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从跨界人类学理论视角出发，探析了中越边境茶叶流动与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形式、组织架构。认为从互惠性到文化共享性强化了瑶族传统茶俗茶文化，而共享的生态文化理念、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建构了区域命运共同体。加强跨界区物的流动与边民互惠研究，对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茶叶跨界流动；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文化共享；民心相通
一、研究缘起
互惠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形态，其往往反映出一定的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人类学民族学对于互惠的研究形成了以聚落圈层、社会结构为切入点的“库拉”“礼物”等研究特点。如人类学家莫斯认为库拉是一种“竞争性的总体呈献体系”，是互惠关系的一种；马凌诺夫斯基明确提出互惠（reciprocity）原则以解释地方经济交易体系；莫斯则开启了人类学对礼物互惠研究的热潮，强调“物本身是有活力的，基于相互性的赠礼”以及个体及群体间相互进行全面的“礼物——交换道德”。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强调族群间的边界维持在两个族群单位之间，一套有限的文化特征保持了族群界限。但并不意味边界是隔离的，因为文化实体的文化因素影响着族群内不同群体同边界有着连续的组织化的联系。而这一单位往往受互惠关系粘合。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国家界线的明晰，不同国家、地区边界区“物”“人”的双向流动及边民跨国实践愈发正常化、合法化、频发化、规范化，这和作为主体角色的边民之间的互惠往来密不可分。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诸多跨国族群的互动呈现出开放和谐、双赢互动的总体态势，进一步研究边民互惠的重要性就在于夯实“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
学界在边民互惠研究方面已取得诸多进展。卢成仁认为帮工、换工的生活和生计互惠模式是中缅边境村落共同体重要基石。贺佳乐认为中老边境边民节日、习俗互惠具有扩大社会关系、增加贸易机会的功能。中越边境边民互惠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周建新认为边民互惠既是“人情”交换，也是“利益”分享。曹贵雄认为边民互惠具有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的特点。何清新则从民间艺术跨境视角，认为创造新的“互惠式的传播”使得艺术主体具有“超越”意义。上述成果反映了互惠研究的边境多维度转向，侧重传统生活生计的作用表现以及人情特征研究，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边民互惠中现代生产技术跨界运用、跨国市场组织生成以及整个过程中所生发的文化特性。为此，笔者以茶叶跨界流动为载体，瑶族边民为研究对象作相关探讨。因为物的流动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互惠的重要基点，物的跨国流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边界联系”。对于物的流动及其背后文化内涵的探讨，重点要放在物自身，其次是交换，更要看到物的双向流动与边民互惠过程、层次。再者，选取瑶族边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瑶族是迁徙性民族，广泛分布中越边境地区。历史上，瑶族为寻找生存空间、获得耕地、因贸易交往等原因前往越南，具有“有来有往，双边互动”的规律。且茶叶在中越瑶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边民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广植于边境地带。茶叶的、民族的跨界分布格局明显。而以往关于跨境瑶族的研究却很少提到边民的互惠，故本文就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传统互惠、生产性互惠、组织架构、文化共享特性作相关探讨。
笔者于2018年8月、11月，2019年5月、10月先后四次到中国天保口岸及猛硐瑶族乡的响水、小响水、龙头、垮土、长地等瑶寨开展田野工作。猛硐瑶族乡位于云南省麻栗坡县西南部，东北与国家一级口岸天保口岸接界，东与越南河江省老寨、南汀接壤，现有瑶族 1777 户，人口 7069 人。由于历史原因，迁徙到此的瑶族在中国境内和越南境内都有分布，以猛硐居多，分布于中越边境线的瑶族有着相通的族源、语言、文化习俗等。早在清朝时期，茶叶就是猛硐瑶族人民驮运到越南河阳 （今河江） 换回食盐的外贸商品。今猛硐瑶族乡仍有几百年的老茶树，老山茶还荣获中国云南省首届春茶交易会铜奖。在双方瑶族互动往来中，茶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日常礼尚往来的茶俗 （围坐火塘烤茶吃、饭桌茶习酒礼）、共享的婚俗茶礼等。
