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凯
最早知道雷永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茶文化研究才刚刚开始，大家对普洱茶到底是什么还知之不详。1993年在思茅召开的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1994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大家更多的还是在讨论宏观的茶文化、茶叶交通史、茶叶技术，很少关注具体的普洱茶生产、工艺、经济运作模式以及普洱茶之所以是普洱茶这一独特的产品等等这些细节的东西。因此，到底什么是普洱茶？普洱茶是如何经营的？为什么普洱茶会越陈越香？这些问题有人提出，未引起大家的关注。
为了寻找普洱茶的踪影，我翻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典籍，在《续云南通志长编》第609页，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云南）川销茶历史最久、牌名最著者，为“宋圆牌”普洱圆饼春茶，川省茶价涨跌咸取决之。余如雷永丰、元庆、复聚、新春、宝森、永兴、三泰、庆春等茶号，均营川销。”从文中排列顺序看，雷永丰一定是当时较有影响的茶号。
1994年，我看到是年出版的《思茅地区商业志》记载：“业主雷逢春，原籍云南省石屏县，思茅第一届商会会长，民国十年任云南省第三届省参议员。那时，思茅茶叶行业同仁共同议定，各户茶号加工‘圆茶’，每圆茶底料重量不得超过6两。‘雷永丰’为争夺名牌圆茶经销，私下与揉茶师傅串通，增加底料五钱。每筒茶（8圆）比其他茶号多四两，每担圆茶24筒，比其他茶号多9斤6两。驮昆明出售时，‘雷永丰’抬价销售尚供不应求，其他茶号压低销价仍难找买主。类似情况在同业中每有发生，无权无势茶商一旦被发觉，视作违章，处以罚款，而对‘雷永丰’所作所为，茶商仅在背后私语，不敢公开抗议。”该书还介绍了过去思普地区很多的茶号，并花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思茅原信昌的经营和运作，可惜，当时我并不知道原信昌还有个分号叫“敬昌茶号”，并且经营得相当出色。
尽管在我后来的研究中，发现这两段记载都有一些问题，比如，“宋圆号”可能是“宋寅号”的音误，当时的24个4两也不等于9斤6两等等，但他们对雷永丰的描述却给我深刻印象。
1995年到2001年，我没有过多地关注普洱茶，但是，从2002年开始，我的兴趣又集中到普洱茶上。这个转变有赖于邓时海先生的繁体字版《普洱茶》一书，我吃惊地发现，普洱茶竟然可以这样喝？！而茶庄、茶号、茶品以及普洱茶所依附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成为探究的对象，都变成饶有趣味的文化元素。这加深了我全面探索普洱茶文化的兴趣。探索的结果是，我对雷永丰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
寻“雷”经过和考据趣事
2003年，我买到第二、三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书中，我看到雷波、黄桂枢等人在多篇文章里介绍雷永丰的经营史和经营理念，这些文章对我寻找雷永丰有很大的帮助。
随着我对普洱茶文化研究的深入，我看到了很多关于雷永丰的文献，这些文献修正了很多过去我们所得到的雷永丰的信息。但更多的是口述和文献相矛盾带给我的困惑。比如，以前研讨会和零星发表的各种文章和回忆录都说，雷永丰在昆明经营复济号茶庄；大有庆在昆明经营永兴号。但从文献上我梳理出，昆明没有复济号茶庄，与复济名字相近的只有复聚号，他的老板是杨茂臣，他的儿子杨禹三在解放后还担任了昆明茶厂的副厂长。而陈永兴号则是一个更老的茶庄，他们在30年代分家成3个茶庄，分别是同庆茶行（后改名为源庆烟茶庄）、永兴茶庄、顺利茶庄，他们和雷永丰号的关系应该也是批发商和供货商的关系。
2007年，我在北京看到一个叫滇边老号杨复济的，我走进她的店，和老板聊起来。
