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王国的诱惑

  十八、十九世纪,借助殖民的力量,鸦片、棉花、粮食、茶叶、咖啡等种植业已经开始打破一国一地的疆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产业,巨额利润的雪球越滚越大,有时甚至大到足以引发一场战争,足以改变一个政局。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一种“亚种植业”的植物产业开始兴起,这就是兴起于欧洲,以观赏、科研、家庭庭院种植为目的近代园艺种植业。于是,搜寻植物的种子和标本开始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十九世纪后期,虽然有一些在滇川藏活动的传教士把植物标本和种子弄到欧洲,但这种活动没有资本的驱使,因而一直是零星的,其出发点也仅只类似于某种闲情雅致,目的并不功利也并不明确。可一旦有商业利益介入,事情就完全变了。
 
  植物王国的诱惑
 
  这直接导致了西方世界一群植物猎人对云南植物王国的闯入。
 
  1904年,在资助下,三十岁的英国人乔治?弗雷斯特,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采集员的身份,第一次由缅甸进入中国腾冲,开始了他在云南28年,猎取了300多种大树杜鹃的植物猎人生涯。
 
  1911年1月英国人弗兰克?金登?沃德从上海辗转来到云南,开始了滇、缅、印之间长达40余年,多达20余次的探险采集生涯,为英国提供了上百种杜鹃品种,并使自己成为一位著名游记作家。
 
  1922年,受美国农业部委托,为寻找抗枯萎病的栗子树种,约瑟夫?洛克闯入云南,把大本营设在丽江雪嵩村村民李文彪家中,不久收集到60000件植物标本、1600件鸟类标本及60件哺乳动物标本。
 
  ……
 
  1949年,随着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洛克离开云南,西方植物猎人们在云南长达半个世纪的猎取生涯就此终结了。
 
  但对他们活动的看法却未终结。今日,如何评价这些闯入云南植物王国的人们,依旧是一个纠结的问题。是应该钦佩他们的勇气,赞赏他们对植物学的贡献,对云南和西方文化交流的开拓性工作?还是应该谴责他们傲慢猎取,对云南植物生态做过的不大不小的破坏行为?这些,似乎都是都纠缠着太多不合时宜的道德评判问题。
 
  撇开道德情感评判,只从他们对云南植物王国的影响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到来和活动,是西方人对云南植物王国的一次发现。
 
  因为他们的发现,云南植物王国在西方呈现的图景开始变得日益清晰,甚至清晰到了可以近距离观赏、触摸、品味的地步。因为他们的发现,云南植物王国飘扬出海的植物们丰富了西方人的园林和庭院,也刷新了他们对世界的一部分观念。
 
  当然,他们的发现,也直接启发了中国人、云南人对自己土地的发现。在他们的发现开始不久之后,中国人、云南人自己的现代性植物意识也跟着觉醒了。从蔡希陶到吴征镒,到张宏达,一位位很大程度上因研究云南植物而享誉全国的植物学大师,他们,不仅是艰辛建立中国现代植物学谱系的科学家,也是中国现代植物意识的启蒙者和构建者。因为有了我们自己的植物学家和现代植物意识的觉醒,云南是一个动植物王国,是世界的一个宝贵物种基因库早已成为一种常识。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全面考察和研究云南的植物,做得远比当年的植物猎人们深入,并精心建立起了自己的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并大力发展自己的现代种茶业、烟草业、橡胶业、咖啡业、鲜花种植业和各种植物产业。
 
  但还有一种植物意识更加需要发现。这种意识,当年的那些植物猎人们有的毫无察觉,有的朦胧感觉到了。
 
  比如约瑟夫?洛克就感觉到了。1949年8月3日黄昏,通过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的周旋,陈纳德将军派了架达科特运输机来雪山之麓的白沙机场接他。
 
  洛克这次离开,和以往的离开大为不同,这就是他没有带走云南的一片叶子,没有带走一棵植物的种子。
 
  经过那么多年的猎取之后,对大自然,他已经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擅动一个指头。
 
  这种意识,在上个世纪50年代,被另外一位当时默默无闻,后来被认为无比伟大的女性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明确提出,这就是环境保护意识。如今,这已经成为人类20世纪最为伟大的一种意识的发现。
 
  向大自然猎取,照亮了植物世界的同时,也照亮了人类自己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里,不仅有向自然进军探险的勇气,还有能够伤及自然也会伤及人类自身的无知和贪婪。
 
  植物猎人们已经远去。但我们是否放下了内心里对植物的猎刀?
 
  这个话题,在全世界,在今天的云南,并未过时。
责编: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