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感吃亏的一方请某“大好佬”出面，“大好佬”也以为给他面子，于是大拇指一翘：“一句闲话”，便在茶馆邀集对峙双方，用“大好佬”的“面子”做抵押，调停纠纷。当然，有些茶馆也有做黑道生意的，充当抄卖金银、兑换美钞、贩卖人口的接头处。
自宋代以来，“客至必设茶”，“人固不可一日无茶”，茶楼和酒馆便成了市井的基本消闲设施。《津沽春游录》说到当时天津的商肆，生意兴隆的首推酒席馆，接下去就是茶店、鞋店。茶馆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就因此大大超越饮茶的生津止渴的本义。
茶馆的好处首先是利于怡神赋闲。正如我们在以前分析的，由于市民阶层对宫廷、士林的敬仰态度，使他们也十分重视中国文人历来看重儒家的怡情养性的做派。清茶一杯，品位自高。于是坐茶馆就成了现世情趣的一种体验方式，闲人们也就有了消闲的去处。工匠、脚夫、服务生之类的苦人儿，在工余会去泡一会茶馆，他们的性情得到了调节，苦难多磨的人生可以在这里获得稍时的廉价喘息：商号老板、赋闲宿老、帮会头目、破落子弟，也都可以到茶馆打发时间。茶馆有了常客，便有了经营的稳定基础。
茶馆又是抒发言辞的地方。茶客都是五花八门的闲客，接触广泛，知晓甚多，市井中人又无固定的关系，没有人可聊时，他们就觉得“无聊”。“找个人聊聊”常常是人在“无聊”时的想法，这就可以上茶坊。这种“聊聊”其实没有对象的要求，他们只要求“有人听”或“听人说”，以解无聊。他们在饮茶的同时，相互高谈阔论，说今评古，发布大道新闻，传播小道消息；或添油加醋，或长吁短叹，发泄性情，表现能耐，反正到最后一切都无损于利益、无关乎痛痒，直抒胸襟又不负责任，吐出胸中浊气，顿觉“没有白活”，这正是市井中人渴求的一种生存方式。
茶馆在饮茶之外，又设多种娱乐。戏曲、曲艺这些“俗乐中的雅乐”常与茶馆孪生。在茶坊演出伎艺，自宋代以来，已成习俗。《武林旧事》说当时的临安市井中到处是茶肆，如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之茶坊、连二茶坊，从金波桥沿河两岸直到瓦市，这些茶坊“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流浪的江湖艺人会到茶馆卖艺，茶馆也会时不时地请几位稍有名气的票友前来助兴。有的茶馆上午卖茶，下午和晚上则请艺员挂牌，说唱评弹、鼓词。茶客以听为主，兼喝茶水，茶馆在增加茶水收入外还可有场租拆账。当然听客的“赏钱”得全归演员。茶馆常备有小点心，供茶客自选，如一盘切糕，茶馆八钱卖出，茶房十钱卖给茶客，得二钱差价，积极性大增，于馆、于客、于己均得好处和方便。曲尽戏散，如茶客兴犹未尽，也可大吼小叫，哼哼唧唧地自娱自乐一番。
茶馆又是市场信息交流之所。有些茶馆的老茶客，会以职业相关而“人以群分”。如旧时南通，正当水陆要冲，茶客多船主、货主、商贩，各行业往往以固定的茶馆为交易之所。成都也如此，皮鞋业在魏家祠茶社、中药业在椒子街天合茶园、干菜杂货业在北门大安茶社、茶叶业在东大街华华茶厅，各业客商均有相应的茶馆作为交流和交易之所。有些一时找不到生意的待雇匠人，也会带上工具，到茶馆来边听戏曲，边候雇主；专事揽活的经纪人也会到茶馆来“看货论价”。
茶馆又是各种玩术的传播处。喜欢珍宝古玩的茶客，会将玉器小件、内画烟壶、残木册页、半方绢帕、一页扇面，带至茶馆，会几个半懂不懂之徒，围一圈好事生非之人，或评真伪，或争品色，或论得失，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之中，有心者有得，无意者解闷。喜雀爱鸟的茶客，会提着鸟笼来喝茶，雀鸣莺啭，群鸟争鸣，是一番情趣；喜鸽的茶客，会在茶馆老板的怂恿下来办鸽会，调换品种，交流技艺，低进高出，各有所得，此又一番情趣。旧时茶馆又常是小赌场，三五一群，七八一簇，斗雀、玩蟋蟀、博彩、赌天九，或屏息静观，或大惊小怪，杂以捧角喝彩，争风吃醋，好不热闹。从某种意义说，茶馆正是旧日市井休闲文化集大成处。
茶馆有时还作为承担纠纷调停的场所。旧时四川有“吃讲茶”的习俗，即在茶馆里调解人事。纠纷双方共请几位有威望的长者，一人一碗茶入座，先由纠葛双方细心静气地各述原委理由，再由长者调解评判，最后由输理的一方“付茶钱”。这在旧上海也是常有的事，甚至调解黑道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