问：你们茶店为什么起名叫杨复济呀？我感觉像药店。
答：我们是老字号，解放前在昆明很有名。
问：是你们家的字号吗？
答：不是。是这本书上说的。
说着，店主找来一本书，指着书上的文字向我介绍说，你看，这页、这页都有介绍。我无语。这几篇文章都是介绍雷永丰的，我无法向她讲清楚杨复济只是雷永丰家后人回忆时的一个口误，而这个口误却被当成了有根有据的正史，注册成了店名。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联系上了雷家的后人，机缘巧合，我认识了雷波。雷波是雷溅波的女儿，也就是大有庆高峻的外孙女。她曾经担任过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副所长，他很有意识地收集了一些长辈的口述资料和雷家、高家的家谱。尽管他对茶庄的事情了解得不全面，但我和她的多次交谈，解开了我很多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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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历史商号：雷永丰号简介
清末，云南普洱茶界谁最有名？不是同庆号，不是易武的车家、李家、黄家，也不是倚邦的元昌号。那时最有名的茶界名人主要是三个人：茶帮代表雷逢春（字朗然）、茶行代表周肇京、云南唯一的茶局宝森号李家。当然，乾利贞的大东家袁家五公子是特科状元，在京城和浙江做着省级官员，也大大的有名。不过这里，我们只说茶帮代表石屏商人雷逢春。
在滇南的红河州，有一个小城叫石屏。石屏在清代的云南有着特殊的地理地位。石屏以北，汉族居民较多，石屏往西、往南，就进入了所谓夷人（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因此，石屏的汉人既是开垦的先锋，又可以把石屏作为后方的基地，储运和支援。乾隆30年（1765年）前后，境外部族进攻版纳，六大茶山易武一带的少数民族居民大量逃入老挝。这样，地荒了，茶没人采了，贡茶自然也就无法完成。为此，当地官员特地跑到石屏去招商，允许他们进入茶山采茶、种茶、制茶，茶叶制好后，还需要运出去销售。这为石屏的汉人开启了致富之门。
雷逢春应该是1854（或1853）年出生的。他的祖上是湖广县太史巷雷家湾人，明永乐年间入滇。据说，年轻时雷逢春就和他的堂兄雷应春等一起去茶山讨生活。据传说，创业时，他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打工、放牛、挑茶样样都干，省吃俭用，善动脑筋，渐渐地积累起一点财产。很快，他开设了自己的茶庄，专办茶叶生产、运输。那时，云南的交通不便，盗匪横行，运输和百货行业是一些风险相当大的产业，产地和销售地的物价差必须加上马帮、盗匪损失（类似于今天的保险提留）等项目。因此，如果每批商品都能运到并销售出去，利润就相当可观。所以，做商业发家很快，危险也相当大。
至今，无法考证雷逢春发家的细节，只知道雷逢春的企业名称很多，比如泰丰祥，后来更多的是用永丰或雷永丰来称呼。雷家进茶山也不是雷永丰和雷应春两人，比雷逢春高两辈的的雷甘霖、雷龙泉和雷逢春堂哥雷应春、堂侄雷银藻等，都葬在茶山上。这样推断，雷家应该是在杜文秀起义前后，几辈人一起涌入茶山的。
当时的茶帮各号并不自己运茶，所有茶货都雇请马户承运。雷永丰的茶大多以猛海出产的坝子茶和倚邦茶为原料，虽然原料质量一般，但产量很大。他创制了很多的牌号（相当于今天的商标），如雷永丰、雷朗号、新春老号、双印雷朗号、广发祥、春华祥等，这些牌号的老茶我至今没有见过，但在各种文件上，永丰茶庄或雷永丰却是如雷贯耳，大名鼎鼎，雷永丰的茶销到了四川、贵州、湖北、北京等地。
1911年，思茅成立商会，商会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茶商，大多是石屏人；另一部分是百货商人，既有石屏人又有思茅、普洱人。因此，石屏茶商在思茅商会占主导地位，他们选举雷逢春为商会会长。由于茶帮在昆明的文庙东巷购买了仓库、住房，他们在这里处理茶叶省内批发、出省销售和联络省市官员的工作。因此，雷逢春并不常在思茅，他在昆明的联系地址就直接写“昆明文庙茶帮”。
