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司是茶马古道最佳见证

位于名山区新店镇的茶马司遗址
1990年7月考察出发前在中甸集结

前不久,云南茶马古道研究专家李旭的新书《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出版。自1986年开始,30多年来,李旭几乎不间断地行走于茶马古道,不仅参与了茶马古道开创性考察和命名,还持之以恒地进行了深入的探访和研究。雅安作为川藏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见证着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当然是他书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

“茶马互市”成藏汉贸易重要方式

史籍记载,在古代巴蜀地区,早在西周初年就有人工种植的茶园存在。《华阳国志·巴志》载,分封到巴地的周武王宗亲,曾将巴国最好的物产献给周天子,其中就有茶叶:“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菊,园有芳蒻香茗。”周人还将茶作为祭祀用品:“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陆羽在《茶经》里也提到巴川峡山茶树有两合抱者。

在与巴相邻的蜀国,在四川成都平原西端,龙门山南缘,自古也是茶叶盛产区,蜀人也是植茶的高手。后来巴蜀相争导致秦的入侵,但种茶、饮茶之风仍传了下来。在西汉时期,雅安名山的蒙山就已有人工栽培的茶树。唐人樊绰所著的《云南志》记载:“蒙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绵延数十里,在县西南。”蒙山茶自唐代起就作为贡茶,进贡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历时弥久,天下闻名。唐代是蒙山茶的黄金时期,那时的达官贵人不惜重金争相购买。宋代时,蒙山茶继续保持产销两旺,制茶工艺也进一步完善。据称四川当时茶叶产量居全国第一,而以蒙山茶叶执牛耳的名山茶叶又居四川之首。

生于1897年的中国茶学老前辈、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吴觉农先生考证研究,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并非日本也并非印度阿萨姆,而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四川学者徐学书认为,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在西汉时期已经有了茶叶商品贸易,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名士王褒的《僮约》中已有“烹茶尽具”“武阳(今四川彭州市)买茶”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成都已经饮茶成风,并有了专门售茶的茶市;唐代晚期,随着以岷山、邛崃山及其周边地区为中心的川西汉区茶叶生产的兴旺、川西高原诸羌部落和吐蕃对茶叶需求的增加,两地间的茶马贸易兴起,尤其是唐末五代的前蜀王建自得蜀之后,大力发展茶叶生产,“始立榷茶之法”,其庞大的骑兵部队的马匹就是用茶叶等商品贸易而来。在前蜀大臣毛文锡所著的《茶经》中,不仅记载了王建实行的对后世有影响的“榷茶法”,而且描述邛崃山南麓一带有“火蕃饼”茶,是专门用于交换川西高原和西北羌蕃部落战马的茶叶品种,而市蕃马的地点就在“文、黎、雅、茂诸州”,即今甘肃东南、雅安汉源、雅安和岷江上游的茂县一带。

从那时起,川藏间的茶马互市已经成为历代王朝重视和推行的政策。这种以茶易马和“羁縻诸番”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明代,川茶业与藏汉民族关系和经济贸易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各国茶客前往雅安参观

川西还一直盛传,在西汉末年,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真在石栏内栽植七株茶树,首次将野生茶树人工驯化种植成功。据说那几株茶树采制的茶叶能治疗多种顽疾,被人们认为是仙茶,于是后人将吴理真尊为“茶神”,并建起了茶神殿予以纪念。据说从前吴理真居住过的石屋如今仍保存完好,他在蒙顶五峰中心皇茶园中种下的七株茶树直到清雍正年间(1723—1735)还存活着。

皇茶园是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正式命名的,它在唐代就出产贡茶了,并与历史上的西南丝路互为依托,促进了古道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融合和民族的团结。始建于汉代、宋代重修的天盖寺至今矗立在蒙山顶上,中间是明代建筑的石柱大殿,据说就是茶神吴理真当年结庐种茶处。大殿里塑有吴理真的全身坐像,每年还有盛大的祭祀活动,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尤其是来自东亚的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茶客。

在蒙山东麓的新店镇,现318国道旁边,还存有一座茶马司的纪念型建筑,是一座红砂石料檐柱的砖木结构四合院,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而成,至今保存尚好,据称它最早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2)。2000年,当地政府又重新修缮了茶马司,并刻碑悬匾,布置了一些文字和图片资料,以为纪念。

茶马司应该是茶马古道最佳的见证。茶马司过去就是宋王朝为处理内地与藏地的茶马互市而专门设立的机构,管理茶马互市事宜。茶马司的建立,将茶马互市这一地区间的民间贸易纳入政府管理之下,统购统销,这对稀缺战马的宋王朝十分重要,对内地与藏地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熟稔中国历史的AS.M.艾兹赫德所指出的:“在四川的官僚企业中——史密斯如此称呼,四川的茶叶和马匹的经营在风险管理、激励措施、信用贷款、开辟市场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蒙山茶”自唐代起被列为贡品

由于茶马互市的兴盛,促使川茶产量大幅度增长。据贾大泉先生研究,其最高年产量达到3000多万斤,超过当时全国其他地区茶叶产量的总和。这些茶叶大部分向西进入了藏地,其中运到西北熙、秦、河州的川茶,一从青衣江经嘉州、渝州溯嘉陵江至凤州转运;一从陆路经邛州、成都、汉州、绵州、剑州、利州,过金牛驿、青阳驿,至陕西兴州转运。后来到清代的又一个鼎盛时期,这里的边茶贸易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之多,以每驮120斤计,一县即合有200多万斤的茶叶运销量。有时仅此一茶马司每天就要接待商队2000余人,驮马不计其数,当年的茶马互市盛况可见一斑。

自唐代天宝年间始,四川“蒙山茶”就作为贡品,被精心采摘制作,进贡西安和洛阳。宋以后大量输入藏地的茶叶被称为“边茶”,采摘的部位和制作方法都与内地饮用的茶叶有很大的不同。“边茶”一般采用老茶叶,并经过发酵,有的舂压成砖头形状,以竹篾包装成大长条运往藏地,所以也叫“大茶”。清人江锡龄就提道:“茶以太安寺得名,近则遍山皆植……岁得不下数万斤。以其至精者充上贡,余则鬻诸松潘、保县、乌斯藏、外夷诸国及成都、邛、眉各州邑,岁获不赀。”(未完待续)

摘自李旭《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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