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茶产业的迅猛发展，需要我们用全新的视野来关照云南的民族文化，挖掘、整理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我们民族文化的新元素，为云茶产业（包括正在兴盛的普洱茶产业）注入新的生机。”
深邃的思想，从李会长平易、质朴的讲述中，如月光下甘甜的山泉，沿着历史的长河流向现实。
对“易武”的重新诠释，有利于丰富普洱茶的文化文化内涵。
记者：您对“易武”的重新诠释让人耳目一新，请问：您的依据是什么？
李会长：有人说易武在傣语中的意思，是“美女蛇居住之地”，其物质依据是：易武有个“花蛇洞”的地名。这是近几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解释。如果只从这个角度思考，“易武”就只有傣族文化的内涵。
实际上，易武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呈现，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易武”进行重新诠释：“易”是“易经”的“易”，“武”是“武庙”的“武”。易武的得名与汉人大量进入种茶制茶有关，易武不仅体现了傣族文化，而且体现了更为博大精深的道家、儒家、佛家的文化。
清雍正七年（公元１７２９年）“改土归流”后，六大茶山茶叶兴旺，古宗（藏族）巨商“骑马千百”去“赶茶山”，但他们还不是六大茶山的常客。入山作茶者，主要是石屏、思普、大理、楚雄等地的商人。清乾隆年间，易武茶山崛起，茶业日趋兴旺，清廷贡茶除在倚邦采办外，又让易武采尚好茶叶作贡。汉人大量进入，为易武留下了大量的物质文化遣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汉人在易武建得最多的是“武庙”（为纪念“武圣关公”而建的庙，又叫关帝庙）。易武街、麻黑、曼秀、易比、漫撒、弯弓、曼腊、曼乃，村村有关帝庙，这在傣族地区是极为罕见的。茶人茶商信奉“武圣”的忠、义、仁、勇的高尚品格，把他作为自己立身、立德、立言的准则，并希望统治他们的官吏们能像关公那样上不愧天、下不怍民。在易武的“武圣庙”里，主殿塑的都是关公，侧大殿里塑的才是孔明和观音。“武圣庙”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集中代表。所以，将“易武”的“武”解释为“武圣”、“武庙”之“武”，是有物质依据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为了敬奉“武圣”，有庙的村寨一年要办两次庙会，办庙会当然要念经，“易经”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庙会”，易武还有“天君会”、“文会”、“花灯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讲忠、义、仁、善。所以，将“易武”的“易”理解为“易经”之“易”，也是有物质基础的。
“易武”文化之所以不是单纯的傣族文化，其原因是：易武是六大茶山一带地主经济出现最早的地方，与倚邦相比，易武的土司势力要弱一些，易武土司制度的衰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历史上“普洱茶品牌”的出现提供了社会现实基础和“茶文化”的内涵。
以“易武”为一个代表来研究云南的民族文化与茶文化，其目的是希望人们在挖掘、整理传统文化时，要有创新思维。文化的创新是打造云茶品牌心不可少的“功课”。
记者：您为什么说历史上云南就有闻名全国的“普洱茶品牌”？
李会长：普洱茶名重天下，贡茶就是闻名全国的国优产品、普洱茶“知名品牌”。清朝康熙年间，各地进贡之茶多达１３９００斤，六大茶山仅以普洱茶作贡，是众多贡茶之乡中的一个。
我这里想讲的是“盛世兴茶”的道理，“知名品牌”也是“盛世”的产物。为什么这样说？
清朝的“康乾盛世”，由于社会稳定，加上“改土归流”的“体制改革”，以及由“桷茶制”的垄断经营向“茶引制”的凭证经营的转变（可以叫“茶产业政策调整”吧），从政治上、体制上、政策上为茶产业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近年来茶产业的兴盛，也同样是在社会稳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及茶产业政策有力推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盛世到来，茶产业必定会兴旺，茶文化必定会繁荣，这是一种历史趋势，我们的茶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普洱茶产业特别火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所关注的是云茶品牌的打造问题。
我们曾成功打造了“普洱贡茶”品牌，还有滇红品牌、滇绿品牌，可现在的情况怎样？大家可以观察和思考。
品牌属于文化的范畴，品牌不是人为炒作出来的，而是靠丰富的文化积淀、强大的实力打造出来的，特别是大品牌更是如此。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打造出云茶的“大品牌”？
李会长：云茶品牌要打民族文化品牌。现在茶文化的炒作比较肤浅。茶博会、茶艺表演等茶事活动，本质上属于形式上的茶文化“活动”。我们的“研究”显得不够，如：茶的生产方式、品饮方式的研究不够，特别是茶的特色文化研究不够，市场上有关茶文化（特别是普洱茶文化）的垃圾出版物较多，重复的东西太多。还有科技创新的问题，没有科技创新，云茶不可能持续发展，没有科技创新，云茶（包括普洱茶）也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还有组织管理的问题，要避免政出多门。
研究历史文化，是为了打造云茶品牌；研究民族文化，也是为了打造云茶品牌；强调科技创新和组织管理，也是为了打造云茶品牌。从民族茶文化研究的角度讲，“民族文化”的专题性研究，并使研究成果为云茶品牌和云茶产业服务，这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