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与茶的渊源

茶荼之末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茶”字,在古代的说法,与今有别,即“荼”字,如火如荼。“荼”,在古书上原意是一种苦菜和茅草的白花。我们透过“荼”字看“茶”,“茶”本意就是一种苦味植物。“荼”蜀人之谓也。《尔雅·释木》记载:“槚,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



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槚,苦茶。蔎,香草也。茶含香,故名蔎。茗蔎,皆茶之晚采者也。茗又为款客之上需也。”《载敬堂集》记载:“茶,或归于瑶草,或归于嘉木,为植物中珍品。稽古分名,槚蔎茗荈。”



在原始社会可能还没有分理治疗的说法,只有“食疗合一”和“吃啥补啥,喝啥补啥”之说。茶类植物油的止渴、清神、消食、除瘴、利便等药用功能,不难为人们所发现它的价值。东汉,华佗著《食经》记载:“苦茶久食,益意思。”所以,古有“夜饮茶,益思欲,而不眠”的说法。然而,古人早就将一般性的药用价值利用到了极致,作为一种常态化食疗法进行长饮常治的保健食品。



“食疗”是常见的方法之一,有平常预防和治疗的作用。太行山泽潞地区,现在仍传承一种习俗,在正月十五,要吃“茶饭”,意在除寒。用火燥玉米面,或者黍米面和生姜等,再煮沸食之,补充热量。到春天,吃苦菜,挖蒲公英根解毒开胃。到春夏之交,煮绿豆汤、喝黄芩茶、连翘茶来下火驱温。



秋后,喝山楂茶、大黄梨水等,这种简单实用的乡土办法,似乎就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茶习”和对“泡茶”沿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茶苦而寒,最能降火,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爽,不昏不睡。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



至于太行山人有茶饮的习俗,众说纷纭。北宋,王安石《义茶法》记载:“夫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是对每天喝茶的一种评介。但对太行山人所饮用的茶名,基本一致,品种比较多,没有普遍的口味和定性的名堂。



在泽州县晋庙铺镇小口村东的碗子城山顶东侧,有一道石垒长城,非常有名。至于年代问题,争议不休。有说是战国至西汉、三国大魏之物,也有说梁晋之物。笔者登山揽之,无意中发现在一块精雕过的青石上,刻有“茶池”二字。此石刻与长城的年代肯定不符,应当是元明代之前,依水起建,供士兵饮茶而息的地方。在一个荒凉的大山之上有“茶池”铭刻,也让人足以兴奋一时。


要说与茶有关的石刻,在泽潞地区少之又少,在这里发现“茶池”,无疑是战争守卫者饥渴的栖息地之一。经查古志,羊肠坂道,还有一个名字,叫“饮马古道”。充分说明,这里地势险要,过往马车,登山负力汗流浃背,在此需要补充水份,喝茶而解。



泽州县孔匝村,大清康熙六十年(1721)《堆金会添灯请香买茶碑记》记载:“尝闻因修劫累,果熟时香,春耕耘于南陇,秋收粟于北场,岂不从培滋中得来者哉?兹为玉皇上帝面前悬灯列鼎,设晨昏之旺气,张长久之光明……众皆慨然,欣作堆金之会,每岁收利,灌油买茶,上增神前之辉,中解各主之渴。”


晋城城区茶园村,清康熙三十四(1695)《茶店镇创修茶房三间碑记》记载:“修盖茶房,施银六两三钱六分。”《重修茶元社普照寺碑记》记载:“勒碑年代不祥,存茶园村。”



珏山山顶,清顺治十三年(1656)《创建茶厦石井碑记》记载:“时届桃月,春归暑临。人多望井思源,盖杯茶济渴,能费几许?只此功德,十不见一。倏有陵川县积善村高应斗、高三乐、陡起善念,创建茶厦二间,石井一圆,募化吉土数人,共成茶缘美事,铭兹石碑永垂不朽矣。”


青莲寺大雄殿,清康熙元年(1662)《煮茶供饮碑记》记载:“于是会众等发慈悲心,结弘誓愿,各捐赀财,向青莲寺东廊下结庐安灶,躬为烹点。焙之以三昧炎,煮之以方便铛,贮之以甘露盐,既效烹煎之制,兼陈果物之资,以供十方善士渴饮所需,使步履者顿忘神力疲倦,烦何者不觉清凉生心焉?”



珏山南顶,乾隆十六年(1751)《恳祈捐金修葺茶房碑记》记载:“前贤善士在顶上坨腰修双茶房共众。兹因年深日久,风雨摧残,劝为修葺。”道光元年(1821)《重修茶亭碑记》记载:“茶亭之建,不知创自何时,考诸古碑,康熙御世曾经重修。至今百余年间,风雨飘摇,又就颓毁。后之之追念前志,不忍坐视,捐金鸠工,再光补葺。一时乐观厥成,故书以为记。”



大阳镇茶棚岭,大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碑子岭增补茶棚记》记载:“斯岭旧无茶棚,有之,自康熙壬子岁始,善士王老人必所创也。特两楹耳,而行者憩,渴者饮。至今几二十年,皆称老人之善也。而此地为阳、陵、泫氏之几道,往来者众。古人言:人有善心,神必佑之;神有灵显,必赖人以辅佑之。”民国二十四年(1935)《补修北茶棚记》记载:“大阳镇茶棚岭,吾镇四邻旧有茶棚数所,迄今完整者,则首推此处。其修葺各年月俱有碑不可考,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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