二、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传统互惠表现
以往人类学民族学互惠的研究多限于生活性、生计性互惠，后逐渐关注生产性互惠。正如学者秦红增指出的，村庄的生产交换兼具商品性、互惠性，有着“团体格局”性质的乡村人际关系是村民们获取社会资本和利益的新形势。以往边民间习俗的、亲属的、人情的互惠很大程度上助推着区域利益的、命运的共同体建构，不仅人情相熟，更是利益相关、命运相连。
（一） 亲属互惠。基于历史原因，中越瑶族边民多有亲属关系，也有因跨国婚姻缔结的姻亲关系，在困难时期相互帮扶，家中缺乏粮食或者其它必需品时往往互通有无。正如受访对象盘 YJ所言：“以前我们家吃不饱饭，越南的亲戚会给一些包谷帮助我们，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他们有什么需要，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帮助他们。”现如今边境贸易活跃，茶叶交易也愈发频繁，中越瑶族边民串门子、走亲戚也是一种日常。
我原来是响水茶厂（1982 年） 的会计，2003 年才退休回家，印象中茶厂收购越南的茶叶是在1999年前后，茶厂能够收他们的茶叶也是因为我在里面做会计，并且越南那边加工好茶叶拿过来卖的瑶族也都是我们的亲戚，我姐还嫁过去了呢。还有一些瑶族是我哥他们的亲戚，送过来的茶我都收了，原来他们那边要送茶叶过来给我们很困难，爬上老山的路又绕又多陡坡，一般通过小平寨过来。越南瑶族的茶我大概就收了两三年，因为我只干到了2003年。越南瑶族亲戚的茶叶没在我们这边交易后，中国天保口岸与越南清水河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完备了，营商环境也不错，且从越南瑶族茶叶产地、加工点到口岸也近，他们就把茶叶拿到天保口岸卖给中国老板了。
（二）人情互惠。瑶族边民跨界的熟人关系除血缘关系外，也包含日常跨国实践交往中建立的业缘关系，这样一种抽象的、无形的互惠关系可能会在特定时刻、场域发生实质利益性转变，如：越南瑶族为中国瑶族提供越南茶产地相关信息，作为回馈，中国瑶族也会为越南瑶族提供天保口岸地区帮工信息，以实现信息的共享，进而得到实际利益。越南瑶民B?n V?n Qu?nh，原来在中国境内跟随建房子的瑶族包工头打杂，习得技术后便带着寨子里的同胞来天保口岸地区找活计做。B?n V?n Qu?nh 寨子周边山区有野树茶或价格低于中国边境本地的茶叶时，他们往往售卖给打工的东家，如果量少甚至会赠予东家，也有中国的茶老板向他们了解越南古树茶的分布、开发情况等。
三、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
放眼边境我们看到，在跨国市场交换的生产过程、活动过程中也存在互惠现象，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生产性互惠尤为突出，而恰恰这一生产性互惠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本文研究的瑶族跨界互惠除了传统的生活性互惠以外，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了瑶族边民生产性的互惠。生产性互惠表现在茶叶跨界流动的过程中，如技术互惠、贸易互惠等。所讨论的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也是具有跨界的“团体格局”性质的。
（一） 技术交流
技术作为物质力量通常与科学紧密联系，为科学所支配，也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享有。为追求共赢利益，与茶叶相关技术的跨界实践也筑牢着瑶族边民互惠的基石。
1.种植技术。一山分两林，作为中越边境分界的大山中生长的茶树养育着数代瑶族边民，山水分流而茶叶共享。茶叶的种植可以看做对资源的改造、适应，也是对共有资源的维护与常续使用。事实上，茶叶的种植与瑶族的迁徙具有重要关联，其迁徙分布史一定程度上也是茶叶种植史。跨境而居的瑶族种植技术的交流包括了幼植移栽、撒种育苗、扦插等，种植方式的多元化蕴含着瑶族边民地方性物候知识，因而其跨境的交流则丰富了作物种植知识谱系。
说到茶叶，我们瑶族和茶叶是很有渊源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迁徙的民族，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决定在哪里垦荒，我们就要种茶树，以前迁徙都要带着籽种的。我们喜爱喝茶，有早茶、午茶、下午茶、晚茶。原来没有扦插技术，我们都是直接用茶叶籽播种。扦插的茶树根主要盘在地表，不像用籽种下去的根长得很深，所以种植方式不同口味也不一样。直到现在，中国和越南的瑶族都还会用茶树籽种来种植，不过我们中国的瑶族更多用扦插技术了。与猛硐相近的越南瑶寨有大量古茶树，据说他们那边七八百年树龄的老茶树有很多。我们在越南设厂主要收他们的大树茶，也会教他们扦插技术，我们还会把他们的茶苗带回来种植，因为越南那边原始林里的有优质的古茶树，每年开花结果，成熟的茶果掉在古茶树下会长出小茶树苗，加之我们两边的都是沙土地，也容易养活。
