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利贞宋聘号秘吏(上)

乾利贞宋聘号秘吏(上)
        文/杨凯
  乾利贞号和宋聘号是有一百六十年历史的茶庄,一百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但具体到人的生命,具体到茶的断代,它却长得足以抹去记忆,摧毁生命。尤其是经历过几次改朝换代和破旧立新之后。好在我们还有文字,我必须从淹没在瀚海中的文字里仔细梳理,再用梳理出来的流光片羽与相关当事人后代的回忆相认证,还原一段普洱茶辉煌的岁月。

  乾利贞号的创立

  云南之有茶庄,或者说,茶庄之有名号,历史并不是很久远。据碑帖考证,早期的茶叶经营者,多是以户为单位,每户大约有十家人。茶叶经营户是否有牌号,目前还不清楚。大约在嘉庆四年(1799)年,庆昌号在倚邦成立,这也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云南最早的茶号。宋聘号和乾利贞号的创立,据易武的高发倡老师考证,均始于清同治年间,其中,乾利贞为1865年以前,宋聘号为1868年以前,两庄创立地点均为倚邦。那时,杜文秀的起义已经震动了全滇,建水的马如龙的军队更是威胁着离它很近的石屏。石屏人开始携带细软大量逃荒,逃荒的地点最安全和便利的就是半是汉人管理,半是傣族统治的六大茶山地区。

  那时倚邦是六大茶山的政治、经济、储运中心,倚邦的管理者曹土司为了增加收入,也开始大量从石屏州招徕汉人,来倚邦经营茶叶和发展生产。石屏的几位宋姓人家就在倚邦开设了宋寅号、宋聘号两大茶庄,江西人赵开乾开设了乾利贞茶庄。此时,由于战乱和交通的梗阻,几个茶庄的生意不会很好。

  也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个即将与这几大茶庄建立联系的人袁德洋则在父亲的带领下,到思茅边上的六顺开荒种地。

  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袁德洋回到了石屏,几大茶庄也开始将总号从倚邦迁出或在思茅、石屏、昆明等地开设分号。业务的扩大,资金和人手的需要,使云南的各茶庄之间发生了一些整合,新的股东加入,老的股东有的继续经营,有的告老还乡,各茶庄之间的股权关系由于文献的缺失,我无法理清。

  袁家介入乾利贞

  乾利贞号的管理层比较清晰起来,开始于清末。笔者在文献中看到,宣统年间,乾利贞昆明、石屏的负责人是袁德洋的三儿子袁嘉猷。袁嘉猷是经济特科第一名(也是钦点,等同于状元)袁嘉谷的哥哥,他字乾三,号允升,幼读诗书,善书法,喜书画,曾被推举为孝廉,考取附贡,拥有中书科中书头衔(清代将中书舍人的舍人二字去掉,由几品官充任一时无法考证),专为朝廷撰写公文。在母亲徐太夫人的安排下,他和四弟袁嘉言一起停止了学业,专门经商,支持家用,也支持三个弟弟继续读书,追求功名。

  1906年,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成立,袁嘉猷当选特别会董第一名,在商界有很高的发言权。在商会开会时,大家往往以商号代名,称呼他为袁乾利。袁嘉猷一直领导乾利贞和云南的茶业到辛亥革命时期。原因我们后面再说。

  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的一份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乾利贞号思茅的负责人则是富鸿文,他们经营的项目是“专办花茶实业”,也就是说,当时思茅乾利贞的业务主要是棉花和茶叶。

  从民国二年(1913)的一个文件中我们看到,乾利贞石屏分号的经理是袁嘉谷的弟弟袁嘉碧(字谦六),此时他也是乾利贞总号的经理。而他们的业务则是省货、广货、茶叶、棉花,这其实相当于今天的百货和茶叶。

  按照一些回忆录的记载,乾利贞或宋聘号的股东稍晚的还有钱正利、刘子辉等。

  图是民国六年也就是1917年的一个文件,文件中写到:“茶号在滇创办乾翻贞及宋聘号普洱正山茶业,垂六十年。乾利贞以平安如意商标为记,宋聘号以本印内票为记,设总号于蒙自瓦货街,分号于省城文庙街茶帮、个旧天君阁、易武茶山、思茅南门外大街、石屏太电巷等处。”

  公文不打诳语,因此,文中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从1917年倒推六十年,应该是1857年,也就是说,乾利贞号和宋聘号创立于1860年代是可以在这里得到印证的。文中列举了多处乾利贞分号,但元江分号以一个等字代替,说明当时元江出产的猪街茶是否可作为普洱茶销售,地位还不明确,因此写呈文的时候有意回避了。

  文中还提到乾利贞的商标为“平安如意”,宋聘的商标为“本印内票”,这两个商标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商标有什么差异呢?下面我们给出1917年宋聘号和乾利贞号圆茶每筒商标和每支的大票。

