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普洱茶贸易

  一、宋代
 
  宋代,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国,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二、元代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食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
 
  三、明、清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清顺治十六年(161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园饼茶,又称为“园宝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园”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茶外,所生产的“园宝茶”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据清道光《普洱府志》记载,出现了“蛮民杂居,以茶为市……衣食仰给茶山……夷汉杂居,男女交易,士农乐业,盐茶通商”的繁荣景象。道光年间,普洱一带的商业达到了鼎盛,且有行商、坐商和货郎之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秦晋、两广、四川、江西、两湖及玉溪、建水、石屏、盱江、通河等会馆十余处,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这些商号多数经营并加工茶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紧团茶、改造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思茅厅内,设有茶叶总店,除专制“八色贡茶”外,还加工各种紧团茶、园饼茶和毛尖茶。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园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信仁和”、“广益祥”等数家。汉族商人、地主还以客户身份进入易武产茶区,利用“夷民难以撑持门户”的时机,典进茶林,在易武、勐海开设茶庄,收购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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