访谈资料200311LQS）
茶商口中“会做的师傅”并不是指一个区域内做茶技术最好的茶农，而是指能够提供他们所需口味的茶农。同时，在定价上，茶农和茶商也有基本的默契和共识。在市场火热的时候，茶农会适当提高价格，但不会看谁出价高就全部卖给谁。“市场好的时候......茶农做茶都要很多人一起分......茶叶有一个基本价位，出入没多少，需要的客户就分掉，没有拍卖的，这样卖（拍卖）茶农也会没有客户。”（访谈资料200303WZJ）同样，在市场低迷的时候，茶商也不会过分压低茶价。如此，茶商和茶农在口感和价格方面都实现了目标。
最后，虽然茶农看起来仍然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生产者，但是在“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这个体系下，他被卷入更大的市场中。他的生产深受外部市场供需和口味偏好的影响。由于中间商模式并不脱离农村社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因此生产者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市场交易当中（艾云、周雪光，2013）。前面提到茶叶制作是“天、地、人”的体系，其中可以调节的就是由人操作的制作环节。因此，茶农保持口味的方式就是“照工夫来做”（访谈资料200310ZK）。而所谓的“照工夫”并不是“按照程序”，也不仅仅是不偷工减料这么简单，还在于茶农要掌握固定客户的口味，根据每天每批茶青的状况，尽量调整自己的制作，使茶叶成品符合客户的需求。在此模式下，茶农不仅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产品，而且由于茶农掌握着生产的核心技术和环节，他们也能够通过对技术的改进提升产品质量；改进产品的口味，通过中间商影响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就铁观音来说，在安溪本地，虽然有些乡镇做更多的消青茶，有些乡镇做更多的正味茶，但具体到每个茶农，他们一般会生产多种茶叶口味。“茶商和茶农都是挂钩的，是很灵活的。茶农一般什么口味都会做。”（访谈资料200311LQS）“仿制茶”的制作也是如此，“红茶、大红袍都会做”（访谈资料200302LFS）。
农户、中间商和终端市场并非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互动的关联机制（艾云，2016）。“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的市场链条能够激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网络，使“口味”与“行情”顺着这个链条来回传导。茶农作为交易链条的下游，一般而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虽然有学者认为农户在“中间商＋农户”的情境下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而“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和农业合作社的模式更能保障农民利益（武广汉，2012）。但就茶叶生产销售而言，以上诸多模式都无法为茶农带来长期、稳定的收购量，更无法提供高于中间商的市场价格。而在长期磨合的“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关系中，他们可以适时调整自己的生产、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更为长久且稳定的收益。地方政府设想的销售路线则难以达到这种灵活性，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铁观音市场低迷即市场口味发生变化的时候，规模化和品牌化的运作模式难以取得成功。
六、结论与讨论
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推进，地方政府倾向于打造产业典型，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在安溪茶叶生产的案例中，地方政府用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塑造“正宗的铁观音”，并试图以之规范和约束茶农的生产、制作和销售，以达到产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地方政府取缔压茶机，提倡回归传统，实际上是将传统的生产方式改造成更加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规模化生产和打造典型的产业发展策略适应了地方政府的治理需要，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和市场境遇下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安溪当地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曾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2000年，安溪全县茶园面积1.5万公顷，茶叶产量1.43万吨。到2007年，安溪全县茶园面积3.33万公顷，茶叶产量5万吨，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1.22倍和2.5倍。201984年茶叶市场刚刚开放流通的时候，安溪县还是全省最大的贫困县，2003年之后，随着整个茶产业的发展，安溪进入了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行列。但品种单一化、技艺标准化、经营规模化也使得地方产业在面对巨大的市场波动时，丧失了灵活性与可持续性。
2012年后，安溪铁观音市场不复当年的景气，地方市场也陷入了低迷。那些使铁观音获得成功的做法，成为其应对市场变迁的绊脚石。首先，品种的单一化影响了生态的多样性，导致更多的病虫害，因而茶农也增加了对肥料和杀虫剂的使用。2012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公布了《2012年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几大品牌的铁观音样本被检出多种超标农药残留。2014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出包括铁观音在内的多种茶叶稀土超标。2由于消费者对茶叶的养生属性较为重视，这些调查和检测报告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极大损害了铁观音在饮茶者中的声誉（访谈资料190630YJS、200302LFS）。如今，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铁观音就等于农残和伤胃（访谈资料190525LJC）。在铁观音的质量饱受诟病的同时，其他茶叶品类强势崛起。在茶农看来，人们饮茶与吃东西一样，“某一种东西吃久了就觉得无聊，想找找其他口味”（访谈资料200314ZYC）。而将安溪茶等同于（由特定品种、工艺和口味定义的）铁观音的正宗化策略恰恰拙于应对消费者口味的多变。工艺标准和原产地认证对产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同时意味着其他茶类（“色种”乌龙茶、红茶等）被剥夺了发展空间。在清香型铁观音广受诟病的时候，地方政府所能做的便是提倡更为“传统”的铁观音制作工艺。显然，这更多的是基于路径依赖、不得不延续正宗化策略的无奈之举，而非客观考量全新市场局势后的创造性举措。最后，地方政府将铁观音的衰败归因于农户生产过程中的急功近利，试图用现代化的组织方式（企业、合作社）来规范茶叶生产。但在铁观音市场低迷时，即使知名的茶叶品牌也极少回旋的余地，遑论为了获得政府补贴而建立的茶农合作社，其应对危机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这是基于“正宗性”的僵化的产业政策在应对市场波动时的弊端。