  宋聘号每筒商标为直方形,蓝色,题头为:“宋聘号记”,下面的文字是:“本铺在(云南)易武山开张,拣提细嫩茶叶,加重尖芽,精工揉造(阳春白尖)发行,贵客光顾,清认内票为记,庶不致误。”宋聘号每圆内有一个商标,长方形,红色,由于木版使用时间过长,模糊不清,这里就不详细向大家展示了。

  乾利贞号的平安如意商标,与我们现在看到的乾利贞宋聘号商标有些相似,但印刷则粗糙得多。宝瓶上写:“货真价实”、“陽春”(不是春尖)、“乾利贞”(没有宋骋号三字),货箱上是:“本号在云南普洱易武山哥张,拣提细嫩茶叶揉(或探)造。贵客赐顾,清认平安如意图为记。”“为记”后面还有两个字,不知是否为边框框起来的“生财”二字。

  至于乾利贞号的大票,由于木版磨损严重,只能断断续续地认出一些字,似乎是说:本号在云南思茅南门外大街开设,拣提什么样的茶揉制乾利贞号,哪里发行,哪里分销;拣提什么样和哪座山的茶揉造宋聘号。现有造假的,请贵客认招牌为记。下边的黑色印章则是袁嘉碧执掌乾利贞以后加盖的,仅能分辨“……之徒,假冒本号招牌,经由商会重罚,特加新图章与老招牌老内票为据,责客注意。袁谦六识”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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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对比,我们可以看看现存的乾利贞宋聘号商标。

  抗战前后,宋寅号、宋聘号、乾利贞号等老牌子,又有较深文化、家族底蕴的七子饼茶是香港最贵的普洱茶,一般卖港币50元~筒,同庆号、同兴号其次,四十元上下,至于敬昌等号,当时属于一般品牌,每筒仅售25元到30元。新加坡、南洋各地对普洱茶的价格定位亦如是。

  1950年以后,乾利贞各分号相继停业,港台、南洋对乾利贞号普洱茶的需求带动了另一个产业,那就是仿造。仿造乾利贞号产品的有几种情况,一、用一个新的茶庄号牌生产,如:福华宋聘号、广悦来宋聘号、家传宋聘号等。另一种情况则是直接仿制,不作说明,靠买家自己的本事来鉴别,比如:泰国宋聘,火烧云宋聘等。笔者曾喝过几款仿制宋聘,尽管是仿品,但毕竟有几十年的陈期,经过岁月的酿制,滋味、口感都很出色。

  民国时期的茶业

  为了更好地了解乾利贞在云南茶叶界的地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清末到民国初年云南茶业的演变。

  从历史上看,云南的茶叶主产地一直是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其他地区尽管也有茶叶出产,但产量都有限。而西双版纳又由于其进入内地的要道是普洱山,云南人就以山为名,称所有产自版纳六大茶山的茶为普洱茶。乾隆五十年以后,由于西双版纳各茶山的土著居民逃避与缅甸的战争,大量逃亡,西双版纳的大土司同意易武茶山的小土司去石屏招募茶农,进山垦殖,完成贡赋。此后,大量的石屏人进入倚邦、易武茶山,他们或垦殖,或贸易,集同乡集体之力,有福不一定同享,但有难却可以相互扶持。很快,石屏人就变成了云南茶叶生产运输的主力。为此,他们在昆明成立茶帮,先是在龙井街买下一院房子,但由于面积不够,于光绪十七年又集资在文庙街买下一院房产,作为茶帮总部(相当于现在的写字楼,不搞零售),茶帮成员都以此为根据地,经营自己的业务。茶帮最高管理者为管事(后改为理事、监事),袁嘉猷、袁嘉碧都曾长期担任管事或理事。

  那时的茶帮主要经营出口越南、泰国、香港、南洋的外销七子圆茶(我看到的七子饼的叫法,最早出现在1940年,都是比较随便的场合。正式场合和茶叶包装上都印七子圆茶),运往叙府(今宜宾)、武汉、北京等地的内销七子圆茶、五子圆茶,省会销售的散茶、四喜方砖等产品。茶帮的很多提议,茶帮与政府的沟通很多时候是要由茶帮管事认可的,袁家作为乾利贞号的大股东和茶帮管事,其发展优势自不待言。

  光绪年间,云南很多地方开始引种茶叶,其中,离石屏最近的猪街、羊街(当时归元江县管辖,现属红河县)行动最早。茶帮人又集体在猪羊街创业,将这里的茶以茗山茶(与六大茶山的正山茶、勐海的坝子茶相对应)的名义大量出口香港、南洋。民国二年,乾利贞号的富鸿谟还担任了元江商会的会长。

  民国十二年以后,虽然南洋仍然大量需要乾利贞和茶帮的普洱茶,但由于滇西帮和沱茶的崛起,内销四子沱茶、五子沱茶、边销牛心紧茶渐渐为滇西帮所掌控,茶帮的地位有所下滑,袁嘉碧也购买了一些锡业公司、电灯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股票、房产,分散投资,分担风险。

责编: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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