2.采摘技术。茶叶的采摘时节主要集中在夏、春、秋三季，中越瑶族边民在采摘技术上略有差异，中国瑶族边民多手工采摘，按采摘等级分为一叶一芽、二叶一芽、三叶一芽、四叶一芽等，如越南手把茶为四叶一芽或五叶一芽，部分晒青白茶为三叶一芽，等；采摘方式可分为机器采摘和人工采摘，越南台地茶多为机器采摘，部分古树茶也用机器采摘。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手工茶价格高，茶商根据茶叶级别进行分类采摘，边民也可获得更多收入；而越南部分瑶族边民缺乏较好的加工技术和销售路径，机器采摘与手工采摘收入无异，反而效率更高。但在越南瑶族聚集的没电的地方，还是靠人工采摘。可见，采摘技术的异同，受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要素的影响，且技术成本与效率收益成正相关。诚然，我们也要看到采摘技术的交流对于促进跨界瑶族地区经济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同时也加速了技术迭代，使得中越瑶族边民都能从中获益。
3.技术培训。为获得品质不错的茶叶毛料，中国的茶业公司还会专门安排相关茶叶加工技术人员到越南瑶族茶叶加工基地进行培训。公司负责越南茶叶生产端的工作人员 （瑶族） 还会把加工机器带到越南的加工基地，并教越南瑶族边民使用方法。如萎凋机的跨界流动，到越南瑶族茶叶基地的技术培训员盘 WD告诉笔者：“我们的加工厂选址都是要选在他们那边通电的地方，不然像萎凋机、风扇等吹水分的机器都用不了。”且越南多私人小作坊，部分越南瑶寨制茶的家庭作坊使用的手动杀青机、揉茶机也在中国瑶族的互帮互助下改装为电动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
（二） 跨界投资、交易
随着中方天保口岸的建设、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扶持、中越边民贸易畅通，越南瑶族拥有茶叶资源的自然要素，为中越瑶族茶业资本要素流动提供了良好条件，两相结合的跨界交易是交换形式之一，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毗邻而居、相通的民族语言、相近的亲属关系则是中国边民到越南投资的重要因素。市场对于交换共同体内部性、外部性的建构具有积极作用，且共同体基于利润动机发生交易行为时，甚至会形成“交易民族”（trading people）。资本要素则是促成交易的重要手段，影响着交易过程的发生。一般而言，资本要素指通过直接和间接形式，最终投入产品生产过程的资本货物（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和原材料等） 和金融资产。笔者讨论的资本要素既有看得见的物也有无形的物，有形要素如实实在在的茶叶、金钱、人力、土地、设备，等；无形要素则包括跨界的地方性知识、区域社会关系、行业行情、共享的民族文化，等。此类资本的双向流动关键还在于流动前、流动时、流动后的互惠。根据调查，目前中国的瑶族边民资本要素的流动主要为资金投入，鉴于人民币与越南盾兑换汇率，交易过程中以人民币为主。如投资建厂等活动是超越边民互市的跨国贸易往来，涉及两国语言交流、政策明细。而基于地缘、族源的优势，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往往在语言上具有先天优势，除国籍身份具备的国语外，双方也兼通瑶语。这不仅带来语言便利，也熟络了双方情感，同时也为中国瑶族边民到越南瑶族地区、非瑶族地区提供了了解投资环境窗口。再而，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等是吸引中国瑶族选择到越南投资的资本要素。另一方面，越南瑶族吸纳中国瑶族资金投入的同时也带动了越南瑶族民众就业、增加了收入。而诸如此类跨国投资行为的背后，我们追溯其民族身份，不难发现，基于跨国贸易规则，似乎于跨界民族内部生成了一套交易体系/规则。
我起家生意做的是木材，直到现在也还在做。我去越南的时间比较早，1991年去时大概了解了越南那边的茶，做茶叶是在1993年开始的。对于我而言，什么生意好赚钱就去做什么，越南那边和我们做生意的人多半是瑶族，也是蓝靛瑶，我们并不是亲戚，只是做生意、出国旅游或者熟人介绍而结交的朋友，既然大家互惠互利就一起合作了。我在越南河江开茶厂主要是投钱，起初投了3万块钱，场地经越南瑶族合伙人介绍、自己考察便定了下来。茶厂名字叫“清水河新寨社茶厂”，因为越南那边习惯叫社嘛，所以也就尊重他们的叫法。
四、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组织类别
