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造梦者——木霁弘

“茶马古道”并不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概念,正如“丝绸之路”一称,是德国人李希霍芬的发明。“茶马古道”是中国人视角下的命名,讲历史,“谁来讲”以及“怎么讲”同样重要。2004年田壮壮导演的中国首部高清纪录片《茶马古道 · 德拉姆》在全球公映,让更多普通人透过镜头认识了那些广袤天地下、悠悠古道上的故事。

而一次深入滇川藏大三角区域的实地考察这是揭开古道面纱的开始,陈保亚、木霁弘、徐涌涛、李旭、王晓松、李林被誉为“茶马古道六君子”在1992年出版《滇川藏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首次提出茶马古道的概念。

木霁弘老师

茶马古道的考察和命名,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1987年,26岁的木老师和他的大学同学徐涌涛到香格里拉进行语言学的田野考察。在当地老人的讲述中,他们发现有一条从金沙江流域通往印度的道路,很多老人曾赶着马拉着茶远赴印度一带。他们在金沙江边还看到了很深的马蹄印,同时,他们也观察到茶在这个区域的重要作用。那次考察回来,他们就提出了“茶马之道”一说。当时,世人只知有“南方丝绸之路”,并不知有“茶马古道”一说。

这条古道存活了多久?都途径了哪些地方?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如何?走在路上的马帮都来自哪里?他们的生活怎样?这些路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一连串的疑问如泉涌般从他们的脑海中迸发出来。木老师曾讲过,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一场关于“茶马古道”的梦,这个“梦”可以做多大,他当时并不知道。

1988年,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回云大工作的陈保亚正好和木老师在一个教研室,他们俩经常聊到“茶马之道”,觉得这是一条很值得研究的道路,想快去考察。于是他们就开始联系在中甸工作的徐涌涛,三人商量之后就决定在1990年大学放暑假的期间进行考察,同时也邀请了在昆明工作的李旭以及迪庆州工作的王晓松和李林加入。就这样,六君子的队伍正式成形。

考察队六名成员的分别是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他们之中有研究语言的、有研究人类学的、有擅长摄影的、有精通藏语的、有认识高原植物的、有熟悉野外生存的,这样的组合,这样的探险,分量很足。当年的条件不如今天,考察之前,他们做了很多准备,申请考察资金、查阅相关文献、起草调查提纲、拜访前辈学者、积极锻炼身体……

1990年7月-10月,他们对滇藏川大三角区域进行了100多天的考察。这100多天,他们从昆明到德钦,从德钦翻梅里雪山到达西藏的甲朗,从甲朗到碧土,从碧土到扎玉,从扎玉到左贡,从左贡到了田妥,从田妥到了邦达,从邦达跨澜沧江到昌都,从昌都又返回芒康,经四川的竹巴陇到巴塘,从巴塘到理塘,从理塘到了康定,最后由康定经乡城回到中甸。他们雇了马帮,一路走走停停,他们步行的路线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在这次考察中,他们翻越了几十座四千七百米以上的大雪山,跨过了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数十条激流,出入几百个村落,搜集了近百万资料,拍下了三千多张纪实照片,录下了上百盘民间故事和音乐磁带,采集了上千个实物标本。

昔日的马帮是“拎着脑袋找饭碗”,20多年前的六君子是“拎着脑袋找答案”,他们是另一群意志坚定、吃苦耐劳的赶马人。踏着昔日的马蹄印,他们途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用现实回望历史,也把历史带回当下。

“六君子”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写下“我们的双足一踏上这条古道,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迫来。在马帮阵阵的响铃声中,我们体验到了中国西南部特有的文化带所具有的一种摄人心魄的内核。”这种内核,是延续了多年的血脉文化以及区域内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这是一条通往过去,也通往未来的道路。

茶马古道:认知与想象

“茶马古道”是一个充满了侠气风霜的词汇,他是一个个赶马人,一匹匹负重的骡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上的艰辛,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为期100多天的考察,对六君子而言,是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诗和远方。因为记录、书写,让“茶马古道”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当我们读到他们写下的文章、拍下的照片,就仿佛可以触碰得到“茶马古道”。

2013年,木霁弘先生在为《茶马古道风情录》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本来茶马古道也不过是对西南古道的交通经济文化的一次历史书写,但经这二十余年的不断书写,终使其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西南文化流行名词,这大概是我们六个当年考察命名的人始料未及的。”在木老师看来,“不断书写”是推动“茶马古道”发展的最大动力,而“书写”正是一名学者能做到的最长久的坚持。

“茶马古道”从一个不存在的概念,到一个狭窄的学术概念,再到一个妇孺皆知的文化符号,经历了20余年,这是一次话语权的胜利,也是大历史发展的趋势所致。正如周重林在《茶马古道20年——从学术概念到文化符号》一文中总结的,受到南方丝绸之路观念的影响,“茶马古道”概念在提出的前10年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只在小范围内研究和传播.。年复一年,从学者书写的力量,到商业力量,再到国家层面的认可,“茶马古道”的梦可谓是越做越大。

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著的《人类简史》提到,小到汽车品牌,大到国家民族,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讲故事以及想象,也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的重要因素,“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在此,我并不是说“茶马古道”是虚构的,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用“茶马古道”这一概念去完成了一次次历史叙述,并完成对这一叙述产生了认同,是多么的重要!对茶马古道概念的认同,影响着我们的认知模式,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这一命名,我们对中国大西南、对云南、对普洱茶的认知,将会呈现出另一番图景。用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来看,是“茶马古道”的共同叙事让很多人团结起来,达成协作。现在讲商业的人喜欢谈论“消费场景”,“茶马古道”所营造的消费场景,对普洱茶、对云南旅游业的发展也助力极大。

跨越巅峰的生活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的slogan是“跨越巅峰的生活”。这是一句很容易传播的句子,仔细一想,茶马古道的重要精神,也是无数人跨越巅峰,对外面的世界,对美好生活的持续向往。

直到近年来,我才突然明白,木霁弘先生所研究的茶马古道,其实是在研究一种独特的人文生态系统,这一文化系统就在茶马古道复杂的交通网络之中,也存在于茶马古道穿过的大山大河之中。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中得出了一个结论:亚洲屋脊上的交流网络正在被悄然的编制在一起,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被重新建立起来。这一结论,同样适合当下的茶马古道研究。

就在上周,还有人问我,茶马古道和起点和终点在哪里?我说茶马古道不是单线结构,不能简单地用一个起点和终点来概括。对方不解,于是我想到用木霁弘老师在《茶马古道文化概说》中的一段话来进一步解释,这段话是这样的:“茶马古道是一条大血脉、是一条文化的脐带、是一个文明进程、是民族彼此相溶的一条和谐之道。茶马古道是一条世界文化遗产之道和精神之道,这条文化遗产之道必将给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带来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富足。”这一点,和彼得·弗兰科潘的结论殊途同归,它或许也解释了茶马古道的魅力,以及魔力所在。

本文节选自

《木霁弘:茶马古道造梦者》

作者丨杨静茜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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