相比于地方正宗性策略的僵化，茶农的产销则表现为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灵活性。已有学者指出，茶叶种植和采摘过程的技术细节以及根植于乡土社会特质的交往形态，决定了散户经营要优于“企业＋农户”及合作社等规模化的生产策略和组织形式（付伟，2020）。本文则进一步指出，茶叶的家户经营不仅有利于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困境”，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时也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首先，在品种的选择上，与地方政府遵循正宗化策略、极力推广单一核心品种不同，茶农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认定一些“色种”在特定产区的价值远高于铁观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品种的多样化。铁观音市场的低迷致使大量的铁观音茶园开始抛荒，茶农的多样化种植反而在新的市场需求下获得成功。其次，在生产工艺和销售方式上，茶农灵活地运用不同工艺和手法完成生产，并基于“口味”与中间商建立起稳固且灵活的关系来实现茶叶的商品价值。地方政府的产业策略未能成功应对新的市场环境，而地社会长期形成的“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消费者”的销售链条，配合以多样化品种和因时制宜的生产工艺，得以保证农民的产品适销对路，降低了茶叶滞销的风险。
王铭铭曾乐观地认为，安溪地方上回归“传统铁观音”的潮流，不仅是铁观音“传统的再创造”（霍布斯鲍姆、兰格，2004），而且可以守护铁观音带来的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恢复地方上多元的人文传统与自然景观（王铭铭，2016:6）。但从本文对两种生产实践的梳理来看，地方政府的回归“传统”，实际上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全新改造：当地政府迎合、引导和利用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创造出一种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传统”。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敏锐地指出，在农业规划上，官僚关注的是更大的发展，而不是农民真实的、灵活的地方化实践（斯科特，2012:335）。因而，农民生产的实际逻辑与管理者的现代化农业逻辑－前者“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的反应”与后者“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斯科特，2012:386）－-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通常情况下，由于管理者们掌握着专家性和现代化的知识，因此总是试图禁止或者改造那些相对“落后”的实践活动，以更好地促进地方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艾约博，2016；Stone，2007）。就此而言，安溪当地政府取缔压茶机、复兴传统铁观音的政策看似是一种反现代化的表现，但其所采用的逻辑仍具有现代化的内核，在这一逻辑看来，农民那些灵活、时变的生产方式被视为“落后的”和“目光短浅的”。
不过，政府自上而下定义出的齐一、本质性和非历史的“传统”与“正宗”并没有完全覆盖和抹除农民自发生长的、贯彻着“时变”逻辑的具体生产实践。如我们所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消费市场一时的正宗性想象远非多样、多层次、多变的市场的实际。自上而下的政府产业政策和定今于“古”的市场正宗性想象的联姻虽然能在一定的市场情境下取得成功，但长久来看，农民自然生长的“时变”逻辑终究更能适应复杂多变、多层次的真实市场。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规模化和现代化治理的驱动下，农户的生产特性和发展潜能面临着被压制与被剥夺的风险（贺雪峰，2015；吴重庆、张慧鹏，2019）。但在安溪茶叶生产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从最新的发展来看，当地政府对压茶机的禁令已不复一两年前的强硬，并且不再没收茶农所生产的机制茶。与此同时，茶农也在不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生产，地方上各种新兴的产实践层出不穷。茶农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策略，虽然并不自称传统，但其实是真正依循习俗和传统的生产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或许就隐藏着地方产业重新崛起的动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基于茶叶生产的研究；茶农灵活性的产销策略之所以能够抵御单一化和规模化的产业政策，并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取得成功，或许与茶叶生产的特殊性有关。陈义媛（2013）和黄宗智等人（2014）对水稻生产的研究发现，虽然规模化并不符合稻农的生产现实且并不经济高效，但是这种不经济的行为却在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业大户的三方合力下成功推广，损害了更广大生产者的利益。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茶农相比于稻农拥有更加专业的技能，或者茶叶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不过，具体的原因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此外，茶农和稻农面对产业现代化逻辑的不同遭际也提醒我们在研究产业治理时应该考虑到不同产业的特殊性。
文章来源：社会2020·5CJS第40卷，《正宗与时变：基于安溪铁观音的产业治理与生产实践研究》，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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