一般来讲，传统互惠组织靠的是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来维持。这样的互惠形式可以满足边民的基本生活，而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在生产性互惠里靠的不止亲缘、血缘、地缘那么简单，更为强调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这一生产性互惠组织更倾向于市场产业化、专业化，是跨境产业链重要一环，是边民自发力量使然。经济学中把产业组织看做是产业的“集合体”，有一定的结构条件，强调集合体中诸元素之间存在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放于边境，则更为强调边民的生产性互惠，因为这一属性决定了边民发生跨国交易行为的长期性、稳定性，是经济要素与民族建构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早在清末时期，猛硐的瑶家人便用寨子里制作的茶叶拿到越南河江换取盐，民国时期还会以茶到越南河江换衣物及其它生活必需品，这并非散乱活动而是有组织的 （马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计划经济，猛硐地区瑶寨纷纷成立了集体茶厂，生产的茶叶则由麻栗坡县对外贸易公司收购。而这一时期，瑶族边民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靠工分吃饭，民间尚无条件开展跨国交易，因而也无法形成相关互惠组织；改革开放后，集体茶厂转为私营，并且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口岸建设发展，双方瑶族边民茶叶跨界交易也日益频繁。而诸多生产性互惠组织建构则离不开“兴边富民行动”边境建设工程，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两国的通力合作。
（一） 茶厂/合作社+公司
猛硐响水瑶寨历来就有很多加工茶叶的瑶族人家，保存有加工技术，且地理位置优越，茶叶的收取、加工、运输比较方便。响水茶厂 1965年筹建，1966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多个生产队联合办厂。当时响水、马嘿、龙头、小响水、垮土 （下垮土一二组）、小平寨、那些、铜塔以及周边寨子的茶叶都收到响水茶厂集体加工，再由麻栗坡县外贸公司统一收购。1982年，响水茶厂被私人承包并发展至今，既收购中国的茶叶也收购越南的茶叶，加工的茶叶依然卖给外贸公司。随着经济建设与社会经济组织改制，外贸公司被麻栗坡当地人收购，且于2007年在外贸公司原址建立了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对接了原来外贸公司的茶源、茶厂，在越南开辟新的茶叶来源，又于猛硐瑶族乡开设茶叶种植基地。据不完全统计，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每年的茶叶约有一半来自越南，这一半中又约有一半由地方茶厂提供，另一半公司直接到越南收购。
为整合茶叶资源，公司联合当地能人办合作社现象愈发频出。社员与越南瑶族边民茶叶交易的主要时间节点为 3至 5月份，地点为相近的瑶族寨子，如中国的小平寨与越南的南达寨。交易鲜茶数量不等，边民个人单次收购数量少则几斤多则几十斤，收购的鲜茶则直接卖到合作社赚取差价，由合作社统一加工后再发货给合作公司。
垮土瑶寨的麻栗坡县茶坪山古树茶茶叶加工专业合作社，是一家成立不到2年的合作社，由杭州帝洛大健康产业发展公司联合当地农户所建。合作方式为公司+合作社+农户，农户采摘，合作社收取进行粗加工，公司精加工以作品牌销售。合作社直接挂钩农户42家，拥有茶叶资源3000余亩，成片分布于茶坪山，以古树茶居多。合作社开在上垮土寨子，茶叶晒青基地设在坝子村，每年粗加工茶叶3吨左右，帝洛公司直接收取，采摘的茶叶每斤平均售价30元，保底价20元。而每年合作社直接或间接向越南瑶族边民收购茶叶2~3吨，社员也会收购越南边民的卖给合作社，但数量不详。
（二） 越南瑶族边民的茶组织
当中国的公司收购越南的茶叶时，往往由越南的茶厂或者地方茶农建立的家庭作坊在村寨收购加工再转卖给中国公司。据猛硐瑶寨做茶叶生意的老板介绍，越南瑶族边民寨里寨外、房前屋后茶叶成片种植，初级加工的茶多由中国茶商在越南的某个寨子或者区域集中定点收购，再用本地劳动力按商家要求就地加工。制为干茶后再装车过境卖于中国境内茶商。在越南进行茶叶加工的过程中，由越南瑶族寨子里的头人组织带领越南边民把自家采集的鲜茶到固定的收购点称斤卖钱，有时几个寨子的人也会联合起来一同送往收购点，因为收购点不固定，如有变化也由当地头人通知转告。
（三） 电商组织
随着交通网互联网的发展，中越瑶族边民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和“快速交通”给聚落、社区带来的变化是人口的、资金的、商品的、文化的、信息的流动。所带来的时空张缩效应，高速移动性的打破了自然地理、政治上的阻隔，扩大了社会交往的空间，也加速了不同空间之间的互动。同时，近些年随着旅游交通业的发展，为茶叶远销提供了可能，许多边民在微信微店或淘宝开起了自家店铺，出售特色农副产品，茶叶则包括当地瑶寨茶、越南茶、缅甸茶等。茶商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网络社交平台从茶源到加工再到成品为茶叶做宣传，以期网络的互动能够带来更多经济价值。