1916年,雷永丰在他的每一饼茶的内飞和大票上加印了“鹤王”商标，防止假冒。
在普洱茶历史上雷永丰还有另一个创举，那就是将七子圆茶增加一饼，生产每筒八饼的八子圆茶。因为价格不变，八子圆茶每筒的重量增加，一时为雷永丰增加了不少订单。
雷逢春生有三子二女，其中大儿子雷恩溥、二女儿（男女混排为老三）雷恩宽尤其值得一提。
1903年，雷恩溥考取云南最后一届举人，随后派任酆都县令、永宁县令。卸任后，他回到昆明，在协助经营自家的永丰号茶庄的同时，担任云南商务总会公断处长、副会长等职务。因为自家在衙门有人，（商务总会类似于衙门，具有很大的商务仲裁、商务判决的权利）所以雷永丰特别愿意打官司。比如，1912年，雷永丰联合周同春、宋信和、袁乾利、刘恒和、宋庆丰、许福兴、马瑞丰、张裕丰等向新成立的民国政府要求减税；1917年，因雷恩溥的堂弟雷世琪和他的儿子雷震宇欠债不还，雷恩溥将他们告到个旧商会，要雷震宇将自家的锡矿交与雷永丰，每年收益的70%用于归还欠债，30%用于雷震宇与其母的生活费。
1917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雷永丰号大公子雷恩溥任云南总商会公断处处长，主管商务纠纷裁决和文件的起草。这一年他们起草了一个文件，要求各茶商卖茶时必须在大票或外包装笋壳上标明产地，景谷、贵州等地的茶不能写普洱茶或正山字样。这引起了猪街（在现元江县，茶来自现红河县）茶商的不满。猪街茶商同源祥、恒和昌、德泰祥等联名告状，认为雷恩溥处事不公，违反约法。至于内飞、笋面，他们认为是商标的一种，不需要商会来定标准。他们的猪街茶从来都只写茗山特产，未写普洱正山特产，自然不算假冒。现在非要让他们写猪街茶字样，这是破坏他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海外和国内市场。他们还说普洱不产茶，很多人却在普洱、思茅用坝子茶生产普洱茶，暗指雷永丰有用猛海的坝子茶冒充普洱正山茶的嫌疑。雷恩溥看到这个状子，立即写了一封辞职信，想表示自己清白。商会正副会长极力挽留，认为同源祥、恒和昌、德泰祥等公然反抗、侮辱商会的官员和整个商会，是一种丧心病狂的表现。商会将开会公开支持雷恩溥，训斥这些茶庄的小人行经，维持商会尊严。虽说商务总会方面对雷恩溥有偏袒，但也不是像《思茅地区商业志》所说，“对‘雷永丰’所作所为，茶商仅在背后私语，不敢公开抗议。”
这个案子对我们理解普洱茶的演变意义重大，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什么是茗山茶，什么是正山茶，什么是坝子茶。坝子茶是可以当作攸乐山的普洱茶卖的。而猪街茶只是在民国以后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当普洱茶卖。
由于雷恩溥在总商会做官，永丰号很愿意通过诉讼渠道解决问题。1920年，雷永丰联合思茅、普洱、墨江、元江等地茶商乾利贞、宋寅号、恒和元等告地方盗匪不断，茶货多次被抢，赶马人被打伤，要求政府出面剿匪，对过往商队尤其是茶商派兵保护；1921年，雷永丰告赶马人（也就是马锅头）张正安、张泰安兄弟提茶不运，欠债不还；同年他们又因同丰号倒闭，在清理三角债时要求同为茶商的杨复聚号应将其拖欠同丰号的房租中拿出一部分，抵还同丰欠雷永丰的欠款等等。从积极的意义上看，雷永丰很会利用法律的武器，从另一个角度，永丰号却有滥用诉权的嫌疑。
民国十年前后，思茅只剩下12家大茶号，他们是：大吉祥、联茂号、雷裕兴、德兴恒、雷永丰、恒丰号、恒和元、瑞丰号、同信公、福源祥、瑞丰祥、福寿号。这其中，雷永丰的掌舵人此时是雷沛周；大吉祥号，雷沛周的妹夫高峻是合伙人；雷裕兴号，很可能是雷沛周的堂侄雷以宽负责。至于雷家其他的亲属，被称为茶帮后人的还有：雷近之、雷润生、雷仰高。
我们再说雷逢春的二女儿雷恩宽。雷家是思茅的大户，大户人家就要雇佣很多伙计或长工。那年头，学徒的地位很低，但当上伙计就很容易有出头的机会了。1904年，有个石屏小伙叫高峻的，祖上应该也是商人出身，为了学习经商，他只身来到雷家，从学徒做起，随后升为伙计，雷家看他聪明肯干，就将二女儿雷恩宽许配给他。高峻不满足于长期在岳父门下打工，他用妻子的嫁妆和首饰作资本，开始经营百货、土杂，先与别人合办大吉祥茶庄，随后开办了自己的商号“大有庆”。经过几年的经营，大有庆的业务突飞猛进，1930年前后，他们在思茅南正街购买了思茅最好的房子做商号，制茶作坊也在其中。
