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一名叫吴尚贤的石屏人氏，提前离开家乡，在遥远的西部丛林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吴氏在临沧开设的茂隆银矿，产银一度达到十万两以上。在巨大的财富效应之下，吴尚贤与缅王称兄道弟，甚至代表缅王，亲自带领缅甸使团进京朝贡。
吴的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石屏人跃跃欲试。普洱茶“同兴号”“同庆号”的先人们正是在这种成功经验的巨大感召下，开始扬起马鞭，奔向西部，去创造和实现属于自己的财富之梦。
然而，财富不仅能点燃本分商人的梦想，也必然刺激了另外一种人——土匪。在“走西头”的漫长道路上，土匪远比瘴疠之气更危险。
要想在贸易中获得成功，首先要做的首先是保命。躲过了瘴气只是第一步，学会与土匪周旋才是最关键的第二步。
对石屏商人而言，客死他乡是一种常态。没有人统计过究竟有多少石屏商人在“走西头”的过程中命丧匪手。我85岁的姑婆在叙述这些往事时，神态非常平静。
姑婆的丈夫在1943年开始“走西头”。那一年，长期在个旧混迹矿山，而且据说也发了点小财的外公（姑婆的弟弟）由于忍受不了日本飞机夜以继日的轰炸，决定变卖产业，返回石屏。
对一个有勃勃野心而且见过世面的男人而言，回家种地不是他的追求，外公决定约上姐夫，去“西头”开辟新的生财之道。姑婆的丈夫，作为石屏望族丁氏的后人，也非安于现状之辈，对小舅子的提议自然完全赞成。
那一年，姑老爷子大约三十七八岁，正值壮年，而外公更是年少轻狂，血气方刚。一系列筹备之后，马帮于1943年夏季动身。目标：易武。
50年后，苍老的外公躺在病榻上气若游丝。当我试图用摄像机记录下他口述的一生传奇经历时，他面色逐渐恢复红润，并努力坐了起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一天只能走50公里，在旱季缺水时，我们把芭蕉树砍下来，拧出汁水做饭。在墨江，我们一半人打摆子，差点死掉。有的人偷偷跑回了老家。我们在易武第一次见到了圆茶，他们叫七子饼，用竹笋壳包裹。我们原本打算多买一些，运回石屏，再运往省城。由于货物太多，我和你姑老爷子不得不各自带领马队分批返回，唉，谁能想到，我的马队已经返回石屏半个月，而他的马队依然音讯全无。大概在9月下旬，马队中有人到达，我一看，茶叶全部到齐，但是，马夫说你姑老爷子在墨江失踪了。”我匆忙问道：为什么？外公缓慢躺下，接着说：“和当地人发生了械斗，没有人知道他的死活”。
没有人知道是谁使我的姑婆成为寡妇，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种事情太多太多，它注定将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困扰姑婆的一生。她的青春定格在1943年。她在孤独中度过了60年。
姑老爷子的命运，是石屏商人“走西头”之梦的一面。在另一面，更多的石屏商人从普洱茶种植、加工、贸易获得了财富。许多人留在易武建起豪宅，而另外一部分人，则不惜把脑袋拴在马背上，躲过丛林中土匪们无处不在的窥视，把财富运回石屏，衣锦还乡。
后“走西头”时代
当“走西头”的商人们提着脑袋玩普洱茶生意的同时，另一批石屏商人也在举世闻名的锡都个旧，博取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此时，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一个令中外侧目的工程，正在悄然酝酿，而这一工程的最终完工，则仰仗了两批商人的合力。
1905年，法国经营的滇越铁路滇段工程已开始全面施工，云南的爱国绅商深感主权丧失，倡议集资自己修建铁路。民国元年（1912年），个旧绅商再行商议，筹组铁路公司。
1913年，个碧铁路公司在蒙自成立，陈鹤亭出任个碧铁路公司总经理。陈鹤亭正是曾走出无数马锅头的石屏宝秀人，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实业家，一个把中国第一条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修到了自家门口的人。
和普洱茶商们不同的是，陈鹤亭从宝秀这个偏僻而古老的滇南小镇出发后，走的是另外一条人生路。陈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进士，东渡日本游学，回国后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最后，他选择了宝秀作为终点——他自己的铁路的终点。
1915年5月5日，个碧铁路开工修建，原本这条铁路并不延伸到石屏，但在陈鹤亭及石屏、建水富商们的努力下，最终延长到陈的家乡——石屏宝秀，从而与茶马古道东线连为一体，铁路名称也随之改为“个碧石铁路”。
从此，石屏成为重要的普洱茶贸易中转站，石屏马帮从六大茶山运出的普洱茶在石屏转运火车，再经铁路抵达东南亚或转香港，运输效率大大提高。也由此直接促成了石屏在1933年前后的商业繁荣和随后的普洱茶贸易小高潮，大量普洱茶贸易商号在石屏增设仓库，随时中转。在这些门庭若市的仓库背后，绵延群山之间的茶马古道马铃响彻山间，马帮川流不息。
直到解放以前，百年老号“同庆号”“宋聘号”依然在祖居地石屏有商业铺面、仓库，有深宅大院。在这座形如龟背的城市里，他们运筹帷幄，按下算盘，遥控着千里之外的商业脉络，并资助各地建起数量众多的石屏会馆。四十年代末期，随着普洱茶贸易盛况因战乱升级而逐渐衰落，一度繁荣的石屏小城也重归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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