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在京杭大运河的茶文化

京杭大运河与茶有着深厚的渊源。沿河两岸的城市蕴藏着茶文化的精深内涵, 运河水流出了浓厚的茶风。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它肇始于春秋,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至元代时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如今,虽经历2400余载,仍然肩负着历史赋予的重任。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全长约1794公里,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与茶有着深厚的渊源。沿河两岸的城市蕴藏着茶文化的精深内涵,运河水流出了浓厚的茶风。

  唐宋时期饮茶之风的盛行,源于隋唐大运河是南茶北上的主要贩运之路。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载:“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从中,我们可以追溯当年茶商的足迹:邹县属河南道,在兖州境内;齐州在河南道北部;沧州、棣州同属河北道南部,四地在地理位置上连成一片,分列于黄河下游南北两岸。这些地方以及京邑一带城市茶铺里的茶叶都来自江淮,市场如此分散,运途只能是选择汴河,然后再在汴州或宋州集散。

  又如,《旧唐书·韦坚传》载:“(韦)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广运)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木付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当时唐朝长安的水运业发达,唐玄宗举办的被今人称为“水上运输的展览会”中可反映,中央粮食与各地土特产都通过大运河运抵长安。其中茶器是由豫章郡的船只专门运输至京都的。

  运河的底部亦深埋着茶文化———在近几年运河出土的文物中,杭州卖鱼桥段掘出宋代福建建窑生产的黑釉茶盏,这正是当时用来斗茶的主要茶具。这批珍贵的茶盏如今就陈列在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内。河边茶馆遍布,在传世名作———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上就有:河道两旁熙熙攘攘,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大小的茶坊、酒肆、肉铺、庙宇、脚店、公廨等等。须知,风光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可见,当时茶香已飘入沿岸城市里。

  黑釉茶盏

  由此可得,京杭大运河是唐代饮茶之风的北渐之路,也是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通道。由于茶区广布于南方,茶商要销往他地,官员欲进贡佳茗,可供选择的途径是很多,但无论是从运费、运量还是便利程度上考虑,沿大运河北上无疑是最佳的路线选择。

  资料显示,有唐以来,江淮地区由于有着良好的交通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商贸发展优势明显。中唐以后,唐政府越来越倚重江淮漕运。尤其经疏浚整修后,良好的水运条件使该地区的商贸渗透到四面八方。唐人张途有记:“赍银缗缯素求市,摩肩接迹而至”,“或乘负,或肩荷”,或“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舟皇”可见当时客商云集,都将本地或邻近产茶州县的茶叶贩运至北方,用尽舟楫之利。也正因为如此,运河上才可能出现“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的盛况,更何况京杭运河作为历朝的东线漕运主干道。晚唐的汴州城内,也才会有“水门向晚茶商闹”的热闹场面。

  漕运

  再如,在唐人李肇《唐国史补》中,也可知茶的远播:“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氵邕湖者。’”

  这里描述的是唐使常鲁公与赞普的对话。文中所指寿州者,安徽的小围也;舒州者,安徽六安茶;顾渚者,如今浙江湖州紫笋茶;蕲门者,湖北黄芽茶也;昌明者,乃是蜀中绿昌明茶;氵邕湖者,是湖南的银毫茶。可见,当时汉区各地名茶已运至吐蕃供蕃人享用。

  安徽六安茶

  自唐以后,经历宋元明清,茶商通过大运河将茶叶贸易的物质行为与饮茶风俗向北流传的文化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茶与茶文化传遍中华大地,并发扬光大,继而走向世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还有多位皇帝与重臣,也是在路经京杭大运河中,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的。尤其是两位大清皇帝的茶事业绩,更与京杭大运河相连,为茶文化界津津乐道!

  提起皇帝与茶,不能不讲那一段“康熙御题‘碧螺春'”的传说。据《苏州府志》载,“碧螺春”原名“吓煞人香”———相传康熙三十八年(1699)春,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第三次南巡到洞庭东山,巡抚宋荦从当地制茶高手朱正元处购得精制的“吓煞人香”进贡,康熙品之沁宜,然以其名不雅驯,题之曰“碧螺春”。这即是“碧螺春”雅名来源的传说之一。

  后人多认为,此乃康熙帝取其色泽碧绿,卷曲似螺,春时采制,又得自洞庭碧螺峰,遂钦赐其美名。从此“碧螺春”闻名于世,理当成为清宫的贡茶了。

  碧螺春

  然康熙孙辈乾隆,爱茶更甚其祖,其嗜茶的轶闻趣事更广为流传。乾隆皇帝在位61年(1735-1796),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是大清有作为的一代皇帝。这位爱茶的君主曾经六次巡幸江南,四次到杭州西湖龙井茶区。这四次南下,就是经过京杭大运河与茶结的缘。