同时，大有庆在下关等地还开有堆栈（相当于现在的仓库）为自己和别人的茶庄提供货物存储。1950年，这些堆店转租给了下关茶厂。
在开始创业的时候，雷恩宽就以自家做手工的一点点辛苦钱补贴丈夫，即使自家茶庄做得很大的时候，雷恩宽仍然每天和茶工一起参加捡茶女工的捡茶。
高家的儿辈都在国外留过学、孙辈也很成器，高峻的女儿留学日本时与同学、远房表哥、左联诗人雷溅波相恋，这一支又转姓了雷。“小姐与伙计”的故事终于修成正果。只是，他们的后人没有人经营茶叶，雷、高两家的茶庄传统已经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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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历史商号：雷永丰号深挖细节
为了找到永丰、雷永丰或者鹤王商标茶，我多次向香港、台湾以及国内藏家打听，大家都说没有见过。只有廖义荣，两次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他喝过雷永丰号的茶，并且还拍了照片，会发给我看，可我一直没有见到这个他许诺叫我开开眼界的东西。
采访中还发现，雷家在当时是一个社交圈子相当广的大家族，以雷沛周（恩溥）为例，他是云南1903年（癸卯科）举人，同科中举的有：周钟岳、闵道、舒嘉猷、周荃等人，这些人中，有些如闵道、舒嘉猷第二年就中了进士，当了官，有些如周钟岳在云南政治生活中影响巨大。雷沛周作了县令，当了总商会副会长，有官员的身份，有学者的底蕴，往来唱和以及收藏都相当丰富。可惜，运回思茅后，这么多年的运动，都不见了。我只在袁嘉谷文集中找到一份挽联，是袁嘉谷写给雷沛周夫人的：
挽雷大令之夫人
人生世上，谁不称鸡鸣戒旦乎，
旦复旦兮，真贤媛也；
妻死夫前，或有谓鸳帷全福者，
福则福矣，如老友何。
大有庆高家大儿子高仁夫留学日本时即参加学生运动，后到驻朝鲜总领事馆工作。三十年代筹备云南地方自治委员会，被龙云任命为少将司令、县长等，后担任思茅师范学校校长，高家与猛海茶商、学者、政客李拂一的深厚友谊似乎经过他得到加强。
大有庆高家三子高杰夫是艾思奇同班同学，也曾去东北、朝鲜旅游，抗战前在日本留学。
大有庆高家的女婿雷溅波，是左联的诗人，在上海左翼作家圈子和云南文艺界中相当活跃。
雷沛周的长子雷亘庵，曾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解放后，以在文庙街口摆摊刻字维持生计。
雷波女士还给我看了一个她表哥手画的二三十年代思茅城区茶庄图，图中，瑞丰号是段宝璜、马子舆经营，他们家在三四十年代就经营老普洱茶（潮水茶）；鼎春利茶庄创建于20世纪30年代；洪盛祥茶庄应为洪记茶庄；至于石屏人杨三，很可能是同庆号的亲家，他家在石屏的住处为观音巷20号。
虽然还有很多东西我无法复原，但通过多年的寻找，我大体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雷永丰，也大体理清了当年茶叶经营的模式。
同时，云南还有很多像雷永丰一样在当年红红火火的企业，有些比雷永丰规模还大，比如玉溪商号兴顺和马将军、鹤庆福春恒的蒋将军、钱王王炽的同庆丰（天顺祥）、袁状元家的乾利贞、下关的的复顺和……这些滇商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劳以及各种机遇，创建了一个完整的、活跃的、联系内地与缅甸的巨大的商业网络，他们完全可以和徽商、晋商、胡雪岩一较高下。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却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我们有义务，恢复、还原他们的光辉历史，在历史的网格上重新填写滇商这个厚重的名字。
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