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后，重新登上普洱茶文化论坛，何健先生一袭麻衣、一头华发、一副谦恭。他说，“这里有好山、好水、好人，茶也好便宜”，引得台下一阵笑声。
初识何健，是在微信公号“一条”里的“叶放问茶”，先生小壶泡茶的姿态俨然入化境。他1985年拿到台湾“中华茶艺奖”首奖，随即在台北永康街一角创立“冶堂”工作室，人生便泡进了壶与茶里。
5月，滇南绿城普洱叠翠积玉，街头凤凰花吐露芬芳。在“两岸四地茶文化论坛”上，鲁云邂逅何健先生。递过名片，先生随和地跟我到一旁会客室茶叙，里面人声嘈杂烟雾弥漫，我们索性移步到一旁的楼梯间，坐在台阶上交流。不时给来回走动的人腾地方，何先生总是礼貌致歉。不过，我还没来得及读完他的论文，说了一阵子空泛话，他表示可读完再谈。
1979年，何先生用三分之一的月薪八百台币买了一片“红印”，喝后“感觉像被骗了”。但普洱茶毕竟是历史名茶，他就到香港探访——摆满丝绸、瓷器和中药的“国货公司”货架上，有船货公司的普洱茶。因为老茶保存不善或入仓的缘故，大多都有一股子霉味，但也有温醇内敛的上品。1987年两岸开放交流，他第二年就到大陆访茶。1993年，云南思茅地区举办第一届茶文化节，他来了；第二年昆明的茶文化研讨会，他又来了。他和一干台湾人，深入易武等云南茶山问茶，那时的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普洱茶复兴肇始，有他们的大功勋。
不过1995年后，何健再没有踏进云南茶山一步。一则是他预感到普洱茶即将炒热，自动抽身而退；二则他退居“冶堂”，要去茶文化里“扎根”。
何先生是这样的人。当年他辞去银行业的工作，转而投身茶界已让人不解。之后为了研究宜兴紫砂壶，他竟然卖房换了几把清代的壶，之后谈起来笑称是“愉快的败家经历”，至今不置房产。他过手的壶，如今许多价值千万，而他的“冶堂”里，并无名贵物什。“冶堂”以茶会友，来去自在，成为许多过路文化人随心的所在。先生二十年得一“冶”字，沉潜之后，就像一把适手的老器，和光同尘，得大自在。
鲁云问他：“茶是阴柔之物，浸淫太久，会否让人木讷消沉？”先生作答：“茶让人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茶让人看清物我关系，动也能更好地动。”
鲁云问他：“云南青花瓷器胎体不够晶莹剔透，做工又拙，美感何在？”他答：“云南青花是日用之美，你可以舒服地平视，没有仰视惊叹的距离感。”
和先生交流，其圆融通透让人折服。他告诉鲁云，少些“大哉问”，多从具体而微入手；批评也得讲究站位的角度，不能逆势而为。在从景迈山去景洪的路上，鲁云与先生并坐而谈，不知不觉中竟错过了在南糯山下车。
二十多年“冷处理”普洱茶，先生将之称为“有条件获利者的责任”。而此次论坛上，他直陈两个担心：一是目前茶道领域“东洋风”渐盛，许多人打着“茶文化回归”的幌子，高价开班授课，行销奢侈器物；二是作为中华茶叶主流的绿茶文化式微，世味过于追求浓烈的香气、滋味，而轻视更显天地山川清幽淡远之气的绿茶。
何健先生并不认为日本的美学理念与我合流。他解释，相较之下日本的美学是震撼的、屏息的、叹为观止而具有强制性的；而中国的美学是悠游自在的、是绕梁三日回味无穷的。茶界对中国美学认知上的不足，带来消费和文化上的偏差。而“世味即是人心”，“重口味”折射的社会功利心态，恰恰需要绿茶的导引、润泽。
五月，正是何先生在台湾制茶最忙碌的日子。他不辞鞍马劳顿再来云南，不是为了抛头露面凑个热闹。正如他在论文中阐明的：因缘际会造就了大中华与他国结合的试验样本，如台湾、香港和澳门，正如龙生九子，如今当以反哺之心将其养分回馈于母体。作为茶人尽一己之力，“哪怕有一个人听进我的话，就没白来”--“传灯”之心，一至于此！