  这位皇帝对龙井茶的的偏爱,让龙井成为清代贡茶的首选名品,他曾写了多篇咏西湖龙井茶的诗篇,对茶叶的采摘与标准、炒制与过程、火工与水品,以及茶农的辛苦生活都进行了细致描绘。

  西湖龙井

  据载,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杭州,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他在西湖天竺观看龙井茶的采摘和炒制后,作《观采茶作歌》。诗曰:

  火前嫩,火后老,唯有骑火品最好。

  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试一观其道。

  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

  地炉文火续续添,乾釜柔风旋旋炒。

  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

  王肃酪奴惜不知,陆羽《茶经》太精讨。

  我虽贡茗未求佳,防微犹恐开奇巧。

  防微犹恐开奇巧,采茶去曷览民艰晓。

  第二次驻跸杭州,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去西湖云栖参观,又作《观采茶作歌》。诗曰:

  前日采茶我不喜,率缘供览官经理。

  今日采茶我爱观,吴民生计勤自然。

  云栖取近跋山路,都非吏备清跸处。

  无事回避出采茶,相将男女实劳劬。

  嫩英新芽细拨挑,趁忙谷雨临明朝。

  雨前价贵雨后贱,民间触目陈鸣镳。

  由来贵诚不贵伪,嗟哉老幼赴时意。

  敝衣粝食曾不敷,龙团凤饼真无味。

  第三回宸游至杭,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甲午朔日。当时,乾隆畅游了龙井,还上老龙井寺品茶。为此,他作《坐龙井上烹茶偶成》诗。诗曰:

  龙井新茶龙井泉,一家风味称烹煎。

  寸芽出自烂石上,时节焙成谷雨前。

  何必凤团夸御茗,聊因雀舌润心莲。

  呼之欲出辨才在,笑我依然文字禅。

  乾隆第四次南巡杭州,是在乾隆三十年(1765)。这次,乾隆故地重游,再次巡幸龙井,并写了《再游龙井作》诗。诗云:

  清跸重听龙井泉,明将归辔启华旃。

  问山得路宜晴后,汲水烹茶正雨前。

  入目景光真迅尔,向人花木似依然。

  斯真佳矣予无梦,天姥聃希李谪仙。

  此后,乾隆归京了仍情系杭州,对龙井茶念念不忘。为此,他又在京城宫廷内写了三首关于追忆龙井茶的诗篇。一首《雨前茶》诗曰:

  新芽麦粒吐柔枝,水驿无劳贡骑驰。

  记得西湖龙井谷,筠筐老幼采忙时。

  另一首是《烹龙井茶》,诗曰:

  我曾游西湖,寻幽至龙井。

  径穿九里松,云起风篁岭。

  新茶满山蹊,名泉同汲绠。

  芬芳溢齿颊,长忆清虚境。

  塞苑夏正长,远人寄佳茗。

  窗前置铛炉,松明火石猛。

  徐徐蟹眼生,隐见旗枪影。

  芳味千里同,但觉心神静。

  西崖步晚晖,恍若武林景。

  还有一首是《项圣谟松阴焙茶图即用其韵》,诗曰:

  记得西湖灵隐寺,春山过雨烘晴烟。

  新芽细火刚焙好,便汲清泉竹鼎煎。

  清末民初杭州人徐珂的《清稗类钞》中,写到《高宗饮龙井新茶》之事:“杭州龙井茶,初以采自谷雨前者为贵,后则于清明节前采者入贡,为头纲。颁赐时,人得少许,细仅如芒。瀹之,微有香,而未能辨其味也。高宗命制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瀹茶,有诗纪之。茶宴日即赐此茶,茶碗亦摹御制诗于上。宴毕,诸臣怀之以归。”

  由于乾隆皇帝对龙井茶宠爱有加,从此将龙井茶作为贡茶。乾隆皇帝作为一国之君,钦定西湖龙井茶作为贡茶,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龙井茶的知名度,使西湖龙井茶从此名声大振,始终立于魁首地位。

  待乾隆晚年时,仍对江南美景念念不忘。一首“一溪春水柔,溪阁向曾修。月镜悬檐角,古芸披穿头。去来三案驻,新旧五言留。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亦道不完依依之情。这是乾隆到(海宁)盐官最后作的一首诗,时年74岁。

  京杭大运河水盛载的茶文化,有言不尽的香醇滋味。京杭大运河里流传的茶故事,有说不完的悠远源长。千百年来,她依旧静静的流淌着,向人们诉说着那些过往难以忘却的茶事。

       作者简介:

姚国坤,1962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原为中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茶树栽培学科带头人。现为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术部主任、浙江树人大学教授。

(编辑:巧霏)

来源:运河网     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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