盘JX现经营着天保口岸“瑶家妹老兵之家”，2015年之前，她在山上开小卖铺做小本生意，卖干农活所需手套等用具以及学习用具、生活用品等。每年四二八纪念日、建军节、建党节、国庆节等节日来老山的老兵大多都会找她带路，但相关部门考虑到每年老兵上山找她比较麻烦，便让她下山，在天保口岸为她提供场地以及相关商品。起初相关单位和部门为其提供战役纪念品供来旅游的老兵采购，相关部门按百分比分利的形式让她经营。盘 JX觉得老山的茶叶挺有特色，便把茶叶也拿到店里卖，一开始散装卖，后做出包装袋进行加工处理。茶叶来源为山上老家瑶族自己种植采摘加工的生态茶或越南茶叶。为丰富产品类型，她又跟随丈夫到瑞丽口岸等地学习，获得了一些进货资源渠道。先后引进缅甸红茶、越南白茶等进口产品，经过网络社交平台发售全国。
五、中越瑶族边民文化的共享性
我们在讨论某一民族、地区文化特性的时候，往往“依据它在某一独特的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所属文化的价值系统等的关系加以解释和判断”。边境地区长期生存着不同族别的边民，其在特殊历史时期共同塑造了现如今跨越边界的自然景观生态与文化交结链，且跨越国界的不同民族、族群彼此相关，这一虚拟社区是国界两侧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接触区。同时边境地区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兴边富民”政策实施而发展，跨界区同一民族、不同民族间交流呈现由“立”转“破”趋势；物，流进流出，人，你来我往。所生发的跨界文化共享，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合作、互惠关系的反映，共享则是文化的基本特质与表现形式。在新形势下，跨界的文化共享，到底是什么样的共享或者说共享着什么？笔者认为随着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发展、生产性互惠组织建构，其作用的文化共享因子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生态文化理念的共享；二是跨界流动强化了传统的瑶族茶俗文化；三是共享的跨界市场文化规则。
（一） 共享的生态文化理念。大山是瑶族人民生存之地，也是保存和延续瑶族文化的天然屏障。居山和历史时期的游耕是塑造和形成瑶族文化的物质基础，是生产瑶族各种文化现象的根源并影响着瑶族文化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趋向。可以说，瑶族由于独特的文化秉性，其悠久的民族文化本身就拥有着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理念。再从茶叶种植区与瑶民居住环境来看，具有“茶山之下建家屋，家屋周边耕农田；山水四流环村寨，稻香鱼肥美人院”的生态格局。瑶家人特别注重山中水源保护，同时茶山有着良性排灌系统，且不给茶树打农药施化肥，茶山生态保护完好。另外瑶族讲求天人感应、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等理念，这在中越瑶族宗教信仰中也有体现，如度戒仪式（俗称过法） 中的“十戒十问”，“一戒不得争天霸地，咒骂天地日月星辰”；十善业道经里的“身三善业戒”，“不杀生—不杀害物命”。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乃至宇宙是一体的，应该维持共同的和谐、均衡关系。这为边境地区“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提供了民族的生态文化理念，也让人意识到边境一线、口岸周边生态保护是沿线国家共同议题，边民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二） 强化了民族茶俗文化。茶叶的跨界流动与生产性互惠形式加速了中越瑶族边民往来，强化了传统的茶俗文化。茶，不仅是中越瑶家人的日常饮品，在婚礼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瑶族婚俗中，媒人为双方说亲见面时，男方要带着半斤茶表示心意，如果双方都看得上，那么在双方订婚时，男方还要带半斤茶叶来送礼，结婚那天也是要带半斤茶叶，这样才符合礼俗。又如日常山歌传唱，把茶叶芽尖或者茶心用来比喻人心的甜美。在笔者调查的瑶寨中，从越南嫁过来的女性几乎都是瑶族，同时也有来此务工和走亲戚的瑶族人，在对她们的访谈中得知，除却部分差异，中越瑶族传统茶俗茶文化也是相通的。且随着双方瑶族边民的茶叶跨国贸易开展以及民间习俗活动密切往来，更是强化了这一文化共享性。
（三） 共享的跨界市场文化规则。上文研究表明，茶叶跨界流动中的技术交流包括采摘技术、技术培训、机器安装、设备使用等，是一系列技术规则的共享，同时跨国贸易投资，建厂取名、选地表现出相互尊重的和谐市场秩序。而跨国合作组织、公司等呈现了茶叶跨界流动的产业化趋势，是跨境合作成功之雏形。诸多要素构成了共享的市场文化规则，直接体现在以下方面：1.跨国贸易通关合作，包括包装、运输与通关合作。2.当有着共谋发展的机遇，中越瑶族边民往往秉持互惠原则，越南瑶族边民学习中国瑶族边民手工采摘“一叶一芽”等技术，中国瑶族边民则尊重越南边民“四叶一芽”或“五叶一芽”采摘方式制作而成的手把茶，且手把茶也受中国内陆一定消费市场欢迎。3.茶叶生产的跨界分工，从越南过货的茶叶多为初级加工，中国瑶族边民购至麻栗坡县边境贸易合作区后进行精细加工，加工地点或在口岸区或在麻栗坡县城。有的茶叶收购商通过天保口岸直接到越南收购茶叶，越南的瑶族边民根据茶商要求采茶再就地初加工，通过口岸拉到精加工地。一言以蔽之，共享的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包括了尊重地方性文化知识、边民主体诚信参与、区域产业链跨界合作分工三个主要方面。
六、结语
从互惠性到文化共享性研究表明，茶叶的跨界流动视角让我们看到中越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是当下跨境合作的长效机制。因为不管着眼于“民心相通”或是“兴边富民”，边民生产性互惠研究都显得尤为重要。而传统意义上的互惠与生产性互惠是递进并包关系，时下“一带一路”倡议则直接助推了生产性互惠发展。且新形势下的文化共享对边民生产性互惠起着重要作用，是民族文化理念的区域生态共同体表达，也是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塑造不可或缺的文化形态。也向我们传达了：共同的默契、相通的行为准则、专业化贸易合作、文化的共享等基本要素建构着区域命运共同体。因而，加强跨界区物的流动与边民互惠研究，对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早期边民互惠研究中，范宏贵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中越边境贸易，对各边境段作概述性分析，并研究了中越跨境民族概况。而周建新则从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理、人文互动出发，提出了“和平跨居论”，认为政治机制规约和文化机制调适是两种跨居模式。进一步指出边界、边民与国家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是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民族国家体系结构将长期存在，跨国民族现象则是一种“和平跨居”的互惠互利双赢模式。而如何使跨国民族在既有国家发展繁荣，是国家和跨国民族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学界也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如学者秦红增带领团队开展口岸城镇化研究，提炼出口岸与城市相融合、前岸中区后市以及口岸小镇三种口岸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而以跨境民族走廊视角来探讨“口岸人类学”。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结合本研究不难发现，边民互惠层次、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对不同时期边民互惠性质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化发展规律与实际问题的解决。
通过本研究，我们也能看到“跨界人类学”国家边界“两个社区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系区域”的持续探索以及“边境人类学”民族志文本书写，应该秉持“边民主位”视角把积极跨界的“边民”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同时把握流动性与民族性。流动性，基于物的跨界流动来理解，这一物的来源去处以及与所有者的关系，一物是囊括的。通过物的跨界流动产生的社会现象剖析文化内涵。民族性，对边民互惠的研究不应忽视其民族性，民族文化是多样的，边民跨国实践的互惠行为往往受民族习性影响。研究方法上倡导一种“持续的线索田野工作”，田野点某条线索可能是织起一张网的线头，抓住一条主线往往能使研究者“循着人或物移动的轨迹生发出来的各种现象去实现一种在点之上的线和面上的整体宏观理解”。而线头的抓取则需在持续的田野工作基础上形成一种“田野人格”，包括打入田野点社会关系网、田野材料证实等“文化田野”技巧。
【作者简介】邓玉函，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夏福立，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边民主位视角下中越陆路口岸跨境合作研究”（18CMZ042）。
（本文系云南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资助成果。本次田野调查特别感谢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紫鹃茶合作社、茶坪山古树茶茶叶加工专业合作社、醇源茶厂、老山天香茶业垮土古树茶，瑶家妹老兵之家，越南清水河新寨社茶厂，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科研项目以及猛硐瑶族乡诸多瑶家人给予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内容转载自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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